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史》中译本序
2006-03-22
当一大批民间学术书刊迅速颠覆主流学术，当传统的汉宋之争以思想与学术、80年代与90年代之争再度搅动中国学人，当话语不同、背景各异的学术集团悄然可见，当一些本与中国无缘的学术如现象学、神学等几成显学……世纪末的中国人文学术确实呈现出某种亢奋和骚动。尽管学人们仍在抱怨市场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挤压和否定，尽管学术仍然受到相当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和控制，但我们毕竟可以怀着热切而乐观的期待瞩望蠕蠕而来的新世纪。
然而，即使现有的学术“范式”能日趋完善、不断扩张，以至花繁叶茂、硕果累累，我认为也依然不够：中国还需要批判理论。
然而，即使现有的学术“范式”能日趋完善、不断扩张，以至花繁叶茂、硕果累累，我认为也依然不够：中国还需要批判理论。
假如可以把“知识分子”这一极为抽象的群体分为政策知识分子(为政治集团设计方略提供论证)、技术知识分子(以其专业技能参与各分工领域)、自由知识分子(以其社会关切和价值信仰成为一个时代社会理想与文化精神的表达者)，那么，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是人文学者应当是属于技术知识分子，即以其专业之学致力于一个知识部门的累进和增长。在其成熟意义上，学术领域也有严格的等级体制和利益分配原则，而人文学者本身也更易于与社会现状相遇而安，因为他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手段本与特定的社会条件没有根本关联。中国市场经济勃兴而学术文化前景看好是一个外在表征；通过学术与思想之争而体现出来的一些学人对激进的公共介入和思想历险的厌倦和冷漠，则是一个内在证据。
可以认为，当代现实能够为比较纯粹的学者和比较超然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广大的语境，倒是倡导思想、颇具激进姿态的学人在现代甚显困窘。交换原则对精神活动、思想求索的排斥，意识形态的规整和限制，多数学人转向学术而使之“傍徨歧路”等等，固然相当重要；就思想者自身而言，似乎也缺乏充分的内在动力和准确的谈论对象。究竟何谓思想，我看也和其对立面的“何谓规范”一样难以清晰表述，还是不谈为妙。但我愿站在思想者的一边，从“批判理论”的角度谈谈当代“思想”。
首先要说明两点，“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上帝面前，卑微的人连伊甸园都不能走出，如果一切都看上帝的脸色，人类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上帝自可发笑，人类仍应思考。再一个是，既然像I?伯林、F?海耶克、R?阿隆等保守人士都是一流思想家，可见思想有多种型，“批判理论”云云，只是其中之一。
所谓“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在其特定意义上，即是指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社会哲学。它以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在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后期还包括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现代思想后，发展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批判理论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尤其是纳粹的兴起和大众文化的霸权)，并吸收当代社会学的经验技术，思想锋利，义蕴幽玄，加上人物众多、组织一贯、历时甚久，不但成为当代思想界强有力的竞争者，也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能不聆听的清醒之音。
批判理论之所以诞生在德国，有其充分的传统积淀和背景期待。处在东西欧之间没有“罗马化”的德国，历史地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拥有可能对现代化运动做出另一种反应的精神资源；而德国现代化的迟缓，又使其思想家可以审慎地对待现代性的突破，揭发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反抗现代性的第一代人物就是德国浪漫派；悲剧性的巧合是，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和人类史上最残忍的奥兹维辛的制造者，德国充分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内在痼疾，提供了不尽的批判话题。最后，活跃于德国思想领域的精英人物，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斗士们，多为摩西的后裔，他们在德国的边缘地位有利于滋养其突兀峥嵘的批判意识。所以广义地讲，批判理论就是德国思想家反省文明历史、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想学说。席勒对恐怖政治与机械分工的美学否定，青年黑格尔派对古典哲学的实践性转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经济学/哲学分析，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号，弗洛伊德对文明压抑人性的揭发，胡塞尔对“欧洲危机”的忧虑，海德格尔早期对西方历史遗失“存在”的发现及晚期对“技术”的敌意等等，均属批判理论的家庭成员。其“家族类似”或可概括为“反抗现代性”。
“反抗”，不是知识精英对现代世界怀旧的，禁欲式的拒绝，而是汹涌澎湃的现代化运动本身激活的精神反应和思想姿态，它正视现代性整体结构中工具理性和功能主义越位纵恣的现实，确认现代性的未完成性，改写并扩充现代主义及先锋艺术的否定精神以推进现代性的自我校正，反抗现代性是真正的现代思想。“反抗”也不是暴力行动和革命实践，而是基于人性潜能的理论反思和文化批判。批判理论家认识到，在20世纪被管理的噩梦中，社会总体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真正的主体性和自由的力量已分崩离析，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异化回归自身的动力――否定之否定也消蚀殆尽，一切合理的要求只能以缄默的确定形式出现，理论是向诚实的人们敞开着的实践的惟一形式。因此，批判理论放弃了经典与马克思主义以斗争实行剧烈变革的主张，拒绝向他们寻求实现其观念的社会力量妥协，自觉选择(或退入)思想领域：“主体与客体、语言和事物不可能在当前条件下整合，我们被否定性原则驱使，企图从虚假结局的残骸中拯救相对真理”(阿多诺)。批判理论把思想和现实、与实践对立起来，坚持前者的优先性并反复比较，以超越作为暂时的历史现象的后者。
