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顺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发展
2011-04-28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从二者的对立到二者的同一，再到二者对立统一的过程。其中第一次否定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标志着人本主义范式的最终解体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第二次否定则发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发展和成熟。正是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物质生产→自由活动”的上升逻辑出发，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了“自由王国既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又在其彼岸”的思想。这一思想，代表了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为我们把握唯物史观的实质，划清其同“经济决定论”庸俗理解的界限，回击人本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对唯物史观的“颠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物质生产 自由活动 必然王国 自由王国 经济唯物主义 后马克思思潮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06JJD710005）
作者简介 姚顺良（1948-），男，江苏泗阳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第二国际研究
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或自主活动的关系问题，是关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从二者的对立，经过二者的同一，再到二者对立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三个文本中。
一
马克思最早涉及到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尽管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经遭遇到“物质利益的难事”，但真正将自己的研究深入到物质生产领域，是在其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明确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之后。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 ，抓住“私有制的合理性”这个核心问题，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提供的经济学概念和规律进行了首次系统的研究和批判。马克思区分了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开始注意考察人类物质生产发展的现实历史。他认识到，劳动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创造的唯一推动原则。唯心主义总是把宗教或诸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这些“抽象普遍形式的历史”，看做“人的本质的实现”和“类的活动”，但事实上只有工业的历史和它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卷。他说，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
但是，由于马克思此时的研究范式仍旧是人本主义的，因而他对物质生产的考察，是从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出发的。他把劳动规定为人的类本质，但这种劳动并不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一种理想化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与后者相比，前者不过是“异化的劳动”。因此，马克思此时在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之间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对立论”。自由活动（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一种价值悬设，是与物质生产劳动（异化劳动）根本对立的。这是一种“应有本质”同“现有存在”的对立。
马克思具体分析了“异化劳动”相互联系的四个规定：（1）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产品同生产它的工人相疏远、脱离、对立，反过来成为统治他的社会力量。（2）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不是他自身生命的表现，而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3）人的存在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反过来成了维持个人动物性生存的手段。（4）人同人相异化。本来人之为人是因为劳动，但由于人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本应是劳动的人类却分化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异化劳动造成了人类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家的奢侈，另一极是工人的赤贫。
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上述四个规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三个规定是马克思将现有的劳动界定为“异化劳动”的关键，而第一、二、四个规定不过是第三个规定的表现和产物。如果说“劳动本身同劳动者的异化”是“人的存在同其类本质异化”的表现，那么“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和“劳动者同非劳动者的异化”则是“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即“人的存在同其类本质异化”的结果。仔细分析一下第三个规定“人的存在同其类本质异化”，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在个体与类的关系上的颠倒，劳动这一“类的本质”成了“个体生存”的手段；二是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的颠倒，劳动这一“人的本质”成了“动物性生存”的手段。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将现有的劳动界定为“异化劳动”的依据：一是资本主义（马克思此时称之为私有财产）下劳动的社会对抗性，二是资本主义下劳动的狭隘功利性。对于“异化劳动”的社会对抗性涵义，人们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范畴中所包含的狭隘功利性涵义问题。实际上，马克思此时作为人的本质提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不仅是作为超越了对抗性的直接社会性劳动同现有劳动相对立，还作为超功利的高级活动（交往和审美活动）同一般物质生产劳动相对立。
马克思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因此，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劳动，就意味着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成了人的动物性生存的手段。按照马克思上述“异化劳动”第三个规定，这无疑属于异化劳动。马克思自己也正是如此理解的。他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造。” 由于人是起源于动物的，现实的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总有某些共同点，因而像这样把人的需要定义为与动物绝对不同、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那么现实的人就必然被看作“非人”，而“真正的人”则成了非现实的。这正是马克思在当时未能摆脱人本主义范式的根源之一！
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超功利的交往活动和审美活动。他说：“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这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或联络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 相反，“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 ，抓住“私有制的合理性”这个核心问题，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提供的经济学概念和规律进行了首次系统的研究和批判。马克思区分了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开始注意考察人类物质生产发展的现实历史。他认识到，劳动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创造的唯一推动原则。唯心主义总是把宗教或诸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这些“抽象普遍形式的历史”，看做“人的本质的实现”和“类的活动”，但事实上只有工业的历史和它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卷。他说，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
