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毛泽东的思想:党、军队和群众

毛泽东的思想:党、军队和群众(1927—1937)
施拉姆


  正如上一部分所述,毛泽东尽管在设计建立统一的组织以实现“党内合作”方面未起什么作用,但从1923年开始,他却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这一决策。显而易见,他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开展工作,是因为他把民族的统一和中国为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放在了第一位。他认为,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及其军队是完成这一伟业的最好的工具。

  所以,毛泽东尽其最大的努力工作,特别是在1925年10月到1926年5月这八个月的时间内。这一时期,他有效地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工作,坚定了绝大多数国民党人及其支持者的激进的、但绝非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确,他在为国民党的喉舌《政治周报》所写的发刊词中,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驳斥那些关于国民党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换句话说,革命的目标就是实现三民主义。

  在1926年1月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毛泽东认为,新右派的出现并非由于国民党左派的阴谋,而是革命的发展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之间互相作用的必然结果。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曾经支持过1911年反满革命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不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2]。

  正如我在前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探讨时所指出的,1926年初这个时候,他仍然相信四万万中国人民中的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是站在革命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国民党是唯一的发动广大民众特别是乡村民众的工具。

  1927年初,随着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在这个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27年2月16日,他在单独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里,比起当时公开发表的著名文献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看法。他把农民运动的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组织农民协会的时期,农民革命的时期,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他特别强调在第一和第三个时期之间,必须有一个真正革命的荡涤时期。如果没有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时期作先导,那么联合战线将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他说,诚然,农村中出现的冲突应当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机构而不是由共产党直接打出自己的旗帜进行处理,但毛泽东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正在日趋向左,并渴望进到另一个革命,共产党在循此方向领导他们的过程中绝不能退缩。[3]不管怎样,到1927年下半年,由于丢掉了对蒋介石以及所谓“左派国民党”的所有幻想———即以为他们会支持农民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的行动———因而,毛泽东是最早起来号召同以前的同盟者实行彻底决裂,并在农村举起红旗的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2年间,毛泽东几乎是全部在农村环境中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策略的制定和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年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作用的早期思想的继续和付诸实现。然而,这些年又是持续不断的军事斗争的年代,并且以此构成了同过去的根本决裂。当然,毛泽东通晓那断断续续贯穿了他大半生的战争。他18岁的时候就曾经当过兵。在1925年至1927年间,他再次显露了对于由国民党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国内战争所提供的政治良机的敏锐洞察力。然而,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并把它们作为革命斗争中的主要依靠工具,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完全是另一回事。

  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经历给其理论贡献打上了多方面的烙印。首先,他逐步地发展了游击战争中有关战略与策略的更为复杂的概念,这些必须被看作是其整个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井冈山、江西、延安时期塑造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游击战争这一铸型,并未仅仅促使毛泽东去写军事问题的著作;它也深深地影响着他关于应当怎样组织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思想,影响着渗透在其世界观中的灵魂。最后一点,虽然非常重要,但不应当被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这并没有使他像威特福格尔及其他人所论证的那样变成一个喜欢单纯为军事而军事的人。不管怎样,这的确促使他更加强调勇气、决心和尚武精神。这在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直到他生命结束,这种东西也从未离开过他。

  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所采取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后来仍被保留着,甚至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还是如此。简言之,发动农民群众的一支游击军队和发动城市工人的共产党是相当不同的两个概念。与此相应,革命精英和其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规定整个事业的性质并论证其正义性的理论,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中国革命同它的俄国和欧洲的先驱者之间的比较,当然不会像前面那一句概括性的话所指出的那样简单。除开井冈山不讲,甚至在江西,就有一些小型工业,因而也就有一部分工人,在1927年至1949年的整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存在着,而红军从理论上讲必须服从它的领导。因此,问题不是军队领导着农民,而是党和军队领导着乡村与城市“群众”。事实上,在 2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军队的灵魂,即使说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在舞台上的充分权利,其生存也完全是靠红军的庇护,而不是靠它有牢固的工人阶级基础。尽管无论是党还是军队,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众的支持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但是,这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仍然是前所未见的。

