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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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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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最不齿旧束缚、也最不缺新东西的年代做哲学研究,算是件既有趣、也累人的事情。因为新思想与新理念的生产速度往往比我们的脑子转得要快,大量五花八门的“后现代”、“后马克思”、“后殖民主义”之类的思潮汹涌而至,常常是前一波的模样还未端详分明,后一浪已经带着油墨香漂洋过海来到跟前。然而看多了以后,我最经常也是最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倒是反过来做逆溯式的思想史寻根,往深里去看一看今天这些貌似十分时尚潮流的新东西,究竟是怎样从思想史的旧土壤里一步一步地生发出来的。放严肃一点来说就是:我更愿意去完整地看一看,这些新东西的历史性缘起究竟是什么?我始终以为,倘没有认真走一趟思想史上逻辑寻根的全程,我们必定无法在一种简单的垂直性上真正对这些新思潮进行一番学术性的科学透视和准确把握。例如,若不去了解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和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了解列斐弗尔和德波的日常生活异化说以及景观社会理论,当然还必须包括晚年拉康的真实域之说,恐怕就很难准确把握晚期波德里亚提出的作为当今世界本质的“类像”、“真实的谋杀”一类命题,更不用说真正去弄懂晚期波德里亚文化批判的理论实质。因此,从光怪陆离的新东西里抬起头来,认真补上早先的一些重要思想史环节,实现一种具备历史感的纵向思维和眼光,将是当前学界这一类前沿性研究中首先必须完成的基础性工作。眼前这一卷由王昭风博士翻译的居伊•德波的名著《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正是当代西方文化思想史和后马克思思潮中不可或缺的学术缺环之一。毫不夸大地说,《景观社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逻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断裂。在这部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本里,德波将马克思曾经面对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物化现实抽离为一幅离裂于物质生产过程的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的总体视觉图景;而马克思所指认的市场交换中已经颠倒为物与物关系的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也被再一次虚化,成为商业性影像表象中呈现的一具伪欲望引导结构。这,就是社会景观现象。德波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景观是人们自始至终相互联系的主导模式”。 固然,对于景观的这种被制造性,人们也是心知肚明,可却始终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以致将自己本真的社会存在忘了个一干二净。用德波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分离”(异化)关系。由此,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转变为一种景观拜物教批判。总体而言,这是一本以社会批判和文化证伪为主题的论著,书中并未集中体现德波和情境主义所提出的“日常生活革命”和建构艺术“情境”一类的变革以及替代性社会改造方案。客观地说,相对于阿多诺奠基的否定性的方法论构件而言,德波开启了通达后马克思思潮的另一条重要现实路径。德波之思,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波德里亚、凯尔纳等人。 旁的不多说了,在此文中,我希望能概要地介绍一下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的基本情况,以及《景观社会》一书中有关景观批判的要点。


居伊•恩斯特•德波(Guy Ernest Dobord)(1931~1994),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实验主义电影艺术大师、当代西方激进文化思潮和组织——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1931年12月28日,德波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经营一家药店,这使德波拥有了一个丰裕殷实的童年。然而好景不长,在德波5岁上,父亲就因病去世,家道也从此中落。1942年,德波进入波城公立中学读书。他热衷文学,特别是对《马尔多罗之歌》的作者洛特雷阿蒙很是着迷。这位后来深远地影响了超现实主义的著名诗人也在无意之中完成了德波思想的启蒙。法国解放后不久,德波一家又迁居戛纳。于是,1951年德波最初的哲学思想缘起于对超现实主义的迷入,这也是20世纪众多欧洲另类思想大师共同的思想开端。他于1957年组建情境主义国际,主编《冬宴》、《情境主义国际》等杂志,主要代表作有:电影《赞成萨德的嚎叫》(1952年),《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1954年),《异轨:如何运用》(与乌尔曼合作1956年),《异轨的理论》(1956年),《关于情境主义国际趋势行动和组织状况的报告》(1957年),《文化革命提纲》(1958年),《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与康泽斯合作1960年),《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1961年),《关于艺术的革命判断》(1961年),《关于巴黎公社的论纲》(与范内格姆合作1962年),《对阿尔及利亚及所有国家革命的演讲》(1965年),《景观商品经济的衰落——针对沃茨的种族暴乱》(1965年),《景观社会》(1967年)。1973年,德波根据自己的《景观社会》一书拍摄了同名电影。 1988年以后,德波写出了半自传体的著作《颂词》,并继续完成了其《景观社会》的姊妹篇《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1988年),进一步完善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1994年,德波与布瑞吉特•考那曼合作,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电影《居伊•德波——他的时间和艺术》。影片完成之后,当年11月30日,德波在其隐居地自杀身亡。享年63岁。
德波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1957年创立情境主义 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57—1972),二是完成这部著名的《景观社会》。前者成了德波一生从事文化革命实践的基地,后者则是他最主要的理论贡献。
首先来看看情境主义国际。情境主义国际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非常重要的一波社会文化思潮,它既是直接影响欧洲现当代先锋艺术和激进哲学话语的重要思想母体,也是《景观社会》一书的直接实践母体。在法国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中,作为一种批判的艺术观念,情境主义在西方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第一次成为所谓的新型“文化革命”的战斗旗帜。情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我们这里介绍的德波,还有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等人。 我发现,情境主义思潮其实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之初,沿袭了很深的文学和先锋派艺术根源或者说传统。这些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达达主义、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等欧洲先锋艺术运动,它们通过几个后起的先锋派团体的理论与实践,直接注入情境主义国际。上述先锋派团体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生发出情境主义国际的早期观念,一举奠定了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此间所说的这些先锋团体主要是指:实验艺术家国际(The International of Experimental Artist)、字母主义运动和字母主义国际(Letterist Movement and Letterist International)和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an Imaginist Bahaus)。它们的形成大都与当时欧洲独特的社会历史情境紧密相关,尤其是与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内部频频爆发的社会经济危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笼罩欧洲大陆的悲观情绪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都秉承了达达主义、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的传统,试图以各种先锋派艺术的方式反抗或改造异化了的西方社会现实。
实验艺术家国际拒绝现实主义和抽象艺术,他们试图通过连续不断的实验来寻求一种原初的和更直接的表达形式,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创造一个新的城市环境的思想。康斯坦特(Constant)进一步发展了城市环境的概念,并将其注入情境主义国际。字母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伊索(Isou)则把都市青年人作为一个独特的阶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个阶级尽管是被剥削的和未被充分重视和代表的,但因为尚未为家庭和工作所累,他们游离于市场之外,有幸免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控制,因而享有相对超拔的自由。伊索的功绩在于第一个看到了这个非传统“阶级”的革命潜能。以上观点在马尔库塞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字母主义国际把业已由字母主义运动提出的建筑和行为理论付诸实践,并进一步阐释了“总体都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概念。这一概念的起点是如下一种理念:建筑会直接影响居住在建筑之中的人的存在,并且这种影响远远超乎一般的想象。因此,关于建筑的批判性审视就成了生活批判的一条新途径。字母主义国际提出的另外一些概念,譬如psychogeography(心理地理学)、de'rive'(漂移)和de'tournement(异轨)等,也都在后来的情境主义国际有所发展和运用。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也宣称,有必要根据“总体都市主义”,利用所有的艺术和现代技术手段来建构一个完整的城市环境,并且认识到在“总体都市主义”与未来的生活方式之间将存在本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可见,以上各派别的思想存在很大的形似性,具体来说就是它们都提出变革当下社会现实的要求,并且各自的理论着力点大都在日常生活经验的批判上,并也都积极要求建构人的具体的生活情境(situations),以获得更加完善的生存状态。
理论上的共同之处和实践活动的需要,必然逻辑地牵引出1957年情境主义国际成立前夕由德波撰写的“关于情境的建构和国际情境主义趋势的组织及活动条件的报告”。这篇报告开门见山: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被改变,情境主义就是要对这个束缚人的社会和生活进行彻底的解放和变革。德波在报告中简要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及意识形态问题,梳理并总结了各先锋派艺术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整理和提出了较为明确完整的情境(Situations)和景观(spectacle)的概念、情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目标,包括其时紧迫的现实任务:“我们必须到处向主导文化展现出一种革命性的选择,调整目前正在进行但缺乏能被充分理解的观点的研究,并且,为了能够实现集体行动,通过批判和宣传来鼓励那些所有国家里最先进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与我们取得联系。”
至此,情境主义国际已经呼之欲出了!


