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从毛泽东到当代中国
2013-12-26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梦想寄托着主体对于未来的美好期望与愿景，是主体内在意识张力作用的彰显，其对于促进主体自身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向前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力作用。这里所言的“主体”，既可以指现实的个人，也包括一个国家、民族、政党等非单一性、个体性因素。因而，梦想主体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也内在决定了梦想的层次性。但从唯物史观角度而言，所有非个体性梦想不外是对个体梦想的提升与凝练，其无法脱离于一个又一个的个体梦想而孤立存在。对于梦想而言，既有客观现实的生理之梦，也有理性之梦，二者具有不同的内在属性。对民族、国家和个人发展合理性规划的理性之梦，尽管也如生理之梦一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却总要经过思考、设计与论证了之后，才能科学构筑。惟其如此，否则只能是胡思乱想的白日梦（空想）。在我们看来，“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凝练，其经历了系列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本有梦，但是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导致己不如人不敢梦；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艰辛奋斗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重新点燃“中国梦”。但是毛泽东晚年在主观主义尤其是理想主义的指导下在“圆梦之旅”中脱离了客观具体实际，犯下了严重教训，造成了梦想的追逐和求而不得的矛盾境地；邓小平时代正是在总结毛泽东晚年“逐梦”经验教训基础上，顺利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韬光养晦、不轻言梦；当下，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进展，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把梦想引入国家意识形态，任重道远构筑“中国梦”。
一
常怀梦想、放飞梦想、追逐梦想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璀璨文明的精髓，也是推进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不断的糅合、凝练与提升，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即其内在凝聚共识的关于人生、社会理想存在状态的合理性梦想。笔者以为，构成中华民族原初性梦想的核心理念主要由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国家民族统一性的不懈追求。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历了无数次战和更替、分据交汇，但追求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始终流淌于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二是对和谐至善人际关系的向往。无论是儒家的“和为贵”思想，亦或是墨家的“兼爱、非攻”理念，都深刻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和谐、仁爱的基本理念。其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建立的客观物质基础具有深刻的联系，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物质生活基础便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深刻延续，其深刻形塑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中伦理因素主导性的特征。 三是以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主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被誉为是“天道”的彰显，而效法自然、实现天人合一的理念内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进取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理念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向前发展、个体不断完善自身的重要基础。可见，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奋斗历史进程中，不断保持中华民族的富强统一、不断趋向至善和谐的理想社会，不断促成仁爱友善的人际关系、不断发挥主体自强奋进的精神内在构筑了坚强的中华梦想。在不断追逐美好梦想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儿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但是，近代以来，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封建统治阶层闭关自守、自我陶醉于陈旧腐朽的“天朝美梦”之中难以自拔，中华民族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逐渐陷入积贫积弱的被动局面。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就要挨打”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并深刻地镌刻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内容之中。先进的中国分子开始寻求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潮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车轮的前进。已不如人所导致的一种牢固心态，使得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中国梦”，先进分子也不得不把眼光转向海外，都做起了各种各样的“西洋梦”。在此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学习器物、制度和文化等层次的转移，但结果无一例外不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然而，在向外学习的过程中，由于激烈的反传统色彩倾向的逐渐加深，在思想文化层面因否定一切旧传统与新的价值规范体系的非同步性建构而导致了国人价值信仰体系的崩溃。“新的价值信仰体系的阙如，与旧的信仰体系的过早崩溃，使中国社会长期处在价值失范的混乱境地。” 中国向何处走，成为必须要加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不难发现，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旧有的价值系统面临全面退却的危机，主体的自我信仰与梦想开始消却，中国人民逐渐彷徨于自我迷失的“缺梦”阶段。
二
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自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传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以崭新而自信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重新点燃了心中压抑已久的“中国梦”。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梦”的实现被置于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蓝图之中加以推进，而社会主义内在的优越性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圆梦之旅”有了更为坚强的保障。社会主义就其逻辑前提而言，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物质基础即先进生产力的充分继承基础之上，其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赖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马克思基于历史进步论意义上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动力。而在物质生产基础相对比较落后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其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跨越式”发展，因而以更加积极地态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建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基本生存状态，其本身就内在成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建立与发展的合法性所在。毛泽东正是基于“一穷二白”的基本现实，而力图带领中国人民画出最新最美图画、放飞最为灿烂的梦想，而实现上述梦想的唯一途径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实现民族的振兴既是毛泽东对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凌辱基本生存现实的反抗，也是基于社会主义发展而会导向民族振兴基本目标的自信姿态。近代以来接踵而至的做“西方梦”失败的尝试，无不深刻彰显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的唯一性选择。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基本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以自信而饱满的姿态构筑了放飞梦想的真实空间。
