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有关《读书》杂志的国际对话

有关《读书》杂志的国际对话——全球视野、东亚社会与中国思想十年 


转引自“学术中国”

 

  【原编者按】

  近段时间以来,总结近十年来中国思想状况的讨论成为舆论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很多讨论参与者都不约而同提到一本杂志,就是几个月前刚经历“换帅”事件的《读书》。可以说,要理解和把握近十年中国思想界的基本状况和问题意识,就有必要超越表面的热点,冷静总结《读书》杂志在近十年的得失经验。

  过去的十年是也中国踏上全球化进程的关键十年,中国思想界更广泛深入地展开了与全球知识界的对话和沟通,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界也比以往更广泛深入地参与了中国思想界的讨论。可以说,近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有世界性的因素,包括中国学者走向世界观察世界,也包括国外学者走向中国,参与中国的讨论。因此,如果要全面把握近十年中国思想界状况(包括通过《读书》杂志这一关键性个案),了解海外学者的观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注意到,目前的讨论参与者还主要是国内学者,于是邀约小森阳一等国际著名学人以《读书》为个案讨论中国思想十年,希望引入国际性的视野,以深化当前的讨论。



  我心目中的《读书》杂志

  小森阳一 著

  赵京华 译

  作者简介:小森阳一,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著有《重读漱石》、《日本现代国语批判》、《天皇的“玉音”放送》等。

  汪晖与黄平俩先生从1996年开始成为《读书》来自外部的主编,我认为,这使以往中国和日本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交流状况发生了巨大而本质的转变。

  自1997年以来的数年间,我与沟口雄三教授一起参与实行了“日中知识共同体”的项目计划。而最初与沟口先生在北京会面,并和孙歌女士一起讨论这个项目计划,则是1997年之前的事情。

  那次讨论的时候,沟口先生便对这个项目计划的成功抱着坚定的信心,有信心其重要的前提在于这个项目计划有汪晖和黄平先生的合作。

  1994年,汪晖和沟口先生于旧金山所做题为《没有中国参与的中国学》的对谈,已经在《读书》上刊出,并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沟口先生的坚定信心其根据也正在于此。作为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最高权威,沟口雄三教授向我们说“和你们一样,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大有人在啊!”连同那高兴而骄傲的表情,沟口先生的话在我的脑际至今记忆犹新。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尝试跨越文学、历史、社会、思想等传统研究领域的框架,在后殖民状况和冷战结构崩溃之后的全球化格局中,同时也是在“亚洲”或者“东亚”这一地区性之下,对以往的学术与研究的格局进行批判性的重构。以前,我们曾经与韩国、台湾或者香港的研究者在多种研讨会和国际会议上有过接触。但是,与中国的研究者在这样一些场合的相聚却很少,这样的对话也比较稀有。

  然而,在“日中知识共同体”的讨论现场,与汪晖、黄平先生等的讨论、交流使上述状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强烈地感到,应邀来北京的柄谷行人先生与汪晖先生进行的对谈,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国的现状,并提示出东亚、乃至国际知识界共同关心的课题和思考理路。

  汪晖和黄平先生积极地将“日中知识共同体”的讨论成果发表于《读书》上。进而,杂志上也开始有了关于日本的亚洲论述的介绍和评论文章。而且,不仅日本,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在内的学者亦参与到《读书》的相关讨论中来,可以说,《读书》已经成了一个亚洲论坛的场。

  与此同时,在“日中知识共同体”中也被讨论过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农村、农民、农业即三农问题”、日中关系、东亚共同体问题等等,虽然都是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问题,也在《读书》上展开了讨论。而新自由主义批判、文化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等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前沿的诸种问题,同时在《读书》杂志上,作为世界理论走向和研究成果而得到了介绍。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并非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我这种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读书》亦成了必读的杂志之一。

  进入2000年以后,汪晖和黄平先生有机会来日本长期做研究,直接接触到急速右倾化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政治,在此,他们在促进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进行直接坦率的对话方面,开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汪晖先生在来我供职的东京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所做客座教授的期间,令众多学生和研究生感动不已的是他那学问的敏锐和深湛。