1957年,字母主义国际与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合并,在意大利的国际会议上正式宣告成立情境主义国际。从此时算起,直到1972年宣布解散,情境主义国际的存在先后历时十五年。在目前可参考的资料中,根据情境主义国际思想发展及组织变化情况,学界一般把情境主义国际这十五年的历史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57年—1962年的“先锋派时期”、1962年—1968年的“从分裂到革命”和1968年—1972年的“从革命到分裂”。
总体而言,在先锋派时期,情境主义国际致力于寻求艺术和政治之间某种新的结合。期间,他们创作了大量各色各样的艺术—政治作品,如他们自己创办的杂志(由德波创办的情境主义国际的杂志《冬宴》和《情境主义国际》),各种小册子,剪贴簿,演讲录音,会议,展览,绘画,建筑的模型和规划,电影,联合抵制行为,对景观文化事件的破坏,等等。在此之上,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进一步明确和阐释了“建构情境”(constructed situation)的概念。《情境主义国际》杂志的第一期就对该概念作了明确的定义:由一个统一性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地精心建构的艺术性生活瞬间。这个定义同情境主义国际创立之前的“总体都市主义”思想渊源颇深(实际上,“总体都市主义”在情境主义国际初期的理论中仍是一个重要概念)。后来“情境主义”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核心观念发展而来的。“情境主义者就是从事于建构情境的人”,他必须“从事建构情境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或者指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
在这个时期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事件,即1960年举行的情境主义国际第四次会议。会上一方面对情境主义国际的组织模式进行了调整,即由原来各国分部“联合”的形式改为“中央委员会”形式;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一个方面,即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及活动重心发生了第一次转移,会议将其基础纲要从原先的“总体都市主义”转换为“游戏的解放”。以他们之见,在高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被解放的娱乐活动业已取代了被迫的工作和消极的自由时间之间的分裂,游戏问题成了对自由时间加以组织的问题。自由时间的解放是日常生活革命的前提和基础。马尔托斯(Martos)将这次会议视为情境主义国际的一个转折点,他认为,情境主义国际的整个历史是一个不断成熟的发展进程,即从艺术批判扩展到日常生活批判,再发展到对整个社会及其革命成果的批判。之所以说它重要,还因为自1961年的第五次会议开始,情境主义国际内部就逐渐发生了分歧,并最终在1962年出现分裂,部分情境主义国际成员被分离出去,于1962年3月组成第二情境主义国际(情境主义国际Ⅱ)。该次分离宣告了情境主义国际第一阶段的结束。
情境主义国际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此时,国际将其研究重点由创作艺术—政治作品转向发展关于景观的批判理论。1966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国际的成员们讨论了一些革命议题,包括革命团体的组织问题、情境主义国际与当代革命力量之间关系的发展问题、革命和不发达经济等等。当年,情境主义国际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会的资助下出版了一本名为《关于学生生活的贫困——对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性别的特别是智力方面的关注及其补救的可行性提议》的小册子。起初,这个小册子主要内容是关于学生现实生活的批判,后来渐渐扩展为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批判,情境主义国际也由此在激进学生中名声大噪。
1967年,德波的《景观社会》和范内格姆的《日常生活革命》几乎同时出版,两本书都详尽阐述了景观的概念——这个概念几乎在10年前就已出现,并贯穿情境主义国际后来的整个革命历史。我认为,这两本书在理论逻辑层面上将情境主义国际推向了学术巅峰。
以德波的《景观社会》为例,我们不难发现,《景观社会》直接受到了黑格尔、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影响。倘若对这一文本进行孤立的阅读,此书是极其艰涩含混的,但假使将其置入情境主义理论的整体背景中来审视的话,它显然可以称得上是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有着独特见解的分析。书中最光亮的思想是:资本主义业已超越了它的生产阶段,利用饥饿来实现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已经是资本主义上个阶段的陈年旧事了。这是哈贝马斯、波德里亚等人后来重点阐述的超越“生产之镜”一类论点的隐性理论前提。根据德波的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生产阶段发展到了一个独特的景观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生活的每个细节几乎都已经被异化成景观的形式:“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仅仅成了表征。”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的生存方式上已经从存在堕落为占有,那么景观社会则进一步把占有转变为外观。考虑到情境主义国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的生产状态一直不减的积极关注和对人之异化状态所作出的强烈反抗的姿态,再加上当时各种复杂的社会危机,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情境主义国际最终为什么会与即将到来的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合流。
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是整个情境主义国际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次革命运动中,情境主义国际声誉日隆,甚至可以说是达到自身发展在现实中最辉煌的顶点。德波自己说,1968年的学生造反运动使《景观社会》一下子“扬名天下”。1 20世纪60年代,战后的繁荣从某个角度上看推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但失业和低工资却普遍存在。整个社会迷漫着悲观绝望的灰色情绪,在西方思想界的煽动和风云际会的世界政治局势影响下,法国人甚至有些群情激愤、山雨欲来,一场现代社会条件下反抗主体异化的大革命可谓一触即发。“五月风暴”发生之后,情境主义国际也积极地参与到左派学生运动的革命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红色五月风暴”的一般文献里,人们大都将思想领域中的萨特、加缪、马尔库塞、列斐弗尔,政治领域里的托洛茨基、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胡志明等人作为精神领袖,很少提及情境主义国际及其成员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但实际上,“五月风暴”中许多著名的标语都出自情境主义国际成员之手,如“让想象力夺权”(范内格姆)、“我们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德波),等等。这些都成为革命重要的催化剂和精神标识。他们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也看到了建构反对主体异化的情境的可能性。他们积极主张成立直接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当下的斗争就是要消除雇佣劳动、商品生产和政府。革命的目标就是要进入自觉意识的历史,制止所有的分离和独立于个体存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已自发地在委员会中勾画出了自己的正确的形式……工人阶级现在知道了它的敌人和自己行动的适当的方法。‘革命组织不得不认识到不能再用异化的形式来反对异化了。’(《景观社会》)既然所有其他革命形式都导向自己目标的反面,那么工人委员会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就这一点而言,情境主义国际在理论上和革命实践上都是积极的和建构性的。
第三个时期,“从革命到分裂”。“红色五月风暴”失败之后,来自情境主义国际内外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暴露,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身“体面”的解散。革命的高潮终于过去,冷静下来的情境主义国际内部开始了沉闷而冗长的争论,并重新确定了1968“红色五月风暴”之后情境主义国际的发展方向。尽管根据情境主义国际自己的判断,“红色五月风暴”证明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革命实践方式尚未成熟。冷静的反思也容易消磨激情,在这种看不见尽头的深思中,国际也日益消沉下去。1972年,德波与人合作出版了《真正的分裂》的小册子,正式宣布情境主义国际解散。这本小册子中有这么一段话,不再有任何“国际”性的必要了,因为“情境主义者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实际上,从此之后,德波的情绪也一路走低,再也没能高亢起来。


