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文本学意义理论的现象学证成

胡塞尔现象学语境中的张一兵文本学

                      张 琳

内容摘要:张一兵教授的文本学以对主体向度的全方位贯彻为其特质。基于意向性分析的现象学为文本学的这一理论特质提供了哲学上的有力证成,并使文本学在有别于传统主客二分的现象学语境中呈现出自身的客观主义立场。然而,胡塞尔现象学中封闭于意识自我之内的现代主体性最终并未能完成精神科学真理观的重建,基于马克思主义而回到历史主义的客观主义的文本学或许为这一形而上学使命提供出新的理论前景。胡塞尔现象学为理解和标定张一兵文本学及其哲学立场提供了一个可兹进一步深入对话和探讨的哲学语境。
关键词:张一兵;文本学;意义;现象学;客观主义
“文本学” 是张一兵教授在其初版于1999年的名作《回到马克思》中正式提出的一种文本解释学,因其强调在回到文本、回到客体向度的过程中每个解读者在主体向度上的平等性与合法性,从而在国内马哲经典原著研究领域摆脱苏东意识形态教条,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张一兵的文本学并未止步于此。在此后近20年的理论演化中,文本学对文本解读过程中的主体向度做出了从读者视位到作者视位的全方位贯彻,并最终否认了文本意义的可还原性,将文本解读的结果甚至目标视为解读者对意义的生产与创造。文本学的这一主张遭到了国内学界一定程度的拒绝与质疑,有学者甚至在哲学立场上将文本学视为从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倒退。  
以凸显主体向度为核心的文本学,在哲学上的合法性依据何在?文本学对文本意义的在场性及其可还原性的否认是否必然消解文本意义的客观性,并最终导致向笛卡尔式主观主义立场的退却?本文将以张一兵文本学对文本意义与读者意义的区分、对意义的缺席与在场的描述以及对客观性之为超越性与敞开性的阐发为线索,在胡塞尔现象学的语境中完成对文本学在意义的存在样态以及意义的客观性等重要问题上的哲学证成,并最终表明文本学在哲学立场上是超越于笛卡尔式的主观主义与机械还原论的客观主义之上的,是回到历史主义的客观主义。