  我想从三个方面概括汪晖和黄平先生对《读书》的贡献。第一,通过《读书》杂志向中国读者阐明了下面这个道理∶日本对亚洲和中国的认识与日本的自我认识密切相关,围绕着这个他者认知和自我认知而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扭曲关系,产生出复杂曲折的日本式民族主义。第二,以《读书》杂志上的讨论为媒介,有关“亚洲”或者“东亚”这一论述架构的共同认识,在“亚洲”地区内的知识分子和知识界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三,在可以直接对话讨论的各国知识分子或者知识界之间,开拓出新的联带的可能性,即当共同面临危机和困难的情况时,可以举其全力相互支持,从而得以超越国家架构、国境乃至语言的差异而实现联手合作的可能性。



  我所读过的《读书》10年

  李旭渊

  作者简介:李旭渊,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系教授。

  我与《读书》结缘是从1993年在北京学习的时候开始的。 当时我正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级进修生。从那时候起我一直阅读《读书》杂志。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都是《读书》的忠实读者。当然,在杂志的特点方面来看, 那时的《读书》与现在的《读书》多少有所改变。但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是通过《读书》来了解中国社会和知识社会的。《读书》对于我而言,可以说一扇透视中国与中国知识人社会的窗户。即使是现在,在学校里我的研究室的书架上仍然摆放着从1993年到现在发行的《读书》。我觉得中国的知识人有必要为拥有像《读书》这样的杂志而骄傲。拥有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知识人社会的杂志是这个国家的骄傲和荣耀。从这方面来看,《读书》的存在既是中国知识人社会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在过去的十年间,《读书》曾是中国知识人社会当之无愧的骄傲,同时我希望《读书》能够成为中国知识社会的永远的骄傲。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韩国知识分子对最近《读书》杂志“换帅“这件事有着巨大的关心。这是因为《读书》杂志在中国以及中国知识社会拥有着重要意义的缘故。《读书》已经不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出版社了。《读书》并不仅仅属于三联书店,而是属于整个中国知识社会。 这就好比在韩国《创作与批评》并不仅仅属于出版杂志的创批出版社,而是属于整个韩国知识社会。因此,我觉得更换《读书》的主编也决不仅仅是三联书店内部的问题,而是中国知识社会共同的问题。 正对这次更换主编的问题,我希望中国知识社会能对此加以关注。这是因为我希望中国知识人将这一问题与中国知识人社会的现状以及危机相联系,从而对此加以关注。我坚信现在《读书》所面对的问题和危机正是中国知识人共同的问题和危机。 因此,我期待以《读书》更换主编的问题为契机,能够唤起中国知识人社会共同的危机意识, 对中国知识人社会的状况以及如何确保属于中国知识人的自由而又民主的批判空间的问题进行热烈而集中的讨论。 我相信中国知识人社会拥有展开这样的讨论的力量和热情。

  作为在韩国的局外人,我之所以对此怀有这一期待一是出于对中国知识人社会的热爱,二是因为过去的十年里,在汪晖以及黄平两位先生接任编辑之职后,《读书》已经成长变化为跨越中国国境,在东亚范围内重要的杂志的缘故。我认为在过去十年里《读书》主要取得了下面两方面的成就。 一,促使中国知识人更为关注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民众;此外还将中国知识人与世界,东亚联系在了一起。从《读书》杂志的历史来看, 这两方面的成就也正是《读书》杂志本身的变化。 我认为在过去十年间《读书》之所以会取得如此的变化和成就并不是因为两位主编的个人的政治见解,而是因为中国现实的变化。因此,对于这次更换主编的问题,我并不赞同将《读书》杂志的一部分问题全部归结在主编身上的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现实本身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读书》也变化了。因此我并不赞同《读书》的变化是主要来自于“新左派”编委这一主张。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地球上最快同时也是最为巨大的变化。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扩散,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发展正如同太阳一样, 太阳越是华丽强烈,影子也就更深长。现在中国的光芒与影子毫无疑问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便随着市场化的而产生。现在我们身居这样一个时代:不考虑市场化的问题就无法思考中国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间,《读书》杂志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问题。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杂志不能避免的选择, 同时也是一个妥当的选择。现在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中国是这样,韩国也是这样。不关注或忽视市场与资本的人文知性是早已死了的人文知性。现在的世界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市场已如同一个全知全能的神重新降临人间。 中国不例外,韩国也不例外。 我通过《读书》了解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资本与市场是如何改变中国社会,而中国的知识人又是如何来作出对应的。对于我来讲,通过《读书》了解这一情况是一次对人类历史现场进行学习的宝贵的机会。

