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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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

大卫·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 


本文的英文名为“Geography of the Manifesto”,原载David Harvey, 1998,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当代地理学中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spatial fix”在戴维·哈维的著作中通常与“地理转型”(geographical transformations)和“非均衡地理发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s)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通常是指资产阶级通过地理扩张来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策略,这里意译为“空间转移”。 


  [摘要] 本文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意义,认为地理转型和非均衡地理发展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中的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首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了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空间维度,接着考察了资产阶级用以缓解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空间转移理论,最后从我们时代的立场出发批判性地考察了《宣言》的一些实际描述。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地理学 全球化 



  我们今天所称的“全球化”在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492年,如果不能追溯到更远的话。长期以来,这一现象及其政治、经济后果一直是评论的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对1848年以前的情形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全世界无产者必须在斗争中联合起来,倘若他们想在世界舞台上取代具有破坏性的资本力量,并建构一种能够以更平等的方式实现其自身需要、欲望和愿望的政治经济学。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这些话的革命年代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幸运的是,《宣言》的作者直率地承认其自身形成的偶然性(contingency)。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德语版的前言中写道,“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952:8)。他们指出,如果说《宣言》已经成为历史文献,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那么,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以我们自身的历史、地理条件来解释它、补充它。他们追问道,“人的观念、观点和观念,一句话,人的意识,随着自身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了解吗?”(1952:72) 

  当然,在这个同样是动荡的、但绝非革命的年代里,《宣言》中的一些段落显得有些离奇、过时,甚至会遭到某些社会主义者的反对。但是,如果思考一下它的当代意义,《宣言》的基本原理依然是正确的。 

  让我们先思考一些熟悉的段落吧。这些段落依旧涉及了当代异化和意识的中心,尤其是它们已经在过去20年间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年代里获得了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关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最神圣的情感,淹没在利己主义算盘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替代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952:44) 

  难道这不是极其准确地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它如此这般地腐蚀了当代教育、政治、社会事务和道德情感,以至于我们除了通过原教旨主义、神秘主义、个人虚无主义和自我异化来反对它之外,并没有剩下什么选择?难道我们不是随处被“利己主义算盘”的“冰水”所包围?接着,请我们思考下面的这段话: 

  资产阶级如果不能使生产工具以及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新,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确定性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952:45-46) 

  这段话的语言震撼力的确是令人钦佩的(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像一个巫师那样,它“再也不能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宣言》也向我们指出了周期性地震撼社会基础的危机的不可避免性,指出了这种危机所具有的“荒唐性”:在大量的急需满足、但又未满足的社会需要中存在着生产过剩;在富足中存在着饥饿;资产阶级周期性地破坏着先前创造的生产力。事实表明,大规模的技术变迁完全改变了地球表面以及我们同自然的关系。但是,这些似乎同样神奇的力量产生了失业、投资减少、甚至是资产阶级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的破坏。那么,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些危机呢? 

  一方面不得不破坏生产力,另一方面征服新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具有破坏性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1952:50)。 

  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不仅随处扩大了,而且还随处加深了。 

  敏锐的地理学家将会立即详尽地考察这种观点的空间和地理维度。若仔细地考察《宣言》,你就会发现,关于地理转型、空间转移和非均衡地理发展在长期的资本主义积累历史中的角色,《宣言》包含着一个独特的观点。《宣言》的这种维度值得进一步考察,因为它需要详尽说明资产阶级如何创造和破坏了自身活动的地理基础(包括生态基础、空间基础和文化基础),如何根据自己的设想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是我在这里关注的主要矛盾。 

  一、空间维度 

  资本积累一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若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非均衡地理发展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在很久以前就不再发挥政治经济体系的功能。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地寻求我在其他著作中(参见Harvey, 1982)所称的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空间转移”——这两个进程已经创建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这种分化在今天比其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并且,《宣言》在考察这些问题时的优点和缺点都值得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也值得审视,因为正是在这里,欧洲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联合,并试图制定一个在引人注目的地理和文化分化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共同革命议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非均衡地理发展和空间转移问题的思路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一方面,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等问题在他们的观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地理重组的潜在后果倾向于迷失在最终使时间和历史凌驾在空间和地理之上的修辞模式之中。 