但是，由于马克思此时的研究范式仍旧是人本主义的，因而他对物质生产的考察，是从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出发的。他把劳动规定为人的类本质，但这种劳动并不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一种理想化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与后者相比，前者不过是“异化的劳动”。因此，马克思此时在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之间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对立论”。自由活动（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一种价值悬设，是与物质生产劳动（异化劳动）根本对立的。这是一种“应有本质”同“现有存在”的对立。
马克思具体分析了“异化劳动”相互联系的四个规定：（1）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产品同生产它的工人相疏远、脱离、对立，反过来成为统治他的社会力量。（2）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不是他自身生命的表现，而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3）人的存在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反过来成了维持个人动物性生存的手段。（4）人同人相异化。本来人之为人是因为劳动，但由于人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本应是劳动的人类却分化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异化劳动造成了人类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家的奢侈，另一极是工人的赤贫。
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上述四个规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三个规定是马克思将现有的劳动界定为“异化劳动”的关键，而第一、二、四个规定不过是第三个规定的表现和产物。如果说“劳动本身同劳动者的异化”是“人的存在同其类本质异化”的表现，那么“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和“劳动者同非劳动者的异化”则是“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即“人的存在同其类本质异化”的结果。仔细分析一下第三个规定“人的存在同其类本质异化”，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在个体与类的关系上的颠倒，劳动这一“类的本质”成了“个体生存”的手段；二是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的颠倒，劳动这一“人的本质”成了“动物性生存”的手段。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将现有的劳动界定为“异化劳动”的依据：一是资本主义（马克思此时称之为私有财产）下劳动的社会对抗性，二是资本主义下劳动的狭隘功利性。对于“异化劳动”的社会对抗性涵义，人们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范畴中所包含的狭隘功利性涵义问题。实际上，马克思此时作为人的本质提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不仅是作为超越了对抗性的直接社会性劳动同现有劳动相对立，还作为超功利的高级活动（交往和审美活动）同一般物质生产劳动相对立。
马克思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因此，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劳动，就意味着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成了人的动物性生存的手段。按照马克思上述“异化劳动”第三个规定，这无疑属于异化劳动。马克思自己也正是如此理解的。他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造。” 由于人是起源于动物的，现实的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总有某些共同点，因而像这样把人的需要定义为与动物绝对不同、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那么现实的人就必然被看作“非人”，而“真正的人”则成了非现实的。这正是马克思在当时未能摆脱人本主义范式的根源之一！
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超功利的交往活动和审美活动。他说：“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这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或联络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 相反，“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二
实际上，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初区别不在于需要，而在于满足需要的方式。人们最初恰恰是从动物性需要出发开始自己的物质生产劳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范畴，而不是“需要”范畴。因此，要正确把握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出人本主义范式的束缚，把出发点从“需要”的先验规定转变到“实践”的历史发展上来。马克思思想的这一转变，开始于《穆勒摘要》和《神圣家族》，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构成了转变的关节点。
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把“异化劳动”限定为“直接谋生的劳动”，将自然经济下劳动者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劳动排除于“异化劳动”之外。他说：“诚然，劳动是劳动者的自己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 到了《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对劳动的考察恰恰要从功利性的物质生产劳动开始。他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最终抛弃了从“需要”出发的人本主义范式，确定了从“实践”出发的社会历史范式，实现了历史观的根本转变。正是哲学范式的这一根本转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之间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奠定了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生活，当然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最初正是由自然需要推动的。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初并不在于需要的不同，而在于满足需要的方式不同。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正是在生产活动中，人改造了自己的自然需要，产生了新的历史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这一需要的活动及活动所创造的工具，又引起新的“第二个”需要，这种“第二个”需要的产生和物质生产一样，属于“第一个历史活动”。
在实现了哲学范式的根本转变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来解释“异化”。他们说：“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这样一来，生产力便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同时生产力又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因此，一方面，生产力的总和具有了一种物的形式，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只能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获取自由的观点。他们说：“个人同生产力并同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丧失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一种从属形式，而现在物质生活表现为目的，这一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自我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了把物质生产劳动转变为自主活动的途径。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 这种占有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占有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内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因此，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
