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同时代学者眼中的爱德华·汤普森：一种历史检视
200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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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是国内学界比较熟悉的一位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在通常情况下，他会以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或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惟其如此，是因为国内学界对汤普森的译介与研究主要是在世界历史学科范畴内展开的。而在西方世界，他的学术影响则早已超越历史学的界限，深入到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评论等诸多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被公认是一位具有现时代所罕见的跨学科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以及一位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染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他的这种崇高的地位并不是从来就具有的，而是在《理论的贫困》（1978年）这部实际上是具有告别专门的学术研究性质、充满论战气息的论文集出版后的30年间，被同时代的批评者和研究者们不断发掘、建构出来的。
一、汤普森与两代英国新左派的内部论战
1963年，时年39岁的汤普森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正是这本充满开创性的著作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此后，他陆续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18世纪英国的道德经济学以及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的重要论文，更加娴熟地运用并发展了他自己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揭橥出来的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念与方法。这些著作与思想很快就对同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跨学科的影响。但就在此时，70年代末期变化了的世界政治形势，以及家庭负担的减轻，促使汤普森决定放弃自己并不特别中意的学院教师生涯和专业研究生活，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真正渴望的社会运动——欧洲和平运动——中去。 为此，他于1978年将自己在新左派运动时期撰写的一些政论文章以《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为题结集出版，以对自己的过去及政治主张做一表白与总结。 但问题的要害在于，这是一部充满强烈的论战气息的论文集，论战的主要对象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柯拉克夫斯基的人道主义，论战的方式是以高度个性化的文学修辞学对敌手的哲学观、理论观和政治战略进行全方位的攻击。
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公开点名批判的英国学者其实并不多，但因为他所批判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柯拉克夫斯基式的人道主义、以第三世界革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革命战略是作为一个集体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所推崇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因而他实际上是把自己与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整体对立起来了。再加上他嬉笑怒骂、咄咄逼人的论战风格给人的感觉就是要置敌手于死地，所以，很自然地遭到了来自第二代新左派学者的顽强阻击。斯图亚特•霍尔领导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些青年学者率先发动对汤普森的反击。理查德•约翰逊首先在新左派历史学刊物《历史研讨会杂志》上发表论文，批评汤普森过多强调文化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决定作用。 随后几年中，理查德•约翰逊、格瑞格•麦克莱兰以及斯图亚特•霍尔还分别撰文，在充分肯定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对他们的深刻理论影响的同时，批评汤普森顽固坚持英国本土经验论的历史学技艺，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对待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基本没有理解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理论命意及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必要而重要的补充作用。 在《理论的贫困》中被点名批判的英国第二代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赫斯特于次年底发表长篇论文，回应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误解与批判，重申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同年，特里•伊格尔顿也撰文对《理论的贫困》中那种论战性的文风及其文学观进行了批评。 不过，最著名也最有分量的反击还是来自汤普森真正耿耿于怀的论敌、自己过去的学生佩里•安德森。1980年，安德森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书，分历史编撰学、历史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国际主义、乌托邦和战略七个专题，对汤普森的历史学技艺、历史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地位、革命战略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 这实际上是安德森对自己在60年代初期以来与汤普森历次论战的立场与结论的一次系统总结，不同的是，在经历了一个世代的风雨后，他多了些理解，少了些激烈。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出版之前，一些汤普森的支持者就已经进行了一些辩护性的回应。 而在这本出版之后，在学术思想、治学道路与政治立场上都深受汤普森影响的加拿大新左派历史学家布莱恩•帕尔默更是专门出版了《E•P•汤普森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一书，在对汤普森的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直接针对安德森，对汤普森英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以及文化唯物主义的历史学理念与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证与捍卫。 这本小册子后来一度成为人们了解汤普森的生平与思想的入门读物。
