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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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的“自在之物”到黑格尔的“事物自身”

从康德的“自在之物”到黑格尔的“事物自身”
——马克思“物化”概念的一次哲学史溯源

张义修
(南京大学 哲学系, 南京 210023)

自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物化(Verdinglichung)”理论 开始,“物化”便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然而,当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德文文本,却发现,马克思所使用的“物化”,主要并非Verdinglichung,而是Versachlichung,后者也正是日本哲学家广松涉所强调的“物象化”概念的德文原词 。那么,这两个“物化”的区别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和广松涉为什么更强调后者?近年来,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中日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哲学史的溯源,揭示康德与黑格尔对“物”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分析其中的转折性意义,进而推进对马克思成熟时期批判理论的理解。


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Verdinglichung,还是Versachlichung,都没有成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德语中,这两个词的构词形式相同,分别由Ding和Sache这两个表示“物”的名词衍生而来。因此,想要弄清“物化”概念,就必须从Ding和Sache这两个“物”的区别入手。就一般用法而言,Ding和Sache都可以表示“物”、“东西”,而Sache还常常表示特定的“事情”、“情况”。本文为避免论述中的歧义,统一将Ding译为“物”,Verdinglichung译为“物化”,同时将Sache译为“事物”,Versachlichung译为“事物化”,以示区分。 除了日常用法的区别,笔者还发现,在哲学史上,这两个“物”的区分具有转折性的意义:Ding构成了康德著名的“Ding an sich(自在之物)”概念,而Sache则让人不禁联想起现象学的“Sache selbst(事情本身)”。实际上,“Sache selbst”并非胡塞尔首创,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明确提到这一概念 。那么,同样是表示“物”的名词,为什么康德主要使用Ding,而黑格尔却转而提出Sache呢?这其中的差异,恰恰构成我们区分两个“物化”的基础。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通过突出主体对认知对象的建构作用,以独到的方式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在康德看来,以往一切认识论之争的症结在于,总试图让认识符合对象,而不是让对象符合于人的认识形式。实际上,认识的边界并不在于外在的事物,而在于认知主体的认识能力本身。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知识从来不是外物赋予人的,而恰恰是人能动地建构出来的;从消极的角度来说,知识只能是向我们展开的“现象(Erscheinung)”,人的认识绝不可能越出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达到对“自在之物(Ding an sich)”的把握。 
这样说来,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提出,与其说是积极性的,不如说是消极性的;与其说是强调外物的实在性,不如说是强调认识的局限性。据普劳斯(G.Prauss)的文本分析,康德经常使用的词组是“Ding an sich selbst(自在的物自身)”,而很少单独使用“Ding an sich(自在之物)”。康德强调的是,人的认识是有中介的,被认识所中介的物(Ding),不能被看作自在的物自身(Ding an sich selbst)。因此,“Ding an sich(自在之物)”可以被理解为“Ding an sich selbst betrachtet(从自在的物自身来考虑)”的简写形式。 康德认为,将认识之“物”当作“自在之物”来加以考虑,是一种理性的迷误。正是因为人们混淆了二者,才将经验的范畴加诸超感官的外物之上,造成理性的二律背反。 当然,“自在之物”的提出也不完全是消极的。就理论理性而言,人是必须服从自然法则的有限存在;就实践理性而言,人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存在者。对康德来说,“现象”与“自在之物”的二分,正是为道德与信仰留出了地盘,为自由实践开辟了道路。
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聚焦康德对Ding的使用。可以说,康德通过对理性能力的考察,改写了传统认识论对“物”的定义:物(Ding)从来不是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而始终是与主体相照面的、被认识形式所建构出来的对象(Gegenstand)、现象(Erscheinung)。在德语的构词上,Gegenstand原本就是在“对面”“站立”的意思。“自在之物”的不可知,从反面说明了可知之“物”只不过是认识的对象。其实,康德区分的“现象”与“自在之物”本就不是两种东西,而只是对于同一认识对象的双重理解:“如果这个批判没有弄错的话,它在这里教我们从两种不同的意义来设想对象,也就是或者设想为现象,或者设想为自在之物本身。” 以此为前提,康德才会说:“该对象(Gegenstand)作为现象(Erscheinung)是与它自身作为自在的客体(Objekt an sich)有区别的。” 
康德将物(Ding)理解为认识的对象,而非纯粹的自在客体,这在认识论上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然而,“自在之物”概念遗留下了重要的理论问题:物(Ding)始终被置于主体的认识形式之中,而无法通达人的实践领域。康德主张,在实践中,人只需遵循内心的道德律,然而这样一来,实践领域中人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便被搁置了。尽管有实践理性的公设,但主体与客体依然处于僵硬的二元对立状态。为了弥合“自在之物”所造成的主客体间的裂隙,费希特从绝对自我出发,将主体的建构作用推到极端,干脆用“自我设定非我”的知识学原理取消了“自在之物”,从认知理性直接走向了自由实践。 而“物”的问题也就被绕过去了。