一、文本学:文本意义的缺席与读者意义的在场

张一兵的文本学大体是以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而非“存在者”来理解意义概念的,因此其在哲学特质上与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最为接近,可以说,张一兵本人对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解释学情境的显示》(那托普报告)、《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两份文献的深度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文本学在上述问题上的存在论—解释学证成。  不过,在笔者看来,不妨将这一哲学谱系进一步上溯至胡塞尔现象学。我们将会发现,基于意向性分析的胡塞尔现象学,为文本学对主体向度的贯彻提供了意识哲学领域抗拒和消解主客分立、主客相符的自然科学知识论范式最为彻底和精微的哲学证成。
在张一兵的文本学中,意义不是空间性的存在者,而是时间性的存在,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重在场 。意义的在场性只能由主体所赋予,脱离了作者的文本所能提供的意义始终处于沉寂的缺席状态,唯有倚重读者的主体性参与方能重获意义的在场性(即意义的生命和效力),方能促成读者对文本真实有效的理解与对话。因此,文本解读本质上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激活与重构。“我们的任何一次研究,任何一次认识,都不过是我们基于既有的一些学术立足点和学术记忆而激活起来并且在当下发生的认识活动过程”,具有“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和建构性本质” 此外,文本学明确区分了读者所获取的意义(意义B)和文本的意义(意义A),并且认为两种意义之间始终不可能完全重叠与同一。  在张一兵看来,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沉淀在文本中的意义A始终处于不在场的缺席状态,读者所获取的真实在场的意义B其实是读者基于自己的支援背景和实际生活所实现的对“已经死去的”文本意义的激活,是当下重构与重新在场的意义。由此,意义B是带有读者主体色彩的意义,  并非完全源之于文本,亦无法全然归之于文本。意义B与意义A在内容上不可能完全同一,而且不仅如此,每一个读者的解读、甚至同一个读者的每一次解读(意义B1、B2、B3……)也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同一性。 
如何理解文本意义的缺席?文本意义的激活过程中读者的介入方式是什么?缺席与激活背后的机理是什么?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对此给出了细致有力的现象学描述,在意识哲学层面上进一步支撑了文本学对这一问题的上述判断和理解。
    胡塞尔现象学以从意识行为的角度探讨意义问题为其理论特质。类比于康德的“直观无思维则盲,思维无直观则空”,在胡塞尔那里,意向性行为包含意向(Intention)和充实(Erfüllung)两个环节,正如吴增定教授的提示:“意向把握意义但无直观,充实使对象直观显现但却不拥有意义。”  意向赋予对象以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意义从对象那里获得充实与实现的过程。然而“纯粹符号的行为是‘空乏的’意向” ,因其指向缺席的事物而成为缺乏感觉材料的无直观的意义,唯有借助于符号解读者的直观与感知方能获得充实与实现,  方才充分实现符号行为的认识和理解功能,方才获得具备明见性也即真理性的意义。  胡塞尔强调:“弄清楚”一个思想,这首先意味着,为这个思想的内容提供合乎认识的充盈。一个符号表象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当然,倘若我们所要求是那种可以达到明见的明晰性,即由‘实事本身’显示给我们并因此而使其可能性和真理性得以认识的那种明晰性,那么我们便要依据在我们的直观行为意义上的那种直观。”  
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进一步指出,从作者到文本再到读者的这样一个思想表达与文本理解的过程中,由于“通过书写就发生了意义构成物之原初存在样式的改变”以及相应的“意义构成物之自明性的改变”,而“读者能够使它再变成自明的,能重新激活自明性” ,因此,作者对自身感觉材料的结晶与读者对自身感觉材料的调用都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意识环节。  胡塞尔由此还特意区分了“被动地理解表达”和“通过重新激活表达的意义而使表达变成自明的”。在他看来,不同于对意见性的东西的被动性接受和模糊性理解 ,对于思想的主动的、清晰的理解唯有通过重新激活文本的意义才能使文本成为自明的,才能达及文本的真理。  
基于胡塞尔的上述现象学描述,文本解读的基本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作者将意义表达为文本的过程中,是思想中的感觉材料沉淀并凝结为意义结晶体的过程。被沉淀和结晶在文本中的感觉材料,因存在形态的改变而无法赋予文本意义以自明性,从而使文本意义成为无直观的、无法达到自明性的意义,缺乏主体之实际生活色彩的“灰色的”意义,是有待进一步实现的不在场的意义。唯有借助读者提取、调用和激活自身的感觉材料方能为文本完成胡塞尔所说的意义充实与实现,从而重新赋予文本意义以自明性。由此看来,文本意义的缺席与激活背后,是意义之自明性丧失与恢复的过程,而说到底是意义之中的主体性感觉材料的丧失与恢复的过程。
概而言之,在胡塞尔的意义理论语境里,意义的缺席与激活皆源自于意义存在形态变化所导致的自明性的丧失与恢复。文本作为符号因缺乏直观而导致意义的缺席,文本解读者是以提供直观充实的方式介入到意义激活过程之中并将缺席的意义带回到在场状态。这也就从意识哲学层面上证成了张一兵文本学意义理论对主体向度的坚持与贯彻:主体向度是意义激活与在场中不可或缺的向度、无法剥离的向度,读者意义不是对文本意义的还原而是对文本意义的激活与再生产。
   
