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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与他的“惯习”概念

《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


提要:  本文对布迪厄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理论性探索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布迪厄指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并实现其统一,他除了从认识论层面对此进行批判性考察之外,还提出一个可以同时弥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不足的重要概念——惯习。他的社会学认识论,以及奠定其方法论基础的“惯习”概念为我们打破社会学领域内的各种对立并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范式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布迪厄 惯习 认识论

作者:朱伟珏,女,社会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上海 200092)


     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当代思想、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当代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命题。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社会学为超越存在于其自身领域内各种二元对立(个人与社会、主体与结构以及微观与宏观等) 所做的种种有益尝试等,都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理论反思。总之,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并实现其统一已成为当代思想界以及当代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课题。

        社会学对主客观二元论的反思主要是由当代两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 Giddens ,A. ) 和布迪厄(Bourdieu ,P. ) 所展开的。吉登斯指出,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与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之上的。主观主义将“人”这一行为主体视为社会分析的核心命题。而另一方面,客观主义则由于将“社会”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所以社会制度就成为其分析社会的中心主题。但是,由于主客观双方都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所以我们很难用它们来理解社会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吉登斯提出了以结构与主体的相互关系为主要认识对象的“结构化理论”。另一方面,布迪厄则将主客观二元对立视为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他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任何对立都是围绕着主客观二元对立而展开的。而且这一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因此,如何克服主客观二元对立并实现它们的统一就成为布迪厄社会学的一个战略性课题。“惯习”(habitus) 是布迪厄为超越这一对立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主体实践性地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结构,而实践则由结构和惯习这两大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社会行动并非直接取决于结构。结构通常都是通过惯习“这一被身体化的分类图式”间接地支配着社会行动的。而且惯习这一“主体的契机”反过来又会对结构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对结构的再生产做出贡献。显然,“惯习”是一个可以同时把握主体与结构的双重概念。吉登斯,尤其是布迪厄的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理论性探索,为社会学开辟了新的境界。对于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社会学来说,如何克服主观主义,使从“个人”立场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将“社会”列入其考察范围,反之,如何摆脱客观主义的束缚,使从“社会”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够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而这两位社会学家特别是布迪厄从关系主义立场出发的社会学思考,则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并最终实现社会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独特视角。


        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是从对传统社会科学的认识与理解出发的。他在其代表作《实践感》(Le SensPratiqu ,1980) 中,对主客观二元对立提出了尖锐批判。他指出, “将社会科学人为地分割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对立中,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就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这种相互对立的认识模式不论对社会现象学来说还是对社会物理学来说都是一门不可或缺、不可化约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科学”。(注1) 也就是说,社会科学领域内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与分裂是作为一种“最终选择”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而且这两种认识方式也都是以此对立为基本前提的。事实上,隐藏在诸如“实证主义”与“理论主义”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与“萨特式的现象学”等各种理论交锋背后的,正是这两种认识方式的对立。

        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布迪厄分别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展开了批判性考察。他指出,由于主观主义始终将“生存”的体验,即行动者的“直接体验”视为一种必然并将其贯穿于理论之中,所以它根本无法对“这类体验为何成立”的问题作出反思。也就是说,主观主义无法对“实践”进行客观化与对象化操作。另一方面,客观主义尽管将超越行动者意识与意志的“客观规律”(结构、法则、各种关系体系)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却忽略了对客观关系(客观化时研究者的态度和立场) 本身进行客观化操作。也就是说,客观主义者忘记了在与“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从外部”对客观关系进行对象化的操作。因此,客观主义无法说明“客观意义”与“生存意义”的关系,即它同样无法理解“实践”的意义。由此布迪厄得出结论:不论是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都存在着无法对自身的认识结构进行客观化操作的致命弱点。换句话说,要想克服主客观二元对立,只有从“关系主义思考方法”出发,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布迪厄把分析的目光集中到观察者在进行客观化操作时应该采取的态度,即研究者(观察者) 的“价值中立性”问题之上。

        事实上,布迪厄对学术场域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对“价值中立性”问题的反思之上。与主客观二元对立一样,研究者的“价值中立性”同样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之一。然而,这一构成现代性基础的重要前提如今却遭到社会学家们的普遍质疑。他们认为社会学家根本无法摆脱社会关系与人类知识之间的相互制约。因此,人们在探究社会知识形式时,必须将观察者本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也列入考察的范围之内。(注2)布迪厄同样对观察者立场的“中立性”,尤其对社会学家的“价值中立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观察者由于专心从事于对实践的阐释工作,所以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观察者本身) 与观察对象的关系带入对对象的认识中”。(注3)因此,即便我们像客观主义者那样,采取与实践当事者的“直接体验”保持一定距离,并坚信“学术性知识”比任何“常识”都更为有效的态度,也无法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