黑格尔既不认同康德止步于“自在之物”的僵硬二分,也不认同费希特对“自在之物”的简单否定。不过,费希特的自我概念给了他重要的启发。在他看来,“一切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Substanz),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Subjekt)。” 在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历程中,主体与实体不再是割裂的两极,“现象”与“自在之物”也并非不可互通。在康德看来,二律背反的矛盾已经证明理论理性的自身局限。而黑格尔认为,矛盾不是理论止步的警示牌,而恰恰是通向真理的环节,“精神(最高的东西)就是矛盾,这决不应该是什么不幸的事。”黑格尔说,“康德哲学没有抓住‘不是事物本身矛盾而是自我意识矛盾’这一论点,予以进一步的挖掘”。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感性、知性和理性不是先天结构中静态的“部件”,而是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以“自我意识(Selbstbewußtsein)”概念为核心,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给出了创造性的重新诠释,在这一过程中,“事物自身(Sache selbst)”取代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成为弥合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重要过渡。
“自我意识(Selbstbewußtsein)”由“Selbst(自身)”和“Bewußtsein(意识)”构成,不是指从属于主体之我的意识,而是指意识对其自身的意识。“在黑格尔那里,意识是对一个对象的意识,也就是对意识与对象之间的区别的意识;反之,自我意识则是把对象看作自身,也就是在意识到这一区别的同时还意识到自身与对象之间没有区别。” 实际上,自我意识并不是区别于意识的另一种意识,而恰恰是意识在展开的过程中实现的意识的本质。笔者认为,黑格尔从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论述,恰恰对应着康德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程。黑格尔说:“康德是这样理解理论理性的:当理性同对象发生关系时,这个对象必定是被给予的……在认识里面——(在这一个认识里面)——理性没有达到独立。反之,理性只有作为实践的理性才是自身独立的。……在实践理性这一方面,自我意识本身就是本质,而理论理性却有一个〔外在的〕对方。” 也就是说,在理论理性中,意识的对象是被给予的经验之物(Ding);而在实践理性中,人不再受制于外物,意识的对象正是内在的意识自身。
随着意识从对象转向自身,耸立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高墙便被黑格尔推倒了:经过自我意识的洗礼,既有的认知并没有被隔绝于所谓“现象界”中,而是在实践领域中焕发出全新的意义,物(Ding)转变成为被自我意识所把握的事物(Sache)。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写道:“可以说,事物自身(Sache selbst)表达出了一个精神性本质性……意识发现它的自身确定性转变为一个对象性的本质(gegenständliches Wesen),转变为一个事物(Sache)。这是一个来自于自我意识的对象(Gegenstand),隶属于意识,同时不失为一个自由的、真正的对象。对于自我意识来说,感性确定性和知觉活动所指的物(Ding)只有通过自我意识才获得一个意义。一个物(Ding)和一个事物(Sache)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这里。” 黑格尔在这里讲的很清楚:物(Ding)只是属于感觉和知觉阶段的对象,它只有通过自我意识,进展为事物(Sache),才获得其真正的意义。而随着物(Ding)转变为事物(Sache),意识也从理论理性走向了实践理性,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也就被悄悄地取消掉了。
严格地说,事物(Sache)不仅不是纯粹客体(Objekt),而且也不是在主体的“对面”“站立”的对象(Gegenstand)。借用卢卡奇的概念来说,事物(Sache)标明了一种变化的“对象性形式(Gegenständlichkeitsform)” 。那么,事物(Sache)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与物(Ding)区别开来?第一,对象之物(Ding),表面上只是个别的、自在的东西,但就其本质来说,它是在一定的关系中存在的事物(Sache),是自我意识外化的产物。“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化(Entäußerung)设定了物性(Dingheit)。” “物(Ding)是我。实际上,物在这个无限判断里已经被扬弃了。自在地看来,物什么都不是。(es ist nichts an sich)物只有在关系(Verhältnisse)中,只有通过我,通过我与物的关联(Beziehung),才具有意义。” 第二,作为本质的事物(Sache),并非在感性的直观和知性的沉思中可以获得,而只有进入实践理性的领域,在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才能逐步实现。“事物自身(Sache selbst)在伦理那里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实体性,在教化那里具有外在的实存,在道德性那里具有思维的认知着自身的本质性。而在良知这里,事物自身是这样一个主体,它知道这些环节都是隶属于它的。” 总而言之,事物(Sache)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而是始终处于一定的实践关系之中。换句话说,事物(Sache)不仅是人的认知对象,更是人的实践对象,物的形态不是被静态的认知所建构,更取决于特定的实践关系。
实际上,笔者对Sache的这种理解并非仅仅立足纯粹哲学的规定。无论是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还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处于一定的财产关系之中的“物”,都是用Sache来表示的。这种法权意义上的所有物,显然不同于外在的静观之物(Ding)。即便从德语的日常使用来说,这种区别也依旧存在:Sache常指人身边的特定物品、个人的所有物;而Ding常指Sache范围以外的东西,例如“Ein Tisch ist ein Ding(桌子是一种物)”,不能用来指个人的所有物。与这种法权意义上的“物(Sache)”相对应的“人”的概念,是来源于基督教“位格”概念的Person。显然,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在谈到Sache的时候都十分清楚Sache包含的这种与人相关的特定关系的意义,而法学出身的马克思无疑也十分清楚这一点。