  在全球化市场的时代里,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问题从此不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 尤其是在最近围绕韩半岛问题而展开的六方会谈中,中国与东亚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 东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东亚的问题。我记得在过去的十年间《读书》一直对东亚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对于《读书》一直以来所表现出的对中国知识人社会与(东)亚洲的关心,以及为了促进(东)亚洲和平合作与共同繁荣而倾注的努力,我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过去的十年间,《读书》是一座连结中国与世界,中国与东亚的宝贵的桥梁。《读书》一直以来履行着让中国的知识人关心亚洲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同时也让亚洲的知识人关注中国问题的职能。《读书》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跨越了中国,成为东亚范围内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杂志。

  在过去的十年间,伴随着中国的变化,《读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知识人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世界处于市场万能主义的时期,全球的知识人社会都面临着危机。韩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韩国在经历了民主化时代后,军事独裁销声匿迹,但新专制时代即市场独裁的时代却已经来临。现在韩国的知识人因申请韩国教育部的大型学术项目的研究经费而忙碌。关注于高尔夫与股市、房地产的知识人日益增加,反之对劳动者以及农民问题表现出关心的知识人却日益减少。习惯于用绚烂的西方学术理论进行遣词造句的学者不断地增加的同时,对于深切关注于韩国现实的知识人却在不断地减少。这是韩国知识人社会的危机,也是韩国人文知性的危机。不知目前中国知识社会如何?

  我真心地希望中国知识人社会不会步韩国的后尘。同时还希望能够像过去十年一样继续通过《读书》看到中国知识人社会的活力。 最后,期待在今后《读书》的批评空间也能够像过去一样, 继续成为中国的骄傲,中国知识社会的骄傲。《读书》今后也应该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的证据及象征。

  《读书》窗外的风景

  刘禾

  作者简介:刘禾,199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0-2001年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跨系教授及讲座教授,此后任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和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

  有人说《读书》杂志是一个窗口。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要补充的是,过去十年的《读书》,更像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移动中的窗口,如同我们坐在火车上看风景,望出去,眼前的景象呼啸而过,让人很难捕捉到个别的、清晰的景物。如果从外面朝车窗里面观望呢?那就更困难了,可这正是我此时此刻的心境。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的夏天里,我都会在北京度过三四个月的时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差不多每次回国,我都会听到一些说法,四处沸沸扬扬,都是针对《读书》和《读书》主编汪晖和黄平的。由于听得多了,也由于自己曾经被卷入一场相关的争论,所以我对这些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过,我还是有些惊讶,有些人对《读书》的抱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说法却始终不变;与此同时,《读书》窗外那呼啸而过的,早已非昨日的风景,而中国亦已非昨日的中国。

  我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不多,不过前后也长达十五年之久。因为早在汪晖和黄平接手《读书》之前,还是在1992年,沈昌文主编就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介绍国外当代理论和最新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后殖民理论方面的研究,题为《黑色的雅典娜》。我记得,当时并没有出现“太学术”和“看不懂”的说法。汪晖和黄平接手《读书》以后,我又陆续写了一系列文章,基本还是沿着《黑色的雅典娜》的话题,进一步展开我对当代学术和后殖民理论的评介和思考。大概是由于我长期任教美国大学,对国外学术的发展比较了解,对当代理论介入也比较深,所以常常有国内的一些朋友们希望我尽可能把最新的学术动向传达给国内,这其实是我成为《读书》撰稿人之一的真实背景。

