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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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玉:哲学前提的反思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理解视野

摘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形态究竟是什么?答案在于对哲学前提的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走过了一个超越德国古典辩证法反思传统走向对哲学现实前提反思追问重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作为对现代性历史前提进行反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辩证法。马克思逝世之后,他的辩证法思想变成了一份充满着歧义而沉重的遗产。先是第二国际回避辩证法问题,而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自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在此过程中,辩证法经历了从主客体辩证法到人学辩证法,到结构辩证法,再到空间辩证法的多次转变。面对辩证法的多元化发展与实际上分裂的格局,针对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的对辩证法总体性逻辑的挑战,辩证法的当代形态重建仍然是一桩“道在途中”的未竟之业。其根本出路仍然在于回到历史与当代世界现实本身这个批判性前提上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经典形态,当代形态


整整一百年前(1915年),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写下了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谈谈辩证法》为核心、并因此而著称于世的“伯尔尼笔记”。自此伊始,辩证法便成为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由此也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形态究竟是什么”的世纪之争。这场由一战引起的百年思想大战一直没有停息,故也一直没有定论。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1)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三次探讨,(2)20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多元化探索争论及其困境。(3)新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出路在于反思与超越当代世界复杂而深刻变化着社会现实这个思想前提。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三次探索及争论

    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历史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思想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两块基石。可以说,如何理解辩证法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其严格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并不能被宽泛地归结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传统之发扬广大,而是源自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辩证法,即强调人作为社会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自由性、超越性和思想至上性的辩证法。所以,总体上说,马克思视野中的辩证法是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作为思想领域中的思想活动,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个不断地反思哲学自身思想前提的历史认识过程,主要是批判、怀疑和否定旧哲学的思想前提,不断地反复追问其思想前提或来源是什么,从而达到对旧哲学思想前提的重构并生成新的思想前提。马克思辩证法对哲学思想前提的反思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要针对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唯心主义(观念论)前提的反思和改造,二是马克思不断地对自己哲学思想前提的反思和改造。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那样一个“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双重性的反思过程。

    马克思对辩证法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重要的异质性理论阶段,即人本唯物主义辩证法;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辩证法;批判资本逻辑统治的狭义的现代性批判辩证法,即历史认识论的辩证法。在这其中,每一步的理论深入都是对前一阶段思想前提的反思和突破。

(一)从观念外化的辩证法到人本唯物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在创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他的辩证法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人本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第一个探索阶段。其主要任务与内容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的哲学思想前提的反思和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错误就是把思想本身当成思想的前提,而忘记了“现实”——特别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活动”本身才是产生思想的前提。黑格尔是把世界的万事万物看成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对象化。反过来说,作为外化或对象化而存在的现实现象本身,在黑格尔的反思哲学中,反倒是作为绝对精神的环节或局部而呈现为暂时的自我本质丧失和异化,即对象化是绝对精神的物化和沉沦。青年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正是黑格尔所反讽的观念的异化,而黑格尔所说观念主体本身倒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的人的本质存在的异化:“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2]。所以说,黑格尔哲学是颠倒的,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就是把被黑格尔唯心主义所颠倒的“原本与副本”或“主词与宾词”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启发下,把黑格尔所神秘化的、从而抽象化发展起来的观念主体转换成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人的主体性。在马克思眼里,黑格尔把感性的东西变成一种抽象的精神东西,这是名副其实的异化和颠倒:“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3]。马克思把哲学本体理解为感性的人和人化自然,并不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原为近代唯物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客观(机械)自然,而是还原成费尔巴哈式的人的感性生命和自然。马克思哲学所关注的“存在”,被现象学化地理解成“感性自然”的存在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性对象化存在是对人自我的肯定,即作为“自己本质的即生命生命表现的对象”,也就是说,人只有在对象化中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黑格尔把对象化看成是绝对精神丧失自身的结果,而马克思则认为对象化恰恰是人的生命的体现和人的生命的确证。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被马克思改造和还原为能动的、对象化、改造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

