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网络空间的鲍德里亚:网络、真实与后现代性

网络空间的鲍德里亚:网络、真实与后现代性



马克•纽尼斯 闫臻 译

  从AT&T广告到白宫的政治体系,这一切的准备活动使美国转变成为一个新型国家,更确切地说是要转变成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只是微型地存在于计算机屏幕的表面上。仅仅在1994年的前半年,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已经从开始的一百万台猛增到31217000台,回应这样快速增长,媒体刷新了旧美国代表成功和自由的图标:高速公路。不久,每位美国人都会依赖网络这条新路。新的边缘商业也将会作为网络的蓝图建立起来去继续包围地球。根据现在的形象,网络做的不仅仅是网络全球,它创造了一个隐喻的世界去引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个新的,可能的世界的希望越令人欣喜,那么“世界”的概念就越成问题。

  网络,既是一种科技的艺术品也是一种大众影像,提供了一个探索“这个世界”和后现代世界中总体性体系的地位的支点。或许与时代的理论家不同,鲍德里亚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口号:在这超真的地形里航行。虽然在他的文本中并没有具体描述世界范围的网络化和英特网,但他关于电讯化的评论和对现代性总体的批判,为探索网络隐喻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方法。提出了一种有趣地方式去揭露网络的隐喻性。在鲍德利亚的著作里,他特别的兴趣在于,对网络地理学的隐喻,——“信息高速公路”下的拓扑学框架。这个信息高速路允许在一个隐喻的世界里旅行,超越,加速。在威廉姆•吉布森的小说中,“赛柏空间”不再严格的指杜撰的“母体”,根据神经机械学的空间计算机网络概念,它已经进入了作为速记手的网络的大众话语,根据鲍德里亚的观点,具有神经机械拟像特征的网络形象,致力于挖掘虚拟与真实之间的象征距离。通过对一个理解性和可理解世界的日益增长的真实的虚拟性的描述,抛弃了超真实的“真实”。这指的是鲍德里亚的“超语音(hypertelia)”,当一种矫饰的模型优于他试图理解的现实时,命中注定面临灾难。

  如果把鲍德里亚对现代性的批判应用于对现代信息和交流技术的加速批判,围绕这些出现的媒体快感,那么网络也提供了理解鲍德里亚所说的致命科技的想象的背景。鲍德里亚所说的这种想象,相反地,是鲍德里亚投射在信息科技上的阴影,为后现代文化中对“真实”的挑战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篇文章也表明,鲍德里亚是如何被用来劝阻英特网超越现代的终止的。用可能的世界代替一个世界,网络最终提供了一个后现代世界的诱惑和压抑。

  对于鲍德里亚来说,从真实向虚拟的转变发生于当陈述或表达让位于拟像时。一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我们正站在这一时刻的边缘,以一个虚拟世界的出现为标志。和高速路改变我们的国家一样,信息高速公路通过一个虚拟图景的变化为美国人生活的戏剧性变化提供了想象。尽管这种表达作为容易被记住的术语被国际信息基础组织所提议产生于白宫,但是它很快地成为了一种时尚的说法,成为了已经存在的全球网络工作的代名词。这种过度的表达对于描述连接这些机器的实际的网络建筑没有任何帮助,但是作为一种媒体影像,高速公路作为由技术创造的世界的概念模型在继续其作用。当一个人接听电话时他并没有去某处,但当一台电脑连接上电话线上后,突然在空间上,在运动上状态上这种隐喻性却到处增长扩散。信息高速公路依赖于一种较微妙的隐喻——虚拟的地形学,在这种地形学里,速度,运动,方向成为可能。网络成为一种拟像的领域,使我们这些使用者通过电脑调制解调器来旅游,在这里电脑屏幕代替了挡风玻璃。鲍德里亚和他的跟随者Borthes记录了这种运动如何能够轻易地转换成一种虚拟的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使用者或浏览者与影像而不是物理世界(Ecstasy 13)相互作用。不同于隐喻性较高的物理世界通过一种挡风玻璃进入想象界,使得“赛柏空间”代表了一个超越屏幕的拟像。真实不再作为一种指示物服务于Albevti之窗的后现代版本。这种拟像的景象或屏幕是一种“无深度的表面”,它在隐喻和它所代表的世界之间不允许影像的游戏。对鲍得里亚来说,屏幕通过获得超现实的最低速度,描述了一个“真实的附庸”的范例:以前人脑计划的,作为地球生活环境的隐喻而生存的从现在开始被完全没有隐喻的设想成为绝对的虚拟空间(Ecstasy 16)。隐喻不再变化,拟象的英特网高速公路成为一种虚拟的真实的形式。

