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新经济”的危机与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 —罗伯特•博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读

注明:本文为本站首发,转载请注明转自“实践与文本”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博导  南京210093)


摘 要:法国调节学派是以对福特制资本主义的解读而闻名的,但博耶对福特制之后美国“新经济”的危机及可能取而代之的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的解读同样也十分精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法国调节学派观点的发展与推进。博耶不仅分析了“新经济”到来的标志,梳理了“新经济”的兴衰之路,而且还对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何以能出现的原因进行了解读。在方法论上,博耶试图突破技术决定论的框架,走向一种社会结构内部诸要素共同作用的解读线索。这种历史经验主义的解读方法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显然无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相提并论。
关键词:新经济;以人为本;危机

 

法国调节学派原本只是一个左派经济学学派,但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它的学术影响力却不断地向哲学、历史学、空间地理学、发展理论等领域渗透,现已成为一个具有世界级学术影响的思想流派。作为这一学派的重要成员,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1943-)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调节机制、危机处理机制等问题上都提出了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本文试图对他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进行解读,并通过这一视角对他的基本方法论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博耶的这部分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经济增长的未来》一书中。作为进入21世纪之后写作的第一本专著,博耶在这里既保持了他原有的反对从单一线索来解读积累模式或生产模式之发展过程的思路,同时又表现出了某种思路上的推进,即在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的指认中,他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味地相信历史发展的盲目性和偶然性,而是对必然性表现出了更多的信任。当然,要想让博耶对这种生产模式发展的必然性提供内在逻辑层面的理论依据,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不管怎样,他的解读思路都没能超出经验历史主义的理论层面。

