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西马之战略

赵一凡
　　1494年，法国举兵攻伐意大利。当时的佛罗伦萨，是个繁荣城邦小国。它的国君不战而降，向法王称臣纳贡。百姓一怒之下，赶走昏君美第齐，创立共和。其间，有个名叫马基雅维里的青年才俊，有幸入选执政团，兼任“国防十人团”秘书。可惜好景不长：1512年美第齐家族复辟，马基被捕入狱。次年春，他回到郊外农庄，写下一部西方政治学经典《君主论》。[1]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马基故事，套用咱中国老话，不过是在异邦平添一例：此人雄才大略，无处施展，只好传诸文字，以期后人完成夙愿。不料，他的大作《君主论》，犹如希腊神话中的人头马（Centaur），从此成为一个身首迥异的难解之谜，并引发众说纷纭如下：

　　先看人头部分。[1]共和失败、君主复辟，令马基对现实深感悲观。于是他转弯抹角，将《君主论》献给美第齐。这一招看似巴结，实则倡导启蒙。根据启蒙精神，马基治国理想即维护民众福利、保障社会安定。[2]理想实现，不独在于教化民众，更在于贤明君主。我们知道，柏拉图《国家篇》主张哲人治国：“除非哲学家当上国王，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否则国家将永无宁日”。[2]据此，马基一面宣扬伦理至上，一面苛求君主德才兼备。

　　再看马身部分。为讨君主欢心，此书周密讨论统治术，鼓吹“敢于作恶”。马基《战争艺术》，进而大谈用兵方略、杀伐之道。仅此两条，便令他毁誉参半：既为西洋政治学鼻祖，又是居心叵测的“邪恶教师”。譬如他的德行（Virt）一词，竟被侈译成力量、计谋、尚武等不同概念。

　　20世纪英国有两位著名的自由派学者，伯林与格雷西亚，先后为马基雅维里打抱不平、昭雪平反。前者欣赏他的原创性（Originality）；后者称他开启现实政治学（Realpolitik），即在政治与道德两难中寻求出路。其务实精神、老辣眼光，岂是柏拉图一类理想家可比？另一英国人斯金纳称：残酷现实令马基精研统驭之道，并且发现：为了行善，必须作恶。故此，他的德行是一种为保护国家“而发明的变通之法”。[3]此说有趣，似可参比中国的王霸糅合论。[4]

　　葛兰西：从都灵到莫斯科

　　英国研究可谓发达。自由派高论迭出，左派毫不落后。再看西马史学家安德森的比较：意共领袖葛兰西，对上继承马列学说，对下感召西马文化批判。其突出贡献即提出文化霸权论。此一创见援引马基人头马象征，确认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兼有暴力与蒙骗（Force & Fraud）两重性。

　　据其考证，葛氏《狱中札记》套改马基如下：[1]他将革命政党隐讳称作现代君主；[2]他将意共政治纲领对比城邦国家合作理念；[3]他将工农联盟追溯至佛罗伦萨共和时代的民兵联防；[4]他援引马基国家三概念，即领土、统治权、民众同意，并对后两项大加扩展。上述纠葛一经安德森指出，即成为研究热点。然而，这只是了解葛氏的一方面。重大历史动因来自：欧洲共运失利，葛兰西身陷囹圄，开始对革命战略痛加反思。

　　草根型工人领袖 专家称：同代革命者中，葛兰西出身寒微，最了解劳工疾苦。他从基层工会做起，历经社会党、意共、共产国际，逐步成长为欧洲最富经验的革命战略家。

　　葛兰西1891年生于撒丁岛。三岁时，一次事故让他成为驼背。不久父亲入狱，家境一贫如洗。孤独与厄运，激励他考入都灵大学，攻读语言学。后因贫病辍学，投身工运，并加入意大利社会党（PSI）。1916年，他成为该党《前进报》撰稿人，1919年创办《新秩序》周刊。

　　1915年前，意国工运依赖“内部委员会”：它调解劳资矛盾、实施内部惩戒。世界大战爆发，令意大利债台高筑；农民破产，哀鸿遍野；退伍军人返乡，又急遽扩大失业队伍。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消息传至工业中心都灵，菲亚特汽车厂和都灵冶金厂的工人率先成立工厂委员会，发起武装护厂、生产自救。

