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结构主义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发展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3)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结束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二元对立,进入了一个多元分化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涌现出来的各种理论范式中,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撒切尔主义”强势的推进,英国的资本主义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在英国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这使得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政治诉求的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存在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开始走向终结。与此同时,随着英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日益盛行,70年代就出现的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逐渐取代新左派运动成为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种时代语境中,左派思想家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旨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分化。结果,在经历过战后至60年代初的一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统一阶段,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二元(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立阶段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多元分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散裂化

进入80年代以后,执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之牛耳的主要是两类思想家。一类是以安德森、霍尔、伊格尔顿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他们大多出生于30年代到40年代初,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陆续走上理论舞台,60年代末以后自觉进行结构主义转型,是70年代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者和推动者。另一类是以柯亨、拉克劳、默菲为代表的、1968年学生革命前后投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派学者。虽然他们70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但并没有形成自身的独特性。只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方才塑造与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显著不同的理论形态,其理论效应逐渐显现。在整个70年代,上述两类思想家汇聚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周围,与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倡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烈论战,表现出了某种趋同性。但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趋同性迅速崩溃,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散裂化趋势。
散裂化趋势首先表现在乌托邦期待的多样化上。60年代初以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热情期待英国的社会主义前景,坚信英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带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1961年以后,工党右翼重新占据上风。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前途重新变得暗淡。这导致英国新左派在政治期待上出现显著分化。以威廉斯、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坚持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具有革命传统,能够重新革命化,从而在未来带领英国进入社会主义。为此,他们积极投身各种参与性民主政治活动,试图重新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激情。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则认为英国缺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如果没外部革命运动的推动和帮助,英国不可能自行走向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英国社会主义的希望已经不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身上,而在于青年学生。为此,他们大力译介古巴、意大利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新进展以及欧洲大陆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力图以这些真正革命的理论来武装青年一代。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在英国蓬勃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大多程度不等地参与了各种新社会运动,并最终形成一种认识:各种新中间阶级的形成改变了英国的传统阶级结构,社会主义已经从排他的工人阶级运动,转变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多元社会政治力量的共同运动。进入80年代以后,新社会运动最终取代工人阶级运动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主要运动形式。这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期待进一步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坚持社会主义信仰,把参加新社会运动视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反抗资本主义、保持社会主义革命性的一种现实方式;一部分人则认为运动即是目标,从而在不宣称放弃社会主义信仰的前提下,把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目标作为自己的乌托邦期待;另外一些人则把传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公开加以抛弃,转而将“链接”了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政治、社会、文化诉求的多元激进民主作为自己的乌托邦期待。
散裂化趋势其次表现在对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态度分化上。60年代初以后,安德森领导下的《新左派评论》杂志开始系统地向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译介当代欧洲大陆思想,其重点是后来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兼顾其他激进思潮。这极大地开拓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野,同时使他们养成了自觉接受外来激进思潮的习惯。这一点可以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英国的盛行得到有力印证。与此同时,在结构主义的发源地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已经因其忽视人的历史主体作用而从法国思想界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由在结构主义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更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这些后现代思潮在其形成之初即开始零星传入英国,进入80年代以后则得到了非常系统的译介。但是,对于这些更加激进的思潮,此时已经走向成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非批判地热情拥抱,而是在冷静思考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多数人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性主义以及作为宏大叙事的马克思主义的颠覆、解构,选择以沉默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少数人在对后现代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潜力给予正面评价的同时,对其理论本质保持了警惕和怀疑,最终判定它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种无意识呈现。只有极少数人坚信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须吸收的理论资源。
散裂化趋势最后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多样化发展上。在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战后至60年代初),具有鲜明英国本土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得到了绝大多数新左派思想家的认同。但在60年代初第二代新左派崛起之后,这一范式遭到第二代新左派的严厉批评。他们力图通过引进、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来铸造适合英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其结果就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在70年代的盛行及与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的二元对立。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期待以及理论资源、学术旨趣等的多元分化,前述二元对立格局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受结构主义的马克思研究的激发,70年代中后期,一些具有英国本土分析哲学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创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取消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存在论基础或本体论承诺的不满,80年代早期,有哲学家尝试运用批判实在论解释、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回到《资本主义》及其手稿,建立了新辩证法学派。与此同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反思自身局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向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回归,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运用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分析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填补马克思的构架中存在某些“空场”,从而成为杰姆逊所倡导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个别人则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创立了“后马克思主义”。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及其反动

