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

作者简介

尚庆飞，南通大学党委书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谷生秀，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必然要求。立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需要，毛泽东创造性初步推进了“第二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并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民族化大众化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性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正是在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实现了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忽视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性纠偏，通过确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开启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性重构。

原文刊载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史的重大成就，是引领我们党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思想密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的概念。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里所言的“具体实际”实际上包含着中国“历史遗产”“具体的革命实践”。以往关于“具体实际”的理解主要是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而毛泽东在相关阐释中已经初步提出其中蕴含的“历史传统”问题，充分考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革命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作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的新境界。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的原点，深入考察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的原初思考，对于把握其出场的历史线索、阐明其孕育与创造的伟大理论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实需要：破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双重困境

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显著变化，中国思想界发生激烈动荡，华夏中心观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华文明的鄙夷与自卑。马克思主义应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唤来到中国，也面临着在“异质文化区域”的发展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应对各自发展困境的不二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本质要求

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各种救亡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局面。马克思主义肩负救国救民的使命降至中国，但作为诞生于西欧文化语境和西方资本主义现实土壤的思想精华，它与中国彼时尚处于落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尚未完全摆脱封建儒家思想束缚的状况还很不契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古老中国的“理论旅行”遭遇了严峻的认知挑战。

一方面，生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异质性。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感召力愈发强烈。然而，作为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理论产物，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之时，就不可避免面临着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理论差异。从民族性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者为西学、一者为中学；从时代性维度来看，一者生发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旨在打破弊病丛生的资产阶级统治，一者主要诞生于小农经济时代、代表并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历史观为例，马克思主义坚持进步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遵循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并将最终导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中国自秦汉进入封建社会至清代，社会内部一直处于相当有规律的朝代循环状态，即每一个朝代在经历了兴盛时期后，逐渐走向衰落，并经由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走向解体，为新的王朝取代，如此循环往复，这使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着历史循环论，甚至有“复三代之盛”的观念。

另一方面，中国人在解读与认识马克思主义时，天然带有已融入血脉基因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前见”。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时，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历数千年之久的传承与发展，中国人的语言表达、风俗习惯、思想方式与精神追求，无不镌刻着传统文化的烙印。“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2不同于政治、物质因素可能会因战争与王朝的更迭而中断，文化虽然从根本上是由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但因其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往往能催生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即使面对物质基础崩溃的局面，也能保持相对较长时间的独立性与影响力。以毛泽东为例，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其八岁起入私塾读书，系统接受儒家教育长达六年之久，按他的话来说叫“六年孔夫子”。这一时期，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到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国传统的贤人教育潜移默化地沉淀到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与举止行动中来，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甚至一度“很相信孔孟之道”。3这在毛泽东后期的文章中也有体现。可见，如何消解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抵抗，甚或是将中华传统文化转化为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介，是先进知识分子思考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异质性，使中国仁人志士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助传统文化的概念表达或理论言说。因为马克思主义自来到中国之日起，就不是单纯作为书斋里的理论被分析与研究或作为单纯的学说而被接受，而是肩负着求索民族复兴重任的重要使命。进一步而言，中华传统文化未能挽救近代中国被侵略被瓜分的历史命运，长期被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丧失原本的权威地位，这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对挽救国家危亡命运的希冀。因而，早期中国人以一种既企图摆脱中华传统文化中已经失效的价值观念，但又不得不依赖于其语言表达方式、思维模式的途径，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譬如，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源于拉丁语、意在表达共有共享的崭新词汇，早期中国人在对其进行译介时，纷纷在中华传统文化语料库中寻找相似的概念进行比附。杜亚泉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趋向于社会主义，他指出“西洋之社会主义，……实与吾人之经济目的无大异。孔子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主义所谓‘各取所须’，亦即均之意义。……实则社会主义，乃吾国所固有”。4梁启超则回溯到中国古代井田制度，认为其“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5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同义词来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描述，这一行为本身就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形式层面的结合。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所以一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提出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的问题”。6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明确“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7正如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言，“中国化”的概念是毛泽东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体现，即“一种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作出改变，就不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8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上，毛泽东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定

