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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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推进孙伯鍨先生开创的马哲史研究传统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孙伯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孙先生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最为珍贵的是1975年先生调入南京大学以后,与其他同仁紧密合作,通过长期创造性的研究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具有鲜明南大特色的学术研究传统。纪念孙先生,最根本的就是要继承和推进他所开创的这一研究传统,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成就。
一、文本与解释
孙伯鍨先生开创的学术研究传统,首先体现在其研究的基点和方法上。注重对马克思文本进行深入的历史解读,是孙先生毕生学术研究中最突出的特点。这一特点,包含注重文本的基础性和突出解读的历史性两个方面。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是以苏联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教科书体系”为经典的。孙先生则认为,在“教科书体系”和马克思哲学原著之间,更应该注重后者,因为后者才是“本文”,前者不过是“解释”。他有一句名言,“不认真阅读马列主义的原著,说话是没根的。”先生对文本基础性的强调,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治学的严谨,这种严谨几乎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他不仅要求自己的学生老老实实地读原著,而且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反复阅读。他说:“马克思的著作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体会。”同时,注重文本并非要将其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而是要从历史的视角读懂马克思。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长期存在的“读经”、“注经”之风不同,孙先生认为“六经皆史”,强调必须以文本为依据注重从历史的视角加以解读。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先生积极倡导和参与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创建。先生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其研究的固有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先生文本功底的深厚,在国内学界是公认的;先生从历史解读中取得的多项原创性学术成果,也是学界所公认的。这里略举两例,以见一斑。
一是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历史解读,提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经历“两次转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相互对立的“两种逻辑”的观点。孙先生极为重视马克思早期文本的研究。他认为这个时期的著作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从旧哲学中脱胎出来并走向成熟的极其复杂而曲折的思想演进过程。只有运用历史主义发生学的方法深入钻研文本,分析每一时期每一阶段不同文本中的问题的提法、解决的思路、其特殊语境以及每一个重要哲学术语的深刻内涵,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正是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认真解读,孙先生得出了自己既不同于苏联学者、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者的独到见解。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和其他有关论文中,孙先生以详实的文本考证和深邃的历史分析指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经历了“两次转变”,即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思辨哲学影响下的唯心主义,转变到费尔巴哈和赫斯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再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连续性和间断性相统一的过程。苏联学者依据列宁的提法认为《德法年鉴》时期便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彻底转变的所谓“一次转变论”,否认1844年秋至1845年春马克思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夸大了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中的连续性;而阿尔都塞所谓的“认识论断裂”说,则夸大了这一过程的间断性。事实上,“两次转变”之间的青年马克思,并不仅仅处于人本主义的“问题系”之中。孙先生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即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后一种逻辑在《手稿》中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区分开始萌芽,在《神圣家族》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到了《评李斯特“经济学”教科书》中就几乎完全取代了前一种逻辑。孙先生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这一历史解读,也充分证明,不存在截然对立的“两个马克思”,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个马克思”,而是“一个马克思”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发展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阶段”,一个“历史的马克思”。
二是通过对经济学文本的哲学解读,深入开掘和系统阐发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论和科学方法论思想。孙先生不仅注重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而且特别重视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进行哲学解读。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内在统一的整体,而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是马克思一生贯彻始终的最主要的理论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同这一活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早在70年代末,他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校内教材中,依据《资本论》的通行版,对其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发。进入80年代以后,马克思大量经济学手稿的发表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陆续出版,促使他重新开始并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对马克思浩繁的经济学文本进行系统阅读。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进行哲学解读的丰硕成果,已经汇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奠基性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之中。孙先生是第2卷的主编之一,他与笔者合作,撰写了“《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论和科学方法论”部分,从哲学视角解读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时期和《资本论》创作的四个阶段;严格以文本为依据、深入开掘和系统阐发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历史进程思想和关于人的学说;以及新经济学方法论的创立过程、这一方法的基本内容和实质、新经济学方法论的普遍价值和哲学意义;在统稿过程中,他还和笔者一起,对马克思主义新自然观形成和《资本论》中的科技社会学思想等,通过改写和充实进一步作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发掘。其中,关于历史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本身的历史性、三大社会形态与四种经济形态、人的本质与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异化和人道主义、马克思自由观的实质;以及科学的方法只能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新见解,马克思在创立新经济学方法论过程中对英国经验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重批判和辩证综合;还有马克思主义新自然观的实质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等等,可以说都是带有原创性质的新观点。