 我们知道,作为分析哲学的发源地,英国哲学界一向缺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与热情。即便是有所研究,通常也是批评性。不过,这种情况在70年代末期得到了根本改变:“在哲学方面,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一次把分析哲学的程序标准引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中,这部著作显然是70年代这一研究领域的里程碑。”[1]pp. 22-23以此为起点,一场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而闻名的理论潮流开始在英美流行起来,并在80年代后期达到鼎盛。这成为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多元图景中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理论景观。
 那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轻视、敌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英国兴起呢?这大体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60年代以后马克思研究在英国勃然兴起,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认识。第二个原因是60年代末期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被译介到英国后,他的马克思解读在激发了英国哲学家的研究兴趣的同时,其研究方法也遭到了后者的强烈批评。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的序言中,柯亨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这一点:“首要的是,我发现《读〈资本论〉》的很多内容极为含混。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它坚持的理智活动的精确性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重视,这也许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英语国家的哲学早已超过逻辑实证主义,但还在它一直同后者有关系。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造成不幸的后果,因为在英国明晰是一种宝贵的遗产,而且在英国一般都不假定理论陈述必定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2] p. II
 根据科亨后来的自述,我们知道,他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犹太工人家庭,在1961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分析哲学之前,就已经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信念。60年代中后期,他尝试用一种不严格的分析哲学方法去描述马克思的观点,但却与正统的分析哲学家碰撞,这促使他用严格的分析哲学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坚信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却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一些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二是对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宏观论述而缺乏微观分析;三是一些理论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是错误的。他的目的就要用分析的方法去重构、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真正革命的科学的理论。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他崇尚分析的思维,反对“辩证的”思维和“整体主义”的思维,因为他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它自己的有价值的思维方法。他宣称自己的分析的方法主要来自西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思潮,主要有:从20世纪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发展而来的经济分析方法;源于“决策论”、“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的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2] pp. 1-10
 1978年,柯亨出版了自己的多年思考所得《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吸引了欧美三个同样具有分析哲学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组成了一个“九月小组”,每年定期在伦敦进行专题研讨,从而创立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进入80年代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不断扩大,并在80年代末期达到高潮。对于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发展的努力,用英国知识界熟悉的分析的方式,对英国知识界感兴趣的、具有重大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重构、修正与补充,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容易被在分析哲学传统中成长英国哲学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所理解和掌握,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这一点在更年轻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乔纳森·沃尔夫的记述中得到生动体现。[3]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本土化的积极成果,它的突出成就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澄清,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论证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提供了明晰性基础。[4]但作为本土化的消极的副产品,它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存在论基础或本体论承诺。这一点引起了其他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满,并试图对此进行弥补或反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的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在70年代批判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时代背景下,他提出了批判实在论,力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传统之间,开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三条进路。[5] 80年代以后,他开始将批判实在论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作为社会科学而非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提供辅助性的补充,以及本体论基础。90年代以后,围绕他的这一倡议,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形成了一次不小的争论热潮,[6]从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某种挑战或反动。新辩证法学派的主要代表是曾长期在苏塞克斯大学讲授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克里斯托弗·阿瑟。阿瑟是一名具有深厚的黑格尔哲学修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长期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的编译工作,以及《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哲学思想的研究。1986年,他出版《劳动辩证法: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书,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阐发。他关于辩证法的主张得到了包括美国左派学者托尼·史密斯在内的许多英美左派学者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新辩证法学派。该学派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否弃,[7]坚持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8]

