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强：皮凯蒂为21世纪重写《资本论》了吗？
2015-06-16
摘 要2014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一著作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及其原因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它并没有真正揭示21世纪资本运转的内在机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内在根源，更无法为我们探寻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解决路径提供现实可行的道路。就此而言，《21世纪资本论》并不能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新时期人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指南。《资本论》依然具有不可超越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资本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资本；不平等；金融危机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单纯从书名来看，皮凯蒂似乎有意效仿马克思为21世纪重写《资本论》。我们不禁要问：这一著作能否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21世纪人们理解资本运行机制的科学指南？在此，笔者就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我们重新审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提供有益借鉴。
一、何谓21世纪的“资本”？
资本是一个既神秘又充满魔力的概念。从词源来看，这一范畴最初指的是牲畜 。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资产的物质存在，一是指创造财富的“潜能”，因为作为资本，牲畜可以繁衍，能够带来额外的资产 。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资本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内涵，它不再指称与牛或其他家畜相关的牲畜，而是转化为与生产相关的物质资料。斯密指出，一个人的财富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一部分用于继续生产，以期获得额外的收入或利润，只有后一部分才能称为“资本” 。这是斯密对资本和财富所做的最初区分，这一观点直接被李嘉图继承了下来。他指出：“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等。” 由此来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资本并不是泛指一切物品，而是专门指称用于生产过程的那部分财富。在这一定义中，各种自然资源，比如土地、矿山等等，是不能作为资本存在的，它们的所有者只能根据所有权向租地农场主或租矿主，收取一定的地租或矿租；同样，作为储备功能的黄金、非生产性的居民住宅等等，也不是资本的存在形态，必须将其排除在资本的定义之外。
古典经济学完全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物”，这是一种典型的拜物教。也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资本理论。在他看来，资本决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就此而言，资本决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一种暂时的社会规定性，绝不能将其放大到所有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恰恰就犯了这一错误。但作为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资本是一种抽象关系，为了不断壮大自己，它必须要予以具体化，而物（Ding）就是它的载体。马克思指出，资本虽然“不是一种物（Ding）”，但它本身必须要“以物（Ding）为中介”来展现“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一旦资本把自己物化在某种物上之后，物本身也就取得了一种不同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属性，成为资本。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论是劳动资料还是劳动材料并非天生就是资本，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才成为资本关系的载体；而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并非天然的资本，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它们才打上了资本的烙印，成为资本。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两对范畴：一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这是根据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做出的区分，前者只是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它本身并不创造任何额外的价值，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而可变资本则是指能够创造额外价值的资本，即付给工人的工资。另一对范畴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它们是根据由资本的物质构成所导致的流通方式的不同做出的划分，前者包括劳动资料、机器、厂房等，后者包括劳动原料和工资。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还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都只是“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 ，越出这一范围，这些划分将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既然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那么，所有的自然资源，如土地、自然力等等，绝不是资本的存在形式；同样，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本身也不是资本，虽然它们可以为后者所吸纳，服务于剩余价值的生产。除了生产资本之外，马克思还根据资本的存在形式，将资本划分为商业资本、货币资本、借贷资本或生息资本等；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虚拟资本的产生。他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迅速发展，必然导致银行和信用的产生，资本家为了突破自身积累的限制，必然会利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广泛吸收资本。马克思将这些由信用制度衍生出来的资本形式称为虚拟资本。在他看来，不论是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还是虚拟资本，它们都不创造任何额外的价值，只是对产业利润（即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分割。这一理论为马克思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随着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是指物质产品上的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土地、货币和其他有价证券等；而人力资本则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以及他们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在马克思看来，就工人而言，劳动力只是一种需要出卖的商品，只有对资本家而言，才会转化为资本的构成部分（可变资本）。然而，根据这一理论，劳动力不仅对资本家而言是一种资本，而且对工人而言也成了一种“资本”；于是，工人也不再是单纯的“生产工人”了，而是成为与资本家一样的“资本拥有者”了。这一理论无疑是对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彻底庸俗化，扭曲了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科学内涵。所谓“人力资本”，只是对于少数高级雇佣劳动者即从事管理工作的阶层才是真实的，而对于广大普通劳动者而言，他们的劳动力仍然只是一种商品，其收入仍然局限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根本不具有资本的性质。
那么，何谓21世纪的资本呢？或者说，皮凯蒂是如何理解资本的？首先，他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他指出：“某些定义认为，财富中只有直接用于生产过程的那部分才能称为‘资本’。例如，黄金被归为财富而非资本，因为黄金被认为只有储值的功能。” 皮凯蒂认为，这种限制“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因为任何资本都具有双重功能：既具有存储价值，也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因此，他反对斯密和李嘉图对资本与财富所做的区分，径直将二者等同起来。“为了简化文字，我这里使用的‘资本’与‘财富’含义完全一样，两个词可以相互替换。” 这样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资本概念的泛化，于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被排除在资本之外的土地、自然资源以及非生产性的居民住宅等，都成了资本的特定形态。譬如，他指出，一些观点认为，土地、自然资源“一般被认为是人天生就有的而无须积累。因此，土地被认为是财富的组成部分，但不是资本的组成部分。问题是我们很难将建筑的价值从其所建造的土地上单独剥离出来。更难的是，我们几乎无法排除人们在土地上增加的附加价值……石油、天然气、稀土元素等自然资源的价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将人们在勘探采掘中所投入的价值剥离出来，单独计算自然资源的纯粹价值。因此，我将这些形式的财富都归入了‘资本’中。” 同样，那些居民住宅也像“‘生产性资本’（工业厂房、写字楼群、机器、基础设施等）那样”，可以用“等价的租赁费用来衡量”，因此，也是资本的特定存在形态 。
其次，皮凯蒂批判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他认为，后者的理论实际上只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主要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土地资产” 。换言之，马克思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把资本理解为工业设备，相对忽视了土地资产和金融资产的重要性，这是马克思资本模型的重大缺陷，这一点决定了他的资本理论根本无法解释21世纪的新情况。今天，“资本的属性已有改变：过去大多是土地（指农业用地——引者注），今天则以住宅加上工业和金融资产为主，但其重要性却丝毫未减。” 因此，必须抛弃马克思的资本模型，重新建构一种全新的资本理论：一方面要考虑到工业资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将土地、自然资源、住宅和金融资产等纳入资本的模型之中。
再次，皮凯蒂批判了人力资本理论。他指出，所谓人力资本通常包括个人的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和能力，它是内含于每个独立主体之中的，因此，不可能将其从主体中剥离出来。一个人虽然可以雇佣另一个人，发挥他的“人力资本”功能，但在民主社会和现代法律体系下，这种雇佣必然会受到明确的时空限制，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彻底地拥有另一个人的人力资本。也正是基于此，皮凯蒂将人力资本排除在资本的内涵之外，他强调“本书中提到的‘资本’均不包括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及的（在我的印象中）‘人力资本’……我们之所以在资本的定义中排除了人力资本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无论何时都不能被另一个人所有，也不能在市场中永久交易。这是人力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最显著的区别。”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资本就是专指“物质资本”呢？对此，皮凯蒂给出了否定回答。他指出：“虽然我对于资本的定义排除了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不能在任何市场上交换，奴隶社会除外），但是资本并不仅局限于‘物质’资本（土地、建筑、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产品）。我将‘非物质’资本（如专利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也包括了进来，以两种形式呈现：（1）如果个人直接拥有专利，那么算入非金融资产；（2）如果个人通过持有公司股份来拥有专利（这种情况更为常见），那么这些是金融资产。更广泛来说，通过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资本化，许多形式的非物质资本都可以被考虑进来。” 在皮凯蒂看来，所谓资本不仅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之外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资本。