  正像毛泽东自己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模式与苏联革命模式的区别,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从事武装斗争,而且是乡村的武装斗争。此外,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都是从最终夺取政权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虽然变化不定但却是相当可观的地区和人口实施的有效政治控制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同民众有着三重关系:革命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力求从民众的“海洋”里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与民众的关系,目的在于领导无产阶级完成其历史使命;政府或者国中之国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一政府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它与其控制下的人口在各个层次上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

  毛泽东是那些最能够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中充分阐释了领导者和群众之间诸如此类的各种关系。总的来说,“群众路线”是贯穿此类关系始终的核心概念。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思想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同苏联区分开来。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对此加以充分阐述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但是,其关键性的概念与方法在此之前的15年内已经逐步形成。那时,生存的需要迫使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和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民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并不意味着混同于群众,听任群众极强烈的自发性随意滋长蔓延。不能为了把毛泽东说成是相信使人联想到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的人,就对延安传统作出浪漫或感伤的解释。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的经典性指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其群众路线的思想,这个指示的确表明他非常注重使决策者听取下面的意见,吸取基层群众的经验。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的指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归根到底,目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4]

  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深信那些他们自己不可能系统阐发的思想。这与列宁的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但是,毛泽东的领导方式与列宁的领导方式,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革命之间仍存在着极大的不同。现在让我们看看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些方面思想的发展。首先考察他关于军队的作用的思想。

  1927年8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了他的秋收起义计划,指责他过分看重军事力量,缺乏对民众力量的信心,把起义行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地答复道,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一项矛盾的政策,它一方面不重视军事,但同时又希望举行群众性的武装起义[5]。事实上,毛泽东在8月7日紧急会议上的发言已经回答了这种批评。他说: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6]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之后,他在湖南省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名言,并补充说,在现时的环境中,党应该把60%的精力放在军事活动上。[7]毛泽东确信,只有军队,或者是任何形式组织起来的有纪律的游击部队,才能同军队作战;群众不可能赤手空拳地与白军战斗。

  1927年秋的一个时期内,不间断革命的“千年至福”观念(the chiliastic vision)*支配着瞿秋白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似乎认为他们可以赤手空拳地战胜敌人,但这些希望和幻想迅速地破灭了。至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他就从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即革命要继续下去,红军是必不可少的。

  * 所谓“千年至福”(chiliasm)又可称为“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在中文其他翻译作品中,也有音译为“齐里亚主义”的,是基督教神学教义“末世观”的思想因素之一。其基本意思是:在世界进入最后末世的前夕,基督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以有形的方式重新降临在世俗的世界上,在全地建立起一个纯粹、洁净和明亮的“城”———神国,其持续时间约1000年。这一教义的根据来自《新约圣经•启示录》第20章。“千年至福”最早的经文为希腊语χιλια,翻译为拉丁文为mille annis。由χιλια演化为chilia和chiliasm;由mille annis演化为millennium。所以,英语chiliasm和millenarianism由于词源不同而呈现两种形式,但指涉的是同一个意思。相应地,信徒必须忍受来自世俗世界的各种逼迫和排斥,以不懈的努力与虔诚迎接“千年至福”的最终到来。《牛津英语辞典》对该词的解释是:“施隆幸福,恩泽充溢的统治期”或“基督统治的千年”。研究者一般认为,《圣经•启示录》的这些思想,是基督教“神正论”的精髓之所在,是以神学的形式所表达的一种正义观。

  “千年至福”观念还经常在引申的意义上被使用,其意思是对于必将到来的理想社会持有虔诚信仰;在政治或道德上,则表现为通过革命的反抗行动,创造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实现人类永久正义与和平的伟大期望。施拉姆此处使用该词,是指瞿秋白的不断革命路线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支持其政治行为的价值理念。在本书的其他地方,chiliasm也往往是在这种引申意义上被使用的。———编者注

