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理论

卢卡奇  著

张  亮 吴勇立  译

Gerog Lukács
Die Theorie des Romans: ein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r
Versuch über die Formen der großen Epik
Luchterhand Literatur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71
根据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卢赫特汉特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译出

目  录

序言（1962年）  

第一部分 与总体文化的统一性或问题性有关的伟大史诗的形式
一、 完整的文化
古希腊世界的结构
它的历史-哲学发展
基督信仰
二、 形式的历史哲学问题
一般原则
悲剧
史诗形式
三、 史诗与小说
作为表达方法的韵文和散文
既定的总体性和作为目的的总体性
客观结构的世界
主人公典型
四、 小说的内部形式
它的基本的抽象属性和其中固有的危险
它的演进式的属性
作为形式原则的反讽
小说世界的可表现性；表现手法
五、 小说的历史制约性及其重要意义
小说的意图
超凡性
小说的历史-哲学位置
作为升神秘主义的反讽
第二部分  对小说形式所作的类型学尝试
一、 抽象的理想主义
两种主要的类型
《唐•诘珂德》
它同骑士史诗的关系
A、 抽象的理想主义悲剧
B、 现代幽默小说及其问题
巴尔扎克
彭托皮丹的《幸福的汉斯》
二、 幻灭的浪漫主义
幻灭小说的问题及其对小说形式的意义
雅克布森和冈察洛夫的解决尝试
《情感教育》和小说中的时间问题
对抽象的理想主义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的反思
三、 一种综合的尝试——《威廉•麦斯特的学徒生涯》
问题
社会团体观念及其在文学中的形式
教育小说的世界与现实的浪漫主义
诺瓦利斯
歌德的解决尝试与小说形式向着史诗的部分重叠
四、 托尔斯泰和超越社会生活形式的尝试
作为与传统的论战的小说
托尔斯泰的自然概念及其对小说形式造成的疑难后果
托尔斯泰在史诗形式的历史哲学中的二元处境

附录一 论说文的本质与形式  给列奥•普波的一封信
附录二 生活和形式的碰撞 索伦•克尔凯郭尔与雷金•奥尔森
附录三 浪漫派的生活哲学 诺瓦利斯
附录四 卢卡奇与保尔•恩斯特、马克斯•韦伯的通信（选译）
附录五 卢卡奇简略年谱片段（1885-1918年）

