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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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放战争后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特点

【内容提要】解放战争后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仅是建国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新中国60多年的伟大实践确立了基本的理论基础。解放战争后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即强调必须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凸显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性;强调“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凸显人民群众在新型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必须批判唯心史观,凸显坚持唯物史观对正确认识历史和批判错误思潮的重要性。
【关键词】 学习型政党  人民民主专政  唯物史观  新中国  意识形态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全国解放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怀着必胜的信心着手建国大业。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和新中国的发展奠定意识形态基础,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导和引领作用。实践表明,解放战争后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仅是建国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新中国60多年的伟大实践确立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从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内容看,解放战争后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即强调必须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凸显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性;强调“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凸显人民群众在新型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必须批判唯心史观,凸显坚持唯物史观对正确认识历史和批判错误思潮的重要性。新中国60多年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曲折发展表明,如何正确对待“学习”、如何处理好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如何认识错误思潮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理论建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强调必须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凸显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学习,近90年的奋斗史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基础、发展条件和历史任务即将发生重大转变,也就是面临从战争向和平、从“在野”向执政、从革命向建设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共产党人以应考的心态迎接这一历史性跨越,为了夸出好成绩,为了不使人民失望,学习就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建立新中国的准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学习的任务,他指出,从1927年到1949年3月,党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1949年3月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在这里,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党的生存基础、发展条件和历史任务即将发展重大转变,如不加强学习,党就无法领导人民取得建设新中国的新胜利。毛泽东强调只有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才能够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同时,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后,毛泽东提醒全党同志要学习,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这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在这里,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学习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提出了学习的主观态度问题。所谓学习的主观态度,就是要做到“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要摆官僚架子”,这是区分真学习和假学习的重要标准。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不仅是具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转变问题,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必须认真对待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有一个候补中委,看见土改中打人、杀人的现象,他不赞成,但是他讲不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 在这里,毛泽东提醒党员干部必须认识到,党的领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也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末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 在这里,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我们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学习,首先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否则就不能很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好新中国。


二、强调“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凸显人民群众在新型国家中的主体地位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强调“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在这里,所谓“保护”强调的是在即将建立的新型国家中广大人民群众不再处于被压迫、被欺凌的地位,人民群众将成为新型国家的主人,不论是“民主”还是“专政”都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保障人民群众在新型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是新中国区别于旧中国、新政权区别于旧政权的的根本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作了初步的阐述,有些内容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毛泽东强调,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回顾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提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关于政权组织形式,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对于即将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有许多基于不同立场的错误观点。对此,毛泽东一一作了批驳。比如,有人说“你们独裁”,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接着,毛泽东对人民和人民民主专政下了经典性的阐述,“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毛泽东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在开国大典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更加具体而明确的阐述。《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和权威确立了人民群众在新中国的主体地位。《共同纲领》的序言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宣告一个新型国家即将诞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共同纲领》的总纲确立了新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这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共同纲领》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部分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制订了基本原则,也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经济制度基础。《共同纲领》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中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从这些内容看,60多年前制订的《共同纲领》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实践价值。

三、强调必须批判唯心史观,凸显坚持唯物史观对正确认识历史和批判错误思潮的重要性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批评了国内民主个人主义者对美国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一役,它起到了打破幻想、辩明事非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坚持唯物史观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国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曲折发展,还是国际上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与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着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对立,一旦淡化甚至丧失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和根本方法,思想和理论上的混乱就不可避免,就难以认清“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理想信念和‘普世价值’的幻觉是根本对立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艾奇逊信件以及国内民主个人主义的批判,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从中汲取许多深刻的理论智慧,它为我们观察、思考和判断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标尺。
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而“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毛泽东认为,艾奇逊的唯心史观主要表现在他不能正确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艾奇逊认为,近代西方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毛泽东认为,“外来者”即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艾奇逊无法理解唯物史观在说明历史中的作用,他更无法理解唯物史观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以艾奇逊为代表的西方“有识之士”之所以会无可避免地陷入唯心史观,是因为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于是就牵强附会地制造“因果论”,历史在他们那里变成了一些“为我所用”的事件的堆积;他们看到的历史是个别的、偶然的、孤立的事物,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永远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而被美国政府寄予厚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有的在历史转折关头“站起来了”,有的则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几乎在一夜之间“换了人间”。根据司徒雷登的描述,1948年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适向司徒雷登诉述心中的苦闷与烦恼,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胡适的泪水自然不是为即将诞生的新政权而流,而是为旧政权的崩溃而流,他无法理解历史为什么会有这样“令人痛苦”的新陈代谢,而这恰恰又是唯心史观破产的一个小小例证。司徒雷登所看到的“那一刻”不应被忘却,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它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因为有了这个胜利,毛泽东才向世人宣告“唯心史观的破产”。但是,破产并不等于死亡,唯心史观生存的社会土壤还大量存在,在当代文化研究、历史研究中就存在着“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非学术、非文化、非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加以排斥”的现象。在有的“文化人”那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学术和文化,历史唯物主义只会“毒化”学术研究,只有同历史唯物主义划清界限才能保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然而,对这种学术纯粹性的追求往往只是狭隘的学术空想而已,因为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要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研究各种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研究不同的族群、人群、社群,但是,历史研究总还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就不能为考据而考据、不能把史料学当历史学,而要研究历史趋势、历史规律 , 确立客观价值尺度,推动历史和文化发展。实际上,如果把历史观视为意识形态的话,那么由于任何历史研究者都不可能在历史观真空的状况下从事历史研究,这就意味着他们都要从一定的意识形态语境出发”。

(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