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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颜岩（1978— ），男，河南济源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联系方式：13659866156  E－mail：yan5127@126.com 邮址：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人文学院，邮编：430073。本文为南京大学“当代欧洲文化和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0月）主题报告。

   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是当代美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媒体理论家和左派学者，近年在学界十分走红，尤其是他提出的“技术资本主义”理论日益受到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 凯尔纳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将技术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社会，综合考察其对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他坚信，技术的影响力早已溢出马克思所探讨的经济领域，而逐渐渗入政治、文化领域，这就是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和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以此为出发点，他发展出一种关于技术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一、技术文化及其特征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所有的人类文化必然含有对技术的思考。然而，直到20世纪人们才真正开始反思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文化”概念的提出更是近年学界的事件。在《后现代历险》一书中，凯尔纳对技术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他看来，技术文化现象是技术变革和资本主义重组的产物，它的产生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文化不再由宗教、社会习俗、伦理原则等因素决定，而是由科学和技术决定；（2）面对面式的、具体的家庭和邻里关系被数字化或电子化的虚拟交流方式所取代；（3）由各种不同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变化的驱动力，一切固定的社会关系被技术所推翻。[1]可以看出，凯尔纳主要是从技术变革的角度阐释技术文化现象的，我们可以把上面的三点概括为一点：即技术日益“摆脱”经济，成为影响文化的主要因素。应该说凯尔纳的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想象马克思那个时代会有技术文化现象，因为技术文化作为一种现象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的产物。凯尔纳在这里并没有放弃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视角，只不过把语境置于“技术资本主义”中罢了。更进一步，凯尔纳对技术文化作了如下四点分析：
第一，技术日益通过机器渗入日常生活，干预并改变人们与自然、社会及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日益沉浸在一片商品的海洋中，今天，发达国家的每一个家庭比其他任何时刻都更加依赖于技术，人们的每一项活动都被技术深深的中介着，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技术社会”之中。 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凯尔纳并不认为技术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至少目前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出现。尽管对技术文化的适用范围作了这样一种限定，他还是相信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不断扩展，相同的技术、观念、媒体和影像将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也就是说，世界将沿着趋同化的方向发展。凯尔纳的这一论断已经被部分证实，当前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大城市难道不是都拥有相近的高层建筑群、拥挤的交通状况、商品文化样式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吗？
第二，随着社会自动化趋势的不断升级，原来由人类去做的工作现在完全由机器来执行。目前，机器替代人力的现象在发达国家较为普遍，但这里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当这些自动化技术系统运转正常时自然会给我们带来方便和利益，然而，一旦它们失控，后果则不堪设想，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计算机领域的Y2K事件。 记得当时有专家称，Y2K问题将会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面将涉及交通、通讯、电力、能源、医药卫生、治安、供水、供气等诸多方面。尽管最后证明Y2K问题的实际影响很小，但它却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科技的过分依赖。凯尔纳指出，技术的自动化具有双面效应，“当劳动自动化过程给工人带来更多休闲时间并创造更多自由时，它也使个体日益依赖于机器，从而导致异化的加剧”，[2]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的相信自动化将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成为一种解放劳动时间的力量，弄不好，它反而会增加工人的负担，扩大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必须承认，凯尔纳的这些担忧有一定道理，但他还是误解了马克思，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忽略自动化的消极面，只不过他强调的重点是其积极面罢了。
