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210093）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马克思是在不断追问“异化”根源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独特的“异化劳动”理论的；而对“劳动异化”根源的进一步追问，又使他在“巴黎手稿”中“第三手稿”末尾的两个“片断”和“穆勒笔记”中，将关注点集中到“分工（和交换）”上，提出了“谋生劳动”概念，迈出了“用分工说明异化”的第一步。这不仅一般地表明人本主义“异化”范式在马克思那里开始解构，而且预示了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来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泛分工论”的特殊方式。在论证这一观点的过程中，本文也对张一兵教授在该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必要的评析。
关键词  马克思  异化劳动  谋生劳动  分工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人本学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时期的代表性理论，马克思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是以其出离“异化劳动”理论为标志的。但对于马克思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出离”异化理论的，国内学界大都没有超出恩格斯的说法，即认为“是从《神圣家族》开始的”。我认为，就在马克思刚刚写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的“第一手稿”（“笔记本Ⅰ”）、建构起“异化劳动”理论之后不久，在“巴黎手稿”中“第三手稿”（“笔记本Ⅲ”）末尾的两个“片断”和“巴黎笔记”中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中，这一理论就开始解构。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的根源”的追问，进一步提出了“谋生劳动”概念，将关注点集中到“分工（和交换）”上，迈出了“用分工说明异化”的第一步，预示了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泛分工论”方式。
一
提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巴黎手稿》的末尾就开始解构，这很容易使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正是在《巴黎手稿》特别是其“第一手稿”（“笔记本Ⅰ”）中，马克思才刚刚建构起自己独特的“异化劳动”理论，怎么可能在其当作一部完整的著作的撰写过程中发生如此自相矛盾、自我毁灭的情况呢？
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巴黎手稿》定型化、成熟化，夸大为一个已经完成了的、系统化了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它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这不仅因为从文献学角度看《巴黎手稿》本身就是未完成的，而且就其理论内容来说也是一个思想尚未完全凝固就开始分解的探究性文本。当然，这并不是说，《巴黎手稿》仅仅是马克思的一种“思想随笔”。马克思从严密的思想逻辑演进中提出了自己的“异化劳动”理论，将“异化”理论推进到了其顶点；但正因为如此，“异化”理论这一人本主义范式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也达到了顶点，不可避免地走向自身的解构。
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马克思如何走到“异化劳动”理论的过程吧。马克思建构自己异化理论的过程，不仅从范式上讲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应用，就论域来说也是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出发的，他是接着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往下讲的。正如马克思自己后来所说的，“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页〕马克思正是从“宗教异化”的“世俗基础”开始，在不断追问异化根源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劳动异化”理论的。这一过程在实践上表现为从“国家和法批判”深入到“国民经济学批判”，其内在思想逻辑演进则包括“政治异化――经济（财产）异化――劳动异化”三个阶段。首先是“政治异化”理论。马克思认为，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世俗基础的分裂即政治异化；而政治异化是指世俗生活分裂为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人异化分裂为“公民”和“私人”、“法人”和“市民”，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异化，即国家和法被看作世俗生活中的上帝、绝对精神。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克罗兹那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政治异化”理论解决了“宗教异化”的根源问题，但自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政治异化的根源又是什么？市民社会为什么会导致政治国家从自身中异化出去呢？由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经济（财产）异化”理论，认为政治异化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的分裂即经济（财产）异化：私有财产使本来是“类”的人（人类）分裂成为“原子主义”的“利己主义者”，货币便成了这些互相孤立的利己主义个人本应具有的“类”本质的代表。这样，就造成了“钱”（财产）同“人”（劳动）的对立。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财产）异化呢？私有财产和货币制度的根源又是什么呢？正是通过这一追问，马克思得出结论：经济异化（私有财产）的根源在于人的生命活动的分裂即劳动异化。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但现有的劳动却是异化劳动：劳动产物、劳动本身同劳动者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人同人相异化，一句话，人的生命活动发生了分裂。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是其“第一手稿”（新版标为“笔记本Ⅰ”）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
