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第三世界的“毛主义”

Alexander C.Cook:第三世界的“毛主义”


作者:Alexander C.Cook 来源:《现代哲学》2011年3期


关键词: 第三世界 毛主义
在第三世界如同在中国一样,“毛主义”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军事理论,但却不是一个有效的统治的意识形态。柬埔寨的情况表明太过教条地推行“毛主义”的灾难性后果,秘鲁的情况表明甚至是很有耐心地扩展人民战争都可能充满着危险。尼泊尔希望用一种“毛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最终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来改造现实。


用于描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的观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产生。当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在冷战中为争夺全球的统治地位而斗争时,第三世界常常成为战场或者军事行动的演出场所。这个被认为是欠发展的第三世界同时还充当着一场指向全球现代化之命运的战争的炮灰、晴雨表以及掠夺物,这种命运就是:世界的三分之二,“其未来已经押在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身上”。很明显,冷战模式低估了第三世界,把它看作有争议但仍然是合目的性的历史的被动的客体。第三世界的人们并不必然持有同一观点,而是把战后的时期视为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全球性的时机。当第三世界在他们自认为一致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需要团结的时候,革命者作出了他们的选择。对于很多人来说,“毛主义”为斗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和实践的蓝图。

从第三世界到三个世界

“毛主义”和第三世界的产生

毛的中国从一开始就对第三世界的政治感兴趣:资深的政治家周恩来被委派参加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办的处于极其重要的发起阶段的29国亚非会议。在万隆会议上确定下来的第三世界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不结盟运动,即寻求超越两大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的发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在该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由中国和印度协商确定的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中立的观点,至今决定着中国的外交政策。除了这一正式的不干预原则之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为第三世界的革命者提供了通过“人民战争”的策略赢得民族独立的具体的历史事例。
毛的革命策略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人民战争的学说激励世界上的农民起来造反,正如毛对于中国农民曾经作出的预言一样:
“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正如革命前的中国是由广大的半封建的农村包围着少数半殖民地的城市一样,广大贫瘠的第三世界对于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和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其隐喻性的内涵一目了然。在它们特殊的民族国家背景中的农民起义是世界革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不久的将来,全球范围内的农村将推翻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毛主义”对于农民起义的洞见已经对或远或近的(从朝鲜和越南到古巴和刚果等国家)革命者产生了影响。因此,毛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才在《人民战争万岁》(1965年)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经过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它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是对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毛主义”最初被当作军事的原则,作为一种动员农民社会以实现民族解放目的的方法。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后——特别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毛主义”才在第三世界作为明显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完整的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得到重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有很多根源。苏联对于中国日益鲁莽的国内外政策深为警惕。中国共产党则反过来指责苏联的投降主义(提倡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和平共存)、修正主义(倡导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和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对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粗暴干预)。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毛主义”的观点属于少数派的观点:支持中国的主要政党来自诸如阿尔巴尼亚、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些更小的国家。尽管如此,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也产生出分裂出去的“毛主义”的小宗派。这里主要讨论一些倡导作为一种生机勃勃和坚定的革命意识形态的“毛主义”的政党。
“毛主义”是一套随着时间变化而发展的复杂的和有时有些矛盾的观念和实践。这些观念和实践在第三世界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已经得到继续发展。尽管如此,随着“毛主义”在全球的传播,某些或多或少存在着连贯性的方面得到了强调。下面部分将以印度的“毛主义”为例,介绍和解释我们可能一般地称之为“第三世界毛主义”的共同特征。

