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体现，它在哲学范式、批判主题以及历史认识论等问题上，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全面变革，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首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物，而是一种看不见的、非实体性的抽象关系，开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主客二分的新框架，实现了从传统实体主义到关系范式的重要转变。其次，《资本论》揭示了近代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阐明了它们和资本之间的内在同谋关系，进而将前期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上升到对资本本身的批判，实现了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融合，彻底颠覆和终结了一切形而上学。再次，《资本论》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近代形而上学的历史本质论和历史现象论，完成了对后者的全面超越和扬弃。
    关键词：《资本论》；实体主义；关系物；形而上学批判；资本批判；历史本质论

    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推进，如何全面理解《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已凸显为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话题。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彻底变革，那么，《资本论》就是这场变革的最终完成。因此，如何澄清《资本论》与传统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基于此，本文着重围绕哲学范式、批判主题以及历史认识论三个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全面揭示《资本论》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意义，以期为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一、从“物”（Ding）到“物”（Sache）：哲学范式的全面变革

    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如何理解马克思语境中的“物”，已凸显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焦点话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种代表性的理解。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指出，马克思对物的理解并没有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实体论思维，仍将物诠释为客观的实体物，而他所谓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最初级的对“现实的、物质性的物的崇拜” 。以此为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近代以来的实体论思维，仍然是一位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当鲍德里亚这样定位的时候，实际上已把马克思重新拉回到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框架之中，完全抹杀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意义。这也由此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理解《资本论》在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或者说，如何理解《资本论》与传统实体论范式之间的内在关系？要想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出场语境。
《资本论》真的像鲍德里亚所说的那样是传统物质实体论的延续吗？或者说，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商品、货币、资本等真的是传统哲学所探讨的“物”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澄清马克思语境中“物”的不同含义，具体而言，必须要厘清Ding与Sache的不同内涵。所谓Ding主要是指实体性的自然-物理物，它又包括两个不同层面：（1）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实体物；（2）社会中单纯作为自然存在的物理实体物，比如生产工具、劳动资料等等，它们虽然是人类劳动的某种产物，但在存在形式上仍是一种实体性的物质对象。可以说，不论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还是近代唯物主义都基本上是在Ding的意义上来谈论“物”的。虽然近代唯物主义已经突破了具体物质形态的限制，力图从抽象的广延性和可感性来理解“物质”的内涵，但这里的“物质”仍然没有超越实体主义的范式：首先，它们所理解的“物质”实际上只是对可感觉到的“物”（Ding）的一种经验概括，没有突破传统实体论哲学的局限性。一旦将可感性作为物质判定的标准，必然也就把看不见的社会关系排除在“物”的范畴之外了。其次，这里的“物质”只是一种知性抽象，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制造出来的纯粹同一性，是一种静态的、僵死的抽象。因此，在它们这里，“物”只是被理解为一个静态的自然范畴，而没有被理解为一种过程，“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持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 再次，这种物质观仅仅适用于自然界，无法理解人类社会的物质性，更不能科学诠释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过程，因而是一种“半截子”唯物主义。它人为地割裂了自然与历史的联系，无法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最终在历史观上陷入到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最后，在哲学范式上，近代哲学，包括近代唯物主义，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实体主义，它预设了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以此来推演和解释整个世界，因而在认识论上都陷入到主客二分的逻辑框架之中。
与近代唯物主义相反，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要探讨的绝不是这种物理实体意义上的自然物，而是一种与其完全不同的抽象存在物，比如，商品、货币、资本等等，马克思将其称为“Sache”。在此，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范畴的科学内涵，我们先从“价值”范畴说起。关于这一问题，存在五种典型的错误理解：第一种主要以庸俗经济学和边际效用理论为代表，它们直接将价值理解为物品满足人的需要的功用性，不论这种功用性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彻底抹杀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二种是将价值理解为使用价值，这种观点直接把原属于社会关系的产物当成了物本身固有的自然属性，是一种典型的拜物教。第三种主要是将价值理解为交换价值，这一观点直接抹杀了二者的本质区别，将价值诠释为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第四种是将价值看作是类似于理念或绝对精神的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力图建构一种普遍的价值形而上学。与这种唯实论解读相反，萨缪尔•贝利则认为，价值并不是一种对象性的客观存在，其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个名称，由此实现了对价值范畴的唯名论解构。
