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共同体》第二版序
2007-04-27
《想像的共同体》第二版序
班乃迪克特．安德森
有谁会想到那风暴越远离伊甸园就吹得越猛烈呢？
仅仅才过了十二年，直接引发我写作想像的共同体之初稿的那场1978年到1979年在印度支那的武装冲突，似乎已经属於另一个时代了。那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进一步的全面战争的前景始终在我的脑际萦绕不去。如今这些国家有一半已经加入了天使跟前的那堆残骸了，而剩余的恐怕很快就要追随其後了。幸存者面临的战争是内战。非常有可能在新世纪发端之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会只剩下……共和国了。
是否凡此一切多少都应该被预见到呢？在1983年我写道苏联「不但是 19 世纪前民族期王朝国家的继承人，也是 21 世纪国际主义秩序的先驱。」不过，在追溯摧毁了维也纳、伦敦、君士坦丁堡、巴黎、马德里统治下的多语言、多族群的庞大帝国的民族主义之爆炸过程後，我却没有能够见到导火线至少已经被铺到远及莫斯科之处了。一个令人忧郁的安慰是，我们观察到历史似乎比作者更能证明想像的共同体的「逻辑」。
不只是世界已经在过去十二年间改变了容貌而已。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已经被令人震惊地改头换面了—在方法、规模、细致度上，还有纯粹在数量上的。仅以英语著作而言，J. A. 阿姆斯壮（J. A. Armstrong）的《民族主义以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1982），约翰．布儒理（John Breuilly）的《民族主义与国家》（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1982），恩耐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1983），米洛斯拉夫．荷洛区（Miroslav Hroch）的《欧洲民族再兴的社会先决条件》（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1985），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P．切特吉（P.Chatterjee）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1986）还有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1788年後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as and Nationalism after 1788，1990）－－只提几本最重要的作品－－以其涵盖的历史范围与理论的力量，已经在大体上淘汰了讨论这个主题的传统文献了。大量的将研究对象连接到民族主义和民族的史学的、文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女性主义的，以及其他的研究领域，部份是从这些著作当中发展出来的。1
改写《想像的共同体》，使之符合在世界以文本之中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的需求，是一件超过我目前能力范围的工作。因此，让它大体上保持为一件「未经复原的」特定时期的作品，保留著它自己特有的风格、外貌和语气，似乎是比较好的决定。有两件事让我感到安慰。一方面，旧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之完整的，最终的结果仍旧被覆盖在前方的黑暗之中。在另一方面，对我而言，想像的共同体所使用的特异的方法和它最关切的问题，似乎还处於较新的民族主义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它还未完全被取代。
在现在这版里面，我所尝试去做的只是更正我在准备初稿之时就应该避免的一些事实、概念和诠释上的错误。这些更正－－也许可以说是依循著1983年版的精神—包括了对第一版的若干更动，以及基本上带有（与本文）不连续的附录性格的两章新的文字。
在本文当中，我发现了两处翻译上的严重错误，至少一个没有实现的承诺，以及一处容易产生误导的加强语气。因为在1983年的时候我还无法阅读西班牙文，尽管还有更早的几种译本可用，我却未经深思就仰赖了格列罗（Leon Ma. Guerrero）对荷赛．黎刹（Jose Rizal）的《社会之癌》（Noli Me Tangere）的英文译本。直到1990年我才发现格列罗的译本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错误百出。关於奥图．包尔（Otto Bauer）的《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Nationalita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cratie）书中的一段长而重要的引文，我则懒惰地仰赖奥斯卡．贾希（Oscar Jaszi）的翻译。直到最近我查阅了原文之後我才发现贾希的政治倾向多么严重地扭曲了他的引文。至少在两段文字当中，我曾经没有信用地承诺要解释为何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较之下，巴西民族主义会发展如此之迟，而且如此特异。这个版本会尝试去实现这个已被毁弃的誓约。
