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消解全球化悖论

消解全球化悖论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最近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后果。其1997年出版的著作《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被《商业周刊》称为近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
编者按:
全球化。
一个曾经十分时髦的名词,现在正在日益展现其中所蕴涵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假如大卫•李嘉图和约翰•密尔今日复生,那么他们对于今天的全球化将会如何看待呢?恐怕即使他们不会大幅度的修正自己的理论,也会重新进行思考。
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最终在场外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夭折。当世贸组织正在竭力协调各方相去甚远的立场和利益时,"打倒世贸组织"的标语却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主张。从纺织品贸易到农业补贴,不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充满了抱怨,发达国家也开始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给自己带来了足够多的利益,还是仅仅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结果却表明,只要发达国家在外来劳工问题上稍微开一个小口,那么发展中国家马上就可以获得800亿美元的收益,而立刻取消所有农产品和制造业的贸易壁垒仅仅只能使发展中国家获益220亿美元。看来当印度和巴西政府带头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等问题上针尖对麦芒时,大家忽略或者回避了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就像工业化一样,全球化对于今天的人类社会来说只能选择继续,而无法完全从根本上逆转这一趋势。当然,掩耳盗铃般的视而不见也是一种选择,但恐怕绝非什么好的选择。可以说,人类对于全球化的动因和后果还处于探索之中,而全球化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即使不是规则的重构,至少也会带来不少的改变。对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外贸依存度颇高的中国来说,近27年的高速经济发展证明之前的决策具有相当的正确性,但如何继续得分,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此不妨听听关于全球化的域外之音。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十分有趣的矛盾现象,而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就是有关全球化的问题。什么样的全球化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经济环境,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需要为此做出哪些努力等等。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始终都在为此寻求解答。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益的,而获益最多的却是那些不按常规出牌的国家。这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方面。过去世界银行做过一个调查,回顾了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历,它把这些国家分成了两类,一类叫做"全球化者"(Globalizer),另一类则是"非全球化者"(Non-Globalizer)。"全球化者"普遍经济欣欣向荣、表现良好,而"非全球化者"却表现欠佳。
在调查中,作为全球化"明星"而被着重研究的四个国家分别是中国、越南、印度和乌干达。从上述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上看,中国、越南和印度都有着非常高的进口关税,
分别为31.2%、30%~50%和50.5%,乌干达的最低,仅有14.4%
。此外,中、越、印三国还存在着严重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国和越南当时也没有加入WTO。但悖论也在于此。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1%,
越南和印度分别为5.6%和3.3%,而乌干达仅为3%。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态势更好的国家并不是那些贸易壁垒更低、对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
之后,上述国家纷纷降低了它们的贸易壁垒,今天的中国已经对国际贸易更为开放,并已成为了WTO成员。另一方面,早先就降低了关税壁垒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还有南亚地区相比较,
拉美地区在20世纪60到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为2.8%,略低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3.3%,但高于南亚地区的1.2%
。引人注目的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拉美国家大幅地降低了关税壁垒,减少了定价管制,经济增长却变成了负值,为-0.8%
。也就是说,当它顺应全球化的规则,开放贸易、开放资本流动,即按常规出牌以后,反倒比之前的时候情况更糟了。90年代以后,拉美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经济增长率为1%,
但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6.4%、南亚地区的3.3%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理论上,金融市场的开放和金融的全球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流动以后,可以促使资本金从富国流向穷国,因为穷国的资本回报率更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金融的全球化和资本的肆意流动有时却会导致金融危机,使经济发展减缓或停滞,甚至加剧贫穷。
在巴西、智利和韩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中,很多都遭受过经济危机,甚至不止一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破坏和灾难,迫使许多国家不得不诉诸于昂贵的自我保护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部分国家的外汇储备约相当于2至3个月的进口总额,从90年代中期起,发展中国家就开始大幅增加它们的外汇储备,到现在,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相当于8个月的进口总额了,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基本还是维持原状。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其高昂的成本。中央银行将国家资源投资于低回报的美国国债,其机会成本就是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国内资产或是短期国际借债所能获得的更高收益。这就如同发展中国家为了抵制金融危机,增加流动性和自我保护能力,而付出了一笔高额的保险金。
