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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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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


摘要: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与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未得到充分认识有很大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由哲学理论和批判理论两大部分组成,这两大部分对当代中国均具有正向功能:哲学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进而对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都是不可或缺的;批判理论则不仅提醒我们正视和充分认识现代化事业中所出现的问题,自觉地趋利避害,而且还启示我们,必须把对现代化进程中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对社会主义目标追求之必然性的论证,变成推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后现代主义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 (2005)02-0005-09


  我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笔者曾对20多年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我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效应作过总结。参见《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80页;《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之跟踪研究》,《哲学研究》2000年第5 期。;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这些成果对中国现实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还未达到它应该达及的程度,与此同时,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有许多,但最根本的在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我作为一个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入自己生命活动的中国学者,亲眼目睹了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里所说的后果主要不是指个人的或者说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圈子里的,而主要是事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为了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乃至在整个中国的理论学术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使其达到应有规模、产生应有的影响力,我们首先需要认真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和庞杂,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部分:其一是哲学理论,具体地说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批判以及通过这一批判所提出的哲学观点,由于他们往往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和形式下从事这些哲学理论活动的,因而也可以把他们的哲学理论理解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路向和模式;其二是批判理论,即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由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解成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论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一要认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首先得与当前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许多学者所形成的如下共识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其一,为了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必须构建一种新的中国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其二,实现“马哲、中哲、西哲”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是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必由之路;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行这种会通与互动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引领和核心的作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正在于,进行这种研究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过程中真正能履行这样的职责和功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中发挥引领和核心的作用,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为重要,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现状是不尽如人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能否承担起这种作用,关键在于它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与形象出现在中国的理论舞台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它无论是对现实世界、其他思潮以及自身,都要抱一种正确的态度,只有这样,它才能承担起这种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价值,其哲学理论的意义也首先体现在这里。具体地说就是:第一,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有助于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从而有助于我们尽可能地让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历史性理论创造活动之中。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道?对此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否则就无从谈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去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如果连是不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凭什么要以其为基础和核心去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呢?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到。仅从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这一点上说,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其早期代表人物,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为代表,他们以马克思曾提出要“消灭”、“终结”哲学为由,引申出马克思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哲学的合法性,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与哲学无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一种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这些人完全无视马克思所要“消灭”和“终结”的哲学只是以主客体分离为特征的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第二种倾向以第三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为代表,他们则抹煞马克思对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的超越,坚持用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归于西方近代哲学而不是现代哲学的范围,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与西方近代哲学没有根本区别的、以主客关系问题作为基本问题的哲学。应当说,这两种倾向在我们国内学术界都长期存在着。也正是在这两种倾向的遮蔽和误导下,我们无法使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其“本真”。今天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就要着力于研究他们为什么和如何花大力气去反对这两种倾向的,以及如何通过这种反对逐步地向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靠拢的。


  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在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甚至错误的解释路向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下述观点,或者说所开辟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下述新的解释路向,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或许从这里出发可以把我们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1 ]:其一,他们正视而且确认马克思关于“消灭”、“终结”哲学的一系列论述,并以这些论述为依据,说明马克思超越了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已成为一种“新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确认马克思的哲学属于现代哲学的范围,确认马克思率先进行了终结和消除以西方近代哲学为主要代表的旧哲学的活动,确认马克思不是“部分地反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结论,而是“完全反对”它的前提和基础[2 ](p.73)。


  其二,他们断言马克思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就是对把主客体截然分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强调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点就是反对把主客关系问题当作哲学的基本问题,强调不能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理解成是用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用“物质”的绝对存在去取代“精神”的绝对存在,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观念”辩证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的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惟一的“绝对的”存在,提出如果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宗旨还是把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就不仅仅把马克思哲学倒退到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是倒退到前德国古典哲学了[2 ](p.131 )[3 ](p.202 )。


  其三,他们提出马克思反对旧哲学、旧本体论的同时,非但没有忽视,更没有反对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的研究,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按其本性”是“彻头彻尾”的本体论和哲学,强调马克思批判哲学并不是要离开哲学,“而是要揭开它的秘密,要解释哲学并在现实中实现哲学”,他们确认了以马克思主义存在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存在,并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响亮口号[2 ](p.106 ,69,75)[4 ](p.125 ,133 )。