        显然,布迪厄的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对朴素实证主义和朴素经验论的怀疑之上的。众所周知,对朴素经验论的质疑最初来自现象社会学。正是以许茨(Schutz) 为代表的现象社会学,将认识主体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并从根本上克服了这一对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试图通过主体的认识来寻求现实生产过程的现象社会学早已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现象社会学使认识与现实达成了统一,但它却无法回答当现实同时被复数个体所发现时,其结构会如何变化这一客观问题。

        另一方面,布迪厄尽管对从主观主义立场出发的现象社会学予以了充分关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依然停留在客观主义的框架之内。在谈及社会科学的前提条件之一—“认识论式断裂”(注4)时,他指出, “认识论式断裂”尤其对于社会学而言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由于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只须凭借自己的思考就能够理解社会事实”,所以要实现认识论式的断裂首先就必须与上述这种“自生社会学”彻底决裂。(注5)显然,布迪厄的主张与以客观主义为基础的迪尔凯姆的立场十分相近。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曾对那种认为社会事物必然会反映在行动者的意念中,只须凭借行动者的观念就可以了解一切社会事物的观点进行批判,并指出我们“必须将社会现象看作是社会本身的现象,是呈现在我们外部的事物,必须摆脱我们自己对它们的主观意识,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部事物来研究”。(注6)

        布迪厄首先对迪尔凯姆的主张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此方法不仅“有力地破除了‘社会世界透明性的幻觉’”,而且还使我们“和常识性理解划清了界限”。(注7) 但与此同时,他也对客观主义一再标榜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客观主义在把握实践时由于已经预先将行动者的实践经验搁置了起来,所以它至多只能揭示那种“学究”式的实践观。因为“就在它赖以捕捉到它宣称要把握的现实的那个运动的过程中,它也正在破坏着这一现实的某一部分”(注8)。换句话说,客观主义在阐释现实时由于没有将有关现实的各种表象统一起来,所以它同样有失客观性。

        因此,布迪厄指出要想避免陷入化约论的陷阱就必须彻底摆脱结构实在论的束缚。“问题是如何才能摆脱结构实在论的束缚。和行动者的直接体验切断了任何联系,作为一种建构客观关系的重要契机的客观主义,由于将这些关系视为一种早已建构于个人与集体历史之外的客观实在来加以把握,所以它在进行实体化操作时必然会陷入结构实在论的陷阱”(注9)。因此,要摆脱注重“实在”与“客观结构”的客观主义的束缚就必须在研究中重新导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

        与迪尔凯姆试图建构一种独立于行动者直接体验的客观对象所不同的是,布迪厄将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也同样看作是社会事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布迪厄看来,尽管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客观结构,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社会在根本上也是由“表象与意志”所构成的。而那种与行动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切断了任何联系的对象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将“直接体验”视为某种生成物的社会建构而已。

        只要秩序与资本分配在社会存在的客观性中依然扮演着认识对象这一角色的事实仍然没有发生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追随迪尔凯姆的规则将‘社会现象当作一种与己无关的外部事物’来加以研究。为了超越‘客观’定义, 社会科学首先就必须将曾经被视为必须破坏掉的有关对象的直接表象重新导入其关于对象的完整定义中。(注10)


        布迪厄为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所做的另一项努力,就是提出了旨在消解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分歧的概念—惯习。布迪厄曾在许多场合提及“惯习”概念的这一战略性课题。他认为惯习概念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并实现其统一。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结构产生惯习而惯习又反过来充当社会结构与实践行动之媒介的特征,对于我们克服主客观二元对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惯习”原为拉丁语habere (具有) 的一个派生语,具有“态度、外表、服装、姿态、习惯、心情及性质”等多重含义。它最早出现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之后又被哲学家们当作一个哲学概念而广泛使用。与此不同的是, “惯习”一词尽管也曾经出现在一些社会学文本中(如迪尔凯姆和莫斯等人的著作) ,但它作为一个社会学用语正式被认可并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概念则是在布迪厄之后,并且也是较为最近的事情。布迪厄在《实践感》中,对“惯习”作出以下说明。