然而，也正是基于“一穷二白”的基本前提与时刻提防“被开除球籍”的紧迫感，毛泽东晚年在追逐“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急于求成，导致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追求与求而未得的内在悖论。具体而言，尽管毛泽东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赖以维持的物质基础较为薄弱的现实，但是基于尽快步入社会主义的急切愿景意识，毛泽东在辩证法的转换原则指引下——这一强弱转换的原则在革命战争年代被毛泽东运用的出神入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其晚年过分依赖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经验主义倾向——将“一穷二白”的落后情势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得以跃进式发展的“优势”。因而，在向其先期构筑的共产主义伟大梦想递进的途中，毛泽东在“落后亦即优势”的意识指引下，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导致了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式”发展。在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支配下所形成了盲目冲动性，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而毛泽东将党内力主纠正其理想主义错误的正确意见视为是对其理想蓝图的挑战——在其看来，只有他心中的梦想以及实现梦想的路径才是唯一能达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最终奋斗目标——进而导致了运用阶级斗争解决党内正常意见分歧的错误方式，并导致了阶级斗争的片面化、扩大化。尽管毛泽东晚年在逐梦之旅并不成功，但是其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坚持、对于“中国梦”的执着追寻是不容否认的。
常怀梦想、放飞梦想、追逐梦想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璀璨文明的精髓，也是推进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不断的糅合、凝练与提升，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即其内在凝聚共识的关于人生、社会理想存在状态的合理性梦想。笔者以为，构成中华民族原初性梦想的核心理念主要由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国家民族统一性的不懈追求。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历了无数次战和更替、分据交汇，但追求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始终流淌于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二是对和谐至善人际关系的向往。无论是儒家的“和为贵”思想，亦或是墨家的“兼爱、非攻”理念，都深刻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和谐、仁爱的基本理念。其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建立的客观物质基础具有深刻的联系，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物质生活基础便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深刻延续，其深刻形塑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中伦理因素主导性的特征。 三是以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主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被誉为是“天道”的彰显，而效法自然、实现天人合一的理念内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进取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理念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向前发展、个体不断完善自身的重要基础。可见，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奋斗历史进程中，不断保持中华民族的富强统一、不断趋向至善和谐的理想社会，不断促成仁爱友善的人际关系、不断发挥主体自强奋进的精神内在构筑了坚强的中华梦想。在不断追逐美好梦想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儿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但是，近代以来，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封建统治阶层闭关自守、自我陶醉于陈旧腐朽的“天朝美梦”之中难以自拔，中华民族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逐渐陷入积贫积弱的被动局面。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就要挨打”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并深刻地镌刻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内容之中。先进的中国分子开始寻求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潮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车轮的前进。已不如人所导致的一种牢固心态，使得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中国梦”，先进分子也不得不把眼光转向海外，都做起了各种各样的“西洋梦”。在此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学习器物、制度和文化等层次的转移，但结果无一例外不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然而，在向外学习的过程中，由于激烈的反传统色彩倾向的逐渐加深，在思想文化层面因否定一切旧传统与新的价值规范体系的非同步性建构而导致了国人价值信仰体系的崩溃。“新的价值信仰体系的阙如，与旧的信仰体系的过早崩溃，使中国社会长期处在价值失范的混乱境地。” 中国向何处走，成为必须要加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不难发现，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旧有的价值系统面临全面退却的危机，主体的自我信仰与梦想开始消却，中国人民逐渐彷徨于自我迷失的“缺梦”阶段。
二
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自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传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以崭新而自信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重新点燃了心中压抑已久的“中国梦”。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梦”的实现被置于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蓝图之中加以推进，而社会主义内在的优越性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圆梦之旅”有了更为坚强的保障。社会主义就其逻辑前提而言，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物质基础即先进生产力的充分继承基础之上，其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赖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马克思基于历史进步论意义上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动力。而在物质生产基础相对比较落后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其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跨越式”发展，因而以更加积极地态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建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基本生存状态，其本身就内在成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建立与发展的合法性所在。毛泽东正是基于“一穷二白”的基本现实，而力图带领中国人民画出最新最美图画、放飞最为灿烂的梦想，而实现上述梦想的唯一途径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实现民族的振兴既是毛泽东对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凌辱基本生存现实的反抗，也是基于社会主义发展而会导向民族振兴基本目标的自信姿态。近代以来接踵而至的做“西方梦”失败的尝试，无不深刻彰显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的唯一性选择。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基本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以自信而饱满的姿态构筑了放飞梦想的真实空间。