  《宣言》的第一句话就使他们的观点局限在了欧洲,它的主题首先适用于这一跨国实体及其工人阶级。这反映了如下事实:“各国的共产主义者”(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芬兰语和丹麦语是这一文献发表时所设想的语言)聚集在伦敦来制定一个工人阶级的纲领。因此,这个文献是欧洲的,而非国际性的。 

  但是,全球背景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忽视。让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变迁,同“美洲的发现和绕过好望角的航向”有关,同开辟了殖民地的贸易、打开了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有关。无疑,资产阶级的兴起是同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和策略交织在一起的: 

  现代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就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Marx and Engels, 1952:42-3)。 

  凭借这些地理手段,资产阶级从外部绕过了地域性的封建力量,并从内部颠覆了这一力量。还是凭借这些手段,资产阶级把(具有军事、组织和财政力量的)国家变成了实现自身抱负的委员会。一旦资产阶级上台后,它就会部分地通过内部、外部的地理转型继续追求其革命使命。从内部来说,大城市的兴起和快速的工业化使得城市统治了乡村(同时,把后者从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种拯救出来,并把农民变成了下等阶级)。城市化使生产力和劳动力在空间上集中,使分散的人口和财产迅速地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的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伴随着交通运输体系、劳动的地域分工和城市基本设施作为资本积累的基础而被建立起来,“自然力”慢慢地服从于人类控制。 

  但是,无产阶级在工厂和城市里随后的集中使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以此为基础,他们开始建立工会这样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想法。此外,现代交通体系把 “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从而“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称全国性的阶级斗争”。这一进程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服从于统一的资本统治。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以类似于资本行动的方式在集中、在扩散。 

  马克思在下面的段落中详细解释了这种观点。这一段落是如此著名,以至于我们很容易把它忽略掉,而不是仔细地阅读它、思考它: 

  日益扩大的市场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拓,使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古老的民族工业已经遭受了破坏,而且每天都还在遭受破坏。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城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越来越不可能,于是源于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Marx and Engels, 1952:46-7)。 

  如果这不是对我们今天所称的“全球化”的精彩描述,它又是什么呢?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继续写道: 

  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低廉的商品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恨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它迫使它们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也就是说,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它根据自己的设想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Marx and Engels, 1952:47) 

  资产阶级“教化使命”的主题在这里被提出来了。这段话也隐含了地理扩张力量的某种极限,它不可能无限期地永远扩展下去。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是阶级和生产关系在日益扩张的地理空间上的再生产,那么,国内资本主义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领域同样也将在地理空间上日益扩张。阶级斗争变成了全球性的,当然,这导致了著名的格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反资本主义革命和亲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 

  二、空间转移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凭空提出他们的观点的。事实上,他们利用了长期的分析传统。尤其是,他们似乎仔细阅读了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同时吸收了该书的优点和缺点。 

  黑格尔(1967:148-152, 278)在该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可能是解决他所谓的“成熟的”市民社会之严重的、强大的内在矛盾的手段。一极是财富的日益积累,一极是陷入极度痛苦和绝望的“下等阶级”的形成,这为无法通过任何的内在转型(比如财富的重新分配)解决的社会不稳定和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因此,市民社会因受其“内在辩证法” 的驱使而“超越了自身的极限,并在物资不怎么充足或工业普遍落后的地区寻求市场和必要的生存资料。”它必须发现自己的殖民地,并让它的部分人口“在新地区重返以家庭为基础的生活”。通过这种手段,它“为新地区提供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以满足它们的新需求”。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赢利冲动”的刺激,而这种“赢利冲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风险,以至于工业“不再扎根于本国土地,不再局限于具有快乐和欲望的市民生活的小圈子……它包含了变动、危险和破坏的因子”。这显然已经预示了《宣言》中的一些表述。 