以下,我们开始真正进入德波的《景观社会》文本。此书共九章,221节。初看起来,德波的文风颇有几分帕斯卡尼采式的味道。但与那种拒斥理性同一性的非逻各斯文本不同的是,《景观社会》有着自己明晰的理论逻辑结构。仔细端详,这本书看起来倒更像是某个理论学术文本未完成的写作提纲。篇幅所限,本文中我们具体只看作为德波此书中最重要内容的景观概念。
我认为,德波写作《景观社会》一书的理论意图其实相当显明,他希望以此宣告一个新的历史断代,即宣告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而今已经过渡到他所指认的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或者说过渡为一个社会景观的王国。德波明确提出,在今天的时代,“景观—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牢固支座”。 故而,贝斯特和凯尔纳指认德波的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修正的一种尝试”。 贝斯特还指认了更重要的一层理论支援背景,即整个情境主义的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基于葛兰西的批判逻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不再是外部的强制力量,而是建立在认同之上的一种文化霸权,此处,这种霸权就体现为景观。 此话的确不无道理。在此书的第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中,德波描述了他眼中这一次重大过渡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严格来说就是景观现象发生的基本路径和存在特征。
在第一章的开篇“引语” 中,德波援引了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里的一段话,核心要义是批判基督教神学语境中那个上帝之城的幻象取代人之真实感性生活的断言。费尔巴哈指认那是一个“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被颠倒的时代。而固守人本主义立场的费尔巴哈则提出重新颠倒这种伪真实逻辑,以消除神学幻象、复归人之真实感性存在。众所周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指控主要是说后者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世界的要求的提法虽然是正当的,可是却未进一步说明神学想象世界产生的原因恰恰在于现实中“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在这个著名论断中,马克思提出了以下的表述——“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 马克思的原意是,基督教在神学幻象中建立的上帝之城,实质是出于现实封建土地上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需要。而德波在此不落痕迹地借用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一双重语境来确立自己全新的立意:与上帝之城异曲同工,当今资本主义世俗基础已经将自身分离 出来,在茫茫的总体性景象群中建立了一个同样虚幻的景观社会。德波认为,“费尔巴哈判断的他那个时代的‘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的事实被这个景观的世纪彻底证实”。 以下,不妨来看看德波自己的理论说明。
文本的第一段文字如下:“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这也是德波该书中最著名的一句断言。
为了更好地理解德波的这段名言,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作为德波理论逻辑核心的景观概念。景观 ,是德波这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德波借其概括自己看到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特质,即当代社会存在的主导性本质主要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人们因为对景观的迷入而丧失自己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而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显然,德波指认上述景观性为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并将这个观点视作自己最重要的理论新发现。不难看出,支配德波景观概念的是一种二元性人本主义价值悬设逻辑,其眼中的社会景观与社会的真实存在二者处于一个对立的“是”与“应该”的批判张力弧之中。
其实,德波的深层理论逻辑与1845年以后马克思所具有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是完全异质的。在德波这里,景观是一种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以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显现形式。尤为重要的是,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后来,波德里亚又在此基础之上发明了类象一词,然后者所谓的类象的定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性篡位,因为它比原本存在更加真实。此外,德波进一步循着马克思的批判逻辑,推断景观生成的本质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自我分离。我认为这个分析倒是切中要害。随后我们将发现,德波笔下的这个分离是一出在本体论意义上开演的悲情戏,也是社会存在异化的现实基础。
通观全书,德波在本文中并未从理论逻辑上直接界定景观的概念,而是试图通过研究性的讨论来背景性地指认这一现象。关于景观,倒是在后来的弗尔茨和贝斯特笔下有过比较明确的定义族:首先,景观指“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的某种表演”。所谓的少数人,当然是指作为幕后操控者的资本家,他们制造了充斥当今全部生活的景观性演出;而多数人,指的则是那些被支配的观众,即我们身边普通的芸芸众生,他们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中沉醉地观赏着“少数人”制造和操控的景观性演出,这种迷入性的“看”“意味着控制和默从,分离和孤独”。所以,波德里亚用“沉默的大多数”来形容痴迷的观众们。 德波后来也曾经刻画过这个“大多数”,他说:“观众简直被期望一无所知,一文不值。那种总是注视着观察下一步将发生什么的人从来不行动:这肯定是观众的情形”。 其次,景观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手段,它既不是暴力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商业过程中看得见的强买强卖,而是“在直接的暴力之外将潜在地具有政治的、批判的和创造性能力的人类归属于思想和行动的边缘的所有方法和手段”。所以,景观乍看起来是去政治化的,“景观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干预主义”,然而,也只有不干预中的隐性控制才是最深刻的奴役。其三,在景观所造成的广泛的“娱乐”的迷惑之下,“大多数”将彻底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 这当然也是后人的重新概括和分析。贝斯特还有另外一种概括——“景观的现实是:(1) 一种真正的社会阶级统治的机构设施;(2) 一种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的社会状况,‘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并在物质上得以解释’;以及(3) 这种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
好,在讨论过景观概念之后,现在我们再回到德波的文本。显而易见,上文引述的德波那段话是对马克思话语的故意改写。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马克思就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 他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细胞的商品出发,一步一步引领我们探索各种形式迥异的物与物关系背后所真实存在的货币、资本关系,尤其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秘密。而德波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时代断言,他认为在今天这个“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原先那个物性的商品经济世界已经转化成景观的总体存在,转变的实质在于“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请一定注意,此处发生了一场二重颠倒!马克思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是人与人关系的经济物化颠倒,而德波的新发现是这个已经颠倒的物化本身的表象化再颠倒。不难发现,德波其实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物化批判理论,他的观点,成了后来波德里亚用“符号政治经济学”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逻辑线索,也是后马克思思潮理论逻辑发端的重要来源之一。德波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表象化一词的,意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存在沦为故意呈现出来的表象,一种新的伪存在,或者叫伪存在的“二次方”。
关于这一点,德波曾经作过相当详尽的剖析,他认为可以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经济统治社会生活的第一阶段,使人们实现了从存在向占有的明显堕落——人类实现的不再是等同于他们的之所是,而是他们之所占有。目前这个阶段则是经济积累的结果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并进而导向了从占有向显现的普遍转向,由此,一切实际的“占有”现在都必须来自其直接名望(prestige)和表象的最终功能。同时,一切个体现实都已变成为社会现实,在这一意义上,个体现实直接依赖于社会力量并受社会力量完全塑型(completely shaped)。只有在个人现实不再存在时,个体才被允许显现自身。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经济统治社会生活”,马克思形容其为外在于个人的市场的经济力量支配了整个社会存在。在德波眼中,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人的存在方式“从存在向占有”的堕落。这话并不直接来自马克思,个中的支援背景倒颇有几分神似于人本主义的逻辑,因为“存在”中“他们的之所是”是一种应该的价值悬设。马克思自己曾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现象学中对此做了科学的说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们之间的直接劳动关系。此外,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恰恰不是对象的直接占有关系,而是资本所有关系在其中的统治地位。通俗一点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从对物的直接占有(这是封建关系的特征)到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的转变为特点的。资本家手中持有的并不是物,而是可以支配和统治物与人的资本所有关系。此即为德波理论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德波这个论点与弗罗姆的人本主义理论定位倒是有些异曲同工的意思。 不过,最重要的是,德波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本质是“从占有向显现”的普遍转向,即他自己所说的社会存在表象化已突显为资本主义的主导性范式。显而易见,德波试图展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情况,问题是他这种个体现实沦为社会现实,个人受制于社会力量的塑型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马克思开始,包括斯密、李嘉图以及作为哲学映照的黑格尔,都早已自觉意识到自工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以来,在充分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作为社会总体性的抽象劳动取代了感性具体的个人劳动,而个体活动的价值实现也只能通过市场承认才能实现。比照而言,德波此时的表述既失之于不够准确,也实在称不上是新的理论发现,反倒是他那个关于原先的实际的“占有”在当今社会生活中都必须“来自其直接名望和表象的最终功能”的观点,多少算得上是德波独到的理论说明。其实,德波真正想说的是,原先经济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注意:他并未准确地洞悉社会关系的物化)而今已转化为一种依托于表象式的名望。他所说的“只有在个人现实不再存在时,个体才被允许显现自身”,其实也是对马克思的一种改写,如果说在后者笔下,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直接关系倘不能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就无法顺利实现出来的话,那么到了德波这里,则成了个人的现实如果不能被虚化为一种非真实的景观式的“名望”,个人就将一无所有,换句话说,也可以叫无名则无利。我以为,德波的这个判断是十分深刻和敏锐的,放眼今日我们周遭的世界,所有的事物,倘不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似乎就不存在。就此意义而言,生活的表象化和景观化是本体论的。

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虚构的事物。为了向我们展示人不再能直接把握这一世界,景观的工作就是利用各种各样专门化的媒介,因此,看的视觉(sense of sight)就自然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最抽象、最易于骗人的视觉,也最毫不费力地适应于今天社会的普遍抽象。但是景观不仅仅是一个影像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影像加声音的问题。景观是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对人类实践的重新考虑和修正的躲避。景观是对话的反面。哪里有独立的表象,景观就会在哪里重建自己的法则。