  在这个模型中,屏幕变成了穿越虚拟世界遨游的超现实的媒介。大量的网络“指南”书籍利用这个地理学的隐喻,引起了对航海和探险的幻象。微软公司同样获得了这样的隐喻,应用“地理学上的分界面”来扩大虚拟的桌面;使用者现在能够“跳出[一个虚拟的办公室]窗口,来凭空浏览信息。这些信息产生了象建筑物一样的点位”。(Fisher F9)我不是把这些“在赛柏空间遨游”的无终止,重复的影象严格地看成一个聪明的营销诀窍,而是想表明,这个概念模型在当代文化中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的,它创造了一种权利的拟象。Paul Virilio表明,通常计算机或电话通讯作为“最后的媒介”发挥作用,它对解析所有地理学意义上的关注点造成了威胁(“Last”108---109)。运动、速度和旅行失去了它们“真实”的意义,而作为科技的模拟获得了力量。对鲍得里亚来说,这种从真实到超真实的转换说明了掌握世界的现代动力的实践。地理学“内爆”或一个个超可能性的点:

  所有旅程已经发生的地方,对于产生扩散、逃离和运动的模糊愿望的地方都集中于一个固定的点,具有非流动性,已经停止成为非运动,并且成为潜在的普遍存在,绝对流动性,通过不停地并且是不费力地穿超它而使自己的空间成为虚空。

  一个虚拟的空间在空间替代了真实的运动空间,或者“真实的”潜力隐喻地转移成为一个虚拟的“流动”的力量。“赛柏旅行”的想象具有清晰的流动性,因为它提供了在超越计算机屏幕的隐喻世界,“全球”不代再代表世界,因为它成为了“这个世界”。这种关于现代网络媒体影象的观点表明一个赛柏机械空间的概念化模型没有扩大世界;它抛弃了一个完全被认识和完全被包围的世界——一个具有透明性和即时性的世界。

  着眼于最终包含距离的技术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它破坏了距离的概念可能性。在这个身体静止和虚拟旅行的迅速变化中,“航行者”体验到了解散时间和空间的即时性:“物体从空间暂时性背景中永久的、重复的劫”(Virilio,Aesthetics101). 鲍得里亚看到世界进入一个轨道时代:“人们永恒地旅行,他们不再在真实感中经历航海,而仅仅是在他们的界限范围内旋转。”(Transperency29).那么从这个批评的观点看,因特网使空间坍塌为一个“超可能性点”。它使所有距离、空间和分离的概念都发生内爆。“超越Virilio对”Picnolepsy”审美学的描述,鲍得里亚表明,讽刺地说,信息通讯业务或许为了战胜它而需要一个距离。在他的一些对计算机网络记述最直接的评论中,他写到,“电讯计算机人”体验着一种非常特殊的距离,它可以被描述成为不能为身体逾越的……屏幕仅仅是虚拟的,——因此,是不可桥架的(Transparency55).虽然他不能跨越他的屏幕,但他可以使自己通过媒体“循环”。这种真实距离的内爆产生了对障碍物策略的需要:一个空间和距离的拟象,身体不能上后膛,但是一个拟象的自我(通过计算机弥补术完成)可以旅行。

  鲍得里亚想象有一天,司机和汽车将变成一个赛柏机械单位,一个增进知识的网络/媒介。一个人能够扩展鲍得里亚对网络思考的界限并且记录了在线电脑已经把这种网络/媒介描述成为网络虚拟世界,信息时代的“基本的赌资”和“物体在场的永久试验”(Ecstasy13).