而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恰恰是建立在对上述谬误的批判之上的：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属性，因此，将功用性或使用价值诠释为价值范畴，完全是错误的。其次，价值等于交换价值吗？在笔者看来，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一版，马克思基本上都是在交换价值的意义上来理解“价值”范畴的，“如果我们以后对‘价值’这个词不作进一步的规定，那总是指交换价值。” 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不准确的。直到《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二版中，马克思才真正形成了不同于交换价值的价值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前面的理解做了一个自我批判：“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 这一观点到了《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再次得到了明确阐述，严格地将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分了开来，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价值理论。 再次，价值是一种实体性的物质存在吗？马克思给出了否定回答：价值绝不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物质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种非实体性的关系存在，“实际上价值只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在物上的表现，它的物的表现，——人们同他们的相互生产活动的关系。” 因此，作为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价值绝不是一个物品内在固有的实体属性，它“纯粹是社会的” ，“是这些物的‘社会存在’，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全面的社会关系来表现” 。复次，价值是传统形而上学所理解的永恒不变的实体吗？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存在一种错误倾向，即试图建构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这样无形之中，也就把价值理解为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了，马克思将这种思维看作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本能”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确也使用了“价值实体”（Substanz）概念，但这里的“实体”与古典学派力图建构的不变实体范畴存在本质差异。马克思指出：“价值的‘原因’是价值的实体（Substanz），因而也是内在的价值尺度。” 以此来看，马克思语境中的“价值实体”实际上是指价值的内在尺度和原因，也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这种劳动绝不是已经对象化的死劳动，而是再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活劳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它必然会随之变动。“这样，价值的内在尺度、‘共同的单位’、‘价值实体’，就不是自我完结的固定的东西，而确实应该说是历史的、社会的各种关系的一个结节，是社会关系的‘函数’” ，“这种‘社会实体’绝不是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最后，价值真的像贝利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名称吗？答案也是否定的。马克思指出：“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而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可能表现为这样的抽象……因此，在分析展开的过程中不仅显示出像资本这样的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形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而且还会显示出像价值这样的表现为纯粹的抽象的规定，显示出这些规定被抽象出来的那些历史基础，也就是它们只有在其中表现为这种抽象的那些历史基础”。 价值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产物，是一种客观的、非实体性的抽象存在。
有了科学的价值概念作为基础，我们就能清晰地揭示出商品、货币、资本的神秘面纱，透过外在的现象，进入到历史深处。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商品的确是一个可感觉的“物”（ein sinnlich Ding），但是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商品立即变成了一个超感觉的“物”（ein übersinnlich Ding），马克思将这种超感觉的抽象存在物称为“Sache”。他指出：“为了使麻布作为单纯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bloßen dinglichen Ausdruck），必须把它实际上构成物（Ding）的一切都排除开……商品是物（Sachen）。它们必须在物（sachlich）上或必须在物的联系（sachlichen Beziehung）上表示它们是什么。” 所以，作为统一体的商品具有二重属性，它既是Ding又是Sache，而后者决定了商品的本质属性和社会规定性。不过，作为价值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货币和资本在本质上只能是社会关系物，而不可能是Ding。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Ding），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 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眼中，这些本质规定发生了客观倒置。他们根本不理解，一种物（Ding）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货币和资本，根本不在于物（Ding）本身，而是根源于特定的社会关系（Sache），而他们却错误地将这种社会关系颠倒为物（Ding）本身固有的自然属性，“这一点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拜物教的一个基础。”  以此来看，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绝不是“现实的、物质性的物的崇拜”，更不是一种低级的恋物癖，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深入到历史深处的社会关系拜物教。当鲍德里亚这样指责马克思的时候，恰恰犯了同古典经济学一样的错误，将两种完全不同的“物”混淆了起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指责彻底抹杀了马克思在哲学范式上所实现的重要革命。
首先，关系物（Sache）实现了对传统实体论哲学的全面变革。与Ding不同，关系物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物，也不是传统形而上学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永恒不变的实体，它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客观的、非实体性的抽象存在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一出场就溢出了传统实体主义的范围，是对传统本体论思维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其次，关系物实现了人的认识方式的重要变革。在近代唯物主义那里，所谓的“物质”只不过是主体借助于思维对实体物所做的一种静态的经验抽象，基本上停留于知性抽象的层面上。而关系物则不同，它不是一种静止的实体物，而是一种不断运动发展的社会关系，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感性和知性的层面，是后两者无法直接达及的，必须要诉诸于科学抽象的方法。“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可以说，这种方法实现了对传统经验抽象的内在变革。再次，关系物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物质性，清除了唯心主义的最后堡垒，在历史观上实现了对近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变革。最后，关系物凸显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主客二分的新范式，实现了从传统实体主义到社会关系的重要转变，彰显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作为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扬弃，《资本论》关注的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物，而是这些物象背后所遮蔽的社会关系。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这一判断恰恰是对《资本论》哲学范式的精确诠释。