真实世界沦为影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波德里亚有言,“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 上述变化的实质在于虚构的东西已经使人们不自觉地处于被麻痹的“催眠”状态。恍如魔术师手中高明的戏法,各种“专门化的媒体”一夜之间成了主角,“视觉就自然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其实,在德波的时代,大众媒介尚处于刚刚在场的初始状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不如现今霸权式的全球媒介网来得深刻和广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的凯尔纳将德波的景观发展为今天横行全球的媒介景观。 当然,所谓的“视觉”是哲学上的看。德波的意思是,过去,我们还是通过操作具体的物质实在来改变世界,或者说当时我们的触觉尚能稳居“卓越的地位”,而现今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是视觉了——必须让人看到!正是在这个思路上,后来甚至有人指认当前社会已经是“视觉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影像社会(society of the image)”,理论上也称“视觉或者图像的转向”, 还有人将其称之为“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马丁•杰语)。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了批判理论中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德波进一步指出,景观的本质是拒斥对话。景观是一种更深层的无形控制,它消解了主体的反抗和批判否定性,在景观的迷入之中,人只能单向度地默从。如是,方为景观意识形态的本质。
对此,德波心生感慨:“景观继承了西方哲学研究的全部缺点,亦即试图依据看的范畴(categories of vision)来理解活动,并将自身建立在精确的技术理性的无止境发展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哲学传统正来源于这一思想形式。” 不同的是,这种本体之看导引出存在本身的表象化,而表象正是资本主义新的存活方式。波德里亚则指认这是一种“赋予内容的表现以优先权的”唯心主义。
这个所谓的本体论语境中的“表象化”让人联想起康德的认识论革命。众所周知,康德从休谟的命题出发,做出了自然界总是以特定的形式向我们(主体)呈现,而呈现本身是先天理性构架统摄的结果的结论,康德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洞悉了以下事实:这个结果并不是事物(物自体),而只是一种被先天综合判断整合过的“现象”。康德之后,黑格尔继续抓住理性逻辑构架并将其建构成新的造物主,而马克思的功绩则是不依不饶地剥离了这个造物主身上思辨的外衣,曝露出工业性现代性的资本关系和暴力性结构的真实面目,从而批判性地指认了资本逻辑的物化狡计。德波的动作与这几位前辈是一脉相承的,他将颠倒了的物化指认为表象化的呈现,将颠倒再次做了个颠倒。在马克思那里,商品周身尚维持着一个可直接触摸的感性物质外壳,而到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生活中,连那张“跳舞的桌子”——神秘的物的外壳都蒸发了。茫茫世界,触觉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惟余眼前诱人的影像叠映出来的景观。不过,这并不是说物真的就变成了完全虚无的景象,德波说的是,在生活中,景象成了决定性的力量。景象制造欲望,欲望决定生产,也就是说物质生产虽然依旧是客观的,但却是在景象制造出来的假象和魔法操控之下劳作的。好一个颠倒又再颠倒的世界!“在这个真正颠倒的世界,真相不过是虚假的一个瞬间。” 景象叠映景象,人就生活在这光怪陆离的虚假幻象之中,悲情地依靠幻象而活。

从生活的每个方面分离出来的影像群(images)汇成一条共同的河流,这样,生活的统一便不再可能被重建。重新将他们自己编组为新的整体的、关于现实的片断的景色,只能展现为一个纯粹静观的、隔离的伪世界(pseudo world)。这一世界之影像的专门化,发展成一个自主自足的影像世界,在这里,骗人者也被欺骗和蒙蔽。作为生活具体颠倒的景观,总体上是非生命之物的自发运动。

景观是生活的具体颠倒,它由现实中“片断的景色”叠映而成,构筑了一个非生命之物的自主自足的自在运动,其本质是影像编织成的被隔离的“虚假世界”。所以,“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乃是现存社会的支撑与本质”。


关于景观的统治形式问题,最早是德波在《景观社会》第64~65节中提出的。他将景观区分为两种主要形式:集中的(concentrated)景观和弥散的(diffuse)景观。
“集中的景观从根本上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相联系。”这是一个理论定位。作为一种技术而言,所谓的集中的景观可能是由欠发达社会在试图加强国家权力时引入的,或者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定的危机时刻出现的。从本质上看,集中的景观就是官僚政治专政的工具。

官僚政治所有权本身就是集中的,因为个别官僚主义者在官僚政治共同体内,只能以其官僚主义者的成员资格参与到全部经济所有权之中。商品生产在官僚政治资本主义社会较少发展,它同样也采取了一种集中的形式:被官僚机构把持的商品是整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它出售给社会的是社会的大批残余物。官僚政治经济的专政,不可能对被剥削大众留下任何一次重要选择的余地,因为它必须选择一切事情,它独立做出自己的全部选择,无论这一选择是关于食物、音乐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因此,这意味着它已向自己宣战。这一专政必然伴随着持久的暴力。

在德波眼里,纳粹时期的法西斯国家就是集中景观的典型,也可以说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时生成集中景观的案例。不过,德波不恰当地将前苏联式的“斯大林主义”也列入其中,并将之作为欠发达社会加强国家权力时引入集中景观的现象。在此,德波连举了几个例子,譬如官僚集团把持作为全部社会劳动的商品,而社会只得到某些“残余物”;譬如国家利用官方声明将许多光彩形象集中于某个个人身上,而“每一个人必须不可思议地将自己或认同为绝对的名人或无声的消失”;再譬如,“无论哪里集中景观在统治,哪里也就是警察在统治”。在我看来,关于所谓的集中景观,德波的见解并无多少深刻与独到之处,他只是将景观作为一种统一的暴力图像,生生嫁接到专制主义上罢了。此外,这种所谓的集中景观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也与他自己之前对景观的理论描述有明显的出入——所谓的专制主义中发生的景观怎么可能是不干预的呢?这种干预,就是德波否认存在的外部强制。由此看来,德波关于集中景观的说明,倒是一个明显的学术败笔。
所谓弥散的景观,也就是景观的一般形式,被德波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新形式及其意识形态。其实,上文全部的讨论都是围绕景观这一形式展开的,在此无需赘述。关键是到了1988年,距《景观社会》一书发表已有21年的时候,德波推出了有关景观问题的一个理论新文本,即《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再度回归景观的形式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景观形式,即综合的景观(integrated spectacle)。德波在书中又一次肯定了自己二十多年以前的理论发现,并对当时的部分论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我以为,德波这一新文本提出的新的“理论发现”,就是所谓景观统治新形式——综合景观的论述。
德波宣称自己在《景观社会》一书中“说明了现代景观本质上已是:一种继承了无责任感之君权的市场经济的独裁统治及与这一独裁统治相伴随的政治新方法的总体”。 作为一种独裁,景观与过去的暴政不同,它常常呈现为某种甜蜜的意识形态控制。德波认为,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是短命的,它没能阻止景观的继续布展,“景观继续在聚集其力量,换言之,当景观的密度在社会中心日益增加时,它又最大限度将其边界扩散至社会的所有方面。它甚至已学会了一种新的防卫技巧,作为受到攻击时总是能够运用它的这一能力的一种技巧”。 言下之意,在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景观社会不仅未曾有丝毫的削弱,相反,通过理性地整合前两种形式,景观的“第三种形式又建立起来,以这一形式的普遍胜利为基础,它越来越展示出自己的强壮和扩散。这就是综合的景观,自此以后它将自己强加于全球”。 关于所谓综合的景观,德波曾做过极为详细的说明:

综合的景观显示自己的集中和弥散是同时并存的,自那时到现在,富有成效的二者的结合学会了最大规模地使用二者的这些特性。他们以前的适用模式已相当大程度地改变了。至于控制中心的集中景观现在已变得很神秘,并不再被知名的领导者或明确的意识形态所占有。而在弥散的景观方面,景观也不再将其标志置于在社会中产生的行为和对象的几乎全部领域这样的程度。因为综合景观的最后的意义是——它将自己整合进现实到如此程度,以致其实它正是在记录这一现实,而且它对它的重建实际上也正是在记录它。结果,这一现实就不再对抗好像有点异化的综合景观了。当景观集中的时候,周围社会环境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就从它逃离;当景观弥散的时候,周围社会环境的较少的部分就从它逃离;今天,周围社会环境已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可以从它逃离。综合景观已将自己伸展到这样的程度——它现在已渗透进全部实在。在理论上,通过经济理性不屈不挠成功的实际经验,快速和普遍展示的东西是很容易预言的:那就是,虚假的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的虚假化。