译后记
序  言

 本书的第一篇草稿创作于1914年的夏季，最后一篇的定稿则是在1914-1915年的冬季完成的。它最早于1916年发表在马克斯•德索瓦（Max Dessoir） 编辑的《美学和一般艺术科学》（Zeitschrift für Ae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杂志上，1920年由柏林的 P•卡西尔（P. Cassirer）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写作的直接动机源于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源于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的态度对左翼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战争尤其是对战争的狂热支持情绪，我个人的内心深处持一种强烈而全面的拒斥态度，只不过这种拒斥态度最初并没有溢于言表。我想起1914年晚秋和玛丽安娜•韦伯（Marianne Weber）夫人 的一次谈话。她对我描述了好些英雄主义的个别具体行动，希以此反驳我对此的抵触态度。我仅仅回答说：“越好，也就越糟（Je besser, desto schlimmer.）。”这时，我尝试着用自觉的语言来表述自己情绪化的看法，大致形成了如下认识：中欧列强（Mittelmächte） 可能打败俄国，这将导致沙皇统治的垮台，我支持这种结局。但同时也存在着西方国家击败德国的可能性，如果这能够导致霍亨佐伦罗斯（Hohenzollern）王朝和哈布斯堡（Habsburger）王朝的垮台，我将同样表示支持。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将把我们从西方文明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如果最终的胜利属于当时的德国，对我而言，这不啻于噩梦般的可怕前景。）
 在如此心境中，《小说理论》（Die Theorie des Romans） 的第一稿完成了。一开始我打算采用系列对话的形式：一群害怕受到战争狂热传染的青年人逃出故乡，就像《十日谈》（Dekameron）里讲故事的人们逃出瘟疫流行的村庄一样；他们试图通过那些逐步引向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也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ij）的世界的看法 ——的对话，实现对自身的理解和相互间的理解。经过更深入的思考，我放弃了这个计划而把书写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在对世界局势的永久绝望的心绪中脱稿的。直到1917年，我才找到了直至那时看来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
 当然，假如仅仅局限在文本自身、就它的客观内容所表达出来的观点，而不参照决定它的形成的那些内在因素，对本书进行考察也是可能的。不过，我相信，在回顾差不多五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时，记述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心境是值得的，因为这便于形成对作品的正确理解。
 很清楚，我对战争连同对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拒斥心理都是纯粹的乌托邦；即使在最抽象的思维水平上，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调和我的主观态度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导致了非常重要的后果：我起先并没有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世界观、科学的工作方法等等进行严格的重新评价。我那时正处于从康德（Kant）转向黑格尔（Hegel）的过程中，但不管怎样，我对于所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方法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态度基本上是来自于青年时代阅读狄尔泰（Dilthey）、西美尔（Simmel）、韦伯（Max Weber）著作所留下的种种印象。《小说理论》事实上就是这种精神科学倾向的一个典型产物。1920年，我在维也纳结识马克斯•德伏夏克（Max Dvořák） ，他告诉我，他认为这部作品是精神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
今天，认识到精神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已没有什么困难了。当然，在我们批判新康德主义或其他实证主义在处理历史人物或历史关系、精神现实（逻辑、美学等）等问题上所显现出来的肤浅平庸的时候，也应该能够正确理解其相对的历史合理性。例如，我现在就在思考狄尔泰《体验与诗》（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莱比锡1905年版）一书所展现出来的魅力，他的这本书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开辟了新局面。这个局面向我们展现为一个在理论层面和历史层面都进行大规模综合的精神世界。但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未曾看到，这种新方法事实上并没有克服实证主义，而且还存在深刻的缺陷即它的综合还缺乏客观基础。（那时候，我们中的青年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有天赋的人并不是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他们真正令人信服的结论的。）仅仅借助一个学派、一个时代等等——在绝大多数场合只是被直觉地把握到的——几个特性，就形成一般综合概念体系，然后通过推论进行由普遍向个别现象分析的过渡，并以此达到我们所说的全面的观点，这就是当时的时尚。
