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亚历山大.柯里尼克斯: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体系吗?

(英国 伦敦皇家学院 法语系 欧洲研究教授)
引言
 冷战以后,在国际政治学中一直有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苏联垮台后是否至少在全球范围内标志着地缘政治的实质性终结。[1]现实主义者明确地给予这个问题以否定的回答。例如,丁 · 华尔兹就预言过德国和日本可能将发展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强大力量,因苏联的式微而形成的全球政治的单极格局将成为过眼云烟,因为(其他)国家将成为与美国平衡的重要力量。他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过去觉得自己受欺骗的弱者将或多或少地去回应现实,改变力量不均衡的现实。”(Waltz 1993, 79)。塞缪尔·亨廷顿则认为:“反霸权联盟的形成……. 可能将会…….成为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一个自然现象。”美国的超级同地区一极同时共存(Huntington 1999, 44)。但是,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来临之际,大多数学者只发现可以挑战美国强权的联合的微乎其微的迹象。对于亨廷顿来说,国际力量平衡进程的之慢部分可以归为,在后意识形态的今天,在巨大的文明的更强大的影响下,文化联盟的力量大于国家体系的政治联盟。(Huntington 1999, 45-6);而对于华尔兹而言,速度之慢只能反映确定确切的时间结构趋势的时限的困难:“现实主义理论预料迟早有一天会恢复力量平衡的状态,但由于理论的局限,社会科学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还很难预料具体哪一天能够形成力量均衡的局面。”(Waltz 2000, 27).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回应只是体现了拯救一个已经失败了的研究计划的若干尝试而已。一些人的解释试图表明,姑且承认现实主义者前提,即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理性的国家必须寻求自身的安全,平衡也不是单极格局必然归宿(比如Wohlforth 1999, Paul 2005)。另外一些人假定在全球政治本身中的一种自然变化:一个有影响的观点就是经济全球化伴随着全球化的统治方式一起进一步限制了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统治主权和职能。这种影响超过了来自已经改变了的世界经济结构本身的影响,并提供给国家真实在的合作诱因,还集中了他们剩余力量中的一些。(比如,Held, McGrew et al 1999).
同样的争论发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学者中。本文试图探究这些争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回应那些对我在瑞里 · 基里和高索 · 鲍则合作的期刊里的观点的批评。(Kiely 2006 and Pozo 2006) 我将首先构画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关于现代帝国特性上所产生的主要争论;其次,提出一个特殊理论不规则性,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同全球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最后,将重新回到我开始的问题,当代地缘政治的本质与未来。从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可能会在觉得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争论中的概念语词和语句比较陌生之时,仍然会感受到如何从不同视角寻求解决方法的好处。假如我为现实主义者所证明的同样结论而辩护——冷战的停止并没有终结地缘政治,我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关系提出一些观点,虽然在这个主题上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展开。[2]