    第二,当时马克思也含蓄地指出了费尔巴哈由于“过分崇拜自然”而简单地抛弃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理论缺陷,从而肯定了黑格尔“作为推动与创造事物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5]的伟大意义。马克思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自我丧失看成是人走向解放的必经的历史阶段和环节,并且对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加以人本唯物主义的改造。这就使得马克思可以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中的能动性和历史性内涵。这种历史性与能动性正是黑格尔基于唯心主义的立场所特别强调的、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能动性。当然,必须强调,虽然在《手稿》中,马克思看到了人类历史是通过人的物质劳动创造的过程,但当时他的辩证法终极归宿或无意识的叙述逻辑前设仍然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即照例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目的论体系,仍然是循环论证,具有很强的泛逻辑主义的思辨色彩。这是因为,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而是把人的本质看成是所有人共同具有的类本质,从而没有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现实前提。

(二)从人的自我异化与扬弃的辩证法到现实的物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

    1845年之后,马克思实现了实践观和人学观上的革命,走向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这是马克思辩证法探索的第二个阶段。该阶段的辩证法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理论地平线的社会历史生产的辩证法,这一基于社会历史生产逻辑的辩证法虽然是客体向度的,但不同于苏联教科书所谓的客观物质世界所固有的、缺乏主体性的(即“无人的”客观规律世界)的辩证法。此时,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基,历史的规律性是建立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之上。因此, 这种历史辩证法既体现主体的活动,又表现为客观的规律, 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是基于生产实践活动视野之中的反思性的客观历史辩证法。在该阶段,马克思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一节的结束和第二节的开头批评了德国古典哲学都忘记了哲学和现实的关系,用思辨的神秘主义观点将哲学与现实的所有关系掩盖起来了,从而遮蔽了现实世界,忘记了哲学的现实基础和现实的前提,“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6]

    其次,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即人本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隐性唯心史观。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而是应该具有其历史的、现实的前提。这个现实前提就是工业、交往的历史,“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7]。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能把握住“人类的历史”前提的,即历史的四重活动。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本身”[8],第二个历史活动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9],第三个历史活动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10],第四个历史活动是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的“社会关系”,即“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正是这种“不断采取新的形式”的社会联系表现为“历史”[11]。通过把握历史发生的现实基础,我们才能知道德国古典哲学之所陷入唯心主义,或者说其思考的前提实际上是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产物”。这实际上是把辩证法理解成广义的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过程中实践的、现实的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黑格尔的问题是把现实的人的活动变成了神秘的精神活动。对黑格尔的颠倒不是颠倒为同样无限的客观物质世界,而是颠倒为人的现实主体的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也就是把无限的绝对精神逻辑变成现实的、有限的、人的能动活动及其关系形式。如果说黑格尔是通过绝对观念来创造万物与历史,马克思则是通过对工业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发现,现代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由工业和世界交往引起的,这一世界历史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不是观念的世界历史;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物质过程。正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和人的劳动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把黑格尔以绝对精神所统摄的历史改造为了一部人类劳动创造人类生活的历史。

(三)从广义的客观历史的辩证法到现代性历史批判的辩证法

    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进一步深刻地发现,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既不能把它还原成感性的人的现实活动就能将其克服掉,也不能把它简单的还原成一部人类生产发展的广义历史就能摒弃掉,而必须把它限定在它所赖以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的前提下。换言之,只有对资本主义历史颠倒性客观社会存在这个特殊的哲学前提和历史本质加以批判,古典唯心主义的秘密才能得以解释:思辨的颠倒的唯心主义逻辑,其现实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客体颠倒的物化统治。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开始了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第三次改造和重建,创立了历史认识论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第三个理论形态。