一. 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到来

对博耶来说,所谓的“新经济”是指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它的参照对象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初叶之前的福特制积累模式。客观地说,博耶不是研究这种“新经济”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这样的学者已经就“新经济”的基本情况作过较为清晰的阐述:“新经济出现在特定时间,即90年代;出现于特定空间,即美国,并且围绕着(或源自)特定产业,主要是信息技术与金融业,以及初露端倪的生物科技。70年代埋下了信息技术的种子,直到90年代末期才开花结果,新工艺和新产品如浪潮般袭来,令生产力陡增,也促进了经济竞争。” 不仅如此,卡斯特还对这种“新经济”在美国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这“似乎是技术、经济、文化、制度等因素相互结合,彼此增强的结果” 。事实上,博耶在《经济增长的未来》一书中论及“新经济”问题时,也的确引用过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的观点 。因此,博耶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特点并不在于引出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在于把这种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这除了表现在他对“新经济”的危机问题的阐述之外,还表现在他对“新经济”诞生的标志及原因的解读上。
在博耶看来,下面三种变化是“新经济”诞生的真正标志:
首先,出现了一种以信息和通讯技术的生产与利用为基础的崭新的生产模式。博耶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地区所出现的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就已经取代了在这之前曾非常流行的日本式的生产模式。导致这一点的原因在于:随着前苏联的垮台,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也随之被取消。这样一来,位于加州的那些原来服务于美国国防部的高科技公司,不得不把其在微电子领域中的科研优势转向民用事业。而促成它们顺利完成这种“转向”的是当时已经获得不断发展的网络平台。于是,一种以信息、通讯技术的生产与利用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便诞生了。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在那一段时期内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因而使那些实施“新经济”模式的企业或公司获得了格外丰厚的收益,这也反过来使人们越来越相信这种“新经济”在到目前为止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经济增长的周期似乎越出了经济危机的一般规律。博耶指出,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美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所表现出来的状况,是以前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所不曾出现过的。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往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经济增长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生产能力的增长缺乏持续的动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产率的下降,因而,必然会导致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会对收入分配过程中冲突与矛盾起推动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以往的经济增长都会符合一定的经济危机的周期与规律。但当面对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问题时,观察家们却发现以前的经济周期规律不再适用了,因为各种正式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已经延续了七至八年的时间。经过分析后,他们指出,这在根本上是由于在计算机、软件等新兴科技领域内的巨大投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给生产力的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动力,而且还因为这些投资推动了人人都有份的“分享式经济”的形成,从而使曾经困扰以前经济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中的矛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经济”的时代,这在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是不曾出现过的。
再次,在金融投资领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博耶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体系对经济活动起到了规范的作用,它是通过银行的干预来完成这种规范作用的。而在90年代之后的美国,金融体系的作用方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银行的主要作用不再是对金融活动的干预,而是发行债券。于是,整个金融体系便越来越缺乏干预和调停的因素,“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那些抱着投机心态的资本家、所谓的‘商业天使’以及市场本身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给那些年轻的企业家提供资本,而且往往还是相当大的资本量。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被认定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再进一步,整个金融领域(尤其是在美国)都热情地‘拥抱’如下的这种观念:‘旧’的经济是注定要被‘新’经济所取代的。” 也就是说,在90年代下半叶,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评价标准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从以前的调停和稳定经济秩序,转变到了现在的通过发行债券来推动“新经济”的发展。
在厘定了“新经济”诞生的标志之后,博耶把他的解读思路继续向前推进。在他看来,尽管从表面上看,“新经济”的诞生似乎是由新技术所推动的,但切不可因此而掉入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框架之中。实际上,包括习俗、制度、市场规则等在内的多种因素都共同促成了“新经济”的诞生,没有任何一项技术的发明是能够脱离特定的习俗、制度及市场规则等要素的。这种思路跟博耶一贯强调的结构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是相一致的。对“结构”的强调使博耶从社会结构内部诸要素共同作用的角度来理解“新经济”诞生的原因,而不是从某种本质性决定要素的角度来理解上述这一问题。由此,当他在展开对“新经济”的历史性考察思路时,就必然会从历史学的角度,沿着社会结构诸要素的线索全面地铺开自己的实证性考察,而不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沿着某种本质性的逻辑线索来考察这一发展过程。再进一步,对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所各自具有的特定语境的关注,使博耶必然会在自己的思路中延伸出一条比较性的解读线索,并通过这种比较来强调特定语境中所内含的社会结构内部诸要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不会去强调历史本质矛盾的逻辑发展过程。因此,博耶的这种解读思路注定了他不可能得出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的理论线索,更不可能通过这一线索来深刻地解读“新经济”得以诞生的生产关系基础。

