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摘要:当前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的关键原因在于毛泽东影响的持续性“在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从经验事实到思想基础两个维度对毛泽东进行了否定处理,其中基于感性经验与具体史料层面所展开的情感宣泄、道德谩骂是最为直接的方式,而从所谓理论基础上贬低、矮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论地位又形成一条隐性路径。科学有力地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研究学术化路径的冲击,需要实现从理论原则到思想方法的双重推进,既需要真正切实有效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而从理论基础维度解构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需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科学的态度直面历史虚无主义的攻击,以重建毛泽东(晚年)研究的科学理论规范。
关键词:毛泽东;历史虚无主义;毛泽东研究
近期以来,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它往往以戏说历史事件、戏说历史人物的非学术化方式对待毛泽东,甚至在直接意义上以否定、歪曲、丑化毛泽东为主要理论旨趣。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影响,许多青年学生或理论工作者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陌生感,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问题上的“奇谈怪论”缺乏基本的理论鉴别力甚至乐此不疲地追寻所谓的理论“新鲜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理论的怪圈,即错误地认为凡是历史虚无主义所宣称的反主流的异端思想或结论就代表着对所谓真实历史的重建。针对这一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无论是基于民族情感、理论良知亦或是政治责任,都必须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敢于“亮剑”、敢于进行理论上的交锋与论战。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理论与政治共识的凝聚,影响了毛泽东研究学术化路径的推进。可以预见的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必将会构成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内毛泽东研究的主要议题,在对错误思潮的批判与回应基础之上,也为进一步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提供了某种理论契机。
一、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泛起的原因:毛泽东影响的持续性“在场”
作为一种认识与评价毛泽东的方式,历史虚无主义以否定毛泽东为主要旨趣,为实现这一目的不惜以虚无主义的方式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在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象征之后,否定、歪曲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方式始终存在着。在毛泽东的时代,由于毛泽东本人的超凡魅力及其居于领袖地位的特殊政治影响力,这种否定、歪曲的虚无主义操作方式更多地是出现在海外的相关研究之中。这一点涉及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起点问题———在起源上直接服务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与政治咨询的目的。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国内毛泽东研究开始相对摆脱了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限制,逐渐步入到学术性规范研究阶段。在此阶段,由于研究者的理论立场与主观情感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系列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情感纠葛,使得否定毛泽东的趋势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不断凸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高度、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高度对毛泽东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291此后,否定、歪曲毛泽东的虚无主义倾向得以压制,甚至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民间自发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毛泽东热”现象(国外学者倾向于将这一现象称之为“Mao Revival”[2])。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开始卷土重来,并呈现出影响幅度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展开对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之前,必须首先从理论源头上理清楚这股思潮缘何在当前得以复燃,必须弄清楚其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与机制等问题。只有理清了源头与脉络,才能为真正地为理论批判构筑起扎实的基础。笔者以为,当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的政治象征地位与非替代性影响,构成了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首要原因。尽管毛泽东个体生命已经消逝,但是他为当代中国留下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性遗产,并且这一历史性遗产因为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后人主观立场、自我需要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歧义性。“毛泽东”(并非单纯历史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具备了一种“视窗效应”,即毛泽东不仅是理解中国过去的窗口,而且更是理解中国现在与未来的中介。从直接的政治性维度而言,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合法性基础;从知识角度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与知识环境都无从摆脱毛泽东时代的影响;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毛泽东的思想仍然以时强时弱的频率与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共鸣。