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例

在毛的有生之年,效仿一种确定无疑的“毛主义”的革命的最重要的尝试发生在印度,这一尝试在1947年实现了印度从英帝国的统治中独立出来,并且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1967年5月始发于西孟加拉大吉岭地区的一个叫做纳萨巴里(Naxalbari)的村庄的一场农民起义很快席卷印度,并且越过国界来到了毗邻的尼泊尔和孟加拉(那时叫做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这场所谓的纳萨尔派运动,在印度“毛主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CPI-ML)的指导下,主要是一场农村起义,但也得到了城市知识分子甚至一些雄心勃勃的学生的支持,从而得以在1970年加尔各答大街上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文化革命”。然而,到1970年底印度安全部队已经实际上镇压了纳萨尔派,并在1972年杀害了他们的最高领袖查鲁•马祖达(Charu Mazumdar)。印度的这场运动很快就弱化成一场沉闷的较低水平的起义,尽管从长远来看它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在尼泊尔爆发的成功的“毛主义”革命。对于我们在此的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纳萨尔运动(Naxalite)的案例证明了第三世界毛主义的三个最为显著的特征:(1)对社会做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分析;(2)采取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战术以掌握国家政权;(3)借鉴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主张继续革命,以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影响反映在这些文本中,这些文本被纳萨尔派广为引用,它们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中两个由林彪编辑的小的精华本,即“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英语版和孟加拉语版)和“老三篇”。同样著名的还有毛泽东的富于煽动性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和他的军事专论《论游击战》(1937年)、《论持久战》(1938年)和林彪为毛唱的赞歌——《人民战争胜利万岁》(1965年)。纳萨尔派也是中国的英语期刊《北京周报》的热心读者,该期刊在20世纪60年代末经常刊登关于印度起义的报道。这些文本资料将激励后来的第三世界“毛主义”运动。因此,第三世界所效仿的“毛主义”就是,并且将仍然是相当晚近的中国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在此,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的所有经验被浓缩成文摘的形式,而后来的发展,即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的抵制,被给予最为重要的地位。
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第三世界,党的分裂和清洗甚至先于人民战争的发动。纳萨尔派的CPI-ML(在1969年4月22日,即列宁诞辰100周年时正式组织起来)产生于两个主要的政党分裂,首先是伴随着国际路线上的中苏冲突,然后则是在国家政党层次上反对所谓的修正主义。印度最初的共产党(CPI),于1920年在海外创立,1925年在印度建立起来,与苏联共产党(CPSU)及其共产国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之相比,CPI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由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入侵西藏、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以及中国对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的坚定支持而相当紧张。尽管1964年中印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但中苏的进一步分裂导致了一个更广泛的反修正主义群体从CPI中脱离出来,拒斥议会民主而支持暴力革命。在1967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当马祖达领导的激进的“毛主义”提出立即发动革命时,这个反修正主义群体再次出现了分裂。当不那么激进的CPI其他宗派(它们在最近的选举中相当成功)帮助政府镇压纳萨巴里的农民起义,这种分裂巩固了下来。甚至在“毛主义”的阵营内,捍卫正确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对于列宁主义的政党原则的优先性,导致了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相似的各种清洗和组织上的混乱。不管怎样,CPI-ML打出了这样的口号:“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
中国道路的第一步就是毛对社会作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断定,任何改造社会的努力都必须从对该社会的物质和经济条件的客观评估开始。马克思认为欧洲革命代表着从封建主义(一种农业经济体系,其典型的政治形式是君主制)向资本主义(一种工业经济体系,其典型的政治形式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国家)过渡的一种基本的历史进步。而且,他说下一次革命将把资本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这类社会的描述——现代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并且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然而,列宁以下述的观察更新了马克思的理论,即全球帝国主义已经将资本主义输出到全球的范围,并由此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也许更重要的是,列宁证明了一个机敏的共产党能够夺取封建的和农业的君主制(也就是沙皇俄国)的政权。毛则提出将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描述革命之前的中国的状况,即广大农村地区封建分子与被殖民的沿海城市的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勾结。毛的构想在第三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能很容易地适应于几乎任何穷国。在印度的例子中,印度已经赶走了英国人并实行了土地改革,这个术语所指的是从封建的和殖民的向资本主义的和后殖民的发展的过渡阶段。马祖达的农民运动的主要关注点是半封建的农业经济,只有到后来城市的学生运动才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的半殖民地文化上。对于二者而言,毛的分析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所揭示的革命的必要性:对于马祖达而言,它要求一场“人民战争”,对于学生而言,则是一场连续的文化革命。