                     二.“新经济”的兴衰之路

美国的“新经济”从2000年3月开始的确出现了危机,这不仅表现在纳斯达克(NASDAQ)证券市场行情的急剧下跌,而且也表现在美国经济出现了快速下滑的趋势。面对这种状况,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一些偶然因素所造成的,譬如石油价格的不断上升而导致的民众购买力的下降、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不确定因素等等。但博耶不这样看,他认为美国经济在当前所经历的危机,从根本上讲根源于它的内在结构。在博耶看来,只要真正坚持法国调节学派所强调的结构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那就不难看出当前美国“新经济”所遭遇的危机,其实是这种所谓的“新经济”的兴衰之路上的最后一个环节。博耶认为,美国“新经济”的兴衰之路是由以下五个阶段所组成的:
第一个阶段:“新经济”泡沫的形成阶段。自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伴随着加州硅谷地区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主导的新兴生产模式的出现,以及在金融投资领域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美国的经济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并被认为是一个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崭新阶段。在这一时期,信息及通讯技术领域内的生产企业所获得的较高的利润,助长了“新经济”神话的传播,并导致很多原先在传统领域内正在获得较为稳定的利润的资本,转向了这些“新经济”领域。但问题是,似乎所有的经济分析家们都不愿意去认真地审视一下这些“新经济”领域中的企业所获得的较高的利润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没能看到,这些企业在表面上所获得的利润与它们所得到的大规模投资相比是少得可怜的,从总体上说,这些企业并不在赚钱,而是在“烧”钱。被“新经济”的光环挡住视线的金融家们,不但对此不引起重视,而且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是网络经济的正常现象。在他们看来,网络经济就是由这种巨额的超前投资所堆砌起来的,今天的投资不但能够使自己在“新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且还必然会带来明天的超额回报,“毕竟,很多人都认为,这些新办的企业是需要花费很多资金的特殊企业,投资者对它们的投资越快越好,越早投资,那么,在这一新经济的市场中就越会占据主导地位” 。
第二个阶段:“新经济”泡沫的膨胀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到2000年初,“新经济”企业的产品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在亏本销售,但以下四点原因使“新经济”的泡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不断膨胀开来:(1)“新经济”企业间的竞争使用户进入网络越来越朝着免费的方向发展,于是,网络公司的价值被认为只与其网络的被点击量有关,而与其所实施的产品交易量无关;(2)这些企业间的竞争使它们更多地从广告收入的角度来理解网络的价值,而不是像传统的观点那样,从公司所推动的产品交易的角度来理解它;(3)雇佣工人也被“新经济”神话所欺骗,他们乐意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以此来换得一定量的公司股票,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股票肯定会不断地上涨;(4)很多高科技公司推行一种所谓的“创造性”商业实践,即只要能够推动技术创新,便可以不管投资量的多少。这样一来,在美国的整个经济界和金融界,便不再有人去认真地评估“新经济”企业不断遭遇的亏损所可能带来的真实影响,即使是在当第二代“新经济”企业家一进入市场便因亏损而破产的时候,也不例外。由此,“新经济”的泡沫便越来越大了。
第三个阶段:“新经济”泡沫开始破裂的阶段。从2000年3月开始,“新经济”的泡沫开始出现破裂。博耶认为,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即使在“新经济”最繁荣的阶段,它所损耗的资本也要多于它所创造的资本。“新经济”的这种内在缺陷首先在金融市场上得到了反映,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其实并非是对公司真实效益的准确反映,而只是投资者对公司利润获得不断增长的虚假预期罢了。当那些被认为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的新公司转过头来向金融界寻求第二轮的资金支持的时候,它们实际上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资金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金融界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事实上,依靠亏本销售来支撑起来的“新经济”的繁荣景观已经被全面地建构了出来。由于这种虚假的繁荣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因而导致了绝大多数的新建公司在某一临界点上遭遇了突然的破产,它们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遭遇了突然的崩盘。
第四个阶段:“新经济”的危机阶段。从2000年的第三季度开始,“新经济”全面转入危机阶段,具体表现为股票价格急剧下跌、对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失望、金融投资的力度急剧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等。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是:居民消费能力越来越疲软,公司的投资欲望越来越不足,公司裁员的力度越来越加大。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美国政府的确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加大公共支出的力度、削减税收等,这些措施事实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上说,“新经济”的危机无法被阻止。
第五个阶段:美国的整体经济陷入危机。在博耶看来,美国的经济自1985年开始之所以能够获得不断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的单位产出率在不断地上升。这是由金融机构以捍卫股东利益的名义对企业实施严格的控制所导致的。而从1997年开始,由于金融监管的缺失,“新经济”企业的所谓发展,直接导致了生产率及利润率的同步下降。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了2002年,美国经济实际上处在一种十分矛盾的状态之中:一方面,美国的金融体系由于天生具有较大的弹性或者说可塑性,因而,尽管的确有人已经意识到了“新经济”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危险性,但依然无法阻止“新经济”企业不断地从金融界获得资金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新经济”泡沫的不断破灭不但对“新经济”企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也连累了“旧经济”企业,从而使美国的整体经济陷入危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对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和失望,因而,不管是政府的决策层还是经济领域中的个人,都无法就走出这种危机的道路作出明确的辨识。


