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说情境国际：一个采访
2015-12-22
列斐伏尔说情境国际
一个采访
KRISTIN ROSS
Kristin Ross 翻译
Marie-France Nizet-Sangrones 记录
一个采访
KRISTIN ROSS
Kristin Ross 翻译
Marie-France Nizet-Sangrones 记录
最近有一篇介绍近年来列菲弗尔关于城市的写作文集的评论文册，文中编辑简评了列菲弗尔和情境主义之间概念联系将迎来严谨的研学。接着，列菲弗尔通过比即时游戏更为轻松的对话追忆了他与居易·德波和情境国际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称作一次访谈。这发生在1983年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那时，列菲弗尔正受詹明信之邀，作为访问学者居住在那里。当时，我正开始阅读关于列菲弗尔和情境国际，并计划研究出版发表在一本关于阿蒂尔·兰波的书，同时以“日常生活”为题发表在和ALICE KAPLAN合编的“耶鲁法国文化研究”杂志中。从对话的一开始，列菲弗尔就显示出，即便在他80岁之际，他仍然对他自身诉求有着非常清晰的方向。
HL 你要问我情境主义的问题嘛？因为我正好有些想说的事情。
KR 当然，请讲。
HL 情境主义嘛……这是一个美好的主题啊，我深度关注它很久了。我认识他们很早，所以可以说他们是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深深触动了我的。这份友情从1957年持续到1961或62年吧，也就是说有5年左右。之后我们就开始争吵，并且越来越严重，我可能不太理解其中原因，但我可以描述给你听。最终，就像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恋爱故事，非常失败。你知道有许多恋爱故事都是这样，开始不错，结束很糟。这是就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在德波的住所跟他谈话。当时，他住在Michele Bernstein的一个好像工作室的地方，离我Saint Martin路的住所很近，那是个很黑的房间，完全没灯，简直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悲惨世界。而与此同时，却也是个在思想和研究层面充满力量和光芒的地方。
KR 他们没钱是么？
HL 没
KR 那他们怎么生活？
HL 没人知道他们靠什么活。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问他（我曾把这位朋友介绍给德波过）：“你们靠什么生活呢？”德波非常骄傲的回答：“我自有妙计”（je vie d’expedients）。（笑）实际上，他必定有些钱的；我想，他家庭应该不穷。他父母住在Cote d’Azur，我想我并不知道其中缘由。另外，我想Michele Bernstein也应该有些非常聪明挣钱办法，至少也能是一点钱。至少，她告诉我是这样的。她说她给跑马算星座运势，写文发表在一些竞技杂志上。这太好玩了。她计算马的出生年月，帮它们算星座运势，预测跑马比赛的结果。我想这些竞技杂志发表了这些文章付她钱的吧。
KR 那情景国际的名言“绝不工作”不算女人的？
HL 是呀，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嘛。他们不工作；但他们总归又得不工作却超出生存之外很多——当然就是指他们得做些事情。给跑马算星座，我想，这并非是真正的工作；我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这都很有趣，但不是真正的工作。
但是，我想我得再说回早一些的时候，因为一切都是在更早开始的。它从CoBrA团队开始的。他们当时是中间人：团队由建筑师组成，尤其是Constant（阿姆斯特丹的建筑师），以及Asger Jorn（画家），还有许多来自布鲁塞尔的人——一个来自北欧的团队，一个有很多想法和野心的团队。他们想尽其一生，重新定义艺术，重新定义艺术行为。这是一个极为有趣和活跃的团队，他们1950年代就集结在一起，其中有本书对团队成立产生了非常大的启发，就是《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列菲弗尔，日常生活批判，全三卷，（Paris: L’Arche,1947-1981）；英文版第一卷翻译，日常生活批判（London: Verso, 1991）]，列菲弗尔写的，日常生活批判，全三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那么早就参与到他们中的原因。关键的角色是Constant Nieuwenhuys。这位乌托邦建筑师曾经设计过一座乌托邦之城，起了“新巴比伦”的名字——很有挑衅意味的名字吧，因为在新教的传统里，巴比伦是一个邪恶的形象。新巴比伦应是个善的形象，这个名字从诅咒之城得来，并试图将其转换成未来的城市。新巴比伦的设计是1950年开始的。到1953年，Constant出版了一篇文字，叫做“为了一个情境的建筑学”。这是一篇基础文章，基本的理念是建筑将使日常现实获得改变。这和《日常生活批判》并无联系：要创建一种能够煽动创造新情境的建筑学。因此，这篇文字就是这所有新的研究的开始，在之后的几年里得到不断的发展，特别是因为Constant和民众运动非常接近；他可是普罗沃的煽动者之一，我指普罗沃运动（Provo movement，荷兰1960年代无政府主义非暴力示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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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运动中，阿姆斯特丹的学生把自行车刷成白色。 |