对于毛来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革命道路就是发动“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反对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生死斗争:没有与敌人进行议会谈判或者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就是这种或者得到一切或者失去所有的立场使革命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的改良主义以及修正主义的姑息政策区别开来。林彪总结了仅靠暴力能够实现社会转变的观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归根结底,就是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学说,是用人民战争反对反人民战争的学说。马克思说得好:‘暴力是一切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助产婆。’……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中国人民战争的经验,用最通俗最鲜明的语言,概括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然而,认识到暴力的必要性是不够的:只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才能保证胜利。林彪对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这样总结道:“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所谓“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意思是人民战争的实践者为了投身于持久战必须激发起对敌人足够的仇恨;所谓“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则意味着随机应变地运用游击战的全部方法。西孟加拉的一位纳萨尔派领导人解释了与毛的人民战争学说的关联性:“我们面临的是持久的人民战争,现在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方法是游击战。”
持久战的战略建立在人民战争是一种不对称冲突,即敌人更加强大且装备更加优良的认识的基础上。战胜这样更具优势的敌人需要忍耐。敌人拥有暂时性的优势,但如果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把战线拉长,趋势将会翻转,他将会暴露出“纸老虎”的面目。另一方面,人民拥有持久性的优势:强大的动力和更具优势的数量。力量的平衡将会逐渐改变,从防御到均势到进攻。历史站在人民这一边,胜利是必然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克服他们的恐惧,并且“敢于胜利”。第三世界人民的力量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那里的人民是现成的资源。因此,武器装备落后的纳萨尔派领导人马祖达经常引用毛泽东的宣言:“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毛泽东支持非正规的游击战术,并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孙子兵法》的相应部分进行调整:
在游击战中,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避实就虚;即打即离;快速打击,快速决策。当游击队遭遇强敌时,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策略。
当人民战争达到均势状态时,毛泽东说,人民军队应当强调新的战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这些根据地提供了安全的地方、经济的资源和执行进步政策的机会。到1969年底,纳萨尔派建立起覆盖大约300个村庄的根据地,模仿了早期印度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的做法。
在发动人民战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毛主义”道路的最后一个部分是继续革命——尽管这条道路什么时候走到尽头(如果有尽头的话)并不清楚:毛在临终之时仍然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第三世界“毛主义”运动发生在文革时期或者文革之后,中国模式的大事年表因而常常塞满了(各种事件)或者显得杂乱无章。例如,尽管纳萨尔派在印度从未夺取国家权力,他们仍然拥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从1970年4月中开始并持续了几个月,加尔各答的学生肆意破坏印度和孟加拉英雄的雕像,袭击教育机构的领导人,抵制学校的考试。到那时为止一直聚焦于农村动员的马祖达,号召城市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炮轰党的司令部”(正如毛对他的红卫兵所说的),到农村去(手握毛泽东语录),获得对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第一手体验。与此同时,学生被鼓励去彻底根除传统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因素,农民被鼓动去消灭他们的残留的阶级敌人。在这一时期,纳萨尔派简报《解放》的“注意”(“Note”)栏目经常颂扬阶级仇恨,欢欣鼓舞地详述如何对地主施以毫无必要的斩首,将其头颅用竹竿挑起,以及用鲜血写成标语。然而,过度的暴力并非毫无争议:这导致了贯穿马祖达一生中来自党内的背叛,以及在他死后对他的领导的非难。稍后,周恩来为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缺乏协调而悲伤,说他们本应纠正纳萨尔派对中国经验的生搬硬套、对毛主席的绝对崇拜、以及不必要的杀戮的习性。周的批评反复申明“毛主义”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灵活应用的观点。周的批评也反映了毛对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持一种更宽泛的、更务实的和看似较少激进的态度。