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和核心的华夏文化，在中国古代承担着维系社会秩序的关键性作用。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建立中，文化已经不单单是单纯的思想符号，已然成为区分“我者”与“他者”的重要标准。有学者指出，“‘我人’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在春秋之世，……终于蜕变为中华文化圈”。9也就是说，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目之所及的“天下”范围内，“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而“中国自以为是这一文明的首善之区”，并“一层一层地开化，推向未开化”。10随着孔子及其他儒者建构起日渐牢固的复杂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在政治、宗教、道德等多方面的共同规范，同时，自诩为“文明中心”的中国也与周边四邻建构起稳固的外交秩序，即等级森严的朝贡体系。正因为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肩负着重要使命，当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屡屡受挫后，中国先进分子最终向维系传统社会秩序的文化系统发起猛烈抨击。在20世纪初，“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潮不断凸显，其将中国传统视为一个由许多与中国文化特质息息相关的“可恶成分”联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以一种“不打倒传统则已，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部打倒不可”11的整体性思维，对中国传统发起前所未有地抨击，企图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思维整体地改变。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抨击，实际上并不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展开了实质性研究的基础上，而是“从唯智论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出发，认为受到指责的中国传统是不值得珍视的……中国传统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切文化中都具有的性质而已”。12这也就无法有效回答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失落的原因，难以形成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正确认识与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文明的连续性，这有力抨击了割裂中华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历史从来无法由人们随心所欲地书写，而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出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共产党所致力于建设的新政治新经济与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与“旧文化”中发展而来。O1面对“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将传统与现代割裂开来，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与态度，毛泽东作出深刻纠正。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以“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看待问题存在局限性，即他们以“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绝对主义倾向，评判现状、历史与外国事物。14随着中国革命的推进，“五四”时期批判中国传统的影响并未消弭，反而由于契合革命的属性，即主张革命的人易于接受将“反传统”与“革命”“守传统”与“反革命”相等同的思想，进而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了忽视传统文化的严重倾向。15鉴于此，毛泽东在批判“党八股”问题时，指出他们是对“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指明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展开对中国传统的重新认识。16他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7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泽东专门批判了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的做法，倡导一种“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18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传统的重视，是对忽视中国革命复杂实际、漠视中华民族千年文明底蕴等错误思想的集中批判，也是中国共产党正视民族历史、建立文化自信的突出体现。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唯物史观，是探寻传统文化何以在近代中国失落、如何被重新激活的思想密钥。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实践活动在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正如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9文化从来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应的生产力水平的总和对应着相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有着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生发于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其中所体现的诸多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直接挂钩。譬如，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有限，人们往往是“靠天”吃饭，并依赖于亲缘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使中国人格外依赖自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仁”“和”等思想，也建构了适应小农经济发展的以血缘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组织结构。因此，近代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败下阵来，从本质上来说，并非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落后于人，而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生产方式已落后于世界潮流。因此，激活中华传统文化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上来。不过，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走向没落本质的认识，确实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历程。由于中国社会的变革依循着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主要脉络，到“五四”时期，文化被视作决定国家走向的主要因素。譬如，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并提出“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20因而，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历史进步主义的视角，为中国共产党人从生产力层面解剖近代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谋求民族的彻底解放，进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与重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基本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推进“第二个结合”，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叠加，而是以助力中国革命与建设为导向，是在遵循特定规律的前提下促进二者的良好互动。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在“诸路皆走不通”之际寻得的救国药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与中国人的血脉基因融为一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不仅关乎结合是否可成、能否牢固，更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在《新阶段》中，毛泽东将二者的结合概括为“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21；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进一步将此结合称为“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22所谓内容与形式，即构成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无形式的纯粹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空洞形式”，同时内容与形式之间还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毛泽东的此番论述打破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截然对立的倾向，对二者关系作了基本定位。

