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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几种看法

西方学者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几种看法


康松编译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各种人士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人们纷纷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要将他亲手建立的党和政权“打倒”?为什么要“打倒”与他共同战斗多年的战友?在“文革”十年期间,除去仇视中国的人提出各种污蔑性原因外,一般中国问题学者也都同意中国当时的解释。但在中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外国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出了各种新的解释,美国怀特三世1989年在《混乱的政策》一书中认为,各学者提出的解释都是表层的原因。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其“暴烈性”与“普遍性”。应该研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参加这场“革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对同阶级的人那样“暴烈”,否则不足以解释“文化大革命”。外国学者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文化大革命”是追求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的结果。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多为比较“左”倾的,而且发表这种意见的时间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理查德•费理察在《追求纯洁:毛的文化革命》一文(载《共产主义问题》1969年11—12月)中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毛的意图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实行统治的上层建筑。”威兼•欣顿1972年在《中国的转折点:论文化革命》一文中称“这些政策将会改变人民,直至社会阶级不存在为止。”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1972年在《中国l在人民共和国里》一书中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平等、共享财富、中国的独立,并将革命的火炬无代沟地传下去。”

    利奥•休伯曼与保罗•斯威齐1967年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一书中称,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多克•巴尼特与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现代化。哈里•哈丁在1971年《中国:走向革命的实用主义》一文中认为,毛的“革命的实用主义”所以容忍“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活动,是为了“解冻”中国的官僚主义。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是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目标”有关。

    2.“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这里的“权力斗争”不是指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是指领导人在政策上的分歧。弗朗兹•迈克尔1967年的《权力斗争》一文(载《共产主义问题》),詹姆士•迈尔斯1968年的《毛主席的垮台》一文与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均认为,“文化大革命”起因于领导层对农村政策的分歧。麦克法夸尔特别证明,在其他问题上领导人的分歧并不象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大,他尤其不同意将刘少奇视为鼓吹苏联模式的人。但怀特三世认为,政策分歧只是文化革命起因之一,尚不足以解释文化革命的全部过程,因为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以前经常有,但均没有引发一场文化革命;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也难以解释群众的暴烈行为,而且领导人在农业政策上的分歧,也难以解释城市居民如此积极地投入文化革命。

    3.“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个性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斯卡拉皮诺在《一个革命者的转变:1919—1921年的毛泽东》一文中,曾提到“有人认为(文化革命)是老年人的胡思乱想”。罗伯特•利夫顿1968年在《革命的不朽:毛泽东和文化革命》一书中认为,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非常敏感”,他发动了一场使中国社会获得“新生”的运动。他企图“根据已与外界实际脱离的内心需要采取行动”,来控制其“环境”。写有《毛泽东传》的罗斯•特里尔在书中称,毛泽东已“失去了同伴感”。怀特三世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亦有类似的意思。

    共产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亦有类似的意思。他认为决议说毛泽东开始骄傲了,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武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当然他也同意决议说不能责怪一个或几个人。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老的政治文化决定中国人有崇拜领导的现象,但怀特三世认为,个人崇拜是文化革命中“群众忧虑和政治热情的象征,而不是原因”。

    4.“文化大革命”是1949年以后17年内执行各项政策的结果。许多学者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成员的组成情况,如斯坦利•罗森1982年在《广州红卫兵派性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称,他调查了广州市二千名红卫兵,发现造反派成员中四分之三的出身不好,保守派成员中五分之四的出身是好的。马克•布莱彻与戈登•怀特对技术单位的调查,也得出同样的比例,而工人参加哪一派则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如临时工、合同工与固定工)与在单位是否受到好评。因此,怀特三世认为,1949年以后的三个政策对“文化大革命”中各派的组成与文化革命的暴烈性是有直接影响的。第一是“贴标签”(译按:指划定阶级成份):这一政策造成了在分配工作、入学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地位集团”,有了新的“群体意识”。第二是固定的上下级关系(译按:指工作的不易调动)。这一政策导致上下级关系紧张,对上级不满意的人往往造反。第三是历次“运动”。怀特三世认为历次运动“使公民感到害怕,不敢不遵守国家的政策”,一旦松禁,各集团的矛盾表面化,暴力事件就层出不穷。

    除以上四种看法而外,还有少数人认为“赶时髦”也是一个因素,他们称之为追求“象征”,这主要表现为年青人不问原因就造反,因为“造反”是个时尚。

怀特三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比较复杂,必须将这几种看法综合起来才能较好地解释“文化大革命”。

《中共党史研究》19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