    马克思一方面是批判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巨大的“似自然”颠倒性的伪客观世界而存在的这个认识论前提,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抽象的、非历史的、孤立的原子状态的个人。与此同时,他还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纯粹自然的、理性的、永恒的自然状态的意识形态神话。其历史真相是,并非客观自然物,而是抽象物成为现实统治力量,人的主体性被人的创造物所奴役;所谓的“自然状态”,其实是主客体颠倒这一认识论前提所决定的抽象个体认识主体对其周围世界的无意识神秘直观。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对自己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前提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因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确实存在有违于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中确立的严格的历史批判精神,因而没能完全摆脱超历史的形而上学幽灵的问题……马克思先是用社会静力学的方式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层次做了决定论意义上的说明,又从社会动力学角度指出了两重社会基本矛盾所推动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形态。这无疑是在实证科学层面指认人类社会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过程与规律,实际上也就成了对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马克思自己的核心概念的非历史、非批判的扩张和运用。第二,马克思因为当时对东方历史还不够了解,使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这难免不落入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哲学狭隘性之窠臼。”[12]。历史辩证法的认识论核心思想是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和存在都是有限的,都是必然灭亡的,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和以往的历史都不是一个简单连续性的、统一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性表现。它往往是和以往的东西以及未来的东西具有着结构性差异和断裂。构成历史发展本质的,不是每个历史时代连续的一般性和共同点,而恰恰是“区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异”[13]。据此,德里达后来进一步引申说:“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历史,一种广义的历史,而只有在记载它们的型式、律式与模式上各种不同的历史——相间隔的、有区分的历史。”[14]这种断裂性和差异性体现在资本逻辑的突起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是一个以掩盖自己历史起源、将自己作为自己起源的自我膨胀、自我繁殖的过程,历史成了一个没有主体的抽象物支配人的主客颠倒的必然性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不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想像是无法把握的,只有指出资本主义是独特的、暂时的历史形态,而不是以往社会的自然延续,才能洞穿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独特性,才能在根基上批判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黑格尔《逻辑学》式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他所能找到的在理论上再现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发生、发展过程的最好方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为了眼前的直接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是一种抽象的价值驱动和支配下的现实的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人第一次通过自身的劳动生产摆脱自然的时间和空间控制,而形成了一种可以自我生产的现代性能力。人第一次创造了不再是在自然界的空间,而是人在自己实践世界或生产关系空间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体现为一种不平等的结构。这是福柯所讲的“关于现在的历史”[15],即结构化的历史:“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6]。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化的历史,作为一个现实的本质的物,仿佛是自动生成和统治世界的,它和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观念生成万物的逻辑是“同构的”,或者说具有“家族相似性”。也就是说,要想洞悉这个由抽象物所构成资本逻辑世界的真相,任何感性的唯物主义反映论都是无济于事的,而是需要同样的抽象思维和反思思维才能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剩余价值现实的历史活动过程与黑格尔绝对观念自我外化、自我扬弃的过程恰是高度地一致的,正像绝对观念是遮蔽了历史起源、社会起源和意识起源的形而上学怪影一样,资本主义也总是想尽一起办法遮蔽自己作为以往历史结果的前提,将资本生产的前提当成永恒的自我运动。在马克思那里,从抽象到具体当然不是观念生成万物并在万物中认识自身、实现自身的唯心主义的神秘过程,也不只是科学再现事物的研究方法,更是揭示资本主义特殊的必然的历史特征的科学方法。所以在这里马克思把对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和对资本主义拜物教、资本主义主客体颠倒,资本逻辑的批判放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起来了。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其现实性上是主客体颠倒的,马克思通过革命的办法,把物对人的统治的现实变成人对物的解放。这就是革命的实践的辩证法。实际上,马克思的辩证法并非如此简单明了,而是需要一个中介的,这个中介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社会结构的历史前提的反思或辩证的历史认识论,即反思性地意识到认识主体与现实社会历史存在之间的根本区别。只有通过这个反思,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才算真正的完成。也就是说,马克思辩证法历史观要想与黑格尔辩证法实现真正的决裂,是不可能仅仅用一种同样的形而上学的超越历史的人的实践活动辩证法,或借助于一种普遍的客观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就可以实现的。马克思此前的这两种辩证法探索的尝试,固然要比那种把绝对精神主体置换为物质世界本体论的简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颠倒,要深刻得多,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非历史的泛逻辑主义思维定势。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肯定是有限的社会历史生产本体论以及同样的有限的社会历史认识论和作为再现与把握这种独立现实的批判性思维逻辑三者之间的异质性矛盾与统一。换言之,人类社会不存在一般的、永恒的社会生产,还原论意义上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用历史的、批判的方法才能重构历史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再次借用福柯的话来说:马克思所关心的并不是“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而关心的是“关于现在的历史”[17]。这就意味着马克思辩证法经典形态的最高成就一定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反思现实前提与现象的抽象本质的社会历史认识论,以及作为对现实批判之反思性表现的哲学范畴本身的历史性批判的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并不是在不可知性意义上指认本体论缺失,也不是在逻格斯主义意义上指认本体论的合法性,而是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论,于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偶在性”或“情境性”)意义上指认本体论的客观存在与历史辩证法矛盾发展的特征。