帝国主义理论的重新探讨
  当布什政府宣称对恐怖主义实行“长期战争”的策略时,我们再说帝国主义又回来复仇了就是老调重弹呢。而这种回归同马克思主义帝国理论的复兴相一致。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巧合,帝国理论的复兴远远早于乔治. 布什入主白宫。应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尤其当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渐渐失去对手以及全球化话语不断扩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了新的理论焦点。(比如可以参看Rupert and Smith 2002论述一系列理论观点,以及Rosenberg 2005在转折点上)。当然,这种理论的复兴不是简单的重复。参与这场争论的绝大多数理论家的理论根据都来自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一战中冷遇的布哈林的精致的帝国主义理论(见Halliday 2002,作为一个特例,以及Lenin 1964 and Bukharin 1972 关于起源)。
然而,作为不同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帝国理论的列宁-布哈林理论给大家展现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3]我们可以从两点来看,(1)它有效地解释了当下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同意的关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已经以资本的集中、垄断具体形式表现了其具体阶段,正如希法亭所称的国家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在国家和私人资本间的融合达到顶点(布哈林对此强调超过列宁),(2)这个理论试图解释一战后形成因为现在在国与国间很流行的经济和领土竞争的“国家资本主义信托”而产生的大国的地缘政治对立问题。正是基于这两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列宁和布哈林对卡尔.考茨基的极端-帝国主义理论这么敌意(Kautsky 1984), 卡尔.考茨基认为“组织”化的过程不但不会在国家层面上停止,反而会促成资本跨越国际的融合以至因资本的存在使战争非理性化。(Callinicos 2002)
这里不是对列宁-布哈林理论的优缺点进行大盘点(见Callinicos 1987, 79-88, and 1991).我们在这里对它们的探讨是作为当下理论争论论据。广义上说,我们从三方面来探讨。(1)有些人提供了考茨基论据的一个版本。因此,迈克尔.尼格里,托妮.尼瑞,威廉.罗宾逊都认为资本主义超越国界不断发展在政治经济上已经组织化,因此,再做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着地缘政治的冲突就显得过时呢(Hardt and Negri 2000 and 2004, Robinson 2004).这个观点的另一次前提是:国家间体系提供了结构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对抗,首先在欧洲,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这种结构既不是内在不要,也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功能最优化。这个观点尤其被埃伦.伍德尖锐地提出(Wood 2002 and 2003)。但是,这些反对者没有注意到现代帝国主义理论。第二,利奥.潘里奇和萨姆.金丁从根本意义上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体系,美国在二战后逐渐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帝国”,它足以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附属于美国这个盟主(Panitch and Gindin 2003, 2004, 2005).这个观点同尼格里和内瑞和罗宾逊做出的结论一样,告诉我们:地缘政治的竞争已经过时了。但是通过潘里奇和金丁归纳,却发现有两个历史事实在证伪这个观点,一个是70年代日本和西欧同美国经济战所显示的重要地位,另个是不幸的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老大有声誉影响。
关于这一地位的一些版本在很大程度上被左派知识者所支持,这样说可能是公平的:举例来说,它把《新左评论》告知编辑展望.它有这样的与布什所领导的美国国家权利的主张是一致的功绩, (第一个令哈德特 和 尼格瑞 十分困窘的书:见Boron2005), 而且它无疑取得美国和在冷战之后的时代的所有的其他州之间的力量的不均匀科利,已经在不同于哈德特 和 尼格瑞 的这一个位置上提出一个变体,他声称 '首都的加快全球化不意指国家、州的腐蚀或阶层民族国家系统的结束', 但是强调美国霸权为另一个领导的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利益: 因此,'了解现在的真实的最有用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 考斯卡尔的…在核心资本家州之间的超帝国主义者合作的理论。'(Kiely 2006,208,212)
两者的这些观点受到第三个团体的竞争,由科利(Kiely)的'新帝国主义的理论'配合(2005,32-4),大卫.哈维是最显著的代表, 但是也包括威登·贝勒、彼得.高恩、科利斯 哈曼 、约翰. 瑞斯,克劳德 瑟法梯, 和我自己 (Bello 2005 、Callinicos 2003 、Gowan.1999 、Harman 2003 、Harvey 2003 、Rees 2006, Serfati 2004)。宽广地说, 这些理论家断言那下列的:
(1) 全球的资本主义正在从经济危机的时代退出而进入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进入的(Brenner 1998 and 2002);
(2)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在三个有竞争力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之间的分离,就是所谓的西方欧洲、北美和亚洲东部;
(3) 结果,尽管美国和另一个有领导力的资本逐一州之间的力量的真正的不平衡,重要的利害冲突仍然存在他们 (其他的州,像是俄国和中国也是) 之中存在,在持续 '长期的低迷时期' 的背景下,引起地理政治的竞争[4]。
因此,这一想法的第三个派别在冷战之后的时代地理政治的冲突仍然继续的声明中不同于其他两个。我自己在与潘里奇 和 金丁的辩论中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Callinicos 2005c 和 2006, Panitch 和Gindin 2006)。其实,关于这个以及其它议题的上谁是正确或者错误的,到最后是一个经验而历史的问题。我所想要在本文中做的就是澄清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作为是对于我和哈维的观点的批评的陈述的一个方法。也许我应该用关于我正在来自的地方一些评论作序。我从一个对列宁-布哈林的理论是较有同情心的立场开始,但是承认它的局限需要批评、校订和的提炼。因此,慢慢引导一些懒惰的批评家,我的位置不只是一个再断言或列宁-布哈林 理论的防卫[5]。相反地,在《新的帝国主义》中哈维的分析明显地是在一个较宽广的 前历史的' 结构中,对于在《资本主义的局限》中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的重新陈述和延伸的发展,尽管,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早期的工作已经包含在对于内部的帝国主义对手的论述中,是解决过度积累危机的一个方法。  (更多关于哈维的内容见Ashman和Callinicos 2006)
提及这一项分析之事带着我到澄清的第一点。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中,在第三种思想潮流和另外两种即作为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敌对是否今天坚持中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作为议题是很平常的。由于地理政治竞争的持续,我偏爱用更加抽象的词语来陈述这个问题,划为两个理由。首先,尽管这个词语“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敌对”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有来自列宁—布哈林的理论的权威性的地位,但它还是有这样的缺点,它把有着两极分化的制度的州之间的冲突与盛行于19世纪90年代和1989到1991年的大的势力集团等同起来。