  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路线垮台前,毛泽东倾向于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暂时的现象。此后,他才进一步看到,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形式(我随后还要讲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尽管在其思想中革命所需要的时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军事,那么他关于军队与民众的关系的观点就会继续存在下去。20世纪30年代,他进一步把这种关系精辟地概括和比喻为鱼水关系。很清楚,这个解释并未低估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群众这个“水”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军队这条“鱼”便会毫无希望地死去。所以,共产主义者必须认真地发掘群众支持的源泉,以便使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海洋不致枯涸。但是,同时,毛泽东的比喻也十分清楚地表明,军事斗争将由代表群众利益的红军进行,而不是由群众自身承担起来。

  详细地分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必须对这一时期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作全面的考察。下面,我们就对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关于革命目标和策略的思想的主要特征作一扼要的概括。

  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就不仅看到了(像已经提到的那样)正规的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这里红军可以得到休整和恢复,可以发展同群众的关系。没有根据地红军的战争将变成单纯的军事冒险。但是,在此阶段,毛泽东对于他在偏僻山区所开展的活动同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尚无清楚的认识。当时,深信这种高潮将会来临的,不仅是李立三,毛泽东本人也这样看。在1928年11月25日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中,毛泽东宣称,他的军队的活动还不是暴动,而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情况仍将如此。但是,红军根据地的迅猛扩张能够极大地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思想,开始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迅速萌发。这样,1929年4月5日,在答复中央委员会建议他和朱德适当减少旨在发动群众的小规模游击活动的信时,毛泽东说,依据对形势的判断所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十分悲观的。利用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冲突,在一年内占领整个江西及闽西和浙西,是完全可行的。同时,他为农村斗争的正统性进行辩护,宣称它是在工人领导下发生的,还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据地同样可以在上海及其他城市建立起来。[8]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不能经常性地提出意见,来规定革命高潮到来的速度,并以此告知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阵地,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它有着十分明确和一贯的观点。莫斯科的观点实质上是,红军的活动和农村根据地的创建固然重要,但是,只有这些活动和有效的城市工作一齐展开,把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一支力量考虑在内,才能导致革命的胜利。因而,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说:

  党在领导个别省份自发的农民游击队行动时,应当看到,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民起义的胜利起点。在这方面还应当看到,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相邻的省份组织统一步调的行动,而且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9]

  1929年12月[10]的共产国际来信给李立三的直接的革命行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来信告诉中国共产党,新的高潮即将来临,因此,必须采取有关步骤,在高潮上升到足够的程度时立即建立工农专政。共产国际进一步解释说:“农民战争是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涨的另一个特点。”尽管农村的运动(在此,共产国际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和诸如“红枪会”等传统组织形式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发展的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乃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自1927年遭到沉重失败后,现已摆脱了抑郁不振的状态”[11]。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情况下,农村的游击战争是革命事业中正当的和有价值的一部分。但是,更富传统特点而较少外来色彩的城市工人的行动,则不仅是更主要的,而且在最后的关头将起更为决定性的作用。至于李立三,最初对发生在乡村的一切有什么意义比共产国际更持怀疑态度。不管怎样,1930年初,当他开始部署夏天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之时,他发现红军是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的一支极为有用的辅助力量,城市与乡村的两面进攻可以使胜利具有更大的把握。

  在中国革命中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对立的两极,莫斯科则站在中间的立场上。在革命的时间性和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这两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是相互接近的,与莫斯科则是对立的。

  李立三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高潮的内在性问题上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与苏联之间联系困难、来往信件经常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一事实所冲淡。结果,双方领导人经常是对早已被对方放弃了的立场作出反应。仅举一例来说,1930年6月的共产国际来信(中国资料中所记的日期都是 7月23日,因为是这一天在上海收到了来信)是5月间在莫斯科起草的,而它是对早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2月份所作的决定的反应。*?