    要理解马克思的作为历史认识辩证法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就得时刻牢记他谆谆教诲的那一段至理名言:“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18]。也就是说,“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9]。这就说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认识论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并不是在无限的反思视野中把握现实,或把现实看作是观念思想主体的综合创造物,而是始终反思性地意识到:认识主体一方面无可选择地被内置于现有的社会存在之中,因而是有限的历史现实的主体,另一方面又与现实社会历史存在始终保持根本区别,因而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关系;反思性地意识到作为抽象地把握与再现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哲学逻辑范畴本身,并不是自足的永恒的存在的先验认识前提,而是被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这个客观前提所决定的思维形式。复言之,(1)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这个颠倒着的客观的前提(并非现成在场的伪本体论),(2)把资本主义这个主客体、现象与本质颠倒着的现实加以重新颠倒与本质再现的历史认识论(并非现成在场的辩证历史主体想象),(3)对掩盖着资本主义现实的形而上学逻辑范畴本身的现实前提的反思与批判(把意识形态批判转变为现代性社会批判)。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经典的历史辩证法认识论或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异质性、矛盾性与总体性的视野。这三种视野并不是一种先验的统一性共存性关系,而是相互揭露着对方的虚假性片面性、同时又相互依赖着的、不断生成着的移动着的矛盾着的历史结构。并不现成在场的哲学本体论承诺,为批判的再现与重建本体论的历史认识论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将现实理解为并不现成在场而是充满了矛盾历史过程,是从特定历史主体角度有层次的、有界限的再现某个暂时性在场的过程。


