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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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摘要】: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本文认为,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目前,中外学术界一般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作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重大失误之一。在总体和原则上,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困惑,那就是:作为一生谨慎,且灵活有度的政治家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其晚年不顾中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声誉,而如此执著地顽强坚持他的这一信念?为什么在他晚年的观念中,“阶级斗争”不仅向知识阶层扩散,而且甚至直接指向他所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上层?把这一政治结果归结于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多疑症”[1] 显然与史实不符,而认为这是由于“恋母情结”而导致“报复心理”的潜意识泄露[2],也需要深入的甄别探讨,即使说这是由于毛泽东成功的经验使其“骄傲自大”的解释,[3]( p13-14)也显得过于简单化,因为在逻辑上“骄傲”的确与“失智”有关,但与“执著”则没有紧密关联。所以,毛泽东晚年顽强坚持“阶级斗争”信念,并使之不断地扩大化,必有其它的深层原因。


  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理论的背后,实际上还潜藏着一整套政治伦理的基础假设和道义关怀。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伦理逻辑,成为毛泽东坚信他晚年之所思之所为,体现出的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诉求;而不惜冒险将这种理念诉求付诸于政治实践,则又表现出其“民粹主义”政治责任意识的重要一面。


  本文只是对这一思想历史的现象描述,而深入的批评性分析将另文探讨。


  一、依据:压抑与创新


  毛泽东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其原著,特别是他独特诙谐的即席讲演和信手拈来的卷头眉批,其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就会立即凸现在读者眼前。细查毛泽东的著作,我们感觉他并没有对“人民”和“群众”这些其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过严格的学理性定义,但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这些词汇则总是能透露出一股 “颠覆权威”和 “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4] (PP 10-13)


  类似这样的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卷头眉批中,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兴致昂然,旁征博引,一连举出春秋的颜渊、秦国的甘罗、汉朝的刘邦、项羽、韩信、贾谊、三国的周瑜和孔明、晋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兰陵王、唐末诗人李贺、唐太宗李世民、宋朝名将岳飞,以及释迦牟尼、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安眠药的发明者、青霉素的发明者、全国人大代表郝建秀、西游记中的哪吒,等数十位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证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 毛泽东还特意以中国传统“第一圣人”孔子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举例,认为:“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帮人家喊礼,后来才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但时间很短,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县政府的司法部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仓库的小官。可是,他就学会了很多本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 [5] (PP 207-208) 几天以后的5月18日,就在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科学家、发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 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5] (P236) 在同一时期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勿庸赘言,毛泽东的“话语”是独特的。上述论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极有意义的现象,在进化论、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角度上看,颇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也他的政治经历存有关联,陈毅元帅就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6](p24)但这里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则是,毛泽东借此现象并不是要说明人类进化的一般轨迹,更不是为自己喊冤叫屈,而是借助历史事例对“人”进行“身份”的区分,是在建立政治推论的基础假设。换言之,毛泽东的语义重心是在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堕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活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走向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提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他的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5] (P236)


  笔者曾经一般地把毛泽东上述论断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压抑-创新”情结,认为这是“出身于普通农家的毛泽东,不自觉地以自己个人经历的发展格局为模式,以此建构他观念中的理想主义大厦”。[7]()现在看来,这样的概括并未能完全体现出问题的要害。其实,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压抑-创新”的基础假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在此前提下,我们对他的“阶级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才能得到充分和真实的理解。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层面上,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似乎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堕性,作为一种内生的能量,它将必然地成为推动历史前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政治心理能量可能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政治伦理诉求,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资格在政治和历史舞台上担当主角,关键的是由于他们“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与其说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微薄,不如说更重要地体现为政治身份上的卑贱。二者相比,后者之中蕴藏着更为深厚的革命欲动和翻身渴望。简而言之,处以“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最富于创造性(革命性只是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与此相反,压抑别人的权威拥有者,其强悍的外表所掩盖着的恰恰是其虚弱的本质。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过滤网的作用下,才产生了识别善-恶、正-邪、美-丑等政治评价结构的准则,由此才可推论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革命理论的规范性命题。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一方面应从马克思或列宁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去寻觅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也可切实地在中国民俗文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中去挖掘其思想原型的观念基础。诸如“替天行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朴实的道德“义举”,似乎更接近于毛泽东政治伦理观念的真实本源。