HL 哦，是的，他被Provos认作他们的思想者、领导、那个想要改造生活和城市的人。是有直接关系的；他鞭策他们。
重要的是理解那个时代的周期划分。政治上，1956年是个重要年份，因为斯大林主义终结了。赫鲁晓夫在苏维埃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著名的报告，推翻了斯大林——这个报告广受谈论和争议。在法国人们声称这是假的，是由美国的秘密机构编造的。事实上这完全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作品——他推翻了他的前辈。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分期。在战后的几年里，斯大林的形象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革命运动。后来，在56年或57年之后，革命运动移出了有组织的政党，特别是菲尔德·卡斯特罗。在这个意义上，情境主义绝非孤立。它的起始点是荷兰，还有巴黎，但尤其是荷兰，它也跟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事件有关，特别是卡斯特罗实现了完全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革命胜利。这就是一个事件。我还记得，1957年我出版了一本宣言式的书《革命浪漫主义》（Le romantisme révolutionnaire），这本书跟卡斯特罗的故事有关，也跟发生在各处的政党之外的运动有关。这时候我自己也退出了共产党。我感到将有很多事情发生在已经建立的政党和工会这样有组织的运动之外。
我感到在组织和机构之外将产生自发性——这就是1957年那篇文字所讨论的。正是这篇文字让我跟情境主义者发生了联系，因为他们相当重视这本书——后来又攻击它。他们有自己的批评，当然；我们从未完全达成一致，但是这篇文章是某种理解的基础，这种理解持续了四五年——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KR 就是因为这个你开始写作《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了吗？
HL 是的，还开始写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书。
KR 你同时写两本？
HL 是的，同时，处于混乱状态。那时候我退党了，也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有很多事发生……我差点被开除。我在拿到佣金之前离开为了……我当时不在大学里，我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主任，因为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宣言上签了名并且支持——当然是微弱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我几乎被解雇。那真是个激荡的时期。但是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不是通过政党，也不是通过政党内的官方组织或通过工会；它是发生在机构之外的。共产党只是勉强地支持阿尔及利亚，仅仅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帮助过阿尔及利亚人民，后来阿尔及利亚对法共非常恼火。党内的反对团体，还有党外的运动——这些是阿尔及利亚仅有的支持者，它们在这个故事里起到了作用，我们需要将其放在时代语境和政治语境之中。
后来有了相当极端的一些运动，比如伊西多尔·伊苏（Isidore Isou）和字母主义者。他们同样有着国际范围的野心。但那是个玩笑。显然伊苏的达达主义诗歌都是些无意义的音节和词语碎片。他想在咖啡馆朗诵这些诗。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巴黎遇到过他几次。
尽管这表现出法国生活中的某种激荡，它在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时成了形。共产党表现出深深的无能，他们不懂斯大林主义，他们什么都没为阿尔及利亚做，他们徒劳地反对戴高乐再次上台，将戴高乐称为法西斯分子，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戴高乐想要肃清阿尔及利亚问题。他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后来才发现。然而自始自终，这个时期都是一个可与1936年相比的跌宕起伏的时代。
KR 情境主义者关于构建情境的理论跟你的“时刻”（moments）理论有直接关系吗？
HL 有的，那就是我们理解的基础。他们经常在讨论中——持续一整夜的讨论——跟我说“你所谓的‘时刻’，我们叫做‘情境’，但是我们走得比你远。你所接受的‘时刻’是一切发生在历史进程中：爱情，诗歌，思想。我们要创造新的时刻。”
KR 他们是怎样提出从“时刻”过渡到有意识的构建的?