这就产生了关于地理政治竞争的怀疑,就象托尼·尼格瑞对于美国和欧盟的战争在今天是否可以想象的问题的明显的打倒性的反驳。这其中的含义是,州之间的冲突趋向于在大的集团之间采取一般战争的形式:因此,在今天,这样的趋势的明显的缺少证明了州之间冲突的总体上的减少。去避免这样的修辞学上的效果但请求疑问的手法,我偏爱使用地理政治竞争的比较一般观念, 这个观念指明州之间在安全、领土、资源和影响力上的所有冲突。[6]
其次,我所理解的地缘政治学的竞争因而代表了国家体系诸单位之间互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因此,这样的好处就是从资本主义和国家体系的双方面联系的角度来重新确定问题。韦伯式的历史社会学家诸如安东尼·吉登斯,迈克尔·曼,赛达·斯科波尔以及一些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抨击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这种竞争是作为一种超历史现象独特的存在于国家体系之间,这种现象由一种逻辑支配而不能归咎到阶级剥削。近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特别是汉斯·拉舍尔和班诺·泰施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些抨击。他们认为:(1)在那个封建所有制关系危机凸显的专制主义国家时代,尽管韦伯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相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专制主义的诠释)认为这并不代表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现代国家体系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一个出现早于资本主义统治的超历史现象。(2)因此,认为国家体系和资本主义仅是暂时的关系,这样的观点基本上可以放弃了,虽然实际上是否这样做还是会有所不同。(Lacher 2002,2005;Teachke 2003)
  拉舍尔和泰施克的论断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观点(Harman1989,2004)。但是他们的结论在前面的段落中至少被一个持相同观点的理论家埃伦·伍德(Wood 2002)反驳过。对于伍德来说,即便现代国家体系起源早于资本主义,主权领域所属国为了自身的完善,要求具有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以及他们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见Rosenberg,1994)。而且, 资本主义愈全球一体化,它就愈需要依靠这样的国家提供集中管理,使它的臣民服从统治。相比之下,它的架构能力是其实际规范所有臣民生活的能力在起作用。伍德的观点可以延伸到曼关于专制与国家权利结构的特性论上(Mann 1986和1993)。古代王国的统治者有专横的权力,但是局限于都城四周相对有限的地域。相对而言,由于现代国家有官僚机构和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提供的提抽能力,所以现代国家有很强大的基层权力。这种基层权力可能或者不可能被专横地行使。所以,一个人可能通过这样的陈述来重述伍德的例子:资本主义统治不仅有可能行使基层权力而且实际上要求很多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国家行使这一权力。
  关于这个论点有两个难点。第一个是它深受韦维克·希伯所说的“软功能主义”(soft functionalism)的影响(Chibber 2005,157)。换句话说,第一个难点包括了从资本主义的需求到国家制度存在的这些范围。第二个难点是, 即便我们无论怎么样都保证了资本主义既促进了又要求具有一个比先前生产模式集中得多的人口管理模式,那么为何这种功能非要得一大帮国家去行使呢?( Callinicos,2004b)。哈德特和尼格瑞非常清楚这一点: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国家能力。他们只是否认这些能力现在由主权领土所属国家行使,而相形之下,联络各路主角的超国界政治网络,当然有各国,也有跨国公司,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等,他们声称这些构成了新的“最高主权”。这些印证了功能主义的一个更普遍的问题:“硬”还是“软”。即:如果将造成的效果自身无法解释为什么某功能的执行不能以任何特殊形式出现,那么识别此必须执行的功能。因此,重申一下,既然确保了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依靠的这种曼称之为基层权利的国家能力,那么这些能力的行使为何非要很多国家去承担呢?
但是,其他的认为有必要看待资本主义和国家体系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也是不牢靠的。我和哈维都独立地有了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非常相似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分别由资本和地域的逻辑能力以及经济和地理政治竞争的交叉部分组成。此种方法的惹人注意的地方是它避免任何人想要把地缘政治学的国家战略降低到经济利益的层次。因而,对于哈维来说,“这两种逻辑之间的联系应该被看作是有问题的,而且通常是自相矛盾(也就是辩证的)的,而不是有功能性的或者是片面的”(Harvey 2003,30)。 同样,我认为,布什主义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行政部门的联系。相反,它代表着为了巩固和加强美国霸权,特别是经济方面上的霸权,而制订的一个或多或少清晰的计划。更概括的说,纵观现代帝国主义史,大国总是为了兼有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更复杂的原因,而做出一些举措。马克思理论关于帝国主义的部分分析了地缘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竞争以何种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里盘根交错,但是并没有寻求将这些可以分析得很清楚的方面瓦解开来。(Callinicos 2003,105-6)
我不得不说,那些因为科利不断的误解我的观点而断章取义的行为是多么拙劣。因而,他将我的立场描述为“从对美国资本的功能角度来看待布什政府”(kiely 2006,218),这是一个很难与我刚才引用的段落相匹配的解释, 更不用说是和那一段的出处——整个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的描述《美国霸权的新官僚》相匹配了。[7]对我和哈维立场构成真正挑战的不是经济还原论者,而恰恰是相反的那一方。因此,龚梭·波泽写道:
假定有两个不同逻辑,在某些情况下,地域逻辑可能胜过经济逻辑,这样看起来,此种逻辑极有可能支持现实主义的解释。难道这就不会导致基于一些主题像国家利益或者力量平衡而滥用解释吗?难道马克思主义没有过对现实主义给予有力的一击吗?而仅仅现在回归到它的(部分)优点吗?(Bozo,2006, 236)
波泽以我为“与现实主义‘暧昧’”的主要例子。由此,我的一篇关于伊拉克的文章成了“一篇读起来通常像绝妙的现实主义论调的马克思主义解释”(Bozo 2006,236n.12;对比Callinicos,2005b)。这篇评论可以重述如下:我和哈维的关于帝国主义成功融合了国家竞争的观点仅仅是在形式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框架。通过假设两种不同逻辑和两种不同形式的竞争(经济的和地缘政治的),我们已经暗含了韦伯和历史学家如曼和斯科波尔的解释的多元论的观点。为了论述这两种逻辑,交叉和互动并没有告诉我们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相对优越性。但是如果没有指定谁更优越,那么我们的立场实际上和曼的四种力量源泉(意识形态,军事,经济,政治)概念,或者和斯科波尔的两个相对自主、有因果关系的平等的跨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和国家制度)很相似(Mann,1986 第一章;Skocpol,1979)。我和哈维因此避免经济还原论和对于国家的工具论观点。但是实际上,自从我们依赖了国家利益的具体化的概念和诸如此类的现实主义的特征,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8]