如果一定要对这场论战做一裁决的话，那么，略占上风的显然是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这是因为：第一，虽然1968年的革命激情已经衰落，但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所倡导的国际主义革命战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依据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就使得汤普森的本土立场显得保守与陈腐；第二，经过第二代新左派十多年的译介、研究、运用与发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它的影响下不同程度地调整了自己的理论立场，这其中就包括和汤普森齐名、同样坚守英国本土理论传统的雷蒙•威廉斯； 第三，面对安德森等人的批评，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显现出了一些连他本人都承认需要明确、完善的瑕疵； 第四，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理解的确存在诸多明显的误解甚至是歪曲，例如他将阿尔都塞与波普尔混为一谈就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不过，这场论战却对汤普森学术形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人们就此不仅直观到了汤普森跨学科的学术影响力，而且在其传统的历史学家形象旁边，看到了一个关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哲学基本理论特别是历史认识论、英国的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思想家的新形象。
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公开点名批判的英国学者其实并不多，但因为他所批判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柯拉克夫斯基式的人道主义、以第三世界革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革命战略是作为一个集体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所推崇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因而他实际上是把自己与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整体对立起来了。再加上他嬉笑怒骂、咄咄逼人的论战风格给人的感觉就是要置敌手于死地，所以，很自然地遭到了来自第二代新左派学者的顽强阻击。斯图亚特•霍尔领导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些青年学者率先发动对汤普森的反击。理查德•约翰逊首先在新左派历史学刊物《历史研讨会杂志》上发表论文，批评汤普森过多强调文化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决定作用。 随后几年中，理查德•约翰逊、格瑞格•麦克莱兰以及斯图亚特•霍尔还分别撰文，在充分肯定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对他们的深刻理论影响的同时，批评汤普森顽固坚持英国本土经验论的历史学技艺，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对待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基本没有理解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理论命意及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必要而重要的补充作用。 在《理论的贫困》中被点名批判的英国第二代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赫斯特于次年底发表长篇论文，回应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误解与批判，重申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同年，特里•伊格尔顿也撰文对《理论的贫困》中那种论战性的文风及其文学观进行了批评。 不过，最著名也最有分量的反击还是来自汤普森真正耿耿于怀的论敌、自己过去的学生佩里•安德森。1980年，安德森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书，分历史编撰学、历史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国际主义、乌托邦和战略七个专题，对汤普森的历史学技艺、历史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地位、革命战略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 这实际上是安德森对自己在60年代初期以来与汤普森历次论战的立场与结论的一次系统总结，不同的是，在经历了一个世代的风雨后，他多了些理解，少了些激烈。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出版之前，一些汤普森的支持者就已经进行了一些辩护性的回应。 而在这本出版之后，在学术思想、治学道路与政治立场上都深受汤普森影响的加拿大新左派历史学家布莱恩•帕尔默更是专门出版了《E•P•汤普森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一书，在对汤普森的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直接针对安德森，对汤普森英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以及文化唯物主义的历史学理念与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证与捍卫。 这本小册子后来一度成为人们了解汤普森的生平与思想的入门读物。
如果一定要对这场论战做一裁决的话，那么，略占上风的显然是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这是因为：第一，虽然1968年的革命激情已经衰落，但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所倡导的国际主义革命战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依据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就使得汤普森的本土立场显得保守与陈腐；第二，经过第二代新左派十多年的译介、研究、运用与发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它的影响下不同程度地调整了自己的理论立场，这其中就包括和汤普森齐名、同样坚守英国本土理论传统的雷蒙•威廉斯； 第三，面对安德森等人的批评，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显现出了一些连他本人都承认需要明确、完善的瑕疵； 第四，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理解的确存在诸多明显的误解甚至是歪曲，例如他将阿尔都塞与波普尔混为一谈就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不过，这场论战却对汤普森学术形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人们就此不仅直观到了汤普森跨学科的学术影响力，而且在其传统的历史学家形象旁边，看到了一个关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哲学基本理论特别是历史认识论、英国的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思想家的新形象。
二、汤普森思想形象的多样化建构
《理论的贫困》之后，汤普森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欧洲和平运动并成为其中的一个卓越领导人，直到后来因病退出这个战斗岗位。我注意到，大约从80年代中期，即汤普森告别专门的学术研究6、7年以后，学术界（而不仅仅是新左派！）开始对他的学术思想及其深远影响、他在当代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在英国当代左派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客观的学术研究，并在1993年他去世之后的5、6年间达到一个高潮。在对这一时期的汤普森研究研究进行分析与评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汤普森研究为什么会从此时开始？