  在简要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可能是市民社会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的解决手段以后,令人相当吃惊的是,黑格尔放下了这个问题。他使我们无法知道,资本主义能否通过某种“空间转移”获得短期或长期的稳定。相反,他转而关注国家概念,并以此来实现伦理观念(ethical idea)。这可能意味着,通过现代国家——内在转型——来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既是可能的,又是尽如人意的。然而,黑格尔并没有解释,他所看到的贫困难题和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难题如何才能够在现实中得以消除。那么,难道我们应该相信,这些特定的难题只有通过帝国主义才能够得以解决?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如阿维纳里(Avineri, 1972: 132)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只有在这里,他才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资本主义难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于福地或视野之外的其他空间,这似乎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日后的思考,这可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恩格斯的确相信,“只有马克思,才可能从黑格尔的逻辑中提炼出包含着黑格尔真正发现的内核”(Marx and Engels, 1980: 474)。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资本主义积累普遍法则时所使用的语言,同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所使用的语言十分相似。在《权利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写道: 

  如果大众的生活标准降低于特定的生存水平——一种根据社会成员的必需品的多寡而自动调节的水平,大量的贫困人口就会产生。与此同时,这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会产生出一种极其有利于财富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条件(Hegel, 1967: 150)。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 

  伴随着资本积累,工人的处境会变得更坏,不管他的工资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与财富的积累相对应,它使痛苦的积累成为一种必要条件。因此,财富在一极积累的同时,就是痛苦、劳动折磨、奴役、忽视、野蛮化和道德堕落在相反的一极的积累(Marx, 1976: 799)。 

  这两段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证据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甚至能够证明:黑格尔偶然提出的、没有逻辑支持和证据支持的命题,确实是正确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描述的内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倘若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它不可能从内部得以解决。倘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受到抑制和调节,它将耗尽、并最终破坏自身财富的两种源泉——劳动者和土地。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他不仅仅想把这一结论强加给黑格尔哲学的信徒,还想把它强加给所有其他人。但是,为了使其论点能站得住脚,马克思也不得不再次提出黑格尔曾经提出、但并未解决的空间转移问题——某种在别处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 

  依据这种观点,《资本论》总体布局的另一个特征也很有意思。《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章涉及了殖民问题。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多余的想法,因为马克思在前面的章节中不仅宣布了要剥夺剥夺者,也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灭亡。但是,倘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来看,这一章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试图表明,在资本的起源和性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如何凭借它在殖民地鼓吹的政策驳斥了自己荒诞的说法。在资产阶级的解释中,资本(犹如一种物)源于生产者自身劳动能力的充分运用,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源于一种可以自由签订的社会契约:契约的一方是可以通过节约和勤俭生产剩余资本的人,另一方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人。马克思大声疾呼,“这个美丽的幻想”在殖民地“破灭了。”“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生产资料的主人,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资本并不是一种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依赖于“自给自足的私有制的消灭,换言之,依赖于对劳动者的剥夺。”从历史上看,这种剥夺“已经被记录在野蛮的人类历史中”。同样的事实也表现在了殖民地的土地政策中,比如威克菲尔德在澳洲的土地政策:在此,私有制和国家的作用就是防止劳动者获得自由,以便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大量的雇佣劳动力。这样,资产阶级被迫在其殖民纲领中承认它试图在国内隐瞒的东西:雇佣劳动和资本都是以劳动者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这就是“原始的”或“最初的”资本积累的秘密。 

  所有这一切与黑格尔悬而未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作出解释。如果劳动者能通过海外移民或边缘地区返回真正没有异化的生存状态(建立他们的乌托邦),那么,资本主义对劳动供给的控制就会受到削弱。这种形式的扩张有利于劳动,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以后的著作中极其关注这个问题。他首先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殖民行为: 