地缘政治竞争和资本逻辑
这个指控很严重的,但却也能被反驳。想这么做需要通过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探讨来理解,当然,马克思没有能够完整的阐发,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意义上的资本关系分成两部分―――首先,作为生产手段的劳动力要素,它是资本剥削从而将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部分,第二,联合式一一控制生产手段的“多重资本”,由此,它们之间的竞争的互动将生产手段置于其系统的统治压力之下,同时促成资本的积累及效益最大化。顺其自然的,资本的主义模式的特点―――劳动力剥削。资本促积累及危机――便是生产结构的后果。而在生产结构中,竞争争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近期较好的资本竞争的讨论。参见Arthur 2002)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可以被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竞争的重要本性的一种转变。
就像拉舍尔 与Feschke等等这样的韦伯与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坚信地缘政治早于资本主义时期。布讷已经发展了他称为“政治累进”的重要分析。(Bunner 1983  37-41)在前资本主义模式的生产中(比如封建主义模式),无论剥削者或被剥削者都不会通过引入提高生产率的技术革新来获得增加其收益的激励,手段主要的改善物质条件的机遇是通过地域扩张―――通过领主掠夺其他领主的地产与农民。这需要对军队,武装投资以及用来组织和动员必须的资源来为此投资筹款的更高效的地产政治组织形式,所以,封建生产关系决定了一个动态的国家建制与疆域扩张。
所以,在晚期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欧洲的国家间系统的出现军事与政治力量导致的必然结果,就像曼所说,但是,具体到封建财产关系中的布讷称之为“再生产规则”却不这么认为,它说的是处于既定的财产关系中的经济阶层为了获得生存手段必须争取的策略(Bunner, 1983),但是,这里我走得比布讷更高一些,特别是得益于这些国家(首先是荷兰,然后是早期现代的英国)的资本的金融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给予他们在国家间的竞争中的挑拣的的优势。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组织了它们的活动。(参看,比如,Brewen 1989).这个优点早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明显的,但是十九世纪的“工业化战争” (McNeil  1982  chs  7 and  8)给了每个国家提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生产出本国更高技术的武器及交通系统的机会,而这两点也是军事成就现在所依赖的。与此相关的,由布哈林所强调的十九世纪晚期有两大趋势:1 国界之内的集中的经济增长和投资与贸易的国际化。这是由资本(首先的是由私人公司组成的)的经济竞争过程推动的,但是他们也使得单个资越来越依靠民族国家的支持发求实现自身的利益。所以地缘政治的竞争带来了对国家与资本日益增长的依赖,缘于此,国家间的竞争也归就为资本的竞争。在这种情况出现后,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时代到来了。[9]
我第一次阐发上述的历史根据是在差不多20年前就匆忙地概述过。到现在为止,仍然正确,但它特别需要更精确的理论背景阐明在什么意义下地缘政治的竞争被归入从而使之成为资本竞争的一个类别。这需要我们考虑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的理论思考中国家的位置及他所使用的方法,原初,马克思预想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6个部分:1、针对资本;2、大地产;3、劳动力;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Marx  1983:298)。很著名的,当然,他没完成《资本论》——六部书中的第一部。评论者们不同意关于马克思是否丢弃了他的更重要的计划。(比较下Rosdoslsky 1977与Dussel  2001)我自己的观点是马克思开始写《资本论》时他发现自被迫将原本打算用于第二部与第三部书用的材料,就是关于劳动力与大地产的。但是他为剩下三部书的任何工作包括关于国家的,但他确实发展了一套与我们这里的问题相关联的理论结构的方法。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被理解为多层面的理论结构的,其中的连续的层次则代表着复杂性的增长程度。所以第一卷生产过程中分析价值的创造及剩余价值的榨取,第三部致力于作为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追踪1、首先是个体资本然后是不同种类资本(生产的,货币的和商业的)和地产中的剩余价值分配;2、促成总体的利润率构成提升的过程;3、由剩余价值分流而成的不同收入形式――企业家与商业的利润,利息与租金。Mosely  2002)不同层次间的关系是非演绎推断的,也就是说,《资本论》中阐发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并非“包含”在书的开头给现的概念中―――商品,使用价值,价值,抽象与具体的劳动等等。所以新的复杂性的结论是逐渐增进的引入来克服在早先分析阶段出现的问题。这些结论需要由他们在总体主题下的地位来解释,但每一个结都拥有与先前的得出结论的具体特性不可减低的自己的特征。[10]
这种处理,在我看来,必须诉诸于对于马克思国家体系发展的任何企图。(必须重写马克思散失第四部关于国家的著作的众多原因之一是,就像柯林·巴克坚持的,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国家起源的争论中,国家总是以复数形式存在的:Barker 1978)。换句话说,在更大的发展令人满意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理论的事业中国家体系可以在一个不同的结论(或是一个结论群)中得到理解。就像我已经注意到的,任一这样的结论都具有与以前引入的结论不可减少的特殊性质。波泽用来反对哈维和我的帝国主义概念化所引用的论据,认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明显区别于那些经济竞争,这种方法论恰恰可能导致我们期望得到的情况。毫无疑问,国家体系具有其鲜明的特征:若非如此,它就无法起到解释的作用。这也就暗示着,任何用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和危机进行的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在特定时候成为“现实主义的”。换言之,这些分析必须考虑到那些相互对抗的强势政治体在国家体系中的策略、计算及其相互作用。但因此就说我们如同华尔兹和米尔歇姆这些现实主义理论家一样不加批判地使概念具体化,这是毫无道理的。批评家们应该找出哈维、我以及持有类似观点的其他学者犯了之前所述之谬误的具体例子,而非含糊不清地给予一些一般性的警告。更重要的是,如果遵循我们的理路对国家管理层的策略、计量及其相互作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剖析,这些分析就必须置于伴随资本主义发展所有阶段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的背景之中。布什政府的行为恰恰印证了我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理解,这也是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一书的成功之处。