原因之一是经过20年左右的积淀，汤普森的学术成就最终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并逐渐成为学术史反思的对象。虽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牢固确立了汤普森作为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但是，他的学术成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检验才能得到同时代学术界的正确评价与定位。所以，我们看到，在英国著名前辈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具有研究报告性质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一书中，汤普森虽然已经作为有一定影响的青年历史学家被荣幸地提及，但却仅仅是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的追随者之一被简要地提到。 进入80年代以后，汤普森在同时代历史学家眼中的地位则开始迅速上升：在1980年出版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中，旅美英国历史学家帕克认为汤普森是当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五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4年后，他则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代表； 而在美国历史学家凯伊1984年出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导论》一书，汤普森实际上被认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个。 差不多同时期，汤普森学术思想的跨学科价值也开始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例如，吉登斯在1987年的一本论文集中就曾专门撰文讨论了汤普森的历史社会学思想，并认为汤普森的著作在社会学界得到了比历史学界更充分的关注和利用。
原因之二是进入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低潮，在西方，新社会运动成为左派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在终结新左派运动的同时，使新左派运动成为理论反思和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作为新左派运动起源阶段的领军人物，汤普森自然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1979年撒切尔政府和1980年里根政府上台之后，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进攻，西方左派几乎无还手之力，一败再败。 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所希望的通过第三世界革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来临的国际主义战略更是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不那么革命的新社会运动反倒成为西方左派斗争的主导形式。面对这种颓势，人们开始进行反思，希望从充满活力的新左派运动那里得到必要的启示，新左派运动研究由此兴起。 作为英国新左派运动起源阶段的领军人物，汤普森自然成为学者们竞相研究的对象之一。
由于基本摆脱了政见、理论立场之争，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开始心平气和地对待汤普森的思想与政治活动，并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共识。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共识是，人们肯定汤普森是一位具有实践品格和跨学科影响的伟大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点可以从几十家政治立场、理论立场各异的报刊杂志为汤普森发布的悼文中清楚地看出，而这些悼文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在历史上反对汤普森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社会理论家、时任《新左派评论》主编的罗宾•布莱克伯恩的那一篇：“8月28日，爱德华•汤普森去世了。这让我们失去了一位英国左派最雄辩的代言人，一位不断改进其技艺的历史学家，一位为20世纪英国留下诸多华美篇章的作家，一位明了观念决非自我相关的世界的思想者，一位奋不顾身地敲响警钟的伟丈夫。”
作为汤普森的积极追随者，布莱恩•帕尔默于汤普森逝世后的次年出版了一部新的传记《E•P•汤普森：异议与反对》。 这部传记在以下三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对汤普森的家系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考订，提供了大量新的资料与信息；第二，深入研究了汤普森对威廉•莫里斯等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研究，剖析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对汤普森的影响，实质性地扩宽了人们认识汤普森的视野；第三，继续《E•P•汤普森的形成》中的话题，对汤普森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立场、政治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强化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一本传记一经出版，既获得学术界的充分肯定，成为研究汤普森的必读书目。此外，在汤普森的追随者们于1993年出版的一部汤普森纪念文集中，收录了一篇专门记述汤普森的教师生涯的文章，这让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汤普森那段往往不为人所熟悉的经历。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是这一时期研究者关注最多、成果也最丰硕的一种学术形象。在这一方面，首先要提到被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克利斯托弗•希尔称赞为“全球范围内‘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最大的理论权威”的美国左派学者哈维•凯伊的工作。 凯伊从研究生时代起就致力于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并与大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乃至长期的深厚友谊。正是通过他1984年出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导论》一书，国际学术界才了解到并承认原本独立存在的那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具有鲜明的集体特征，已经构成一个学派；也正是通过这本书，汤普森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的地位才得到普遍承认。1990年，凯伊还和英国新左派历史学家麦克科兰德共同主编了《批判视野中的E•P•汤普森》一书， 收录了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学者的10篇论文，涉及汤普森在劳工史、社会史、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学等领域的成就与得失，他独特的文学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政治价值观及其领导欧洲和平运动的历史功绩与意义等诸多方面。凯伊的上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汤普森研究的发展，使得汤普森的思想特别是其历史学思想逐渐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关于汤普森的历史学思想的文献数量很丰富，但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是：在汤普森逝世前，人们主要关注对其历史学思想及其地位的总结与评估；而在他逝世后，人们关注的焦点则转向对其历史学思想的特性及其历史效应的发掘。1993年，美国学者贝斯先期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内容，提出汤普森的历史学研究始终与其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相互交织、紧密联系，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决定性的。 这一观点随后得到了加拿大左派学者艾伦•伍德的确证， 并得到其他学者的广泛认同。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分别评述了汤普森对作为学科的社会史、18世纪英国史、美国史、非洲劳工史等历史分支学科以及历史社会学在二战后的形成的重要影响。