三、“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重装上阵

1972年,深受第二代新左派推崇的托派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曼德尔出版了《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系统深入地阐述了自己的资本主义“长波”理论,指出资本主义除了短的经济周期之外,还有长达几十年的“长波”,而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战后的繁荣长波之后,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长波。[9]1974年,因石油危机而导致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证实了曼德尔“长波”理论的正确性。这让第二代新左派异常振奋,坚信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已经来临,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不再是解释世界,而且现实地改造世界。这种乐观主义情绪在安德森1974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得到充分体现。[10] p. 122正因为如此,他从政治上对长于理论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示出了某种蔑视,认为它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失败主义的产物。[10] p. 117然而,随着“撒切尔主义”的强势推进,第二代新左派最终发现:在经历了危机后资本主义重新变得生机勃勃,它的必然灭亡再一次被延宕。于是,他们也被迫从实践退回到理论,通过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等待下一次危机的来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看到,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开始反思“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地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肯定马克思的可错性的同时,重申了马克思生产方式分析范式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运用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分析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填补马克思的构架中存在某些“空场”。就这样,他们在后来杰姆逊十多年后才发明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重新集结了起来。[11]
在“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最先重装上阵的是伊格尔顿。1981年,伊格尔顿出版《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公开表明自己是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承认自己已经从《批评与意识形态》时期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向着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或发展。[12] p. 12整个80年代,伊格尔顿都在不断地反思、调整、回归,期间多次向自己曾尖锐批评过的老师威廉斯致敬。[13] p. 262结果,80年代末,伊格尔顿最终明确、完善了自己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其核心是强调“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社会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因此‘文化’不是超验的可以任意漂浮的能指,而是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着的实在问题,是现实政治问题;文化范畴仍然是利益和权力激烈斗争的场所,是矛盾和问题本身,而不是消除问题的办法;文化政治批评不是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而是用一切来解释文化。”[14] pp. 8-99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娴熟地运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对大量当代文化现象、政治问题等进行了出色的分析,牢固确立了自己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地位。
继伊格尔顿之后,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也对70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了反思与回归。1983年,理查德·约翰生在伯明翰学派的油印材料上发表了著名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指出生产的视角是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把这些相互迥异的著作连结在一起的,在于它们都采用了关于生产的理论观点,即便不是文化生产者的观点的话。它们最感兴趣的是文化形式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当然,正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范式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即便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位置。”[15] p. 24尽管接下去约翰生对生产视点的两个限制即“经济主义”和“唯生产论”提出了批评,但更重要的是,他对银幕派的结构主义立场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生产的观点,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15] pp. 35-38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霍尔也对自己1973年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了更新,将它从单纯的文本转移到复杂的意识形态中,从而发现了政治语言的复杂作用,提出了阅读政治学,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指南。[16] 第四章
作为第二代新左派曾经的理论旗手,安德森也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集结到了“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我们知道,1980年,安德森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一书,基于自己70年代标榜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汤普森的理论立场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分析,尽管他把汤普森尊崇为“当今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著作家”。[17] p. 1不过,到了1983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我们看到,他对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不管我们对这场辩论的功过是非看法如何,今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象他们多年来所做的那样,站在任何一方来辩论,宛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属于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两者之间只少许有些交叉,令人有点难以理解。……这双重的收获——理论和历史之间新的交流,及跨越国界——成为过去十年中最有成效的变化之一。” [1]p. 28同时,对于自己曾热烈欢呼过的结构主义的内在局限性,他也有了更加清醒的反思:“如果结构在一个单独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承认,那么什么能确保它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的结构主义也决不会比它所宣告的人类的毁灭再刺耳了。” [1]p. 68既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值得坚持,那么,在当代如何才能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呢?在沉默了十多年后,1998年,安德森最终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是年,他以书的形式出版了为杰姆逊的新书《文化转向》撰写的长篇书评《后现代性的起源》,通过捍卫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表达了自己对杰姆逊所倡导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认同。[18]
 说到英国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在“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重装上阵,我们不能不提到大卫·哈维。与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不同,由于地理学的特殊性,哈维60、70年代并没有受到结构主义的明显影响。70年代初,他通过卢卡奇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转向对《资本论》的研究,从而确证了马克思生产方式范式的基础意义及其当代价值,并把资本市场的逻辑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80年代以后,他一方面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将地理学提升为空间政治学,另一方面则借助城市化经验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19]成为当代欧美“晚期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理论家。