二、文本学:文本意义的客观性

张一兵的文本学否认文本意义的在场性,也否认读者意义同一于文本意义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因此而否认文本意义的客观性,更不是退回到笛卡尔式的主观主义。在笔者看来,张一兵在全面贯彻主体向度的同时而能够坚守客观主义的立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文本学对机械还原论“客观性”概念的扬弃。张一兵强调,对读者意义的超越与敞开,才是文本意义的客观性所在。 文本学从未否认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但这里所说的客观性已不再是机械还原论的客观主义所理解的排除了主体性因素的、凝固封闭的“既成性”和“一义性”,而是体现为无法被任何主体所同一和占有的超越性,以及迎候一切主体之不断充实与丰富的敞开性。  文本学对客观性的这一理解,在现象学的显象理论以及意义理论所提供的进路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呼应与证成。
胡塞尔现象学对机械还原论的突破之处正是其显象理论,藉由显象理论,现象学扬弃了还原主义的事物之客观性的概念。在现象学看来,自我不是站在万物显现过程对面的一个“物”,而是“事情本身”得以显现的“道路”。  事物作为显现的源头“是不可穷尽的宝库,永无止境地提供着令人惊奇的显露” 。对多侧面的立方体的知觉分析是现象学的一个经典分析,它意在阐明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洞见:客观事物通过种种显现被给予给不同时空中的不同主体,但事物本身超越于这些显现,甚至超越于这些显现之和。现象学所呈现的显象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意义领域,文本的意义藉由读者的解读而获得呈现,但是文本意义本身超越于这些作为单一“侧面”的呈现,甚至也超越于所有读者所呈现的所有“侧面”的总和。文本的意义作为“事物本身”以不在场的方式、以潜在的方式处于和读者的意义呈现(在场的意义)不同的存在论层级,注定是读者意义所无法涵盖和穷尽的,注定是无法还原为读者意义之呈现的。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体现在它的不可穷尽的超越性和敞开性之中。正是基于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的多样性呈现,文本意义的客观性方才得以葆真,文本意义的真理性方才得到更多的实现。在现象学看来,“一个事物的存在是与其真理相关的,随着它的各种展现被扩大,它肯定会享有更多真理。莎士比亚的名剧《仲夏夜之梦》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诠释和演出之后,获得的真理比以前更多” 。
其次,延续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胡塞尔关于意义之在场与充实的现象学进路对于把握文本学在意义客观性问题上的主张亦是有所助益。张一兵强调:“文本的原初语境本身留给后来文本阅读者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  文本意义作为不在场 的存在,是“摆脱了凝固性构架支配”的、“本身是多义的、有着多重复杂性” 的,其客观性就表现在,文本意义始终有待于主体的一次次具体实现,同时又始终超越于主体的一次次具体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文本学一方面拒斥包括苏东教科书体系在内的任何解读构架之下的解读结果(即读者意义)以“客观性”之名而垄断和独霸文本解释权,因为文本意义的超越性使得任何主体都无法用一己的观念或实践来一次性了结地全面统摄和同一文本的意义,无法一劳永逸地占有和锁死文本的意义。  “大写的绝对真理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文本学一再标明思想史研究中读者意义的有限性和主体性,无论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五种解读模式的方法论自觉 ,还是对“我的就是我的,不要硬说成是别人的”的主体性标定,都是以维护文本意义对不同时空、不同读者的敞开性为旨归。因为在张一兵看来,正是“通过承认自己观点的有限性、历史性而呈现出一种新的客观性……通过否定自我标榜而生成的新的客观性” ;也“正因为我们认识了相对性,认识了我们不据有绝对真理,我们才可能真的遭遇到真理” 。
概而言之,在张一兵的文本学看来,唯有基于对读者意义主体向度之合法性和有限性的充分自觉以及对文本意义的超越性和敞开性的充分维护,文本意义方才能够保持自身的客观性,方才有可能达及区别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真正属于精神科学领域的真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真理之严格性与科学性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的一义性真理。这里不妨引述一段海德格尔对多义性与歧义性的区分,藉此为精神科学的多义性正名。海德格尔称:“诗作是从一种模糊的两义性来而来说话的。但诗意的道说的这种多义性并不分解为不确定的歧义性。……这一诗意的道说的多义性并不是松懈的不准确,而是让存在着如其所是地存在的那个东西的严格。……特卡克尔的本质上多义的语言所具有的独特的严格性在一种更高意义上是如此明确,以至于与单纯地在科学上单义的概念的一切技术精确性相比较,它始终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三、文本学:回到历史主义的客观主义