二、从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批判：哲学革命的全面升华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话题之一。经过多年的耕耘，我们在这方面已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在形而上学批判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问题，都已做了充分的阐述和研究，在此本文就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主要想探讨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认识《资本论》及其手稿在形而上学批判中的历史地位？
近代形而上学是一种追求超验本体的理性哲学，它预设了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以此来推演整个世界，进而将全部现实消融于概念的王国之中。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者。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的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王国” 。而现代西方哲学就是建立在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理性形而上学的反叛之上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如果说黑格尔以理性为起点，建构了一种大而全的绝对哲学；那么，他们则以非理性为起点，建构一种反理性的神秘哲学。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整个历史无外乎是绝对精神自我外化并最终回归自身的奥德赛漂泊历程；那么，在他们这里，则是非理性通过自我体悟或先验直觉达到自我澄明的历程。因此，从根基上看，二者只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形而上学的两极。虽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理论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最终结果上，他们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这块土地，而是像他们的先辈们一样仍然滞留在形而上学的迷宫之中。
与尼采和海德格尔不同，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任何形而上学都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只要现实的社会生活没有改变，对形而上学的任何反叛都必然会重新回到形而上学的怀抱之中。因此，与他们不同，马克思走的绝不是那种以意识来反对意识的概念革命之路，而是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来深层挖掘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得到明确阐述。此时马克思通过对生活过程的研究，揭示了社会意识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彻底瓦解了一切形而上学自律的神话。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此时他研究水平的限制，他并没有真正揭示近代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资本），也没有从根本上为我们颠覆这种社会基础（资本）提供客观的科学依据。而这一点恰恰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才真正完成的。
通过对社会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不再是传统的实体，而是一种看不见的抽象关系，这构成了整个现代社会的客观基础。马克思指出：“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 在这里，生产已经摆脱了对自然的依附，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导的生产形式，它直接打碎了自然经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直接性：不论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劳动一般，还是交换系统建构出来的价值一般，还是货币和资本关系，它们在本质上都不是自然或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客观的抽象关系。在这个社会中，资本成了“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成了“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也就是立足于此，马克思将资本视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原则，“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因此，如果说在农业文明中，人们受到自然联系的统治，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也正是到了此时，马克思才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存在之谜，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统治机制的科学解剖。也正是到了此时，马克思才真正明白，不论是近代形而上学还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抽象成为统治”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同样，也只有立足于此，才能从根本上揭示了近代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共谋性。科莱蒂指出，“抽象成为统治”这一思想“既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基础，也是他批判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我认为，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也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对近代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解构。