  这种物理的环境能力不如电子旅行能力的价值大。因此,网络不仅仅丢弃真实生活编码/计算机间的连接的网眼,消灭了距离;它产生和维持了它自己的拟象世界,这个拟象世界代替了空间距离的物理世界。无疑,商业在网上争取“开放的商店”电脑网络不再仅仅是谋取利益的工具;它们通过确立“网站”而成为了从事商业的“地方”。国际商务——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主义——消失了,被一个国际网络的虚拟世界所包含。正如网络离它的总体性连接的梦想越近,一个人就可能想象鲍得里亚所说的临近时刻,即这个隐喻的“赛柏空间”变成超现实的——比它以前模拟的真实空间更:重要:“行为一旦被聚焦在一定的操作屏幕或重点站上,剩下的就仅仅作为被放弃和谴责的。一些巨大的、无用的物体出现。真实本身就作为大的,无用的物体出现(Ecstasy18).技术不在包围世界;现在它已经被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拟象替代了。在它的“真实的” 物质在场中,网络包含了一个复杂的繁多的主机网络,它们都通过电话线交流。与出现在真实空间之间的桥梁,障碍和联系的复杂体系相反,管理者“网站”和使用者“地址”的地理学的轮廓为使用者创造了更简单的虚拟地域——在其中,旅行成为网站与网站间连接轨迹的总数。赛柏空间的隐喻,把网络描述成为全球到自己的世界;虚拟领域只存在与它以前遵循的连接性的预先存在的编码。吉姆森把1490年的第一次航海环球的发展与正在出现的作为整体性的“世界”的概念模型联系起来,还有“这儿不会有真正的地图”的现实化只是“在各种地图制作的历史时刻中的方言的进步”。(52).与地图的现代概念相比,并且与不可代表的世界总体性想联系,网络作为后现代地图,或为了总体性本身,超越了世界。当全球模型按照它以前接近的来定义世界时,鲍得里亚把这个时刻称为“影象伏先”。(Simltions2).博格斯的地图的故事,那么精确以致于它完全颠覆了大陆,这提供给鲍得里亚一个超越显示本身的卓越拟象的寓言:“从此以后,就是这个地图,超越了地域……即使这个地图形成领域,如果我们复兴今天的寓言,它将会成为领土,它的碎片正跨越地图慢慢腐烂”(Simulations2).跟随鲍得里亚的引导,人们可以争论说网络作为虚拟的领域复兴了这个童话。网络既没有产生一个仿冒的世界,也没有产生世界的复制品;它是一个可再生的地图模型,鲍得里亚的第三秩序影象,由于它的无尽的循环(和盘旋),与无尽的再生产的潜能而有价值(Simlations100—101).这种连接的潜能伏于以追踪为主旨的虚拟世界;这个领域的“地图”本身就是一个领地——即全球,同时又是世界的。

  这个由网络支持的隐喻地型学描述了一个巨大的,未被发现的国家的拟象,在这个国家里,只有我们的想象限制我们的能力。从鲍得里亚的观点看,这个王国的内在的——它的巨大的无限——不是别的,就是这些意义的拟象,这些执行障碍策略,并抑制了天地方的现实的拟象限制了编码的世界。距离消失,变成亲密性。在场变的具有即时性和透明性。后现代技术的超 时刻模拟了在场,“甚至没有可能缺场的模糊的微光;而只是在一种极端的幻灭状态;是纯在场状态”(Ecstasy32).如果一台机器下网了,它不是缺场;它就不再是虚拟世界的一部分。编码不能从缺场中唤起在场;任何到达“网站”的尝试都得不到回应,这和电话铃响而没人接(或电话忙)不一样。下线的机器不再存在:管理者不知道。而且,网络没有世界因为它的领地已经被广泛地划定了;编码之间连接要先于搜索这个网站,这意味着赛柏空间的每一次旅行都是重复和步骤的折返。网络没有储存“隐藏的国家”,只是那样一个,象一个有计划的宝藏搜索一样的拟象。Copher这个程序允许使用者在众多网站中寻找信息,这表明网络只能模拟一个未知的知识领域。再生特定信息编码的可能性先于——并且排除—任何把它定位的企图。人在网上从来不是发现者,只是暴露者。通过定义,Copher和其他搜索工具,是广泛性的,因为网上的信息,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除了查找的参数外,什么都不存在。一般地说,不在网上的“地点”都不存在。超现实描述了没有未来可能性的总体性。不像在堡垒里,缺场和在场的反游戏,存在于主体唤醒了一个缺场的客体,网络描绘了一个内在的王国,在那里,操作者只能与知道的元素、已经确立的网站和理解性的符码相互作用。