        惯习是一个同时具备了持续性与变换可能性的性情倾向体系。它作为一种结构化结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在发挥实践与表象的生产·组织原理作用之前就早已被赋予某种倾向的被结构化的结构(注11)。



  首先,惯习被理解为一种性情倾向体系、一种生产实践与表象的体系。它既不是意识的产物同样也不是理性的产物,而且它本身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也就是说,惯习既不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行为理论,也不是一种服从于客观主义所制定的各种“规则”的体系。构成惯习的性情倾向被规定为既具有“持续性”,同时又具有“变换可能性”的系统。不过,这里的“变换可能性”仅仅指涉一种尽管外表可以改变但其原理和结构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状态。总之,“惯习”是一个既具有持续性与稳定性,同时又可能发生有限变化的性情倾向体系。

        其次,惯习是一个兼具“被结构化的结构”(客观结构→惯习) 与“结构化的结构”(惯习→实践= 惯习行为) 双重含义的概念(如图) 。首先,它是一种“被结构化的结构(客观结构→惯习) ”。布迪厄认为惯习虽然从属于某一特定行动者,但它却脱胎于各种稳定的客观结构。换句话说,惯习作为一种依靠行动者自身努力或者经由他人灌输而来的惯习行动的产物(作为一种后天获得的东西) ,通过个体或集体的生活史被身体化与内在化了。总之,客观结构生产出一种作为身体结构的惯习。从这一意义上讲,惯习的确可以被视为“被结构化的结构”(注12)。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惯习理解为一种“结构化的结构(惯习→实践= 惯习行动) ”。尽管惯习并不直接等同于惯习行动(惯习≠惯习行动) ,但它却体现在具体的惯习行动之中并通过惯习行动而外在化。在这种情况下,惯习成为一个可以发明各种惯习行动及表象的“强有力的生成母胎”。显然,它也是一种“结构化的结构”(注13)。总之,惯习是一个既可以使外在客观结构内在化又能通过惯习行动的生产使内在结构外在化的、同时连接着客观结构与惯习行动(实践活动) 的心灵与身体的结构。

        布迪厄之所以用“惯习”一词来取代“习惯”,其用意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他希望这一概念同时也能够反映出行动者的能动性。因为布迪厄想要说明的不仅仅是“习惯”一词所指涉的重复性、机械性、被动性和再生产性。他也希望这一概念能够表达某种被大多数社会学家所忽略的、存在于行动者性情倾向体系中的一种生成能力—技艺(art ) 。总之,“惯习”是一个兼备了能动性与生产性的社会学概念。

        作为一种性情倾向,惯习是特定集团或阶级生产行为与认识方式的模范体系。也就是说,不论行动者本人是否愿意他的惯习行动都要受到惯习的制约。反之,行动者在客观结构的重压之下所采取的惯习行动,经过惯习的整合之后也会转变成一种既能够自觉地与结构保持一致同时又可以采取更主动、更具创意的行动。从这意义上讲,惯习既是一个可以不断重塑自我的再生产体系,同时又是一个根植于行动者最初性情倾向之上、随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并有着旺盛生命力的运动体。

        显然,在布迪厄那里,惯习成了一个可以同时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性情倾向体系。那么,惯习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布迪厄指出,惯习形成于某些特殊集团—阶级内部。而且它最初来自于“家庭”。父母亲在家庭内经常向自己的孩子传授各种知识和技能。而另一个面,孩子们在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无意间也将学习方法本身身体化了。这些方法此后便转化成一种用于判断应该接受哪些知识或技能的性情倾向。布迪厄将这种脱胎于家庭的行动者的性情倾向称为“第一次惯习”。由家庭生产出来的最初惯习(第一次惯习)“此后便成为认识与评价所有经验的原理”(注14)。布迪厄在《再生产》(1970 年) 和《遗产继承人》(1964年) 等著作中之所以再三强调“最初教育”的重要性,显然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

        总之,对于布迪厄而言惯习就如同历史的年轮一样深深印刻在行动者的身上。它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年轮内侧的惯习又对此后惯习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惯习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且,惯习本身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历史感成为对主观主义强调“实践的持续性”、而对客观主义则强调惯习的“无限能力”的一个依据。