  * 最近,苏联的出版物已经澄清了这些问题。尽管在其解释中存有强烈的偏见,然而它们大概是有关这类事实真实细节最准确的说明了。因为它们的依据是共产国际档案。这些出版物中利用起来最方便的大概是A?郾M?郾Grigoriev,“The Comintern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the slogan of the Sovi-ets(1927—1931)”in Ulyanovsky,ed,pp.345—388。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出版物中已经披露了1930年6月指示的正确日期,而现在继续把它作为“7月23日指示”是没有理由的。

  即使一系列的论证和反驳被如此地冲淡了,但不管怎样,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握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众多的不同观点。尽管由于这种原因,历史学家的任务,即分辨谁应该对1930年上半年作出的具体决议特别是铸成大错的决议负责的问题复杂化了。

  这样,1930年6月,共产国际在指出由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未汇成一股巨流”,所以还不存在全国性的客观革命形势的同时,又预言最近将来的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的省份”[12]。尽管共产国际依然希望中国的决战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但是他们不同意李立三关于进攻的时期已经到来的观点。因而,莫斯科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命令进攻武汉、长沙等地并在这些城市中发动相应的起义的决定,同时指出,红军和工人运动首先应当进一步加强。[13]

  至于毛泽东,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其军队悉数出动去进攻这些国民党的强固据点,因为这样会给革命前途和他自身权力的基础带来危险。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同意莫斯科的立场。但到1930年初,事实上他对迅速胜利的前景已经变得极为乐观。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革命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且声言,尽管他自己在1929年4月确定的一年时间内占领整个江西的计划是“机械的”,然而这样的胜利已经不远了。[14]

  1930年毛泽东对于李立三路线的态度,目前一直是那些能够接触有关资料的中国学者们广泛争论的问题。尽管这些学者中的一部分人仍然忠实于1945年作出的关于党的历史决议中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毛泽东从未同意过李立三攻打那些城市的计划,仅仅是出于必须服从命令的纪律约束才执行了这一计划。但是,其他的学者则争辩道,到1930年春,毛泽东已经被说服并同意这个战略。一些人则走得更远,认为从1930年初毛泽东就出自内心地、热情地贯彻了这一战略。无论如何,迟至1930年10月毛泽东仍继续赞同一种激进的路线,是有清楚的证据的。10月7日,当毛泽东的部队占领吉安的时候,在这个城镇作出了一项决定。决定中提到存在着“全世界、全国、各省的革命形势”,并得出结论:“在革命‘高潮’的进程中……苏维埃政权一定会突起于全国和全世界。”10月19日毛泽东写的信,依据存在着革命“高潮”的观点,号召抵制悲观主义,马上进攻南昌和九江,消灭敌人。*

  * 阐述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观点见权威性的党内刊物《党史研究》中的下列文章:林蕴晖的《略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载《党史研究》,1980(4),51~59页;田厚的《再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载《党史研究》,1981(1),65~71页;凌宇的《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的关系讨论综述》,载《党史研究》,1982(3),78~80页。瞿秋白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1930年10月7日的决定,这篇文章登在《实话》(上海)第2期(1930年12月9日),3~4页。毛泽东10月19日的信即《给湘东特委的信》,见《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157~158页。

  由于上面的一些陈述可以被解释为毛泽东是向中央委员会报告那些他认为它愿意听到的东西,所以,仍然有余地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认为1930年秋毛泽东曾盲目期待过很快就要到来的、全面的革命高潮。但即使如此,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决定力量这一点也还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方面,他完全和李立三一致,并联合起来反对莫斯科。[15]

  特别是在下述问题上,毛泽东与李立三的观点完全相同,即他们都认为外国人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中国革命。1930年至1931年间的冬季,李立三被莫斯科召去“受讯”期间,一个共产国际的调查人员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具有如此之多的独特性,以至于共产国际很难理解它,甚至很不理解它,因而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结果,李立三被曼努意斯基(Manuisky)谴责为“极端的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东,他在30年后宣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16]