然而,仅仅把国家体系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下,通过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理解,由此予其一个精确的定义,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雅各·彼得特表明的那样,在《资本论》的后续草稿中马克思不断改写他的观念,塑造他的观点,他越来越通过引用竞争结构来解释资本主义所必然导致的自身趋向。(Bidet 2000)不妨举个最重要的例子,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中心是社会一般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资本为了追求比平均利润率更高的利润,就会引进科技创新成果,而这种做法又会被其他资本所效仿,导致资本家在每个工人身上的投资增加,从而资本的回报下降。这种论断给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微观的地基”,个体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激励体制中,认识到个体生产过程对这些趋势的责任,继而进行起活动,由此展示了宏观趋势是如何得以运转的。任何以资本主义模式来对国家体系进行的理论定位都必须可以提供这样的微观机制。萨姆·阿斯曼和我坚持认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把握了两类团体即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的再生产规则的基础之上。(Ashman and Callinicos 2006)
这个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该理念在1970s首先由佛瑞德·布洛克倡导)之上:这两类团体在对各自独特利益的追逐过程中必然会走向联盟,资本家由于大量原因需要政府的支持;同时,任何单独的政府权力也需要资本积累过程所产生的支持力量。(Block 1987)这个理念有个巨大的优势在于从“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利益的非同一性”这个设想出发,由此,我们对于国际舞台的理解可能得到卓有成效的延伸。[11]
然而所有这些讨论都避开了国家体系的复数形态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它仅仅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衍生”的偶然历史事实?资本主义是否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因素可以保持国家复数形态的趋向?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个因素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非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有着将全球联合成单一世界体系的趋势,在这个体系中,投资的获得和市场的发展在地理上的分布会十分的不均衡。观察这一点在列宁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进行的批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有意思的。列宁勉强承认由于逐步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单一的全球垄断形态在理论上可能的,但是他坚持认为因此将对政治的分析建立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是荒谬的。国际协议和政治联盟给资本主义权力中的现存的相关力量以规整,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活力不断改变着全球的权力分布,这些规整必然是暂时性的,在不稳定的时代让步。在那样一个时代,新的国际关系只能建立在被认可的国力基础上:
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于势力范围、利益、殖民地等等的分割唯一可以设想的基础是,参与利益分割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经济、金融、军事实力的计量。并且这些政治力量势力范围的划分并没有改变到一个均等的程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的企业、信托产业、工业部门乃至国家要想获得平等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半个世纪前,相较于那个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德国简直就是一个可怜的不值一提的国家;相较于俄国而言,日本也差不多是这种状况。我们是否还可以假定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内帝国主义的力量将维持不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Lenin 1964, 295)
接下来列宁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具有其内在的发展动力,同时它也服从被列宁称之为“不均衡发展”的规律。这两点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关于竞争的分析依赖于这样的基础:个体资本在追求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剩余利润)的刺激下,维持或提高他们的市场地位。垄断是剩余利润的来源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来源是科技的创新,通过提高生产力,将改革者花费在生产上成本压缩到低于部门的平均水平。因此,对差额利润的追逐,就成为生产力发展即资本主义自身动力的来源。当然,只有科技改革得以普遍化,不断除去创新者的竞争优势,并因此产生了剩余利润,我们才能承认上述观点(也许我们应该将此当成经济上共同发展“规律”的核心)。
但是,追逐差额利润推动的创新只是新一轮的平衡被打破的开始。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点,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破坏了经济的稳定。正是列宁所指出的这种力量不断的颠覆着将多种资本综合成单一共同体的努力。这是一个受限于经济的论点,而我简单地认定这种颠覆必然会转向政治,这两者之间无疑是有些抵触的。然而,我们仍有理由相信确实发生了这样的转向:这种发展不平衡以及原有经济形态的动摇将不断颠覆建立国家同一体的努力。
