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共产主义理想性与“中国梦”的内在关联性
2013-12-26
“中国梦”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与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目标与发展路径的科学规划，其明确将“中国梦”的含义界定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 尽管毛泽东并未明确提出“中国梦”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始终构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奋斗目标，并且毛泽东时代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为当下“中国梦”的“圆梦之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诸如，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与工业化基础的确立，等等。笔者以为，毛泽东时代对于当下“逐梦之旅”最为重要的意义，即是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至死不渝的坚持。本文拟就从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理想性的理论与实践之双重视角出发，力图剖析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关联性。
一、理论前提：共产主义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同构性
从字面上而言，关于“中国梦”理论内涵的界定似乎具有比较中性的色彩，仿佛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关联性并不密切。甚至有人据此认为，对“中国梦”的研究必须“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倾向本身就蕴含着特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主张，是“普世价值”的理论翻版。并且，这一研究倾向将会导致系列消极影响，诸如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我们看来，“中国梦”就其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基本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及其奋斗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都深刻彰显了其内具的基本政治属性与价值标准。其中，共产主义与“中国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具体而言：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主义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洞察，预设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从根本意义上而言无法超脱的必然逻辑归宿。笔者以为，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维度：一是从广义历史观层面而言，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基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化的历史与逻辑。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一段经典论述， 亦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到的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二是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维度而言，较之于空想社会主义基于伦理道德的批判与一般人性的宣扬，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于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病理解剖”，即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正确分析的基本历史情境之上，科学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换言之，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在逻辑归宿，决定了将任何国家与民族都无法从根本上超脱上述必然性的限制。尽管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呈现出一定的“式微”局面。但如果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加以考察的话，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性限制，必然最终会导向共产主义。 而“中国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关于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无论是就其内在逻辑延伸抑或是实践布展而言，都必然会最终导向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具体奋斗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阶段性目标有待于进一步推进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必须依赖于特定的路径规划。而路径的规划一方面就路径本身而言，必须具备内在的科学性。此外，主观性的路径规划必须实现与具体现实的结合，在结合中以与现实的契合程度进一步断定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逐梦之旅”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就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路径之“中国道路”，其具有特定的历史与逻辑的内在必然性。从最为根本性意义层面而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实现，只有在共产主义理想之下才能具备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此外，就现阶段所追求的“两个一百年”的基本奋斗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不过是具体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特殊性选择。而随着历史的前进与发展，其必将最终导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因而，就此意义上而言，必须坚决反对两种“历史终结论”，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资本主义作为最符合天性的制度而“终结”历史，二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需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可，这也是一种狭义的“历史终结论”。因为，无论从一般历史规律层面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层面而言，超脱“特色”、实现“一般”，超越“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内在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奋斗目标。
从字面上而言，关于“中国梦”理论内涵的界定似乎具有比较中性的色彩，仿佛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关联性并不密切。甚至有人据此认为，对“中国梦”的研究必须“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倾向本身就蕴含着特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主张，是“普世价值”的理论翻版。并且，这一研究倾向将会导致系列消极影响，诸如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我们看来，“中国梦”就其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基本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及其奋斗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都深刻彰显了其内具的基本政治属性与价值标准。其中，共产主义与“中国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具体而言：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主义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洞察，预设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从根本意义上而言无法超脱的必然逻辑归宿。笔者以为，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维度：一是从广义历史观层面而言，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基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化的历史与逻辑。