首先，在近代形而上学那里，观念为什么会表现为新时代的统治者呢？马克思指出，这种新型的统治并不是哲学家在思维中纯粹虚构出来的产物，而是抽象的资本关系在观念层面上的具体反映。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而“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形而上学所强调的“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 ，这构成了一切近代唯心主义的思想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无疑就是资本抽象的观念反映。如果说近代形而上学把这种抽象变成了观念，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则把这种抽象庸俗化为具体的物（Ding）。作为一种抽象，资本是一种社会形式规定，它只有通过具体化，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而当它把自己具体化在不同的物（Ding）中时，同时也就赋予物（Ding）以资本的属性，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物的自然属性的社会规定。然而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却完全不理解这种社会规定的本质，只是单纯地从物质内容来理解资本，这样就把作为社会属性的资本看作为内置于一切物质之中的自然属性了，“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Sache）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Ding）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Ding）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Ding），从而使物（Ding）神秘化。” 一旦“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通过这种变形，资本就丧失了它的特定的社会形式，直接地取得了这些社会形态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即劳动条件的存在形式，把内置于这种特定形态的社会关系完全剥离了出去，实现了与自然物质形态的合而为一。于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获得了一种一般生产过程天生具有的自然属性，成为一种永恒的自然制度。这是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终归宿。以此来看，不论是近代形而上学还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抽象成为统治”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虽然它们建构的方式不同，但它们的最终指向是内在一致的：前者通过将资本翻转为永恒不变的观念，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而后者则通过把资本庸俗化为具体的物，论证了资本主义的自然性。
到了此时，马克思才真正明白，整个近代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如果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现实原则，那么，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观念纲领；如果说前者构成了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那么，后者则成了前者的“唯灵论的荣誉”。双方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双重支柱。 如阿多诺所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形而上学所推崇的同一性和总体性逻辑在本质上都根源于资本本身。可以说，此时马克思已清楚地认识到，要彻底终结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必须要彻底瓦解资本本身，将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与资本批判融为一体，实现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联盟。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必然是内在连接在一起的。 这一点决定了马克思绝不可能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同路人。
虽然后两者也力图终结形而上学，但他们所做的只是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根本没有触及到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资本）本身，这一点注定了他们最终又不得不又重新回到形而上学的怀抱之中。与他们不同，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观念领域，而是将形而上学批判彻底推进到对资本本身的批判，力图从根基上彻底瓦解一切资本逻辑，进而彻底终结形而上学本身。那么，该如何瓦解资本逻辑呢？马克思指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不是别的，正是资本自身。因此，对资本的瓦解和超越既不是依靠几个激进的词句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依靠外在的人性批判就能实现的，相反，必须要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中去，借助于资本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扬弃资本本身。而这些工作恰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才真正完成的。在这里，马克思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面临的内在不可克服的界限，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面解剖，为无产阶级彻底瓦解一切资本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幻象指明了道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才真正揭示了近代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阐明了它们和资本之间的内在同谋关系，进而将前期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上升到对资本本身的批判，实现了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融合。同时，也正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才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彻底解构，开创了一条既不同于人本主义也不同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超越之路，彻底颠覆了一切形而上学。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任务是要终结形而上学的话，那么，这一任务只有到了《资本论》中才彻底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论》实现了前期哲学革命的全面升华，在整个形而上学批判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美体现。

三、从“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到“外部的生活关系”：
本质与现象关系的历史变革

近代哲学奉行的都是一种“本质-现象”的二分路线，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如此。詹姆逊指出，在解剖资产阶级社会时，马克思所走的道路与近代西方哲学一样，都是一种“本质-现象”的二分范式。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指认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詹姆逊的最大错误在于，他并没有认真辨析马克思的“本质-现象”逻辑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特别是在当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哲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反本质主义的狂热运动，主张解构一切本质论，结果，马克思的本质论与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一道被放到了清算的行列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贡献，这不能不说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冤案”。马克思是如何理解本质的，它与近代形而上学存在何种差异？马克思又是如何理解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的，它与近代形而上学又存在何种不同？这些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和回应。