  其四,他们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传统哲学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原则,其中最关键的是突出人的社会实践在整个哲学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点是突出实践性、历史性和总体性,他们从存在论的层面上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哲学视为一种实践本体论,认为“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主题和基础”,并用“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自然必然被人的活动所中介”这样一些命题来表述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确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主客体统一为主要特征的实践哲学[2 ](p.95)[3 ](p.234 )[5 ](p.109 ,116 ,139 )。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两种错误倾向的批判以及通过这一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基本内容的揭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更不能从中得出惟有他们才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结论。我们在这里只是想表明,在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当代中国还很有市场的情况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些做法和观点,确实有助于我们突破这两种错误倾向,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增强作为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主要思想资源的“中国学者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性与可靠性。
  第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探索通过“马哲”与“现代西哲”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圆融会通来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正确途径。


  如前所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圆融会通是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必由之路。而要实现这种圆融会通首先在于能否对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对立起来,无视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时,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相提并论,无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区别之时,两者的圆融会通就失去了基础和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结合在一起的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不但“身体力行”地用现代西方的一些哲学流派之“长”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短”,或者说从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吸收优秀的东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聚精会神和尽心竭力地揭示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为他们的这种“取长补短”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他们相信,倘若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像老鹰扑向小鸡一样地向这些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猛扑过去,去鉴别、消化和吸收它们。既然当年他对德国古典哲学能够这样做,那今天他对现代西方哲学也会如此去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者间真实关系的论述,为我们今天正确地把握两者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圆融会通,进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共同进行了终结和消解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斗争,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盟友的关系。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终结和消解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在这方面,现代西方许多哲学流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游离于这一斗争之外,而是不但参与而且率先批判近代西方哲学。两者在这过程中是同盟军。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判断,我们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之时,就不能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持两者之间只能择其一的态度。必须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两极对立的思维。在当前既要反对固守封闭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一概排斥态度的倾向;又要反对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弃之如敝屣,而对现代西方哲学则爱不释手、趋之若鹜的倾向。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出,尽管由于阶级基础和理论立场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者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但在理论内容、形态和特征等方面又有着诸多共同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同质的关系。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之处大多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超越的地方。如两者都高举反形而上学的旗帜;都具有反体系化的特征;都努力促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所在的世界;都反对主客、心物的割裂与分离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共同点既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当代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这就提示我们: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之时,应当努力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并以此作为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借鉴。很有可能,当代中国新哲学正是以这些共同点作为基本构架产生出来。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比其他所有的现代西方哲学都更加坚决和彻底,所以它在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也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更是超越者和被超越者的关系。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日而语,在把握两者的关系时,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同质性,更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突破,而是整体上的超越。通过这种整体上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与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根本区别的新的哲学。既然如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整体上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那么,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之时,我们必须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引领、主导作用。利用已有的思想资源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最重要的是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特殊的地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当代中国新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相互关系的揭示,在有些问题的表述上可能不是那么正确,如对两者共同点的论述就有偏颇之处;在有些地方可能还存在着互相矛盾之处,如在说明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之间就显得不是那么自圆其说。尽管如此,他们的这一揭示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着正面效应。这种效应也将影响到今天中国的学者对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构建。


  第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增强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自觉性,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正确的态度。


  如前所述,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成败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真正起到核心的作用,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关键又在于它如何正确地对待自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信奉者和研究者必须用一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中国履行这样的职能。我们今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何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以及它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而且也要探索这些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抱的态度。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持的方法与态度确实能够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


