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巴迪欧论马克思与共产主义

彼得•英格尔曼(以下简称彼):马克思又如何呢?马克思是一位哲学家。他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覆盖在费尔巴哈的问题之上。是否如你刚才谈到的尼采一样,这是从一种原则转向另一原则的情形呢?

阿兰•巴迪欧(以下简称巴):当然,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这种企图。我已经说过,这个企图就是一种典型的十九世纪的企图,此外,这种企图也可以在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那里找到——这种企图代表着达尔文式的解释。在所有这些主要的作者那里,都存在着某种十九世纪式的实证主义的希冀。但是,对于马克思,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马克思,在他那里,这三种东西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一起。首先有一种带有黑格尔哲学遗产的辩证的马克思,这种辩证法主要被视为客观性的辩证法,即矛盾运动发展的辩证法。这就是构建了历史哲学的马克思,实际上,这是一个扩展版的历史运动。

彼:是否马克思的哲学史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的哲学史?

巴:当然。不过他用唯物主义的哲学史取代了黑格尔的哲学史版本,其代表性特征是有着明显的必然性因素。即以一种必然的方式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而在此之前,是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这就是我所谓的作为历史哲学家的马克思。

彼:非常正确,他使用了黑格尔的逻辑。

巴:的确如此。因此,正如我刚说过,这就是第一种马克思,即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一种带有广阔的历史视野的马克思。然后,在我看来,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真的按照真正的社会功能理论,来构建了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正如他自己说过,这个理论不是起源于历史哲学,而是起源于英国政治经济学。不是来自于黑格尔,而是来自于李嘉图。众所周知,马克思几乎毕其一生来写作《资本论》,这本书并没有写完,此外,这本书建立在非常详细,非常精致的分析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在这本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处于次要地位。我并不是说,辩证法在其中完全消失了,而是说,它不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剩余价值及其分配机制的分析。

彼:但这里没有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

巴:剩余价值及其分配机制的内在逻辑就是功能逻辑。

彼:这难道不是一种危机逻辑吗?

巴:在最终的分析中,这更多是一种功能逻辑。

彼:但《资本论》第三卷走向了经济危机

巴: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力量并不是马克思的创见。实际上我们在亚当•斯密那里就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过度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观念。马克思所发现的是资本如何起作用的规律,以及对资本的规律进行了分析性评价。我并不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完全是辩证法的马克思,而是一个分析性的马克思。毫无疑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受到了科学理想的驱动,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想的驱动。

彼:这个分析性的马克思往斯密身上添加了什么?