中国的调整和毛的三个世界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彻底地重新定位其外交政策,追求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以及争取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此前为台湾的中华民国所占据)。林彪在一次显而易见的政变尝试中神秘死亡,这为中国明显的好战腔调画上了句号,并沉重地打击了中国激进主义的信誉。毛仍然公开谴责美帝国主义,但由于苏联刚刚迫使东欧就范,现在毛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同时,中国通过援助和贸易与整个第三世界建立起了联系,为诸如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铁路等大量的资本密集型项目提供优惠的贷款和技术知识。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Kaunda)的一次会面中,毛第一次提出了他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新定位,即后来以“三个世界理论”为人所知的观点。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发言中介绍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三个世界理论下的第三世界在地理上具有一致性,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不再是根据冷战的站队方式组合。主要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全球帝国主义的威胁。第一世界的超级大国卷入了争夺全球霸权的斗争,美帝国主义或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威胁着要征服世界,否则将通过核屠杀毁灭世界。
三个世界理论打开了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战略结盟的可能性,这些国家日益忍受着“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胁迫、剥削,以及经济危机的转嫁”的痛苦。这个观点并不全是新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4年与法国建立起外交关系时,毛曾经萌发过全球重新排序的想法,到了1969年,林彪已经明确地呼吁:“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然而,随着林彪去世和“文化大革命”高潮的结束,中国的外交政策对务实的强调远胜于激进原则。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各式各样的第三世界的君主和反动分子建立起热情友好的关系,从伊朗国王到智利右翼独裁者奥古斯塔斯•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第三世界理论使得“毛主义”扩展它的影响力,它却丧失掉了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因素。周恩来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围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尽管国内经历了政策的转变,中国仍然延续着建立在三个世界理论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同一年,阿尔巴尼亚——在中苏破裂时曾经是中国的同盟者——公开指责中国正在滑向修正主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在《帝国主义与革命》(1978年)一书中解释说,中阿关系的破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顽固地奉行“错误的,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霍查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基础上的”,是对世界僵化的、固守成规的看法,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和内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中的矛盾:
中国领导人不考虑这一事实,即在“第三世界”中,存在着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一边是无产阶级和被奴役者,极端贫困者和贫农;另一边是剥削和榨取人民的资产阶级和地主。
相反地,霍查重复了列宁的观点:“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旧世界,它陷入了困境,却永远不会退让;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换句话说,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在各自内部进行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活生生的和历史的斗争。
中阿关系破裂沉重打击了国际范围内的“毛主义”运动,因为许多革命党——包括几乎所有拉丁美洲重要的反对苏联的政党——都站在霍查这一边。马列主义政党及组织国际大会(ICMLPO)分裂为“毛主义”和霍查主义两派,“毛主义”阵营以菲律宾共产党为中心。1984年,“毛主义”派产生了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RIM),由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领导。奇怪的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的成立宣言对将三个世界理论归功于毛泽东提出质疑,将其与负责外交工作的中国修正主义者(大概指周恩来、***和邓小平)联系起来。因此,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同时反对霍查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层,而赞成毛在文革高潮时期所支持的激进路线。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毛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已经严重地衰弱了。即便如此,中国激进主义的溃败并没有削弱“毛主义”在国外的发展。对三个“毛主义”世界的有选择性的考察,将阐明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的第三世界“毛主义”的共同主题和多样化的经验。下面部分将探讨三个重要的“毛主义”组织: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秘鲁的光辉道路,以及在尼泊尔重新出现的南亚纳萨尔派运动。