  鲍得里亚在对“全录影印和无限性”中法国迷你电信的评论中作了接近于网络的讨论。他拿这个封闭的电讯体系与Mobius片的类型作了比较;在Mobius Trip中,操作者/主体提问并且被计算机/客体的参数提问,产生“主体和客体,内在与外在,提问与回答,事件与影象,等等的毛面的合并”。(Transparency56).但他注意到在功能上,电讯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来运行,因为它通过Mobius Trip的每一个接合来不断加速。这种“极端的现象”由一个“致命的”telos来驱动,“宣告一个系统扩张的逻辑继续对它进行破坏。”(Transparency40).后现代的时刻不是宣告现代性的解体,而是它的必然的成熟。

  只要系统中出现了功能失调,系统就会违反控制运行的已知规则。这里有一个超越问题的前景。但是当系统超过它自己的基本假设时,就取代了它自己的结束……然后,我们思考的不再是危机,而是激变。(Transparency32).

  鲍得里亚的评论表明:电讯现在的状况四交流电讯化的实践,主要是即时性和通明性的电讯化。他宣称,系统的反常复仇是通过技术能力来获得——并取代——这些目标。我们到达了一个剧变的时刻,“说话”在世界上不再占有位置。

  现在,书写成为网络上的主要交流手段,照这样,它作为交流的物质性在场在大众书写历史中找到了位置,(与更“短暂”的声音相反)。但是鲍得里亚对交流的评论似乎在书写的“超 ”时刻中定位网络,而不是它自己的结束。里达把书写叫作第一个交流技术,因为它通过辅助记忆和模拟语言的即时性提供了“战胜”时间的途径。(Dissemination175).德里达争论说,莱布尼兹(茨)的非语音书写使我们走向机器语言,而同时,时间又推动着书写更接近语言推断的即时性。(of Gramnatology77—79).这些事件都寓于打里达的邮件的历史中,堡垒:反游戏的缺场通过书写实在在场。人们跟随着这种邮件的历史到电报的历史,电报允许空间缺场的客体,成为在场的主体。书写真的成为了电信,远距书写,因为它“breeches”在文化上的空间和暂时的限制(Lyotard Inhuman49—51).电脑提供了邮件历史的下一步,呈现自我。正如利奥塔所说与它自己电讯化的目的/命运一样的局限性,“一个闭合的进步系统通过记忆它自己的预想和暗示来运行。”(Inhuman53).但是对鲍得里亚来说,这个技术超越了它自己的极点,获得了书写历史的超 的内爆。当交流电变得更加即时,缺场/在场和书写/说话的区别失去了意义;堡垒:呈现与消失的反游戏开始发生内爆。书面的单词具有了更即时的特征,开始起作用,就好象它在说话一样。书写不再是伪造和再生产,它在网络获得了“超越”:作为话语的第三级拟象。

  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对鲍得里亚来说,电讯替换了书写的历史:媒体把即时性神化了。但是正如阿瑟.克罗克指出的,代替麦克卢汉的“全球村”的乌托邦想象,鲍得里亚把这个超真实的即时性世界看成一个冷酷,荒凉的交流与信息的王国。这些媒体创造了卫星化而不是“环宇主义”:人和他的地球,他的领地和他的身体现在就是卫星。一旦超越现实的存在,人就变得过分起来(Transparency30).但是卫星化没有克服疏远;而且这种状态“过分邻近“于一个拟象的,透明的世界(Ecstasy27).不需要代表缺场的它这:拟象总是内在的,等待被再生出来。鲍得里亚把这个内在看成是超 交流的实质:“从交流使他们的在场变得即时的瞬间来看,描使你更接近于他们的它者和每一件事是无用的。