当外交和商贸人士聚集在一起讨论全球化下一轮回合的议程时,他们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太大帮助的事情上,而忽略了另一些重要的。
例如,假如发达国家只是稍微开放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略微放松现有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增加3%的外来劳工进入本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就能得到大约800亿美元的巨大收益。相对而言,如果消除所有农产品和制造业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最多也就得到220亿美元的收益,只及上述的大约四分之一。
但是,今天的贸易谈判,还有世贸谈判多哈回合仍然主要集中在贸易壁垒的讨价还价上。我们从自由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很有限,从放开劳动力流动上得到的好处却很大,为什么两种方式的结果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里面的经济逻辑很简单。因为我们几乎已经消耗完了所有从消除市场贸易壁垒中获得的好处,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才刚刚开始,机会很大。
全球化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对国际贸易持有抵制的态度。根据对美、英、意、德四国调查的结果显示,对"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应该限制进口量"这一看法,美、英、意三国中持"同意"或"很同意"观点的比率分别为64%、63%和61%。德国的比率最低,为39%,但即使在这个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很严重的国家中,每5个人当中也有2个会认为应该对外关闭国内市场。
如果再询问一下是否应该允许中国商品的进入,恐怕这个比例会更大。这表明,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并不喜欢对外贸易。发达国家领导了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全球化,但它们的民众却并不喜欢进口开放贸易。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往往是由某些利益集团控制,这些集团为了获取利润而推进了更多的国际商贸行为。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机构设置,在法律、政治和监管机制上的背景都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是产生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成本的根源,并且妨碍了经济一体化。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资本市场这两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像教科书里面提到的,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简单的表述即有两个国家,它们之间没有进口关税等妨碍两国间经济往来的壁垒,从而它们的市场联成了一体。也就是说,简单地消除贸易壁垒,似乎就可以将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合二为一。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虽然以前的那些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许多贸易领域已经消失了,但市场却还远远没有一体化,它们仍然是分割的。我认为,造成这种分割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交易成本并非仅仅简单的来自人为的壁垒,诸如进口关税、资金流动限制等。即使没有正式的壁垒,国界也会对外贸交易成本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来对比一下加拿大两个省之间,以及紧邻国界的一个加拿大省和一个美国州之间的贸易情况。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是没有正式贸易壁垒的,由于同属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互相之间关税为零。所以,国界应该不会对它们的贸易量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事实上,加拿大内部之间的贸易量却要比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量高出25倍。也就是说,单是跨越国界就可以削减如此之多的贸易量,尽管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都不存在。虽然正式的边境壁垒已经消除,但"边境效应"依然强烈,这就是我们称为"贸易流失"的现象。
关于资本流动的模型预测,资本就会从富国大量地流向穷国,因为在穷国与富国之间,每个劳动力所占有的资本量是非常不同的,这表明其资本的边际产量也是非常不同的。如果穷国对外国资本放开限制,消除资本流动的内在约束,就会有大量的资本从富国流入。可事实上,资本的净流入量仍然要比理论上的数字小很多。
我事先假设已经消除了贸易壁垒,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内部法律和制度的不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跨越经济边界,都会经历制度和法律的断裂。这意味着,无论对于从事商品还是资产交易的贸易商,都会产生交易费用。在商品贸易中,尽管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进口税的问题,但包括监管或产品标准的不同、法律及环境的不同、商业活动开展方式的不同等因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加起来能使跨国商贸活动的成本增加40%左右。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易成本则来自资本流动上的种种限制,规章制度的阻碍,还有不同的制度环境。它们可能表现为政治风险、道德风险以及国际最终贷款人(International
lender of last
resort)的缺乏等多种形式。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开放了资本流动的国家,投资者也不一定敢进行投资,因为面临着政府监管等多种风险。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这些现象可能并不存在或并不显著,但到了别国,风险问题就复杂了。在法律领域,国与国之间也并非连续的,一旦出现问题,没有国际法律可以帮助投资者追回资本。
相比之下,国内金融市场的保障性更高,因为中央银行充当了最终贷款人,可以规避金融恐慌。一旦国内金融体系出现了危机,储蓄银行就可以求助于中央银行,从而获得最终贷款的保证,避免流动性风险。在国际上则不然,为阿根廷和韩国提供短期贷款的投资者就担心贷款是否能够如期收回,因为一旦这些国家出现了问题,并不存在最终贷款人可以求助。所以,国际最终贷款人的缺失也是增加国际交易成本的因素之一。它使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容易出现危机。