在此基础上，皮凯蒂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理论。他指出：“在本书中，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 而所谓“国民财富”或“国民资本”主要是指“在某个时点某个国家的居民与政府所拥有的全部物品的市场价值之和。这包括了非金融资产（土地、住宅、企业库存、其他建筑、机器、基础设施、专利以及其他直接所有的专业资产）与金融资产（银行账户、共同基金、债券、股票、所有形式的金融投资、保险、养老基金等）的总和，减去金融负债（债务）的总和。”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21世纪的资本概念。
必须承认，皮凯蒂企图建构一种全新的、大一统的资本模型，这种理论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理论建构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在当代社会，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已经将自己的魔爪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固定资产、金融资产、专利、知识产权等等都已成为资本的吸纳对象，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条件。就此而言，他的理论建构反映了21世纪资本积累的新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理论建构也存在着重大缺陷：
第一，虽然他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但就其实质而言，二者的思路却是内在一致的，即都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物（不论是物质资产还是非物质资产），这样就把资本放大到一切社会了。譬如，他指出：“在历史上，最早的资本积累形式包括工具以及土地（围栏、灌溉、排水等）和基本居所（洞穴、帐篷、棚屋等）的改善。” 这种理解彻底抹杀了资本的社会规定性和本质属性，是一种典型的拜物教。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样适应于皮凯蒂。第二，皮凯蒂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只不过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延续，并指责马克思只看到工业资本的重要性，相对忽视了金融资本。这些指责对马克思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马克思绝不是古典经济学的简单继承者，而是对后者的一种彻底变革；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工业资本的重要性，而且也全面分析了金融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的运行机制，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和现实性。第三，人力资本理论的确曲解了资本的内涵，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新变化：如果说在自由竞争年代，资本对工人的统治还仅仅停留在身体的规训上，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将统治渗透到工人的心灵、智力和生命之中，后者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哈特和奈格里正是从这一维度入手，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理论，揭示了帝国的运行机制。而皮凯蒂恰恰忽视了这一维度，遮蔽了这一理论背后的哲学意蕴。最后，虽然皮凯蒂主张回到“政治经济学” ，但他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要透过物象来把握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而皮凯蒂则是以物为中心来探究现象的运作机制，前者是一种本质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后者是一种现象层面的经验研究，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皮凯蒂的“资本论”必然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存在天壤之别。单纯以物为中心，是不可能为我们理解21世纪的资本逻辑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的。这一点在他的后续分析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二、财富分配不平等为什么会日益加剧？
财富分配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焦点话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如何？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斯蒂格利茨指出，“已为公众所知的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受到了挑战：富人变得愈富，而其他人却面临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困苦。” 而皮凯蒂更是通过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财富收入数据的详细研究，全面揭示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动态演化过程，进一步证明贫富差距不仅在欧美国家内部日益加剧，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日趋扩大。
那么，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日益加剧呢？皮凯蒂认为，这是社会、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首先，就劳动收入而言，这是由超级经理人的崛起导致的。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以及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场所谓的“管理革命”，出现了一批从事企业管理的“超级经理人”，他们可以自主地设定自己的工资水平，并从中谋取了超高的薪酬待遇，使其与中下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皮凯蒂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高管薪酬的变化在世界各国工资不平等演化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股强大力量，如果不对这一局面进行有效控制，必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
其次，就总收入而言，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r）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g）。如果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还是一种温和的不平等，那么，资本收益的不平等则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即使在前10%的人群内部也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在9%的人群中，劳动收入占据主导，而在前1%的人群中，则是资本收入居于主导，而且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也表明，财富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聚集到少数人手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状况呢？皮凯蒂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经济和收入的增长率，这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 ，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内在根源。“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强调的以r＞g公式表达的不平等” 。在此基础上，皮凯蒂还批评了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他指出：“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自掘坟墓’的核心机制类似于我在导言中所说的‘无限积累原则’：资本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最终必然导致利润率（即资本收益率）下降和自身的灭亡。”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收益率会无限趋于下降，最终会趋于零，届时将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皮凯蒂指出，资本主义的财富演化史已证明马克思的这一判断是一个“错误的历史预言” ，资本收益率不仅不会趋于零，而且会持续大于经济增长率，不仅过去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如此。
再次，继承财富也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当资本收益率长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时，继承财富（过去积累的财富）必然会变得比储蓄财富（当下积累的财富）更重要……以r＞g表述的不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过去对未来的吞噬：过去积累的财富无须劳动即可自我增长，其增速还高于工作挣来的用于储蓄的财富。由此，几乎不可避免的是，过去形成的不平等具有持续性和特殊重要性，即继承财富更为重要。” 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拼爹”和“世袭资本主义”时代。
最后，国家政策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政治机制。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政府应当更好地发挥“社会国家”的职能，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措施，比如遗产税、累进税和资本税等，有效抑制不平等的扩大；然而，现实恰恰相反，政府不仅没有制定相应的抑制措施，反而采取了有利于前1%或10%人群的税收制度，导致收入越高，交的税收比率反而越低，这恰恰是造成不平等加剧的政治原因。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在一个存在着高度不平等的民主制度里，政治也会失衡；而让不平衡的政治管理不平衡的经济就会出现毁灭性的结局。”