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一段经典论述， 亦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到的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二是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维度而言，较之于空想社会主义基于伦理道德的批判与一般人性的宣扬，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于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病理解剖”，即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正确分析的基本历史情境之上，科学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换言之，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在逻辑归宿，决定了将任何国家与民族都无法从根本上超脱上述必然性的限制。尽管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呈现出一定的“式微”局面。但如果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加以考察的话，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性限制，必然最终会导向共产主义。 而“中国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关于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无论是就其内在逻辑延伸抑或是实践布展而言，都必然会最终导向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具体奋斗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阶段性目标有待于进一步推进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必须依赖于特定的路径规划。而路径的规划一方面就路径本身而言，必须具备内在的科学性。此外，主观性的路径规划必须实现与具体现实的结合，在结合中以与现实的契合程度进一步断定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逐梦之旅”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就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路径之“中国道路”，其具有特定的历史与逻辑的内在必然性。从最为根本性意义层面而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实现，只有在共产主义理想之下才能具备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此外，就现阶段所追求的“两个一百年”的基本奋斗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不过是具体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特殊性选择。而随着历史的前进与发展，其必将最终导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因而，就此意义上而言，必须坚决反对两种“历史终结论”，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资本主义作为最符合天性的制度而“终结”历史，二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需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可，这也是一种狭义的“历史终结论”。因为，无论从一般历史规律层面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层面而言，超脱“特色”、实现“一般”，超越“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内在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奋斗目标。
二、积极意义：毛泽东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性与“中国梦”的动力源
正如前所言，无论是就理论的逻辑布展抑或是实践的具体推进层面而言，共产主义与“中国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联性，其内在构成了“中国梦”的最终奋斗目标，也进而形塑了“中国梦”前行的基本路径与方向。而就在“逐梦”过程中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持问题，毛泽东为当下进一步从理想信念层面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做出了光辉的表率作用。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毛泽东内在深层理论逻辑构架中扎根的起点，是其在1920年夏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正如其在“自传”中所言：“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并且，毛泽东也自认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之后，其理想信念再也没有改变过。至此，共产主义成为指引毛泽东开展革命斗争的理想信念，并且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延伸其内在的逻辑射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界定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在其内在思想深处，共产主义始终作为未来的前进方向而不断发挥着思想与实践的导引作用。换言之，实现共产主义是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而被内在设定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性的坚持，是建立在对理想与现实关系动态张力格局的科学处置基础之上，其吸取了教条主义者单纯从共产主义的理想、教条出发，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深刻教训，实现了理想与现实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性是全部工作的前提，但理想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若干具体现实目标的推进，而若干具体目标的设定又必须接受理想目标的检验。”
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坚持，贯穿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其对于当下深入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且将其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历史目标相挂钩，将前者视为实现后者的基本保障与最终归宿。共产主义此一建立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病理解剖”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在其“理论旅行”（萨义德语）经济、政治、文化较为落后的东方中国，必然面临着从经济基础到文化心理结构等多重因素所构成的“抵抗条件”。在此背景下，受列宁关于在落后国家、地区进行先进阶级意识“灌输”理论的影响，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问题（即意识形态的“灌输”问题）构成了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域。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教育的核心在于向普通民众宣传共产主义作为革命最终理想奋斗目标，共产主义尚且作为理想蓝图、口号和旗帜来指引革命的前进方向，进而团结广大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由于面临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被开除球籍”的紧迫感与压力感，使得毛泽东时刻准备并力争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阶段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始终坚持灌输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成为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内容。正如毛泽东所言：“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 应该承认，毛泽东时代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与执着坚持，在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贡献，其深刻折射出了在一定条件下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创造性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如果脱离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变成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而在此问题上，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至死不渝地坚守、始终认为只有通过走共产主义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执着坚持，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梦”的实现必将发挥重要的意义。
