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阿尔都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再）开启【节选】

原文选自巴迪欧《法国哲学的历险》

或许在所有同时代人当中，我与他保持的关系最为复杂，甚至是最为激烈。我向来不是他的门徒，但我对于他的创造和尝试也绝非漠不关心。随附的文章——《批评》杂志1967年的约稿——已经证明了某种浓厚的兴趣和某种怀疑。五月风暴和毛泽东思想颇为粗暴地将我与他分离，正如政治纷争所通常导致的那样，尤其是在亲近的人之间。后来，正如我对萨特所做的——他在某种程度上与萨特相反，以科学的法则反对自由的形而上学——我尝试在那始终将我们分隔的部分之外，对我受惠于他的部分还以公道。

阿尔都塞的作品符合我们的政治形势，这些作品通过指明形势的紧迫性而确保其可理解。“西方”共产党意图中令人担忧，且在本质上异乎寻常的部分在理论缄默的持久效应中得到定义：那些我们没有谈论的内容，如果不是为了在谴责的长篇大论中形成不予言说的部分，则完整地架构出我们所谈论的内容；因为必须覆盖空缺，并使整个链条变形，从而令覆盖的能指能够于此就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严格性与崩溃的部分连接在一起，且在修正名义上的炫耀中过着自己的隐秘生活，而这并不是毫无损失的。为了更好地缄默，机构的意识形态作坊逐渐被迫地放弃理论，从而在时代的喋喋不休中，甚至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的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污流中，拾取那以马克思主义为名义的东西。

这些变质的商品都是某种普遍效应的结果，马克思分析了这一效应，关于古典经济学（斯密-李嘉图）到庸俗经济学（巴斯夏-萨伊）的转变：将科学概念重新纳入意识形态空间，这些概念已预先转化为同构的观点。这一操作利用了哲学的遗产，从而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其特定的变形：

（1）它立足于科学的上游，企图将概念建立在一种开创性行为之上，并以明晰的方式分解理论话语的复杂表达；

（2）在下游，它使用了结果（résultat）的伪概念，从而在整体的系统推论中将概念吸收，在那里，所谓的“复数结果”（résultats）出现了，像是古代皮影戏中的平庸哑角，其中有一个上帝（被认出或不被认出），在人文主义或自然主义哲学素（philosophème）的粉饰下，胜利地扯动了提线；

（3）在旁边，或是在上方，它发明了一种代码，从而可以在一个如此简单地形成却被周知的经验区域中转译、输出和拆分科学的严密性。

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类型：基要的、总体的和类比的。

基要马克思主义（marxisme fondamental）几乎是一心致力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无尽阐释，而对马克思的科学构想，对其认识客体的独特规定无动于衷，并提出一种以劳动的多义概念为中心的一般人类学。作为流放和分裂之地的历史在这里被视作有别于透明性的耶稣再临（Parousie），被视作总体人类诞生的本质性延迟。对经验的详尽解读所依凭的协变概念是实践（praxis）和异化（aliénation），两者的“辩证”组合在无意中重复着那善与恶交织的古老摇篮曲。

总体马克思主义（marxisme totalitaire）高度颂扬科学性。然而，其所指的科学是将所谓的“辩证法则”简单应用在于经验层面被接受的历史-自然总体性之上，其中最易于接受的不是从数量到质量的著名转化。对于总体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完全进入了恩格斯脆弱的推论体系中。它用死后出版的和替代的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反对青年马克思的基要马克思主义。

乍看之下，类比马克思主义（marxisme analogique）似乎更好地将其阐释集中：它关注社会实践的结构和水平。它主动依附于作为最重要著作的《资本论》，依附于作为奠基性范式的经济范畴。然而不难发现，它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拆解其组织。事实上，它构想出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联，或许并不关涉线性因果模式（总体马克思主义），也不涉及表现性中介模式（基要马克思主义），而是纯粹的同构（isomorphie）：这里的认识由功能系统定义，该系统使我们可以在一个层次上识别到与另一个层次相同的形式组织，并因此体会到某些形象的不变性，相较于结构，这些形象更倾向于是不同元素的“平面”组合。类比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同一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在最粗略的形式下，它连接了总体马克思主义和基要马克思主义，它既有前者机械的严格性，也在形象的本原式统一旗帜下恢复了后者的精神透明性。在其最为完善的形式下，它不可避免地要用对预先给定的问题的不确定转移来取代认识客体的或然构成，这些问题取决于社会总体或多或少的同构水平复现。在话语范畴中，在结构因果性的关键问题上，即在结构相对于其要素的特定效力问题应出现的地方，我们应对相似或相异的等级体系感到满意。这导致了对结构中所包含的实际理论元素的追溯性伪造，因为通过占据对应的描述分配给它们的位置，这些元素转变为分离的结果，并自此充当简单的描述性指标。