这也是《小说理论》的方法。对此，请允许我稍加引用例证。在小说形式的类型学（Typologie） 中，思想的抉择 (gedankliche Alternative) ——即主人公的内心与现实的关系是过窄还是过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高度抽象的两分法至多适用于对《堂•诘珂德》（Don Quijote）——此书代表第一种类型——的特定方面的阐述。但是，它太过一般了，以至它甚至不能让人完整地领会这部小说的历史丰富性和美学丰富性。至于属于相同类型的其他小说家，如巴尔扎克（Balzac）甚至彭托皮丹（Pontoppidan） ，却由此被套进了被该方法弄得走了样的概念桎梏衣中。其他类型的情况也是一样。而以“精神科学”的抽象综合方法在对托尔斯泰（Tolstoi）作品的处理效果中，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彰显。《战争与和平》（Krieg und Frieden）的结尾事实上是拿破仑（Napoleon）战争时代纯理想化的终结(ein echter ideeller Abschluß)：托尔斯泰在一些角色的发展中已经埋下了伏笔，从中我们可以预见到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Dekabristenaufstand）起义。可《小说理论》的作者却顽固地坚持《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的模式，因此，在这里，他能发现的就只是“一种被压抑的气氛，有如幼儿园的孩子被喝令安静一般”，“这比最成问题的幻灭小说的结局更为忧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只须指出下面的事实就足够了：诸如笛福（Defoe）、菲尔丁（Fielding）和司汤达（Sendhal）等小说家并未出现在这一结构的图式中；《小说理论》的作者运用了任意的综合方法，导致他对巴尔扎克、福楼拜（Flaubert）、或者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形成了彻底颠倒的看法。
如果要揭示“精神科学”抽象的综合方法的局限性，那么，就必须提及这种扭曲。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小说理论》的作者而言，揭示这些饶有趣味的相关性的道路原则上就被排除了。在这里，我又要提及那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对《情感教育》中时间作用的分析。 虽然它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还太抽象。主要是依据小说的最后部分（在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之后），它“对消失了的时间进行探究的可能性”的发现最终还是得到了客观的证实。也就是说，仅仅根据柏格森（Bergson）的“绵延”（duree）概念，我们就对小说中时间的新功能有了一个清晰的系统理解。考虑到普鲁斯特（Proust）直到1920年以后在德国才为人所知、乔伊斯（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的成名时间是1922年，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Zauberberg）直到1924年才获出版，那么，这些成就就更令人瞩目了。
因此，《小说理论》是“精神科学”的典型产物，它并没有指明超越其方法论局限性的道路。但是，它的成功却决不是偶然的，（托马斯•曼和马克斯•韦伯都属持赞同态度的读者之列）。虽然植根于“精神科学”的方法，但在特定的范围内，这本书的确已经显现出了某些在以后的发展中显得极为重要的特征。我们已经指出，《小说理论》的作者已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了。“精神科学”方法的老一辈代表人物是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尚没有脱离实证主义的窠臼；这一点在狄尔泰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克服实证论单调的理性主义的企图，差不多也就意味着向非理性主义方向的开步；这既适用于西美尔，也适用于狄尔泰自己。黑格尔的复兴的确在战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对这种复兴真正严谨科学的兴趣大多被限定在逻辑学和一般科学理论领域。据我所知，《小说理论》是“精神科学”中第一部将黑格尔哲学的发现成果具体地运用到美学问题中的著作。本书第一大部分的大多数段落基本上都采用了黑格尔的理论，例如史诗和戏剧艺术的总体模式比较、史诗和小说在历史哲学观念上的异同，等等。 但《小说理论》的作者不是一个绝对的或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的分析，歌德晚期所运用的某些概念（如精灵Dämonen），青年弗•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和索尔格（Solger） 的美学理论（作为一种现代赋形方法的反讽Ironie），都对黑格尔的一般轮廓起到了补充和具体化的作用。
美学范畴的历史化或许是黑格尔更重要的一项遗产。在美学领域中，这是黑格尔复兴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像李凯尔特（Rickert）及其学派这样的康德主义者，在永恒的价值和价值的历史实现之间设置了一道方法论沟壑。虽然狄尔泰认为这个矛盾并不显著，但在他为哲学史方法描绘的草图中，他同样没有能够达到对建立一个元历史的哲学类型学——而后它们将在具体的变异中得以历史的实现——的突破。在一些美学分析的个案中，他获得了成功，但在一定意义，他却如此懵懂，肯定没有意识到要去创立一种新的方法论。这种建立在哲学保守主义基础上的世界观表达了“精神科学”主要代表人物的保守的历史政治态度。这种态度理智地回到了兰克（Ranke）的立场，和黑格尔世界精神辩证发展的观念构成了尖锐冲突。当然，也有实证论的历史相对主义，战争期间，施宾格勒（Spengler）就是这么做的，他将所有范畴都绝对地历史化，否认任何无论是美学的、伦理学的还是逻辑的超历史的合法性的存在，并由此把这一方法和“精神科学”的倾向融合在了一起。这样，他就从他那方面取消了统一的历史进程：极端的历史动力论变成了一个静止的观点，并最终地取消了历史本身，走向总是终结然后紧接着重新开始的、内部分裂的文化循环的序列；一个与兰克分庭抗礼的对立面就此形成了。
但《小说理论》的作者没有走得这么远。他当时正在寻找文学类型的一种普遍辩证法，这是历史地建筑在美学范畴和文学形式的真实本质基础上的普遍辩证法，他力求在范畴和历史之间，找到较之于他在黑格尔那里发现的更为紧密的联系；他力图理智地理解变化中的永恒，理解本质在持久合法性范围中的内在变化。但他的方法在许多方面——包括在许多非常重要的关联上——都还很抽象，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虽然已经指出来了，但它还是不断地导致任意的建构。直到15年后——当然已经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我才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大林（Stalin）时代，当里夫希茨（M. A. Lifshitz） 和我与各式各样粗陋的社会学相对立，力图揭示马克思真实的美学并进一步发展它时，我们获得了一个真正历史的系统方法。《小说理论》仅仅意味着一个尝试，可惜其无论在设计方面还是执行方面都是失败的，不过，与它同时代人能做到的相比，它确实在目的上要更接近于问题的解决。