                3.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社会建设的理想目标

在阐述了“新经济”的兴衰之路之后,博耶对生产模式的未来发展作出了展望。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在超越了“新经济”阶段之后,迎来的下一种生产模式必然是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Anthropogenetic Model)。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一观点,博耶延用了他习惯使用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的几种生产模式进行了分析,并试图从中来论证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博耶指出,在重农学派时代,由于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土地的产出,并且,从土地中获得的财富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分层,因此,与这种农业经济相对应的生产模式可以被界定为通过土地而对具体财富进行生产的模式。到了古典经济学及马克思的时代,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此时的经济活动已经不再围绕着土地来展开,而是以商品生产为中心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不再以土地产出量的增长为基础,而是以商品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为核心了。博耶把这一时期的生产模式界定为通过商品而对商品进行生产的模式,“对于古典经济学家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通过商品而对商品进行生产的模式准确地界定了当时经济活动的本质,并且对经济增长本身的特点也作了很好的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再向往下发展,就是20世纪晚期的通过想法而对想法进行生产的模式了(Production of Ideas by Ideas)。在这种生产模式中,那些对想法进行生产的专业人士把自己所生产的想法以专利的形式卖给公司,然后由公司来把这些想法转化成具体产品的生产,“由于革新性的想法能获得较高的收益,因此,上述这种活动一般能获得较高的利润,这也使得雇主有可能去雇佣那些还没被专门的研究部门雇佣的人。无疑,这种生产模式能把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才华的人联合起来,因而往往能够在生产或研究过程中通过相互的竞争而生产出有个性的东西来” 。
博耶认为,到了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遭遇了“新经济”的危机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应该是通过人而对人进行生产的模式(Production of Humans by Humans),即以人为本的模式(Anthropogenetic Model)。在博耶看来,这一生产模式的核心内容是把教育、健康、文化这三个因素视为生产过程的最关键要素,并由此而成为建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命过程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生产模式与以往的生产模式之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不再把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是把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当作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那么,博耶倒底是如何来论证这种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必然会出现的呢?他的论证思路主要是沿着消费结构的转型以及技术革新这两条线索来展开的。我们首先来看他的第一条论证线索。博耶认为,从逻辑上不难证明以下的观点:一旦人们的基本消费需求(如食物、衣服、住房、交通等)得到满足,那么,不管是公共支出还是家庭消费的重点将转向能确保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得以代代相传的消费项目。这一结论同样也能得到经验事实的证明,从美国商务部1975年及1991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例的确在稳步上升 ,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来使广大的民众获得更多的知识、技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使他们能得到一份拥有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乐趣的工作。对博耶来说,拥有一份具有较高工资以及较多乐趣的工作,显然就是其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的内容之一。除此之外,博耶认为,私人或家庭在健康维护等方面的支出同样也在不断地增长,这尽管与美国政府在公共医疗保障体系方面相对较弱有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的确也反映了个人或家庭对健康维护越来越重视了。
我们再来看看博耶对第二条论证线索的阐述。在他看来,技术革新对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的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是工业生产中的技术革新的作用。博耶认为,这种技术革新通过对劳动、原材料及能源的节约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及生产力的整体水平的目的。它能够带来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人们的工作时间、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但尽管如此,博耶认为,这种技术革新对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只起到间接的作用,“公共卫生方面的技术革新对人的发展及生活质量的提升起直接的作用,而工业革新只起间接的作用,尽管它可以提升生活水平、降低工作时间、增加休闲及其他时间。” 第二个层面就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公共卫生及医疗方面的技术革新的作用。博耶认为,这一层面的技术革新能有效地带来婴儿死亡率及成人死亡率的下降,并通过对身体及心理疾病的治疗而增强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正因为如此,博耶更看重这种技术革新对人的发展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所起的作用。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博耶的上述两条论证线索其实是很脆弱的。在消费结构转型方面,尽管他以美国为例提供了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他在理论逻辑上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政府的公共支出必然会倾向于公共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在技术革新方面,他既没有回答为什么工业生产中的技术革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必然会降低人们的工作时间及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而不是被资本家用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医疗方面的技术革新必然会使一般的民众受益,而不会出现穷人因没钱而看不病的情况?