  但在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和李立三采取同样的路线。李立三相当明显的企图是通过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的冲突,来引发一场“世界革命战争”。不管苏联愿意与否,它必将卷入其中。[17]毛泽东不可能同意这样一种战略观点,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将极大地取决于中国以外的因素,而不是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存在于中国的事实的严重性和中国革命过程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在1923年到1926年间,作为其社会学观点转变的必然结果,他认为,由于旧的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及其城市盟友的势力,所以,只有发动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消灭地主及其政治代理人的“封建势力”,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不论1930年夏天毛泽东的观点如何,1930年9月从长沙撤兵则是其思想向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革命战略转变的标志。在这一背景中,自他1927年登上井冈山并于1928年同朱德会师以来一直得到发展的军事战术,已成为其政治思想中当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叙述,正是到1931年,击败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之后,“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18]。1934年,一本名为《游击战》的小册子阐述了这些原则,它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有关游击战争原则的书。事实上,它不是毛泽东写的,而是朱德、彭德怀和其他人写的,尽管书上有毛泽东的名字和画像。[19]这大概是第一次对毛泽东即将在遵义会议的争论中提出的游击战这一战略思想的系统阐述。遵义会议对于新的军事路线的提出和打开八年后毛泽东逐步掌握党内最高权力的大门都是决定性的一步。[20]1936年12月,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系列讲演,详细地总结了五次反“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回顾了他反对他的批评者的情形。最后,在1938年,他写了两本关于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的游击战略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是《基础战术》,有些版本署的是他的名字。*

  * 此书有些版本的扉页上有毛泽东的名字,其他版本则没有,因而,毛泽东为原作者是值得怀疑的。尽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编撰的《毛泽东著作、言论、文献目录》一书(1961年2月28日,北京版)把它列入其中,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把它归为毛泽东所著是不妥的。在该书英文版(Basic Tactics)的前言中,我已经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不同阶段作出了概略的说明。

  军事战略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我难胜此任。这里从战争与政治相互渗透的角度进行考察。毛泽东自己曾经全面地总结了这一问题。他写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21]

  当然,这一名言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在上段话之后的部分里所详细解释的那样,当时红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甚至在各个战区,都大大劣于国民党及其他白军,只有在战场上占有压倒优势的时候方可战斗。只有集中自己较大部分的主力进攻孤立的白军,才能取得这种战术上的优势,并“一个一个地歼灭敌人”。这一点虽然部分地取决于用兵技巧,但主要是依靠准确及时的情报。由于红军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情报。

  共产党人发动农民的方法,不仅使她得到了有关敌人行动的情报,而且还取得了其他有利条件,诸如群众自愿作为后勤或辅助队伍等等。这虽然是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闻所未闻的,但就毛泽东的战术原则而论,却与孙子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孙子兵法•虚实》)

  毛泽东晚年曾经自问从中国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其中最为常见的陈述之一,是他在1968年所说的一段话。他说,在1927年开始战斗之前,他已经读了《三国演义》,在1936年到1938年间撰写关于军事战略的著作之前,他看了《孙子》。[22]不管怎样,在这些著作中,他经常引用《孙子》和历史典籍以及诸如《三国演义》、《水浒》这类小说中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一个社会关系极为模糊的环境中,主要借助于军队而活动的、组织成分不断变化的共产党,依然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是怎样从理论上设法论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的呢?在此,问题的关键是主观因素决定人的阶级本性的作用,以及靠改造人的思想来改变人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知道,毛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以一直回溯到1917年。这个时期,他对此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阐述见于1928年11月28日[23]关于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由于力量尚小的红军大部分不是由工人,甚至不是由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所组成,而是由乡村的流浪汉或者游民分子所组成,因此产生了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说: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争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部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强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24]

  1930年1月在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这亦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25]。

  “客观力量”,毛泽东是特指白军,它是共产党人不能直接控制的力量。而“主观力量”是指红军,它是共产党人自己的力量,其行动和战略为共产党人所熟知。但毛泽东显然也在客观的历史环境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谈论客观因素,在人类通过“自觉的能动行为”来影响客观环境的能力的意义上谈论主观因素。

  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从1927年以来,毛泽东是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形成他的思想并从事革命工作的,这种环境强化了他思想中的这种因素。毛泽东视战争为“自觉的能动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和对人类精神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文字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对于这一观点,他非常欣赏,以至于在1936年和1938年几乎以完全相同的语言重复它: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26]