正如前所言，无论是就理论的逻辑布展抑或是实践的具体推进层面而言，共产主义与“中国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联性，其内在构成了“中国梦”的最终奋斗目标，也进而形塑了“中国梦”前行的基本路径与方向。而就在“逐梦”过程中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持问题，毛泽东为当下进一步从理想信念层面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做出了光辉的表率作用。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毛泽东内在深层理论逻辑构架中扎根的起点，是其在1920年夏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正如其在“自传”中所言：“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并且，毛泽东也自认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之后，其理想信念再也没有改变过。至此，共产主义成为指引毛泽东开展革命斗争的理想信念，并且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延伸其内在的逻辑射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界定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在其内在思想深处，共产主义始终作为未来的前进方向而不断发挥着思想与实践的导引作用。换言之，实现共产主义是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而被内在设定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性的坚持，是建立在对理想与现实关系动态张力格局的科学处置基础之上，其吸取了教条主义者单纯从共产主义的理想、教条出发，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深刻教训，实现了理想与现实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性是全部工作的前提，但理想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若干具体现实目标的推进，而若干具体目标的设定又必须接受理想目标的检验。”
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坚持，贯穿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其对于当下深入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且将其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历史目标相挂钩，将前者视为实现后者的基本保障与最终归宿。共产主义此一建立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病理解剖”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在其“理论旅行”（萨义德语）经济、政治、文化较为落后的东方中国，必然面临着从经济基础到文化心理结构等多重因素所构成的“抵抗条件”。在此背景下，受列宁关于在落后国家、地区进行先进阶级意识“灌输”理论的影响，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问题（即意识形态的“灌输”问题）构成了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域。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教育的核心在于向普通民众宣传共产主义作为革命最终理想奋斗目标，共产主义尚且作为理想蓝图、口号和旗帜来指引革命的前进方向，进而团结广大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由于面临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被开除球籍”的紧迫感与压力感，使得毛泽东时刻准备并力争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阶段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始终坚持灌输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成为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内容。正如毛泽东所言：“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 应该承认，毛泽东时代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与执着坚持，在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贡献，其深刻折射出了在一定条件下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创造性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如果脱离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变成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而在此问题上，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至死不渝地坚守、始终认为只有通过走共产主义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执着坚持，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梦”的实现必将发挥重要的意义。
三、深刻教训：毛泽东晚年理想主义误区与“中国梦”的恰当性推进
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坚持贯穿了毛泽东的整个一生，就此意义上而言，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然而，实事求是而言，革命战争时期其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成为指引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但晚年其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理解的偏差，使得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反而成为其负担，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后果，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具体而言：
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脱节、以理想座架现实的理想主义，构成了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始至终都以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大师而“出场”，无论是年轻时期锻造“新民”的努力，抑或是革命与建设时期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探索，都深刻彰显了理想在毛泽东理论与实践中的基始性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个最杰出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然而也正是毛泽东保持了革命的理想主义。……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许多理想主义革命家变成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毛泽东依然坚持他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 实事求是而言，理想在主体布展实践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因为理想是塑造共识、凝聚力量的重要因素。实难想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缺失理想，将会呈现出何种状态。然而，毛泽东晚年在共产主义理想问题上却走向了理想主义的误区。所谓理想主义即是以纯粹的理想作为逻辑中心，一切从理想出发、而无视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程度，即理想实现的客观可能性问题。而毛泽东的理想图景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建立消除“三大差别”的理想国。然而，面对美好理想与落后现实之间的强烈冲突，毛泽东在理想主义的指引下，忽视现实发展客观基础的制约，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进而造成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实践，诸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然而，当党内其他领导人开始反思“三面红旗”的错误时，毛泽东错误地将他们视为对其共产主义理想蓝图的否定，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沉重影响。
毛泽东晚年理想主义教训对于当下深入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一方面，“中国梦”内涵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意蕴，因而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对于正确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的，其并没有脱离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趋向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前进、不断超越自身，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尽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但是起点并非能保证直接达至终点。换言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在逻辑上或实践中并非一定会导向共产主义的终点，其需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的不断指引。在此意义上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犹如一艘处于披荆斩浪之中的巨轮，在其前行之中可能会面临波动甚至是偏航，而共产主义理想则犹如屹立于远方的灯塔始终指引着正确的航向。