 从上述“宗教异化――政治异化――经济异化――劳动异化”这一马克思对“异化根源”的不停追问过程，就必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既然异化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自我异化，那么，人的生命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劳动为什么会异化？实际上，马克思自己已经这样提问了。他在“第一手稿”（“笔记本Ⅰ”）最后说“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一是“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二是“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1，279。加粗楷体字是引者改的〕
我认为，正是作为第二个任务的这一追问，推动马克思客观上迈出了超越人本主义“异化”范式、踏上历史唯物主义之路的“第一步”。这是因为，尽管对“劳动异化”根源的追问与对“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根源的追问使用的是同一提问方式，但“问题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异化根源”的不断追问已经达到了历史的起源地，“劳动异化”的根源就不可能再像此前那样归结于更为基础的“异化”：不能再用新的“异化”来说明这一“异化”，只能用“非异化”来说明“异化”；不能再用“异化”来说明历史，只能用历史来说明“异化”。这就是说，只能从“劳动的发展史”中揭示“劳动异化”的现实根源和历史地位。马克思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紧接着自己的追问说：“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很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279。加粗楷体字是引者改的〕
二
马克思是怎样解决“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呢？这在现存的“巴黎手稿”中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
在接下来的手稿中，马克思似乎全力集中于第一个任务。在“第一手稿”（“笔记本Ⅰ”）的末尾提出前述“两项任务”之后，他接着写下“补入（1）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这一标题，开始完成第一个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79－280页〕；现存的“第二手稿”（“笔记本Ⅱ”）尽管只留传下来XL－XLⅢ页，但其内容“〔私有财产的关系〕”等显然属于第一个任务的继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81-288页〕。而“第三手稿”（“笔记本Ⅲ”）的主体部分，则是“〔对笔记本Ⅱ〕第XXXVI和XXXIX页的“补充”以及“增补”。〔1，289－293、294－345、346－352〕
那么，马克思是否忽视或干脆放弃了第二个任务呢？仅仅从字面上看，在“巴黎手稿”中似乎再无下文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第三手稿”（“笔记本Ⅲ”）末尾的两个“片断”和与此同时或稍晚的“穆勒笔记”，正是为解答“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这一问题而作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探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穆勒笔记”和“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关系上，学界先后出现过三种看法：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2卷编者的“之前”说，认为“穆勒笔记”作为“巴黎笔记”的一部分，写作于“巴黎手稿”之前。〔参见2，Ⅰ－Ⅱ，485〕二是前苏联学者拉宾和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罗扬的“之间”说，认为“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是交错写作的，“穆勒笔记”写于“巴黎手稿”的“第一手稿”与“第二手稿”之间，后者甚至提出“穆勒笔记”属于“第二手稿”的缺失部分。[参见3]。三是MEGA2第I部分第2卷编者英格•陶伯特的“之后”说，认为马克思是在写完“第三手稿”,也就是整部“手稿”之后，才开始动手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法译本进行摘录的。[参见3] 张一兵教授采信的是“之前”说。[参见4，215-216]我则基本赞同英格•陶伯特的“之后”说，只是认为其推断有点过于绝对化。尽管“笔记本Ⅱ”的留存部分一般地泛称“李嘉图、穆勒等人”的观点[1，282]确实不足为据，但其末尾已明确提到“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1，287〕，“笔记本Ⅲ”的主体部分之一“对笔记本Ⅱ第ⅩⅩⅩⅠⅩ页的补充”最后一点即第（7）点“〔私有财产和需要〕”的末尾〔1，345〕和“增补”〔1，346〕中已直接转述了穆勒的观点，而到了“笔记本Ⅲ”的第一个片断“〔分工〕”中，更是直接引述了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原话〔1，355-356〕。这表明，仅从文献学考证的角度看，至少“笔记本Ⅲ”的两个“片断”和“穆勒摘要”也有可能是同时或交错写作的。
我认为，文本的内容解读更能证明自己的上述推断。在“笔记本Ⅲ”中，与穆勒相联系的是马克思对“需要”、“分工”和“货币”的专门考察。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对其《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 论生产”和“二 论分配”两部分在摘录后，几乎未加任何评论；而对“三 论交换”和“四 论消费”则作了大段评注和发挥，并特别重视交换的“媒介”（第6－8节），赞扬“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物的本质。”〔2，18〕这充分表明，两个文本在思想内容上的直接相关。我认为，在这两个文本中，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异化”范式开始解构，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从“巴黎手稿”的“笔记本Ⅲ”特别是最后的两个“片断”开始，由“分工（和交换）”入手来探寻“异化劳动的根源”。在“巴黎手稿”的“分工”这一片断中，马克思一开头就指出：“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1，353〕在依次引述并分析了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和穆勒关于分工的观点之后，他再次强调：“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1，35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紧接着的两段话：一是“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1，357-358〕，二是“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并拟定了进一步考察“分工和交换”的计划（未完成）。〔1，358〕