二、20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多元化发展及当代挑战

(一)列宁“三统一”辩证法设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马克思逝世之后,他的辩证法思想变成了一份充满着歧义而沉重的遗产。作为其直接继承者,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普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持消极厌倦态度(普列汉诺夫倒是个例外,但也并不真正懂得辩证法!)。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翼理论家们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哲学而只有政治经济学,这都导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证法问题上的集体失语与短视。列宁头一个意识到“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中心线索!而且列宁发现,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之最高成就或最后形态就是《资本论》这部“大逻辑”!并且说:自从马克思逝世以来,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都根本不知道,如果不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可能理解《资本论》、特别是其第一章关于一般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反之亦然,如果不借助于《资本论》的这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危机的历史辩证法著作,我们就不可能唯物主义地理解与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由此,列宁一语道破地点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高度统一性。于列宁而言,辩证法既是关于客观世界本质与发展规律的本体论,又是历史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论,也是科学地研究与叙述的思维逻辑。这就为我们今天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理清了地基,指明了正确的思想方向。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局限,特别是出于俄国党内的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考虑,列宁并没有沿着已经形成的基本思想逻辑作进一步的系统具体的思考,也没有来得及对十月革命丰富斗争实践所包含的辩证法经验进行抽象蒸发与具体理论阐述。所以,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统一思想仍然没有超越近代唯物主义本体论的隐性思维定势以及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思想束缚,乃至于整个近代认识论枷锁之束缚。简而言之,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留下的最大分歧就是他没有明确他所谓的“三统一”归根到底“统一于什么”?至少就其自觉层面而论,列宁仍然固守着恩格斯所假设的自然界固有的客观本体论或辩证法这个天条或戒律。他一方面看到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但另一方面却没有勇气彻底地打通认识论与社会历史批判的内在关系。再加上斯大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近代唯物主义高度发展,这一决定性结论直接误导了后来的苏联教科书体系把认识论非历史地当作从本体论意义上的辩证法过渡到历史观的最后一个环节。从马克思哲学革命已经达到的高度水平来看,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把认识论置于历史观“之前”、“之外”来加以单独地阐述的逻辑思路,显然是“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人本主义辩证法的兴起及其乌托邦困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路方向是从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开始的,所以就走向了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道路。他们倚重人的主体性,强调对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辩证法维度,但是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程度不同的回避、忽略乃至于最终取消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社会历史前提和社会历史基础,缺少对社会历史现实前提的反思,而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于越来越缺少现实社会历史特征与内涵的抽象主体基础之上,使马克思辩证法向着“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人学辩证法形态蜕变。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以当头棒喝的方式断然中止了第二国际反对辩证法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克服了新康德主义与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第二国际后期严重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批判与科学研究二元分离的现象,从理论与实践、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科学与批判相统一的高度,重新恢复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王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体性、反思性、能动性、超越性以及总体性与历史性原则。在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主体向度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引导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弗洛姆、布洛赫、马尔库塞、本雅明到五六十年代列裴伏尔、萨特、梅洛-庞蒂、赖希、哥德曼,再到六七十年代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如科拉柯夫斯基、沙夫、科西克、赫勒等)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进一步把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相融合,形成所谓的新人本主义,以此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历史观,使经典的强调的客观而宏观的社会矛盾的历史辩证法转变为更为关注个体的生存状况的微观而主观的向内转的人学辩证法。换言之,强调人的主体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辩证法,最根本的理论误区之一就是,把社会生产的客观历史决定作用这种永恒前提混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体颠倒的物化统治现象,用一种异化批判的主体辩证法逻辑取代了生产方式理论的核心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束之高阁,忽视了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矛盾本身的革命性辩证法。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社会客观现实看成应当加以否定和摧毁的“惰性的”、绝望的消极的压迫力量,断然地舍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以及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的结合中介上寻找革命道路的辩证法思想,而舍本求末地在文化、意识形态、无意识、欲望等等这些表面上越来越重要、而实际上仍然是次生的边缘的领域,寻找克服现代性顽症的济世良方。在一种悲观主义与精英主义的虚幻信仰驱使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进一步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基本矛盾及其历史必然发展趋势的深层理论逻辑,而把无产阶级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解放目标“聚像化”或“伪具体化”为一种“瞬间性在场的”或“情境式”的都市生活艺术想象。如此一来,辩证法就不再可能是关于现实世界发展及其历史批判的科学,而应当是 “界于不可能与现实之间的各种可能性”或“希望的哲学”,其实践表现是个人极端情感高峰或群体化的“**活动”。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沼泽,落入了乌托邦的迷宫,走向了追求崇高审美境界和宗教救赎的不归路。