这个论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主题研究中不断得到更深入的论证,全球积累的过程并没有导致新古典主义所预言的经济差异即将消除的情形,而是投资、市场和熟练劳工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在世界经济的某些特权地区。(Ashman 2006)成功巩固了成功:这些经济密集的地区更有能力去创新,并由此产生更多的剩余利润,从而保持甚至强化它们的领先地位。因而,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固有倾向,而非偶然特征。东亚三元组中心的扩展已经将中国沿海纳入其中,但这并没有同上述分析相抵触,因为它不是不变,恰恰是强调了发展不平衡的世界图景。
哈曼和哈维都独自提到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此密集提供了国家领土的基础保障,既要求又提供了支持国家机器有效运作的必要资源。(Harman 1991, 7-10, Harvey 2003, 101-8)当然,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许多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化约的过去)以及其他近代的历史(比如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持久的影响)都可以解释世界版图划分的特别原因;此外,民族认同的形成和裂变对于近代领土主权国家强烈性和排他性的形成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过,这种资本主义固有的地缘上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产生的离心力,对于保持国家体系的复数形态产生了不可削减的作用。[12]
国际竞争模式的转变
我的理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层次的抽象水平。与此同时,我的目标的确定也就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理论中,国家体系和地缘政治学的竞争是一种确定的模式。概而言之,即:这一理论如何帮助我们以经验为依据进行研究,这至少是一种趋势。作为经济和地缘政治学的交叉点,帝国主义资本家是最为清楚的。但是由于这些竞争模式在结构上的不同——至少直接地——被那些不同角色的利益所支撑,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历史上也是可变的。我在早期的研究中已建议,20世纪的前后两个半期是有很大差别的(Callinicos 1991)。前一个半期是阿尔诺·迈尔的“二十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时期(1914-1945年),此间,经济的和地缘政治学的竞争是相互增援的(Mayer 1981,329)。不列颠——距今最近的帝国——发现自己已经在工业和海军霸权方面遭到了来自德意志和美国的挑战,它以两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得以解决。后来,后者的联合挫败了前者,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列颠还失去了用以支撑其霸权地位的资源支配权。与之相比,20世纪的后半期,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分离则是引人注目的。新的霸权竞争中,美国面对的是苏维埃政治和思想联盟,后来演变为二大政治集团的对峙。此期间,美国同时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合成为一个超越政治和经济国界的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经济竞争能够继续进行,而且确实也自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不断发展,然而这一竞争使超级权力集团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并逐渐走上了衰败的快车道。[13]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使其霸权长久存在下去。通过1945年以后的真正的全球化,它已经将政治领域的超国界发展到经济领域,打造了置于其领导之下的空间。这种资本主义国家领导的制度化的合作形式——国际金融组织、G8、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等等——等等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政治模式。从二十世纪70年代年初起,他们的作用和价值,被彼得·高恩称为美元华尔街政权,提供了调整全球性金融市场的方式,这一机构的发展作用和重要性是潘里奇和金丁的美国“非正式帝国”(Gowan 1999)的证据。但是所有这些资本主义霸权国的关联模式都要比他们所建议的模式要复杂得多、也要矛盾得多。我在这努力寻求这种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法,使它在我们认清这混乱问题的同时能够给予我们重要帮助,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贡献。例如,用这种观点可以使我们更容易认清和理解这种导致实证论者的难题,而这种难题并不是由于以“软抗衡”来对抗美国的失败所形成的(Pape 2005,Paul,2005)。马克思主义者,像自由国际主义者,自觉地认识到了这种发展的意义。从二十世纪40年代起,自由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重要性是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的强大诱因,其远甚于他们彼此保持平衡的对抗。但是自由主义者指望新古典主义的正统观念为他们提供经济的理论支持,即构想一个同实际的资本运动一样的经济市场,均衡处理各种权益,就如帕雷托的最大界定,没有人对其变化感兴趣。毋庸置疑,建设性的运动汇合确实可能是重要的,否则,霸权将不可能为所有的国家提供公共利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做像缺省的处境这样的特权结果:相反,它想到的是内在地使人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感兴趣,并在资本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及其自身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建立一个可信得多的世界经济构成似乎更有可能,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极端的经济权力中的地缘政治集中已经超出了自由国际主义者所提供的范围。在21世纪中,展现这些集中之间的竞争将决定地缘政治。经过许多学者认真思考和仔细研究的、将被怎样的发展现象所需要的、那个忠实于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的清晰化,虽然不是一个为这种智力努力的代替者,但是它能为之提供一些有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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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赞 2004 对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做了个有启发性的分析研究