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各项事业中的指导地位。我们党成立伊始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23明确了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奋斗、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所走的路决不是沿袭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老路，而是指向新的社会形态，是以阶级斗争为武器，推翻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等级、法统、道统的‘犯上作乱’”。2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谋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血缘为纽带、宗法制度为基础、适应小农经济组织需要的儒家学说存在着时代性与阶级性上的“质的不同”，也只有关于社会形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才能担当起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使命。

另一方面，必须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诞生于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内在蕴含着地域、民族等差异带来的独有特征，也体现着对共同经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反映，本质上高度一致。25正如有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乌托邦传统与唯物史观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迅速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想而风靡一时，成为推进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26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27的指导，即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而非具体勾画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方案。倘若离开中华传统文化、抽离民族特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28因而，毛泽东所强调的所谓“民族形式”，不仅指“语言形式”，更是指“有中国内容的形式”，29即必须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以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思维，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借助中华传统文化的中介所进行的，这是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语言与思维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体现。“任何思想，……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0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其绝非止步于书斋里的研究、说些从西方译介而来的专业行话，更重要的是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因而，中国共产党结合实践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通过中国化的方式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以新的内容，并将其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表达出来。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高深的哲学道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生动朴素的语言通俗地表达出来，让马克思主义由哲学家头脑中的抽象思考，转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譬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用以描述严谨治学之风的“实事求是”一词，经由毛泽东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31此外，针对当时中国民众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毛泽东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更易为民众所接受。以毛泽东的代表性哲学文本《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例，毛泽东将原本晦涩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深入浅出的方式阐释出来。一者结合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用群众的语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论》中，通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浅显话语，解读实践出真知的命题；《矛盾论》中，以“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的日常现象，说明唯物辩证法中内因与外因的相互关系。32二者以中国文化典故比附马克思主义，使外来术语深入人心。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以《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描述认识阶段判断与推理方法的运用；《矛盾论》中，以《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阐明唯物辩证法。33《实践论》与《矛盾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析中国革命的复杂实际，从理论层面有力回击了看轻实践、忽视中国革命特殊性的教条主义倾向。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历史才能开创未来，但尊重历史、尊重传统文化，不是赞扬任何封建主义的毒素，更不是要将传统文化全盘移植到当代。尤其是在近代“文明蒙尘”的现实境况下，只有正确辨析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继承这份历史遗产，而毛泽东在此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一者，坚持人民立场，探寻传统文化中为人民发声的积极因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4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牢牢站稳群众立场，将是否代表人民群众作为判定“真理”的重要标准。他指出，“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35这些部分“真理”不仅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作用，甚至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中华民族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人民群众经验智慧的结晶，也蕴含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坚持人民立场是在传统文化中辨伪识真的重要方式。二者，坚持科学分析方法，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以历史分析法诊断中华传统文化，必然不能脱离特定历史条件。以辩证分析法诊断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摒弃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倾向。中华传统文化脱胎于封建等级制度之中，既带有为封建专制服务、将中国人民束缚于宗教礼法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烙印，也蕴藏着在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般留下的“珍贵的遗产”。因此，毛泽东要求对古代文化作出区分，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从而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36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做法，从根本上纠正了“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修正了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三者，以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为导向，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如美国学者列文森所认为的将其“光荣地迎请到寂静的博物馆中”。37恰恰相反，毛泽东逐渐明确了以现实需要为导向创造性运用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则。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的鲜活宗旨，38明确了文化建设的现实导向。

三、时代价值：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焕发新生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也经历了“文明蒙尘”的艰难岁月。正是在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与建设的全新环境中重新焕发新生，锻造出推进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一，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辉煌成就，掌握文化主动权，增强开创未来的历史底气。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告中华民族再也不是受人欺辱的民族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里的“站起来”，不仅是指告别了被殖民、被侵略的政治命运，也是对在文化心理上实现民族自尊与自信的呐喊。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在救亡之路上艰难摸索着，经历了由学习西方到“走俄国人的路”的曲折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最大困境，又不得不采取“全面学苏”的建设方针，将苏联共产党奉为“最好的先生”。在外国“先生们”的面前，中国人民的自尊自信大打折扣，曾经广为流行的华夏中心观荡然无存，代之以蔑视本民族特性的强烈屈辱感。就像毛泽东说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39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不仅有助于探求历史智慧，更重要的是在现实发展的窘境下重拾“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将所谓的“什么都是‘舶来品’好”的思想，斥之为“奴化思想”，40更是屡次细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比如在医学方面，提出“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41的位置；在手工业发展方面，指出“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42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进一步强调，“历史总是要重视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43贫瘠的土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孕育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没能在西方取得胜利，反而在相对落后的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与我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分不开。正是在对自我历史高度肯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继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以更契合民众心理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步步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路与社会主义革命新路，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一往无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党历经风雨而终能站稳脚跟的最坚定的底气。