HL 关于新时刻、新情境的观点，在Constant从1953年开始写的那本书《为了一种情境建筑学》中已经有了。因为情境建筑是一种乌托邦建筑，它假设一个新社会，Constant的观念是这个社会必定要被改造，不是为了继续一种无聊的、平淡的生活，而是为了创造某种全新的东西：情境。
KR 城市是怎么被包括其中的？
HL 嗯，“新情境”一直不是特别清楚。我们谈论它时，我总是举一个例子——而他们跟我的例子毫无关系——爱情。我跟他们说：在古代人们知道激情的爱，但那不是个体之爱，不是对个体的爱。古代诗人所写的，是某种宇宙的、物理的、生理的激情。但是对个体的爱只出现在中世纪，出现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统的融合之中，特别是在法国南部。个体之爱是但丁对贝阿特丽丝之爱：新生（la vita nuova)。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间的爱，悲剧之爱——法国南部的骑士之爱。我老家在Navarrenx附近，那里有一座Gaston Phébus王子塔，他是第一位歌颂个体之爱的王子吟游诗人：“我歌唱时，不是为我而唱，我是为亲近的朋友而唱。”这已经是个体之爱了，是贯穿几个世纪的个体之爱的悲剧，比如在《克莱夫公主》里，在小说、戏剧中，在拉辛的《贝蕾妮丝》中，在所有的文学中。
KR 但是情境主义者的构建“新情境”不是涉及都市主义吗？
HL 是的，我们同意。我跟他们说，个体之爱创造新的情境；这里面有情境的创造。但不是一日之内发生的，它是持续的。他们的观点（也跟Constant的尝试有关）是，在城市里，一个人可以创造新情境，比如说将城市里在空间上分开的几个部分、社区连接起来。这是漂移（dérive）的第一个含义。它首先在阿姆斯特丹实现，利用对讲机。有一群人，他们来到城市的某处，可以跟其他地区的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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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的 新巴比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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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Constant和新巴比伦的一系列模型 KR 情景主义者也使用这种技术吗？ HL 哦，我想是吧。反正Constant用的。但是在统一都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中有些情境主义的实验。统一都市主义就是让城市的各个不同部分彼此交流。他们做实验，我没有参与。他们用了所有的交流手段——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用了对讲机。但我知道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和斯特拉斯堡用过。 KR 那你认识斯特拉斯堡的人吗？ HL 他们是我的学生。但我跟他们的关系也非常紧张。我1958或59年到斯特拉斯堡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我只在斯特拉斯堡待了大概三个星期，大概吧，这期间有一群人来找我。他们是斯特拉斯堡未来的情境主义者——或者他们可能已经有点情境主义了。他们跟我说：“我们需要你的支持，我们要在孚日山脉（Vosges）成立一支游击队（maquis）。我们要在孚日建立军事基地，从那里蔓延至全国。我们要让铁路脱轨。”我回答：“可是军队和警察……你们不能保证获得人民的支持。你们在向灾难猛冲。”所以他们开始骂我，叫我叛徒。过了一阵，几个星期吧，他们又来见我，告诉我：“你是对的，不可能。不可能在孚日建立军事基地。我们打算做点别的。” 因而我发觉可以跟他们相处了，后来他们成为情境主义者，这同一伙人也想要通过在法国发起军事行动支持阿尔及利亚——真疯狂。不过，你知道，我跟他们的关系一直很艰难。他们什么事都要生气。我当时跟一个斯特拉斯堡的年轻女人生活在一起，我是大学的丑闻。她怀孕了，生了个女儿（我的女儿Armelle），那成为全城的丑闻——一个恐怖消息，令人厌恶。斯特拉斯堡是个非常布尔乔亚的城市。大学不在城外，就在正中间。与此同时，我正在进行着关于音乐的成功讲座，比如——音乐与社会，我教了一整年的“音乐与社会”；很多人来听，所以攻击我也不容易。Armelle的母亲尼可，是情境主义者的朋友。她总是跟他们在一起，招待他们。他们来我们家吃饭，我们演奏音乐——这是斯特拉斯堡丑闻。这就是我为什么跟他们关系亲近，有机关系——不仅因为我在大学教马克思主义，也是通过尼克，她是个中介。居伊来我家见尼可，吃晚饭。但是关系艰难，他们为鸡毛蒜皮而生气。Mustapha Khayati， 小册子的作者，也是这个团体的。 KR 《关于大学生的不幸》（注：De la misère en milieu étudiant，情境国际发行，从经济、政治、心理、性、特别是智性层面考察大学生的不幸状况，并提出一些补救办法）这本小册子产生了什么效果？发出去多少本？ HL 哦，非常成功。