  二、“吃苦”与“改造”:“人民”身份的获得


  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人民”是一种崇高的身份,拥有这一身份,不仅意味着其主体中必然地孕育着革命动力和实现欲望,而且还在名誉和政治生活方面被赋予了优越性与优先权。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毛泽东政治的结构中,“身份”决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位,而是随着环境与态度的变化而不断流动的角色。“人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自然属性,甚至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财产和经济指标,而是经过认知过滤网不断筛选的政治符号。换言之,自然出身的性质固然对获得政治身份具有意义,但最为关键的是,“人民”身份需要自然人在政治实践中去主动地获取。简单的“血统论”和机械的“经济论”都不足以成为考察阶级身份的唯一依据,而真正获得“人民”身份的途径,其核心原则的一个条件是“吃苦”;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派生条件是“思想改造”。


  首先,所谓“吃苦”最直接的含义是“被压迫”,是一种困苦的困境。如前所述,毛泽东认为,正是各种意义上的压抑和苦难,孕育出了造反和翻身的需求。所以,它又是产生革命欲望的动力源泉。这样,在毛泽东的政治伦理的逻辑中,自然的“受苦”或自觉地“吃苦”,都将成为铸造革命意志和检验政治态度的重要指标。20世纪60年代中期,李讷大学毕业。按当时的习惯女儿希望父亲送给她几句自己最喜欢的格言,据说毛泽东题写的四句话中,首句就是孟子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紧跟着的三句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命运的痛击面前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8] (P332)可见他把“吃苦”放到了何等重要的位置。


  事实的确如此。延安时期毛泽东现身说法,明确指出了一个人如何获得“人民”身份的最佳途径:“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9] (P851)


  在后来的政治过程中,毛泽东可以说几乎没有例外地把能否“吃苦”作为评价是否具有“人民”乃至共产党员身份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对那些在社会上提笼架鸟、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甚至对于在公共场合摆放鲜花也觉得浪费。1964年7月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曾说:摆设花盆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10] (P332)


  历史资料反复表明,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极严,近于苛刻。“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曾对侄女王海容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生活经验与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多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8] (P143)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私下谈话。当毛远新说到有一次游泳,天气很冷,在水里比上岸更暖和。还是在水里舒服。毛泽东当即瞪了他一眼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毛泽民)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10] (P121) 同样,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权的干部子女,虽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谓“根红苗壮”,但他们是最容易丧失本色,存在着质变的危险。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他极其例外地举行了一次寿筵。遇到这难得的机会,女儿李敏也想为父亲祝寿。毛泽东当时对大家说:“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11](p164)据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回忆说:“我印象很深的是,1965年,父亲曾一再对我们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12] 1968年5月毛泽东对中央警卫部队讲话:“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13] (P500)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一段讲话,最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于获得和保持“人民”身份的整体轮廓:“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有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14] 就在这此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其著名的政治伦理原则:“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14]


  1968年6月28日北京语言学院的7名共青团员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作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就远不如以前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失去在革命道路前进上的“自由”,就会逐渐蜕化为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以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改革:(1)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2)革命干部应经常地参加劳动。(3)、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4)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5)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1968年7月12日在这封信上批语:“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收到,看到,并注意了。” [12] (PP77-78) 这封信连同毛泽东的批语,曾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其次,与“吃苦”密切联系的是“思想改造”。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术语,其实是指“心灵”(mentality)的净化,其内涵是建立或更换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有时他直接称这种特质为“灵魂”。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灵魂”。在毛泽东看来,最能体现“人民”与“非人民”的本质差别的指标,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所以,要获得“人民”的身份,至关重要的就是在原有的心理摸板中逐渐注入崭新的“感情”要素,这首先必须承认劳动人民的社会价值,通过体验、经历和实践,去理解并融入他们的生活,最终与他们在深层感情上形成认同。有了这种内在的品质,换了另一个与“人民”相同的“灵魂”,才可以说这个人真正地发生了转变。1965年8月3日毛泽东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当马尔罗问及“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时,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14] (P1386)


  在毛泽东的社会身份体系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兵属于最具革命精神的角色,而与此差别较大的则是从事脑力劳动、与直接的操作实践距离较远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1968年8月18日,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了《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人民日报》稿。毛泽东修改此稿时加入了几句话:“‘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的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觉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应该彻底改正吗?”并把其中“挑动工农斗学生”一句,改成“挑动群众斗群众”。[12] (P522) 同样,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权的干部子女,虽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谓“根红苗壮”,但他们是最容易丧失本色,存在着质变的危险。


  1960年2月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35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时,当读至书中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低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大多数庄员(指集体农庄)的文化水平还低于农艺师的水平。如果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就必须把工人和庄员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师的水平”的论述时,毛泽东批语:“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同时谈到:“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15](p741-742)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