  记得我在《读书》上写过一篇短文,重点介绍“依附理论”创始人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这篇文章很快就在《南方周末》上引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争论。我说莫名其妙,是因为那场争论并不是以学理的方式进行的,它第一次让我意识到,原来西方中心论在中国远比在国外根深蒂固,它是一种集体情结,一种欲望,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自卑感。由于说理这件事通常在学理上进行,所以跟欲望和和文化自卑感讲理是讲不通的,这些情感头绪只能通过精神分析才能理清,正如印度理论家南蒂对印度的文化精英所做的分析那样。但是国内似乎还没有人着手做这项工作。从《河殇》到《走向共和》和《大国崛起》,这些电视片的制作都提供了极佳的精神分析文本,每当我们听到有人宣扬那些宏大叙事,好像真理在握的时候,后面多半藏匿着不安全感和某种难言之隐。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为什么西方中心论在逻辑上是潜在的文化自卑感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起点和归宿。这里面什么都有,唯独缺少的就是国际主义的视野和社会批判的意识,也就是本源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状态。

  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我想这起码要求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某种状态,即同时具备社会批判意识和国际主义视野这两点要素。与之相应,知识分子的刊物亦该如此。但实际上,冷战后,国际主义这个维度往往被人忽视,更常见的情况是,很多人认为没有国际主义视野的社会批判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这种观点漠视了一种危险:没有世界大视野的社会批判完全有滑向狭隘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危险。因此,同时具备社会批判意识和国际主义这双重视野,理论和思考才有可能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发现真实的问题,并有能力分析这些问题。我认为,《读书》这十年的所有努力正集中于此。奇怪的是,《读书》所作的这种努力,不但没有得到正面积极的评价,反而被扣上“新左派”的帽子,这不但有失公允,混淆视听,而且以一场混战搅乱了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批判。

  最先发明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人很聪明,他发明了一顶红帽子,扣在“新左派”头上,又发明一顶白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自我标榜“自由主义”。这两顶帽子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发明帽子的人应该心知肚明。更有意味的是,汪晖等人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等于是拒绝了对方的命名。这拒绝本身正说明一个问题:关键在于由谁来命名,而不在于命名的实质是什么。

  李陀在最近一篇《南都周刊》采访中,其实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他说:“新左翼,它和新自由主义一样,是个国际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定义和渊源。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的文章《<新左翼评论>的重建和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就很容易明白这种渊源关系,明白人家“新左翼”到底指的是什么。把这个名词不管三七二十一移植到中国来,当帽子乱扣,是不合适的,这样乱扣,把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弄得很乱,而且越争越乱。” 因为一旦你开始纠缠这些跨语际概念的所指,将这些命名翻译回去:the New Left 和liberals,你就会落入不可收拾的混乱当中,因为中国的红帽子在国外很可能戴在那里的自由主义人士的头上,而中国的白帽子在国外倒是不折不扣地落在极右势力的头上。小布什在其2004年总统大选的那场公开辩论中,就火药味十足地给戈尔扣了这样一顶帽子:“你是个左翼自由派(a left-wing liberal)”。这句话当时连解释都不需要,因为在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政治里,它等于是骂人。既然中国所谓的 “自由主义”人士公开支持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既然以戈尔为代表的美国“左翼自由派”和国际知识分子结成了反战同盟,那么在中国标榜“自由主义”的人士恐怕要先做一点功课才行,首先有必要澄清他们的概念。也就是说,作为一对跨语际的命名,“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都是不负责任的对国外理论名词的生搬硬套,既没有学理依据,又缺少诚实的分析,对此我们不必太认真,更不必在派别问题上过份纠缠。

  回顾《读书》,我认为有一点绝不能忽视:在过去十年里,正是由于对批判意识和国际主义视野的双重坚持,它才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园地。九十年代恰好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界开始频繁接触的阶段,也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时期,更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年代。在多重变化的夹缝中生存的《读书》,这时候如果一成不变,那倒是怪事。因此,问题不在于变还是不变,关键在于如何变。所幸的是,汪晖和黄平主持《读书》期间,他们将一个文人刊物转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平台,并在那里展开了一系列的对于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和变动中的世界格局的跟踪和分析,为国内外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思想辩论的空间。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读书》杂志的国际主义视野和它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的坚持呢?首先应该承认,读者从《读书》这个移动中的窗口里所看到的,不单是中国社会的景观,而且是在全球化中徐徐展开的世界的大景观,而《读书》的当代性也就体现在这里。活跃在《读书》文章里的许多思想,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理论思考不但同步进行,而且其中的有些论述还相当超前。这是因为中国如此大规模地卷入了全球化过程,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一崭新的格局不能不对已有的理论提出尖锐的挑战,也不能不对生长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城市化、私有化、教育产业、文化产业、大众媒体、科学主义、垄断资本、能源的争夺、生态环境、性别政治、民主危机、移民网络、劳工和流动人口问题,还是医疗改革等等,这些都是各国知识分子都正在关心的话题。《读书》不但及时地回应这些当代的问题,而且它是以知识分子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敏感去关注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往往没有现成的答案或方案,就像我们在移动的火车上想捕捉窗外的风景一样困难,但理论创新的契机永远是在没有现成答案的地方出现。