胡塞尔现象学从意识行为角度所展现的意义过程及其在显象论题上的洞见,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主体性、客观性、真理等一系列知识论核心概念的理论生命力,进而也为居于精神科学之内核的坚持主体向度的意义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证成。在现象学的语境中,文本学对主体向度的直面与贯彻不再被理解为向主观主义的无原则倒退,而是将客观性从一元主体(大他者)的霸权挟持之下的缺席状态中解放出来,回置于多元主体的充实与激活中重新赢获在场性,从而在彻底告别绝对主义的死寂沉抑之后,重新回到承载和容纳着丰富可能性的客观主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张一兵文本学在胡塞尔现象学那里获得哲学证成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共享了其内在的局限与困境——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之困:以我思原则的绝对性来界定和把握的主体,作为意识自我,注定无法回到事情本身,注定无法在主体之内找到科学和真理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无法回到“事情本身”恰恰是“现代主体的真正命运”。  
在胡塞尔那里,尽管精神产物的持存与传承无可避免地将意义沉淀,尽管重新激活被沉淀意义的自明性离不开读者主体性的调用与充实,但胡塞尔对于读者的激活作用(例如想象、回忆性的联想等)始终心存戒备。他强调:“以获得真理和避免错误为目的的思维领域,理所当然地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防止联想的构成物自由起作用。”  然而,晚年的胡塞尔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的意向性构成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重新激活的可能性这样一个目标只能是相对地实现”,“对于真理的客观性的,绝对正确的认识,归根到底是一种无穷的理念。” 
张一兵教授对此也并不讳言。他曾借用胡塞尔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一方面肯定读者作为“道路”意向性地指向与显现性地“回到”,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另一方面又直言“回而不到”的解释学实情——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因为我所能回到的只能是有我参与建构的马克思、列宁、海德格尔的某个有限的、历史性的显现而非那个潜在的、缺席的“本身”。  在笔者看来,文本学所坚持认为的“回而不到”,一方面是对文本意义之客观性的敬畏与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对意识主体之局限性的自觉与自识,而归根结底是对形而上学问题持一种越出意识自我之外,最终走向实践自我的历史主义的客观主义立场。
从静态现象学走向发生现象学,将笛卡尔式“我思”的自我拓展到先验自我乃至拥有习惯和历史的人格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胡塞尔现象学应对现代主体性内在困境的积极探索。  其后继者海德格尔则是一方面将胡塞尔的充实概念从“理论的充实”推进至“实践的充实” ,借由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知识”的思想发展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路径以克服主体性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将胡塞尔全部的现象学努力视作注定走向终结的主体性形而上学 ,并新开出有别于早期“存在论”的“发生(ereignis)论”路径,力图藉此摆脱存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的魔咒而达至真理得以去蔽的澄明之境。
在这样的现象学—解释学语境中来反观张一兵的文本学思想演进,或许可以说,张一兵将“文本学”进一步标识为“思想构境论”,并且在以发生学为特质的“构境”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发生”(ereignis)概念之间建立起初步的理论链接 ,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文本学克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理论努力以及对精神科学领域克服自然科学知识论霸权的别样真理观的探求。然而,这一努力唯有从文本学、从思想构境论推进到历史构境论的层面方能呈现出更为完整的理论意图与哲学图景。 这是现象学论域所无力完成的,必须再一次地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论域。