这里的第一段话是“承上”，表明了马克思对“分工和交换”的考察正是他在“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Ⅱ”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继续和深化，我认为这正是他试图从“分工和交换”入手探寻他自己提出的“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这一问题的答案。而第二段话则是“启下”：正由于把分工与交换看作是“非社会”的“社会性”，使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进一步把“异化劳动”的根源归结为由分工造成的“谋生的劳动”。“现在正是人的劳动的统一只被看作分离，因为社会的本质只在自己的对立物的形式中、在异化的形式中获得存在。分工随着文明一同发展。”〔2，２9〕马克思重视穆勒，是因为与斯密认为分工“起源于交换和买卖的倾向”不同，“穆勒把发达的交换即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1，355、356〕。在马克思看来，穆勒的逻辑是“分工→谋生劳动→交换”：“生产越是多方面的，就是说，一方面，需要越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生产者完成的制品越是单方面的，他的劳动就越是陷入谋生的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2，２８〕马克思开始从“分工”入手探寻“异化劳动”的根源，预示了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分工”说明“异化”、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泛分工论”的特殊方式。
其次，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明确把“异化劳动”具体化为“谋生劳动”，迈出了“用历史说明异化”的第一步。诚然，在“巴黎手稿”的“笔记本Ⅰ”中已有一句“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1，232〕，但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这句话的含义只是为了从哲学人本学或伦理角度批判国民经济学“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1,232〕，“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233〕。即这里的“谋生活动”是相对于“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人的“类本质”而言的，直接的含义＝后面“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之三“人的存在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的类本质（劳动）成了个体（动物性）生存的手段。但到了“穆勒笔记”中已经有了质的不同：“谋生的劳动的范畴”是指“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2，２８。加粗楷体字是引者改的〕请注意我改为加粗楷体字的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巴黎手稿”主体部分所不曾有的新提法，表明“谋生劳动”是相对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下――以他自己直接需要的量为他生产的尺度，这种需要的内容直接是他所生产的物品本身”〔2，33-34〕的自给性生产而言的，是与“过去”相比较而言的；后一句孤立起来从字面上看与“巴黎手稿”主体部分的原有提法似乎并无差别，但与前一句联系起来，其含义便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由原来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变成了与“过去”相对的“未来”维度。这就使“谋生劳动”开始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巴黎手稿”中“异化劳动――自由自觉劳动”的“现有――应有”的二元对立，变成了“穆勒笔记”中“自给生产――谋生劳动――自由活动”的历史演进。这并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地对马克思文本的“拔高式”诠释，因为马克思自己就明确说过：“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2，29-30〕夸张一点说，这段话不仅就其内容实质，而且在语言表述的形式上，甚至都已十分接近《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提法了！
最后，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把“异化劳动”的内涵重新诠释为“谋生劳动”的四个规定，开始由把“异化”关系看作“反社会性”转向看作“特殊的社会性”，迈出了“用（特定）社会（关系）说明异化”的第一步。马克思指出，“在谋生的劳动中包含着：（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4）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2，２８－２9〕显而易见，这是对“巴黎手稿”的“笔记本Ⅰ”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的重新诠释。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第1、2、4个规定分别与原先“异化劳动”的前3个规定相对应。这里出现了两个新提法：一是增加了原先没有的第3个规定，强调“个人需要”同“社会需要”的分离和对立；二是在重新诠释的第1、2两个规定中补充了“个性”与“偶然性”的分离与对立。只要我们将前一提法与后来《神圣家族》中关于“‘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103〕、“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5，52〕的观点联系起来，将后一提法与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量关于“个性”与“偶然性”的论述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这两个新提法，正是开始用现实的特定社会关系说明“异化”的一个重大进步。那么，原来“异化劳动”的第4个规定呢？并没有被抛弃，而是作为“谋生劳动”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后果的“普遍异化”来说明了：“劳动同它自身的分离等于工人同资本家的分离，等于劳动同资本――它的最初形式分为地产和动产――的分离……分配是私有财产的积极实现自身的力量。――劳动、资本和地产彼此的分离，以及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一种资本同另一种资本、一种地产同另一种地产的分离，最后，劳动同劳动报酬、资本同利润、利润同利息以至地产同地租的分离，使得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形式而且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2，30。加粗楷体字是引者改的〕这里不仅将原先局限于“劳动者与非劳动者（资产者）”的异化扩展为人与人的普遍异化，而且从我改为加粗楷体字的那句话和马克思关于“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生产、消费以及作为两者之间的媒介的交换和分配是孤立地存在的”〔2，30〕的批评来看，这里甚至已经孕育着后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中把“分配”看作包括生产、交换、消费在内的再生产或生产的总过程的结果和表现的思想萌芽了！