  这段话深刻地表达了我所谈到过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思想,反映了一个历经多年残酷战争的幸存者的经验。可是,只根据毛泽东的浪漫性格或者战斗生涯来解释毛泽东确信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具有无限能力的思想就会过于简单化。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他强调主观力量也是在一个由许多根本对立的势力构成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国的现实,把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领域内的思想与经历联系起来。正像毛泽东在上段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战斗的结局很少能预先确定,但它部分地要依靠主观力量,如战士的勇气和指挥员的战术运用等等。同样,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是如此,远不像西欧甚至前俄罗斯帝国那样确定。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地看作工人和资本家的相应代表,但前者更侧重维护农民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后者则维护地主的社会经济利益,这是个更重要的事实。另外,由于存在着外国势力的影响,因而这一画面又被极大地改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波兰问题时,列宁在论及20世纪殖民地问题时,已经创立了这样的命题,即在特定的社会里,阶级的行为可能会因团结一致反对外国的压迫而被修正。至于毛泽东,他对此不仅仅是作为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而且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他就确信一个适于完成民族目标的联盟可以成为现实;这一联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人是否能有效地改变除工人及其亲密盟友农民外的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态度。

  尽管非常重视作为民族救亡条件的民族团结,在不同程度上自始至终是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的特征,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决定执行与蒋介石结成新联盟政策的时候,毛泽东也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自己的最高纲领。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的主要焦点,但它并非仅仅是从道德价值和心理改造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的。尽管他相信客观的社会现实会因为主观意识的变化而受到改造,但他仍然把参加革命活动作为改变人的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敏锐地意识到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熟练地运用这一辩证法,的确是毛泽东的思想特征之一,也是其政治成功的秘诀之一。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中就阐述了以革命斗争促进文化革命的思想。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农民会用他自己的双手去丢……”[27]

  在此后的整整20年间,农村一直是毛泽东进行社会与文化革命试验的主要舞台。在农村社会变革这幕戏剧中,其关键性的行为当然是土地改革。对于各个社会集团特别是富农的不断变化的路线的细节,于此不再叙述[28]。

  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转变人的思想的方法,1933年至1934年的“查田运动”特别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这种观点。这一运动也许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在1933年,他确实给这一运动留下了他本人的印迹。这场运动表面上的经济目标在于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执行,但事实上却只是为追求基本的政治目标提供了一个框架。毛泽东深信,由于地主和富农有着传统的声望,具备识字善言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财产结构在形式上作出怎样的变动,那些以前享有特权的分子都将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窃取到农民协会的权力。防止这类暗中复辟旧秩序的事情发生的唯一办法,是不断地发动农民群众,鼓励贫苦农民开展反对他们以前的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坚信,从今以后他们就是社会的主人了。

  “查田运动”与1946年至1948年和1950年以后的土地改革有许多类似的方面。例如,召开群众大会来鼓励农民“诉苦”,揭露地主以前的压迫行径,在某些场合,还要接着对最坏的地主处以死刑。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的威风,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使农民自己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至少要像人一样站立起来。这样,毛泽东便在改变人们对于权威的态度的意义上着手实行了文化革命,并且运用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武器。在毛泽东的路线中,对这种做法的重视是贯彻始终的,但是,他运用这些方法的政治背景却随年代不同而不断变化。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策略上最难以处理的问题是军事原则与政治原则之间的矛盾。为了获得群众最大限度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便在最初的年代里实行了“诱敌深入”至根据地腹地的原则,因为在这些地区土地改革已经进行了,群众热烈拥护红军。但是,这样的策略意味着共产党军队的坚定支持者们经常面临战争的危险与失败。而这逐渐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的信誉,因为它不能保护它的公民。从某种意义上说,“积极的进攻战略”是对这一困境作出的反应,这个反应要求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威严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原则置于现实地估价军事可能性之上。这个战略导致了灾难,但它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早期的策略在1934年就能奏效。但是,日本人迅速进军中国,对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这使共产党人能够冲破所处的窘境。另外,只有1935年至 1937年所形成的新局面,才使毛泽东又一次以自信的口吻讲话,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兴趣可言。1933年至1934年间,他曾经一度降为傀儡似的人物。而现在他在党内再次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这一事实使他得以施展其新的雄辩术。但是,这种情况无疑产生于下述事实,即对于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有许多东西可谈。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阐述革命的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时,便暗示了即将到来的事情。

  使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使以往的敌人———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这一变化是同两党意愿格格不入的。对于第二次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论证呢?