本书感到棘手的美学的“当下”（Gegenwart）问题同样属于黑格尔的遗产：我指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看，发展导致对决定当下的艺术发展的诸美学原则的取消。在黑格尔那里，作为这种观念的一个理论结果，只有艺术被认为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他从美学的角度界定这个情状时，“散文的世界”（Welt der Prosa） 就是精神在思想和社会国家实践中都得到实现的领域。因为现实已经变得不成问题了，那么，艺术就变得问题重重的了。《小说理论》提出的观念，虽然形式相似但事实上正相反：小说形式问题不过是已经破碎的世界的镜像。这就是为什么，和其他种种文学形式相比，“生活散文”（"Prosa" des Lebens）仅仅象征着现实不再为艺术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小说的中心问题就是必须扣除（Abrechnung）源于存在的完整性的总体的封闭的形式，——艺术与生来完整的形式世界毫无关系。这不是因为艺术而是因为历史哲学的理由：因为“不再有自发的存在总体”了，《小说理论》的作者讲述的就是今天的现实。几年后，哥特富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 以其他方式提出了类似思想：“不再有现实，有的至多只是它扭曲的影像” 。虽然《小说理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比表现主义诗人们更批判、更深刻，不过，两者俱以类似的生活方式表达了对生活类似的感受和对现状的类似反应。在三十年代关于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中，这引起了一种多少有些怪诞的局面：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时却乞灵于《小说理论》。
从本质上讲，《小说理论》和作为一般方法论导师的黑格尔之间的对立主要体现为社会的，而非美学的和哲学的对立，这一点非常清楚。只要回忆一下本文开头提及的作者对战争的态度，就能充分说明问题了。需要补充的是，他那时对社会现实的见解受到索列尔（Sorel） 的强烈影响。所以，《小说理论》中不用黑格尔的术语，而是套用费希特的话将现时代定性为“无以复加的罪恶时代”。这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现实悲观主义，但无论如何，它也不意味着从黑格尔向费希特（Fichte）的全面倒退，而毋宁说是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克尔凯郭尔化。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对《小说理论》的作者一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克尔凯郭尔时髦起来以前很久，他已经就克尔凯郭尔的生平与思想的关系写了一篇论文 。在战前的海德堡时期，他曾致力于研究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只是这研究没有完成。提及上述事实并不是出于传记的考虑，而是为了指明一种在德国思想中后来变得很重要的发展趋势。确实，克尔凯郭尔的直接影响是与海德格尔（Heidegger）和雅斯贝斯（Jaspers）的存在哲学相衔接的，它或多或少开辟了一条公然与黑格尔相反的道路。但不能忽略的是，黑格尔哲学复兴的孜孜以求的目的就在于努力缩小黑格尔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这种趋势在狄尔泰1905年对青年黑格尔的研究中就已经可以察觉到了， 而当1924年克朗纳（Kroner）宣称黑格尔是哲学史上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时， 它就具有了明确的表现形式。虽然克尔凯郭尔的直接影响此时还未能得到证实，可到了20年代，它就以潜在的但却日益深化的方式无处不在了，它甚至逐步导致了对青年马克思的克尔凯郭尔化。例如，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 1941年就写道：“尽管（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相互距离很远，但他们却在两个方面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现实存在的共同抨击和同源于黑格尔这一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指明，在当代法国哲学中，这一倾向流传得有多广了。）
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在哲学和政治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这些理论的社会哲学基础。最早——大约在青年卡莱尔（Carlyle） 和科贝特（Cobbett） 那里——表现为对早期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恐怖和野蛮的真正批判，有时，比如在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中，它甚至表现为社会主义批判的初级形式。而在德国，这一态度则逐步转化为对霍亨佐伦罗帝国政治和社会的落后状态的辩护。从表面上看，像托马斯•曼的《一个非政治的人的沉思》（Betrachtungen eins Unpolitischen，1918年）这样一部重要的战时作品也属于这一倾向。不过，托马斯•曼以后在20年代的发展则证实他对这部作品的自我描绘是至为合理的：“它是以极重要的方式进行的掩护退却的战斗，是德国浪漫的资产阶级精神的最新和最后的抗拒，是已经被充分意识到没有希望的战斗……（它）甚至对精神不健康和对濒死的事物的非道德的所有同情心都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在《小说理论》作者身上，我们没有发现上述情绪的丝毫踪迹，尽管他的哲学起点是由黑格尔、歌德和浪漫派提供的。