　　针对工人创举，葛兰西在《新秩序》撰文，呼吁“走俄国人的道路”。其步骤，第一夺取工厂，第二选举工委会，第三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在他看来，传统工会已沦为资本家附庸，相反，工委会有望成为“无产阶级国家雏形”。

　　他在《工人民主》中称：“（必须把工委会）整合为一个享有权威、又尊重各方自治的领导集团。这样，在管理国家的功能方面，它可随时取代资产阶级国家”。1920年4月，总罢工席卷都灵、米兰、热那亚等工业重镇，60万产业工人参加了夺权行动。

　　早期知识结构 革命大潮中，葛兰西在工人中迅速赢得威望，当选社会党都灵分部书记。作为实践政治家，他学历甚浅。而同代左派理论家，如卢森堡、卢卡奇、柯尔施，全是法哲学博士。

　　如此背景，既令他有别于学院派，也方便他大胆创新。须指出：当时有两位意大利学者，拉布里奥拉与克罗奇，被公认是拉丁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他俩对于葛氏影响，可谓一正一负、互为表里：[5]

　　身为意国哲学元老，拉布里奥拉同恩格斯长年通信。1895年恩翁逝世，拉氏与伯恩斯坦发生争论，发表文集《历史唯物主义观念集》。晚年他又批驳考茨基、克罗奇，掀起一场关于马克思遗产的国际论战。对于卢卡齐与葛兰西，拉氏《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遗作《致恩格斯的信》（1927），均具有强大理论效应：他们据此批判庸俗经济学，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

　　作为自由派代表，克罗奇1900年发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学》，指责马克思“决定论”。所以葛兰西在政治上将他视为主要对手，但在文艺方面，他重视克氏之见：[1]克氏从历史哲学入手，打破文艺自治，视其为动态社会系统；[2]克氏提倡道德责任，强调通过文化传播走向社会主义。

　　行伍出将军 葛兰西早年受索雷尔工联主义影响，把十月革命误认为自发起义。[6]他响应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发起都灵工运。可当社会党与政府联手封杀总罢工时，他却束手无策。

　　随着对苏联情况的了解，他开始认识到：没有一个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工运注定要失败。1921年1月，葛兰西带领陶里亚蒂、隆哥等一批同志，与波迪加为首的社会党左派联合组建意共（PCI）。

　　这一转折受到列宁首肯。而列宁赞赏要点，即在于葛氏为意共写下的建党动议：“一个思想一致、紧密团结的党，要有自己的学说、策略，以及不可动摇的严格纪律”。

　　1922年5月，葛兰西前往莫斯科，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成员。此后两年，他在补习马列之余，还欣赏未来派艺术、关注形式主义文论。对文艺的兴趣，导致他同一个拉小提琴的姑娘相爱结婚，并生下两个儿子。1923年底，这个斗争经验丰富的工人领袖，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意共总书记，随即奉派回国，与法西斯展开殊死斗争。

　　革命战略思考

　　葛兰西在苏联多次警告：“除非采取联合行动，否则我们要吃大亏。”美国教授坎米特因此夸奖他“极富政治远见”。历史不幸被他言中：1921年墨索里尼建立国家法西斯党，扬言恢复国粹，铲除赤化，重建帝国。[7]1922年10月，他指挥50万党徒向罗马进军，一举夺取政权。

　　受命于危难 1924年春，葛兰西取道维也纳回国（有人说他在此地秘密会见过卢卡奇），立即着手如下工作：[1]召开里昂会议，整顿党组织；[2]在罗马创办《团结报》，发起统战攻势；[3]将隆哥等一批年轻干部及时撤往法国，再派往苏联学习军事，为党开展武装斗争做长期准备。[8]