皮凯蒂在该著中还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悖论。（1）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完善的市场机制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最后堡垒，也是维护民主制度的最后屏障。然而，资本主义的现实表明，这纯粹是一种幻想，市场永远解决不了民主问题，市场机制越完善，资本收益率就会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最终会导致反民主的金融和政治寡头，严重危及个人自由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皮凯蒂认为，“民主和社会公正需要其本身的社会机制，而不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 。这一观点无疑是对新自由主义的重磅回击，足以令整个华尔街为之愤怒。（2）新自由主义还主张，一旦市场达到了完全竞争状态，不平等就会降低甚至消失，“更加自由的市场以及更加纯粹和完全的竞争就足以确保一个社会的公正、繁荣及和谐” 。对此，皮凯蒂尖锐地批判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 ，不平等的机制与市场竞争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以经济学家的角度），r＞g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不平等决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完全而消失”，那种“认为完全的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的想法，纯粹是一种“危险幻想” 。（3）当代资本主义一直信奉机会均等原则，然而，财富继承的存在使得机会均等原则沦为一句空话。（4）皮凯蒂还揭示了传统劳动伦理观的式微。他指出：“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 。它告诫人们，要想致富，就必须勤勤恳恳工作，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已经颠覆了这种价值观：由于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会远远高于劳动收入，这样一来，一个人财富的多寡不再取决于劳动所得，而是取决于继承财富的多少，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为重要。在这种社会中，力图通过勤劳来实现自己的致富梦，已经沦为一种不可能的幻象，这与资本主义宣扬的劳动伦理学和社会公正原则完全相悖。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皮凯蒂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虽然他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限制不平等的扩大，但就其立场而言，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既不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也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寄希望于前者，建构一种更加公正的社会秩序，以完善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恰恰与自由主义殊途同归。因此，他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相反，他企图利用民主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以保证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其中累进所得税、累进遗产税和全球资本税等就是他所开出的最终药方。
在一定程度上，皮凯蒂的分析无疑切中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软肋，为我们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财富不平等状况及其原因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正是基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将这本书誉为“近10年来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著作”。不过，在肯定之余，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一个问题，即这一著作能否为我们认识21世纪的资本逻辑提供一个科学模型？或者说，这一著作能否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新时期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指南？对此，笔者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概言之，原因有以下一些：
第一，皮凯蒂虽然指出了贫富差距加剧的多种原因，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不平等产生的内在根源。在他看来，虽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在于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那么，资本收益率为什么会高于收入增长率呢？皮凯蒂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实际上，他的这一结论只是从分配领域做出的一种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不平等加剧的内在根源。马克思说：“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资本收益率之所以远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根本原因不在于分配本身，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早在两百多年前，卢梭就曾尖锐地指出，私有制才是不平等产生的内在根源。就是在今天看来，这一判断仍然是正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揭示了不平等加剧的内在根源。在他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资本必然会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财富，而国家必然会被资本权力所绑架，沦为保护资本利益的一种“虚幻共同体”。因此，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加剧，财富将会源源不断地从底层流向上层、从外围流向中心国，最终聚集到少部分人手中，“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财富分配之所以出现两极分化，根本原因不在于分配本身，而是根源于资本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这一判断是在19世纪60年代，针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做出的，但不可否认，它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和分配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虽然皮凯蒂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或超越马克思的结论，而只是用更加翔实的数据和资料，证实了马克思的判断。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的分析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虽然皮凯蒂区分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益，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财富的真实源泉和分配机制。马克思指出，就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而言，劳动并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 ；而就价值财富而言，工人才是整个价值财富的创造者，资本家只是窃取了工人的劳动成果而已。因此，马克思主张要严格区分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而皮凯蒂恰恰犯了这一错误，直接将财富和资本等同起来，将其定义为所有资产（包括物质资产和非物质资产）的总和，这样无形之中也就把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混淆，遮蔽了财富的不同性质。另一方面，皮凯蒂认为，作为一种物，资本能够自发地带来额外收益（G-G’），这是一种典型的拜物教，完全掩盖了这些收益的真实来源，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彻底否定。各种资本收入，如红利、利润、利息、租金等等，只不过是中下阶层所创造的价值（包括工资和剩余价值）的一种表面分割，离开了中下阶层的劳动，这些收益将成为无本之木。斯蒂格利茨说：“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前者为社会增添财富，后者通常减少社会财富” 。对于大部分中下阶层而言，他们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然而，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落入自己的口袋之中，而是被各种资本所有者掠夺走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盗窃。所谓超级经理人的“劳动收入”和继承财富只不过是这种盗窃的延续和再生产。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依然没有过时，仍是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的科学原则，正犹如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米克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学说不仅在马克思时代是真正的科学，就是在今天来讲也是真正的科学。”
第三，虽然皮凯蒂从多方面揭示了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诠释新时期资本积累的运行机制。在这方面，大卫•哈维的分析更具有启发意义。他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出发，提出了“剥夺性积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运行逻辑，为我们理解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在哈维看来，新时期资本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积累：一是将一切物品彻底商品化，把原本属于公众、自然或人类共同体的一切资产全部私有化，并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从这个角度而言，皮凯蒂的资本定义实际上只是这种私有化的具体反映。二是将一切金融化，通过操控证券和信贷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财富。三是危机的管理与操控，在世界范围内有意识地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控危机，通过这种方式将财富源源不断地从贫穷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债务问题，它已经成为剥夺性积累的“首要方式”。最后是国家的再分配机制，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富人的政策，将财富从底层汇聚到上层手中。上述四种方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当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 。虽然皮凯蒂从历史维度和实证数据入手，揭示了财富不平等的演化过程，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当代资本积累的核心逻辑。就此而言，哈维的分析要比皮凯蒂更深刻。
第四，皮凯蒂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实际上，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与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利润率经过竞争而形成的一种平均利润率，这里的资本是有着确切内涵的，各种依据所有权而收取的“租金”显然被排除在一般利润率之外；而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则相当宽泛，不仅包括马克思意义上的利润率，而且还包括各种“租金”，特别是垄断利润。经过这种变形，皮凯蒂所理解的资本收益率必然会趋于稳定。因此，当他用“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来批判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时，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后者的真实内涵，而是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定混淆。另一方面，皮凯蒂误解了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本真含义。在《重读〈资本论〉》一书中，本•法因和哈里斯指出，“趋势”概念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收集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利润率的数据，将会观察到一种确定的向下趋势（或回归线），这种理解是一种经验趋势；另一种是将“趋势”理解为在一定抽象水平上得出的命题，只有抽象本身才能对利润率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这是一种“抽象趋势”。论者在此基础上强调，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并不是一种看得见的经验运动，而是一种建立在科学方法论之上的本质抽象 。我认为，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马克思说，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绝不是一种理论虚构，也不是单纯的经验归纳，而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 。因此，决不能将这一规律等同于经验现实本身，显然皮凯蒂无法理解这一点。