三个“毛主义”国家:柬埔寨、秘鲁、尼泊尔

超越毛泽东: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

柬埔寨(在高棉语中叫做Kampuchea),与越南、老挝一起,从19世纪末开始就成为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直至越南独立同盟会(the Vietnamese Vietminh)运用“毛主义”军事理论于1954年将法国军队赶出了东南亚。柬埔寨独立后,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Prince Norodom Sihanouk)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与周恩来会面、次年在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显示了第三世界在后殖民地时期的团结。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初,激进的柬埔寨共产党(为其对手所熟知的“红色高棉”)倡导了一场反对“封建”君主制的人民战争。在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共产党利用内战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在1975年建立了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在之后仅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共产党在其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的领导下,成为20世纪最为荒谬残暴的政权之一。在其权力鼎盛时期,红色高棉把“毛主义”推向恐怖的极端。
柬埔寨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超级大国冲突之中掌权,随后受益于该地区的中苏对抗。1970年,越南战争波及到柬埔寨:美国首先越过边界加速对共产党人庇护所的秘密轰炸,然后支持反对西哈努克的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到中国避难。柬埔寨保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立即建立了统一战线,发动了反对美国傀儡政府的内战。1973年,当美国轰炸达到顶峰的时候,西哈努克和莫尼克公主对游击队总部进行了公开朝拜,为下层社会的战士带来了国际信誉和声望。游击队不断前进,填补美国轰炸后留下的空白地带。最终,美国于1975年从越南撤退,留下了它在柬埔寨的毫无抵抗能力的傀儡政府,而无论是食物短缺还是缺乏大众的支持都不能阻止游击队夺取政权。游击队抛弃了西哈努克,建立了独裁政权,并把所有城市居民赶到农村。随着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撤出,以及越南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缓和,中苏对抗成为焦点。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关系迅速恶化,最终爆发了战争。根据三个世界的理论,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是否是严格的“毛主义”并不重要;对于反对帝国主义(意味着既反对美国又反对苏联)来说它完全是够格的。
奇怪的是,尽管柬埔寨共产党的政策和言辞都明显归功于毛泽东,但柬埔寨人自己并没有公开宣称是“毛主义”者。在党的成员之外他们被称为安卡(Angkar)“组织”。的确,直到1977年9月27日攻陷金边近两年半的时候,波尔布特才宣布了真相:安卡不是别的,正是柬埔寨共产党。甚至那时,安卡仍然是一个无名的、身份不明的恐怖组织——非个人化崇拜。“一号大哥”继续以匿名的党中央的名义签发信函和发布所有指令。可怕的、神秘的、无处不在的安卡要求完全的忠诚和服从:组织不仅是无所不知的(据说“安卡有着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而且是无所不能的(“安卡是水域的主人、地球的主人”)。那些对异常行为表示怀疑的人完全消失了。柬埔寨共产党还从毛的中国借鉴了管理技巧和纪律,包括自我批评、学习班和劳动改造。然而,“毛主义”对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并不总是很清楚。例如,在柬埔寨共产党通过扩大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的游击战中,他们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国外援助。