  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即时性,产生了“透明“的交流的拟象,在这个拟象里,媒介似乎未加思考。使得电讯与其它媒介交流不同的是连接的透明性——无距离的距离,想象的缺场的消失变成了在场。举例来说,有时候网络使用者能够“说话”,借助一个基于电话的文本——象链接。但是,不象电话,距离感变得透明,瞬间链接出现了。词语出现在屏幕上,但是它们也“失去了”他们的意图。不再是一个堡垒。相反,网络电讯同时遍及各处。利用电话,电讯保持了相同的总体性的象征:全球。电话线环绕全球,并且允许我们的声音循游全球,我们能够舒适地表达我们的惊叹:声音听起来多么的近。但是由于既建筑于网络的UNIX主干中又通过媒体放置于其上的地理学的隐喻,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面对我们的电脑。那些环绕全球的相同的真实的电话线比起网络的虚拟全球化,一个超可能性的链接性世界来说,具有更少的“真实性”。

  这里再看鲍得里亚的读本“致命技术”似乎是合适的。一般来说,他倡用“超现实”的概念,来代替虚拟领域和赛柏机械空间“比真实更真实”的隐喻是恰当的。代替了镜子——用它的深度、距离和另一面的说明——屏幕是无深度的表面,不会有人对视你(Transparency54).所有陈述的模式落入既非真实也非想象的王国里,而是拟象的。鲍得里亚的拟象的“非真实”性与通过赛柏空间的轮廓使之成为可能的空间的在场相同。这种隐喻的地理学具有强迫性,网络在真实与想象之间使它的“特有的差异”接近内爆。(Simalations2). 鲍得里亚描述了这个变化:非真实不再是梦或幻想,不再是超越和内在,它是真实与其自身幻觉的相似(Simalations142).取代了“这个世界“的象征总体性这种说法,网络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拟象世界;一个即时性和透明性的闭合圈。在这个拟象世界里的经验成为赛柏空间真实的体验:不再是现实性,而是虚拟性。

  虽然我们可以把虚拟的真实性与投射镜和身体衣服联系起来,但是一个人只需要一个屏幕和一个键盘来体验现实的拟象,而不需要任何技术设备。虽然先前的讨论中有许多已经触及了隐喻的网络距离,运动和空间——鲍得里亚如何达到拟象的超现实性——联网机器的技术也导致了试图更自觉地探索虚拟的存在:一个被称作多元使用者维度的,客体方向的文本虚拟空间(MOO).MOO是MUD的程序集中的亚种类。在他的最基础的形式里,一个MUD是一个多元使用者,互动的奇幻游戏,通过文本的描述来模拟一个领域。玩耍者成为一个世界中的角色,在那里他们可以与环境互动,最重要的是,可以和其他的游戏者互动。不象原始的MUD,一个MOO允许角色攻击决定这个世界的密码(法典)。通过运用一个简单的程序语言,游戏者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创造物体:房间,风景,汽车,食物,相机——甚至是人(鲍得里亚会高兴:MOO是主体的空缺,——只有客体在这个空间中存在):虽然幻想的MUD仍然存在,由暴躁凶狠的人来完成残杀孩子,MUD和MOO已经远远超越了它们原始的游戏焦点——包括1991年1月开始的Lambda Moo,试图成为虚拟社区(Curtis).这些虚拟空间为个人收集大量原因提供了机会,从专业会议和商务会议虚拟性。

  电子杂志《后现代文化》中PMO—MOO提供了这种文本的虚拟的现实性的恰当例子。“一个人可能希望后现代理论家和文化评论家常去PMC—MOO,考虑到它宣称的兴趣,在PMC—MOO讨论会上会议和讨论组确是没有什么不同。PMC—MOO也用Nujrican诗人的咖啡馆作为一个站点,对现代的诗歌进行抨击,最近,PMC—MOO参加了一个与曼哈顿Sandra Gering画廊有关的虚拟展览会。但是,伴随着这些更学院化和更艺术化的努力,它就像普通的邂逅,从一个虚拟空间“漫游”到另一个虚拟空间,两个游戏者讨论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或许是MTV是真实的吗?),或者是下周的娱乐计划。在这个“全球村”为原型的中心,神奇和平凡交相辉映。似乎,第一手的“沟通的神奇”的经验几乎是不引人注目的,并且最终是很“普通的”,因为这种高度间接的互动形式模拟了直接的交流。“现实生活中你在哪”?在MOO中,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文本产生的世界的运作与这种互动相背,它鼓励游戏者根据临近而不是距离的隐喻互相交流。或许更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是“我们在哪?”我通过网络游览弗吉尼亚,UVA’S RISC服务器就运行PMC—MOO程序编码;一旦进入MOO,我就“遇见”了其他也“到达”这个地方的人。(无论那是哪儿),堡垒游戏:不再有感觉:可以在同一时刻来去自如,可以同时在场又缺场,可以很遥远也可以离得很近。MOO产生了空间的拟象,游戏者用它来呈现自我的拟象。“现实生活中你在哪儿?”这个问题与一个人模拟这个新空间或被这个新空间同化的能力相比,变的不那么重要了。