巴:他添加的是从如下事实中的得出的结论,即问题的绝对核心就是剩余价值,加上了一个分析性和规范性的结论,即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时,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利润率。这就解释了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不同的兴衰变化。因此,他引入了一个明显的新观念,甚至与李嘉图相比也是十分新的,但马克思与李嘉图在精神理念上高度一致。这个马克思就是十九世纪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
不过,还有第三个马克思,即作为一个政治人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创立者,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特殊时期大声宣告,赌上一切,同无政府主义者,同普鲁东等人进行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旦有必要,这个马克思会援引另外两个马克思,一旦需要,他会援用历史哲学。很自然,他也会援用对经济科学的讨论,但他所追求的目的却是第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目的提供的是历史发展的一般框架,第二种类型的目的是对当代社会运作机制,进行极其精细的分析,第三种类型则创造了一种革命工具,某种可以积极地用于颠覆既已确立的秩序的工具。毕竟是马克思开始了德国的革命。这个马克思也开创了另外一些东西。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总会有个问题,就是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究竟所指的是哪一个马克思。这个问题取决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参照文本。那些被隐匿,被禁绝的文本往往占了很大一部分。在法国共产党的背景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不允许大家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些文本是被禁绝的。这些文本被视为黑格尔主义的文本。事实上,当你们阅读这些文本的时候,你们会发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试图将第一种类型的马克思和第二种类型的马克思结合起来的文本,最终结合为第三种类型的马克思,即让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可以将历史哲学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角度熔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对于这种特别的复杂性,于我而言,马克思非常令人神往,非常令人着迷,因为,归根结蒂,马克思是试图在一个由结构辩证法所支配的情境中生产出一个革命主体理论的思想家,亦即,在这个情境中,它不会自发地让自己去创造出一个新的政治主体。因此,在马克思自己那里,必然存在某种矛盾的东西,一种必须要么使用分析材料,要么使用辩证材料才能解决的东西,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取决于他所要讨论的是经济学还是历史哲学,但综合所有东西来考察,他深入关涉的东西,以及其红痣正是在于去构建,去让一种全新的政治主体得以出现。
当阿尔都塞说,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主体理论时,这是因为阿尔都塞在《资本论》中没有发现主体理论。如果你们阅读一下《资本论》,你们不会找到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我们知道,当马克思开始考察阶级概念的时候,他停止了《资本论》的写作。他那时根本没有面对政治主体问题。因此,我们不太可能从《资本论》中获得一个新的政治主体。不过,在构建新的主体的时候,倒是可以使用它。我认为,马克思已经首先尝试了如何将结构性分析同辩证法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主体问题有可能呈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一点,因为我曾说过,这就是最吸引我的问题:我如何可能从最为严格的形式数学上,以这种方式实现最终为主体问题所应用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打算去做的事情,在某些方面,这也是弗洛伊德打算去做的事情,正如拉康已经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弗洛伊德那里,也有一个理论,一个非常强的进行分析的癖好,即他用热力学的模式来解释无意识。和马克思一样,他也是实证主义的死忠,事实上,对于十九世纪思想家们而言,均是如此,不过最后,从这种思潮中诞生的正是一种新版的人类主体。正如拉康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人类主体的版本。当你们开始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正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即必须将结构分析推进到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真理本身需要某种类似主体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里都可以发现这一点,有点反讽的是,他们的共性就是他们都是主观化的实证主义者。

彼:但如何在结构分析中来想象一个主体呢?

巴:那里必然有一个决裂的范畴。

彼:是的,必然有。

巴:绝对有。在马克思那里,它就是“革命”的范畴,因为革命是一个事件,革命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能的,它是一种可能性。但与他所说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是不可避免的,是绝对必然的,它将会靠自己来发生一切。倘若他对此想得过多的话,他就不会花掉其毕生精力去创建第一国际。而弗洛伊德,他对于分析治疗有一种么特别的观念,这种观念导致了在主体那里的病兆和精神组织的真正的改变。在我的更富有哲学味的体系中,这就是事件的范畴,我们知道,它包含了所有外部的冲击,同时它扰乱了分析所揭示的一切。恰好,为了真正理解决裂,你们也必须坚持进行分析,因为决裂就是同结构的决裂,同分析的决裂,它将会保留结构的某些特殊的特征。换句话说,对于决裂结果的知识上的认知,需要你们牢记在心,并且要理解,决裂何以影响了结构。我认为这些正是革命性的马克思的问题:在革命或决裂的前提下,之前分析的分析性和辩证性的力量是否可以仍然被保留下来?因为通过决裂的过程,在马克思分析法兰西情况时所清楚面对的问题正是,决裂不是总体的决裂。决裂往往发生在一个特殊点上,这个点或许可以扩展开来,但它总是发生在某个特殊点上。因此,事实上,存在着决裂,但围绕着决裂的一切,这个决裂的点,被囊括和纳入到结构分析所揭示的东西之内。

彼:那么,我们想知道,如果存在着一种倾向于描述出革命主体的逻辑,源自于两种活动,即分析行为和辩证行为的主体定义是什么,马克思在其政治著作中所阐述的主体的所有要素是什么。

巴:我认为主体的本质实际上只能回溯性地体会,或部分地被揭示出来。主体就是一场运动,在运动中,事件性决裂的结果在知识和精神层面上被揭示出来,它可以在情势中被发现。至于共产主义运动,很明显,主体通过使用辩证哲学和对资本的分析,阐明了革命性决裂的结果,这是一个人性历史的视野,其实例是由先前的革命和起义所提供的。主体通过使用所有手段,创造了某种方式,让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变得可以理解。这种可理解性通常是有偏颇的,因为运动才是首要的东西。这个决裂的结果是自由运行的:它们是创造性的,它们是积极的,它们总会有些相当复杂的关系,在一些好的老马克思主义时代中,这就是著名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但那并不是真的如所有东西一样的好!正如你们自己对此心知肚明!