  汪晖最近在《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采访中提到,如果中国学者没有能力在世界上说话,不能对外部世界发生的变迁有权威性的解释,只是对自己说话,这不是好事情。他强调国内和国外的知识分子要平等对话,《读书》提供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全球化引起的社会冲突,像印度的宗教冲突与全球化的关系、俄罗斯私有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以及对美国的霸权和战争政策的批评等,这些不同的关注点都在《读书》视野的之内,是非常可贵的。汪晖强调的平等关系,是言说行为和一切公共行为的道德底线,坚持这个底线非常重要,而《读书》在这一点上确实做得比国内的许多刊物都好。不过,我本人对所谓中外“对话”的前景并不抱有太多的幻想,因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除非说话的双方都愿意虚心学习对方的语言,否则就是拿出对话的姿态,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自说自话。所以,与其说《读书》是平等对话的平台,不如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发生在《读书》里面的思想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理论思考既有交叉又有同步,我想,这些活生生的思想只要存在,《读书》及其编辑部的所有成员这十年的辛勤劳动就会继续开花结果。

  作为此文的结尾,我想提及十年前我在《读书》的一篇文章里写下的一段话,因为这段话对描述《读书》和围绕《读书》的知识分子群体比较贴切。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出,当代理论对我们的挑战“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语境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在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和学科史研究中,中国学人能做出怎样的独特贡献?”这段话刚好写在汪晖和黄平出任《读书》主编的那一年。十年前,《读书》主要还是中国文人圈子的刊物,十年后的《读书》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知识分子刊物,这一切都是在汪晖和黄平担任主编以后才发生的。

  回顾十年的风风雨雨,《读书》经历的这些变化,还有这些变化的意义,已经不是窗外匆匆闪过的风景,那是窗口自己的历史。如今这窗口消失了,我们还能看见什么?




  争论焦点是什么?——汪晖,黄平与《读书》风波(编辑稿)

  阿里夫·德里克

  作者简介:阿里夫·德里克,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杰出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教授,此前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历史系讲座讲授、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等,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

  在过去近三十年,《读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批判性的声音。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个声音一直在改变,舍弃了一些旧的腔调,加入了新的东西,这也是这本杂志变化的明证。最近《读书》主编汪晖和黄平的离职表明了另一种转变?如果是,这个转变意味着《读书》过去十年所关注的东西对这一代读者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此不再好卖?是什么让汪晖和黄平领导下的《读书》有别于其它时代?而在这些年里,《读书》反映的是怎样的社会状况?这些社会状况已经不再重要了么?或者新的一代对他们所关注的东西不以为意?

  汪晖和黄平将各自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背景结合起来是他们的编辑生涯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社会科学对产生它们的现代社会的研究来说很关键,它们只有在人类持久追求公正、真理和美的背景下才会最好地为人类的福利服务,而按照现代学科体系,公正、真理和美属于人文学科范畴。《读书》在汪晖和黄平的带领下,将这些关注点结合起来,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文化研究出版的最前沿取得了一席之地。把主观性和信仰以及它们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联系到一起,不仅在学术上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也是任何严肃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批判分析的出发点。