四、“后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

 在70年代的英国,阿尔都塞的影响如日中天。可在法国,他实际上已经因为忽视人的历史主体作用而从法国思想界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由在结构主义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福柯、拉康、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所创立的更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其形成之初即开始零星传入英国,并得到了某种曲折而微弱的回音:70年代后期,被认为比阿尔都塞还阿尔都塞的新左派学者赫斯特和希丁斯就仿效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进行了解构。[20] 80年代以后,英国理论界对后结构主义进行了非常系统的译介。但是,绝大多具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背景的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并没有像当年接受结构主义那样接受后结构主义,比较罕见的两个例外是拉克劳和墨菲。之所以他们对后结构主义具有较强的亲合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长期生活和战斗在不同于英国语境的拉丁美洲。拉丁美洲60年代高涨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跨阶级的民族民主斗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解与判断。结果,在他们眼中,一些基本理论(生产方式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等等)变成了可以修改甚至放弃的一般学说。正因为这样,他们比较容易接近、接受后结构主义。[21]
虽然拉克劳和默菲与后结构主义具有很强的亲合性,不过,作为严肃的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匆忙投入它的怀抱。只是当他们发现,进入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变得僵化,不再能够面对、解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转变以及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斗争的新形势。于是,他们开始用后结构主义解构、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阐发他们所勾画的“后马克思主义”多元激进民主规划。[22] pp. 1-5他们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1985年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不管今天我们怎样评价《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及其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实际上是拉克劳和默菲直面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现实,探索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道路的理论结晶。所谓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现实指的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具体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数量不断下降,中间阶级人数不断上升。相应地,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日渐低落,工人阶级运动的活跃程度和政治重要性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由各种新中间阶级主导的新社会运动却蓬勃发展,最终取代工人阶级运动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23]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它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能够合法包容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日渐扩大的裂痕”。[22] 第二版序言,p. 2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认为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基础已经不存在,留下来的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名词。之所以“工人阶级”死亡了,那是因为“阶级”和“主体”已经先行死亡了,存在的只有“主体身份”或“主体立场”。[22] p. 128在这种通过“认同”建构起来的“主体身份”或“主体立场”基础上,他们随即以后结构主义的方式建构出了新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工人阶级概念:它们不过是各个“主体身份”在特定状态和利益关系中的相互联合或“链接”的产物。最终,他们从理论上证明:在现时代,阶级已不再具有确定的物质基础,而更多地成为一种随意的主观身份认同。
虽然拉克劳和墨菲的上述理论让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匪夷所思,不过,谁也无法否认:它似乎比同时代其他阶级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使得他们敢于放手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解构、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本质主义话语,使之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批判性认识,转变为一个在话语实践基础上可以任意“链接”或填充的理论空场:“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 [22] p. 114。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重新建构为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话语,那么,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决定关系也就不存在了,人们由此获得了根据实际需要,历史地“链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权力。最终,拉克劳和墨菲合乎逻辑地解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先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社会文化斗争等量齐观,再将它们无差别地“链接”为激进多元民主规划,从而在“回到领导权斗争”的激进口号下,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仰与追求。
应当看到,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一种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但是,它的“发展”在太多方面都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因此,它一经过提出即得到同等程度的赞誉与批判。围绕它所展开的争论至今没有终结,从而成为激励英国马克思主义继续前进的一个动力。

参考文献
[1] 安德森.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9.
[2] 科亨.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3] 沃尔夫.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4] 段忠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及其三个代表性成果[J]. 教学与研究, 2001(12).
[5] 殷杰, 安篪. 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思想——兼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第三条进路[J]. 哲学研究, 2007(9).
[6] 布朗, 等. 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 Tony Smith. Analytical Marxism and Marx’s systematic dialectical theory[J]. Man and World, 1990(23).
[8] Robert Albritton and John Simoulidis. New Dialectic and Political Economy[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9] 曼德尔. 晚期资本主义[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10] 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11] 张亮. 作为思潮的“晚期马克思主义”[J]. 南京大学学报, 2003(2).
[12] 伊格尔顿. 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13] 伊格尔顿.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4] 马海良. 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5] 理查德·约翰生. 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A]. 罗钢、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6] 武桂杰. 霍尔与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17]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M]. London: Verso, 1980.
[18] 安德森. 后现代性的起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9] 胡大平. 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J]. 南京大学学报, 2004(5).
[20] 周穗明. 后马克思主义关系当代西方阶级结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上)[J]. 国外社会科学, 2005(1).
[21] 周凡. 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莫菲思想演进的全景透视(上)[J]. 学术月刊, 2008(5).
[22] 拉克劳, 墨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23] 安德森. 西方左派图绘[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Toward diversifi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rxism since 1980’
Zhang Lia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NJ 210093)

Abstract: Since 1980’,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rxism ended an antagonism between Cultural Marxism and Structuralist Marxism, and entered a new differentiation era. Analytical Marxism; Late Marxism and Post-Marxism were three most famous paradigms among all modes arose in that era.
Key Words: Analytical Marxism; Late Marxism; Post-Marxism; Structuralist Marx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