[3]5因此,毛泽东研究在当代中国,已经超越了单纯“历史性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的范畴,而具备了“历史意义研究”(historic research)的意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种政治符号与意识形态象征,成为评判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走向的参照系与晴雨表。[4]正是因为毛泽东所具有的上述非替代性影响与重要象征性地位,使得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集中攻击的对象。历史虚无主义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思潮与理论流派,而是在特定政治目的裹挟之下的特殊理论意图,其在当代中国通过虚无化历史的方式、通过对关涉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重要历史人物的歪曲式操作,以达到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主流(革命史)的否定,并通过从源头的这种理论否定而实现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合法性根基的理论动摇。[5]而毛泽东作为这一历史谱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理论谱系的重要代表,攻击、否定、虚无化毛泽东无疑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为简便而有效的形式。这也是缘何是毛泽东而非其他历史性人物(诸如古代王侯将相)处于历史虚无主义攻击的漩涡中心的重要原因所在,因为只有毛泽东才具备这种历史的代表性意义、具备与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实践的关联性意义。
二是歪曲、丑化并最终否定毛泽东,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构“中国道路”话语权与自信度的主要靶子。历史虚无主义并非为了仅仅否定毛泽东的单个主体,而在于通过对毛泽东的否定以实现对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合法性的解构。就毛泽东本人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性地位而言,他在当代中国已经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根基所在。因为从历史性溯源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正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建构的。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系列差异,但毛泽东时代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理论准备与制度保障,因而这种差异更多地是体现在继承性基础上的突破性发展。否定了毛泽东及其时代,就从理论基础与实践源头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在场性”,而一旦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合法性被解构,生发于传统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也必将荡然无存。此外,由于毛泽东的个体性与中国共产党集体性之间的密切关联,否定毛泽东的逻辑后果必将是对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合法性的动摇。对此,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晚年实践的过程中就曾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298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视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不容分割的部分,并提出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政治论断。[6]111-114正是因为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共产党执政之间的直接关联性,使得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靶子。当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中国道路”,在本质上区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设定的排他性现代性模式。“中国道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西方所谓的“历史终结”的寓言,并且为后发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性道路提供了多样可能性的参考空间。尽管“中国道路”从一开始并非是为了与西方“普世模式”较量,也并非是为了主动向后发民族国家输入中国的经验与模式,而更多地是基于中国具体历史发展情境基础之上解决中国自身发展问题的尝试与探索;但随着“中国道路”效应的增强,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话语权斗争必然会聚焦于对“中国道路”的攻击与否定,而以毛泽东为切入点,从源头上否定“中国道路”的合法性自然就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策略。
二、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与实质:从经验事实到思想基础的双重冲击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其出发点与目的而言存在基本的一致性,即立足于歪曲、丑化毛泽东进而达到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合法性。但在具体的操作策略上,历史虚无主义内部并非是整钢一块而是存在着不同的路径与表现。从整体上而言,可以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毛泽东的表现概括为从经验事实层面的道德宣泄到所谓思想层面的理论解构。具体而言:
第一,基于感性经验与具体史料层面所展开的情感宣泄与道德谩骂,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显性操作方式。在历史虚无主义歪曲毛泽东的操作中,对毛泽东的否定主要集中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之中,其基本上存在如下三个针对域:一是反右运动,二是“大跃进”,三是“文革”。历史虚无主义所持有的主要依据便在于上述历史时期过分的政治运动对于民众情感的伤害、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以及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动荡等灾难性影响。诸如,旅居国外的作家张戎与其丈夫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就以极为夸张的手法描绘毛泽东主要是通过阴谋诡计获取中国革命胜利。[7]当然,这里也可以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直接经历或者其家属、亲人经历过上述政治运动,并且受到迫害或不公正待遇的。他们基于这种感性经历与悲惨遭遇,从情感上不能认同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进而直接得出否定毛泽东的感性结论。这一点在许多当事人或者其后人的历史性回忆录之中,存在较为强烈的表现。也有人基于这种感性经历,以虚无主义倾向面对毛泽东及其时代,并撰写了所谓“重建历史”的著作,诸如,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二是同样也是上述历史时期的经历者,同样在部分程度上也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其主要不是从情感宣泄的层面上出发否定毛泽东,而更多地是基于革命理想主义激情与现实政治运动之间的差异、背离,所形成的深刻焦虑与遗憾的不安感。[4]此类学者更多地是从革命的道德主义与人道主义层面出发,即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本应具有的道义性与现实层面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与非道义性之间的悖论,以相对虚无化的方式对待毛泽东,尤其是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上述两种倾向就其现实的具体操作而言,都主要是针对毛泽东时代的具体历史实践与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感性描述(诸如,整人、斗人、死人,等等),通过对情感的渲染———正是这些历史事件的非人道性,并最终将所有的责任都归结于毛泽东身上。