  诸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殖民地就是这样的。在这里,大规模的农场殖民者并不是资本家,也没有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尽管他们从宗主国带来了一些资本。他们基本上是为自己劳作的农民,其主要目标首先是生产他们自身的生存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存在于第二种类型的殖民地(种植园)中,商业投机一开始就存在于此,其生产是为了世界市场。(Marx, 1968:302-303) 

  在第一种殖民地中,资本主义霸权随处都与作为自身条件所有者的生产者的抵抗相冲突,因为这样的生产者使用这一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富裕,而不是资本家。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二者之间的斗争。如果资本家有其宗主国的支持,他就会设法通过武力清除建立在生产者独立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和剥夺方式。(Marx, 1976:716) 

  黑格尔极其重视的新的工业市场和工业领域,只能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及相应的占有他人劳动能力的复兴而获得。因此,产生劳动异化难题的基本条件又出现了。马克思关于殖民的章节似乎排除了任何外在的“空间转移”能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可能性。显然,马克思被迫关闭了黑格尔略微打开的门,并通过否认殖民最终能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强化了他对彻底革命的召唤。 

  但是,这扇门并没有被关闭。黑格尔的“内在辩证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空间解决方案随处都能以正当的形式被重新提出。马克思借助“现代殖民理论”这一章解决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注的生产问题。当马克思要表明生产要求同产生了积累过度危机的流通要求相冲突时,他在第三卷中会如何做呢?两极分化呈现出了这样的形式,即一极是没有被使用的资本,另一极是失业工人,并随后导致了二者的贬值。这种危机的形成能通过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而解决吗?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表明的(Harvey, 1982),马克思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外贸易和外部市场在其他地方的扩张、资本输出、无产阶级通过原始积累在其他地方的扩展,所有这些都能在短期内阻止正在下降的利润率。但是,多长时间才算短期呢?如果它能持续许多世代,那么,这会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市民社会的心脏立即寻求革命转型的政治实践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工人也寻求自身的空间转移,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可见,马克思被迫面对工人运动中日益增加的信念:通过移民逃到乐土,是解决他们痼疾的药方。马克思在1848年致伊加利亚的公开信中(转引自Marin, 1984),他不仅指出,任何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都必须存在于某地,即存在于欧洲,而且,试图逃到一个乌托邦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还指出,移民们“在伊加利亚内很容易受到自身教育之错误和当今社会之偏见的影响,而这些错误和偏见是不可能根除的”。国内纠纷很容易受到敌对的国外势力的利用。此外,通过分工和环境条件中的激进变迁而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压力,急需一定程度的激情和投入,而这种激情和投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注定要减弱。马克思继续敏锐地指出,“仅有几百万人并不能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有的生存状态,如果他们不具有一个绝对独特的和宗派的性质的话”。当然,这些都恰恰是导致伊加利亚移民区在美洲失败的原因(参见Johnson, 1974),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 

  对于实现了个人自由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当然也包括伊加利亚成员),一个公有财产的社区,如果没有一个转型时期,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上没有一个个人财产逐渐转变成社会财产的民主转型时期,犹如要收割没有种植的庄稼一样是不可能的。 

  对于工人而言,寻求乌托邦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空间转移不可能仅仅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资本。 

  三、《共产党宣言》地理学的若干问题 

  《宣言》中的地理要素在随后的评论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当它成为关注的焦点时,它在政治行动方面通常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当我们回顾这种观点时,这意味着一个双重的反应。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当前的视角看,地理的调整和重组、空间策略和地缘政治要素、非均衡地理发展等等,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学的关键特征(《宣言》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社会主义的动力必须考虑地理现实和地缘政治的可能性(《宣言》在这个问题上的倾向是轻描淡写)。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宣言》实际描述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如下问题提出一个更实际、更准确、政治上更有用的理解: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如何在维护资产阶级力量和抑制工人权益和抱负方面发挥并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如下所述,我将在很大程度上把第一个反应视为“既定的”反应。尽管列斐伏尔(Lefebvre, 1976)的评论或许有些夸张,我想,他关于资本主义仅仅“通过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就能在20世纪生存下来的评论还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同样的话语说在21世纪末,那将是一种讽刺! 