        “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惯习按照由历史所形成的特定图式生产着个人与集体的实践,即历史性实践。……这些有关过去的体验, ……的确要比任何正式的规则或明确的规范都更希望保持实践的整合性与永恒性。总之,惯习指一种存在于目前正处于某种进行状态之中的事物内部有关过去与自身的原理”(注15)。惯习正是这样一种持续的过去。它虽然具有持续性与稳定性,但同时也是一种有条件的“无限能力”和“自由”。在一定条件下,惯习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自由地创造思考·认识·表现·行为的“无限能力”。

       “尽管惯习是一种结构的产物,但结构却在惯习发明初期所受到的种种限制与制约之内,通过惯习以一种非机械决定论式的方式支配着实践。……因为惯习正是一种可以自由地生产各种受历史与社会生产条件限制的生成物,即思考、认识、表现、行为(虽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的无限能力。所以惯习所保证的自由,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某种条件的自由,不论和仅仅作为一种初始条件的机械性再生产,还是和试图生产某种无法预知的新生事物的创造性生产,都是存在很大区别的”(注16)。显然,在这里“惯习”成了一个能够同时弥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不足的概念。对于主观主义而言,它强调了实践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对于客观主义而言,它则强调了有条件的实践的自由。


        以上,我们从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及“惯习”概念入手,对他的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理论性探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还是构成其方法论基础的“惯习”概念都是建立在对主客观二元论的反思之上的。事实上,布迪厄的其他许多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如他的实践理论及再生产理论也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批判和扬弃社会学领域内以主客观二元论为基础的各种对立,如个人与社会、主体与结构以及微观与宏观等对立是布迪厄社会学的基本立场。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布迪厄为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并实现其统一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他仍然赋予客观主义某种优先的地位(注17)。也就是说,在布迪厄看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客观主义始终是第一位的。而主观主义只能作为客观主义的一种补充,因此它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布迪厄对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超越是建立在对主观主义作出有限肯定的客观主义基础之上的。

        布迪厄的客观主义倾向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指责:“布迪厄的世界既不是革命性的,也不能算做一种社会变革,它仅仅只是一个没有终结的变化的世界而已”(注18)( Harker , R. ) ;“布迪厄一方面说要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另一方面却依然以客观主义为基础”(注19)
(J enkins , R. ) 。尽管此类批评较为偏激,但却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布迪厄的许多理论的确带有某种社会决定论色彩。其实,布迪厄本人并非对此毫无察觉。他曾在各种场合多次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解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补救措施。例如,为了克服客观主义倾向布迪厄拒绝建构一套把握客观结构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主张以观察者的“直接体验与直接表象”为线索,通过实践来寻找具体的客观结构。显然,布迪厄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摆脱以孔德和迪尔凯姆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困扰。

        然而布迪厄的这些努力,似乎仍然未能使他最终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从他对许多具体社会问题的考察中我们依然可以隐约看到客观主义的身影。尽管如此,试图揭示出隐藏在社会学理论背后、以主客观二元对立为依据的各种“对立关系”,并将这些对立转化为进行“综合”,即“超越”的一个积极契机的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以及奠定了其方法论基础并以独特方式融合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这两种不同认识方式优点的“惯习”概念,仍然为我们打破社会学领域内各种对立,并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范式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注释:

注1、注3: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Le Sens Pratiqu ,1980) 日文版,美铃书店出版社, 1988 年,第37 - 38 、40 页。

注2:雷纳托·罗萨尔多:《社会分析的主观性》,收于《后现代转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232 页。

注3:“认识论式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 ,也可以称为“认识论式的断绝”。通常指某一理论框架(或规范) 被另一种革命性东西所取代的状态。阿尔库塞最先使用并推广了此用语。

注4、注8、注9、注10: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L e Sens Pratiqu ,1980) 日文版,美铃书店出版社, 1988 年,第40 、23 、83 、222 、83 页。

注5: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年,第23 页。

注6、注7: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8 页。

注11、注12: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学之社会学》(Questions de S ociologie ,1980) 日文版,藤原书店出版社,1991 年,第348 页。

注13: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L e Sens Pratiqu ,1980) 日文版,美铃书店出版社, 1988 年,第86 页。

注14、注15: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学技法》(L e Métier de S ociologue , 1973) 日文版,1994 年,第91 、92 页。

注16:参见菲利普·科尔库夫:《新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33 - 34 页。

注17:Harker , R. , Mahar C. ,Wilkes C. (eds. ) :《布迪厄入门》( A n I nt roduction to t 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 日文版,昭和堂出版社,1993 年,第297 页。

注18:Richard J enkins , Pierre Bourdieu , London , 1992 , 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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