作为社会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汤普森是在汤普森去世后引起研究者们越来越大的兴趣的一种形象。不管是在林春关于英国新左派运动的通史性论著中，还是在肯尼对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断代研究中，汤普森的生平、思想与政治活动都是贯穿其中的叙述线索之一。 而在伍德汉姆关于英国激进左派知识分子的形成史（1936-1956年）研究中，汤普森则当仁不让地与威廉斯一起成为叙述的双中心。 美国学者贝斯则将汤普森作为冷战时期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四位行动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对他的政治活动、和平主义政治战略进行了详尽的评论，从而使汤普森超越英国具有了一种世界性的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汤普森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麦克肯恩的《理论与历史：E•P•汤普森的政治思想》是一本专论汤普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发展的博士论文，由于作者对唯物史观本身缺乏深入的理解，导致该书在评论方面比较单薄。 而在美国学者德沃金的《英国战后文化唯物主义》一书中，汤普森的作用与成就倒是得到了比较恰当的评论。 虽然英国学者壬顿的结论即汤普森是一名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未必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不过，他超越以往的单纯西欧视野、在全球视野中重新审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汤普森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同时期出版的一些社会学、社会理论、政治学论著中，学者们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汤普森的阶级形成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原因之一是经过20年左右的积淀，汤普森的学术成就最终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并逐渐成为学术史反思的对象。虽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牢固确立了汤普森作为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但是，他的学术成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检验才能得到同时代学术界的正确评价与定位。所以，我们看到，在英国著名前辈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具有研究报告性质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一书中，汤普森虽然已经作为有一定影响的青年历史学家被荣幸地提及，但却仅仅是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的追随者之一被简要地提到。 进入80年代以后，汤普森在同时代历史学家眼中的地位则开始迅速上升：在1980年出版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中，旅美英国历史学家帕克认为汤普森是当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五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4年后，他则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代表； 而在美国历史学家凯伊1984年出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导论》一书，汤普森实际上被认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个。 差不多同时期，汤普森学术思想的跨学科价值也开始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例如，吉登斯在1987年的一本论文集中就曾专门撰文讨论了汤普森的历史社会学思想，并认为汤普森的著作在社会学界得到了比历史学界更充分的关注和利用。
原因之二是进入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低潮，在西方，新社会运动成为左派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在终结新左派运动的同时，使新左派运动成为理论反思和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作为新左派运动起源阶段的领军人物，汤普森自然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1979年撒切尔政府和1980年里根政府上台之后，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进攻，西方左派几乎无还手之力，一败再败。 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所希望的通过第三世界革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来临的国际主义战略更是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不那么革命的新社会运动反倒成为西方左派斗争的主导形式。面对这种颓势，人们开始进行反思，希望从充满活力的新左派运动那里得到必要的启示，新左派运动研究由此兴起。 作为英国新左派运动起源阶段的领军人物，汤普森自然成为学者们竞相研究的对象之一。
由于基本摆脱了政见、理论立场之争，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开始心平气和地对待汤普森的思想与政治活动，并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共识。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共识是，人们肯定汤普森是一位具有实践品格和跨学科影响的伟大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点可以从几十家政治立场、理论立场各异的报刊杂志为汤普森发布的悼文中清楚地看出，而这些悼文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在历史上反对汤普森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社会理论家、时任《新左派评论》主编的罗宾•布莱克伯恩的那一篇：“8月28日，爱德华•汤普森去世了。这让我们失去了一位英国左派最雄辩的代言人，一位不断改进其技艺的历史学家，一位为20世纪英国留下诸多华美篇章的作家，一位明了观念决非自我相关的世界的思想者，一位奋不顾身地敲响警钟的伟丈夫。”