我最初的计画就是要强调民族主义在新世界的起源。我一直觉得有一种不自觉的地方主义长期地扭曲了对这个主题的理论化工作。由於习惯了现代世界的每个重要东西都起源於欧洲的这种自负，欧洲的学者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民族主义，都太容易就把「第二代的」语言民族主义（匈牙利、捷克、波兰等等）当作他们建构模型的起点。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很多注意到想像的共同体的作品中这种欧洲中心的地方主义仍然相当安好无恙地继续存在，而且那章讨论美洲起源地的关键文字大体上都被忽略了。不幸的，除了把第 4 章重新命名为「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Creole Pioneers）之外，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速成的」解决之道了。
那两篇「附录」试图要更正在第一版里面的严重的理论缺陷。（注 2）有几位友善的批评家主张说第 7 章（「最後一波」）过度简化了早期「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建构其模型的过程。此外，那章并未认真处理当地的殖民政府－－不是母国－－在设计（styling）这些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我逐渐不安地知觉到我相信对思考民族主义做出了重要的新贡献的那个论证—对时间之理解的改变－－明显的少了它必要的对等论证: 对空间之理解的改变。年轻的泰国历史学家东猜．维尼察古（Tongchai Winichakul）所写的一篇杰出的博士论文刺激了我去思考地图制作（mapping）对民族主义想像所做的贡献。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章因此分析了 19 世纪的殖民地政府（及其心态所鼓励的那类政策）如何在相当不自觉之中辩证地创造出最後终於起而与之战斗的那些民族主义的基本规则（grammar）的方式。事实上，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就像在一场不祥的预兆之梦一样，殖民地政府远在它当地的对手出现在历史当中之前，就在想像这些对手了。人口调查对人的抽象量化／系列化，地图最终之将政治空间识别标志化，还有博物馆的「普遍的」，世俗的系谱建构这三者以彼此相关的方式，促成了殖民地政府这种想像的成形。
促使我写第二篇「附录」的缘起是，我羞愧地承认在1983年的时候，我完全不了解赫南（Renan）真正所说过的话就贸然引述了他：我轻易地把某种事实上全然怪异之事看成了反讽。这个羞辱也迫使我理解到，我并没有对新出现的民族为何，以及如何将自己想像为古老的这个问题，提出任何睿智的解释。所有那些在大多数学术作品之中看起来像是马基维利式骗术，或者布尔乔亚幻想，或者被发掘出来的历史真相者，如今却都突然使我觉得是某种更深刻，更有趣的东西。假使，在某个历史的关头，「古老」是「崭新」的必然结果？如果民族主义如我所设想的，是一种激烈变化了的意识的形式之表现，那难道对这个断裂的知觉，以及对较古老的意识的遗忘，不会创造出它自己的叙述吗？从这个角度观之，大多数1820年代以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那种隔代遗传式的幻想特性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偶发现象而已；真正重要的，是後1820年代的民族主义「记忆」和现代传记与自传的内在前提和「写作」惯例之间的结构性的结合。
除了这两篇「附录」可能被证明会有的任何理论上的优点和缺点之外，他们各自都有其司空见惯的限制。「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的资料全部都引自东南亚的个案。这个区域以某些方式提供了绝佳的比较理论建构的机会，因为它包含了先前曾被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强权（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殖民过的地区，以及从未被殖民过的暹罗。然而，即使我的分析对这个区域而言是合理的，但这个分析是否能被令人信服地应用到全世界各地，还尚待观察。在第二篇附录当中，我所用到的简要的经验资料几乎完全是关於我的认识还很浅的西欧和新世界。但我还是必须将焦点放在那里，因为最早传遍了民族主义的失忆症的土地，就是这些区域。
1991年2月
注释
1. 霍布斯邦就有勇气把这种学术上的爆炸总结为民族主义的时代已经快到尾声了：米纳娃之枭（Minerva"s owl）总是在黄昏飞翔。（译按：米纳娃为罗马神话中司工艺，智慧与战争之女神。「米纳娃之枭只在黄昏降临之时才开始它的飞翔」语出黑格尔（G.W.F. Hegel）的《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 1821）的序言，意指思想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完成之後才会出现。）
2 第一篇附录源自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1989年 1 月在克拉蚩举办的研讨会所准备的一篇论文。第二篇附录的纲要曾以「叙述民族」（Narrating the Nation）为题发表在1986年 6 月13日的《时代自由论丛》（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