这都是由于博耶的阐述思想中缺乏一条生产关系的理论线索所导致的。作为一名法国调节学派的重要成员,博耶的思路中应该是不缺少“调节”的线索的。事实上,在我看来,他之所以坚信在“新经济”发生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必然会发展到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资本主义政府的公共支出必然会转向公共教育及公共卫生等领域,技术革新必然会带来人们工作时间的减少以及人们对生产的期望值的增强,所有这些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自我调节的结果。只不过跟法国调节学派的创始人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相比,博耶对这种调节机制本身的说明真的是太薄弱了。在《经济增长的未来》一书中,他只是简单地提到了国家在这种调节机制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国家有责任承担在健康、教育(以及养老金)方面的大部分投资” 。而且,即使在讲到这一观点的时候,博耶实际上也已经意识到了要求政府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对公共财政的控制而不是花费。这样一来,我们就更能够清晰地看出,博耶对社会自我调节的力量过于信任了。而一旦把这种自我调节的力量上升到不需要加以论证的先验前提的层次,那么,由此而构建出来的理论恐怕离乌托邦也不会太远了。
也许有人会说,对博耶上述论证思路的评价是不公正的,因为马克思也曾从技术革新所推动的机器体系的发展的角度,来论证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人的个性将得到自由的发展。为什么马克思的这种思路被界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而博耶与此相类似的思路却被认为具有乌托邦性质呢?这个问题问得好,不过,我们需要对此做具体的分析。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确说过:
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但问题是,马克思的这种表述是否就是他论证资本主义所有制必然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的逻辑线索呢?我以为不是。马克思在此处与博耶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他并没有说只要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那么,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自然而然地得以崩溃,马克思的思路中并没有社会发展是建立在社会自我调节之基础上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的上述表述只是对某种历史结果的描述,而不是对导致这种结果的逻辑线索的阐释。因为,紧接着上述引文,马克思就说:“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 可见,马克思并没有单纯到相信由大工业所推动的机器体系的发展自然而然会导致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崩溃,他在这里面是加进了一条生产关系的理论线索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机器体系的发展的确能带来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但并不自然而然地带来自由时间的增多,它所带来的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多。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不简单地源自于技术革新方面的原因,而是源自于由这种技术革新所推动的生产力与现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炸毁这个基地的和物质条件” 。
当然,如果把上述那段引文单独地拿出来看,那么,我也承认,马克思在此处的表述的确有不严谨之处。我以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马克思的整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严格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来写作的,不管是最初的“货币章”,还是“资本章”中的“资本的生产过程”篇或“资本的流通过程”篇,马克思都是按照其阐述逻辑推进到的那个理论层面所展开的内容,来进行自己的话语言说的。严格地说,只是到了“资本章”的第三篇即“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篇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论证才是最到位的,因为,这一篇的内容在马克思的阐述逻辑中才是对应于最“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事实也是如此,在这一篇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论证显然要严谨得多,他不仅科学地阐述了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 而且还明确地指出“用暴力消灭资本……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 。
跟前面所引的“资本的流通过程”篇中的那段引文相比,马克思此处的论述显然更明确地围绕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线索来加以展开,而不是简单地指认只要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便会崩溃。我以为,在前面所引的那段引文中马克思之所以会那样说,那是因为他当时的理论阐述只是推进到“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层面,还没有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理论层面,而且他只是在谈到“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时说上述那段话的。因此,马克思只能根据当时的理论阐述已经展开的内容来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问题,他还不可能把只是在第三篇中才出现的、通过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来构建起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阐述逻辑拉到前面来加以运用,这便是他在此处只能对历史过程的结果作简单的描述,而不能对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作详细的阐释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面对这一文本时,切不可把它在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从机器体系的发展来推导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的思路,界定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思路,更不可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混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