  在此,我将主要对《宣言》中的实际描述作一批判性的考察。我这样做时主要是从我们时代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1848年的观点出发(尽管如我偶尔所表明的,即使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宣言》中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在这一进程中,我试图脱离黑格尔的观点来单独考虑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时空发展。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提炼出《宣言》地理学的七个方面来加以评论。 

  1.把世界划分为“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至少是犯了年代误植的错误(anachronistic)。与之相伴的资本积累的中心-边陲模型至多是一种粗糙的概括,有时会造成误解。好像是聚集在某一中心位置(英国或欧洲)的资本正在向外部扩散,以至于包围其余的世界。这种观点似乎源于马克思完全接受了黑格尔的目的论——在目的论的历史进程中,空间好像是一个被动的容器,它从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然后填满整个器皿。资本主义究竟产生于何地?它究竟是产生于一个地方,还是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这类的学术争端似乎没有达成共识的迹象(参见Blaut, 1977; 1993)。撇开这些难题不说,资本主义随后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包含在这种扩散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尽管有些例子表明,资本从中心流向了边陲(如剩余资本在19世纪后期从欧洲流向阿根廷或澳大利亚),但是,这种描述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实际情况不符,与当今先后发生在南韩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国内原始资本积累,并把其劳动力和产品投放到全球市场。 

  资本积累的地理学应该得到比《宣言》提供的扩散主义概括更准确的认识。问题不在于描述的概括性本身,而在于它没有提出非均衡地理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我们描绘出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的动力。马克思在日后的著作中部分地纠正了这一错误。《宣言》中至少有一种暗示:我们应该更加辩证地理解资本在占有和掠夺全球财富的商业活动中的起源。 

  更抽象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空间/地点辩证法也是十分有用的。地点、地区、区域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中演进?例如,不同民族国家(或其他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已经与市场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结构中的位置交织在一起。同样引人入胜的是,那些不容易使用空间力量来阻止封建主义的民族国家(如20世纪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如何走上法西斯主义的? 

  2、《宣言》正确地强调了通过交通工具的革新和投资来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性,因为交通工具对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加和维持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点表明,这是一个持续的、而非业已完成的进程。如《宣言》后来所指出的,“通过时间来削弱空间”深深扎根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它在具有资产阶级时代历史地理学特征的空间关系中(从收费公路到铁路、高速公路和空中旅行再到虚拟空间)产生了一个持续的、然而通常是曲折的转型。这些转型削弱了(通常与封建主义相连的)空间的绝对性,强调了空间关系和地方优势的相对性,从而使李嘉图的贸易比较优势学说成为一个高度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问题。此外,商品流的空间轨迹同资本流、劳动力、军事优势、技术转让同信息流的关系不得不加以描绘。在这方面,《宣言》并没有错误,只是它准确的陈述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3、或许,《宣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忽视了世界性的地域组织,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区域性组织。比如,如果国家必然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那么,国家不得不在地域上加以划分、组织和管理。《宣言》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是颇具煽动性,只是过于简单了。财产的集中和资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使得“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具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的阶级利益和统一关税的国家”(Marx and Engels, 1952:48)。 

  如果说主权独立国家的共存权利早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就作为一个欧洲准则而被确立,那么,这一原则在全球的普及,犹如民族国家形成的国内进程一样,却经历了几个世纪。在1848年,“统一”(lumping together)仅仅出现在德国和意大利,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这样的统一。19世纪是地域划分的伟大时期(绝大多数的世界边界都是在1870-1925年间被确立下来的,它们大多是由英国和法国单方面划分的)。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却要在地域划分很久以后才会出现,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通常是一个不稳定的问题(在非洲尤其是这样)。只有在1945年以后,非殖民化进程才使国家形成在世纪范围内极其接近《宣言》所设想的简化的模型。此外,由于交通工具的革新、非均衡的阶级斗争动力和非均衡的资源储藏而引起的相对主义意味着,地域轮廓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商品流、资本流、劳动流和信息流都使世界的边界模糊难辨。偶然性(包括地域重新组合和重新划分的阶段)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颠覆了任何简单的目的论的解释(这种源于黑格尔的目的论,总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未来的观念之中)。 