  通过创造弥补的或赛柏空间的自我,一个人能居住在这个新领域,MOO为构建“整体性”的网络,当作现实来对待的隐喻世界的概念模型提供了基础。而且,在这个虚拟空间中游戏者的“自然”与舒适正如强调了赛柏空间如何变的真实。通过网络,距离变得透明起来,为一个虚拟空间创造了房间,使经验与电话交流很不同。在电话上,我为一个声音听起来如此近而狂欢。我因为战胜了距离而获得慰藉。在MOO中,我不再征服这个距离,因为屏幕没有架起空间的桥梁;它用“桌面”上的世界的拟象代替了空间。无深度和无限性使鲍德里亚所说的屏幕成为“肤浅的深渊”。易受催眠的透明性模拟并同时否定了空间:“超真实的审美学”,不安定的刺激,和伪造的精确性,同时,又是疏远和扩大,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真,是过度透明的感觉。

  鲍德里亚把这种幻景描述成为在兴趣撒谎从诱惑到次诱惑,从他者的诱惑到自我的迷补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屏幕上没完没了的重复。(Ecstasy25).虚拟的在场逃脱了欺骗和再生产原始的可能性,因为原始不再存在了。(Similation97).举例来说,传真机通过电话发送复写品,但是e—mail(电子邮件)产生发送虚拟的文件:这个文件能够被无限复制,即刻发送,以多种文本进行复制等等。电子邮件模糊了“原始的”概念,但是它同时又陷入了源起与意图的问题,因为一个虚拟的地址独立于使用者的物理位置。电子邮件的拟象转移到对在场的模拟(拟象)是产生“比真实更真实”的现实,交流技术的超电讯化必然的一步。由鲍德里亚的著作到它的进一步的局限,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电讯仅仅阻碍了对已经出现的事物的认知:通过赛柏空间的终结,通过信息的知识的终结,还有通过超现实的想象的终结。

  MOO模拟了人类活动,并且赋予了使用者一片空间,使交流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但是对鲍德里亚来说,对自由的模拟不可能逃脱它自己的“命中注定的“或预定的运行参数。正如John Unsworth指出的,MOO的预定的”核心“密码,作为不可逃避的命运起作用,它限制了每个玩家的自由愿望(Unsworth).而且,事先就存在任何一个闭合的交流系统的操作密码限制了已经存在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Gane57).正如上面提到的,网络最终是一个连接性地图;人们在网上不可能创造新的联系。在鲍德里亚的著作里,这种无法超越自我的能力就把沟通从社区和社会中分离出来,“交流比社会本身更具社会性:它是超相关的,社交技术过度激发了社交性……通过使接触面一般化,使社交陷入无差异状态”(Transparency12).试图把网络勾勒成能支持社区的空间,它区别于其它运用同样的现实的电话线的交流系统。人们可以再一次把这个转换看成网络地位的征状,和交流形式的超电讯化一样。取代了它自己的电讯化,技术针对拟象和延缓;公社的社会的拟象变得更“真实”,来延缓一个事实,即“真实”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