显然,对今天这个综合的景观,德波只是强调了它的无所不在性。景观,已经“渗透到全部实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是景观的全球化。与此同时,德波进一步指认综合景观的五个主要特征:“不间断的科学技术的更新;国家和经济的一体化;普遍化的秘密;无可置辩的谎言;永恒在场。”
倘若对德波关于景观形式的分析认真做个剖析的话,我并不认为他这个理论有何惊人之处,相反,较之于先前他对景观本质的独到而深刻的断言来看,有关景观形式的宣言倒是其明显的学术败笔,恰恰暴露出他对社会结构和当代科学及社会实践发展认识的不足。尤其是进入20世纪末期之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进展(弹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作为地区资本联盟的欧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以及后现代思潮的汹涌突现,特别是信息电子工业和网络社会的全新媒介掌控的霸权,使整个世界发生了空前剧烈的深刻变化,而德波却似乎对这场剧变置若罔闻,其言说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隐居深山的遁世者发出的不合时宜之谈。就这一点而言,凯尔纳的当代景观研究可以算是对德波理论的有力补充。前者认为,德波的景观概念过于抽象,“带有明显的总体论色彩”,而他自己的景观概念则更加具体、微观。


当然,在德波眼中,景观的出现并不就意味着世界已被虚化为一幅影像图景,“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必须充分理解:“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是马克思那个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的延伸,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市场中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实为物化了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在德波笔下,这种物化关系被景观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德波此处对马克思的改动中其实已经内含了一种否定性的超越,即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生产方式中的决定性结构开始转向以影像方式为主导的景观生产方式。后来的波斯特也是遵循这个逻辑提出了信息生产方式的替代方案。 所以,他才会说,

从整体上理解景观,它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其目标。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景观是对在生产领域或由生产所决定的消费领域中已做出的选择的普遍肯定。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景观总是现存体制条件和目标的总的正当性的理由,景观也是这种正当性理由的永久在场( permanent presence),因为它垄断了耗费在生产过程之外的大部分时间。

德波的思路还算清晰,他知道必须紧扣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基础,然后参照性地给景观一个结构性的理论定位。贝斯特评论道,德波的理论意图还是“想把握社会的构成关系,并破译它们的意识形态运作”。 这一点,完全异质于后来彻底拒斥马克思的波德里亚。在德波看来,景观最重要的本质有二:
首先,景观已经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或者叫“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更通俗地说,景观已然成为现今人们“主导性的生活模式”。以我的理解,德波的意思是说,相对于过去人们对吃穿住行等物性目标的追求而言,今天的人们在生活目标和生活模式上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我们追求的,是一种让人目眩的景观秀。这一点在现代人对新闻、宣传、广告和娱乐等的大量非本真的需要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人之存在不再由自己真实的需要构成,而是由景观所指向的展示性目标和异化性的需要堆积而至。“景观似乎就是它的目标。”所以,德波有言,“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决非偶然的或表面的就是景观的,相反,景观恰恰是这一社会最根本性的出口。在景观——统治经济秩序的视觉映像中,目标是不存在的,发展就是一切。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 此处发生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现代工业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物品与消费的真实关系了,而是景观,是由视觉映像来统治经济的秩序。所以,真实的目标(这包括社会历史的前进目标和人的需要)早已烟消云散,景观就是一切,景观就是目标。后来的许多学者纷纷指出,德波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其实只能说是景观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今天的景观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得到完全发展的阶段”。 20年以后,德波自己也发现,“当景观的密度在社会中心日益增加时,它又最大限度将其边界扩散至社会的所有方面”。
其次,是景观的意识形态功能。德波曾经说过,景观的存在和统治性的布展恰恰证明了今日资本主义体制的合法性,人们在对景观的顺从中无意识地肯定着现实的统治。所以,景观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永久在场”。这话指认了景观的意识形态功能。具体而言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它通过肯定性的表象,将人们锚定于资本家在生产和消费中“已做出的选择”。换句话说,如今,我们在生活的每个细节情境中,都不得不在广告炫示的情景牵引下,不自觉地面对一个已经被装饰过的欲望对象世界。在广告的统治下,我们无能为力,更无处可逃。优雅迷人的画面、窈窕的影像美女、时尚的生活样态和各式各样令人不得不信服的专家引导,使每个人从表层的理性认知到深层的隐性欲望都跌入了五光十色的诱人景观之中,万劫不复。德波曾经刻薄地批评那些为景观服务的专家,他说,“所有服务于国家和媒体的专家,只有这样做时他们才达到了他们的地位,即每一个专家都必须追随他的主人,因为所有以前适于独立的可能性,通过现代社会的组织模式都已逐渐减少为零。当然最有用的专家是那些最能撒谎的人。和他们的各种动机相一致,他们也需要专家是弄虚作假者和白痴”。 世界就是一幅无处不在的景观,所以我们无从选择,更加无以反抗。在购买景观和对景观生活方式的无意识顺从中,我们直接肯定着现存体制。德波说,“景观是一种表象的肯定和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 其次,通过审查而展现出来的景观,也必然是现存体制合法性的同谋。景观,当然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无论是通过广告,还是通过其他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景观,其本质都是在认同性的,或者是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的欲望结构。我们以对商品疯狂的追逐来肯定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或者是在影像文化的引诱下,将现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误认为本真的存在方式,自愿成为五体投地的奴隶。其三,景观还通过支配生产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来达到对现代人的全面控制,这也是德波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新形式的一个发现,即对人的非劳作时间的控制。景观的主要捕捉对象其实恰恰是生产之外人的闲暇时间。景观的无意识心理文化控制和对人的虚假消费的制造,都是在生产之外的时间中悄然发生的。由此,资本对人的统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大大扩展了。并且,也正是由于景观能在一切闲暇时间中对人发生颠倒性欲望驱动,才使物质生产更加远离人之真实需要,从而更直接地服务于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值。
可是,景观何德何能?它到底凭借的是哪一点,方能如此牢牢地掌控现代人呢?德波给出的答案如下:

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的和不可接近的事物。它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实际上它已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appearances)实现了。

景观画面中之物是不容争辩的,景观,就是强制性的独白,在这场只能屈从而无法对话的影像布展中,我们做不到对景观来一番批判性的审视。德波说:“当电视显示出美好的画面,并辅以厚言无耻的谎言般的解释时,傻瓜就相信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这也可以用德塞托的话形容,即电视观众“不能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写下任何东西:他始终是在被驱逐的产品之外的,在这个幻象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失去了创造者的权力,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接受者”。 举例而言,比如对现今每天的电视广告不厌其烦炫示的汽车和数码相机的性能,普通老百姓绝对不可能说出一句“不”字。今天推荐录像机,明天广告可能就展示VCD的优越性,而后天,我们就将看到高清晰度的DVD。当每个家庭里充斥各种无用的电器时,不断消失又不断生成的新景观背后,俨然晃动着资本家点着钞票仰天大笑的身影。如是,即为景观无声的暴力性,景观的逻辑,是幕后隐遁的资本帝国主义殖民逻辑。

影像的流动势如破竹,这一流动的影像类似于随意控制这个可感觉的世界的单一化内涵的他人;他决定影像流动的地点和它应该如何显示的节奏,像不断的而又任意的奇袭一样,他不留时间给反思,并完全独立于观众可能对他的理解或思考。

景观的帝国主义逻辑必然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呈现是被强制性设定的,而使景观展示出来的“同义反复”的表象也是被垄断的,垄断本身又是由无需应答的单向度的肯定来维系的,这就是景观背面的真相。德波指出:“个性的消除是具体屈从于景观规则存在的不幸附属物,这一存在甚至还在不断地除去真实经历的可能性,并从而除去了个人选择的发现”。 所以,我们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被动地接受。当然,对此也不乏不同的声音,比如凯尔纳就认为,景观并不如德波所说从来无往而不胜,相反,它也可能陷入自我矛盾和逆转的尴尬窘境。
以德波之见,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统治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法宝还在于,它让人们悄然忘却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或者叫毁灭历史。关于这一论点,德波曾在1988年的《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一文加以说明。他分析道:

景观统治的绝对优先权就是根除历史知识;首先根除的正是全部理性信息和关于最近之过去的评论。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如此明显,几乎用不着进一步的说明。伴随着完美的技巧,景观组织安排了对什么将要发生的无知,及紧随其后的对如何理解的忘记。某事越是重要,它就越是被隐藏起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惟有既不知晓历史,也不再关心曾在时,人们才会一言不发地顺从于景观呈现给自己的虚假在场。景观“隔离了来自于它的语境、它的过去、它的意图和它的结果的所有展示。它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同它相矛盾,它有权与自己相抵触,并修改自己的过去”。 景观,是最喜新厌旧的。各种地摊小报上今天还在不遗余力推崇的商品或者“健康指南”,明天就可能在推销另一种商品或药品的广告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更为嚣张的是,景观甚至能直接遮蔽刚刚发生的事件真相。“通过将新近的过去驱赶进隐匿之所,使每一个人在社会内忘掉历史精神这一对历史的放逐,景观所赢得的珍贵的优势首先是遮蔽它自己踪迹的能力——遮蔽它最近的世界性征服的真实过程。它的力量似乎早已常见,就像它总是在那里一样。所有的篡位者都分享这一目标:使我们忘记他们仅是刚刚到达。” 总之,景观一手遮天,除却它所愿意呈现的画面之外,我们的视野里将已空无一物。“当景观有三天停止谈论某事时,好像这事就已不存在了。因为那时景观在继续议论别的事,总之,自此以后别的事又存在了。” 德波的这个说明可谓一针见血。譬如,现今的媒体动辄宣布对某歌星或公众人物进行“封杀”,这一着倒是屡试不爽,因为只要一段时间在景观中缺席,凭你再如雷贯耳的公众人物也将悄无声息地消失,如石沉大海一般激不起一点微澜。你的存在其实就是景观存在,封杀你的景观呈现,无异于直接谋杀了你。德波说,我们只能感觉和关注当下的影像愿意让我们了解的东西,但对这些东西从何而来、怎样发生我们却一无所知。“随着历史的毁灭,当代事件自身退隐进一种遥远的寓言般的无法证实的故事领域、未经检查的统计学、靠不住的解释和站不住脚的推理之中。” 如此这般的断言我们并不非常陌生,但是却也令我们心中恐惧莫名。
挣扎在影像虚幻的光芒之下,德波不无忧伤地断言,景观将“是永远照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不落的太阳,它覆盖世界的整个表面并永恒沐浴在自身的光辉之中”。

景观是关于其自身统治秩序的不间断的演讲,是永不停止的自我赞美的独白,是其自身生活所有方面极权管理阶段的自画像。景观关系的那种拜物教的和纯然客观的表象,掩盖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特性:一种带有其必然规律性的第二自然对我们环境的统治。

进而,德波认定,“作为当今物品生产不可缺少的背景,作为制度基本原理的陈述,作为一个直接塑造不断增长的影像对象(d′images objets)的发达经济部门,景观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这话指认了景观在当今社会中不可动摇的掌控地位,即是为今天“社会的主要生产”。 言下之意有三:一是今天社会的一切物品生产都已无法挣脱景观炫示和推销的背景,甚至可以说没有景观,就没有物品的生产;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产品,景观已经造就了自身制造和生产的发达状态,景观生产俨然成为现今最重要和最显赫的经济部门;三是景观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理具有关键的表象和维系作用,景观是当今最大的政治。凯尔纳指出,德波眼里的景观就是“去政治化和推广绥靖政策的工具”,“它使社会主体变得麻木不仁,将大众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最紧迫的任务上转移开”。
德波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他明确反对利用媒体来中性地遮蔽景观的意识形态性质。针对西方学界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的“大众传媒时代”的提法,德波批评道:

人们宁愿使用“媒体”这个术语而不喜欢谈论景观。通过这一术语人们意欲描述一种纯粹的工具,一种公共设施,一种通过最终达到绝对单面性信息交流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体,来促进新的大量大众传播工具的不偏不倚的职业化的公共设施,藉此,已做出的决定被显现为消极赞美。

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德波笔下的景观与媒介理论所谓的媒体是完全异质的两种表述,后者指的只是一般的传播工具。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立的媒体根本不存在,“形式上看来这些媒体似乎是独立的,但事实上它总是秘密地与各种各样特殊的网络系统相联系”。 就此,德波将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指媒介理论创始人麦克卢汉,指责他一手写就了所谓人的“身体延伸”的媒介理论王国的神话。德波的批评十分尖刻,他说:

麦克卢汉本人,景观的第一个护教论者,似乎最深信这个世纪低能的人,当他在1976年终于发现“大众传播媒体的压力导致非理性”,并且修改大众传媒的用法正变得十分紧迫时,就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这位多伦多的圣哲以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对毫不费力的即刻达到的“地球村”所全部创造的无数的自由感到惊奇。

显然,在德波的理论视界里,并没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工具性媒介,看得见的,只是长袖善舞、无处不在的景观。景观,是现实资本主义统治无往不胜的新式利器,而关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动人传说,不过只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景观社会而已。


在德波看来,造成当今社会景观化的罪魁祸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分离。十分有趣的是,此时他却没有使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异化概念来标注自己的关键词。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分离( séparation)是景观的全部。” 我注意到,在自己的理论言说中德波始终并未丢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宗教的逻辑,在此,马克思的言说又一次被发扬光大了:

作为异化思想(alienated thought)之力量与异化力量之思想的哲学,从来就不能独自替代神学。景观是对宗教幻觉的具体重构。景观技术没有驱散人类将自己异化的力量投射其中的宗教迷雾;相反,它只是将这些迷雾降落到人们生活的尘世,并达到这样的程度——使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日益变得暧昧不清和令人窒息。代表对世俗生活整体拒绝的幻象天堂不再投向苍天,而被植入世俗生活自身。景观是一种将人类力量放逐到“现世之外”,并使人们内在分离达到顶点的技术样式。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他批评费尔巴哈没有关注宗教神学的基础是现实生活本身的分离,倘要真正消除人们心中的幻象,惟有改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德波则认为景观就是“对宗教的幻觉的具体重建”,正是它,将生活本身迷雾化了。我们都知道,布尔乔亚启蒙思想对神学迷雾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在重建人们的世俗生活,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工业化现代性中,幻想彼岸那座美好的上帝之城早已变成自然的现实对象化改造,而神学的禁欲出世也成了感性欲望的解放和现世声色犬马的享乐。然而,在德波看来,今天的景观将人间再度变回“幻象天堂”。景观中人的真实生活牢牢地被影像幻觉所控制。此时,幻象又在了,然而它不再是彼岸的神性天堂,而就在我们身边。何其深刻的比喻!一句话——我们好不容易从缥缈的宗教幻觉中踩到了物化的实地上,然而德波终又让我们在景观的迷雾里再度一脚踏空!
德波认为,对宗教神学的发生学研究来说,“以阶级分工形式表现的社会分工导致了最初的宗教冥想形式:全部权力总是把自身伪装起来的神话秩序。宗教论证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秩序的合理性,而这种秩序是和统治者的利益一致的;它诠释并美化了这种利益,而这正是这个社会所不能做到的”。 这话不无道理。社会本身的矛盾和分裂是宗教幻想的最初形式,土地上的等级要由天堂中的等级来神化,说到底,天上的神仙是维护地上人的利益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宗教本身已经带有一定的景观性,其性质是“一种对缺失的共同认可,是对作为普遍经历的一种整体环境的具体社会活动的匮乏的虚构的补偿”。不过,德波又发现,比之宗教具有的景观性而言,今天的景观则有另一种相反的功能:

与此相反,现代景观则描述了社会所能做到的,但在这种描述中,允许做的事情与可能做的事情是截然对立的。在人们生存状况的实际改变中,景观使人们保持了一种无意识状态。像一个虚假神圣的上帝,景观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制定自己的规则。景观展示其所是:一种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基础的、受制于机器的独立运动的、产生于一种日益精确地将劳动分工碎片化为姿势和动作的自在发展的分离力量。于是,工作的目的就只是为了不断扩展的市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有共同体和所有批判意识都消解了;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分离的力量不可能再重新统一起来。

