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论第二次中国革命--与卡罗尔在《解放报》的谈话

论第二次中国革命--与卡罗尔在《解放报》的谈话
作者:福柯 卡罗尔 陆兴华 译
福柯:我的印象是,这两段〖中国〗历史好象是扭结的。这头一段历史太复杂,说出的也不算说清。大家终于明白,从其发生的所有这一切的繁多(multiplicite)本身来看,从到目前为止大家就它所作的谈论来看,从到目前为止可见的东西来看,文化大革命是难以理解的。所以说,从某一个时刻开始,大致是〖1966年〗5月16日开始,文化大革命在这一转折时刻开始变得不好理解了,倒不是由于这一刻发生的事的繁多,而是由于那一刻所发生的一些事至今还没有被交待清楚。
  卡罗尔:一点不错。想依靠一种人人都能自我组织、有话就说这样的广泛的民主,来解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来创立在中国从未存在过的机构性的干部队伍,这是一项惊人地困难的任务。所以,如我们明白了这一社会团体太不够同质,导向了分化,导向了一种严重的分化,以致于有打碎他们当下无法替换的那一工具的危险,我们这就是折返了,什么也没说出。而正是从这儿,我们看到了要说清它的不可能,才有了解释林彪事件的这么个谁都骗不过去的〖官方〗版本。象他这样一个如此反修、反苏的人,竟会与苏联勾结,或想在中国重建封建秩序,这怎么可能。
  福柯:大家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现在都知道该说什么,该反对什么,该贴什么样的大字报(savant maintenant ce que c'est que de parler, se revolter, afficher)了。如何才能向他们说出林彪,这个他们拥护的人的死的原委,怎么才能向他们交待,要他们接受?这不等于说,喏,现在有一个压制性的政府,那么地压制,人们已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该有的那种自由、自发、初朴(sauvage)的发言权了?
  卡罗尔:这一经历仍留在人们心里,但只是忘了记忆物而已。大家还记得曾有过那些严重的分化,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各团体相互对抗,可是每一个又都在捍卫党和派系的真理。我相信这就创立了一种永远无法抹去的先例。党被非神圣化了。
  福柯:是的,不过,对毛泽东和他说的话,还是有一点神化的。自从你写了这本书之后,此人再不整哪个人了。他只简单地给出区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可这些标准一般讲又太笼统。一句话兴许靠拢的是这一条路线,而隐含的却又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文化大革命就是围绕着这个来进行的。什么时候能不再这样呢(quandiln'yaurapluscela?)?〖译按:福柯是不是像当时很多的左知,认为中国文革是走错了路而已,其实是真该搞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怎样的呢?福柯在这里,在别的地方,对于文革的态度始终闪忽。林彪被整后文革的落局使欧左们心里相当不是滋味,许多人恨不得到中国来从毛泽东手里接过文革继续搞。想起利奥塔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永远没资格批判资本主义,正如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没有资格为社会主义文化指明出路一样。我们顺着利奥塔问:批判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必须站到这两种立场之外?文革本身就是这样一种企图?〗
  《解放报》:你(卡罗尔)说到了错误。中国人也说斯大林犯了错误,是失误,还是路线错误?是什么使你能够说,在研究了中国之后,你就可以在事后说这是一条有问题的路线?
  卡罗尔:因为中国的官方教条基于一个与中国、与其余世界完全不同的社会。期望倒是有的。中国发展出了一种在我们这里称作教条化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教育系统--它的意思是要下决心不创立特权阶层,不把对政府的改造寄希望于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他们心里一直盼望世界会改变。这其中有一些幼稚成分,文革甫始,中国人谈论的是世界革命了,仿佛他们正在奔向它,唉,我们〖欧左〗却知道,这还早着呢!