  那些不熟悉的社区或许还不能认识在虚拟空间中的虚拟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力量。例如:在1993年,Village Voice文章中,Julian Pibell细致地描述了在Lambda Moo的“网络强奸”事件,他不仅详细描述了受害女性的感情、精神上的创伤,而且还描述了在虚拟社群中的自应行动。这个罪行引起了跨国虚拟社群的激烈的讨论——文化上的国家,以及如何平衡自由和公正。WELI提供了另一个虚拟社群的例子,实际上,最早的一个是:一套电子公告版,“公民”可以在上面互相交流。《虚拟社群》的作者,同时又是WELI的长期居民,Howard Rheingolel把这个和其它虚拟社区描述成电子集会,提供了成为“一个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在那里,人们可以重建当啤酒店成为购物商场时所失去的“社区”。(26).网络已经有它自己的市民自由群体——EFF(电子边界基金会),正像它的名称所暗示的,把虚拟地理学和美国边界与自由的概念联系起来。EFF和其他群体对赛柏空间寄予了很大希望(如果民主的原则在“真实”的世界里不能享有特权,或许在网络空间可以实现)。EFF(和Lotus Corpde )的创始人Mitch Kapor认为,虚拟社群支持了乌托邦的可能性。

  赛柏空间中的生活,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更平等和更具有权利的,是更高尚的而不是有等级的……事实上,赛柏空间的生活看上去象汤姆斯.杰弗逊想要的那样形成:主要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并且具有多元主义,差异性和社群性。(53).

  从大量“网络族”的字面意义上看,赛柏空间是具有真实潜力的现实地方,简单地说,这个真实与非真实的污点标志了鲍德里亚超真实的后现代时刻。从这个观点看,网络作为世界的引人注目的影象促使我们超越世界,超越它的牵制,一直在寻求同样的启蒙目标,这个目标使世界超越它的终结,进入超现实。

  用鲍德里亚的观点来解释乌托邦主义,人们会得出结论,网络社群只提供了抑制策略;就象迪斯尼乐园的社群娱乐概念一样,它产生了一个想象中的后果,即掩饰了存在于人造环境边界内部而非外部的现实。(Simulations26).社群模型可以存在于那样一个内在的形式中,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模型,一个社区影象,延缓了更长期存在的社群的现实时刻。更准确地说,社群只能依靠媒介存在媒介社会中,因为没有其他“真实”存在。鲍德里亚辩驳道,“虚拟的强制性存在于所有的屏幕上“,这种流动的社群,拟象的自我通过这些迹象的增殖,导致了”真实“自我和“真实”社群的消失。(Transparency57).不再是随片化,自我和社群变得破裂,无限地分裂成自我同等的部分,每一部分的整体拟象都不存在了。这种由于增殖而产生的消失的威胁,远远不同于信息“领主”的恐惧或电脑控制的圆形监狱。实际上,乌托邦可能性的梦想和紧急的信息灾难的威胁给鲍德里亚提供了同样的作用:抑制策略。将为公民通向信息世界提供自由通道的一个美国的希望和信息被控制,被分离出去,或被抑制的威胁,都是这些障碍的一部分。简言之,自由和无限增长的信息的影象除了阻碍了已经内爆的“知识”的教化事业的实现。“信息”成为了靠指令描述电影,电子商场和电视频道增加的术语。媒体平凡化,加速了虚空(Transparency3).对技术的深思熟虑,产生了更令人信服的信息拟象和更令人信服的抑制策略。无深度屏幕的幻想——“看似肤浅的深渊“——使我坚强地扎根其中。伴随着大量的信息,我们认识到什么都得学习。

  虽然鲍德里亚关于网络的阅读,提供了对后现代超现实的强烈批评,他的评论或许也提供一个“另外“的分类:一个是宁愿在这种技术上投下赌资,也不愿意造成灾难;一个是对网络提出挑战。对于大部分来说,关于网络的当代分析是鲍德里亚得出了他的”致命“的结论——超越了驱使它成为拟象和超现实的闭合系统的幻想。但是鲍德里亚也经常提到对诱惑的需要和在面对telos的坚定要求时遇到的挑战。在最近的访问中,他解释道:有个游戏,它与对世界的牵强的知识无关,它是这样一种游戏。物体需要被要求、被转向、被诱惑。你能够使它们出现,又同时使他们消失。……这就是书写,不是别的,它也是理论”(Gane45).代替这种“强力的认识”的是理论瓦解了一个体系的总体性观点。它取代了系统的“它者”——偶然的,不可描述的,可恶的共享。鲍德里亚不再试图揭示(认识)“这个世界”,他掩饰了世界的总体性,使它离开这个过程,并且偏离了轨道:

  所有的事件都不在场,不可能预测。它们已经出现了,或者将要进入观察视野。所有我们能做的就是训练我们的洞察力,如它是什么,并且着眼于这个虚拟的世界,希望那些事件中的一些亲切的足够允许我们把捉到。理论不再会这样:预先设下的陷阱,希望真实天真地落入其中。(Transparency110).虽然他对超现实的批判引起了对网络作为虚拟“世界”的隐喻的存在的注意,三十把鲍德里亚放入赛般空间或许也有问题,网络能够产生挑战或诱惑的场所吗,“一个躲避你的场所,和你如逃避你自己,和你自己的真实性的场所”?(Ecstasy66).屏幕可以获得深度吗?对媒介的奇特的透明性,这个“虚拟王国”能够作为无尽地重复它自己的模式不同的事吗?

  有人或许认为,网络的挑战,潜在地使导致后现代的每一个假设出轨。换言之,用鲍德里亚来提供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在哪?”赛柏空间,而不是提供一个超运行的拟象的超可能的世界,可能造成“反地方化”吗?(Transparency150).从Rheingold的一些乌托邦的观点中,他说:“虽然虚拟的接触通过模糊许多社会障碍(尤其是年龄、种族和性别)促进了社群,但是这同样的接触,产生了欺骗和伪装,使虚拟公民对“电子骗子”(164)反映非常脆弱。在乌托邦社群里,逃避,说明和暗示都没有一席之地。但是,在鲍德里亚的其它标题中,这些“罪恶”或许证明是一种抵制,它阻止了假设的终结,(假设:它打算成为一个“真正”社群中的“权威性的”自我),保持了系统对试验、漂流和“游历”的开放。

  在网上,人们期望在每一个转变中找到平凡。人们也希望找到引诱和欺骗的目标,找到改变我们原来目标的物体。人们或许还能发现类似利奥塔所说的“可通约性”。利奥塔提到这个作为试图重写现代性的抵制力量,它要通过书写它的teles的任务来取代决定和复杂性。(Inhuman28).他表明“Working through”(Frend’s durcharbeitung)代替了指导性工作;自由表演代替了策略表演。(Inhuman54,117).但世界在许多方面与众不同,利奥塔和鲍德里亚在这一点上结合在一起:(网络)在逃避驱使世界向或超越它自己的假设的总体化体系的牵制方面具有优点。用利奥塔的话说:“Being prepared to receive what though is no prepared to think is what desnes the name of thinking”(《非人》73).虚拟的乌托邦看到了一个世界中的启蒙思想的即时的和内在的实践,这个世界从虚拟性中获得自由。或许这个模型的内在性会导致它产生的交涉提出挑战。

  那么在相反的影象中,网络或许提供了一种虚拟性,它阻止我们试图把它总体化为一个世界,我们对现代性理所当然的认识来描述更换的场所。社群、信息、解放、自我。一般说,虚拟社群提出了更多问题:个人除了回答关于获得电子民主的终结之外,如何建立联系。网络空间不是为(再)生产一个模范的社群而运作,而是恰恰能使我们超越终结,通向新的联系:新的“地型图”需要新的话语。(Virilio Aesthe tics 110).而且,虚拟的主体使我们背离了拥有“现实”身体意味着什么的假设。在虚拟的网络上,我们的词语即是我们的身体,一种联系的纽带迫使对“身体”重新检验,把它作为物理学的实体和现象学的经验。在每个例子中,网络与其说是肯定他们,不如说是为干扰模式提供了媒介。根据另一个标题,网络或许呈现了一种诱惑而非压抑:这是对现代性自我和身体,个人和群体的假设的挑战。

  网络与其说呈现了总体性的拟象,不如说或许提供了游戏的空间。与其说通过技术寻求终结,不如说人们反而使自己转向“赛柏空间”的意图和缘起。鲍德里亚的重要观点在电脑屏幕上闪闪发光。但是他的观点也激励我们去发现屏幕的深度,在不同的标题下发现或迷失我们自己,背离我们熟悉的路径。

  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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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tyle 29 (1995): 314-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