他对资本主义人性丧失的现状的抗拒，使得他对“德国人的惨况”以及他们在当代的残余不留任何同情，这一点与托马斯•曼迥然不同。在本质上，《小说理论》不是保守的而是颠覆性的，虽然它建立在非常天真、彻底虚幻的乌托邦的基础之上，——这种幻想以为人应该具有的自然生活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分裂中产生，也能从和与这种分裂相一致的、无生命和敌视生命的社会和经济范畴的毁灭中一下子产生出来。在对托尔斯泰的分析中，本书达到了它的理论顶点，这一事实连同作者对“不写小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清晰地表明，作者不是在寻找什么新的文学形式，确切地说，是在追寻一个“新世界”。我们自然会对这种原始的乌托邦报以微笑，但正是它传达出了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利用社会的方法来超越经济世界的观念，到了20年代，渐渐地越来越凸现出其反动的特征。而在创作《小说理论》的时候，这些思想还处于一种完全未分化的萌芽阶段。再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如果希法廷（Hilferding）这位第二国际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在《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1909年）中能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交换仅仅是偶然的，而不是经济学理论思考的可能主题。对它不能进行理论分析，只能作心理学理解”；如果我们——假定是以革命的眼光看问题——思考一下在战争最后几年和战后最初时期的乌托邦，那么，我们就能够对《小说理论》中的乌托邦做出一个合乎历史事实的更公正的评价，但对于书中缺少理论依据的缺陷，我们则不能以任何方式弱化对它的批判。
之所以这种批判的态度对我们不无裨益，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正确地按照其本来面貌发现《小说理论》的一个更深入、为德国文学增加了某些新东西的特征。（我们这个将要验证的现象在法国早已为人所知。）简要地说，就是《小说理论》的作者拥有一个旨在把“左”的伦理和“右”的认识论（本体论等等）融合起来的世界观。威廉大帝时代的德国，所有的那些原则性很强的反对派文学都是建立在启蒙精神传统基础上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一传统最肤浅的模仿者），它全面否定了德国有价值的文学和理论的传统。——社会主义者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在这一方面是个特例。——根据我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判断，《小说理论》是对现实的传统守旧理解与面向激进革命的左派伦理相结合的第一部德文著作。在20年代的思想中，这一观点扮演了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对此，我们只要想想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1918年，1923年）、《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e der Revolution）、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 甚至是泰奥多•W •阿多诺（Th. W. Adorno）的一些早期著作就行了。 在反对希特勒（Hitler）的思想斗争中，这个观点的意义更为重大：很多人尝试着——他们从“左”派伦理出发——把尼采（Nietzsche）甚至是俾斯麦（Bismarck）都动员为进步力量以对抗法西斯。——请允许我顺便提一下，在法国，这种倾向比德国出现的要早的多，如今它在J•P•萨特（Jean-Paul Sartre）身上已找到了相当有影响力的代表。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这里，为什么这一现象会更早地在法国出现？为什么该现象在法国具有更持久的影响力？由于显而易见的篇幅原因，有关这两个问题的社会原因在这里就不加以讨论了。——随着希特勒的失败、战后的恢复和经济奇迹的发生，“左”派伦理的这个作用在德国却被忘却了，时事讲坛出让给了一个佯装不随大流的随波逐流派。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阿多诺，已经搬进“深渊大饭店”（Grand Hotel Abgrund）了 ，如同我在评论叔本华（Schopenhauer）时做的批注，我把这个大饭店描写为“一个富丽堂皇、设备齐全、处在深渊、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饭店。在精美的膳食之间或风雅的娱乐之间，每日注视着深渊，只能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快感。” 恩斯特•布洛赫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综合“左”派伦理和“右”派认识论的事业——例如，参看《哲学的诸基本问题第一卷：尚未之存在的本体论》（Philosophische Grundfragen I, Zur 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法兰克福1961年），这一事实固然给其个性带来荣耀，但却不能掩盖其理论观点的过时性。一个真实的、成果丰富的、进步的对立面正在（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活跃着，但它与“左”派伦理和“右”派认识论的结合已不再有任何关系。
因此，如果现在有人读《小说理论》，是为了更熟悉地把握20、30年代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前史，那么，用这种批判的方式阅读它，将能够获益匪浅。但如果想以它为向导来读此书，结果就只能导致更大的方向性错误。青年作家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 读《小说理论》时希望它能帮助他辨清方向；他健全的本能正确地引导他坚决彻底地否定了它。

                                        格奥尔格•卢卡奇
                                       1962年7月于布达佩斯

选自卢卡奇：《卢卡奇早期著作选》，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