然而，也正是基于“一穷二白”的基本前提与时刻提防“被开除球籍”的紧迫感，毛泽东晚年在追逐“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急于求成，导致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追求与求而未得的内在悖论。具体而言，尽管毛泽东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赖以维持的物质基础较为薄弱的现实，但是基于尽快步入社会主义的急切愿景意识，毛泽东在辩证法的转换原则指引下——这一强弱转换的原则在革命战争年代被毛泽东运用的出神入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其晚年过分依赖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经验主义倾向——将“一穷二白”的落后情势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得以跃进式发展的“优势”。因而，在向其先期构筑的共产主义伟大梦想递进的途中，毛泽东在“落后亦即优势”的意识指引下，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导致了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式”发展。在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支配下所形成了盲目冲动性，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而毛泽东将党内力主纠正其理想主义错误的正确意见视为是对其理想蓝图的挑战——在其看来，只有他心中的梦想以及实现梦想的路径才是唯一能达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最终奋斗目标——进而导致了运用阶级斗争解决党内正常意见分歧的错误方式，并导致了阶级斗争的片面化、扩大化。尽管毛泽东晚年在逐梦之旅并不成功，但是其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坚持、对于“中国梦”的执着追寻是不容否认的。
三
面对毛泽东晚年在“逐梦”之旅中留下的深刻教训，到底要不要再继续“筑梦”、构筑何种形式的“梦想”、如何“圆梦”等问题，集中摆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以伟大的政治智慧力挽狂澜、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即在较为复杂而且深刻变动的政治格局下，坚守了社会主义的梦想，坚定了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这一梦想的道路。然而，是否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推进“中国梦”，还是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另辟蹊径”，成为邓小平必须要加以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毛泽东时代“逐梦”之旅的探索性实践为邓小平的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已无法推进“中国梦”的当下实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选择，内在承担了当下“圆梦”的主要路径。作为“圆梦”基本路径的“中国道路”，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基础之上。尽管毛泽东时代也洞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物质基础较为薄弱的基本现实，但他却将其视为优势并犯下了理想主义的错误，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依据”，也内在成为了追逐“中国梦”的“总依据”。也就是说，邓小平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重设了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互动的张力格局，胜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事业，顺利拨正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航向，即将“中国梦”的实现坐落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进程之中，同时又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导引下不断深化对“中国梦”的探索。
尽管邓小平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础之上重设了“中国梦”的实现路径，但是面对国际政治风云变动的复杂情况，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不利局面，邓小平以较为理性的姿态科学处置了“中国梦”呈现形式与话语结构。也正是在此复杂背景下，“韬光养晦”成为具有特定历史必然性的选择。换言之，在国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等复杂情况下，中国并没有站起来称当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而是通过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管好自己的事情。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推进，以及在此基础与国外交流的日益密切，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力等物质形式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邓小平曾多次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中国梦”必须首先依赖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其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在彰显。这十分明显地体现在邓小平从突破毛泽东时代从静态结构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而实现了从动态的功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层面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把握。在经济、文化等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中国梦”的推进不能停留于毛泽东时代急躁冒进的情绪之中，而必须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推进。也正是基于上述现实的深刻理解，邓小平时代中国人民将“中国梦”牢牢地放在心底，通过艰苦奋斗一步一步趋向梦想的实现。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改革进入攻坚时期，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呈现集中化之趋势。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精神消极影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在部分地区、部分人群之中的影响愈演愈烈，而传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也正是在市场经济浪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等多元因素的冲击下，一部分人放弃了原先坚守的基于社会主义道路导向“中国梦”的路径，甚至对“中国梦”本身的价值规范与现实可能性也产生了动摇，因而做起了形形色色的“美国梦”。面对上述价值选择多元化、理想信念模糊化的基本态势，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其对于凝聚民族共识、规划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前行无疑具有深远的价值与意义。当下，“中国梦”的提出一方面是针对上述不良倾向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具有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中国道路”的指引下，创造了令西方世界惊叹的“中国震撼”。当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稳步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放飞“中国梦”的实力与信心。笔者以为，“中国梦”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当代中国政党话语体系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呈现出从宏大政治叙事到日常生活体验转换的新的维度。换言之，以往在政治动员上可能过多依赖于与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并不密切相关的冰冷政治语言，而“中国梦”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每个中国人民都可以梦想并能切身感受到的感性存在。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梦”归根结底而言，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当然，实事求是而言，现阶段追寻“中国梦”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尽管我国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数量与质量之间并非是线性等同的关系，GDP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传统粗放式生产方式所推动的，更多地是通过生产资料量的投入、以牺牲资源与环境而换来的，因而实现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升级、构建科学发展模式已成为当下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我们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实现“中国梦”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这对于今天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必须沉得住气，通过脚踏实地地艰辛奋斗而非在高谈阔论中扎实构筑“圆梦”的坚实性路径。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道路”的科学指引下，在“中国精神”的深刻鼓励下，我们必将能够构建一个放飞梦想的空间，赢来一个梦想实现的光辉里程！