也因为只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广大党员干部才能实现“高站位”、“宽眼界”、“阔心胸”，才能在顺境时不骄傲、逆境时不动摇。另一方面，在实现“中国梦”的“逐梦之旅”中，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指导作用必须建立在对现实情境的正确把握基础之上，否则就有可能重蹈毛泽东晚年理想主义的覆辙。如前所言，“中国梦”的实现需要走“中国道路”，而“中国道路”从根基上而言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总依据”的深刻把握基础之上。实现共产主义并非一朝一夕的过程，其需要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同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也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因而，必须立足于现阶段的奋斗目标、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不断推进“中国梦”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不断实现。
总而言之，从理论逻辑布展与现实实践进展的双重视角出发，都深刻彰显了共产主义与“中国梦”之间的内在同构性。而毛泽东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的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都为当下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吸收与总结。“中国梦”的胜利实现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导，但也需深刻地根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总依据”，通过脚踏实地的艰辛奋斗而非在“高谈阔论”中不断开辟“逐梦之旅”的新篇章。
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坚持贯穿了毛泽东的整个一生，就此意义上而言，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然而，实事求是而言，革命战争时期其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成为指引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但晚年其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理解的偏差，使得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反而成为其负担，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后果，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具体而言：
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脱节、以理想座架现实的理想主义，构成了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始至终都以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大师而“出场”，无论是年轻时期锻造“新民”的努力，抑或是革命与建设时期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探索，都深刻彰显了理想在毛泽东理论与实践中的基始性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个最杰出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然而也正是毛泽东保持了革命的理想主义。……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许多理想主义革命家变成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毛泽东依然坚持他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 实事求是而言，理想在主体布展实践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因为理想是塑造共识、凝聚力量的重要因素。实难想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缺失理想，将会呈现出何种状态。然而，毛泽东晚年在共产主义理想问题上却走向了理想主义的误区。所谓理想主义即是以纯粹的理想作为逻辑中心，一切从理想出发、而无视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程度，即理想实现的客观可能性问题。而毛泽东的理想图景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建立消除“三大差别”的理想国。然而，面对美好理想与落后现实之间的强烈冲突，毛泽东在理想主义的指引下，忽视现实发展客观基础的制约，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进而造成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实践，诸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然而，当党内其他领导人开始反思“三面红旗”的错误时，毛泽东错误地将他们视为对其共产主义理想蓝图的否定，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沉重影响。
毛泽东晚年理想主义教训对于当下深入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一方面，“中国梦”内涵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意蕴，因而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对于正确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的，其并没有脱离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趋向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前进、不断超越自身，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尽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但是起点并非能保证直接达至终点。换言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在逻辑上或实践中并非一定会导向共产主义的终点，其需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的不断指引。在此意义上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犹如一艘处于披荆斩浪之中的巨轮，在其前行之中可能会面临波动甚至是偏航，而共产主义理想则犹如屹立于远方的灯塔始终指引着正确的航向。
也因为只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广大党员干部才能实现“高站位”、“宽眼界”、“阔心胸”，才能在顺境时不骄傲、逆境时不动摇。另一方面，在实现“中国梦”的“逐梦之旅”中，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指导作用必须建立在对现实情境的正确把握基础之上，否则就有可能重蹈毛泽东晚年理想主义的覆辙。如前所言，“中国梦”的实现需要走“中国道路”，而“中国道路”从根基上而言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总依据”的深刻把握基础之上。实现共产主义并非一朝一夕的过程，其需要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同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也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因而，必须立足于现阶段的奋斗目标、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不断推进“中国梦”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不断实现。
总而言之，从理论逻辑布展与现实实践进展的双重视角出发，都深刻彰显了共产主义与“中国梦”之间的内在同构性。而毛泽东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的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都为当下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吸收与总结。“中国梦”的胜利实现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导，但也需深刻地根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总依据”，通过脚踏实地的艰辛奋斗而非在“高谈阔论”中不断开辟“逐梦之旅”的新篇章。
作者简介：张明，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南京，210046
文章来源：《学海》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