作为汤普森的积极追随者，布莱恩•帕尔默于汤普森逝世后的次年出版了一部新的传记《E•P•汤普森：异议与反对》。 这部传记在以下三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对汤普森的家系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考订，提供了大量新的资料与信息；第二，深入研究了汤普森对威廉•莫里斯等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研究，剖析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对汤普森的影响，实质性地扩宽了人们认识汤普森的视野；第三，继续《E•P•汤普森的形成》中的话题，对汤普森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立场、政治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强化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一本传记一经出版，既获得学术界的充分肯定，成为研究汤普森的必读书目。此外，在汤普森的追随者们于1993年出版的一部汤普森纪念文集中，收录了一篇专门记述汤普森的教师生涯的文章，这让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汤普森那段往往不为人所熟悉的经历。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是这一时期研究者关注最多、成果也最丰硕的一种学术形象。在这一方面，首先要提到被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克利斯托弗•希尔称赞为“全球范围内‘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最大的理论权威”的美国左派学者哈维•凯伊的工作。 凯伊从研究生时代起就致力于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并与大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乃至长期的深厚友谊。正是通过他1984年出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导论》一书，国际学术界才了解到并承认原本独立存在的那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具有鲜明的集体特征，已经构成一个学派；也正是通过这本书，汤普森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的地位才得到普遍承认。1990年，凯伊还和英国新左派历史学家麦克科兰德共同主编了《批判视野中的E•P•汤普森》一书， 收录了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学者的10篇论文，涉及汤普森在劳工史、社会史、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学等领域的成就与得失，他独特的文学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政治价值观及其领导欧洲和平运动的历史功绩与意义等诸多方面。凯伊的上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汤普森研究的发展，使得汤普森的思想特别是其历史学思想逐渐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关于汤普森的历史学思想的文献数量很丰富，但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是：在汤普森逝世前，人们主要关注对其历史学思想及其地位的总结与评估；而在他逝世后，人们关注的焦点则转向对其历史学思想的特性及其历史效应的发掘。1993年，美国学者贝斯先期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内容，提出汤普森的历史学研究始终与其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相互交织、紧密联系，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决定性的。 这一观点随后得到了加拿大左派学者艾伦•伍德的确证， 并得到其他学者的广泛认同。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分别评述了汤普森对作为学科的社会史、18世纪英国史、美国史、非洲劳工史等历史分支学科以及历史社会学在二战后的形成的重要影响。
作为社会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汤普森是在汤普森去世后引起研究者们越来越大的兴趣的一种形象。不管是在林春关于英国新左派运动的通史性论著中，还是在肯尼对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断代研究中，汤普森的生平、思想与政治活动都是贯穿其中的叙述线索之一。 而在伍德汉姆关于英国激进左派知识分子的形成史（1936-1956年）研究中，汤普森则当仁不让地与威廉斯一起成为叙述的双中心。 美国学者贝斯则将汤普森作为冷战时期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四位行动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对他的政治活动、和平主义政治战略进行了详尽的评论，从而使汤普森超越英国具有了一种世界性的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汤普森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麦克肯恩的《理论与历史：E•P•汤普森的政治思想》是一本专论汤普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发展的博士论文，由于作者对唯物史观本身缺乏深入的理解，导致该书在评论方面比较单薄。 而在美国学者德沃金的《英国战后文化唯物主义》一书中，汤普森的作用与成就倒是得到了比较恰当的评论。 虽然英国学者壬顿的结论即汤普森是一名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未必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不过，他超越以往的单纯西欧视野、在全球视野中重新审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汤普森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同时期出版的一些社会学、社会理论、政治学论著中，学者们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汤普森的阶级形成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三、汤普森的“英格兰性”问题
如前所述，在由《理论的贫困》引发的两代英国新左派的内部论战中，第二代新左派都对汤普森以傲慢的态度固守英国本土理论资源、拒斥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提出了尖锐批评。在汤普森思想形象的多样化建构阶段，第二代新左派的这种批评被大多数研究者当作一种过激言论所忽略，但同时却有一小部分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
1995年，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出版了他在安东尼•吉登斯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他的核心意图就是要说明：这两位思想家更多地受惠于英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或许已经显得陈旧，但却为建构英国未来的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联系到吉登斯在90年代为英国工党所构造的“第三条道路”，这一研究的政治内涵就相当清晰了。在《历史研讨会杂志》1995年第1期上，后来出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长的伊斯特伍德发表了一篇纪念汤普森的笔谈文章，强调指出了一点，即汤普森始终站在独特的英国立场上来审视作为历史事件的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及其历史效应，因而是一名真正的英国历史学家。几年后，伊斯特伍德又发表了一篇长文，再次伸张了自己的观点。 上述研究激发了原本就致力于英国新左派史研究的英国学者迈克尔•肯尼的关注。在对汤普森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系列研究进行政治学解析之后，肯尼提出：汤普森实际上是英国本土自身悠久的、人道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的继承人，他专注于对威廉•莫里斯和威廉•布莱克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让英国左派回归自身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起源。 基于这种结论，肯尼提出了汤普森的“英格兰性”问题：汤普森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英格兰历史上各种激进主义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其实质是英格兰本土的伦理社会主义；汤普森的理论思考、政治思考乃至语言风格都自觉地植根于英格兰的历史与现实土壤，这是一份值得继承的当代遗产。 结合汤普森的“英格兰性”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即英国左派力量在90年代中后期的复兴及其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很自然地发现，这实际上体现了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力图在变化了的情况下（后冷战时代）重新整合理论资源、重建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论努力。