此外，虽然皮凯蒂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如累进所得税、累进遗产税、全球资本税等，但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得到贯彻落实，因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像他自己意识到的那样，“一项真正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税无意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 。
综上所述，皮凯蒂之所以无法对上述问题做出科学解答，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资本模型的内在缺陷，这也注定了他的“资本论”不可能为我们理解21世纪的资本逻辑，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依然具有强劲的现实生命力。
三、金融危机何以会爆发？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大衰退”。这次危机也被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那么，这场金融危机何以会爆发？皮凯蒂对之做出了回应。
在皮凯蒂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皮凯蒂指出：“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阶层的购买力出现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慷慨地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因为它们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的利息收入。”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更为缓慢，致使中低阶层购买力和消费力趋于停滞，这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美国资本/收入比的内部失衡。皮凯蒂指出：“有人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体系长期不稳定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这种说法总体上是过头的。在我看来，造成这种不稳定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入比的结构性上升（在欧洲尤为如此），再加之国际资产寸头总量的巨额增长。” 收入不平等只是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决不能将它夸大为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否则，就本末倒置了。皮凯蒂认为，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内部资本/收入比的严重失衡：截至2007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15%都流向了前10%的人群，使资本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到50%，导致了资本/收入比的严重失调，这一比率是全球资本/收入比的4倍，这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想探寻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及其应对措施，应当更“关注美国国内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将责任推给中国或其他国家” 。再次，是金融监管体制的缺位。美国现行的金融体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这导致政府无法对银行和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监管，使后者沦为一片无人看守的“灰色地带”，严重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这种监管体制的缺位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分析，皮凯蒂呼吁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的资本管制体制，运用民主的力量，建立公开、透明的金融监管体制，以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风险。
皮凯蒂的这些分析固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他的资本模型的内在缺陷，注定了他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仍然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内在机理之中，揭示金融危机爆发的真实根源。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金融危机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伴随着经济危机发生的金融危机，一是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马克思认为，第一种“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殊危机区分开来。后一种货币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 这两种危机产生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差异。就第一种危机而言，它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信用的充分发展和生产过剩。马克思说：“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资本家必然会加快自己的资本积累，一方面进行资本的积聚，使剩余价值资本化，另一方面进行资本的集中和兼并。这一过程必然导致银行和信用的产生，资本家为了突破自身积累的限制，必然会利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广泛吸收资本。这一行为必然导致资本积累的畸形化，将资本主义不顾市场需求的生产趋势推进到极限，使生产出现普遍过剩，导致生产和消费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 ，此时，必然会发生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马克思说：“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信用不仅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矛盾，反而进一步“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他指出，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信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被发展到极致，而且也会在国际范围内迅速膨胀，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使各国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将信用支持下的债务扩张到全球范围之内。这种普遍过剩和信用的国际扩张，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具备了发生金融危机的条件。马克思说：“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崩溃。” 因此，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已具备条件的其他国家将会依次发生危机。从这个角度而言，金融危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一旦爆发，就必然会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将“信用制度”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并成为经济危机导火索的内在根源。
第二种危机是指不伴随经济危机而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它不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换句话说，这种危机不需要以生产过剩为前提条件，它直接根源于资本主义的信用本身。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的发展，必然导致虚拟资本的出现，它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特别是在股份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等。这种资本可以作为商品买卖，也可以作为资本增殖，但它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代表的实际资本已经投入生产领域或消费过程，而其自身却作为可以买卖的资产滞留在市场上。由这种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经济，称为虚拟经济，它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它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货币的限制，对资本主义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性：一方面，随着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必然会再生产“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它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即靠剥削他人劳动来发财致富的机制，“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 ，使金融活动越来越具有冒险的性质，而一些“信用冒险家为了扩大他的营业”，必然会“用一种骗人的营业来掩盖另一种骗人的营业” 。马克思的这一诊断不由地使人想到了现代金融领域中的“庞式骗局”。另一方面，它必然会进一步强化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信用和虚拟资本的迅速膨胀，使金融体系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和真实货币的束缚，成为一种以债券、股票、证券等为中心的自我循环市场，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体制的盲目性。在马克思看来，虚拟资本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和货币，当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时，所有的虚拟资本必须转化为货币，实现“惊险的一跃”。如果这一过程无法实现，将不可避免地爆发金融危机。马克思说：“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构成了第二种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但在马克思看来，不论哪种金融危机，归根结底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象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不是别的，就是资本本身；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必然存在。