  福柯:在你说失误时,你实际上是在假设路线还是正当的。你并没有说,如果搞的是苏联式政治,那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你只是批评了苏联的那一条路线。如果让我来重写你那本书,人们将不会说文化大革命是其实如何跟从原则这么一件事了:在阐释社会主义这一任务中,其中的矛盾不是使它表面化,不是给它带上假套,而是应该深化它?自从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一矛盾更加速了那种分裂:人民之间,军队和学生之间,工人和学生之间等等。在这样的分裂之前,人们无法果敢地重新团结。这是什么原因?林彪回答:是由于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由毛泽东思想来代表。现在,林彪的失败、被出卖不就暗示了那种想要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来达到团结和那种政治方针的办不到?〖福柯暗示:林彪代表了党内想要绕开毛泽东思想而达到全民团结的一种力量?林彪是被出卖的?被谁出卖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都想借林彪的力来扭转毛泽东所代表的那种意识形态暴力,然后又由于由民间传达上来的那种种"深刻的"分岐,和别的种种政治和权力争夺的不断走火等原因,而在向毛摊牌之前又无情地出卖了林彪?〗?说穿了不就是对这种团结的抑制?所以我要提两个问题:导致许多别的事情的出现的那些矛盾的深化,真的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分裂?如果我们感觉到它不能重建团结,我们难道不应重估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有删节。原载Ditsetécrits, II,Gallimard, 1994, pp. 513-8)
  【译者按】如何处理与福柯文本的关系,对我们是一个问题。读福柯容易迷失于个案分析,中国革命实践里却多的是与福柯作品搭界的契机。译者尤其感到,象文化大革命这样包含无产阶级无限的继续革命要求的中国无产阶级对新压迫和新官僚权力滥用的斗争在后来的被彻底否定,也就使我们易于用我们对今天的权力关系结构的理解,去误解、去覆盖1957年、1966年、1978年时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对当时的自我境况的理解,想象不到当时人们感受到的对继续革命之作为启蒙和解放之深入的真切的历史需要。福柯的作品能使我们在痛思文革社会灾难的同时,重新认识这种继续革命之冲动,这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解放诉求的根源及其所信奉的原初合理性。这种反权力结构封固,反权力关系对身体的渗透的革命冲动,本来是人类的一个持久的正当历史任务,历经几个世纪;社会主义对个人的解放,福利社会对个人的保障,都无法替代或掩盖这一历史需要。哪怕在今天,或者说尤其是在今天,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天空下,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对真正的左派来说,也仍必须象抗生素那样地作用于社会,才能保证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健康。这种在任何层面上不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妥协的继续革命姿态,仍是福柯这样的批判式左派、利奥塔这样的"批判性思考"的存在理由。
  福柯的思路是,中国革命大概只好以1958年的人民公社作为开始,因为那是正式的制度转变,那以前是革命者与旧制度的搏斗和妥协,是由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代理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才是新安装的全新替代版本。不过它实际上在试运行阶段就卡了壳,因此从来也没有被放手执行过。可以接着推想,文革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新制度建立和运行后的权力关系恶化的一种理想化抗议,是无产阶级革命本身的动力和逻辑的自然惯性。它从实践后果看是社会灾难,但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心理需要来看,又象是一个必需的后续和担保,是对一种象征秩序--"解放后"幻觉--的迫不及待的维护,至少是新制度下的权力受害者的新的苦难的一种悲剧式渲泄。
  再说,好制度只能担保有一个好的公民社会,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公民仍然只是个生产和消费生产资料的个体,仍有存在主义式的犹疑和沉沦,而革命者是要强迫所有没有觉悟性、带有落后的国民性的民众进入黑格尔所说的"宗教共同体",不断进入更高的历史阶段的。革命者需要异教徒、需要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来见证其纯洁和彻底性,他们必然要在自己人中间寻找叛徒和修正主义者,来警示人们不要去走任何第二和第三条道路……革命者是唐.吉诃德,将书面知识当真理,不理会肉体的感受,所以千万不能让他们去碰国家机器:革命者掌了权就会搞文革?