  1931年9月,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第一次把抗击外国侵略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关于联合资产阶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同共产国际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可以被概括为“阶级对立”的口号。尽管这被理解为原则上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是,毛泽东有关具体斗争的社会学观点则仍为他在1926年所持的立场。1931年9月25日,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名的《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在号召他们杀掉其反动的最高指挥官并同工人、农民和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的鸟政府”之后,继续说道:

  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29]

  很清楚,对毛泽东说来,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农村进行的。在这封信中,“国民党军官”被看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地主阶级的奴才”,这同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著作中所说的一样。但国民党在国内“剥削和压榨群众”的反动作用仍是信中最突出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的攻击集中于抗击日本侵略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恰好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相对应。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并真正地保护人民”,因此,必须首先解决国内的敌人,以便开展有效的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1932年1月日本人进犯上海,同年4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这样一来就使对外问题日趋成为政治战略的中心问题。1933年1月17日的声明是毛泽东关于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的观点发生变化的标志。这个声明提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主权利,武装群众抗日),决定与“任何武装力量”,即任何持不同政见的准备和共产党人妥协的将领达成协议。[30]尽管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制定的“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要和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而不是领导者联合,但是,愿意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虽然不是和蒋介石)妥协,毕竟标志着向1937年被建立起来的“上层统一战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34年7月15日,在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他再次呼吁“民族革命战争”,呼吁同愿意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力量联合起来,同时努力打击“国民党卖国贼”。[31]然而,在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地位上的同时,对于彻底地开展第二次统一战线工作,他比苏联领导人明显的有更多的保留。1935年8月1日呼吁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宣言,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从莫斯科发出的。

  对于再次与蒋介石拥抱,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与斯大林不同,他们感到更令人作呕。他们把蒋介石视为屠杀其战友的刽子手和革命的叛徒。到1935年底,当毛泽东的军队于12月重新集结在瓦窑堡时,毛泽东不仅准备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还要和资产阶级中与欧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因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部分人合作。但蒋介石,作为“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和豪绅、军阀、买办阶级的代表,是特别被排除在拟议中的统一战线之外的。[32]

  事实上,同这个“叛徒”的间接联系早在1935年就建立起来了。1936年4月,张学良同周恩来会谈,敦促共产党人停止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集中力量抗日,并答应利用他对蒋的影响说服蒋接受这样的停战。1936年5月5日,一封直接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发出了。后来,毛泽东称它是“放弃‘反蒋’口号”的标志。[33]在这以后,毛泽东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他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联系,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34]特别是在1936年10月5日写给张学良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达成“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愿望。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18位共产党的高级政治、军事领导人共同签名的写给蒋介石本人的信表示,希望蒋介石改弦更张,以便后代想起他时不会当作亡国的罪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35]

  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感情已经彻底改变了。12月12日,当蒋介石在西安成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阶下囚时,共产党的高级与一般领导人所作出的本能反应是,相当一致地要审判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及其他最高领导人曾严肃地考虑过这样的对策。相反,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信,向他保证“丝毫不求报复南京”。[36]据说,毛泽东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命令他不要杀蒋介石的专横的电报时大为光火,其原因并非因斯大林要夺走他到手的俘虏而使他感到沮丧,而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怀疑他所具有的常识。[37]

  不管怎样,一旦着手执行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便显示出他们几乎是一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原因很明显,对于他们来说,拯救中华民族并不像列宁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策略手段的基础,它就是价值本身。