第三，技术文化以技术意识（techno-consciousness）的领导权为特征。领导权（hegemony），有时也译作霸权，是葛兰西创立的一个重要术语，通过一定的分析，葛兰西认为现代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方面，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领导权，一个是政治领导权，另一个是文化领导权。按照这一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就不再是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治上的领导权，而是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逐步破坏资产阶级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系统，夺取文化领导权。凯尔纳在这里借用领导权一词主要是为了强调技术文化的技术意识层面，即某种意识形态功能，其基本涵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相当。他指出，在技术意识的统治下，一切对智慧和知识的追求都被职业成功的强烈渴望取代了，学生们选择专业的标准主要是看它能否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于是，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受到鄙视，商业、会计、计算机、工程学等学科成为人们追求的热门。与葛兰西一样，凯尔纳主张人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从技术精英和技术政客手中夺回技术意识的领导权。
第四，技术文化及经商业和技术中介了的虚拟社区代替了人们真实的社会生活。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虚拟社区和赛伯文化（cyberculture）。虚拟社区也称CLUB，是一种与现实社区对应的网络社区，它包含的功能主要有公告栏、群组讨论、社区内通讯、社区成员列表、在线聊天、找工作等。在虚拟社区中，人们可以民主、平等的交流，这就打破了现实社区文化交流的一切障碍，地理和种族意义上的物理近性，不再是文化同一性形成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一种计算机网络文化——赛伯文化悄然兴起了，该文化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它不受时空、身份等条件限制，可以促成人们毫无拘束的交流。凯尔纳在肯定赛伯文化积极意义的同时也瞥见了其负面影响，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赛伯文化可能导致人与人真实交往的消失，“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社区被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取代了……大学的‘学生生活’消失在邮件和聊天室里”。[3]可见，如果引导不当，赛伯文化将会导致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异化和新的主体认同危机。
作为左派批判理论家，凯尔纳的政治目标是实现激进政治，促进社会民主变革。这就决定了他对技术文化的分析不可能脱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批判。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出发，凯尔纳主张重塑技术文化，抵抗、剔除里面隐藏的意识形态消极因素，发掘其内含的乌托邦解放因素，从而有效抵抗资本、政府、技术、媒体奇观对人们的统治。
二、技术政治：赛伯空间与媒介政治
技术除了渗入文化领域形成技术文化外，还渗入政治领域形成技术政治。关于技术政治，凯尔纳有如下论述，“‘技术政治’意指政治被诸如通信媒体和互联网等技术所中介，这种互联网政治和为数众多的其他媒体政治包涵在一个广义的‘技术政治’概念下，它泛指一切与政治斗争有关的技术扩散”。[4]尽管凯尔纳区分了“技术政治”的广义用法和狭义用法，但在具体论述时却侧重于它的狭义层面，即计算机、信息和媒体技术对政治的影响，“正如几十年前广播媒介对政治的影响一样，当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正成为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5]具体说来，计算机和媒体技术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赛伯空间作为新公共领域的出现。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哈贝马斯1962年出版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书中有一个模糊的定义：“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6]哈贝马斯当时并不打算把这一概念作为贯穿自己整个学术生涯的核心范畴，由于论文遭到霍克海默的否定，他甚至在后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对此概念只字不提，直到90年代出版《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时才重新启用。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概念却在本世纪90年代逐渐风靡起来，凯尔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引入该概念的。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早期形式向晚期形式的转变，整本书围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衰展开论述，“我们的研究将呈现一幅典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自由画面及其在福利国家中的逆转”。[7]首先，哈贝马斯为我们描绘了18世纪文学俱乐部、沙龙、报纸与政治刊物、政治辩论与政治参与制度的兴起。这是一幅早期现代性的正面画像：理性与合理性辩论在自由民主的公共领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个人可以对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关怀进行批判性的讨论。哈贝马斯十分强调政治参与对民主社会和个人实现的影响，在他看来，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人们影响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有效途径。接着，哈贝马斯笔锋一转，开始描绘公共领域的衰落，19世纪末，随着国家和私人企业的介入，私人利益逐渐占据上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日益模糊起来，最终，公共领域蜕变为统治领域。与此对应，人们也逐渐蜕变为纯粹的消费者，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也逐渐转为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在当前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意见是被政治、经济和媒体界的“精英”们控制的，他们的私人意见左右了公共意见，也就是说，传统的公共领域已经消失了。