  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活动,可以看到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贯穿于始终,这就是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一方面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确、全面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西方出现了发现、鉴别、出版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热潮,而且推出了一批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著作与论文;另一方面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把“拯救社会主义”的出路定位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可以说,近年召开的每一次马克思主义研讨会,许多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具有试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现实问题,从而进一步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这种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态度,是我们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研究者所必需的。单纯性注重“回归马克思”是不够的,离开了“回归马克思”而去“推动马克思”也注定要失败的,可贵的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结合。有时我们片面地突出“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从而存在着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化的危险,有时又离开了“回归马克思”而去注重什么“推进马克思”,从而带来了随意“制造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将马克思主义虚无化的新的危险。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持这样一种态度,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够吸引人并使之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过程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呢?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特别是研究一下他们是如何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人们可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但他们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当我们注意某种理论并力图从中获得启示之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那些明显的瑕疵之处,而不去认真地研讨一下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地方呢?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除了其哲学理论之外,就是其批判理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著称于世的。欲问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究竟有何意义,就必须要思考和研究其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究竟意义何在。由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所以仅仅把这种意义归结为“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具体地说就是必须思考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对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何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这一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的揭露,如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对劳动异化的批判、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对生态危机的批判、对爱欲压抑的批判、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批判等。现在有一些国内学者否认研究这些批判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其主要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的“代价不可避免论”。他们提出,目前中国尚处于“前现代化”时期,尚处于向现代化的过渡之中,现在还不是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现代化的种种负效应,是实现现代化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只有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连现代化的门槛都还未踏进,就急于去解决这些只能在实现了现代化后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干扰现代化的建设,会严重影响人们聚精会神地推进现代化进程。因此,目前人们只能默默忍受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弊端──这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批判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的理论引入中国,只能起到混乱思想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这些道理似乎是非常充分的,也颇能迷惑人,但仔细一分析,实质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否一定要重复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代化前加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就表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其根本的不同之点在于,我们一方面要通过现代化实现工业文明,享受到西方人已经享受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使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尽量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那些在使西方人富裕的同时又给西方人带来痛苦的问题。中国的富强必定要以人的“精神沦丧”和“畸形发展”为代价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否一定要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中国必须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富强,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一定要等到实现了现代化,再去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些弊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既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在现代化前加上的“社会主义”就是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的优势就主要体现在这里。


  那些“代价不可避免论”的提出者,是在向人们兜售历史宿命论,即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历史的主体是人,当人已经有了自觉的意识,即认识到了人必须全面地发展自己,那为什么不主动地加以实现呢?为什么只由于“别人曾经是这样”因而我们也必须这样?一些弊端、恶果在他们那里已暴露得如此充分,我们为什么非得还要去培育这种恶果并强使自己吞下呢?为什么不能主动地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而还去受盲目必然性支配呢?还要指明的是,中国是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如果我们不从实施现代化那一天起就自觉地去限制其副作用,那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要比西方人大得多,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揭示的。如不自觉地限制这些负面效应,那么很有可能在我们尚未充分享受到现代化硕果的时候,这些负面效应就已经把我们葬送掉了。实际上,我们根本承受不起这一代价。


  只要明确了在中国实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副作用是可以避免的、其代价是可以降低的这一点,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通过研究这一理论,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西方的现代化事业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虽然历时不长,但同样也出现了问题并付出了代价,我们必须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敢于正视和充分认识现代化事业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不能熟视无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批判和揭露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根本的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趋利避害,一方面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硕果,另一方面把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一思路去做。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但是,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仅仅限于此,那么,这种意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因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运动中的弊端同样也作出了尖锐的批判。可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有比较才有区别,只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作一对照,其更深的现实意义会更清楚地呈现于我们面前。


  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源自于对现代性理念,特别是对作为这种理念在现实生活中之实际体现的现代化运动的危机和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和激情批判。问题在于,这是两种沿着不同的路向所展开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念和对现代化运动的批判有四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无视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的福音,而对之持全盘否定态度;第二,不对现代化运动作历史的分析,看不到现代化的一些负面效应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第三,把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说成是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本身带来的,是现代化运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第四,强烈要求回到前现代化状态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能比后现代主义者更早、更深刻地觉察到了现代化运动的惟一负面效应,但他们在对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展开揭露和批判时,却没有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些特点。他们在批判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又讴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使人类摆脱各种自然和历史的束缚。他们肯定现代化运动是推动近200 年来人类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他们仔细地剖析了现代化运动中各种负面效应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富有说服力地向人们揭示现代化运动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并不是现代化运动本身、现代性的理念带来的,而是由目前推进现代化运动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简言之,他们批判的不是现代化运动本身,而是现代化运动的资本主义形式。他们相信,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价值观念,现代化运动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他们强烈要求使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样他们又把对现代化运动中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在这里且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为例加以说明。