阿尔都塞作品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在我们眼前重建——遵循马克思的例子——那日后被称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变体的共同场域。同样，这是对这些变体未曾言明的部分的识别，这一消除的系统在表面的对抗之外构成了其统一的秘密。

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效应是对差异的消除，这一消除在其整个机构（instance）中进行。

这一被消除的差异的表面形式，它在经验历史中的表现形式，便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古老问题。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变体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根据唯一答案的变体提出这种关系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它的基本重要性都得到了肯定。“翻转”、对立、实现等概念依次填补了最初由关系的本质所指定的可能位置。正如各种庸俗马克思主义始终可用的辩证法所要求的那样，对黑格尔-马克思连续性的任何表面否定都会产生其肯定性的反映形式。

阿尔都塞早期的作品主要致力于挖掘那些被埋藏的差异。恢复差异，便是表明马克思理论体系与黑格尔或后黑格尔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全然不可解决的，即不可表达的。之所以不可表达，是因为其表达是覆盖差异的行为，这一差异既不是翻转，也不是冲突或方法的借鉴等，而是认识论上的切口（coupure），即对新的科学对象有规律的建构，其内涵与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无关。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尤为彻底地转向了别处，在那里，黑格尔哲学的准客体及其联系形式（“辩证法”）既不能被推翻，也不能被批判，原因很简单，我们无法再遇到它们，它们是无处可寻的，我们甚至无法将其驱逐，因为科学的空间是由它们根本性的缺失所构成的。或许这种切口以回顾的方式产生了另一种特殊的科学，认识论所教会我们的是两者的分离。在科学的发现中，我们可以尝试寻找切口的“边缘”，一种意识形态的场所，必要的形势变化在那里表现为没有问题的答案。只是在引人注目的部分（LCⅠ，第17—31页），阿尔都塞明确了马克思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并非黑格尔的思辨：而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

这绝非偶然：基要马克思主义时常提及的一部年轻著作题为《黑格尔国家哲学批判》；科学性著作《资本论》的副标题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产生一种全新学科（历史科学）的概念，马克思不仅放弃了黑格尔的意识形态空间，而且可以说是做出改变：他所在的别处并不是相对于黑格尔的别处。因此，相较于后黑格尔的意识形态，他似乎是出现在其另一种存在的激进事实中。

对这一事实的简单考量是：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向我们指明概念的差异，对历史切口的一切掩饰都是通过一种衍生的效应来实现废除。这一本质性的差异内在于马克思的理论计划，而黑格尔/马克思的差异是历史经验主义的证据，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另一种学科的差异，在后者的内部可有权陈述这门科学的科学性。阿尔都塞遵循一个或许值得商榷的传统，将这第二种学科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而他的“第二代”文本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别为中心：这一重要的差异，即便只是在理论策略上，阿尔都塞也从未将其忽略。事实上，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变体是根据消除这种差异的不同方法而得以明确的。

——基要马克思主义将辩证唯物主义纳入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它将马克思的著作视为一种辩证人类学，历史性是其中的奠基性范畴，而不是一种被建构的概念。他以此消解了历史概念，将其拓展至综合环境的观念维度，在那里，结构的反思（其“内在化”）是结构本身的中介功能。

——相反，总体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带入辩证唯物主义。它实际上将矛盾视为适用于任何客体的抽象法则，且将给定生产方式的各种结构性矛盾视为法则普遍性中所包含的特殊情况。在这些条件下，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特定客体的程序被废除了，而“马克思的结论被整合进一种综合体中，该综合体无法违抗那将总体（Totalité）的一切假定都献予想象的规定”。马克思身披德日进神父（Père Teilhard）的“宇宙”法袍走了出来，多么奇特的轮回……

——最后，类比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将两者并置的对应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任何时刻都是社会既定形态的结构性复本，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客观形式的复本。