继承和推进孙伯鍨先生开创的学术研究传统,就要进一步廓清“文本”与“解释”的关系。要像孙先生那样,坚持以“历史”作为“文本”与“解释”的中介。一方面,把“文本”作为解读的基础,坚持对“文本”进行“历史”的“解释”;另一方面,又要看到“解释”本身也是“历史”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解释”的“历史”对“文本”也具有“构成”性,坚持在“解释”的“历史”中去发现和“建构”“文本”。这不仅是因为依据哲学解释学,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视野中的历史,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是活生生地发展着的理论运动,是活生生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史中出现的各种“误读”以至“曲解”,往往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只有把“历史”本身看作“文本”,从“文本”的“历史解读”上升到“历史”的“文本解读”,把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历史解读扩展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流派演化的全面解读,才能真正“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即回到和走进真正的“历史的”马克思。
二、唯物论与实践论
孙伯鍨先生开创的学术研究传统,也体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和实质的把握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强调实践论的唯物论基础,是孙先生一贯坚持和反复强调的基本观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变革和哲学研究的深入,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日益遭到批判,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或核心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诸如“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以至“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一元论”等各种观点。孙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绝不是什么“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不带唯物论后缀的”所谓“实践哲学”。这是因为在“实践”这一概念下仍然可以隐藏着对立的哲学路线:是把“实践”看作客观的社会历史范畴,还是看作纯粹的主体性甚至主观性范畴,这实质上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转向抽象人本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问题。孙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层反思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哲学解读中。
其一,孙先生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根本意义在于唯物主义实践观的重新确立。对于这场大讨论的意义,一般人仅认为这在政治上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破除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迷信;在理论上是恢复了实践标准的权威。孙先生认为远不止于此。毛泽东一贯强调“实践第一”,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但他的晚年事实上却背离了这一原则,究其原因是他没有从严格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去把握实践,而是赋予实践以一种他所特有的革命浪漫主义色调。孙先生认为马克思所阐明的实践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以“由需要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并处在一定的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支配之下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和出发点,只要还没有达到“自由王国”的彼岸,实践就不可能变为纯粹“自由自觉的劳动”。马克思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发现了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第一次用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迷雾中的人类历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而毛泽东对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是紧紧围绕着政治革命、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来进行研究的,这和马克思毕生把物质生产实践和与之相联系的客观经济规律作为研究和阐明的主题是不同的。前者强调了人们的实践远处在“自然必然性和外在必然性的王国”之中,需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加以考察;后者在客观条件有利情况下,则极可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对待实践。毛泽东后期犯错误的原因正在于他所强调的实践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孙先生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更深刻的意义,是通过对实践问题的深入讨论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自觉的唯物主义路线上来。
其二,孙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选择,体现了手段高于目标的社会实践观。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告诫全党,在涉及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的选择上,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长,而不应该纠缠于它们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争论。孙先生认为,这就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即目标和手段的关系问题。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但究竟是仅仅根据目标来规定手段和方法,还是根据客观实际来选择手段和方法?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手段的选择高于目标的确立,因为确立目标只是提出任务,选择手段才是实现任务。同时,目标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导向,而手段的选择则必须严格地依据于客观条件。而且手段和目标的区分具有相对性:合理的手段使短期目标不断实现是向最终目标的迈进,手段的实现可以是短期目标,但相对于最终目标来讲,仍是手段。因此,孙先生认为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避开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是主张在现实手段和根本目标之间适当地拉开距离,以便在选择手段和方法时多从实际出发。这并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原则,恰恰相反,是坚持了实践的社会历史制约性,坚持了实践的历史唯物论。