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主体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成了归全体个人支配，完全不可能归各个人支配。
最后，占有还受现实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占有只有通过普遍性的联合才能实现，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他们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他们的一切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某一个人本身的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从物质生产劳动向自由（自主）活动的转变完全在于物质生产领域自身的变革。这表明，马克思此时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关系问题上已经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着质的区别，坚定地站到了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上。但是，由于此时马克思“经济学知识的不足”，更多地依赖于亚当•斯密基于“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阶段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他们强调：“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 因此对历史的解释带有一种“泛分工论”的色彩。这也造成了此时在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仍然不够成熟，主张二者在领域上的“同一论”：只要“组织生产”和“消除分工”，物质生产领域就完全变成了自由活动领域。
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把“异化劳动”限定为“直接谋生的劳动”，将自然经济下劳动者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劳动排除于“异化劳动”之外。他说：“诚然，劳动是劳动者的自己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 到了《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对劳动的考察恰恰要从功利性的物质生产劳动开始。他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最终抛弃了从“需要”出发的人本主义范式，确定了从“实践”出发的社会历史范式，实现了历史观的根本转变。正是哲学范式的这一根本转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之间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奠定了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生活，当然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最初正是由自然需要推动的。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初并不在于需要的不同，而在于满足需要的方式不同。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正是在生产活动中，人改造了自己的自然需要，产生了新的历史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这一需要的活动及活动所创造的工具，又引起新的“第二个”需要，这种“第二个”需要的产生和物质生产一样，属于“第一个历史活动”。
在实现了哲学范式的根本转变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来解释“异化”。他们说：“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这样一来，生产力便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同时生产力又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因此，一方面，生产力的总和具有了一种物的形式，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只能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获取自由的观点。他们说：“个人同生产力并同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丧失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一种从属形式，而现在物质生活表现为目的，这一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自我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了把物质生产劳动转变为自主活动的途径。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 这种占有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占有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内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因此，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
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主体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成了归全体个人支配，完全不可能归各个人支配。
最后，占有还受现实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占有只有通过普遍性的联合才能实现，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他们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他们的一切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某一个人本身的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从物质生产劳动向自由（自主）活动的转变完全在于物质生产领域自身的变革。这表明，马克思此时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关系问题上已经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着质的区别，坚定地站到了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上。但是，由于此时马克思“经济学知识的不足”，更多地依赖于亚当•斯密基于“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阶段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他们强调：“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 因此对历史的解释带有一种“泛分工论”的色彩。这也造成了此时在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仍然不够成熟，主张二者在领域上的“同一论”：只要“组织生产”和“消除分工”，物质生产领域就完全变成了自由活动领域。
三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关系思想的历史唯物论基础，那么《1857-1857年经济学手稿》则从历史辩证法角度构成了这一思想发展和成熟的关键性环节。