(三)结构主义辩证法的突围及其隐性的“不可知论”陷阱

    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则反对人本主义辩证法思潮,相应地也就回避了辩证法的主体性维度。阿尔都塞通过把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结构主义化”一种共时性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多元决定论,从而把客观的历史决定论转换成为无主体的、非历史的结构决定论。用无主体的、无历史的结构取消了人的主体地位,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物化统治批判,成了另一种悲观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辩证法是作为对人学辩证法的反动,对马克思历史原则和主体原则的否定而出场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历史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和人本主义的根本断裂,这还有辩证法吗?答案是有的,他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反实证主义的理性主义的认识逻辑,这是辩证法的一个内在特征。其优点是批判了实证主义,超越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幻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主体,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思考了主体问题。他把主体看成是构成的,而不是先验自明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在于,表面上是取消历史性,实际上是深化了对马克思的历史概念的理解,深化了马克思认识论的辩证法的思想。阿尔都塞一方面瞒天过海、韬光养晦,以批判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为名,而实际上对苏联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做了釜底抽薪式的瓦解;另一方面,以反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名,而把更为隐蔽而顽强、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政治哲学基础——基督教神学论、逻格斯中心论一网打尽,也就是对自笛卡尔以来以追求自我意识统一性为己任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主体论进行了彻底地颠覆。阿尔都塞是想通过斩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联系,决意以“矫枉过正”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逻辑关系或者重叠而暧昧的关系发生一次根本断裂,以此来再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真正的变革性面目。这也在一定意义上算是对马克思一生都没有完成的“对从前哲学信仰的清算”或者对哲学理论的非哲学前提反思的继续,然而这项工作仍然没有完成,却有可能引向歧途。他的那些“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们之所作所为便是明证。可以说,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上的最大失误就是由于解构了历史主体,进而回避了历史的“自在之物”本身,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当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批判,最终走向深度的不可知论的迷惘抑郁的语言牢笼之中。后马克思主义甚至放弃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理论话语,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逻辑的批判话语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用一种更加远离现实的、神秘的话语批判、权力批判、符号批判等微观批判幻觉取而代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仅剩余下的那一点反抗物化统治的崇高意识形态追求被更为颓废的消极的犬儒主义所取代。

(四)面对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挑战的当代辩证法:坚守与期待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来自于各个方面对其自身思想历史合法性的解构与怀疑。首当其冲的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身的危机,而是后现代主义对一切宏观思想史的整体性合法性的瓦解,由此造成了实证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迷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面临的“对手”,首先反倒不是那些从明确政治立场角度批评与动摇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合法性的公开批判者,比如哈耶克或者阿伦特等人。前者认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史,就是一部通往现代“奴役之路”的思想,明眼人一便知道很有些牵强附会、漏洞百出。这种伪造的思想真有些像卢卡奇所借喻的(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抽象的黑夜”:“在这黑夜里,一切牛都是黑的”[20]。后者则认为从近代的马基雅维里、洛克开始到马克思,这些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思想大师均“败坏了”西方古典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传统。她特别指责马克思由于颠覆与曲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突出了劳动大众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的作用,从而要为20世纪人类社会的某些极权现象负责。这种说法稍微有些马克思主义常识人的都会觉得阿伦特明显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与核心概念所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言说面临的真正“威胁”是那些对所有宏观思想史逻辑合法性与可能性采取一笔勾销策略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史学方法论所针对与反对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一家,而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现代性思想的合法性。在此情形下,我们一方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言说的合法界限与领域阵地,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采取动态灵活的策略,既不能固守某种教条式的思想史逻辑死死不放,必须看到思想史逻辑的复杂性多变性多样性,但另一方面必须警省,我们决不能为了突破某种过去错误的思想史理解逻辑,而陷入无所适从的怀疑论——即绝对地、一般地拒绝一切整体思想史可能性与合法性那样一种“万劫不复”式的怀疑与否定的虚无主义情绪中。

    从某种历史关联性来说,后现代主义作为激进思想,是对辩证法批判精神的不自觉地延续甚或是某种“回光返照”:辩证法继承了启蒙主义反抗神学专断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否定精神传统,而后现代思潮却将其非历史地极端化,变成“否定一切”、“重估一切”、“颠覆一切”的思想无政府主义。所以,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更多的不是历史联系而是根本区别:辩证法始终是一种深度思维,即认为事物有本质与现象的区别,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对立,因而坚信人类可以通过把握和认识世界本质,并通过实践获得人的自由解放;而后现代激进思想则一味强调所谓的形而上学本质、现代性的总体性理想对人的压迫与异化,主张要颠覆对事物本质的信仰和服从,在差异与重复的多元世界中获得人的具体自由。后现代主义自我标榜“无深度”、“平面化”、“多元性的”、“无限性”的、“肯定性”的思维方式。但反观其所谓的反普遍主义、反深度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相对主义的思想荒漠,多元价值差异视角下的平面化世界,其实是一片丧失历史记忆与主体反思批判能力与否定能力的混沌世界。任何一种没有了实践的根基和阶级支撑的社会思想理论,无论其词语是多么激进,但很快都会畸变为花哨的、时髦的学术商品,而被资本的逻辑所消解与收编。后现代主义这种表面的极端的反对派,实际上是最为肤浅的与资本主义现实同谋的意识形态。当然作为反对辩证法与现实深度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又是另外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不自觉的辩证法思想。它们毕竟以各不相同的自觉不自觉、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激活了或挪用了马克思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同一性统治的辩证思想效能,从而积聚形成自己的批判能量。正像马克思当年能够在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思想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思想营养一样,今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可以在后现代激进思想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理论肥料”中,提炼出辩证法的思想宝藏来。在今天的西方思想界,辩证法不再可能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融为一体,而是以各种微弱但坚强的方式存活并发展于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社会抗议活动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现实生命力并不是现成存在或势不可挡的,也不是不堪一击或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辩证法正如克罗齐当年评价黑格尔所说的有其“死东西”,更有其“活东西”。这种“活东西”就是以坚守的方式、弱势的声音、多元的方式潜伏于、活跃于当代社会现实与社会文化、社会科学与社会抵抗运动中的批判精神、自由解放的理想。

