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孙乐强:马克思物化理论研究范式简评


      物化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话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创性地探讨了这一理论,恢复了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地位,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继承和反思卢卡奇遗产的基础上,学界形成了三种物化批判范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化—物化批判、广松涉的物象化一社会关系批判和霍耐特的承认规范—本体论批判范式。基于马克思的物化批判理论,从总体上客观评估这些范式的理论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马克思的原初语境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两个不同范畴来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性:物象化(Versachlichung)和物化(Verdinglichung)。在传统视域中,这两个概念都被理解为“物化”,但这并不准确。从词根来看,它们分别对应“Sache”和“Ding”,前者指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理解的“事物”,后者指从自然维度来理解的物理物。因此,在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中,物象化和物化决不是一回事。物象化主要包括两层内涵: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二是主体颠倒为事物本身,例如工人倒置为劳动力商品。以此来看,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从人向物的颠倒并非指人颠倒为一种自然物,而是颠倒为一种事物。我们过去把这一过程理解为物化,严格地说是不准确的,它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物象化过程。

      与此不同,物化是指“事物”负载的社会关系被错误地当成物理物固有的自然属性,这一点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中得到了初步体现,最终在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利息、劳动—工资、土地—地租)中达到了极端。资本和土地之所以能带来利息和地租,根源在于背后的社会关系;而在“三位一体”公式中,这种关系似乎成了它们的载体,即自然物的固有属性。于是,资本产生利息、土地产生地租不再是社会关系的结果,而是转化为自然现象,这恰恰是物化的秘密所在。不过,在马克思看来,物象化和物化都不是单纯的观念现象,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的客观的、必然的颠倒结果。

 

工具化一物化批判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被诠释为一种机械决定论,淹没在实证主义的漩涡之中。作为对第二国际的反拨,卢卡奇首先挖掘了这一理论的哲学内涵。在他看来,物化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主体的物化,即主体颠倒为一种“物”(Ding);人的能力的物化;人的行动的物化;人的意识的物化。那么,为何会出现物化现象呢?在这里,卢卡奇并没有走向马克思,而是采用了韦伯的“合理化”框架,由此开启了物化理论的工具化范式。

      卢卡奇的理论贡献自不待言,但缺陷也不容忽视。首先,他对物化的诠释并未克服近代以来的主客二分模式。其次,他混淆了物象化和物化过程。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物象化有双层内涵,而卢卡奇将其都理解为物化,抹杀了两个范畴的内在差异。因此,当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大段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论证物化时,他引用的其实是马克思关于物象化的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理论错位。再次,他混淆了对象化和物化。在马克思看来,人改造自然的过程是人的生产活动和劳动能力的对象化过程,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存在本质区别,而卢卡奇恰恰忽视了这一点,直接将它等同于后者。最后,在对物化根源的认识上,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将其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走向了韦伯的工具一合理化分析框架,将其归咎于工具理性本身,从而掩盖了物化产生的内在根源。这种思路深深影响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坚持认为,工具理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迅速扩张导致了价值理性陨落,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工具性的手段关系,进而导致了物化现象出现。马尔库塞则进一步将工具理性批判转化为技术理性批判,将科学技术视为物化现象的罪魁祸首,彻底实现了从生产关系批判到科学技术批判的逻辑转向。

 

广松涉的理论重构

 

      如果说卢卡奇的重要贡献在于恢复了物化范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地位,那么,日本哲学家广松涉的重要贡献在于力图澄清物象化与物化范畴的内在差异,以此恢复前者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一点是通过对卢卡奇的批判来实现的。广松涉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只是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翻版,并没有真正克服近代以来的主客二分模式。因此,当卢卡奇试图借助物化范畴来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时,恰恰把后者拉回了近代哲学框架之中,阉割了它的革命意义。广松涉指出,物象化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被错误地颠倒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它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不再是主客二分模式,而是主体间性关系,这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体现。因此,他认为,物象化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只有由此入手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这也是他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诠释为从早期异化论转向后期物象化论的重要原因。

      通过将物象化与物化概念“正位”,广松涉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关系范式,澄清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哲学的本质区别,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的缺陷也非常明显。第一,他没有揭示马克思物化概念的真实内涵。卢卡奇与马克思语境中的物化存在本质区别,广松涉只是单纯基于物象化视角来批判前者,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挖掘后者的理论内涵,而是将它们等同了起来,这是不合理的。第二,他只将物象化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忽视了物象化的第二层内涵,即主体颠倒为事物,而后者既不同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也不同于传统框架中的异化范式。第三,他仅把物象化诠释为当事人的一种理论错认,抹杀了这一现象的客观性,未从根本上揭示物象化产生的内在根源。

 

霍耐特的再思考

 

      2005年,德国哲学家霍耐特作了一场题为“物化:一种承认的理论研究”的学术讲座;2008年,他出版了《物化新探》一书。霍耐特基于哈贝马斯的交互主体理论全面反思了卢卡奇以来的物化理论,在此之上提出了自己的承认规范一本体论批判范式。在他看来,工具化一物化批判范式有两大缺陷。第一,将物化与合理化等同起来,忽视了交往理性的存在,后者的合理化并不必然导致物化,这也表明物化与合理化不是一回事。第二,工具化只意味着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把他人当作一种手段,但在根本上并不否认他人和自己作为人的基本属性,物化则意味着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自己和他人都已丧失了人的属性,沦为一种物。就此而言,后者比前者更深一层。在此基础上,霍耐特提出了自己对物化的理解: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发生的最基本关系是人对自己、他人和自然的承认关系,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本体论前提。然而,这种本体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却被颠倒为一种单纯的认识关系,导致了对承认关系的遗忘。结果,人与自己、他人和自然之间不再是相互承认的主体间性关系,而是被颠倒为一种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二分关系,这才是物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总体而言,霍耐特的重要贡献在于挖掘了物化背后的社会关系前提,凸显了主体间性的优先性,这点与广松涉存在相似之处,但他也不乏缺陷。第一,完全把这种社会关系诠释为一种规范意义上的承认关系,并力图通过一种本体预设的方式将其提升到哲学高度,显然忽视了社会关系范畴包含的其他内涵,这点与马克思甚至广松涉的理解存在本质区别。第二,夸大了物化范畴的适用范围。在马克思看来,物化和物象化都是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而在霍耐特这里,这一语境被抹掉了,物化不再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被诠释为一种横贯整个人类历史的自然现象。第三,扭曲了物化产生的内在根源。霍耐特认为,物化之所以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遗忘了原初的认同关系,似乎只要恢复了这种关系,就能彻底克服物化现象了,这显然不切实际。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25日/第0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