在德波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异质性。与宗教幻觉弥补现实所不能的功能不同,今天的景观恰恰呈现了生活中所能做到的事情。不!准确地说,应该叫只能“允许做到的事情”,而非真正可能做到的事情。人在景观中是被隐性控制的,不得不无意识地臣服于景观制造出来的游戏规则,从而也就遮蔽了现实中真正出现的分离:一是社会的发展以生产力的增长为目的,而非人本身的发展,财富的增长是社会运动的唯一内驱力,人的存在反倒成为疯狂追逐利益的工具。这是马克思那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手段与目的发生颠倒的观点。二是个人主体已被机器系统和劳动分工“碎片化为”某种姿势、动作和外部力量的附属物,从而不是他自己的全面发展。我以为,这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新论点,从席勒、马克思到青年卢卡奇,对此都已经做过比较充分的论述。三是面对这一外在的现实畸变,人们只能无意识地、肯定性地认同其中,从而浑然不觉地丧失自己的一切否定性批判维度。关于这种指证,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有更加明确的具体讨论。德波认定,以上这些重要的社会分离,在景观中被严严实实地掩盖了。不难发现,他的这个观点只是重新概括了已有的社会批判理论中一些基本观点的观点,不过是拿一把新壶装了旧酒而已。
接着,德波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分离批判理论。与之前如出一辙,这一次,德波模仿的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有意思的是,他既没有使用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范畴,也没有使用后者和青年卢卡奇都曾经用过的物化概念,而是标举了一个十分实证和通俗的规定性:分离。不过,在影片《景观社会》中,德波倒是用了一个黑屏专门以字幕引述了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德波认为,分离是景观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在影片《景观社会》中,与这一段话同时出现的画面是汽车工厂车间中正在生产的工人。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人与产品被分离。“从他们的产品中分离出来的人们,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制造他们世界的每个细部,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与这个世界越来越疏离。他们的生活越是他们自己的产物,他们就越是被排除于这一生活之外”。 熟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都会知道德波这段话的原出处,只不过这一次产品异化改名为产品分离了。德波的语境与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倒确实有其相似之处,但他并未指明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与景观的内在关联为何。因为,这种“分离”并不是今天资本主义生活世界中的新现象。在影片《景观社会》中,在这一表述相对应的画面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与建成的摩天大楼的对比。德波说:“人类,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分离出来”。
其次,生产者之间直接交往的分离。在德波看来,“工人和产品的普遍分离已消除掉了任何对已完成活动的统一的观点,消除掉了生产者之间的全部直接交往。伴随着分离产品的日益聚积和生产过程的不断集中,统一与交往被这个制度的管理者所垄断。这一分离经济体制的成功就在于使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化”。在我看来,这一段仍然没有新意。但此时德波已经不是依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倒是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资本论》出发了。准确一点说,应该是由于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劳动者原先自足的统一生产活动过程被消解为片面的劳动,劳动者之间不再直接面对,劳动产品直接交换的关系也被物与物的市场中介代替了。不同的是,在斯密-马克思所面对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市场完成的这种间接性交往并不是由统治者直接“垄断”的,而在德波的时代,他似乎是认为,垄断经济结构全面控制社会存在的那出戏真的上演了,并且这种直接控制成了资本家制造景观的重要基础。遗憾的是,对这一点,德波没有能再深入下去。
其三,非劳动时间的分离。注意!这个论点算得上是新东西了。德波认为,生产本身的分离必然导致“在早先社会中与人们的原初劳动密切相联的基本经验,已处于被与被动性(inactivity)和非劳动领域相联的生活的认同所取代的过程中”,并且会“这一分离制度进化的高峰”。换句话说,人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与感性的具体劳动相关联的经验,已经为劳动之外的被动性闲暇生活的认同所取代,关键在于,劳作之外的时间恰恰就是现实分离的一部分:

这种被动性(inactivity)绝不是从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它以一种既心神不安又向往地屈从于生产制度的需要和结果的形式依赖于生产活动,它本身就是这一生产合理性的结果之一。在活动之外不存在自由,并且在景观中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所有真实的活动都被导入景观的全球性建构之中。因此,人们所提及的所有“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东西,即日益增长的休闲时间(leisure time),既不是劳动自身的解放,也不是由这类劳动所塑造的这一世界的解放。没有哪一种在劳动中被掠去的活动,能够通过屈从于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东西重新获得。

故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里,面对自动化机器系统巨大的操控力量,劳动者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这一点,马克思已经看到了。马克思没能看到的是,在原本美好的闲暇时间中,人的存在非但同样不能如他自己所想,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一种舒展的创造性,相反,同样是被奴役和被动的。绝望因此油然而生,景观统治的实现不再主要以生产劳动时间为限,相反,它最擅长的,恰恰是对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的支配和控制。在景观的奴役之下,连原本应该能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力的闲暇时间也充斥着一种表面主动、内里消极的被动性。这一次,人彻底成了翻不出如来掌心的孙猴子,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能被动地活在景观之中。在影片《景观社会》中,经常出现人们在海滩和其他渡假场所的镜头。
德波明确指出,在劳动之外的闲暇生活里发生的可悲的生存被动性并非是生产过程释放出来的,而就是景观亲手制造的。何出此言?因为在资本主义景观生活中,“从汽车到电视,景观系统选中生产的所有商品,作为不断强化制造‘孤独的人群’的武器,同样也服务于这一景观体系。景观不断地、更加精确地重新发现自己的种种假定”。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只能面对景观强加于自己的东西,他只是一个被动接收影像的观众。我们不再能听从自己的个性,甚至已经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需要,不能在闲暇时间中舒展创造性和主动性,一切闲暇生活的模式都是由景观事先制造的。总而言之,资本逻辑对劳动之外的时间实施了一种全新的殖民统治。阳光明媚的假日,人们可能自助旅行,可能去户外体育锻炼,也可能到商店、饭店和其他娱乐场所休闲消费,但这一切,几乎都是在景观无形的教唆和预设控制下进行的。我们号称正在自由地享乐、主动地活动,然而真的不是!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光鲜外表之下,真正发生的还是一种闲暇生活中的伪主动性和被动性,其本质仍然是无个性。惟其如此,德波说,“个性的消除是具体屈从于景观规则存在的不幸附属物,这一存在甚至还在不断地除去真实经历的可能性,并从而除去了个人选择的发现”。 凯尔纳则称其为“景观的‘屈从式消费’使人远离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创造”。

屈从于预设(contemplated )对象(是他自己非思活动的结果)的观众(spectator)的异化,以下面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预期得越多,他生活得就越少;他将自己认同为需求的主导影像越多,他对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就理解得越少。景观与积极主动的主体的疏离,通过以下事实呈现出来:个人的姿势不再是他自己的;它们是另外一个人的,而后者又将这些姿势展示给他看。观众在哪里都感到不自在,因为景观无处不在。

最显明的例子无疑就是如今为数众多的影视媒体和平面媒体,它们的内容和对象其实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商人们躲在幕后着力制造种种我们将去预期和追求的东西,一旦我们真将这些影像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欲望时,也就失去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这就是德波那个“他预期得越多,他生活得就越少;他将自己认同为需求的主导影像越多,他对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就理解得越少”一说的基本意思。其实,在德波此处的阐述中,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思想的挪用已经显露无遗了。
最后,景观,是一台生产和粉饰异化的新机器。在今天的社会中,“工人并不生产自身,他生产出一种独立于他们自身的力量”。听起来甚至似乎不像是在说分离,而直接就是异化登场了。这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转换。功亏一篑的是,德波并没有说明这种概念逻辑转换的意义。

这种生产的成功及其产品的丰裕,则作为一种剥夺的丰裕为生产者所经历。由于异化产品的日益骤增,全部的时间和空间变得越来越外在于他们。景观正是这一新世界的地图,这幅地图刚好等于景观所描绘的疆域。那些逃离我们的力量,以其全部力量向我们展示了它们自身。

这是一段过于形而上学却含混不清的论述。景观为什么是新异化世界的地图?逃离我们的力量,那么又如何展示自身的力量?对这些,作者一概语焉不详,他只是强调,“景观的社会功能就是异化的具体生产”。可是,对于至关重要的分离理论与异化之间的关联,他却忘了做个认真的交待。
本章的结束语是:“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 这话当然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深入。