综上所述,经济一体化不可能简单地由消除贸易壁垒,通过类似WTO协商的方式实现。需要和谐的机制来避免因为国别之间制度和法律的不连续而造成的高成本。没有机制的和谐,就不可能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领域结合起来,形成拥有共同的经济、法律、制度甚至政治基础的统一整体。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不同模式,即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盟的经济一体化是由区域内跨国界的法律和政治一体化支持的,它不仅统一了市场,也统一了机构和制度。在一些地区,欧盟国家的贸易政策、竞争政策和监管政策都是相同的。而且欧盟还广泛地消除了监管和其他的贸易壁垒,建立起了超出单个国家之上的由成员国共同遵守的制度,通过跨区域的转移来补贴贫穷的国家和地区,使它们分享区域内的经济成果。欧盟有超过8万页的共同体法律,还有欧洲法院,它们在建立一种政治共同体。但是这种模式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准联邦制度的痛苦,这将使欧洲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联盟呢?只是由于经济共同体所带来的好处,这些痛苦还是划算的。相比之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式更容易实行一些。它无关体制上的一体化,只是类似于WTO风格的一种区域协议。
然而,唯有欧盟的模式才能带来经济的趋同和生活水平的趋同,经济的一体化也只能在欧盟的模式下才能实现,因为它提供了机制上的和谐,使穷国可以缩小同富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这一模式下,资本流动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产品市场不能达到真正的趋同,经济也不可能真正的一体化。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全世界范围内模仿欧盟的模式?因为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各个国家的背景不同,对制度安排的需求也就不同。首先,我们要针对具体国家的特殊情况,来确定什么是合适的制度设计。虽然我们可以提出类似于产权保护、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外部导向和宏观经济稳定等主张,它们也能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中实现,但我们仍然无法将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安排给所有的国家。多样性的制度安排是基于社会偏好的差异,例如是更倾向于公平还是机会;同时也要基于制度惯性和历史路径依赖,例如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模式;此外,还要基于当地的特色,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它不同的制度设置。如果在收入水平和金融系统的状况尚有很大的差距时,就要求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美国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制度,那将是不现实的。
因此,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涉及经济增长时,国内政策几乎压倒一切。且让我们对甲乙两国来做一个比较。甲国的情况是:具有优先和自由出口美国的权利;能将几百万公民送到美国工作;享受大量的外来直接投资;完全与美国生产线融为一体;美国财政部愿意给予它紧急性贷款,为它的金融系统提供保障;享有有效的美国军事保障。总而言之,它拥有最优越的条件,即使全球化也难以为它带来更多的好处了。乙国的情况则是:多年以来受到美国禁运的限制并与美国没有邦交;从西方国家那里既没有得到过资助也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协助;被拒在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门外;被禁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借款。但境遇差别如此之大的两国分别在现实中是谁呢?答案是:甲国是墨西哥,乙国是越南。


可见,不论是贸易禁运,还是优先出口美国的权利,都起不了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越南的经济政策,它转变了单一的传统产品生产基础,实行多样化的市场导向,很像中国的模式。而墨西哥则任由全球经济力量打开了它的贸易,左右了它的资本流动,从而使美国市场成为了它发展过程中的主宰,要靠贸易和外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同的国家需要不同类型的政策,且应以国内经济政策为主导,要由遵循《华盛顿共识》转变为对症下药。实践中,快速增长往往是出于特殊原因,各个国家不同的约束因素导致了不同的"症状",因此,各自的药方也应互不相同。各国都必须优先采取与"症状"相匹配的政策。在寻求经济发展路径的过程中,非正统的改革也许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过去中国实行的双轨价格制度、乡镇企业与经济特区等创新实现了有效的价格刺激、产权保障与外部导向,但采用的都不是传统的方法。最终,中国还成为了WTO的成员国之一,实现了市场的大规模成长。

为了使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更为安全、宽松的环境,我简要地列出了十项更有利于世界发展的改革措施:
1.实行短期工作许可制度,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在发达国家工作3至5年。
2.禁止补贴国外直接投资(DFI)的多边协议。这是唯一一个明显地将资源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政策,但是目前还没有被国际法规禁止。
3.世贸组织应将有利于发展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包括出口补贴)合法化,认为这些措施不利于发展的国家需要承担举证责任。
4.在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政府有必要了解本国居民的资金流向,因此发达国家应自愿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中国家居民在发达国家银行的帐户信息。
5.虽然我并不认为"
托宾税"(由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托宾提出,主张对外汇交易征收比例很小的税金,借以打击金融投机行为)能够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但如果能够征收比例很少的金融交易外汇兑换税,
哪怕其值仅为0.1%,都会产生大量的收入,将这笔收入用于广泛的全球公共品的提供,包括农业新技术等,将会使各国受益。
6.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需要认同对资本流动的谨慎限制,或者说对资本帐户的管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促进发展的关键措施。
7.接受"恶债"的原则,发达国家的法院不再强制执行独裁政权强加给其国民的债务。
8.准备一个"发展影响书",并将其列为WTO和其他任何国际协议的必要部分,其内容包括对发展中国家财政的影响,以及如何为它们提高财务支持的措施等。
9.结束世界银行在政策制定和宣传上的垄断地位,尤其是在最低收入的国家。通过成立若干地区性的独立机构,增加业务上的竞争,使其发展更为健康。
10.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发展与监管部"及其职员每五年轮流派往发展中国家,比如若干非洲国家的首都,这将会比现在更有助于他们制定政策和规则。
(本文基于作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四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上的演讲整理编辑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作者审阅。本报见习编辑左薇薇、实习编辑刘飞飞翻译,原题为《Making
Globalization More Development-Friend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