  在没有根据当时中国革命所达到的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相应要完成的任务来论证上述政策的正确性之前,毛泽东当然不能要求他自己和他的战友们作出那么重要的转变。正是在上面提到的 1935年1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开始概略地叙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直到1939—1940年间,它们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有了确切的系统阐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就其成熟性和复杂性而言,在延安时期明显地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在继续讨论他的这一思想之前,有必要对其1937年萌发的哲学思想作出叙述,这种哲学思想在毛泽东整个思想中逐渐占据了中心地位。

  注释

  [1]《毛泽东集》,第1卷,109页;translated in M.Henri Day,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p.205—206。

  [2]《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translated in Fitzgerald,pp.9—15。

  [3]参见《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255~257页。

  [4]See S.Schram,PTMT,pp.316—317.

  [5]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两封信,据推测是毛泽东写的。参见《毛泽东集》第2卷,11~14页。S.Schram在一篇文章中翻译了从这两封信中引用的话并分析了其含义。See S.Schram,“On the nature of Mao Tse-tung’s ‘deviation’in 1927”,CQ 27(April-June 1964),pp.55—66.

  [6]《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298页。

  [7]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297~298、299~300页。

  [8]1928年11月的报告中的相应段落,参见《毛泽东集》,第2卷,59页。1929年4月5日毛泽东的信也可以作参考,见《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37~45页。See also S.Schram,PTMT,pp.259—260.

  [9]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3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是1929年10月26日发出的。——编者注

  [11]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84~85页。

  [1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93页。

  [13]Grigoriev,pp.369—373.

  [14]参见《毛泽东集》,第2卷,139页。

  [15]李立三关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作用的某些论述的简单概括,see S.Schram,Mao Tse-tung,pp.148—149。

  [16]1962年1月30日的谈话。See S.Schram,Mao Tse-tung unrehearsed,p.172;也可以参见官方的刊物《北京周报》的译文,1978年第27期,14页。

  [17]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的缘故而欲使苏联卷入战争的“企图”自然会激起苏联作者的极大愤慨;see,for example,Grigoriev,pp.365—367。

  [18]《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04页。

  [19]对这一著作部分内容的概括,参见陈伯群撰写的文章《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载《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14~19页。上述关于原作者的材料是由中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包宪书(Pao Shih-hsiu)提供的。

  [20]关于遵义会议,see Benjamin Yang,“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CQ 106(June 1986),pp.235—271;and Jerome Chen’s reply in CQ 111(September 1987)。

  [2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25页。

  [22]参见1968年7月28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694页。

  [23] 原文似有误,《井冈山的斗争》写于1928年11月25日。——编者注

  [24]《毛泽东集》,第2卷,37页;S.Schram,PTMT,pp.268—269。

  [25]《毛泽东集》,第2卷,130页。

  [26]《毛泽东集》,第6卷,98页;S.Schram,PTMT,pp.284—285。

  [27]《毛泽东集》,第1卷,237~238页;S.Schram,PTMT,p.259。

  [28]作为简要的总结,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191~193页。

  [29]《毛泽东集》,第3卷,14~15页;S.Schram,PTMT,p.219。

  [30]See Su-wei-ai Chung-kuo(Soviet China),pp.91—94,Moscow:Izdatel’stvo Inostrannykh Rabochikh,1934;参见《毛泽东集》,第3卷,183~185页。

  [31]参见《毛泽东集》,第4卷,363~367页;S.Schram,PTMT,pp.220—222。

  [32]参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12-2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42~169页。

  [33]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53、267页。关于1935—1936年国共两党之间秘密谈判的情况,以及毛泽东愿意继续同蒋介石和解的情况,参见John Garver,“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Q 113(March 1988)。

  [34]参见毛泽东于1936年后半年所写的大量书信。《毛泽东书信选集》,30~97页。

  [35]参见上书,78~79、87~90页。

  [36]参见上书,95~97页。

  [37]有关事件的细节及更多的参考资料,see Lyman Van Slyk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hereafter CHOC),13,ch.12。上面的叙述是以1982年9月10日、23日在北京分别同胡华和李新的会谈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