三
长期以来，学界对“巴黎手稿”的“片断”和“穆勒笔记”中出现的新观点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是熟视无睹；即便是最先对“穆勒笔记”作了认真细致的文本解读的张一兵教授，也仅仅将其中的“谋生劳动”范畴看作“巴黎手稿”“笔记本Ⅰ”“劳动异化逻辑的初步设定”。[参见4，200-206]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上文已经指出的过分拘泥于恩格斯的说法，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编者对“巴黎手稿”与“穆勒笔记”写作时间先后颠倒的误判的误导，以及夸大“巴黎手稿”文本、特别是写作这一文本时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度这三点以外，我认为，主要还有以下两点：
首先，人们不自觉地受到了“哲学总是形而上学”这一观念的误导。特别是在专业的哲学家看来，“穆勒笔记”中的“谋生劳动”不过是一种实证的经济学概念，是“形而下”的；“巴黎手稿”“笔记本Ⅰ”中的“异化劳动”及其理论才属于“形而上”的哲学范畴和哲学理论。换句话说，“谋生劳动”不过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异化劳动”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因而，作为文本学解读的“前理解”，就已隐含着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应该是由前者“上升”到后者的“先见”了。我甚至推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编者对“巴黎手稿”与“穆勒笔记”写作时间先后颠倒的误判，其思想上的根源就在于此。而许多学者之所以轻易接受这一误判，其深层原因恐怕也与此相关。实际上，从后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来看，马克思的思想逻辑恰恰既不是从“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也不是相反地从“形而上”下降到“形而下”，而是超越思辨哲学和实证科学的两极对立，建构新的科学与哲学既双重扬弃又辩证综合的“历史科学”。一旦我们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这一历史轨迹来解读上述两个文本，就会发现，正是从“巴黎手稿”的“异化劳动”到“穆勒笔记”的“谋生劳动”的转变，构成了通向未来“历史科学”的开端。
其次，造成上述误读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正确把握马克思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的理解。马克思认为，在再生产的上述四个环节中，生产是决定的。从赫斯和恩格斯注重“交换”和“商业”的“经济（财产）异化”论到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劳动（生产）异化”论，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从“流通决定论”到“生产决定论”的进步；而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的思想接着又从“巴黎手稿”中从生产出发的“异化劳动”演变到“穆勒笔记”中从“分工和交换”出发的“谋生劳动”，岂不是兜了一个“圆圈”，又回到赫斯和恩格斯的“流通决定论”的立场上去了？！问题在于，对马克思“生产决定论”的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不过是人们从前苏联时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继承下来的一种误读。实际上，马克思是在坚持四个环节的内在统一中、即从再生产的角度来把握生产的决定作用的。在马克思看来，交换包括生产过程中活动的交换和产品的交换，后者又可分为生产要素的交换和最终消费品的交换。就单纯的生产过程来说，生产活动的交换和生产要素的交换也属于生产本身，只有最终消费品的交换才是被决定的；而从再生产角度看，即使最终消费品的交换也会反过来决定新的生产过程。“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6，40〕因此，马克思思想演化中呈现出来的这一“圆圈”实际上是一个上升的“螺旋”（“否定之否定”）：是由“流通决定论”到一般（抽象）的“生产决定论”再到具体化了的“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这个上升过程，用后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话说，是从“大流通”经过“生产”上升到“小流通”；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术语说，是由“产品实现机制”经过“生产领域”上升到“资源配置机制”。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巴黎手稿”的“片断”和“穆勒笔记”中出现的新观点，毕竟只是初步的，它还是在人本主义异化范式的框架内孕育着；它只是解构的开始，尚未完全突破这一框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工”还被看作“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1，353〕；二是“谋生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还被看作“非社会的社会性”，“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2，25〕；其历史性仍然是局限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演进，尚未从根本上超出“前异化――异化――异化的扬弃”的原有框架。人本主义异化范式的最终突破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突破这一框架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即使在“提纲”和“形态”中，实现了根本转变，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抛弃了“异化”理论，马克思出离“异化”理论的路也没有走完。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来说明“异化”的“泛分工论”存在着缺陷，“异化”范畴也同“异化”理论一起被抛弃了；而简单地抛弃“异化”范畴并不能真正战胜“异化”理论，只有进一步改造“异化”范畴、在合理的意义上“扬弃”它，才能真正战胜“异化”理论。这一任务，是从马克思《致安年柯夫》和《哲学的贫困》开始对“泛分工论”进行自我批判，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建构起“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理论和“三大社会形态”（自然共同体――经济结合体――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完成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年第期。
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