综上所述，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虽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它并没有真正揭示21世纪资本运转的内在机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内在根源，更无法为我们探寻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解决路径提供现实可行的道路。就此而言，《21世纪资本论》并不能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新时期人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指南。《资本论》依然具有不可超越的时代价值。基于此，笔者坚决赞同大卫•哈维的判断：今天，我们需要皮凯蒂，但更“需要马克思，或马克思的当代化身”。
原文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关键词《资本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资本；不平等；金融危机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单纯从书名来看，皮凯蒂似乎有意效仿马克思为21世纪重写《资本论》。我们不禁要问：这一著作能否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21世纪人们理解资本运行机制的科学指南？在此，笔者就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我们重新审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提供有益借鉴。
一、何谓21世纪的“资本”？
资本是一个既神秘又充满魔力的概念。从词源来看，这一范畴最初指的是牲畜 。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资产的物质存在，一是指创造财富的“潜能”，因为作为资本，牲畜可以繁衍，能够带来额外的资产 。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资本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内涵，它不再指称与牛或其他家畜相关的牲畜，而是转化为与生产相关的物质资料。斯密指出，一个人的财富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一部分用于继续生产，以期获得额外的收入或利润，只有后一部分才能称为“资本” 。这是斯密对资本和财富所做的最初区分，这一观点直接被李嘉图继承了下来。他指出：“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等。” 由此来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资本并不是泛指一切物品，而是专门指称用于生产过程的那部分财富。在这一定义中，各种自然资源，比如土地、矿山等等，是不能作为资本存在的，它们的所有者只能根据所有权向租地农场主或租矿主，收取一定的地租或矿租；同样，作为储备功能的黄金、非生产性的居民住宅等等，也不是资本的存在形态，必须将其排除在资本的定义之外。
古典经济学完全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物”，这是一种典型的拜物教。也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资本理论。在他看来，资本决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就此而言，资本决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一种暂时的社会规定性，绝不能将其放大到所有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恰恰就犯了这一错误。但作为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资本是一种抽象关系，为了不断壮大自己，它必须要予以具体化，而物（Ding）就是它的载体。马克思指出，资本虽然“不是一种物（Ding）”，但它本身必须要“以物（Ding）为中介”来展现“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一旦资本把自己物化在某种物上之后，物本身也就取得了一种不同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属性，成为资本。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论是劳动资料还是劳动材料并非天生就是资本，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才成为资本关系的载体；而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并非天然的资本，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它们才打上了资本的烙印，成为资本。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两对范畴：一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这是根据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做出的区分，前者只是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它本身并不创造任何额外的价值，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而可变资本则是指能够创造额外价值的资本，即付给工人的工资。另一对范畴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它们是根据由资本的物质构成所导致的流通方式的不同做出的划分，前者包括劳动资料、机器、厂房等，后者包括劳动原料和工资。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还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都只是“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 ，越出这一范围，这些划分将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既然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那么，所有的自然资源，如土地、自然力等等，绝不是资本的存在形式；同样，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本身也不是资本，虽然它们可以为后者所吸纳，服务于剩余价值的生产。除了生产资本之外，马克思还根据资本的存在形式，将资本划分为商业资本、货币资本、借贷资本或生息资本等；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虚拟资本的产生。他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迅速发展，必然导致银行和信用的产生，资本家为了突破自身积累的限制，必然会利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广泛吸收资本。马克思将这些由信用制度衍生出来的资本形式称为虚拟资本。在他看来，不论是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还是虚拟资本，它们都不创造任何额外的价值，只是对产业利润（即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分割。这一理论为马克思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随着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是指物质产品上的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土地、货币和其他有价证券等；而人力资本则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以及他们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在马克思看来，就工人而言，劳动力只是一种需要出卖的商品，只有对资本家而言，才会转化为资本的构成部分（可变资本）。然而，根据这一理论，劳动力不仅对资本家而言是一种资本，而且对工人而言也成了一种“资本”；于是，工人也不再是单纯的“生产工人”了，而是成为与资本家一样的“资本拥有者”了。这一理论无疑是对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彻底庸俗化，扭曲了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科学内涵。所谓“人力资本”，只是对于少数高级雇佣劳动者即从事管理工作的阶层才是真实的，而对于广大普通劳动者而言，他们的劳动力仍然只是一种商品，其收入仍然局限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根本不具有资本的性质。
那么，何谓21世纪的资本呢？或者说，皮凯蒂是如何理解资本的？首先，他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他指出：“某些定义认为，财富中只有直接用于生产过程的那部分才能称为‘资本’。例如，黄金被归为财富而非资本，因为黄金被认为只有储值的功能。” 皮凯蒂认为，这种限制“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因为任何资本都具有双重功能：既具有存储价值，也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因此，他反对斯密和李嘉图对资本与财富所做的区分，径直将二者等同起来。“为了简化文字，我这里使用的‘资本’与‘财富’含义完全一样，两个词可以相互替换。” 这样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资本概念的泛化，于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被排除在资本之外的土地、自然资源以及非生产性的居民住宅等，都成了资本的特定形态。譬如，他指出，一些观点认为，土地、自然资源“一般被认为是人天生就有的而无须积累。因此，土地被认为是财富的组成部分，但不是资本的组成部分。问题是我们很难将建筑的价值从其所建造的土地上单独剥离出来。更难的是，我们几乎无法排除人们在土地上增加的附加价值……石油、天然气、稀土元素等自然资源的价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将人们在勘探采掘中所投入的价值剥离出来，单独计算自然资源的纯粹价值。因此，我将这些形式的财富都归入了‘资本’中。” 同样，那些居民住宅也像“‘生产性资本’（工业厂房、写字楼群、机器、基础设施等）那样”，可以用“等价的租赁费用来衡量”，因此，也是资本的特定存在形态 。
其次，皮凯蒂批判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他认为，后者的理论实际上只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主要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土地资产” 。换言之，马克思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把资本理解为工业设备，相对忽视了土地资产和金融资产的重要性，这是马克思资本模型的重大缺陷，这一点决定了他的资本理论根本无法解释21世纪的新情况。今天，“资本的属性已有改变：过去大多是土地（指农业用地——引者注），今天则以住宅加上工业和金融资产为主，但其重要性却丝毫未减。” 因此，必须抛弃马克思的资本模型，重新建构一种全新的资本理论：一方面要考虑到工业资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将土地、自然资源、住宅和金融资产等纳入资本的模型之中。
再次，皮凯蒂批判了人力资本理论。他指出，所谓人力资本通常包括个人的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和能力，它是内含于每个独立主体之中的，因此，不可能将其从主体中剥离出来。一个人虽然可以雇佣另一个人，发挥他的“人力资本”功能，但在民主社会和现代法律体系下，这种雇佣必然会受到明确的时空限制，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彻底地拥有另一个人的人力资本。也正是基于此，皮凯蒂将人力资本排除在资本的内涵之外，他强调“本书中提到的‘资本’均不包括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及的（在我的印象中）‘人力资本’……我们之所以在资本的定义中排除了人力资本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无论何时都不能被另一个人所有，也不能在市场中永久交易。这是人力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最显著的区别。”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资本就是专指“物质资本”呢？对此，皮凯蒂给出了否定回答。他指出：“虽然我对于资本的定义排除了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不能在任何市场上交换，奴隶社会除外），但是资本并不仅局限于‘物质’资本（土地、建筑、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产品）。我将‘非物质’资本（如专利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也包括了进来，以两种形式呈现：（1）如果个人直接拥有专利，那么算入非金融资产；（2）如果个人通过持有公司股份来拥有专利（这种情况更为常见），那么这些是金融资产。更广泛来说，通过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资本化，许多形式的非物质资本都可以被考虑进来。” 在皮凯蒂看来，所谓资本不仅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之外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资本。