面对毛泽东晚年在“逐梦”之旅中留下的深刻教训，到底要不要再继续“筑梦”、构筑何种形式的“梦想”、如何“圆梦”等问题，集中摆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以伟大的政治智慧力挽狂澜、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即在较为复杂而且深刻变动的政治格局下，坚守了社会主义的梦想，坚定了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这一梦想的道路。然而，是否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推进“中国梦”，还是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另辟蹊径”，成为邓小平必须要加以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毛泽东时代“逐梦”之旅的探索性实践为邓小平的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已无法推进“中国梦”的当下实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选择，内在承担了当下“圆梦”的主要路径。作为“圆梦”基本路径的“中国道路”，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基础之上。尽管毛泽东时代也洞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物质基础较为薄弱的基本现实，但他却将其视为优势并犯下了理想主义的错误，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依据”，也内在成为了追逐“中国梦”的“总依据”。也就是说，邓小平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重设了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互动的张力格局，胜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事业，顺利拨正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航向，即将“中国梦”的实现坐落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进程之中，同时又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导引下不断深化对“中国梦”的探索。
尽管邓小平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础之上重设了“中国梦”的实现路径，但是面对国际政治风云变动的复杂情况，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不利局面，邓小平以较为理性的姿态科学处置了“中国梦”呈现形式与话语结构。也正是在此复杂背景下，“韬光养晦”成为具有特定历史必然性的选择。换言之，在国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等复杂情况下，中国并没有站起来称当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而是通过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管好自己的事情。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推进，以及在此基础与国外交流的日益密切，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力等物质形式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邓小平曾多次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中国梦”必须首先依赖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其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在彰显。这十分明显地体现在邓小平从突破毛泽东时代从静态结构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而实现了从动态的功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层面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把握。在经济、文化等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中国梦”的推进不能停留于毛泽东时代急躁冒进的情绪之中，而必须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推进。也正是基于上述现实的深刻理解，邓小平时代中国人民将“中国梦”牢牢地放在心底，通过艰苦奋斗一步一步趋向梦想的实现。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改革进入攻坚时期，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呈现集中化之趋势。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精神消极影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在部分地区、部分人群之中的影响愈演愈烈，而传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也正是在市场经济浪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等多元因素的冲击下，一部分人放弃了原先坚守的基于社会主义道路导向“中国梦”的路径，甚至对“中国梦”本身的价值规范与现实可能性也产生了动摇，因而做起了形形色色的“美国梦”。面对上述价值选择多元化、理想信念模糊化的基本态势，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其对于凝聚民族共识、规划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前行无疑具有深远的价值与意义。当下，“中国梦”的提出一方面是针对上述不良倾向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具有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中国道路”的指引下，创造了令西方世界惊叹的“中国震撼”。当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稳步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放飞“中国梦”的实力与信心。笔者以为，“中国梦”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当代中国政党话语体系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呈现出从宏大政治叙事到日常生活体验转换的新的维度。换言之，以往在政治动员上可能过多依赖于与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并不密切相关的冰冷政治语言，而“中国梦”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每个中国人民都可以梦想并能切身感受到的感性存在。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梦”归根结底而言，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当然，实事求是而言，现阶段追寻“中国梦”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尽管我国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数量与质量之间并非是线性等同的关系，GDP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传统粗放式生产方式所推动的，更多地是通过生产资料量的投入、以牺牲资源与环境而换来的，因而实现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升级、构建科学发展模式已成为当下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我们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实现“中国梦”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这对于今天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必须沉得住气，通过脚踏实地地艰辛奋斗而非在高谈阔论中扎实构筑“圆梦”的坚实性路径。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道路”的科学指引下，在“中国精神”的深刻鼓励下，我们必将能够构建一个放飞梦想的空间，赢来一个梦想实现的光辉里程！
作者简介：尚庆飞，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46
文章来源：《学海》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