推动马克思思想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是1821年在伦敦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其中明确提出了“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的论断。 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仅仅从劳动时间的角度看待财富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不仅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两次引证和转述了其中的相关论述 ，还在后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将小册子作者列为“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的第一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不过，马克思最初还是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剩余时间，为资本提供了前提的角度来理解自由时间的意义的。他说：“如果说一方面资本创造了剩余劳动，那么另一方面剩余劳动也是资本存在的前提。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它首先从必要劳动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的比例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会变化的。” 他认为，工人创造的自由时间不过是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必须在剩余时间内也从事劳动，这也就意味着，资本家用不着劳动，因而他的时间表现为非劳动时间，以致他甚至在必要时间内也不从事劳动。工人必须在剩余时间内也从事劳动，才有可能使他自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对象化，实现即客体化。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本家的必要劳动时间也是自由时间，并不是维持直接生存所需要的时间。既然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所以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德认为资本等于文明，又是对的。”
因此，从“资本章”“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第一次引述匿名小册子的上述观点开始，直到在“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批判斯密关于“劳动是牺牲”的观点时，马克思仍然把重点放在物质生产劳动如何转变为自由活动上。他指出：“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但是，这里开始出现了两点新的思想：一是指出迄今为止之所以像斯密所说的那样“劳动是牺牲”，“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 强调自由活动不仅要消除现有劳动的对立性质，还需要此外的“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二是在批判傅立叶关于劳动将变成纯粹的“娱乐”、“消遣”的浪漫幻想时，列举了非物质生产的艺术创作活动。“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构成马克思在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之间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发展和成熟的根本原因，是他对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研究和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形成。从《哲学的贫困》开始，马克思已经站到了李嘉图对“机器和大工业”分析的基础上。特别是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重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到50年代末，他不仅写下了《伦敦笔记》，而且完成了其标志其经济学思想形成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大纲》文本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正是在揭示随着机器体系的发展，物质生产所出现的科学化和社会化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自己关于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关系的思想，最终形成了“自由活动既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又在物质生产之外”的观点。
我认为，马克思这一思想发展和成熟的关节点，就在“资本章”“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结尾部分，论述“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过程中。在这里，马克思发挥了以下四层意思：
首先，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发展带来的生产科学化和社会化趋势，为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的关系创造了全新的基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的劳动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
其次，马克思深入揭示了资本在自由时间问题上的内在矛盾性。“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
再次，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未来社会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的观点。他说：“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
最后，马克思提出了“时间经济”的重要论断。他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后来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下述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关系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这里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改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物质生产“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形式”的观点，强调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低级的；真正的自由王国既以这个必然王国为基础又在其之外。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关系的最为完整和成熟的表述，它不仅将历史的唯物论同历史的辩证法高度统一起来，代表了唯物史观在这一问题上的最高成果；将严格的经济学分析同深刻的人道主义价值批判高度统一起来，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最高水平；也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从“组织生产”进一步提高到“超越生产”，从“劳动的解放”进一步提高到“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推动马克思思想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是1821年在伦敦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其中明确提出了“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的论断。 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仅仅从劳动时间的角度看待财富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不仅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两次引证和转述了其中的相关论述 ，还在后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将小册子作者列为“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的第一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不过，马克思最初还是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剩余时间，为资本提供了前提的角度来理解自由时间的意义的。他说：“如果说一方面资本创造了剩余劳动，那么另一方面剩余劳动也是资本存在的前提。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它首先从必要劳动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的比例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会变化的。” 他认为，工人创造的自由时间不过是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必须在剩余时间内也从事劳动，这也就意味着，资本家用不着劳动，因而他的时间表现为非劳动时间，以致他甚至在必要时间内也不从事劳动。工人必须在剩余时间内也从事劳动，才有可能使他自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对象化，实现即客体化。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本家的必要劳动时间也是自由时间，并不是维持直接生存所需要的时间。既然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所以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德认为资本等于文明，又是对的。”