[2] 我在此感谢阿莱斯.安里阿斯,山姆.阿斯曼,柯林.巴克,皮特.考曼,奥利.南希特维,贾斯廷.罗森堡以及三名匿名评论员对本论文的评论以及在剑桥国际政治理论研讨会和伦敦城市大学国际关系研讨会参与我观点讨论的各位同仁。

[3] 在这份简短的论文,其重点是在概念上有一定程度的恰当的程式化。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也不仅仅只有列宁-布哈林的理论。罗莎.卢森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她的主要理论前提-资本积累到发达阶段资本主义会自发崩溃,——这一观点含蓄地反对了列宁的观点,并明确批评布哈林,(Luxemburg and Bukharin 1972)。

[4] 当然,从一种现实的角度看,力量的不平衡不排除地理政治的冲突,但如果单极反对霸权引起平衡就仍可能产生冲突,但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霸权稳定的理论的版本建议,只要占优势的力量提供公众的货物,其他的州可能有合作的动力: 比如, 举例来说, Gilpin 1981.上述的关于现在的争论的分类是不排除在外的。世界系统理论的最重要的当代说明者, Giovanni Arrighi,通过三个角度传布他自己: 他无疑地拒绝哈德特  和尼格瑞 的前提但是接受他们的结论 (地理政治的敌对是荒废的), 当更进一步断言那的时候, 当美国现在正是霸权的时候,它的支配或许已经进入它的 '终点的危机'. 比如, 举例来说, Arrighi 2005 一和 b。 罗伯特.布瑞纳的角度也是这样, 虽然以不同的方式, 不被这种分类同化, 虽然他或许不拒绝本文列出这三个建议: 见Brenner2006 。