在此基础上，皮凯蒂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理论。他指出：“在本书中，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 而所谓“国民财富”或“国民资本”主要是指“在某个时点某个国家的居民与政府所拥有的全部物品的市场价值之和。这包括了非金融资产（土地、住宅、企业库存、其他建筑、机器、基础设施、专利以及其他直接所有的专业资产）与金融资产（银行账户、共同基金、债券、股票、所有形式的金融投资、保险、养老基金等）的总和，减去金融负债（债务）的总和。”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21世纪的资本概念。
必须承认，皮凯蒂企图建构一种全新的、大一统的资本模型，这种理论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理论建构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在当代社会，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已经将自己的魔爪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固定资产、金融资产、专利、知识产权等等都已成为资本的吸纳对象，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条件。就此而言，他的理论建构反映了21世纪资本积累的新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理论建构也存在着重大缺陷：
第一，虽然他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但就其实质而言，二者的思路却是内在一致的，即都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物（不论是物质资产还是非物质资产），这样就把资本放大到一切社会了。譬如，他指出：“在历史上，最早的资本积累形式包括工具以及土地（围栏、灌溉、排水等）和基本居所（洞穴、帐篷、棚屋等）的改善。” 这种理解彻底抹杀了资本的社会规定性和本质属性，是一种典型的拜物教。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样适应于皮凯蒂。第二，皮凯蒂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只不过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延续，并指责马克思只看到工业资本的重要性，相对忽视了金融资本。这些指责对马克思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马克思绝不是古典经济学的简单继承者，而是对后者的一种彻底变革；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工业资本的重要性，而且也全面分析了金融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的运行机制，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和现实性。第三，人力资本理论的确曲解了资本的内涵，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新变化：如果说在自由竞争年代，资本对工人的统治还仅仅停留在身体的规训上，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将统治渗透到工人的心灵、智力和生命之中，后者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哈特和奈格里正是从这一维度入手，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理论，揭示了帝国的运行机制。而皮凯蒂恰恰忽视了这一维度，遮蔽了这一理论背后的哲学意蕴。最后，虽然皮凯蒂主张回到“政治经济学” ，但他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要透过物象来把握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而皮凯蒂则是以物为中心来探究现象的运作机制，前者是一种本质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后者是一种现象层面的经验研究，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皮凯蒂的“资本论”必然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存在天壤之别。单纯以物为中心，是不可能为我们理解21世纪的资本逻辑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的。这一点在他的后续分析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二、财富分配不平等为什么会日益加剧？
财富分配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焦点话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如何？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斯蒂格利茨指出，“已为公众所知的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受到了挑战：富人变得愈富，而其他人却面临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困苦。” 而皮凯蒂更是通过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财富收入数据的详细研究，全面揭示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动态演化过程，进一步证明贫富差距不仅在欧美国家内部日益加剧，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日趋扩大。
那么，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日益加剧呢？皮凯蒂认为，这是社会、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首先，就劳动收入而言，这是由超级经理人的崛起导致的。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以及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场所谓的“管理革命”，出现了一批从事企业管理的“超级经理人”，他们可以自主地设定自己的工资水平，并从中谋取了超高的薪酬待遇，使其与中下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皮凯蒂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高管薪酬的变化在世界各国工资不平等演化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股强大力量，如果不对这一局面进行有效控制，必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
其次，就总收入而言，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r）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g）。如果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还是一种温和的不平等，那么，资本收益的不平等则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即使在前10%的人群内部也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在9%的人群中，劳动收入占据主导，而在前1%的人群中，则是资本收入居于主导，而且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也表明，财富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聚集到少数人手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状况呢？皮凯蒂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经济和收入的增长率，这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 ，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内在根源。“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强调的以r＞g公式表达的不平等” 。在此基础上，皮凯蒂还批评了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他指出：“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自掘坟墓’的核心机制类似于我在导言中所说的‘无限积累原则’：资本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最终必然导致利润率（即资本收益率）下降和自身的灭亡。”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收益率会无限趋于下降，最终会趋于零，届时将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皮凯蒂指出，资本主义的财富演化史已证明马克思的这一判断是一个“错误的历史预言” ，资本收益率不仅不会趋于零，而且会持续大于经济增长率，不仅过去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如此。
再次，继承财富也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当资本收益率长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时，继承财富（过去积累的财富）必然会变得比储蓄财富（当下积累的财富）更重要……以r＞g表述的不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过去对未来的吞噬：过去积累的财富无须劳动即可自我增长，其增速还高于工作挣来的用于储蓄的财富。由此，几乎不可避免的是，过去形成的不平等具有持续性和特殊重要性，即继承财富更为重要。” 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拼爹”和“世袭资本主义”时代。
最后，国家政策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政治机制。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政府应当更好地发挥“社会国家”的职能，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措施，比如遗产税、累进税和资本税等，有效抑制不平等的扩大；然而，现实恰恰相反，政府不仅没有制定相应的抑制措施，反而采取了有利于前1%或10%人群的税收制度，导致收入越高，交的税收比率反而越低，这恰恰是造成不平等加剧的政治原因。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在一个存在着高度不平等的民主制度里，政治也会失衡；而让不平衡的政治管理不平衡的经济就会出现毁灭性的结局。”