第二,从经验事实层面展开的情感宣泄与道德谩骂,其内在逻辑存在着重大理论缺陷。从总体上而言,立足于经验事实层面所展开的历史虚无主义,基本上遵循着如下的逻辑结构:当事人(或与此相关的后人)经验事实的回忆、辅之以情感层面的情绪渲染,并最终归罪于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或道德品质,进而达到从感性层面对毛泽东及其实践的否定。但这里存在的两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便是:一是上述基于感性经历基础上的历史细节与整体性历史之宏大趋向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科学把握?能否基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曲折便从总体上否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就是毛泽东晚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段历史,是坚持形而上学的片面论,还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面论。从总体上而言,历史虚无主义将毛泽东时代片面刻画为黑暗一片的历史,从而很难客观理性地对待上述历史,是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出发把握、透视阶段性曲折,还是以阶段性的曲折否认抹杀整体性发展趋势,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在认识、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中的根本方法论差异。二是作为总体性历史事件的灾难性与单纯领袖人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应当如何科学理解?能否仅仅将历史化约为个体领袖人物愚弄广大民众的单纯“阴谋论”?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对感性经验的扩张式描摹,通过对主观情感的夸大式烘托,进而从直接性意义上得出对毛泽东及其时代否定的结论。这种操作路径很明显地将毛泽东本人视为上述历史阶段与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并且其更多地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等主观方面原因。究竟是从单个的历史人物或领袖人物的心理、行为等主观因素出发,还是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基础———社会实践(包括此过程中领袖人物的独特作用也应当置于社会实践的整体性关系格局之中加以综合把握),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解历史事件过程中的根本性差异。很明显,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通过对感性经验与具体历史事件的情感宣泄、道德谩骂方式否定毛泽东的操作策略,从根本上无从承担对上述两大理论拷问的回应。
第三,从所谓理论基础上贬低、矮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论地位,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隐性路径。较之于从感性经验层面出发以道德化、情绪化的话语攻击、否定毛泽东的操作不同的是———这种感性层面的情感宣泄与道德谩骂具有非常明显的导向性,即以否定、丑化毛泽东为主要立足点,在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毛泽东的整体性布局中,还存在着另一种隐性操作方式,即通过所谓中立性、纯粹客观性的理论探讨与学术讨论,在理论学术的帷幕下,通过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若干基础性问题看似严谨中立的学术讨论———其实质是以理论的解构与否定为最终导向,从而实现对作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身份的否认、实现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地位的矮化。从近期学术界的情况而言,这种从理论基础层面否定毛泽东的操作策略可以大致具象化为两种路径:一是从形式上直接否认毛泽东的理论定位,即通过对毛泽东所谓的“文本证伪”来消解毛泽东从事理论创造的可能性问题。诸如,前一段时间流行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问题———污蔑《毛泽东选集》所收录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而不过是秘书代劳的产物。历史虚无主义认为,既然上述作品都不是毛泽东亲自写作的,那么,更毋庸谈毛泽东所谓的理论家定位问题,这就是所谓“文本证伪”的操作路径。[8]二是从内容上否认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独创性,通过诸如“抄袭问题”来矮化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地位。诸如,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攻击了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两论”,通过从语言表达方式与形式上的对比,从而论证毛泽东“两论”不过是对苏联教科书与同时期党内其他理论家(艾思奇、李达)哲学著作的简单翻版与抄袭。[9]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看来,基于“抄袭论”的基本立论逻辑,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地位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消解。尽管这种打着学术或理论幌子的历史虚无主义路径并不明显,甚至在人为刻意的学术包装下呈现出特定的“中立性”立场,但究其实质而言,上述隐性化操作较之于显性层面的经验表达与道德谩骂,其所具有的危害可能更为剧烈。
