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德勒兹|关于“事件”的伦理学

加谬说,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自杀的问题。实际上,这已经把哲学思考转向伦理学的实践范畴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清醒的时候问问自己,我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值得过?它有没有意义?我是否只是行尸走肉、各种刺激(外部的,比如娱乐;内部的,比如情感)的被动接受者?在清醒的时候...也许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首要问题就是不清醒,或者不愿清醒。Consciousness is like cold water. 意义?干嘛一定要追求什么意义?有意思吗?到底,什么是意义?于是,日复一日,生活毫无光彩可言。 

于是,哲学就变成了对人们的一种唤醒。它逼迫着人们自问,“我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值得过?”,即使他面对的是一个荒谬的已经失去意义的世界。(西西弗...)人们开始发问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conscious being;同时,怎么样去提问也代表了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以及伦理学实践方式,提问方式毋宁说变成了存在方式的同义语(柏拉图问:美是什么?这只能引向高悬天上纯洁的理念,引向前生的回忆。我们应该问:美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应该以HowWhenWhere等等来代替What)。德勒兹一向讨厌加谬,斥其为沉闷、陈腐,因为在他那里,提问方式已经改变了。或许,哲学的首要问题不再是自杀的问题,而是如何存活的问题;而伦理学也不再追问自己“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过?”“伦理学,或者毫无意义可言,或者,不要让我们自己配不上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not to be unworthy of what happens to us),这就是伦理学的唯一意指,再无其它。我们也不应该再去追问比如什么是意义啊?有什么意义啊?之类的问题,因为意义,在德勒兹看来,已经变成了事件event)。 

刀划过我的身体... 

那么,事件又是何指呢?这要先从因果性的断裂说起。要断裂因果关系,我们必须在因与果这两种元素之间造成异质性。这也正是斯多葛派所做的事情。斯多葛派把事物(things)分成两类,一类是互为原因的物体(bodies)。这些物体具有各自的强度、各自的物理属性、各自的动力与受动力,并由此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事物状态。但需要强调的是,就它们本身来说,这些物体只是原因。即使它们会互相渗透,互为原因,但每一个物体相对它本身及相对其它物体而言,都只是原因,而不是效果。这些物体的唯一时间即是现在,过去和未来只是这一现在的两个不同层面。它们占据了整个空间,并进而延展到整个宇宙,构成了只在现在存在的原因的整体。 

那么自然地,斯多葛派区分出的第二类事物就是效果了。但严格说来,效果并不能称为事物,因为它们是非实体的。物体之间互为原因,那么它们是什么的原因呢?效果作为一种结果就从这些作为原因的物体之间产生。但效果又不只是结果,在本质上,它不同于这些实体化的物体。它们没有物理属性,本身既不施动也不受动,只是中性的非实体化的效果。换句话来说,它们即是事件。事件的时间形式也不再是包括过去和未来作为两个层面的现在,而是,时间的纯粹形式。在这一时间形式中,只有过去和未来存在,它们不断地细分现在以至无穷。对于事件来说,它永远已经过去和永远尚未到来。 

刀划过我的身体。刀和身体(在机械因果意义上的身体)都只是物体,它们互相渗透,互为原因。它们造成了物体间的一种混合,即我的身体被划伤这一生理及物体事实。但效果不同于这一事实,它虽然源于物体间这种混合,本质上却是非实体化的。效果是“被划伤”这一动名词(being cut)。被划伤并不指定物体的任何一种物体属性(property),毋宁说,它是一种崭新的品质(attribute)。事件,总是由动词来表示(不只是,树绿的,the tree is green;树绿,tree greens),它并不是某一种存在,而是一种存在方式。它既不主动也不被动,它因其非实体性而变得不可穿透,它无始无终、总是已经过去和尚未到来,它是中立的并因此而贫瘠,它只是一种表面效果…… 

战争,没有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战争 

事件不同于它所源出的物体间混合,究其本质,它是虚的(incorporeal)。它是中立(neutral)的,这也使得它对于它在时空中的各种各样实现漠然无分(indifferent)。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作为事件(event),它们在历史上不断发生。但如果我们不把战争当作是其他各种事件中的一种,而是把握为事件本身(Event in its essence),我们就会看到,战争之中没有胜利者或失败者而言,战争有它自己的领域,历史上频仍不断的战争只是它在各种时空中的实现而已。斯汤达、雨果和托尔斯泰对于战争有不同的看待方式,他们也让他们书中的主角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一场战争。但这只是对于战争在不同层次上的实现的把握而已。战争不是现时的,它永远已经结束和尚未到来。也许我们可以在一个已经受了重伤的士兵那里把握到这种战争,他已经不再勇敢或是懦弱,胜利或是失败对他也失去了意义。他通过一种“意志直觉”、一种“陌生化意志”把握到了在其永恒回归中的战争这一事件本身,这一事件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肉体之中,而他对于那具体发生着的战争已经漠不关心了。 

(我们会经常在各种影视评论或文学评论中读到诸如“战争的荒谬性”这样的句子,但这一取消性的荒谬感从何而来呢?如果它不是从那中立的、漠然无分的和不可穿透的战争这一事件中分泌出来,它又能来源于哪?而荒谬,及其所暗示的整个加谬哲学的灰暗背景,只是对于事件的一种消极回应而已。让自己无愧于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应该做的,是使事件以一种不同于在时空中具体实现的方式来在我们自己身上、肉体上实现。我的伤口先于我而存在;战争,刻写在我的肉体中... 