我们还必须质疑他们对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依赖,因为到1970年没有土地的农民仅占柬埔寨人口的20%。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高度秘密的组织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不清楚的:在1977年以前,柬埔寨共产党有计划地掩盖其共产主义取向;与秘密的越南独立同盟会一样,柬埔寨共产党支持更为大众化的民族解放的主张。当波尔布特在最后确实谈到党的夺权之路时,他的确使用了“毛主义”最表层化的术语(“把马列主义应用到柬埔寨的具体实际”,进行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等等),但却并没有对毛泽东表示出谢意。相反地,柬埔寨共产党固执地坚持认为它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是超过、胜过和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柬埔寨共产党完全的反传统和自力更生观念,要求他们的非个人化崇拜采取去个人化的方式,对于毛泽东也一样。
然而,柬埔寨共产党模仿并超过了毛泽东的两场最具特色和灾难性的运动:用“超级大跃进”来超过大跃进,用“元年”(“Year Zero”),即一场完全的文化灭绝计划,来超越文化大革命。柬埔寨共产党将1975年4月17日对金边的占领视为一个新的开始。扬声器不停地重复荒诞的命令,“兄弟们!离开金边三个小时……”(因此我们能彻底根除隐藏的敌人)或者“离开三天……”(为了避免美国的轰炸)。一片混乱的大迁移开始了,城市被完全腾空。从那天起,社会被分成两个基本群体:为了支持正在推进的革命而一直居住在农村的“旧人”,和在城市生活、甚至只不过逃离城市的“新人”。在思想上,这些“新人”因其财产和教育程度而受怀疑(尽管许多人实际上是逃亡的农村难民)。从城市撤离开创了一次最优秀的文化革命:以完全擦掉历史为前提的“大清扫”。一条常见的柬埔寨共产党标语写到:“当拔除杂草的时候,要将他们连根拔起”。完全根除不仅仅是比喻:在他们短暂的掌权期间,柬埔寨共产党大概杀害了柬埔寨八百万人民中的五分之一。
许多被杀害的人是迁移到农村实行柬埔寨共产党“超级大跃进”的“新人”。关于红色高棉是否不知道,或者只是不在乎,中国的大跃进是一场引起饥荒和浪费的溃败,一场毛泽东被迫作自我批评的灾难,这一点并不清楚。“党在所有领域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年计划(1977-1980)”(在1976年通过)要求关闭市场、废除货币、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是,通过调动“旧人”的意识形态热情和强制“新人”劳动实现农业产量增长三倍。由此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将应用到社会主义工业、文化和国防。事实上,“新人”(逐渐地也包括“旧人”)面对的是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量、饥饿、地方病和专制规则。“超级大跃进”跌跌撞撞地推进着,甚至还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层内部突发了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然而,波尔布特在1978年的报告中还是用其独特的谎言和傲慢指出,“我们革命的现状在所有方面都是优秀的”。由于柬埔寨共产党卷入了种族灭绝狂潮,这导致了中国顾问的撤出和越南军队入侵。
越南建立了名称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附属国,并急切地曝光了红色高棉的种族灭绝恶行,断言波尔布特政权“本质上是伪装成社会主义的血腥独裁专政和中世纪封建专制的结合体”。同时,柬埔寨共产党撤退到柬埔寨和泰国的森林深处,同保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尴尬的内战联合政府。难以置信的是,直至1989年越南撤军和1991年巴黎协定的签署,这个流亡联合政府持续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并获得了大量国外援助。20世纪90年代,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了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这促使几个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为了和平而背叛了党。波尔布特被自己的部下宣判犯有暗杀一位高级叛徒的罪行,于1998年在软禁中死亡。柬埔寨共产党终于走到尽头。2006年,联合国开始准备以危害人类罪审判红色高棉幸存的领导人。