　令他焦虑的是：苏共对欧洲党指挥武断、千篇一律；而墨索里尼接连取缔工会、解散政党、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面对严峻形势，他在《民主与法西斯》中分析说：“法西斯在各地肆虐：解雇反抗工人，暗杀工农领袖，散布恐怖气氛。镇压三年，工人阶级溃不成军。宪法毫无更改，国家政治却已发生巨变。”有美国学者称：葛兰西1926年写信给共产国际，批评领导无方。陶里亚蒂身为驻苏代表，扣押此信，引发二人不和。[9]不难设想：葛氏身处一线，率领意共孤军死战，不能不心急如焚，预感到失败厄运。

　　《狱中札记》由来 1926年10月墨索里尼宣布取缔意共，又不顾葛兰西的国会议员身份，下令逮捕并判二十年徒刑。其后意共多方营救，莫斯科试同罗马交换囚犯，均无结果。

　　但自1929年起，葛兰西获准在狱中写作。至1936年病危，他总共写下32本、2800多页笔记。写作中他得到两人援助：其一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他在米兰书店开户，为其订购图书、提供国际咨询。另一位是朱丽娅的姐姐塔吉亚娜，她精心照料葛兰西的生活，十年如一日。

　　葛兰西在狱中魂牵梦系，无不有关革命。1937年他去世后，塔吉亚娜将其手稿偷运至莫斯科。二战后，意苏两党分别出版部分手稿。根据意大利文Quaderni del Carcere转译的英法文本，也在其后络绎问世。[10]

　　提醒大家：葛氏生前并未打算发表。由于敌人看管严密，他利用代码隐语，故意含混其辞。尽管如此，《札记》的基本主张，如市民社会、文化霸权等，还是引起了深远国际反响。下面，让我回顾他对马列革命战略的继承与拓展。

　　马恩：革命展望 1872年，在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大会上，马克思预言：工人将取得政权，但国家制度与文化差异，将导致革命形式多样性。“比方在美国、英国，工人或可和平达至目的。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会如此”。考茨基据此诡辩：马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并非一种明确政府形式”。[11]其实马翁1875年已在一份有关哥达纲领的信中明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革命转变期。此时的国家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有专家称，马翁计划写一部国家论。但在去世前，他的战略研究多围绕法国革命。《法兰西内战》宣告：“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政府，是生产者对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一种令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恩格斯在该书导言中确认：“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恩多年合作、形成分工：前者主攻哲学、政治经济学，后者负责自然科学与军事理论。1850年迁居曼彻斯特后，恩格斯开始研究现代战争，重点是城市武装起义。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预测说：“我们已拥有225万选民，有望成为（德国）决定性力量。目前任务是促其增长，而不是把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耗掉。那样临到决战关头，我们也许就没有突击队。”

　　列宁：战略与实践 遵照马恩预想，列宁为俄共制定“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战略。1905年他在《两种策略》中提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专家称此举“大大丰富马恩在东方的理论内涵”。[12]流亡中，他又写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

　　前一本书回顾马恩身后变化，称资本主义本质有变：[1]垄断资本取代自由资本；[2]资产阶级利用高额利润收买工人，培植机会主义；[3]帝国主义疯狂掠夺、竞相火并，导致世界大战。结论：作为腐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亦即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然而发展不平衡：革命将经历一波三折。

　　后一本书以巴黎公社为楷模，规定党的任务是“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武装占领。针对第二国际，列宁宣告：“唯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葛兰西：实践与批判 葛氏读书，方法特异：首先他大气磅礴，了无学究式迂腐。再者受列宁影响，他试以一种左右开弓的批判，“证明实践的合理性、理论的现实性”。列宁《哲学笔记》称：“普列汉诺夫只字不提辩证法。（考茨基）不读黑格尔，就不懂《资本论》。”

　　对于列宁实践哲学，葛兰西仰慕不已，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尘世化与世俗化”。1919年前后，欧洲党内偏激成风、宗派严重。意共领袖波迪加就自命“西欧大党”。[13]列宁发表《左派幼稚病》予以纠正。1924年列宁去世，托洛茨基抛出《十月的教训》。针对“病人”的忽左忽右，葛兰西指其“不能在规律与偶然之间，找到正确比例”。

　　与马恩一致，列宁从不标榜俄国战略的惟一正确性。他在《政治家札记》中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知晓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那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路的方向。至于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后，由其经验来表明。”