皮凯蒂在该著中还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悖论。（1）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完善的市场机制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最后堡垒，也是维护民主制度的最后屏障。然而，资本主义的现实表明，这纯粹是一种幻想，市场永远解决不了民主问题，市场机制越完善，资本收益率就会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最终会导致反民主的金融和政治寡头，严重危及个人自由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皮凯蒂认为，“民主和社会公正需要其本身的社会机制，而不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 。这一观点无疑是对新自由主义的重磅回击，足以令整个华尔街为之愤怒。（2）新自由主义还主张，一旦市场达到了完全竞争状态，不平等就会降低甚至消失，“更加自由的市场以及更加纯粹和完全的竞争就足以确保一个社会的公正、繁荣及和谐” 。对此，皮凯蒂尖锐地批判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 ，不平等的机制与市场竞争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以经济学家的角度），r＞g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不平等决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完全而消失”，那种“认为完全的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的想法，纯粹是一种“危险幻想” 。（3）当代资本主义一直信奉机会均等原则，然而，财富继承的存在使得机会均等原则沦为一句空话。（4）皮凯蒂还揭示了传统劳动伦理观的式微。他指出：“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 。它告诫人们，要想致富，就必须勤勤恳恳工作，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已经颠覆了这种价值观：由于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会远远高于劳动收入，这样一来，一个人财富的多寡不再取决于劳动所得，而是取决于继承财富的多少，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为重要。在这种社会中，力图通过勤劳来实现自己的致富梦，已经沦为一种不可能的幻象，这与资本主义宣扬的劳动伦理学和社会公正原则完全相悖。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皮凯蒂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虽然他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限制不平等的扩大，但就其立场而言，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既不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也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寄希望于前者，建构一种更加公正的社会秩序，以完善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恰恰与自由主义殊途同归。因此，他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相反，他企图利用民主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以保证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其中累进所得税、累进遗产税和全球资本税等就是他所开出的最终药方。
在一定程度上，皮凯蒂的分析无疑切中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软肋，为我们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财富不平等状况及其原因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正是基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将这本书誉为“近10年来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著作”。不过，在肯定之余，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一个问题，即这一著作能否为我们认识21世纪的资本逻辑提供一个科学模型？或者说，这一著作能否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新时期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指南？对此，笔者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概言之，原因有以下一些：
第一，皮凯蒂虽然指出了贫富差距加剧的多种原因，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不平等产生的内在根源。在他看来，虽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在于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那么，资本收益率为什么会高于收入增长率呢？皮凯蒂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实际上，他的这一结论只是从分配领域做出的一种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不平等加剧的内在根源。马克思说：“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资本收益率之所以远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根本原因不在于分配本身，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早在两百多年前，卢梭就曾尖锐地指出，私有制才是不平等产生的内在根源。就是在今天看来，这一判断仍然是正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揭示了不平等加剧的内在根源。在他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资本必然会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财富，而国家必然会被资本权力所绑架，沦为保护资本利益的一种“虚幻共同体”。因此，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加剧，财富将会源源不断地从底层流向上层、从外围流向中心国，最终聚集到少部分人手中，“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财富分配之所以出现两极分化，根本原因不在于分配本身，而是根源于资本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这一判断是在19世纪60年代，针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做出的，但不可否认，它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和分配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虽然皮凯蒂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或超越马克思的结论，而只是用更加翔实的数据和资料，证实了马克思的判断。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的分析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虽然皮凯蒂区分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益，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财富的真实源泉和分配机制。马克思指出，就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而言，劳动并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 ；而就价值财富而言，工人才是整个价值财富的创造者，资本家只是窃取了工人的劳动成果而已。因此，马克思主张要严格区分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而皮凯蒂恰恰犯了这一错误，直接将财富和资本等同起来，将其定义为所有资产（包括物质资产和非物质资产）的总和，这样无形之中也就把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混淆，遮蔽了财富的不同性质。另一方面，皮凯蒂认为，作为一种物，资本能够自发地带来额外收益（G-G’），这是一种典型的拜物教，完全掩盖了这些收益的真实来源，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彻底否定。各种资本收入，如红利、利润、利息、租金等等，只不过是中下阶层所创造的价值（包括工资和剩余价值）的一种表面分割，离开了中下阶层的劳动，这些收益将成为无本之木。斯蒂格利茨说：“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前者为社会增添财富，后者通常减少社会财富” 。对于大部分中下阶层而言，他们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然而，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落入自己的口袋之中，而是被各种资本所有者掠夺走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盗窃。所谓超级经理人的“劳动收入”和继承财富只不过是这种盗窃的延续和再生产。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依然没有过时，仍是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的科学原则，正犹如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米克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学说不仅在马克思时代是真正的科学，就是在今天来讲也是真正的科学。”
第三，虽然皮凯蒂从多方面揭示了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诠释新时期资本积累的运行机制。在这方面，大卫•哈维的分析更具有启发意义。他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出发，提出了“剥夺性积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运行逻辑，为我们理解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在哈维看来，新时期资本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积累：一是将一切物品彻底商品化，把原本属于公众、自然或人类共同体的一切资产全部私有化，并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从这个角度而言，皮凯蒂的资本定义实际上只是这种私有化的具体反映。二是将一切金融化，通过操控证券和信贷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财富。三是危机的管理与操控，在世界范围内有意识地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控危机，通过这种方式将财富源源不断地从贫穷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债务问题，它已经成为剥夺性积累的“首要方式”。最后是国家的再分配机制，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富人的政策，将财富从底层汇聚到上层手中。上述四种方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当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 。虽然皮凯蒂从历史维度和实证数据入手，揭示了财富不平等的演化过程，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当代资本积累的核心逻辑。就此而言，哈维的分析要比皮凯蒂更深刻。
第四，皮凯蒂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实际上，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与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利润率经过竞争而形成的一种平均利润率，这里的资本是有着确切内涵的，各种依据所有权而收取的“租金”显然被排除在一般利润率之外；而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则相当宽泛，不仅包括马克思意义上的利润率，而且还包括各种“租金”，特别是垄断利润。经过这种变形，皮凯蒂所理解的资本收益率必然会趋于稳定。因此，当他用“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来批判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时，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后者的真实内涵，而是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定混淆。另一方面，皮凯蒂误解了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本真含义。在《重读〈资本论〉》一书中，本•法因和哈里斯指出，“趋势”概念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收集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利润率的数据，将会观察到一种确定的向下趋势（或回归线），这种理解是一种经验趋势；另一种是将“趋势”理解为在一定抽象水平上得出的命题，只有抽象本身才能对利润率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这是一种“抽象趋势”。论者在此基础上强调，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并不是一种看得见的经验运动，而是一种建立在科学方法论之上的本质抽象 。我认为，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马克思说，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绝不是一种理论虚构，也不是单纯的经验归纳，而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 。因此，决不能将这一规律等同于经验现实本身，显然皮凯蒂无法理解这一点。