适应性: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

秘鲁人民战争在1980年5月几乎是不被注意的,只有一些点燃投票箱、点爆小型炸药和一些零星的袭击警察事件。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战争缓和下来时,毛主义游击队和政府军的冲突号称导致了至少5万人死亡——大多数是农民、未受教育者和穷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沿着正统的“毛主义”路线,认真地进行暴力和不妥协的武装起义,显示了在毛泽东之后并且在严重偏离了中国文化和政治轨道的环境中“毛主义”的适应性。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产生于秘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系政治。首先,在1964年,秘鲁“毛主义”从主流共产主义政党中分离出来,拒绝苏联和古巴的影响。然后,在1970年,一名之前当过哲学教授、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干校培训过的共产主义组织者带领“毛主义”激进分子成立了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阿维马埃尔•古兹曼•雷诺索(Abimael Guzmán Reynoso)从他的学生和在中南部贫穷多山的安第斯山脉的本地农民之中吸引支持者——当地人用本地语言称他为“红太阳”,而批评者则因为他的洗脑能力称他为“香波”(Shampoo)。古兹曼化名贡萨罗主席(Presidente Gonzalo),自称是“最伟大的、活的马列主义者”。作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智识的继承人,他的“贡萨罗思想”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在运动的最初期,一个毛式的个人崇拜在古兹曼周围形成,后来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使用了像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品那样的煽动性海报、给敌人扣上蠢材帽子、甚至是用普通话背诵毛泽东歌曲。但是,与毛泽东农民形象不同,党的宣传总是把古兹曼描绘成一位戴着眼镜穿着深色外套的博学教授。
古兹曼鼓吹向真正的秘鲁马克思主义的回归,重视毛泽东将普遍理论应用到当地环境中去的号召。这意味着对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学说的回归和适用,马里亚特吉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指出秘鲁“革命的光辉道路”。如同古兹曼在1988年的一个采访中解释的那样,“我越了解毛泽东,就越欣赏和尊重马里亚特吉。因为毛泽东鼓励我们创造性地应用马列主义,所以我回过头并重新学习马里亚特吉,发现我们拥有他这样一位一流的马列主义者,他已经彻底地分析了我们的社会”。毛泽东的延展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概念与马里亚特吉对20世纪上半叶秘鲁的描述相当一致,即多元世界的共存:土著农民社区实行原始农业共产主义,殖民地时代的大庄园在高地保留着封建经济体制,半封建沿海庄园种植庄稼以供出口,资产阶级城市与国际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尽管这半个世纪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古兹曼仍以一个恰当的安第斯山隐喻做出这样的总结,即有三座大山需要跨越:国际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秘鲁民族的半封建主义和利马的官僚资本主义政体。马里亚特吉对秘鲁社会作出了分析;而毛泽东则提供了改造它的战略。
对于古兹曼来说,秘鲁“革命的光辉道路”必须遵循持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需要在暴力和耐心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毛主义”教导古兹曼“使用暴力是一个没有例外的普遍规律”,尽管当1980年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发动人民战争的时候,武装斗争的条件还不理想。不只是因为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规模小且装备差,而且各种改革运动已经消解了激进分子(推进革命)议程的紧迫感。秘鲁的军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了一些意义深远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民众运动和全面罢工的浪潮反映了政府改革所存在的缺陷,并导致了平民政府回归。虽然如此,游击队通过打击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祸害,从偷牛贼和卑鄙的勒索者到通奸者和腐败官员,以寻求农村穷人和心存不满的年轻人的支持。而起义者信条学习班、严酷的社会政策和对善意基层组织的恐怖袭击则不受欢迎。再者,易于诉诸暴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是一把双刃刀:暴力行为可以挑战国家权威并催化革命,但是他们也可能导致疏远人民的反作用。古兹曼“必须通过大规模行动教育民众,以便给他们灌输思想”的声明暴露了他对普通人民矛盾的、精英统治的态度。
尽管大众支持冷淡,但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通过专制纪律和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获益,用德格里高利(Degregori)的一个难忘的词语来形容,变成了一颗“矮星”——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其巨大的重量与小型的体积不成比例。光辉道路建立了一个“战略上集中、战术上分散”的秘密党组织,像“珍珠项链”一样垂直相连但是各自独立,及时地为当地战士提供对策。此外,党很有耐心和计划地发动了持久战,适应了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L. Smith)提出的“生态政治学”,在秘鲁多样的、分散的地域上发动“由小规模战争构成的战争”。游击队的适应性也很强,平安渡过了国家的“肮脏战争”(1983-1985年),在那段时间政府军不加区别地摧毁反政府军控制地区的村落。1986年的一场大规模监狱暴动,造成了数以百计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党员死亡,被党美化成秘鲁的“毛主义大跃进的金印章”:“鲜血不能淹没革命而是浇灌了它!”人民战争继续扩大,在1989年的时候,游击队准备把人民战争推进到首都,(发动这一次战争)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可卡因贸易。光辉道路从棚户区据点开始其工作,在利马-卡亚俄中心区精心谋划了一个以暴力、停电和工业破坏为内涵的城市战略。然而在同一年,政府最终发起了对暴动的全面的和联合的反攻,以夺回秘鲁农村穷人的支持。1992年,阿尔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自由政府军俘虏了古兹曼以及半数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中央委员。古兹曼于1994年在狱中发表了一个拥护和平的声明;从此以后,光辉道路走向衰落。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在其人民战争的鼎盛时期的崩溃,说明了重复毛泽东在中国的成功是很困难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巧妙地拓展了持久战的战略,但却没能成功。最终,他们自己发现了“毛主义”个人崇拜的致命缺点:正如毛泽东的去世使中国文化大革命突然终结,伟大教师古兹曼的被捕几乎宣布了秘鲁毛主义运动的失败。如一位学者所说过的,“毛主义”在秘鲁的运用本来应该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是自上而下的,而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却是自下而上的”。相反,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在(动员)当地民众之前自上而下建立了一个由讲西班牙语的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先锋队构成的组织。本来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安第斯山高地,但却被它本想消灭的相同的封建和殖民地的社会分化所同化。20世纪80年代,“毛主义”人民战争理论的传播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但却没有一个地方的“毛主义”革命再次成功夺取了国家政权。然而,尽管国际“毛主义”的领航灯——光辉道路垮台了(更不必说苏联模式共产主义的全球衰落),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尼泊尔爆发的人民战争,再次证明了第三世界“毛主义”的适应能力。引人注目地是,这一次“毛主义”将取得胜利。