众所周知，近代形而上学借助于理性的力量将外在的现象（“多”）归咎于背后的本质（“一”）。首先，这里的“本质”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是哲学家思维改造后的观念产物，是一种在现实中从来都不存在的观念实体。其次，从“多”到“一”的转变过程，也是在思维中完成的，并不具有客观的实际效应。再次，这里的“多”只不过是“一”的载体，近代形而上学并没有客观揭示这些“多”的生成过程，更没有全面阐述“一”与“多”的真实关系。在这些方面，《资本论》恰恰实现了对以往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首先，在“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实现了从形而上学本质论到历史本质论的转变。 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可以发现，不论是抽象的价值关系还是资本关系，都不是马克思在头脑中建构出来的观念产物，而是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结果，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抽象。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 并且多次强调，这种抽象绝不是在头脑中人为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里应当注意的唯一要点是……这种对劳动的特殊内容的同等看待，不仅是我们作出的一种抽象，而且是资本造成的抽象”。 同样，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本质，资本关系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生成的本质。这一点决定了，资本主义绝不像近代形而上学或古典经济学家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制度，相反，它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历史制度，“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 一旦跳到其他生产形式中，资本的这种神秘性以及笼罩在资本头上的一切魔法，将会随之消失，而这种历史生成的本质也将随之湮灭。以此来看，“本质”的客观性和历史生成性，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一切形而上学的重要标志，也是前者实现对后者变革的重要体现。
其次，如果说近代形而上学借助于思维的力量完成了从“多”到“一”的转变，那么，在马克思这里，这一过程则是奠基在客观的历史基础之上的。首先，我们来看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化。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每种生产活动都是一种具有特殊质的劳动，它们根本不具有通约性。然而，在社会生产和交换过程中，这些多种多样的劳动形式逐步转换为一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变换是必定要发生的。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结果，在质上不同的“多”（具体劳动）逐步转化为一种无差别的“一”（抽象劳动），这种转化，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在思维中发生的，而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 ，是一种“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其次，商品向货币的转化。由于商品交换的普遍发展，一种商品逐渐从众多商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由于这种社会过程……这个商品就成为货币。” 以此来看，从商品（“多”）到货币（“一”）的转变也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商品、货币向资本的转变也是如此。后者作为一种“一”，正是资产阶级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不论它在生产、流通或循环过程中采取何种形式（多），都始终改变不了资本的主导地位（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关于“一”与“多”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客观的历史基础之上的，是对近代形而上学思辨演绎的全面超越。
最后，马克思不仅客观诠释了历史本质的生成过程，揭示了外在现象的“多”向“一”的转变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历史本质论出发，客观揭示了资本主义外在现象的生成过程。可以说，这是《资本论》区别于以往哲学的又一变革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依据。因此，对马克思而言，单纯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还是不够的，因为大部分工人毕竟不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本质层面，而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果只是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是根本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的，相反，还会坠入外在现象的假象之中。如马克思所言：“既然像读者已经感到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看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工人也必然会把这种“表面的运动”当成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因此，对马克思而言，仅仅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还是不够的，这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需要把这种历史本质拉回到现象层面，使它从“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到外部的生活关系” ，全面揭示这些外在现象的生成过程，让工人认识到日常生活的欺骗性，进而领会资本主义的真实本质。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资本论》不仅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第一卷），还要揭示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第二卷），更要揭示资本主义的总生产过程（第三卷），这才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完整逻辑。也正是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从资本生产过程出发，进入到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全面阐述了资本的生活过程，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外在现象是如何一步一步生成的，又是如何以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的宗教即“三位一体”公式固化下来的。 正是通过这种历史性考察，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和外在现象的祛魅，为无产阶级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宗教的束缚，形成自觉的革命意识，提供了科学依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确也坚持了本质-现象的二分框架，但这里的本质与现象以及二者的关系已经全面溢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围，是对后者的全面扬弃和革命。因此，当我们在谈论《资本论》的哲学框架时，必须要将马克思的本质论与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论严格地界划开来，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否则的话，不仅会抹杀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贡献，而且也会阉割马克思整个哲学革命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