此外，虽然皮凯蒂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如累进所得税、累进遗产税、全球资本税等，但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得到贯彻落实，因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像他自己意识到的那样，“一项真正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税无意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 。
综上所述，皮凯蒂之所以无法对上述问题做出科学解答，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资本模型的内在缺陷，这也注定了他的“资本论”不可能为我们理解21世纪的资本逻辑，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依然具有强劲的现实生命力。
三、金融危机何以会爆发？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大衰退”。这次危机也被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那么，这场金融危机何以会爆发？皮凯蒂对之做出了回应。
在皮凯蒂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皮凯蒂指出：“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阶层的购买力出现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慷慨地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因为它们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的利息收入。”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更为缓慢，致使中低阶层购买力和消费力趋于停滞，这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美国资本/收入比的内部失衡。皮凯蒂指出：“有人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体系长期不稳定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这种说法总体上是过头的。在我看来，造成这种不稳定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入比的结构性上升（在欧洲尤为如此），再加之国际资产寸头总量的巨额增长。” 收入不平等只是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决不能将它夸大为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否则，就本末倒置了。皮凯蒂认为，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内部资本/收入比的严重失衡：截至2007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15%都流向了前10%的人群，使资本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到50%，导致了资本/收入比的严重失调，这一比率是全球资本/收入比的4倍，这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想探寻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及其应对措施，应当更“关注美国国内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将责任推给中国或其他国家” 。再次，是金融监管体制的缺位。美国现行的金融体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这导致政府无法对银行和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监管，使后者沦为一片无人看守的“灰色地带”，严重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这种监管体制的缺位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分析，皮凯蒂呼吁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的资本管制体制，运用民主的力量，建立公开、透明的金融监管体制，以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风险。
皮凯蒂的这些分析固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他的资本模型的内在缺陷，注定了他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仍然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内在机理之中，揭示金融危机爆发的真实根源。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金融危机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伴随着经济危机发生的金融危机，一是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马克思认为，第一种“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殊危机区分开来。后一种货币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 这两种危机产生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差异。就第一种危机而言，它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信用的充分发展和生产过剩。马克思说：“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资本家必然会加快自己的资本积累，一方面进行资本的积聚，使剩余价值资本化，另一方面进行资本的集中和兼并。这一过程必然导致银行和信用的产生，资本家为了突破自身积累的限制，必然会利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广泛吸收资本。这一行为必然导致资本积累的畸形化，将资本主义不顾市场需求的生产趋势推进到极限，使生产出现普遍过剩，导致生产和消费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 ，此时，必然会发生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马克思说：“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信用不仅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矛盾，反而进一步“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他指出，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信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被发展到极致，而且也会在国际范围内迅速膨胀，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使各国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将信用支持下的债务扩张到全球范围之内。这种普遍过剩和信用的国际扩张，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具备了发生金融危机的条件。马克思说：“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崩溃。” 因此，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已具备条件的其他国家将会依次发生危机。从这个角度而言，金融危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一旦爆发，就必然会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将“信用制度”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并成为经济危机导火索的内在根源。
第二种危机是指不伴随经济危机而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它不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换句话说，这种危机不需要以生产过剩为前提条件，它直接根源于资本主义的信用本身。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的发展，必然导致虚拟资本的出现，它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特别是在股份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等。这种资本可以作为商品买卖，也可以作为资本增殖，但它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代表的实际资本已经投入生产领域或消费过程，而其自身却作为可以买卖的资产滞留在市场上。由这种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经济，称为虚拟经济，它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它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货币的限制，对资本主义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性：一方面，随着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必然会再生产“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它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即靠剥削他人劳动来发财致富的机制，“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 ，使金融活动越来越具有冒险的性质，而一些“信用冒险家为了扩大他的营业”，必然会“用一种骗人的营业来掩盖另一种骗人的营业” 。马克思的这一诊断不由地使人想到了现代金融领域中的“庞式骗局”。另一方面，它必然会进一步强化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信用和虚拟资本的迅速膨胀，使金融体系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和真实货币的束缚，成为一种以债券、股票、证券等为中心的自我循环市场，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体制的盲目性。在马克思看来，虚拟资本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和货币，当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时，所有的虚拟资本必须转化为货币，实现“惊险的一跃”。如果这一过程无法实现，将不可避免地爆发金融危机。马克思说：“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构成了第二种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但在马克思看来，不论哪种金融危机，归根结底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象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不是别的，就是资本本身；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必然存在。
综上所述，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虽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它并没有真正揭示21世纪资本运转的内在机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内在根源，更无法为我们探寻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解决路径提供现实可行的道路。就此而言，《21世纪资本论》并不能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新时期人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指南。《资本论》依然具有不可超越的时代价值。基于此，笔者坚决赞同大卫•哈维的判断：今天，我们需要皮凯蒂，但更“需要马克思，或马克思的当代化身”。
原文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