第二，明确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定基础。自从中国先进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前途命运的工具，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使得我们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审视传统文化。一是妥善处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除腐朽思想的张力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就明确了建设新社会、新文化的目标。一方面，我们党所致力于建设的新社会是在破除古老腐朽文化遗产基础上实现的涅槃重生。中国共产党要想彻底与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腐朽旧思想旧文化分道扬镳，将中国人民从数千年封建礼法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必然要彻底打破旧传统，甚至会使用暴力的手段。另一方面，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决定了新文化必然是脱胎于旧文化的产物，是将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继承、改造以使其能够成为服务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思想。基于此，毛泽东明确要秉持人民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力求正确辨析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实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除腐朽思想的双重目标。二是妥善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不能局限于狭小视域的闭门造车，必须充分汲取多方养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忽略中华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不是要“以儒代马”。作为生长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两大思想理论体系，其所存在的诸多理论契合点是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动彰显，以融通为基础推动二者结合，“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45才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寻找新的生长点。同时，要坚持将学习外国和“以自己的东西为主”相统一，“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46对待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既要守住中华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又要树立世界眼光，“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丰富党的理论创新的思想文化资源”。47

第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塑造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变革世界的终极力量，但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同样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明确提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48的哲学命题。在中国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建设环境中，由于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中国共产党尤其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凝聚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包含着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习惯在内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蕴含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49思想品格，构筑了中华民族历经千年历史流变而始终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撑，使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五千多年而不曾中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塑造精神力量的重要资源。毛泽东指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依托“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诚如施拉姆所言，“‘民族形式’不仅包括从中国过去的典籍中引章摘句，还要吸收其精神实质”。50譬如发扬艰苦奋斗的愚公精神。中国的革命事业是一项满是荆棘的大工程，必须坚决克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等有碍革命胜利的错误思想。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发起学习愚公精神的号召，将中国共产党比作愚公、日本帝国主义比作山，强调要坚持不懈“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51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倡导发扬“拼命精神”。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的现实境遇，毛泽东一度陷入被开除“球籍”的焦虑中，然而不少共产党员却“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52对此，毛泽东再次鼓励发扬拼命精神，他指出，“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53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引领人民在革命年代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在建设时期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强大精神动力。人无精神则不立，党无精神则不兴，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千年历史流变中生生不息、长盛不衰，就在于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百年探索中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就在于创建并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精神力量必将彰显出更加强大的引领作用。

回望马克思主义“中国之旅”的百年历程，它与中华传统文化从来不是两条互不相识的平行线，而是处于交织、碰撞的复杂状态。其中，既有以传统文化去认同、比附马克思主义的初相识，也有相融相通、产生摩擦冲突的时期，更有以马克思主义去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阶段。毛泽东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与组织者，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跌宕起伏，不仅在推进二者结合中锻造出了适应革命与建设需要的新风尚，也在调适二者的冲突、实现有机融合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在新时代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并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1.毛泽东在1938年11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采用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52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时，毛泽东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参见《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94页。

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40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6—7页。

4.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360页。

5.《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第392页。

6.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20，第172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

8.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71—72页。

9.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第18页。

10.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第20页。

11.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347页。

12.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第28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69页。O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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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齐卫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的新认识》，《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2期。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2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7、80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2页。

20.《陈独秀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140、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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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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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第186页。

3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5页。

3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第2版。

3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87、288、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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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8页。

50.威尔逊：《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王伟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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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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