凯尔纳高度评价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认为它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但同时也指出了三点缺陷：首先，哈贝马斯将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公共领域理想化了，这就有美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嫌疑。在凯尔纳看来，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不像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公平和自由，它是以排斥特定人群的参与为前提的，如妇女和有色人种就不能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犯了一个德国浪漫主义者常犯的错误，马克思曾这样评价浪漫主义：“留恋那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如天堂”，[8]这一评价也适用于哈贝马斯。其次，哈贝马斯只注意了白人男性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忽视了非资产阶级的、女性的、有色人种的公共领域。凯尔纳认为这一偏见对当前的激进政治十分有害，因为它低估了其他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忽视了公共领域的多元性，不利于各社会阶级、阶层和群体的联合斗争，最终必将导致悲观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哈贝马斯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新技术（媒体、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等）的扩展，赛伯空间也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发挥巨大作用。总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大缺陷在于，没能为我们指出一条可靠的出路。在哈氏眼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人们直接参与的民主政治领域，它以人们面对面的讨论为主要形式，所以一旦私人公司和国家介入，就会影响讨论的结果。哈贝马斯的这一分析显然是受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影响，与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的分析类似，哈贝马斯坚持认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已经走向了反面，所以，当前除了浪漫的回忆没有蜕化的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外，我们没有任何出路。
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凯尔纳并不这样看，他乐观的认为我们可以开辟新的公共领域寻求民主，这种新公共领域就是赛伯空间。空间是把我们与他人隔开又联系起来的场所。赛伯空间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非物理的空间，它凭借计算机技术，把我们与另外一个地方做着相似事情的人联系在一起。如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给别人发信、可以在聊天室与别人聊天等等。与传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相比，赛伯空间具有很多优势：它打破了原有的时空局限，使人们足不出户便能参与政治；扩大了参与人群，使得被传统公共领域排除在外的有色人种、女性、无产阶级有机会加入；实现了解商品化 的过程，有利于反抗资本的统治逻辑；互动式的讨论，有利于信息的双向流通；形式多种多样，不再局限于印刷制品，可以以声、色、图并茂的多媒体形式出现。必须指出，凯尔纳并非形而上学的一味褒扬赛伯空间，他同时认为“因特网是一个互相争斗的场所”。[9]也就是说，不但激进的左派人士可以利用赛伯空间宣传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利益，右派反动分子甚至恐怖主义分子也可以利用赛伯空间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总之，当前政治斗争的形势非常复杂，尽管将来它或许仍然发生在街道、工厂、国会以及其他一切过去的场所，但无疑所有的政治斗争都已经被媒介、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形式中介了，所以，我们必须扩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在关注面对面式的公众讨论和印刷媒介的同时能够发掘赛伯空间和电子媒介的政治潜力。无庸置疑，凯尔纳的观点是辩证的，他既强调了计算机网络和新电子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同时又没有忽视公共辩论、民主讨论等传统政治参与形式的作用。他坚信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可能通过简单的点动几次鼠标就能实现，而是需要一种现实的政治运动，“挑战来自于将通讯政治与实际的政治运动（斗争）相结合，以使赛伯斗争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而不是取代它”。[10]可见，凯尔纳并没有陷入抽象的理论分析，他对实践的作用有一定自觉。
（二）媒介政治作为新激进政治的出现。
除了强调计算机技术（赛伯空间）对政治的影响外，凯尔纳还强调了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在他看来，哈贝马斯的问题恰恰出在对媒介的理解上，由于他总是将媒介视为民主政治的障碍，这就忽视了媒介对民主变革的积极作用。更进一步，凯尔纳还分析了哈贝马斯失误的原因：首先是时代的局限性，我们知道，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概念大致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社会上主要流行的是印刷媒介（如书籍、报刊、杂志等），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解，印刷媒介常常与一种线性思维、客观性、一致性相联系，表现在民主政治领域就是公共辩论或集体讨论。其次，在对媒介作用的理解上，哈贝马斯受到了赖特•米尔思（Wright Mills）的影响，在米尔思看来，当代媒体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媒体不再将信息客观的传递给公众，而是在少数精英的控制下欺骗公众；（2）阻止反馈，以单信道的信息传递方式湮没民主公共领域；（3）极少鼓励人们参与政治活动。[11]另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倡导的内在批判法（侧重意识形态批判）也深深的影响了哈贝马斯，内在批判强调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的：启蒙可以走向它的反面；民主可以转变为法西斯主义；理性可以转变为非理性；文化可以转变为统治的工具……，受这些思想影响，哈贝马斯自然会忽略媒介的积极作用。