行文至此,可以说,理解马克思的物化思想,不应忽视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史背景。对“物”的理解,根本地涉及近代哲学以来的基本思维方式问题。自笛卡尔确立“我思”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以来,二元论始终无法得到真正的克服。尽管康德做出了十分卓越的努力,但他仍然始终将“物”理解为主体的认知对象,结果,主体和对象的分立依旧存在,一种静观的、对象性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仍未被超越。黑格尔以全新的辩证法思路,论述了静观的对象之物(Ding)向实践的关系之事物(Sache)的发展过程(亦是一种向本质复归的过程),贯彻了“实体即主体”的基本原则,超越了静观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当然,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将黑格尔极其复杂的辩证体系简化为物的概念的转变。本文想要指出的是,有明确的文本依据可以说明,黑格尔十分有意识地区分了两个物的概念,并且,这种区分具有很强的解决康德问题的理论针对性。 显然,熟稔黑格尔的马克思不会不理解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辩证法对于克服康德“自在之物”的重要意义。而对我们来说,理解黑格尔对康德的“物”的概念的改造,有利于我们站在近代哲学发展脉络的层面,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物化思想的哲学底蕴、思维方式与理论深度。
现在,我们厘清了两个“物”的概念,Ding主要指认识的对象之物,而Sache主要指实践的关系之物,那么,两个“物化”的含义也就可以更好地区别开来了:Verdinglichung(“物化”)主要指某种非物性的东西表现为外在的物性对象,而Versachlichung(“事物化”)则主要指一定的实践关系表现为事物的形态。沿着黑格尔的思路来看,物(Ding)的表象背后是关系性的事物(Sache),物化(Verdinglichung)是现象层面,而事物化(Versachlichung)则是本质层面。 尽管马克思对两个物化概念都使用不多,但这种理解也并不缺乏直接依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揭穿了日常生活中的拜物教现象,并将这种拜物教概括为“事物的人格化(Personifizierung der Sachen)和生产关系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 。笔者注意到,马克思在谈到Sache和Versachlichung的时候,往往是和Person概念相对应的,这也印证了前文的相关判断。笔者认为,在这一经典表述中,包含着两个深刻的理论层面:其一,“生产关系的事物化”侧重说明,拜物教的本质,不是理想化的主体直接转变为物性的东西(Ding),而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以事物(Sache)的形态得以实现。马克思用“事物化(Versachlichung)”来揭示这一本质过程。这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主体异化思路截然不同。其二,“事物的人格化”侧重说明,当关系性的事物进入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便直接融合起来。于是,商品、货币、资本都披上了“人格化”的外衣,它们摇身一变,成为仿佛独立存在、与人无关的物性对象。马克思说:“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对象(Gegenstand),这些个人的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Ding)的特有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象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 马克思用“物化(Verdinglichung)”来概括这种“虚伪的假象和错觉”。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个“物化(Verdinglichung)”往往与“颠倒”、“神秘化”一类的否定性词语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Charaktere),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Dinge),在兴妖作怪。”关系之事物(Sache)将其本质掩藏起来,颠倒地表现为单纯而又神秘的对象之物(Ding)。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Verdinglichung)”的过程。 
总而言之,马克思既批判了现象层面的物化(Verdinglichung),更揭示了其背后的本质层面的生产关系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 正是事物化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秘密,而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批判话语也正是在这里超越了主体异化论的批判层次。在马克思之后,卢卡奇从现象层面出发,延伸了马克思的物化(Verdinglichung)批判,却错将这种现象理解为无产阶级主体的非主体化过程,从而回落到某种人本学的异化思路之中;广松涉深刻地指出了本质的关系层面,但他基于自己原创性的哲学理解,将事物化(Versachlichung)翻译为“物象化”,也没有准确地重现马克思的思想原像。 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相关文本的深度梳理,相信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马克思的批判哲学与前人的思想关联,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作者简介:张义修,辽宁大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邮箱:zhangyixiu88@gmail.com,电话:15850724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