通过另一个术语或纯粹的冗余来确定一个术语，这便是纯化差异的三种通用手段。然而，正如雅克·德里达所极力强调的，被纯化的差异仅是同一性的失败。任何真实的差异都是不纯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保留，关于原始的不纯及其差异之复杂性的理论，术语的间隔所引起的失真的理论，所有这些都同时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变体进行系统分类。这已不再是微不足道的事。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将在下文中分别用MH和MD指代——之间的区别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广度：这场革命在历史科学的建立之上增添了一个知识生成中的独特事实，即一种全新哲学的建立，一种“使哲学从意识形态状态转变为科学学科状态”的哲学（MH-MD，第113页），由此一来，马克思的作品便呈现为一种切口之上的双重建立——或更应该说：一种建立之上的双重切口。

为明确区分MH和MD，区分（历史的）科学和具有科学性的科学，必须采取马克思的举措，并因此将他的双重职能——科学的与科学兼哲学的——指派到正确的位置，置于复杂的知识形势中，在那里，于我们眼前解体的是战后的主导意识形态：现象学的唯心主义。

以此将阿尔都塞作品重新置于其战略背景之下，便可根据其论证顺序对其进行探究。这里既不是要将其讲述，也不是要将其与现有的理论或某种未区分于实在的概念进行比较，而是使其退入自身，令其作为理论并根据其产生的元理论概念发挥作用，检验其是否遵循了自身操作所引出的规则，即作为其客体的建构法则。如果在文本产出的作为其自身规范的部分与这些规范的文本化生成之间存在空缺和差距，与其对计划进行质疑，不如“缝合”这些空缺，并在文本中引入这些空缺所证明缺失的问题。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用于这些空白的自我恢复，且不将其摆脱。

理性主义是没有开端的哲学：理性主义是一种再开启。当我们在它的某一种操作中对其进行定义时，它其实早已重新开启（巴什拉，《应用理性主义》［Le Rationalisme appliqué］，第123页）。

有人或试图根据分裂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初期差异进行研究，并将问题分配至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贡献。我们马上可以说，这将是对差异的本质、不纯和复杂性的掩饰。事实上：

（1）MD和MH之间的区别内在于MD，这使得任何对称性、任何对问题的解析分配都成为徒劳；

（2）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发表MH的理论话语吗？

抑或我们简略地讲述这一科学，并因此坠入陷阱之中，这个陷阱使我们认为（即便阿尔都塞作品的功能是阻止我们这样认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确定为一门科学的创立，阿尔都塞提醒我们，将验证的细节扩展至虚幻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的客体与其所处的必然性结构是一体的。

抑或我们尝试得出MH合理性的特定形式，通过“哲学反思和新的合理性形式的产生［……］”来进行一项基础科学发现的“恢复”（LCⅡ，第166页）。或许我们所谈论的是MH，或许我们提出的是作为MH话语之沉默前提的话语。但我们所进行操作的地点恰好不是MH，而是我们能够思考的地方，不是MH的科学客体（“生产方式”和“过渡形式”），而是其科学性；因此在本质上，是MD的地点。

从MH中，我们只能呈现在MD中发生的情况。我们的陈述因而将完全内在于MD，包括在最后涉及的，有关MD本身理论规定的各种难题。

（3）然而，根据那被称为双重切口的悖论，MD依附于MH，这一理论上的依附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不仅仅是因为MD只能通过对现有科学的考量来自然地产出“新的合理性形式”的概念，根据阿尔都塞某个神秘的表达，这些形式处于“实用的状态”；更主要是因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不同，MD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MD是“科学与科学史的理论”（LCⅡ，第110页）。事实是，除科学的理论史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科学理论。认识论是理论史的理论；哲学是“认识生产史的理论”（LCⅠ，第70页）。这便是为何历史科学的革命性建立也催生出一种哲学革命——因为它使产生科学知识的科学史成为可能——以MD为代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MD和MH之间的差异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可分配的。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未分化的差异，主要是混杂的：不纯。MD与所有科学（尤其是MH）的混杂并未终结科学认识过程的自主性。然而，它以内在于MD的存在形式构成了这种自主性，这种撤离（retrait）。我们或许可以说，MD与科学“平齐”，以致科学的缺失即科学的话语因保持距离而产生的沉默构成了认识论的决定性缺失，这一科学在认识论的缺失中被频繁提及，因为对科学性的认识即对科学叙事特定的不可能性的认识，对科学在其本身之外，在其客体的实际生产中的缺失的认识。然而，在MD内，我们对阿尔都塞概念的验证将通过MH中释出的内在来加以组织，这是一种停留于自身的缺失形象。

出于一些陆续显现的原因，我们将围绕两种差异展开分析：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决定性实践与支配性实践的差异。因此，我们将依次探讨话语理论和结构因果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