  福科对权力问题的分析与今天的中国可能格格不入了。当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半途而废,造成了知识分子反抗各种权力和权力话语的斗争的无处挂钩,知识人脚下失去了可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和一切腐朽东西的坚实根据地--社会主义(历史的主旋律--如有的话--可能就是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一故事主线,主人公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太庸俗,配不上人类的志向?中外学者都不肯承认资本主义是一种象卖淫那样普适的人类制度,总有人在研究资本主义在哪个时代兴起,关心哪一分钱在哪一时刻开始由货币变成了资本,以此来端正人类的形象:它是可以不搞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今天再不能象斯大林那样说"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就可来捍卫自己的介入式行动,他们的论争只有逻辑和修辞上的效力了。
  这反而又使福柯在这方面的零打零敲的论述变得重要和正当起来。福柯的话语不是一种马克思经济理论和弗洛伊德心理学一样的普遍主义话语,它在中国当代思想话语里一直象是被阉割的,我们只当它是一种虚拟性理论。文革这个"真理事件"可使福科的一些话重又对我们真切起来。
  照福柯看,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有史以来最自觉、最彻底的无产阶级反权力斗争,其对世界的冲击力和反思要求之强烈接近于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阿尔都塞的学生阿兰.巴迪(Badiou)说到,历史之真实是由一些重大事件的无法解释而保证的。比如说,如有谁对人类最近三百年的历史有疑惑,象鲁迅一样对一切书写着的东西都不信任了,那我们只好请他回复到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些事件的说不清、看不透将保证这段历史对他仍有意义,仍有意思。这种意义是由我们时代的良心和我们对那一事件的完全是反思式的回头干预造成的。所有激进的改造式行动都来自于一个历史点,位于一种境况。一个事件场所内部的点〖《存在与事件》Souil,1988年,197-201页〗。我们中国人忍不住会说,这两次事件后面加上中国文化大革命或1968年,巴迪的说法就更有涵摄力了。人类以后再是折腾自己,也是越不出这些桩界的了。这些永远解释不完的暧昧事件之后,世界历史是一个残局了。与福山预言的相反,人类历史的终结处最多只能是生态剧变和基因转换?)。完全可以说它还该搞得更彻底,或者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表明,那种命是革不完的,或者反过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徒劳,表明它前面的那种命可能也是不该革的,就因为其革不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该搞还是不该搞,很难断了:不搞,那就是象福科讲的那样,想在细部进行斗争,而在宏观上默认一种"对谁也没有好处,就只在那里自我执行的权力"〖见本辑《权力与主体》〗;搞了而又搞得不彻底,那又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后革命废弃状态。
  真正的革命者总是要求继续革命,而革命胜利后的新官僚集团则总是被诱惑于新到手的权力,这从来是人类悲剧的两个要素。列宁在这方面很有承当:十月革命前许多革命者虽然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但只想做一个好的、正义的反对派,不肯去夺权,因为这才能更好地实现它们的真正使命,一做了执政党,共产党就不象共产党了(波尔布特的柬共就一直不肯公开,红色高棉只有出面否认自己的存在时才存在,他们要做真正的革命者,也就是地下工作者),是列宁敢于出来揽走治理国家这个瓷器活儿--他的提防策略是"共产党必须成为自己的反对党"(党内执政派和在野派斗得需比在国会里还激烈才行);特洛斯基据此而提出了"永久革命论":资产阶级没有觉悟搞革命,那么就由成份先进的工业无产阶级替他们搞,无产阶级革命搞累了,那就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替他们接着搞,还有学生……总之必须是一场艰苦的接力赛;格瓦拉眼见浴血的战友们都想开始抽着雪茄享受社会主义新生活,就愤而重打游击去了,毛泽东在1957年还扬言要上井冈山……
  福柯模糊地意识到林彪的视角很特别,只有他真正体会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尴尬、难处和没法收局〖见本辑《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今天,东欧解体、社会主义被市场化,无产阶级的事业和命运再度被卷入全球资本的超地理、超民族的摆弄中,无产阶级自己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知识分子,突然失去了原来的话语上下文,正可能需要象福柯那样的文本,重新使他们以谱系学的眼光来定位我们这个"确切的历史瞬间里"处在中国现、当代革命和作为继续革命努力的文革之后的"我们是谁?","我们必须做什么?"这样的宏观问题。译者从这一眼光出发,搜索了他的一些文本,挑三篇出来,供读者自由解读,并愿与大家一起探讨如何去对待福柯的文本--因为福科现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我们搞成了一种权力话语,也不容易对待它了。由于语言水平有限,译文如有阻滞读者的理解之处,请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