  4、当然,国家是众多的影响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的调节机构(mediating institutions)之一。货币和金融也应该受到重视。在这方面,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宣言》之所以对此避而不谈,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宣言》的作者尚未从根本上洞察到货币、生产、商品交换、分配和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许,原因始终就是,《宣言》的作者无力同时面对当时两股激进的思潮——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前者把资本的联合和信用的集中视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后者则强调去中心化和强烈呼吁成立工匠和小商品生产者的信用合作社。我们可以把世界货币解释为某种普遍价值的再现。这是一个功能主义的、非辩证的看法。在此,价值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犹如民族观念一样,似乎凌驾于个体活动之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世界货币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把货币视为价值的再现,这种价值源于物质活动(具体劳动)的特殊性和价值(抽象劳动)的普遍性之辩证关系。当然,具体劳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抽象劳动获得的条件是,商品交换变得如此广泛和普遍,以至于成了一种正常的社会行为。但是,有些机构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进行着调节。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交换制度、国家支持的地方货币等等,就这样变成了强有力的调节机构,它们在世界市场上货币的普遍性和在我们周围进行的具体劳动的特殊性之间进行着调节。当力量在日元、马克和美元之间转变时,或者当新的机构(如1945年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扮演新的调节角色时,这些调节机构也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 

  这里的问题是,地方和特殊条件同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的价值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总是难以确定的,这种国内关系会受到通过某种独立力量获得的组织结构本身的影响。这些调节机构总是具有地域性的基础和偏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某些种类的具体劳动和阶级关系的产生,甚至有时能够通过对资本组合(capital assembly)和资本流的控制而决定非均衡地理发展的模式。考虑到欧洲银行和金融在19世纪40年代的重要性(罗特希尔得家族就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考虑到圣西门政治经济理论(联合资本能够改变世界),即使“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特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Marx and Engels, 1952: 75)是《宣言》主要的政治提议之一,忽视对货币和金融机构的分析也是不可思议的。随后系统的论述(参见Harvey, 1982)虽然有助于阐释这个问题,但是,仅仅零星地、附带地对待金融资本和货币资本在组织资本积累的地理动力方面的作用,可能是《宣言》无心的和不幸的遗产之一(从希尔夫丁的经典著作在1910年问世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几乎没有著作涉及这样的主题)。 

  5、《宣言》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使农村屈服于城市,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为更加统一的工人阶级政治奠定了基础。这一观点是极其重要的。归根结底,它要说明的是,空间组织的产生并非与阶级斗争无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无论我们怎样批判《宣言》对这些动力的概括。《宣言》提供的描述是这样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在这个阶段,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群众,他们因相互竞争而被分裂。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会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联盟(工联)……由现代工业所创建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便利了工人的团结,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Marx and Engels, 1952:54-55)。 

  对19世界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这种描述指出了阶级斗争发展的共同道路。即使在20世纪,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南韩的工业化就是一个典型)。但是,说这是一个有用的描述性概括是一回事,说在迈向社会主义的旅途中,阶级斗争必然要经历这些阶段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我所指出的,如果它可以令人信服地被解释为空间组织在阶级斗争动力学中的非中立性,那么,它表明,资产阶级可以采取分散的、分而治之的空间策略在地理上瓦解直接威胁其生存的阶级力量的上升。《宣言》接着上面那段话继续指出:“无产者组织为阶级,从而组织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相互竞争而受到破坏” (Marx and Engels, 1952:55)。许多例子表明,资产阶级的策略达到了那种效果。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城市中,制造业从中心向郊区分散,以避免无产阶级集中的攻击。这种生产进程在空间上的分散策略,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增强自身力量的强有力的武器。国际工人之间的竞争不仅使资本主义优势增强,还导致了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难题(第二国际在一战时的立场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工人运动更加擅长控制地方性的和地域性的力量,而不是空间状态,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已经使用自身先进的空间策略击败了地方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最近,资产阶级通过“全球化”从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威胁,就证明了这一论点。尽管所有这一切并不与《宣言》的基本观点相背离,然而,它有别于《宣言》中对阶级斗争动力的实际概括。 