与哈贝马斯对媒介的排斥态度不同，凯尔纳认为媒介也能对政治产生积极作用，“用新技术（媒介技术）来连接信息和实践，传播斗争，对于政治斗争来说既不是无关紧要的，也不仅仅是乌托邦式的空想”。[12]他指出，真正的民主政治应该保证媒介首先服务于人们的利益，而不是公司的利益；保证媒介起到教育公众的作用，而不是操纵或愚弄他们。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凯尔纳认为媒介的民主化是关键，而要实现媒介的民主化，就必须寻求一种或多种替代性媒介。凯尔纳的这一媒介策略与美国著名媒介监督机构F.A.I.R.（Fairness & Accuracy In Reporting）的计划是一致的。 自诞生之日起，F.A.I.R.就积极发展一种替代媒介，倡导媒介系统中新的声音，通过给报纸或其他出版物写信陈述观点、发表广播、电视讲话等方式，F.A.I.R.对主流媒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大大促进了媒介的民主化进程。不过，凯尔纳还是认为F.A.I.R.的策略不够“左”，因为它似乎仍在体制内从事媒介批判工作，而他则主张另一种策略，即从已经建立的媒介系统外部来发展一种批判的新媒介，以替代主流媒介（但他并没有否认F.A.I.R.的策略，而是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他还强调说，媒介民主化并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实现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要保持对主流媒介的批判外，还应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如适当增加可自由选择出版物的数量、复兴公众电视、增加公众参与的电视节目、大力发展公共卫星系统、社区小范围广播、计算机网络、音乐及视觉图像、印刷文化等批判－对立的文化政治。[13]
    任何激进政治的实现都离不开人们的参与和推动，媒介政治也不例外，在这一复杂、矛盾的领域中，凯尔纳将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强调，知识分子可分为职能知识分子（functional intellectuals）和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critical-oppositional intellectuals）两种。职能知识分子要么是政党或利益集团的小职员，要么是为了某种具体目的而设计有效途径的技术人员，前者通过话语的建构对现存社会关系、机构和实践进行合法化，后者运用自身的专业技巧来增加技术知识，但对于技术的后果、目标和社会有用性则不闻不问。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则与之相反，按照萨特的说法：“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在任何不公正出现的地方对之加以谴责”，[14]他们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写作和言说，谴责压迫和社会不公，为人类自由和解放而斗争。凯尔纳同意萨特的界定，在他看来，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应该始终反对现存秩序，并为进步的社会转变而斗争，在传统意义上，他们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民主辩论，政治对话，以及报纸、杂志、小册子和书籍写作与讨论等公共领域，但随着技术向政治领域扩散，他们的活动领域也相应得到扩展。尽管在大媒体 时代，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总是被边缘化的，他们不可能掌握主要的信息和通讯媒介，然而，随着因特网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他们就有了到达大众的新的可能性。
总之，从左派激进政治家的立场出发，凯尔纳认为新技术与政治的结合是复杂的，它既可以产生民主政治，也可能导致专制政治，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能否在成本与收益、上升与下降之间做出辩证的思考，设计出一套促使新技术用于推动教育、民主、启蒙等方面的积极价值观。
三、结语
凯尔纳对技术政治和技术文化现象的探讨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努力把话题引向解放叙事。他将技术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社会分析，其实是为了给左派指引一条道路，在他看来，技术既是支配的潜在根源，又是解放的可能源泉，所以，当前左派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尽快掌握新技术，使其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在后现代的语境中，革命的宏大叙事似乎已经成为历史，政治变得支离破碎，存在的只有多元化的主体抵抗，赛伯民主时代到来了！与对技术的经济分析一致，凯尔纳对技术的政治、文化分析也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建构一种关于技术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他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走向了文化（知识分子）救赎论，但是，他对技术的一系列反思和批判却正确反映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趋势、新特点，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参考文献
[1][2][3]Steven Best,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Adventure[M]. London: Guilford Press, 2001. 215. 216. 217.
[4] Douglas Kellner. Oppositional Politics and the Internet: A Critical/Reconstructive Approach[J].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
[5] Douglas Kellner. Globalization, Technopolitics and Revolution[J].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
[6]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7] [11]Douglas Kellner.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Intervention[J].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9][10][12][13] Douglas Kellner. Techno-Politics,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New Public Spheres[J].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
[14] 转引自Intellectuals and New Technologies，另外，凯尔纳对知识分子概念的讨论请参见：Intellectuals and New Technologies, Intellectuals和The New Public Spheres, and Techno-Politics. 以上论文均源自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