　　俄国战略评估 对此葛兰西心领神会，遂将俄国方式称作运动战，又指托洛茨基冲昏头脑，混淆“军事艺术与政治谋略”。托氏称：俄国作为落后农业国，仓促起义，教训严重：即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必定陷入重围。而要走出困境，就须不断发起进攻，将革命引向先进国家。[14]葛兰西驳斥说：此一“声名狼藉的不断运动论，可谓运动战的过激反应”。

　　德、奥、匈等国革命失利，加上意共自身教训，令葛兰西领略到西方国家机制的精巧复杂：“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尚未成型。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紧密互动。一旦国家动摇，市民社会的坚固机制立即浮现”。换言之，俄国革命速战速决，得益于不发达状况：[1]沙皇专制、权力高度集中；[2]农村经济落后，市民结构简单；[3]工人阶级在首都麇集成势，加之百万军队哗变，党因能调动主力，毕其功于一役。

　　葛兰西称，俄式运动战虽能击碎国家机器，却难占领欧洲国家的纵深配置：这包括组成市民社会的宗教团体、工商行会、文教机构，以及民众习以为常的道德标准、生活方式。

　　根据《左派幼稚病》，葛兰西称列宁生前已发现：“必须把1917年在东方胜利运用的运动战改为阵地战，因为阵地战在西方是惟一可能的。据我看，这也就是统一战线公式。可惜伊里奇来不及深化自己的公式。而这一任务要求侦察（欧洲国家）领土，并察明市民社会中那些由堑壕和地堡构成的复杂因素。”

　　欧洲国家与市民社会

　　上述战略构想中，葛兰西屡屡提及市民社会，又说在此问题上，他受教于马克思和黑格尔。请留意，市民社会概念庞杂：它原是西方政治学老大难，如今又成社会学热门话题。受篇幅限制，此处撮要如下：

　　市民社会缘起 现代市民社会，英译Civil Society。其实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已发明Societas Civilis。拉丁文中它指城邦国家，或由“自由民依法结成政治共同体”。其要点为：[1]城邦国家构想合理，可令民众过上美好生活；[2]它鼓励自愿组合、信奉社会平等、提倡个人参与。[15]

　　中世纪后，欧洲人喜获经商自由。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相继阐发国富论、货币学。孟德斯鸠、伏尔泰联手反对专制、鼓吹平等。卢梭进而提出：人类从原始步入文明，无非是以契约方式将个人权力渡让给国家，以此换得保护。法美两国革命，竞相发布《人权宣言》。托马斯•潘恩登高大呼：天赋人权不可剥夺，其中就包括反抗暴政、改变政体的权力。[16]孰料，启蒙运动高扬自由人的旗帜，却导致市民与公民分离、经济人与政治人歧义。

　　黑格尔定义市民社会 黑格尔如何扬弃矛盾？身处孱弱分裂的德国，耳听法国大革命隆隆炮声，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弘扬资产阶级法权。1821年他发表《法哲学》，对市民社会（Bürgerlicher Ges－sellschaft）下定义道：

　　[1]与封建专制大不相同，市民社会“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第一次让理性的诸多规定各得其所”；
　　[2]个人作为权利主体与道德主体，构成市民社会；
　　[3]作为“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包括自然、精神、社会三大需求。因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它转而求助于国家，即成为一个“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合成之整体”；
　　[4]作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组合，“市民社会中，公正是一件大事”。就是说，为了满足私欲、保障公益，市民社会必须设置强制性司法秩序，以便让个人与他人认同，发展兴趣才能。

　　亚历士多德视人为“天生的政治动物”。据此，老黑称市民社会充满利益纷争，亟需国家统合，提供道德引导。又说它反映“人们未曾意识到的力量”，一如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一句话，《法哲学》集古典和启蒙之大成，却也暴露三项缺陷：[1]迷信精神，蔑视经济；[2]不计家庭，却把司法纳入市民社会；[3]推崇理性与法制，故而判定市民社会从属国家。