继承和推进孙伯鍨先生开创的这一学术研究传统,就要像孙先生那样,反对任何割裂“实践论”与“唯物论”的企图,始终坚持二者的内在统一。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实践论”的“唯物论”基础,坚持实践的社会历史制约性,脚踏实地地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必须结合新世纪的时代特点,进一步把“唯物论”提高到“实践论”的时代高度。这里的关键是要深入理解实践范畴的中介性质和中介地位,既要避免仅仅将其视为单纯客体性、本体性和因果性(决定论)范畴,又要反对将其片面解读为单纯主体性、主体际、总体性和目的性范畴,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具有当代水平的哲学。
三、体系与方法
孙伯鍨先生开创的学术研究传统,还体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真实价值的理解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其本质是内在统一的辩证方法和历史方法,是孙先生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突出之点。在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遭到质疑和批判以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经历了“改良――解构――重构”三个阶段。自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以来,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或核心的不同理解,学界出现了各种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形态的尝试。对此,孙先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概括起来,他的基本思想是: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不是体系哲学,而是方法。他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过程论证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恰恰是以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冲破了体系哲学的牢笼。马克思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是方法论的革命,是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方法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他把费尔巴哈用于批判宗教的异化理论,推广应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马克思世界观的第二次转变也是方法论的革命,是把黑格尔历史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马克思从关注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出发,通过改造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发现其中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即他不是把人看作单纯的对象,而是看作活动,一种能动地表现自己并创造其自身的生活过程的活动。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改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重要契机,找到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结合点”。一旦把生产劳动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马克思就获得了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最终抛弃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原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确立了以实践作为新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这一观点首次系统地分析社会生活,最终实现了自己哲学方法论的变革。作为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永远不会被超越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是历史方法和辩证方法的内在统一。孙先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中的“历史”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时空范畴中的社会历史,而是把事实当做“过程”而不是当做“实体”来理解的辩证思维方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历史科学”,主要是指把事物当做过程来研究和理解的方法。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只有把一门科学提高到对其整个历史过程作总体研究时,才能算是上升到了科学的水平。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也是不要把研究对象仅仅当作实体,而是把它放在历史过程中,从其产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来加以研究。因此,辩证的观点同时就是历史的观点,反之亦然。孙先生认为,当我们不是从通常的角度来理解“历史”,而是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时,“历史”和“辩证”就达到了内在的统一,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一般原理和特殊应用的关系了。据此,孙先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及其理论;二是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问题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历史发展本身,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历史不是由单纯的事实堆积起来的,其唯一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发展”。从现实出发,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历史主义方法,即用发生学的观点看待现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来不追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在什么限度内具有历史合理性。他们的方法就是非辩证的,非历史的。不是简单地从现存事实出发就是实事求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要有穿透力。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是从“物”出发,是唯“物”的,但不是唯物主义。历史主义不是简单还原而是着眼于发生学的观点研究现实,不是线型思维方式而是开放的研究方式,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想路线。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也体现了彻底的辩证法。
继承和推进孙伯鍨先生开创的这一学术研究传统,我认为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像孙先生那样,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封闭化、教条化的倾向。既要避免沉迷于构造“新体系”甚至克隆西方的哲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质;又要避免把“方法”简单化,将其仅仅解读为“工具理性”和“哲学技术”,而要从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视角,将“方法”解读为“生存方式的观念升华”即“哲学范式”。二是在辩证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内在统一上,不仅要将其解读为一般的变动性、过程性,更要深化为包含主体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实践性。历史方法既源于(自然的)辩证方法,又扬弃了辩证方法;历史主义原则不仅包含着发生学原则,更体现了历史实践论原则,后者内在地以扬弃的方式包含着“对目的论的合理解释”(马克思语)。
孙先生走了,但先生的精神永存。我深信,由先生开创的具有鲜明南大特色的马哲史研究传统,在新世纪一定会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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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伯鍨: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J].河南大学学报.2001(3).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