因此，从“资本章”“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第一次引述匿名小册子的上述观点开始，直到在“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批判斯密关于“劳动是牺牲”的观点时，马克思仍然把重点放在物质生产劳动如何转变为自由活动上。他指出：“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但是，这里开始出现了两点新的思想：一是指出迄今为止之所以像斯密所说的那样“劳动是牺牲”，“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 强调自由活动不仅要消除现有劳动的对立性质，还需要此外的“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二是在批判傅立叶关于劳动将变成纯粹的“娱乐”、“消遣”的浪漫幻想时，列举了非物质生产的艺术创作活动。“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构成马克思在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之间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发展和成熟的根本原因，是他对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研究和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形成。从《哲学的贫困》开始，马克思已经站到了李嘉图对“机器和大工业”分析的基础上。特别是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重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到50年代末，他不仅写下了《伦敦笔记》，而且完成了其标志其经济学思想形成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大纲》文本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正是在揭示随着机器体系的发展，物质生产所出现的科学化和社会化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自己关于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关系的思想，最终形成了“自由活动既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又在物质生产之外”的观点。
我认为，马克思这一思想发展和成熟的关节点，就在“资本章”“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结尾部分，论述“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过程中。在这里，马克思发挥了以下四层意思：
首先，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发展带来的生产科学化和社会化趋势，为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的关系创造了全新的基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的劳动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
其次，马克思深入揭示了资本在自由时间问题上的内在矛盾性。“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
再次，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未来社会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的观点。他说：“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
最后，马克思提出了“时间经济”的重要论断。他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后来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下述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关系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这里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改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物质生产“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形式”的观点，强调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低级的；真正的自由王国既以这个必然王国为基础又在其之外。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和自由活动关系的最为完整和成熟的表述，它不仅将历史的唯物论同历史的辩证法高度统一起来，代表了唯物史观在这一问题上的最高成果；将严格的经济学分析同深刻的人道主义价值批判高度统一起来，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最高水平；也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从“组织生产”进一步提高到“超越生产”，从“劳动的解放”进一步提高到“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四
综上所述，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关系的问题上的观点，经历了“自由自觉的劳动”在物质生产劳动“之外”――“自主活动”只能在物质生产劳动“之中”――“真正的自由王国”既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又在其“之外”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其中第一次否定是带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从人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和理想悬设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批判和科学预测。第二次转变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这种发展和完善也具有重大意义，它避免了实证主义的经验描述和无批判的现状扩展，强调和突出了未来社会同现存社会的异质性，为我们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划清其同“经济决定论”庸俗理解的界限，回击人本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对唯物史观的“颠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生产主义”，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组织生产”和“解放劳动”。因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成了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问题，从自发调节到自觉控制的问题。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大多是从这一角度理解的。以希法亭为例。他在其名著《金融资本》一开头就提出：“人的生产共同体原则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构成。第一，它可以自觉地加以调节。社会（它的范围包括自给自足的家长制家庭，共产主义部落，社会主义社会）为自己创立一些机构，这些机构作为社会意识的代表规定生产的规模和方式，把所获得的社会产品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缺乏这种自觉组织的社会，情况就不同了。它被分解为彼此独立的个人，他们的生产不再表现为社会的事情，而是表现为他们的私事。于是，他们成为被分工的发展强制发生关系的私人所有者；使他们发生这种关系的活动，是他们的产品的交换。这里，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在被私有制和分工分为各个原子的社会中产生联系。” 从“自觉组织的社会”和“自发调节的社会”这种社会类型学出发，希法亭认为，从简单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逐步由自发调节转向自觉控制的过程，其最终趋势是为全面性的自觉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前提。他认为，这种转变的几个关节点就是：从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从货币（流通手段）发展到信用货币，从商业信用到银行，最后，从股份公司和垄断到金融资本的形成，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自觉组织社会的前夜。