    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既有其辉煌而骄傲的历史命运,也有其不可取代与撼动的当代价值。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到当代社会批判的理论与实践,辩证法经历了从历史辩证法到主客体辩证法再到人学辩证法,由人本主义到结构主义辩证法,再到空间辩证法的多重变化。这中间既有“绝对的”一元论的理论与实践形态的辩证法追求,也有多元理论形态的辩证法探索与建构。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东西方世界发生了明显的从理论到实践之间的分裂与分化式的繁荣发展。而在新的世纪,辩证法实际上遭遇到了多元化发展与实际上失范的格局。当务之急是,辩证法遇到了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的挑战。历史辩证法的当代形态重建仍然是一桩“不确定”的未竟之业。


三、回到当代世界历史“自在之物”本身:新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前提与任务

    已如上述,辩证法无疑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繁荣到僵化、从深刻到迷惘,这样的趋势与结局,是以其越来越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以及革命实践途径为代价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社会革命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本来是不可分割、水**融的三位一体。但第二国际只强调了其中的失去批判能力与辩证法精神的社会历史发展论。而其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脱离社会发展理论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基础,片面地发展起来了某种抽象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政治理想。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的西欧理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不断失败以及西方社会“超稳定”的情况下,一方面缺少革命实践途径,另一方面又拒斥现代化现实,抽象发展出某些主体性的辩证法理论形态。如果说第二国际后期理论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与背离,是以非历史地面向与无批判地承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为特征的,最终完全沦落为替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现实合法性辩护的社会进化论与伦理学;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恰恰是对第二国际这种“向西转”或“西方化”趋势的一种自我理论批判或“弑父行为”,一方面理论越来越抽象与深刻,另一方面也愈来愈远离现实实践,“向西转”的命运无法扭转,但“向内转”(主体向度)思想之旅却越陷越深。而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的“向东转”(实践向度)的实践长征过程。但这个过程的结局已如众所周知,与其说已经失败,毋宁说困难重重。在此实践遭挫、理论迷局的双重困境下,要理直气壮地捍卫马克思主义言说的合法性权力,确保马克思主义在各式各样繁华一时的理论泡沫诱惑面前、思想陷阱之中不致迷失方向,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只能是:历史性的重新自我构成与直面当代全球化空间化发展辩证法现实。

    所谓对辩证法的“历史性”的重新构成,就是回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当下”客观现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回到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形态,回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实土壤中重建历史辩证法,让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重点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辩证法特征的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革命理论,回到现代社会发展理论这个原始基础上来。詹姆逊在一篇纪念与反省上世纪六十年代辉煌历史失败命运的文章中,曾意味深长地说,1980年代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在经历了长期危机之后,似乎时来运转、“返老还童”了。在此后革命的语境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倒“再度变得真实起来了”,这正是处于危机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出路所在[21]。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兴盛总是发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之时,那么,所谓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反过来就发生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发生“出人预料的转机”之时;而那些形形色色宣布马克思主义“失败”或“过时”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屡屡出现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遭遇危机、而资本主义的“生命原气”似乎有所恢复之时。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新变化,则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的及时而正确把握的结果。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流水线机器为动力、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原则,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核心,这才有了严格的西方意义上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发展;而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走向垄断阶段,它以电力和内燃机技术为基础、以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为特征,正是这种客观背景唤起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196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则从第二阶段的国家垄断形态走向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它以原子能与电脑技术为支撑、以世界体系为舞台,以弹性生产方式为特征,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必然需要发明与激活新的理论形态与政治实践主体[22]