  《读书》杂志这十年,也就是现代性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一个问题的十年。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前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汪和黄有很好的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一位是对中国学术遗产和现代理论问题非常熟悉的文化分析者,另一位是在社会理论和现代化问题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社会学家,这里的现代化不仅指物质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问题。在他们的领导下,《读书》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努力提出和保持了有活力的批判性评估,并且表现杰出,这种评估不仅把现代化视为经济问题,也视为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林春在最近出版的关于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的变迁》中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新阶段,即一个重温和重估社会主义目标的改革新阶段。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模式的问题,这一目标也是汪晖和黄平的灵感所在。执政者承认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性别不平等和污染问题在困扰中国的现代化。《读书》换帅事件有可能是致力于全面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人们发现革命记忆的复苏有些让人不快而且碍手碍脚,也有可能是在九十年代后兴起的消费社会价值观中成长的新一代年轻学术青年觉得《读书》提出的政治和文化问题非常乏味,尤其是当这些问题用中国和其它地方的学者们所共用的八十年代后期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

  过去十年,《读书》作为全球性的思想平台,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的现代化,又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确实,《读书》由于语言方面的明显原因(中文不像英文那样是常用的国际语言)使得读者仅限于中文读者,但是除了语言不同,这本杂志的涉猎范围与其它地方的文化研究杂志差别不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读者对杂志的语言和风格的晦涩有所抱怨。当不必要的复杂语言成为现代文化研究话语的普遍特征而受到批判时,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批判变成反智主义,将所有有难度的思考都当成谬误,而不承认,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有些问题确实是有难度的。可能的是,一些《读书》的读者因学术惯性而感到不适应,而年轻一代的一些人却对那些消费文化批判毫无耐性。《读书》是高水平的文化批判刊物,而不是一本流行文化杂志。文化批判杂志不会吸引《读者》杂志或者《人物》杂志的读者群,出版社必须要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另一方面,很多的认可都是因为编辑们的工作和声望,以及在很多征兆显示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危机来临的时刻,他们提出了那些关系中国发展甚至全球发展的重要问题。

  附原文:

  What is at Issue?

  Wang Hui, Huang Ping, and the Dushu Affair

  Dushu has served as a critical voic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life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The voice has changed over the years, dropping old tones and adding new tone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mstances of Chinese society-which is a tribute to the journal’s dynamism. Does the recent dismissal of Wang Hui and Huang Ping as the journal’s editors point to another such shift? If so, does the shift imply that the concerns of the last decade are no longer relevant to a present generation of readership-and do not sell? What marks off the journal’s voice over this past decade during the editorship of Wang Hui and Huang Ping? What were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journal responded to during those years? Are those circumstances no longer relevant? Or is a new generation oblivious to the concerns that they represent? Has the journal’s appeal suffered, therefore, raising marketing concerns, or is it the uncomfortable questions it has raised concerning China’s development, rais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cerns?

  This last question draws the greatest interest, and is no doubt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ghts discourse. Whether the change in editorship was politically or economically motivated is a normative distinction in liberal capitalist society that also structures rights discourse which condemns political but not economic abridgement of human rights. The distinction may not be the most consequential aspect of the Dushu affair. The suspicion that neo-liberal unhappiness with Dushu’s “new left” orientation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dismissal is plausible, even though there may have been no direct neo-liberal machination. Wang Hui’s reminder that the journal’s subscriptions have remained at about the same level also seems to confirm the suspicion that the dismissal was solely economic.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So does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 the journal under a new editor. The new editor may well decide to continue the orientations of his/her predecessors. In that case, the dismissal of Wang and Huang may be due to personal reasons. But if it is to enforce a shift in policy away from what they represented, the consequences are far more serious: the silencing of a critical voice of vital significance for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at large.

  It is the silencing that is the issue here, not whether it is economic or political, which makes little difference where the voices are concerned. Censorship is more or less severe depending on country, but it seems to be active globally at the present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from governments to corporations to the press and even 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more often than not in the form of self-censorship. The collus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power makes i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re the censorship originates. But it seems that the market is as important a consideration in such self-censorship as its political and legal consequences. We should, therefore, not dismiss lightly the company claim that the dismissal of the two editors was for economic reasons. They are silenced all the same.