死亡,两种死亡 

事件不同于它在现实时空中的实现,它是中立的,漠然无分的,毋宁说,它是贫瘠的。那么,事件与我有何关联呢?无可置疑的是,事件不仅在物体(bodies)、物体的混合以及事物状态之中实现,正如上面的例子中所展示的,它也在我的身体(body)我的肉体之中实现,这两者又有何区别呢?事件,在伦理学意义上,对于我们现实的人生又有何关联?意义,我们如此关心的意义,又究竟何指? 

事件在我的身体中实现,在这一意义上,它等待并邀请着我们。“我的伤口在我之前即已存在,我生来是为来实现它”。问题在于获得那由事件在我们之中创造的意愿,并由之意愿、实现和表现那事件本身。意愿事件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要让我们被动地去接受那些伤害、战争与死亡等等吗?当然不是这样,意愿事件首先意味着释放事件的永恒真理,直到战争被发动来以对抗战争,直到伤口变成活生生的踪迹与所有伤害留下来的疤痕,直到作为事件的死亡在意愿中被反转来对抗所有的死亡。这是一种意志直觉和转换。“对于死亡的倾向与偏好,这只是意志的失败,我将用对死亡的一种向往来取代它,而这向往,将是意志的神圣化。”从倾向与偏好到向往,看上去没什么改变。其实这是一种意志上的转变,这是一种在整个身体之中发生的跳跃,这是以精神意志取代生物意志。它所意愿的不是那实际发生的事情:各种变故,而是在这些变故之中的什么——那永远已经过去而又尚未到来的什么,换句话说,即是事件。事件不是变故,而是那变故中的什么,是那变故所表达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意义即是事件所散发出的光辉与壮丽。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对于时间有两种把握方式。一种是相互碰撞互为原因的物体存在其中的现在。物体广阔无边,可以直接延伸到宇宙。相应地,也就存在着范围不等程度不一的现在,直到那将广阔宇宙包括无遗的范围最大程度最高的现在。很明显,人是无法把握这一浩瀚无边的现在的。只有一位神性的存在——换句话说,上帝——才能把握这一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过去和未来对于上帝来说只是对于它来说唯一存在的时间形式——现在的不同层面而已。在另一方面,还有作为效果、事件、意义等的时间。这一次,时间中将没有现在存在,只有过去和未来在两个方向上不断地分割着时间上的每一个点每一个瞬间。时间变成了时间的纯粹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对时间的解读方式不是不相容的,它们是同时的、并立的。 

与这两种对时间的解读方式相对应,事件的实现也体现为两种方式。一种即是它在物体(bodies)、物体间混合以及事物状态等等之中的实现,这种实现有它具体的时空机制,就如同战争在各个不同的场合与时间的实现。与之对应,我们可以区分出另外一种实现,或者毋宁说,逆实现(counter-actualization)。这一次我们不是作为上帝,而是作为一个演员,如同镜子一般在空虚的现在里反射着那没有止尽的过去-未来。演员所表现的是那永远已经过去和扔在将来的事件,而这正是演员的困境之所在:在一个瞬间之内他/她保持他/她自己以去表现出那永远被期待而又永远被延迟、永远在希望之中同时又永远在回想之中的什么。确切地说,演员表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人物;他/她所表演出来的是由事件的各种原素——由人物和个性的界限之中解放出来的各种互相沟通的特异点——所组成的主题(复合主题或意义)。在一瞬之内,演员绷紧他那总是进一步可分的个性以是他自己向着那非个人的、前个体化的独特性开放。由此,演员以一种不同于事件在物体中之实现方式的逆实现方式在自己之中实现了事件,由此,他变成了自己的事件的行动者。 

理解、意愿、实现事件。这也就是事件的伦理学——如果有这样一种伦理学的话——所意指的东西。伤口、战争、死亡,这些不幸向我们揭示了那始终在等待着我们的事件。“变成由你所有不幸所早就的那个人;学着去实现它们的完美与睿智”。关于事件,再没有什么、也没有过什么能说得了:让自己配得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去意愿和释放事件,变成每个人自己那些事件——而不是自己的行动,因为行动只是由事件才得以产生——的造就物,由此获得再生,获得不同于肉体诞生的再一次诞生。 

也许人们还会对事件发出疑问,一个非常有道理的疑问。为什么每个事件都是一种祸患、战争、病痛甚至,死亡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事件多属不幸?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问题在于每一个事件的双重结构。如上所示,相对于对时间的两种把握方式,事件实现也有两种方式。我们同样可以把我们的人生看作是一个事件:在一种情况下,我的人生相对我而言似乎太过虚弱了,它像是在一个点上逐渐地流逝、消耗殆尽,而这个点,以一种与我的决定了的关系,对于我而言变成了现在;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我相对我的人生来说太过虚弱了,是作为一个事件的人生超越了我使我不堪重负痛苦不已,是人生在一种可以不断再分割为过去和未来的非个人化时间内撒播着它的特异点(singularities),这一撒播,与我毫无关系,这一时间,也不是作为现在的任何一个可决定瞬间。也许再没有死亡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创伤更能明白体现这种双重性的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每一个事件都类似于死亡:双重,并且在它的复本中是非个人化的。死亡,两种死亡。再没有比布朗肖(Blanchot)更明确地阐释了这死亡中所包含的双重性的了:这是现在的深渊,这是丧失了现在的时间;我与这时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可能向之投射我自己。因为在这时间之中我并不死。我被没收了死去的权力。在这深渊中他们(人们,onit dies,就像人们说,it rains)死——他们从未停止死亡,他们也从未成功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