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张异宾教授对话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如何在技术时代开创未来

海德格尔忽视了技术的建构作用

  张一兵:在《技术与时间》(三卷本)中,您以技术哲学与现象学的嫁接为入口,将马克思、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性反思深刻地触入到了今天正在发生的全新数字—网络生存之中,以独特的技术现象学重新引领了法国思想界的激进话语。您在《技术与时间》中大量对海德格尔的引用和讨论,实际上已经使用了海德格尔在1936年写下的《自本有而来》这一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本有”(Ereignis)。您是否认为,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理解应该是基于本有论而非存在论?您现在是否已经意识到了海德格尔在1936年之后、在其秘密文献中对存在论进行全部否定的本有论?

  斯蒂格勒:首先,我感到非常震惊也很遗憾,实际上我并没有对海德格尔进行全面完整的研究,也不熟悉海德格尔的所有文献,包括这些秘密文献。从方法论研究上来说,我并没有试图要掌握某个哲学家的所有文献以便谈论他,只是试图理解他的哲学立场和思想,并且永远保持距离和批判性。

  面对海德格尔时,我当然承认他的思想浩瀚无际,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重要哲学思想之一,他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世界的思考。不过,我要说明的是,他或许忽视了技术的建构作用。

  张一兵:存在论与本有论两者之间是否有断裂性或是关联性?

  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来说,技术并不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存在,而是存在向世界展开的基本构架,这说明海德格尔已经触及了技术在本体论上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海德格尔在作品中完全没有涉及蒸汽机的地位问题。对我来说,作为工业革命的龙头,蒸汽机打开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范式,引起了划时代的思考。蒸汽机给西方带来了资本和劳动的范式,带来了技术变革,乃至全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变革,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同时,这也是一场关于科学的革命。作为科学的革命,这个问题域尚未完全打开,这是我试图要做的工作之一。海德格尔在忽视了技术的建构作用之后,就没有也不可能提到我所说的分析和解决当代技术难题的熵和负熵的问题。

  在最新的几本书中,我讨论了“不确定性”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以新的方式理解海德格尔,而且这很有可能不是以海德格尔自身的方式去理解他。对海德格尔“本有”概念的解读,与此关系密切。
 从技术现象学角度重新解读马克思

  张一兵:实际上从技术现象学角度来看,您是在西蒙东、吉尔和古兰的技术和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第三持留”(rétentions tertiaires)和“代具”(prothèse)技术来分析现代技术统治的现象学本质,揭示外在于人类的“后种系生成”;技术就不再是工具,而是构成人类意识和记忆的存在本质。代具性的技术体系本质上是作为客观物体的对象而存在,比如唱片、文字等数字化过程其实都是可见的对象。实际上,从马克思、海德格尔以来,更多强调的是通过可见的存在所建构起来的、根本无法被记载的关系—功能性场境。马克思1845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提出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真正的唯物主义不再是建立在实体性的可见之物上,而是转向了关系本体论,认为资本不是生产要素,而是一种凝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的存在。那么,这种关系存在论和您的技术代具论这两种哲学思考之间是否矛盾?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斯蒂格勒:我认为,这是一个从根本上涉及物质性、社会关系与技术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表述我的观点,那就是语言和物质技术之间的关系。

  对我来说,无形无质的语言就是一种技术,语言在客观现实的活动中是具有强大的建构和塑形力量的,所以它当然是物质性的。语言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的物质性,当下通过新型科学已经得到了更快更强的扩散,显示出思维如何发挥物质性的功能、又如何在新型科学中被我们追踪到。换言之,语言和技术已经融为一体,构成当下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那就是以人为器官的技术客体为载体,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新的意识和意识形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分析和理解当下的意识形态的构成形式。关于这一点,我最初在思考技术的源头的时候,确实受到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影响。

  张一兵:在《技术与时间》三卷本之后,在最新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怀疑和失信》等作品中,您都提及了马克思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重新回应马克思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面临的困境,同时关注那些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未能预料到的当代资本主义问题。那么,马克思如何影响了您的作品?

  斯蒂格勒: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探讨了我后来命名的“普遍器官学”(general organology)的问题,它最先在哲学作品中打开了人类器官学这一维度。阿尔都塞完全压抑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条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线索,甚至评价说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对此,我完全持相反的看法,我坚信正是从这些线索中生发出了后期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19世纪的马克思并没有反思过人类记忆背后的支撑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经很清楚地描述过蜜蜂和建筑师之间的隐喻关系,他认为最平凡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筑房前就已经在头脑中把它设计出来了,也就是他在思维中已经先行地具有了“思想”。这其实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开始的讨论是相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便讨论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认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被后者所决定。在这里,马克思认为“思想”根本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所以可以说,到了后期,马克思是把“思想主义”或“理性主义”再次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之中。这正涉及我想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意识是如何被技术体系所建构和生产,又是如何客观地、物质性地影响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的,也即意识形态的实践问题。

文章摘编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