全球化: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从1996年到2006年,“毛主义”游击队成功地发动了反对尼泊尔议会君主制的国内战争。“毛主义”的胜利,付出了牺牲至少1万到1.5万尼泊尔人的代价(大概三分之二被政府军杀害,三分之一被反政府军杀害),最终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Nepal)。他们的胜利有另一个极为意外的结果,即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没有建立一个“毛主义”模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地,该党成为了代议制民主的和平参加者。
尼泊尔是一个小国,贫穷的内陆国家,在北部与中国西藏的喜马拉雅山接壤,在南部、东部和西部与印度接壤。由于地理上的与世隔绝和经济上对印度的依赖,尼泊尔的命运在传统上是由它的强大的南亚邻居所决定。但是今天,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创造性地回应了来自全球和地区的挑战,证明了第三世界“毛主义”在迈向21世纪时展现出新的政治类型的能力。
尼泊尔“毛主义”根植于更为宽泛的南亚纳萨尔派的“毛主义”。最初的尼泊尔共产党效仿了议会制的印度共产党,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尼泊尔国王取消政党、中印战争和中苏分裂均使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成许多地下派系。印度的纳萨尔派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传到尼泊尔,并在70年代初激发了政府反对者在与西孟加拉接壤的、偏远的贾帕地区发动了短暂的游击战。这些贾帕政府反对者和其他“毛主义”团体最终与其他共产主义者再次联合,这个统一战线在1990年政党恢复后举行的首届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很好的席位。但是,一群由普拉昌达同志(Comrade Prachanda)(化名普什帕•卡玛尔•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领导的激进“毛主义”者拒绝接受保留君主制或者参与到任人摆布的议会中去;在1994年,新成立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宣布发动人民战争。
按照正统“毛主义”的方式,普拉昌达提倡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为基础的持久人民战争,以便彻底变革由“国外(尤其是印度)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武装斗争于1996年开始,在两年内普拉昌达便宣称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正在建设“毛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和在农村根据地实行文化革命。之后在2001年下半年,突发的一连串事件使得冲突不断升级,并把尼泊尔推向了国际舞台。六月,王储在皇宫屠杀了国王和王室大部分成员,不久自己也因伤死亡。八月,在停战期间,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与印度、孟加拉共和国、斯里兰卡和不丹的毛主义团体联合,成立了南亚毛主义政党组织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Maoist Parties of South Asia(CCOMPOSA))。正当反政府军把他们的视线扩展到地区范围时,9/11袭击的发生使暴动被置于全球范围内来重新考量。第二年,当“毛主义”者加速进攻的时候,处于动荡不安和恐慌中的王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议会被解散,选举被取消,尼泊尔皇家军队被调动于镇压反政府武装。与此同时,美国、英国、欧盟和印度都为打击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援助,将其作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内战继续升级,在2004年,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扬言冲突已经到了战略进攻阶段。“毛主义”者已经控制了尼泊尔大部分农村地区,并策划了对首都加德满都的封锁。2005年,“毛主义”者与主流政党联合建立了反对君主制的统一战线。次年四月,大罢工使国家陷入瘫痪,并促成了一个建立在谈判基础上的和解方案:“毛主义”者同意停战,条件是参加制宪会议的选举。
从比较的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形成制宪会议似乎不太可能是对尼泊尔内战的一种解决方案。我们注意到,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毛主义”是反改革主义和反议会的,而且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其创始初期批评尼泊尔议会只是充当了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喉舌。为什么后来,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没有利用它的有利条件坚持“毛主义”专政呢?“毛主义”者解释说,他们拥护的制宪会议是基于对形势的清醒和客观的评价而做出的“最低限度的、有远见的解决方案”。在国际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没有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全球反恐战争相抗衡的同盟。在地区上,印度已经显露出武力干预的意愿。在全国范围上,不断升级的暴力已经导致群众支持一种经过协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产生足够的动力通过暴动来推翻整个制度。不管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尼泊尔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总有更大的军事力量阻止着“毛主义”取得彻底的胜利。“毛主义”者断定,“继续分析战略进攻,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以及这个国家本身的革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挫败之后,只能是一个嘲讽”。制宪会议提供了一个战术上的解决方案,“毛主义”者能够推翻君主制并控制军队。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战略均衡的状态下选择巩固成果和继续持久战——实际上是把尼泊尔变成一个小型根据地,以便保持住阵地等待国际革命的形势变得再次有利。
2008年,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自由公开的新制宪会议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尽管非“毛主义”政党占大多数并选举出一个温和的总统,普拉昌达当选了总理。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尽职地承担起忠诚的少数派的职责,在第一个月制宪会议通过和平投票完成了“人民战争”的首要目标,宣布废除君主制和建立新的共和国。普拉昌达向他的政治对手保证,尽管“我们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规范和价值观互相冲突”,但制宪会议就像一个多元主义的“百花齐放的花园”一样,它能够实现尼泊尔的统一并解决各种问题,那样统一尼泊尔、解决问题。在内战结束之前,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说明,制宪会议是政府的一个过渡形式,是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最终消亡道路上的必经中间阶段。普拉昌达解释说,这个“21世纪民主的新发展”将会保证“新的国家在普通民众的监视、控制和统治之下。政党之间将实现自由竞争,(假如它们)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并且服务于民众的话。”也许这个“在普通民众的监视、控制和统治之下”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委婉重述,因为普拉昌达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镇压那些未能“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的权利。如果新政府不能实行如像土地改革这样的政策举措、拒绝对于印度影响的抗拒、或者忽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也有待观察。“毛主义”者会在什么条件下恢复武装的战略进攻呢?
至少,就现在来说,真正的多党合作的民主制在尼泊尔的建立是“毛主义”实践的一个真正创新。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主张,政党间的真正竞争可以与毛泽东的不断的文化革命、反对官僚僵化和无原则的修正主义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同时能避开内在于一党政治的腐败和滥权:“如果党未能不断地使自身革命化”,制宪会议将直接授权人民建立一个替代的革命政党。当内战结束的时候,普拉昌达为国际“毛主义”运动总结了历史经验:
我们在党内有一个关于红色高棉以及秘鲁毛主义的非常严肃的讨论,我们认为自己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不是宗派主义者;我们不是传统主义者。我们需要越来越有活力,适应于我们的环境,理解现代性。
在第三世界如同在中国一样,“毛主义”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军事理论,但却不是一个有效的统治的意识形态。柬埔寨的情况表明太过教条地推行“毛主义”的灾难性后果,秘鲁的情况表明甚至是很有耐心地扩展人民战争都可能充满着危险。尼泊尔希望用一种“毛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最终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来改造现实。

本文英文题名为:“Third World Maoism”,刊于Timothy Cheek主编:《对毛的一个批判性导读》(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Cambridge: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