    与以往资本主义形态相比,今天资本主义进入到更富有制度弹性与技术活力的全球化阶段,其生产方式的突出特征是不仅作为一种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而且更作为一种抽象的时空统治机制而存在,即超越一切地点与空间的局限、“同时性”地发生的时间(极限速度),把自身“悖反性”地变成了“静止的”空间。消灭一切空间限制的时间,反过来变成了禁止一切时间变化的空间。解构一切地域或空间限制的欲望机器的生产,到头来又对流动着的时间进行重新编码与控制。因此,让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现代性,今天反倒把一切固定化与空间化。原来根据时间性试图寻求的一切,现在一定得通过一种空间的基质才能得以表达。[23]今天人类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了“空间性”的,也就是本来是同质化高速扩展的时间,它对对空间与地方的统治,反而自相矛盾地或颠倒地神秘化地表现为同质性空间对时间的统治。在此情势下,空间扩张隐含于资本主义的各种运作当中:从市场占领到帝国主义的空间扩张和现在的全球化,所以哲学、美学以及政治、经济各种学科要想赢得思想批判与想象力上的优势,就必须“要用一种空间辩证法替代古老的时间辩证法”[24]。所以,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要想把握高速而弹性运转的全球资本主义现实,就必须采用空间的辩证法形式。正如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所说:今天的空间本身,曾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产物,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现实的经济政治工具。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矛盾直接地铭刻在或具体表现在其空间矛盾结构之中。原来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发生的、并通过自身的现实化而表现出来的辩证法,“现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空间中发挥作用了”。当然共时性表现出来的空间矛盾,并没有取消从历史时间中产生出来的矛盾,而是把这些旧的矛盾同时在全球范围之内通过再生产的方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其中的一些矛盾被削弱了,另外一些部分则被加剧了,而这个矛盾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从而标志着‘某些其他物’——另外某种生产方式。”[25]这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

    总之,新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立足点仍然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这个历史前提的反思与认识。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地超越自身固有的界限、矛盾、危机而盲目扩张的自然历史过程,相应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需要一个不断地自我更新哲学方法论与历史观的认识过程;在此意义上,任何基于静止孤立的事实现象分析的实证的科学认识,它们都无法回答与解决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瞬息万变、扑朔迷离的复杂现实矛盾问题,唯有在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总体与局部、主体与客体、结构与功能、中心与边缘、高层与低层、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的动态联系中进行思维与认识的辩证法才能承担此重任。换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命力仅仅在于它有一种辩证的总体的历史科学理论视野。我们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就必须坚持从总体联系出发的辩证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来把握我们所面临着的这个处于“二律背反”之中的当代世界或自在之物。正如列宁当年所说的,辩证法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不是“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日常生活的常识出发”或“从专业知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个别事例”,而是“自在之物本身”。所以,社会主义要想超越资本主义的盲目扩张的历史局限性,要想变成自觉的历史过渡过程,就必须做到一方面在客观认识上能动地与不断变革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相适应,另一方面在主观认识上不断自我超越与反思社会主义历史理解局限性,这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艰难的概念劳作与实践探索过程。真理不只是实体,而且更是主体的活动过程。这正是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辩证法精神的体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200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12] 刘怀玉、章慕荣:《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历史”概念与意蕴》,《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4] [法]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佘碧平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5页。

[15]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17]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6页。

[20] [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21]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94-395页。

[22]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23]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24]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辩证法的效价》,余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2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UK: Blackwell Ltd, 1991, p.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