Title:Zhang Yibing’s Textology in the Context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bstract:Zhang Yibing’s text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carring out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entirely, which is justified powerfully by phenomenology.Additionally, the textology presents its position of objectivism in the context of Phenomenolog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dechotomy of objectivism and subjectivism.Howerer, the modern subjectivity as Cogito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cannot accomplish the rebuilding of the truth of Human Science ultimately.Zhang Yibing’s textology, as a new type of objectivsm which is based on Marxism and back to Historism, may present a theorectical scene for this task of metaphysics.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fers a philosophical context to pomote deeper dialogues and discourse for understand and identify Zhang Yibing’s textology and its philosophical position. 
Key words:Zhang Yibing; textology; meaning; phenomenology;objectivism
作者简介:张琳,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助理。
  为了行文上的方便,本文将张一兵教授所提出的文本学及其后来的两个演化版本“后文本学”和“思想构境论”统称为“文本学”,指称张一兵的文本解释学思想。
  参见王金福:《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王金福:《“哲学创新”还是理论倒退?——再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载《东岳论坛》,2009年第10期。
  参见张一兵:《“何所向”:历史性解释的基始性——海德格尔“那托普报告”的构境论解读》,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张一兵:《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与马克思的实践意识论——兼答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当然,张一兵文本学的“构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而是与海氏的本有(ereignis)论之间存在呼应与对话关系,笔者将另外撰文讨论。
  张一兵指出:“我们在海德格尔打开的文本和诗境中,绝不只是得到远离我们生活的简单过去,而是在当下此在意蕴遭遇中被重新扯向未来的全新思想构境,这正是海德格尔与我的构境之思的一致之处。”参见张一兵:《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一卷走向存在之途),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序言,第5页。
  张一兵:《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一卷走向存在之途),序言,第2页。
  张一兵:《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3期。张一兵还提示意义A与意义B的边界是模糊的。在笔者看来,这种模糊性表明二者处于某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贯通状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本解读的过程也是读者与文本以及文本背后的作者思想交流的过程、交互影响的过程。强调单方面的绝对性和优先性,或导致文本对读者的强制同化,或导致读者对文本的粗暴肢解,都有失偏颇;用自我—他者的范畴来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同一他者、支配他者,视思想为权力手段。
  张一兵:《思想构镜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
  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
  吴增定:《意义与意向性——胡塞尔的意义学说演进》,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第93页。
  同上书,第116页。
  同上书,第31-32页。
  同上书,第67页。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附录,第455页。参见罗伯特•索克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高秉江 张建华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同上书,附录。
  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455页;罗伯特•索克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高秉江、张建华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455页。
  张一兵的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阿多诺研究,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正是对“同一性哲学”的消解和拒斥。参见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引言部分。此外,巴特的后现代阅读理论强调文本的复数性,反对文本的封闭性与同一性,亦是对文本学上述主张的一个理论支持。参见张一兵:《巴特论阅读——对阿尔都塞的一种理论“反打”》,载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3年。
  参见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在笔者看来,对客观性的理解,张一兵的立场与赵汀阳的立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识。赵汀阳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中将客观性理解为超越性之一种,超越即意味着“对于主观性来说,永远保持其无法克服的外在性(exteriority)的存在”,是超越于经验、意志和权力之外的,直白地说就是“主观性消化不了的”存在,“我们无法彻底认识也无法操纵和控制它”。(参见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1页。)
  李猛指出:“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就是‘回到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的这个“回到”(zu)。”参见李猛:《自我还是事情本身?——评吴增定<回到事情本身?:略述胡塞尔自我概念的演进>》,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特辑:《胡塞尔与意识现象学:胡塞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罗伯特•索克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高秉江 张建华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罗伯特•索克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高秉江 张建华译,第85页。
  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
  “不在场的在场者”意味着某种内在性的潜能,相关讨论参见张一兵:《黑暗中的本有:可以不在场的潜能——阿甘本的哲学隐形话语》,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
  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
  参见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
  张一兵:《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三期。
  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导言”,第2-12页。
  张一兵:《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
  张一兵、周嘉昕:《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载《理论探讨》,2013年第4期。
  参见海德格尔:《诗歌中的语言》(1953),载《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4页。
  李猛:《自我还是事情本身?——评吴增定<回到事情本身?:略述胡塞尔自我概念的演进>》;吴增定:《回到事情本身?:略述胡塞尔自我概念的演进》,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特辑:《胡塞尔与意识现象学:胡塞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456页。
  同上书,第456页,注释1。
  张一兵:《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
  参见吴增定:《回到事情本身?:略述胡塞尔自我概念的演进》。
  参见黑尔德:《世界现象学》,第75-76页。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孙周兴译,载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张一兵:《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3期。
  参见张一兵《再论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7期;《关联与境:狄尔泰的历史哲学》,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3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科学实践场与社会历史构境》,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关于构境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逻辑承袭》,载《哲学研究》,2009年11期;《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构境》,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僭越?》,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生产本体论:我生产故历史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1期;《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立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现象学》,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10期;《从抽象到具体与历史唯物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2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9期发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