但是一开始只在斯特拉斯堡分发；后来，德波和其他人在巴黎发。成千上万册都发出去了，当然有上万册是给学生的。那是本很棒的小册子，毫无疑问。它的作者，Mustapha Khayati，是突尼斯人。团体里有几个突尼斯人，很多外国人在后来很少被提及，甚至连Mustapha Khayati当时也不经常出现，因为他的国籍可能给他带来问题。他没有双重公民身份；他一直是突尼斯人，真的会遇到麻烦。不管怎么说，1957年之后，在巴黎，我见过他们中的很多人，我还在阿姆斯特丹跟Constant碰过面。那时正是provo运动在阿姆斯特丹壮大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是保存都市生活的完整，防止城市被高速公路掏空向机动车辆开放。他们希望城市被保留和改造，而不是让位给交通。他们还需要毒品；他们似乎依赖毒品创造新情境——LSD带来的幻象。那段日子里充满LSD。 KR 巴黎情境主义者也是这样？ HL 不，很少。他们喝酒。我们在居伊·德波家喝龙舌兰，配一点梅斯卡尔。但从不……墨司卡林（mescaline），一点点，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什么都不碰。那不是他们想要的创造新情境的方式。 KR 回到统一都市主义吧，这种方式将区域（quartiers）连接起来但不制造同质性。每个区域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一面，对吗？ HL 是的，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们已经是个整体，但是一个整体在某种意义上是碎片化的，并且只是个虚拟状态。这个想法是让城市成为一个整体，但是是运动中的整体，变化中的整体。 新巴比伦计划被交给拉海镇的国立美术馆。他们在Constant的工作室，那是个拆了一半的砖结构建筑物。最惊人的事，我记得是Constant的工作室有一个装在巨大笼子里的东西：鬣蜥蜴。 KR 那么，那里有新情境了。 HL 他跟鬣蜥蜴亲密生活在一起。 KR Constant的计划在工作的最后有定论吗？ HL 是的，在一定范围内。是的，那是开始;生产性工作的完全机械化、完全自动化，解放人们去做别的事。他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之一。 KR 情境主义者也是？ HL 是的。 KR 你把自己的工作也放在这条线上吗？从拉法格（Lafargue）到…… HL 是的，但不是从拉法格开始。我想我的出发点是一部叫做《城市》的科幻小说。是个美国小说，Clifford Simak写的，书里的工作都是由机器人操作的。人类无法忍受这种状况；他们死去是因为他们如此习惯于工作。他们死了，他们留下的狗更加适应状况。机器人为狗工作，喂养它们，等等。狗们非常开心，因为不用被工作习惯扭曲。我还记得这本书在我们的讨论中所起的作用。我不记得它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版的了，但我想那是最早受到好评并产生影响的科幻小说之一，不过可能只在那几年。无论如何，那是Constant的出发点：从工作解放出来的社会。那也是拉法格的《懒惰的权利》（Droit à la paresse）的倾向，但是被那几年开始的自动化视角翻新了。 所以，在1956-57年革命运动开始时发生了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些运动遗留下了经典组织。美丽之处就在于小团体的声音产生了影响…… KR 所以情境主义这样的微型社会和小派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新情境？ HL 在一定程度上是的。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不能夸大其词。他们中有多少人呢？你知道，情境国际的成员从来没超过十个。有两三个比利时人，两三个荷兰人，比如Constant.但他们都被直接开除了 。居伊·德波效仿了安德烈·布勒东的先例，开除人。我从不是这个团体的一员。我可以是，但我很小心，因为我知道德波的脾气和习惯，以及他模仿布勒东的方式，就是将所有人开除以得到一个纯粹的坚硬的核心。最后，情境国际的成员有居伊·德波，劳尔·瓦纳格姆和米歇尔·伯恩斯坦。有一些外部的小帮派，卫星团体，我参加了，Asger Jorn也参加了。Asger Jorn被开除了；可怜的Constant也被开除了。什么理由？好吧，Constant什么都没建起来，什么都没建——他是个不盖房子的建筑师，一个乌托邦建筑师。但是他被开除是因为跟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家伙建了一座教堂，在德国：开除理由是影响太糟。是垃圾。那真的就是要让自己保持纯粹状态，跟水晶一样。德波的教条主义跟布勒东如出一辙。还有，那是没有教旨的教条，因为情境理论，关于情境创造的理论，很快便消失了，只留下对现有世界的批评，而这些批评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早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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