作为一名左派知识分子,德波对景观社会的批判最终也着落在一种革命性的实践要求上。与后来的波德里亚一类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截然不同的是,德波“拒绝放弃解释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尝试”。当然,又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根本不同,德波的变革要求是所谓情境主义式的对生活的艺术化改变。
在德波看来,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历史的思想真实地出现了。在此时,“生产力的发展粉碎了古老的生产关系,全部固定不变的旧秩序也烟消云散。一切绝对的东西都变成历史性的了”。 在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作为一种自觉的革命性阶级意识,他们总是努力与“辩证的‘历史的思想’协力发展——历史的思想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寻求现存的意义,相反它努力追求理解现存在事物消亡的意义”。 可是,资产阶级一旦获得统治地位,就立刻抛弃了在社会历史本体意义上的历史性,历史仅仅成为一种抽象的观念,整个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力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历史性——永恒性。德波的分析完全正确,这是马克思已经说明过的重要观点。
德波认为,的确是马克思创立了真正的历史科学。这一学说的本质是重新将观念的历史还原为现实的客观社会历史过程,因为“只有通过变成实践的思想,历史的思想才能被保留”。然而,德波批评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所谓“决定论”的一面,因为马克思“将自己的历史分析过分简单化为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线性模式(linear model)”。 德波拿欧洲以外的超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反例。其实,德波并不了解马克思晚年的古代史研究,特别是他对俄国公社的历史考察。正因为如此,才可能产生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宣称它的全部真理居于客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组织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的渐进的必然性认识之中。这种意识形态在其教学宣传中挖掘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信仰,并将这一信仰与一种历史过程的冥想乞灵相结合。 德波显然不相信这种“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同时,他也明确反对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导致了“独裁意识形态”的发生,他甚至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国家就是集中景观的代表。“它也标志着居于现代景观统治核心的事物秩序的决定性的开幕:工人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敌人。” 显然,德波并不认为这是打破当今资本主义景观统治的正确道路。
那么,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德波的革命态度究竟是什么呢?根据他的见解,在强大的景观控制之下,“无产阶级没有被抹除,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强化的异化之下,它以工人大众的形式保持了其不可缩减的现存。工人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生命的权力,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点,他们将重新将自己定义为无产阶级,一种在这一社会内部运行的否定力量”。 显然,是青年卢卡奇那个自觉的革命的阶级意识在这个关节点上苏醒了。并且,德波发现,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仍然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否定迹象”,虽然“这些迹象被景观所误解或篡改”。尤其重要的是,德波认为当前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革命因素,也就是年轻人对景观社会的直接反抗:“反抗青年正在发出新的抗议,这一抗议尽管是含糊的、试验性的,但它非常清楚地暗示了一种对艺术、日常生活和旧政治专门化领域的拒绝。” 这是马尔库塞的新革命主体观和文化革命观点的依从,马尔库塞将后者表述为“文化大拒绝”。德波指出,这是“我们时代正式的不满,一种在青年人中间特别剧烈的不满,而且还产生了艺术的自我否定的趋势。艺术总是独自地表达了日常生活的秘密问题,尽管以一种隐蔽的、变形的和部分幻想的方式”。 在德波看来,只有来自于青年人的艺术革命才是摆脱景观支配的真正途径。这就是他所谓的新革命的实质性内容了。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又回到了本文一开始所介绍和讨论的情境主义国际了。如前所述,德波所领导的情境主义国际正是一种试验性的将景观生活颠倒为艺术瞬间的革命实践运动。我以为,情境主义在法国的出现并非偶然,更为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尽管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但西方世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带动下,在上个世纪中叶凯恩斯革命和福特主义的支配下,国家经济还是取得了空前的增长,较之资本主义早期的形态,在政治控制和经济结构上也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由于商品物质的剧增,消费主义日益盛行于世。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要关注生产领域之外由消费建构起来的“日常生活”领域。这种观念正是情境主义者德波、范内格姆等人思考的逻辑起点。后来,作为列斐弗尔学生的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对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作过更加详尽而深刻的剖析。
由列斐弗尔开创的这一理论方向,集中在一点上看就是明确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由生产优先的基础性结构向消费优先的基础性结构的转换。这可以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中后马克思倾向的最早发端之一。传统马克思所关注的物质生产领域,此时开始被判定为社会生活本质中的次要方面。德波与范内格姆等人则将列斐弗尔的上述观念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深化主要表现为商品社会被所谓“景观社会”取代的定位;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经济政治生活一类概念,开始被景观、空间和日常生活等概念取代;过去指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阶级斗争,也转换为将存在瞬间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扬弃异化和反对拜物教变成了艺术家的“漂移”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异轨”,这种文化革命的本质就是所谓建构积极本真的生存情境。其实,情境主义正是由此得名。显然,此时情境主义的基本立场与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了。在二者的差异问题上,贝斯特和凯尔纳曾经有过如下一段描述: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而情境主义们突出在马克思死后发展而成的社会再生产和消费与媒体社会新模式。马克思主义强调工厂,而情境主义者注重城市和日常生活,用文化革命、主体的转化以及社会联系补充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斗争。同时,马克思的理论注重时间与历史,情境主义者重视闲暇产物和释放欲望的制度。 如前所述,由于在景观社会中,原先那种以政治强制和经济手段为主的统治方式已经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所取代,景观创造了一种伪真实,通过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构筑起一个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伪世界(这可能是后来波德里亚那个“类象世界”的前身)。于是,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摧毁景观,揭露景观的异化本质,使人的生活重新成为真实生存的瞬间(列斐弗尔的口号:“使日常生活成为艺术”);证伪通过景观布展的虚假欲望,解放人本已的真实欲望,建构全新的生活情境,以实现日常生活的革命。贝斯特和凯尔纳说,情境主义的实践目标在于“改造社会和日常生活,去征服由景观所导致的冷漠、假象和支离破碎。战胜被动,才有可能恢复现有的存在,并通过积极的‘情境’创造和技术利用来提高人类生活”。 在这场全新的日常生活革命中,“将创造新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现在统治过去,生活的创造性总是统治生活的重复性”。情境主义者的目标是通过断然安排的短暂瞬间的变化,直接参与和分享一种生活的激情和丰富。 这些瞬间的成功只能是他们的短暂效应。从总体的观点看,情境主义者认为文化活动是一种建构日常生活的实验方法,而日常生活会随着劳动分工(首先是艺术劳动的分工)的消失和休闲的扩张持久地发展壮大。我们已经提到过,情境主义的革命策略主要有“漂移”、“异轨”和“构境”等。漂移(de'rive')是指对物化城市生活特别是建筑空间布展的凝固性的否定;异轨(de'tournement)则是要“通过揭露暗藏的操纵或抑制的逻辑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像进行解构”,或者说是利用意识形态本身的物相颠倒地自我反叛(比如使用广告、建筑和漫画的反打);而构境(constructed situation)则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真实的愿望重新设计、创造和实验人的生命存在过程。用德波自己的话来说,构境就是“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地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 是建构革命性的否定景观的情境,而情境就是某种“非景观的断层”,是“景观的破裂”。在革命性的情境中,“人们能够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压抑的欲望和得到解放的希望”。 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就是著名的颠倒式的异轨策略。漂移和异轨的目的都是为了揭露景观社会中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非物质贫乏和异化,以呈现人们自己更真实的本性。人们要首先发展一种真实的欲望以代替现存的补偿物;他们将拒绝被他人所规定的行为的全部形式,并不断地彻底改造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满足;他们不再认为生活是某一稳定性的单纯维持,相反,他们热望他们行动过程的无限丰富。 从肯定的方面来看,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去建构一种全新的生活情境,即建构以“解放了的自由欲望”为基础的个人生活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在这些革命性的策略中,艺术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情境主义者多为艺术家),艺术与诗意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主要武器。
可以说,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德波一直以一种不屈和拒绝的姿态面对一切,并积极地投身于对晦暗的社会现实进行解蔽和改造的革命实践。他主张,情境主义者不能被动而沉默地等待一场遥远的革命,而必须积极投入生活、彻底改造当下的日常生活,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和变换社会的结构是同一件事情,通过自我解放,可以改变权力关系,并进而改造景观社会。因此,他们力图建构情境以打破常规,并由此使人们摆脱思考和行动的习惯性方式。拒绝的姿态也被认为是创造性的表征。情境主义国际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向大众澄清他们在景观社会中无意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在革命进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每个个体都应该积极地和有意识地参与到对生活每一时刻的重新建构的行动中来。他们自称为情境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个体都应该建构自己的生活情境,发挥自己的潜能,获得自己的乐趣。一句话,情境主义理论可以被看作是战后在法国以及其他西方世界伴随消费主义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现代统治形式的重要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