[5] 克里提供一个这种无力批评的例子。因此他只是反复的说到列宁和 布哈林来指控 '新帝国主义的理论家' 。举例来说,‘1991 年伊拉克政权的小力量帝国主义几乎不能在这些论述中提到,因为 " 当地的 " 冲突似乎完全地被全球的 (大的力量) 帝国主义的冲突决定。因此,这个分析缺少一个确定性的关于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论述以及在外围中的原始的累积。克里Kiely 把它作为一个有集体性工作的这种方法引用到我投稿在Callinicos1991的修订本中,它包含在它的‘冷战后的帝国主义’的调查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对于‘第三世界的子帝国主义的兴起’非常重要,以萨达姆的伊拉克的政权为例:. Callinicos以及其他人 1994,45-54。这一项分析可能是不充分的,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去有效地否认它的存在, 就如克里 做的。他对列宁-布哈林理论的历史批评 Kiely 2005,30-4,和2006,208-10- 与'新帝国主义的理论家' 长期熟悉的现象有关: 比较Callinicos 1987,79-88, 和 1991,13-26. 我认为,克里在制造有关同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的事的许多实质点, 也是无懈可击的: 然后是遗憾的是,他以这样一种讽刺的且误导的方式强制于理论上的不同。

[6] 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希梅尔往往倾向于把国家间的安全竞争与竞争相等同,(例如,米希梅尔1994至1995年和2001年),但没有理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旨在嵌入州际关系于全球积累过程,并因此向多样化利益和关系的国家管理者,以至于来限制的这一假设。

[7]  在2004年9月的巴黎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上,潘尼奇提出了这样的指责,认为哈维是一个工具主义国家概念者。

[8]  Anievas 2005,罗伯特·布瑞纳(Robert Brenner)(在2004年11月一次伦敦讨论会就全身心专注他的工作),和塞巴斯蒂安·巴金(在多个场合)都提出了许多类似的批评。

[9]  对它历史性的处理参看Hobsbawm 1987。这可以看作Alan Carling称为生产力接竞争的首要性的例证。其中国际竞争提供了一套社会由以发展自身生产力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增进资本的经济联系。)



[10]  进一步更多的了解这种处理的特性与困难,参见Callinicos 2001 和2005a。这个结论的概念来自黑格尔,在他那边,它指的是给予一个事物由以区别于其它事物的身份。对马克思来的解释策略的目的来说,一个结论最好仅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不同于它者的原因力量造成的。

[11]  在20世纪70年代,克劳斯·欧菲和福尔克·荣格还提出了一个有些类似的概念,尽管他们并没有认为国家和资本之间具有对等的相互依赖性:‘不断积累的代理商们对于“使用”国家权力并不感兴趣;但是出于巩固其自身权力的考虑,国家必然对于它所依赖的一个“健康”的资本积累过程予以保护。’Offe and Ronge 1982, p. 250。布瑞纳在2006年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对比Miliband 1983和Harman 1991,他们都和布洛克一样阐述过国家和资本结构上的互相依赖性。



[12]  我很感谢彼得·高恩对于集体认同形成的作用的强调。贾斯廷·罗森堡将托洛茨基“非均衡性和共同的发展”的观念极端化,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在他看来,这种观念可以成为跨社会的永恒的理论。(Rosenberg 2006 and 2007)这个论点可以进一步得到完美的发展,倘若一个人像罗森堡那样承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间的联合发展是势在必行的,反过来说,它的逻辑推论就会是,如何符合参与者的再生产规律依赖于他们通过市场来获得生存的手段:参见Brenner 1986。



[13]  Layne在2006年提出了一条特别有趣的方法来处理美国自40年代开始实施的主要战略,即从实证论的假设出发,而这种方法确实在认定由于美国的全球霸权所带来的国内“国际自由主义联盟”上要超出那些假设:这里似乎也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由自由主义者右派构成的自由主义开创者和由激进学者提出的美国全球战略的批评言论之间的有趣的集合(例如, Kolko 1970 and William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