第四,从经验事实批判到所谓理论矮化的逻辑转换,其实折射了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贫困”。基于显性经验层面的道德谩骂,在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与主体理性认知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市场日益萎缩。尤其是随着毛泽东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拓展———摆脱特定历史阶段神性地位与意识形态的束缚,使得当前人们关于毛泽东的认识与研究能够更加处于一种客观的纯粹理性环境之中加以推进。并且,随着大量原始文献、档案的解密与公开发行,①以伪造或歪曲史料为主要手段的操作方式无疑面临着研究的史料质疑与拷问,因为上述通过歪曲或伪造史料方式兴起的虚无化毛泽东思潮,只能是在史料文献相对封闭与缺乏的环境下才具备一定的生长空间。相反,当前对于毛泽东相对冷静与理性的学术思考及其所具有的丰富原始史料支撑,无疑为驳斥从感性经验层面以夸大化方式丑化毛泽东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也阐释了缘何海外此类作品不再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一般深受民众欢迎与追逐的重要原因所在,因为当前学术研究者乃至普通民众较之于以往有着更加科学与便利的途径感触毛泽东、理解毛泽东。因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面对上述挑战,必然会不断变更自身虚无化毛泽东的方式,即转向更为隐蔽的基于所谓理论层面的探讨。这一转换,从根基上而言,不过是以往通过感性经验层面道德谩骂毛泽东方式面临市场萎缩之后的“战略转移”。但是,较之于单纯经验层面谩骂———从其中的情绪化语言中便可以辨识其虚无主义的属性,上述打着学术或理论幌子的虚无主义路径无疑具有更大的迷惑性与危害性。因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由于缺乏必备的学术训练与知识积累,在上述看似专业的“学术问题”面前很难得出科学独立的判断,抽象的学术概念与所谓中立的学术立场,无疑为普通民众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造成了障碍。诸如,在所谓“两论”是抄袭的争论中,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形式上所呈列出的若干条“证据”,因为普通民众不可能去查阅原始文献与档案,并且在理论上也无法理解形式上的雷同与内容实质差异的辩证关系,因而在所谓客观“铁证”面前就比较容易陷入无意识的认同状态之中。然而,所谓毛泽东“两论”的抄袭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证据”便是所谓字面意义上或表达方式上的雷同。问题的实质在于,就具体概念或表述方式而言,所谓“雷同”符合人类认识与学术理论的发展规律,因为任何理论表达都必须建立在前人的相关积累之上。其实这里关涉以何种视角或方法对待所谓的“字面雷同”。笔者更加倾向于运用症候阅读的方法来透视所谓雷同证据,通过阅读毛泽东文本背后的深层逻辑意蕴与问题式,而这些实质性内容都是所谓“抄袭证据”所无从解释的。
三、批判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路径:从理论原则到思想方法的双重推进
如何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是目前相关研究所必须要重点关注的关键问题。如何科学有力地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研究的冲击,在笔者看来,应当实现从理论原则到思想方法的双重推进。具体而言:
第一,解构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中的“标签式喊话”,摒弃空泛批评的固定模式。尽管目前学界已经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保持了高度警惕,也展开了集中批评与回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成果。但目前学界的一些理论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一种固定化模式的指导下展开的,即大多数都是建立在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唯心史观的揭示之上,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运用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研究的合理性论证。诸如,很多研究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都直接援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在本质上是不正确的。但问题是,许多研究都是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历史语境及其精神实质,而仅仅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个批判化的标签而到处乱贴,或者是用所谓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口号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之“谬误”。这种批判的逻辑可以大致简化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得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错误的结论。这一逻辑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忽视了对究竟何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因而在逻辑上无从抹杀其存在的独断论之可能。因为倘若不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与真谛作出科学的界划,那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操作必然只能是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批评,而缺乏深刻的理论穿透力。因此,必须努力克服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将历史唯物主义标签化使用与停留在空洞理论喊话的倾向,因为抽象的理论批判很难从本质上建构出科学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理论生长点。
第二,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全面把握基础上,建构出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科学路径。科学回应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逻辑应当是:何谓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相悖→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错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如教科书体系所宣称的一般———作为自然规律的人类社会之推广的客观规律论(经济基础VS上层建筑、生产力VS生产关系之单一化表达),而更多地是呈现为一种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理性方法论,即作为科学方法或理论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是将一切事物(社会历史、实体)置于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加以把握,在历史发展的谱系之中洞察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范围的限度,即该事物存在作为历史发展矛盾客观结果的必然性以及其在历史发展宏大谱系中的阶段性与未来可能性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透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应当从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宏大谱系出发加以综合定位毛泽东,即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从根本上不能超脱于其时代的主题及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维度出发综合把握毛泽东,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明确指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0]11的重要论断所在。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趋向理解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是科学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真实路径。