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汤普森的“英格兰性”问题包含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汤普森思想来源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英国本土传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层面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判定汤普森思想的实质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英格兰性”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为问题的提出者，肯尼显然认为汤普森思想的实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在对以往汤普森研究的基本结论构成重大挑战的同时，无疑也为汤普森研究的深入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它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给出自己的明确解答。其次是汤普森如何处理外来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与本土理论传统的相互关系问题。虽然肯尼本人对此语焉不详，但这却是一个超越了单纯的汤普森研究、具有了真正的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个如何与英国的实践与理论传统相结合实现自身的民族化问题，而对英国民族理论传统而言，这则是一个如何在作为外来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等）的影响下实现自身的当代化问题。这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老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汤普森因为自己的民族性理论实践而具有了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性意义，并因此为与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当代相关性。
1995年，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出版了他在安东尼•吉登斯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他的核心意图就是要说明：这两位思想家更多地受惠于英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或许已经显得陈旧，但却为建构英国未来的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联系到吉登斯在90年代为英国工党所构造的“第三条道路”，这一研究的政治内涵就相当清晰了。在《历史研讨会杂志》1995年第1期上，后来出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长的伊斯特伍德发表了一篇纪念汤普森的笔谈文章，强调指出了一点，即汤普森始终站在独特的英国立场上来审视作为历史事件的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及其历史效应，因而是一名真正的英国历史学家。几年后，伊斯特伍德又发表了一篇长文，再次伸张了自己的观点。 上述研究激发了原本就致力于英国新左派史研究的英国学者迈克尔•肯尼的关注。在对汤普森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系列研究进行政治学解析之后，肯尼提出：汤普森实际上是英国本土自身悠久的、人道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的继承人，他专注于对威廉•莫里斯和威廉•布莱克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让英国左派回归自身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起源。 基于这种结论，肯尼提出了汤普森的“英格兰性”问题：汤普森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英格兰历史上各种激进主义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其实质是英格兰本土的伦理社会主义；汤普森的理论思考、政治思考乃至语言风格都自觉地植根于英格兰的历史与现实土壤，这是一份值得继承的当代遗产。 结合汤普森的“英格兰性”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即英国左派力量在90年代中后期的复兴及其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很自然地发现，这实际上体现了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力图在变化了的情况下（后冷战时代）重新整合理论资源、重建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论努力。
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汤普森的“英格兰性”问题包含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汤普森思想来源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英国本土传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层面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判定汤普森思想的实质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英格兰性”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为问题的提出者，肯尼显然认为汤普森思想的实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在对以往汤普森研究的基本结论构成重大挑战的同时，无疑也为汤普森研究的深入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它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给出自己的明确解答。其次是汤普森如何处理外来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与本土理论传统的相互关系问题。虽然肯尼本人对此语焉不详，但这却是一个超越了单纯的汤普森研究、具有了真正的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个如何与英国的实践与理论传统相结合实现自身的民族化问题，而对英国民族理论传统而言，这则是一个如何在作为外来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等）的影响下实现自身的当代化问题。这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老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汤普森因为自己的民族性理论实践而具有了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性意义，并因此为与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当代相关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