  6、贯穿《宣言》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革命行动的动力主要是快速城市化的工业无产者。即使在那时,忽视农村运动、农业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革命潜力似乎是草率的(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就是农业工人,他们想在多西特结合成一个团体,不料尽管费进了力气还是被放逐到了澳大利亚;许多法国农村在1848年也拥有很高的革命热情,这使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一个主要的行动者)。随后的农民斗争和游击战的历史——更不必说又小商品生产者、种植园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农业领域进行的斗争了——使我们不得不讨论宣言的中心命题:革命行动(再行动)的潜力的哪里? 

  7、这使我们进入了《宣言》遗产中最有问题的要素:“无产者”和“劳动力”在极其多样化的地域范围上的同质化。尽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标语依旧可以视为对资本积累的全球化策略唯一恰当的反应,但是,理解和形成这一反应的方式却值得批判性的审察。这一观点的核心是,现代工业和雇佣劳动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因此,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民族。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他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旦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旦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Marx and Engles, 1952:71-72)。 

  这里的设想是很好的,但基本上是一厢情愿。《宣言》至多温和地承认,社会主义上台后所要采取的初步策略 “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它也指出,政治观点在一种情景转移到另一种情景时会产生怎样的难题——德国人采取了法国人的观点,把它们引入到自身并不太成熟的情景中,从而创建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德国社会主义(82-83)。因此,在实际的政治世界中,必须注意非均衡的物质条件和当地环境。《宣言》的最后一部分指出,法国、瑞士、波兰和德国的政治条件各有不同。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把这些事业统一起来,在差别中寻求共性,进行有助于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运动。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应该大力借助根除和破坏地域忠诚和纽带的资本的力量,只有这样,才会一帆风顺。 

  在我看来,我们有两种方式理解“无产者和劳动力的同质化”同当代状况的关系。一方面,《宣言》正确地指出,抵制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全球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全球工人阶级阵营在以逐步的方式从地方到民族再到全球得以实现后,获得了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重组的力量和表现。在此,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找到把各种极其分化的、通常是地方性的运动转变成某种共同的目的(试比较Moody, 1997; Herod, 1997; 1998)。第二种理解是相当机械的。通过资产阶级的进步,通过工人阶级及其政治抱负和运动的去地方化和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民族差别和分化将自动消失。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准备和促进资产阶级革命,教育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真正处境,并在此基础上激发他们建设新社会的革命潜力。这种机械的理解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即使《宣言》本身能能为之找到一些实际的基础。 

  《宣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假设:资本主义工业和商品化将导致工人阶级的同质化。当然,这在某种程度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时将会导致工人的分化:一是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明确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二是借助把市场选择原则转化为团体分化的机制。其结果是,把所有的阶级、性别和其他社会差别方式插入资本主义的地理图景中。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民族差别不能理解为某种古代秩序的残留。它们不会自动消失。它们是通过资本积累和市场结构日益分化的力量而被主动地生产出来的。由于阶级斗争的机制,也由于服务于自身的劳动和资本的力量,地域忠诚激增,它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强化。阶级斗争很容易在地理上转化成一系列零碎的共产主义利益,很容易被资产阶级力量所同化,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渗透机制所利用。 

  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得以实现的普遍同质化的范围内,《宣言》低估了资本分裂、分离和分化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资本吸收、转化、甚至恶化古老的文化差异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资本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动员力量,它同样低估了通过地域组织动员劳动的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共性和差别的辩证法并没有在《宣言》中的描述所暗示的那种意义上实现,即使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潜在逻辑和号召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