彼:那是别的东西,是另一个问题!

巴:我注意到了,但你仍然记得理论与实践,不是吗?

彼:是的,我记得。

巴: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主要问题,即那里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当然,这还是有点抽象,但那就是你们在老掉牙的马列主义中所学到的东西。还有,这是一个真问题,正如精神分析复活了治疗过程、解释、以及无意识一般原理等之间关系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认为,通过一个决裂从内部产生了真正的真理运动和主体——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且这个决裂影响了我们通过分析手段和辩证途径已经得到理解的结构,那么十分自然,会应当有这样的问题。这种理解越强大,分析和辩证的维度就越难以分开。我想这就是一个真问题,我们继承了这个问题。

彼:那些手段都是必要的,理论与实践。

巴:是的,都是必要的,我认为形式化的概念——对经验的形式化,赋予经验以形式——或许就是最主要的运算,因为形式化就是在分析与辨证之间悬疑不决的东西。辨证类型的形式化是可以想象的,分析类型的形式化亦是如此。形式化并不做出决断,它对于哪一方是支配因素这样的问题保持开放,从而避免了在分析与辨证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的冲突。这就是我的哲学之中真正重要的目标。我想做的是说明,如果你们面对一场真正的运动时,对于某些特殊问题而言,分析与辨证之间明显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形式的观念本身既不是辨证的,也不是分析的。在具体情况分析基础上,它维持了二者。这很复杂,但我认为,在我的哲学中,我试图提供真实运动,即接近无限的运动的另一种来源,为了就是不陷入到分析与辨证的冲突之中。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在那些认为经济具有优先性的人(所有一切最终都依赖于经济分析)与认为政治行动和革命行动具有优先性的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在极左的激进分子与右翼的经济论者之间的冲突就是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祸根所在。这也是精神分析的祸根,他们一部分人认为这基本上就是医学的客观形式,他们对立于另一帮人,即他们完全支持纯粹的主体理论。我想超越这些冲突。或许,对我的哲学目标最清晰的界定就是说明,在一个真正的运动中出现了主体,而真正的运动是在某种类型的结构,某种类型的分析计算的裂缝所导致的。为了解释这个过程,为了对之形式化,辩证分析(从否定、批判和矛盾的角度出发)和分析性要素(从结构,结构决定因子等出发)都可以拿来使用,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形式化来分别使用这些范畴。

彼:因此马克思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革命家,对吗?从他的辩证性的著作和分析性的著作中是否可以得出政治上的必然性呢?

巴:对。当你阅读马克思的时候,很明显他为我们给出了例子。

彼:那些例子就是革命性的马克思的证明吗?

巴:我认为是这样。

彼:那是否是你的“共产主义观念”的熔炉呢?

巴:是的,但严格来说,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共产主义观念既不是分析的观念,也不是辩证的观念。例如,当你思考《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时,那里就有一个共产主义的辩证性的版本。

彼:那么,在辩证性著作,分析性著作与“共产主义观念”之间是否存在脱节呢?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巴: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观念就是观念的典型的范例,其用处就是对真实运动的形式化。正是这个观念,可以让你们去判断具体情势或真实运动的政治价值,并判断他的一般方向是否与观念相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尺度,它既不是辩证的,也不是分析的。如果将共产主义列于哲学史之中,如果你说共产主义是从原始社会到今天历史发展运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目标,一个不可避免的目的,如果共产主义被理解为历史哲学的一个范畴,它就是辩证的。但如果你说共产主义是必然的实证性的结果,它是资本主义自身逐渐创造出来的结果,在那里,要么进入共产主义,要么陷入野蛮与蒙昧(要么成为人的生命的浩劫,好么进入共产主义),你就将共产主义与分析性要素衔接起来,你将之关联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产主义是用来形式化真正运动的东西,它表明,真正的运动就是朝着共产主义的观念运转的。你不必在分析与辨证之间做出抉择: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优点所在。我认为在两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一个形式的观念:首先是由于它有可能帮我们认识到当下政治运动的一般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也是一个标准尺度。这意味着共产主义允许判断与评价,认为某些情势优于另一些趋势。此外,马克思在他绝大多数综合性的著作中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谈共产主义观念的,在这些著作中,形式化在其中起着作用,在其中,他分析了具体的政治状况,如巴黎公社,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以及俄国政治斗争的最后阶段。事实上,当你们阅读这些文本的时候,这些并非一个历史哲学或经济分析的章节问题,而是确立对真正运动的形式化问题,这些形式化的东西让所发生的事件可以被理解,最终,它说明了共产主义观念所附带的分析和判断的力量。