第三,直面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发难点,洞彻历史虚无主义的三重理论偏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毛泽东的靶子主要聚焦于对毛泽东晚年探索性实践的歪曲与夸大。确实,毛泽东晚年在这一问题上走向了误区,第二个历史决议也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但是,在面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客观事实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主流研究之间的差异显得格外分明。一是缘何研究毛泽东的晚年失误?很明显,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歪曲与漫画式处理,从而实现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法性之目的。[5]主流研究者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通过对其晚年失误的揭露而否定毛泽东,而在于通过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总结(弄清楚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所裨益。二是以何种理论姿态对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历史虚无主义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将失误从客观的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进行真空化处理。相反,主流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原则的指引下,通过对毛泽东晚年实践的具体历史性透视,从其所居有的客观历史情境出发加以综合把握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三是如何理解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历史虚无主义在此问题上的最大弊病便在于通过对失误的夸大化处理,最终将错误的原因归咎于毛泽东个体的道德或政治品质,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化约论与阴谋论的色调;而主流研究坚持从历史发展的真实境况出发,通过科学理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居于其中的主体意志之间的张力关系,认为毛泽东晚年之所以走向失误的关键在于从思想路线上违背了实事求是基本原则,走向了主观主义的理论误区。而这一主观主义在现实层面又呈现为过分迷恋革命战争年代经验的经验主义与急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设的理想社会状态的理想主义。
第四,重建毛泽东(晚年)研究的科学理论规范,以建构出科学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有力武器。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晚年实践问题上存在的三大差异,直接构成了毛泽东(晚年)研究所必须加以遵循(或摒弃)的基本理论规范。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第二个历史决议曾对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作出过“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但对于这一原则应当从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加以辩证理解。当时面对在毛泽东晚年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局面,必须秉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进行总结,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但问题是,现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又将晚年毛泽东探索问题置于攻击的中心,并且大量歪曲、丑化乃至伪造毛泽东晚年历史实践。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宜粗不宜细”原则所产生的严重冲击与挑战,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直面毛泽东晚年错误,通过对毛泽东晚年探索性实践的科学研究与正确评价,澄清思想领域内的迷雾,以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开展。因此,笔者以为,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晚年问题上兴风作浪的积极回应,并非是对“宜粗不宜细”原则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原则的坚持与发展。因为如前所言,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毛泽东晚年研究,其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总结经验变成宝贵财富。邓小平在作出“宜粗不宜细”原则规定之后,曾说了如下一段话:“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1]292也就是说,当前研究毛泽东晚年问题,既不是为了否定毛泽东(历史虚无主义正是通过对失误的歪曲乃至夸大处理)、也不是为了回到毛泽东(激进主义思潮主要通过粉饰乃至否认晚年错误的存在),而是紧密围绕当前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通过对过去经验的吸收与总结以利于当前工作的胜利开展。
概言之,科学批判与回应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要从政治的高度出发高度重视对此问题的研究,在真正扎实的学术研究路径中回应上述思潮歪曲与否定的意向。当然,在科学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过程中,通过对若干重要历史与学术问题的深入分析与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毛泽东研究学术化路径的深入与拓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可能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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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