特别是作为其发展趋势的“总卡特尔”和“中央银行”的结合，甚至可以使资本主义完全摆脱了自发的市场调节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外衣，变成成“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 。实际上，希法亭的社会主义无法超越必然王国，从“自发调节社会”到“自觉组织社会”的转变，至多只能达到必然王国中的自由 ，不可能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可以说，希法亭后来提出改良主义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正是这一片面理解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则来自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思潮。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自由王国”诠释为“游戏和表演”，认为“它们完全摆脱了生产和操作的价值标准：游戏是非生产性的、无用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取消了劳动和闲暇的压抑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鲍德里亚抓住了这一点，指责马克思主张一种“生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共谋”。他认为，马克思承认“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是基础，就是承认“劳动”是人的永恒“天职”，承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的伦理”；而其“彼岸”的“自由王国”不过是同样畸形的“非劳动”的“游戏美学”。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处，与劳动的伦理相对立的是非劳动的美学或游戏”。 因为“虽然人们希望游戏能超越劳动，但游戏只是劳动的延续，延续始终不过是对劳动强制性的审美升华。运用这个概念，我们将永远处于必然与自由的问题式中，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问题式”。 因此，“虽然非劳动的概念被幻想为政治经济学的废除，但它仍然作为符号回落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而且仅仅是作为废除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它已经放弃了进入‘新社会’的革命方案。”
实际上，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大纲》中，恰恰对体现政治经济学“劳动伦理”的斯密“牺牲论”和体现“非劳动美学”的傅立叶“游戏说”进行了双重批判：“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象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这表明，马克思主张的根本不是什么“劳动的伦理学”与“非劳动的美学”之间的畸形互补，而是对二者的双重颠覆和整体超越，是基于历史唯物论的实践辩证法。如果说马尔库塞的“游戏和表演”喜剧性地再现了傅立叶式的天真，那么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的浪漫主义替代方案，则悲剧性地（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重蹈了“与资本主义共谋”的覆辙。因为马克思早在《大纲》中就对此作出过预言：“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生产主义”，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组织生产”和“解放劳动”。因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成了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问题，从自发调节到自觉控制的问题。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大多是从这一角度理解的。以希法亭为例。他在其名著《金融资本》一开头就提出：“人的生产共同体原则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构成。第一，它可以自觉地加以调节。社会（它的范围包括自给自足的家长制家庭，共产主义部落，社会主义社会）为自己创立一些机构，这些机构作为社会意识的代表规定生产的规模和方式，把所获得的社会产品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缺乏这种自觉组织的社会，情况就不同了。它被分解为彼此独立的个人，他们的生产不再表现为社会的事情，而是表现为他们的私事。于是，他们成为被分工的发展强制发生关系的私人所有者；使他们发生这种关系的活动，是他们的产品的交换。这里，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在被私有制和分工分为各个原子的社会中产生联系。” 从“自觉组织的社会”和“自发调节的社会”这种社会类型学出发，希法亭认为，从简单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逐步由自发调节转向自觉控制的过程，其最终趋势是为全面性的自觉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前提。他认为，这种转变的几个关节点就是：从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从货币（流通手段）发展到信用货币，从商业信用到银行，最后，从股份公司和垄断到金融资本的形成，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自觉组织社会的前夜。特别是作为其发展趋势的“总卡特尔”和“中央银行”的结合，甚至可以使资本主义完全摆脱了自发的市场调节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外衣，变成成“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 。实际上，希法亭的社会主义无法超越必然王国，从“自发调节社会”到“自觉组织社会”的转变，至多只能达到必然王国中的自由 ，不可能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可以说，希法亭后来提出改良主义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正是这一片面理解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则来自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思潮。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自由王国”诠释为“游戏和表演”，认为“它们完全摆脱了生产和操作的价值标准：游戏是非生产性的、无用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取消了劳动和闲暇的压抑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鲍德里亚抓住了这一点，指责马克思主张一种“生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共谋”。他认为，马克思承认“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是基础，就是承认“劳动”是人的永恒“天职”，承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的伦理”；而其“彼岸”的“自由王国”不过是同样畸形的“非劳动”的“游戏美学”。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处，与劳动的伦理相对立的是非劳动的美学或游戏”。 因为“虽然人们希望游戏能超越劳动，但游戏只是劳动的延续，延续始终不过是对劳动强制性的审美升华。运用这个概念，我们将永远处于必然与自由的问题式中，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问题式”。 因此，“虽然非劳动的概念被幻想为政治经济学的废除，但它仍然作为符号回落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而且仅仅是作为废除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它已经放弃了进入‘新社会’的革命方案。”
实际上，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大纲》中，恰恰对体现政治经济学“劳动伦理”的斯密“牺牲论”和体现“非劳动美学”的傅立叶“游戏说”进行了双重批判：“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象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这表明，马克思主张的根本不是什么“劳动的伦理学”与“非劳动的美学”之间的畸形互补，而是对二者的双重颠覆和整体超越，是基于历史唯物论的实践辩证法。如果说马尔库塞的“游戏和表演”喜剧性地再现了傅立叶式的天真，那么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的浪漫主义替代方案，则悲剧性地（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重蹈了“与资本主义共谋”的覆辙。因为马克思早在《大纲》中就对此作出过预言：“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
（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