彼:这是否是回溯性的形式化?“共产主义观念”是否是对社会运动的形式化?

巴:不是,如论你们何时行动,无论何时存在真正的运动,你们都总是在对之进行形式化,你们形成了一个关于它的观念。这并不是后来才产生的某种东西。马克思第一国际的成员参加了巴黎公社。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文本——我们有他的笔记——写于巴黎公社期间,而不是之后。因此,马克思一天一天地赋予它形式,试图把握发生了什么,去把握在巴黎发生的一切与共产主义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就是这个事件的目睹者。他也是其中的参与者,但由于那时他实际上并不在巴黎,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位道义上的参与者。他正是一个卷入事件的个体。

彼:因此,共产主义观念是否源于对行动的反思?

巴:但在政治中,行动和对行动的反思必然是同时进行的,因为你们必须要决定你们明天要干些什么。你们必须要有一个形式,你们必须要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给出一个形式。

彼:因此,共产主义观念并非是那种从外部而来,并被加以应用的标准观念吗?

巴:不是,不完全是这样。这是一个内在于问题的观念,如果你愿意,可以辩证地转向一个历史性的视野,或者相反,可以分析地集中于某个直接的具体状况。它拥有这种双重能力,并且由于这种双重能力,它会非常有用,并真的是一个政治的观念。它既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观念,也不是一个国家主义的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一点非常清晰。

彼:难道不是一个哲学观念吗?

巴:如果你问的是,什么样的哲学可以谈论现代政治的形式,那么它就是哲学观念。“共产主义”的范畴可以在哲学上发展,因为它已经在哲学上发展了。此外,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决定了在当代政治形式中,什么东西可以被主体化,什么东西可以拥有一个普世价值。在我看来,哲学事实上仅仅只关涉绝对之物。我绝对无法理解,那些解构了绝对之物的哲学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总是认为,那时一个伪解构,因为在他们解构之中,又隐秘地保留了绝对之物的形象。这样,当它提供了政治上的例子——“共产主义”就是它们可能的名称,但不是唯一名称——它正是在政治中,试图实现作为整体的人类解放的一切,它也是某种具有普世价值的集体生活的东西的可能性。很明显,资本主义不能胜任这一点。

彼:共产主义观念是否能界定共产主义?如果共产主义观念就是某种正在形成并伴随着政治上进步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关涉到政治上进步的政治观念。难道这个观念也具有标准的元素或部分吗?难道这个进步也是真的吗?

巴:重要的是,要理解,作为一个形式化的程序,它只能在分析和辩证的范畴得到履行的情境中才能运作。如果它隔绝或分离于真实状态所提供的分析性和辩证性的材料,它就不会再成为一种模糊的历史视野。一旦发生了什么,所发生的一切都会被历史哲学所吞噬。通常,“共产主义”一词甚至不需要卷入其中。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共产主义”一词不会担当一个关键性的运作角,它仅仅是一个点,从这一点开始,分析运算只能在国家生产,阶级等的层面上运行,同样,辩证运算只能说明在这些层面上的否定性是如何运作的,矛盾各方如何彼此冲突。此外,“共产主义”一词的优点和力量在于,它十分清楚并十分详尽地代表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一种完全不同社会的架构是可能的。这一点至为关键:正因如此,“共产主义”一词再一次变得格外重要,因为在众多事物之中,它代表着一种信念,即某种不同于我们今天主流社会的另一种不同的社会性架构的类型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