  Let us hope that their legacy is not suspended, for what they have had to say-and, we hope, continue to say-has not lost its relevance; indeed, is likely to acquire greater urgency in coming years. Not the lea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Wang/Hwang editorship was to bring together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from the disciplinary backgrounds of the two editors. If the social sciences are crucial in the study of modern societies of which they are the products, they serve human interests best when plac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long-standing human aspirations to justice, truth and beauty, which in the modern division of labor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realm of the humanities. In bringing these concerns together, Dushu under the Wang/Huang editorship achieved a place in the forefront of cultural studies publications not just in China but globally. Bringing together issues of subjectivity and belief an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is not merely an academic matter of transdisciplinarity, it is also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ny serious critical analysis of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Wang/Huang tenure at Dushu coincid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ity as a problem in Chinese thinking, which itself was intimately linked to the rapid advance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which also produced new problems in Chinese society. Wang and Huang were well equipped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e one as a cultural analyst deeply familiar with Chinese intellectual legacies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issues, the other a sociologist trained in issues of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not just modernization as material progress but modernization also as a problem. Under their leadership, Dushu was distinguished for raising and keeping alive critical evaluation of modernization efforts in Chinese society not just as an economic but also as a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oblem. In her recent study of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Lin Chun argues that during the last decade,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of reform, that of retrospection and revaluation, especially with socialist goals in mind. This is not just an academic question, but a question that is crucial to the creation of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to that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which, it seems to me, is the professed goal of the leadership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so-called “new left” positions of Wang Hui and Huang Ping. The problems that beset China’s modernization-from regional, urban-rural, class and gender inequalities to pollution-are also readily acknowledged by the leadership, and are subject to examination. Neo-liberals committed to full incorporation in global capitalism may find the revival of revolutionary memories unpleasant and obstructive.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 youth, reared on the values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that began to flourish in the 1990s find tedious the kind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ssues raised in Dushu, especially when those issues are couched in the languages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shar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elsewhere since the late 1980s.

  The term “new left” made some sense when it emerged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n distinguishing a new generation of Marxists parting ways with Stalinism. It makes little sense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socialist society. Its u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one indication of unease that in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wealth and power as it appears through the lens of private interests, the country has strayed from the socialist goals of justice and equality, and national goals of autonomous development, and is in need of a reminder of its revolutionary legacies from a “new left-“ a term that seemingly encompasses all those who have raised questions about post-1992 development, and it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Some als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answers, if only as inspiration, in earlier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and invoke them in criticism of present-day problems, if not out of a political desire for their revival, then at least out of a recognition that they are indispensable to grasping critically problems of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Over the last decade, Dushu also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an intellectual cosmopolitanism, engaging in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nd Eurocentric modernity without escaping into a parochial nationalism. Indeed, while for obvious reasons of language(Chinese not being a commonplac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like English) Dushu’s readership is restricted to readers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journal in its coverage is not different from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s elsewhere except in its accents. This also explains the inaccessibility of language and style that some readers have complained about. While unnecessary complexity of language has been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discourse in general, and needs to be criticized, the criticism should not be carried to an anti-intellectualism that finds fault with all difficult thinking, without allowing that some problems may indeed invite complexity whether or not we like it.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of Dushu’s readership suffer from intellectual inertia, while others of a newer generation have little patience with critiques of their newfound consumer culture. Dushu is a high-level publication of cultural criticism, not a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As Wang Hui has pointed out in his response to the Sanlian management, journals of cultural criticism do not attract the kind of readership as Reader(Duzhe) or People magazine(in the US). The publisher must be well aware that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goal is to increase circulation by bringing mor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it, in the process pulling the journal back from the recognition it has acquired internationally even among those who cannot read it. Much of this recognition is owing to the work and reputation of the editors, as well as the relevance of the issues they have raised that are relevant not just to China’s development but globally at a time when there is every sign on the horizon of an impending crisis of development worldwide-and there is much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that may help with its resolution.

  As I noted above, it would be unfair to anticipate that the editor-to-be will turn his or her back on this legacy of the journal. But then, if a new editor is to continue with the path initiated by Wang and Huang, why the change? And why take the risk! All we can do is hope that Chinese readers of a critical intellectual bent will not be deprived of the fresh critical perspectives for which Dushu has served as a platform, which may be more necessary now than twenty-eight years ago when the journal started pub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