  哈贝马斯批判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但不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已不可救药。他说,我们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6 ](p.37)他认为,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需要的是救助它。他向世人公开宣布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6 ](p.56)。哈贝马斯认为,拯救现代化的惟一出路是由主体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由工具理性批判转向交往理性,“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工具的合理性转向交往的合理性”[7 ](p.525 )。他把交往理性概念作为理解现代性的普遍范畴,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概念的提出,不但使人们真正了解了现代性出现危机的根源,即不是由现代性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的;而且使人们找到了摆脱现代性危机的道路,即发展交往理性。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为其实现形式的。而现代性之所以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正是从这里他引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要性。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批判现代化运动中的负面效应,特别是现代化运动中所出现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又要求把这些负面效应特别是生态危机与现代性本身区别开来,要求走向“更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它具有强烈的修复已经崩溃的现代性,继续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现代化之动机。最负盛名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其著名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要为现代化确定一个界限,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说道:“我们当今所经历的并不是现代性的危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是需要对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8 ](p.1 )。他还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标志着现化性的终结的东西,以及所谓的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那种选择性的、片面的合理化,即我们称之为工业主义的东西赖以确立的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的危机。”[8 ](p.2 )高兹强调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而业已确立的现代化的界限正被不断突破。危机的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其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高兹认为,如果坚持当前的危机就是现代性的危机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必然处于对过去的怀旧的伤感之中,就不能赋予那些引起我们过去信仰崩溃的变革以新的含义和方向,从而也就不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现在关键的是要改变对现代化的观念,即那种把现代化视为是没有界限的、可以漫无边际地加以突破的旧观念。他说:“我希望证明现代化具有本体论的和存在论的界限,证明这些界限只有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才能加以突破,而正是这种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面”,“这里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给我们能加以现代化的领域划定界限”[8 ](p.2 )。所谓划定界限,就是确立在现代化过程中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像现在那样什么都可以做。


  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加以对照,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理论对于正在追求现代性、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有如下两点启示:其一,现代性的进程中遇到了挫折和困难,关键是要找到出现挫折和困难的根源。我们必须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不把现代性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归罪于现代性本身,不把这些问题视为现代性合乎逻辑的必然归宿。


  当今在我们中国,一方面一些人根本无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无视老百姓面对这些问题所发出的呼声,“一意孤行”地走下去;另一方面一些人则即使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把这些问题说成是现代性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既不能无视中国的现代性事业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更不能把这些问题说成是现代性本身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但不把这些负面效应直接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批判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功能但又不把这种消极的社会功能视为科学技术本身的原罪之观点和思路是多么的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尽管按照他们的生活经历,看到的是现代性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的历史事实,但并不因此而简单地得出这是现代性之必然归宿的结论,这确实难能可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昭示我们必须从实现现代性的社会组织方式、推进现代性的社会制度等方面来探索何以现代性的实际进程中出现了如此多的错误。


  其二,必须正视现代性的进程中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承受现代性进程的社会体制不完善这一点。我们必须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把对现代性进程中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对社会主义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变成推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强大动力。


  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持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观点: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性进程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正面效应,相反越来越滋生和助长其负面效应。他们实际上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归结于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例如,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失衡,这显然是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负面效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就不把这一负面效应的账直接记在现代性的头上,而强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润动机”导致了这一负面效应,只要改变这一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完全有可能避免这一负面效应。这样,他们就把对现代性进程中负面效应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他们要求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他们深信,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现代性进程中的种种负面效应会得到有效的遏制。了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些观点,我们一定会倍加珍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前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表明我们是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从事现代性事业,这不是我们的劣势,而是我们的优势。目前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引导中国人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这是对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趋利避害的最好印证。


  这两点启示非同小可,因为它们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向的根本问题,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前途和命运。不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怎么能获取这些宝贵的启示呢?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1 ]陈学明。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向——重读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J ]。学术月刊,2004,(5 )。


[2 ]K.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 [M ]。London,1970.


[3 ]G.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M ]。MIT Press ,1971.


[4 ]Maurice Merleau Ponty.Sense and Non Sense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uiversity Press,1964.


[5 ]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6 ]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访谈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 ]J.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M ]。Suhrkamp Verlag ,1988.


[8 ]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M ]。London,New York:Verso ,1989.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ies of "Western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ENXueming(Center for Foreign Studies of Marxism ,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Western Marxism" in China has never reached our expectation. It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ies of "Western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s not been fully appreciated. In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Marxism", there are  two essential parts : philosophical theory and critical theory , both playing positive rol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While the former helps  us grasp the quintess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 as is essential to the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brand new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s well, the latter not only warns us against the problems in the modernization but leaves us fully aware that the repudiation of  those negative sides of modernization should be turned into an inevitable evidence for quest of socialism and into momentums for further reform and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 Going back to Marx ;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责任编辑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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