20世纪的中国是在动荡和恐怖中蹒跚走过的。悠久的文明传统与现代世界的冲突所透露出来的，不只是时代的错位和文化的差异，也映衬出现代性的难堪和悖论。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和兼济意识至今仍积重难消，急速转型的社会结构使知识分子在饱受政治摧残后又遭经济白眼，愈益边缘化、异己化，这些都可能使其本能地接近批判理论。重要的还有，拘谨贫困了数千年的国人在获得经济发展权后，像当年“政治挂帅”一样走向“经济挂帅”，利益标准、物化机制、交换原则渗透到一切非经济领域，精神萎缩、道德失范、艺术衰颓等等已绝非盛世危言。而大众文化却凭借其利益效果和现代传媒迅速播散，客观上操纵着文化主流，迫使文化平庸化、均质化、模式化，使大众丧失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我决断的资禀，更遑论从意识形态与技术控制的混合到政治全能与市场乌托邦的循环等一系列严峻的现代性问题了。所以这些，都逐步成为我们当下遭遇的情境，迫使我们向文明的内在演进逻辑和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质疑，批判理论也就呼之欲出，在所必需了。随便翻翻文化评论的论著，很少没有批判理论的潜在踪迹。如果思想不同于学术，总是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状态并表达人性的理想追求，那么，当代思想首先必须是批判的。只有从这里，思想才能找到自己的激情和想象、灵感和语言。
批判的不谐和音也曾打破古中国的沉寂静阗，如汉末的清议思潮、晚明的儒学异端、近代的入世佛等，但现代中国却没有批判理论滋长的土壤和空气。实业和科技、革命和政治在民族危机面临被视为中国新生的必由之路，被抛离中心的知识分子急于向总体需要和权力集团认同，少数具有批判气质的人如鲁迅却不得不在大雾弥天、风沙扑面的境况中寂寞无助，“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客观地说，严格意义的批判理论是现代社会的伴随物，在一个幅员辽阔、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批判理论不但是一件奢侈品，而且根本上没有自己的对象。于是，当现代化在世纪末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时，批判理论才终于成为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
但，我们还缺少批判理论的另一个维度：根据和信念。我们何以能够批判现代社会和文化：奥兹维辛肯定是罪孽，因为它灭绝无辜平民。但大众文化比如广告和流行音乐呢?它们不是每天都在殷勤而周到地满足着现代人吗?西方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个体自由、幸福等等都批判理论的基本准则，而最主要的，首推古典哲学的“理性”。“哲学就是把理性带到世界上的不倦的方法论尝试”(霍克海默)，理性不是构成现代性核心的、愈益“僭妄”的工具理性，不是抽象空洞的逻辑范畴和思维形式，也不是外在于历史的超越观念，而是思想与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惟一形式，在当代，它存在于对资本社会的内在批判之中。“如果理性的含义是依照人们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自由决断去改造生活，那么，对理性的渴求就意味着创造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个人在其中可以依照他们的需要经由集体的努力去规划他们的生活。随着理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实现，哲学就会消亡。展示山这种可能性，并为经济结构的变革奠定了基础，这一切恰好就是社会理论的任务”(马尔库塞)。
鉴于人类在20世纪的特殊处境，批判理论还接受了精神分析对人性结构的解释，确认文化通过压抑而实现进步。在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后，它把真实的、自主的需要与虚假的、受控的需要区分开宋，连带提出“必要压抑”与“额外压抑”、“施虐/受虐”的社会性格、“匿名的权威”、真假自由、真假幸福等观念，揭示已经消除了物质匮乏和政治压迫的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各种“舒舒服服”的压抑和异化，进而展望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乌托邦前景。
相信―个可以普遍认可的理性，相信人性有一种本然的真实，这些与解构哲学要清洗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本身又有何“支援意识”呢?除古典资源和审美视角外，与批判理论并非充分自觉的犹太教观念相关。阿多诺终生不能忘情于“救赎的悲愿”，弗洛姆总是激动于“普遍和平”的弥赛亚幻象，本雅明迷恋于名物一致的原始语言；贯穿于《启蒙的辩证法》――书的犹太教思想使得一些学者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隐蔽的神学”；直到晚年，霍克海默还一再表达“对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的渴求”……先知般的勇气，救赎的热情，深深潜藏的乌托邦冲动，绝望了的希望，如果据此而认为批判理论的历险是20世纪的一种宗教行动，也许并不为过。
作为中国哲学第一原则的“天理”，被宋儒解释为人性所本有，这不但以道德理性取消纯粹理性，也使人性本然湮没不彰；至于拯救情怀、宗教意识等，素为中国人所漠视。所以今天的思想虽面临着与批判理论相类似的处境，却没有批判理论据以建立的原则、标准和理想。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迅速认同解构哲学，“争后恐先”的原因之一。后现代思潮自有其批判含义，它和批判理论家、特别是阿多诺、本雅明的亲缘关系也早已得到确认，这中间谈不上谁是谁非，但社会哲学自应与语言哲学、文学批判有别。霍克海默曾批评无政府主义因为不耐烦地否定一切权威而与专制主义相反相成，解构哲学、后现代主义是否应对此保持警惕呢?法国大革命后期，无套裤党人的激进就是和恐怖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可见，中国批判理论的创立，需要从头做起。除睁眼看现实，开掘一切可资利用的传统宝藏外，准确而完整地学习西方批判理论是当务之急。这本《法兰克福学派史》就是一本精当的，任何有识之士都不能回避的批判理论的“引论”。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我们才可能憧憬一个较好的未来；只有严肃地培植现代社会中否定的、批判的力量，我们才能最终有所肯定。否定，而不是不成熟的寻找各种解决方式才是真理的真正的避难所。正如本雅明提示的：
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文章来源:http://go.6to23.com/moxianju/his/shanshilian/word1/0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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