　　马克思：革命创见 美国教授赛里格曼在《市民社会观念》中下考语：“马克思反对有关市民社会的一切神秘幻想，是为传统观念的终结者”。依我见，马翁自1844年《手稿》起，先后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资本论》等书中考察此题，并得出革命创见如下：
　　[1]关于起源。马克思1854年7月27日致信恩格斯，称中世纪晚期欧洲发生一场社区革命：它促生行会（Guild）、社团、商品市场，从中产生了市民社会。作为萌芽形态，该社会体现资本自发势力、生产分工，及原始社会关系遭受商业侵蚀等一系列变化。[17]
　　老黑抱怨市民社会“不自足”。马翁却指其涵盖“个人在生产力发展某阶段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此时整个的商业与工业生活”。他又颠倒老黑的需求说，称“家庭和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了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在黑格尔看来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理念产生的。没有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政治国家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
　　[2]关于二者关系。《法哲学批判》称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规定，形成“抽象同一”。此话怎讲？马翁意思是：资本国家表面上吹嘘民主，骨子里剥削依旧。故而“政治国家乃一抽象二元论”。其深刻悖论在于：“人是国家的真正原则，但他不是自由人。所以这是不自由的民主制，是完成了的异化”。
　　一反老黑“国家至上论”，马翁重视市民社会的经济原动力，指其引领西方政治变革。其潜在逻辑是：当市民社会逐步走向自治，国家也日益摆脱专制特权，面向普遍性民众事务。在此进程中，等级制演变为代表制。针对巴黎公社普选制，马翁盛赞其为“市民社会之重大创举”。
　　[3]关于自由理想。老黑称国家代表普遍性，百姓惟有追求伦理，方可走向自由。马翁告别其精神运动，将目光投向巴黎公社，那个响彻战斗呐喊的劳工世界，以及波拿巴的雾月政变：其间刀光剑影、血迹斑斑，却又渗透了谎言与诡计。说白了，老黑掩盖本质，即：资本国家利用政经同构，榨取剩余劳动。马翁说，法国大革命警示世人：它将市民解放出来，却未改变经济基础。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当人们真正获得自由时，将同时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

　　葛兰西：转向市民社会 在狱中，葛兰西细心揣摩市民社会的起源、矛盾、动力机制，并结合意大利国史，写下《佛罗伦萨公社财政》、《中世纪资产阶级》等手稿。他还用暗语写下一段提示：“（马翁）关于公社的论著，（认定）其中产生了新的城市社会集团。其目的是打破流行观点。（而我要）把它当作今天现实的动力问题，提出来（重新认识）”。
　　此语凸现他对机械唯物论的反思。我们已知：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科学修正，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简化公式。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加重了反辩证趋势，并产生一大误解，即：以为马翁并无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分。即便有，也是临时借用黑格尔。[18]葛兰西欣喜发现马翁厚重论述，继而领悟如下：

　　[1]依据马翁《政治经济学批判》，葛氏确认“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历史联盟。惟有（马列）思想体系才能合理体现基础矛盾，推翻现实条件的存在”。
　　[2]援引《法哲学批判》，他挖苦老黑国家是“大学问家的乌托邦”。理由是：“只要存在阶级国家，被（普遍性）调和的社会就只能是一种譬喻”。
　　[3]通览马翁法国革命史论，他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大多依靠市民、社团，以及拿破仑这种不知名的伟大人物”。其基本模式，一为松散民众集会，倡导言论自由；二为雅各宾党秘密结社，从中产生了现代政党与职业革命家。据此，“历史发展动力来自私人力量，属于市民社会”。

【回顾】 上篇以史带论地从葛兰西的生平事迹，一直写到他的早期的知识结构，以及他作为一个革命实践家和革命理论家如何以实践来调整其理论，并侧重分析了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来龙去脉。

　　帝国与霸权

　　1852年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商讨“市民”一词的翻译困难。大意说：市民在英文中写作Citizen。英国人素以女王臣民（Subject）自居，实难理解“公民”含义。法国大革命中的公民（Citoyen），特指参与集体政治之人：他行使天赋人权，享有肯定自由。德文Bürger指社区经济活动中人，他享有公共权益，包括不侵犯他人之否定自由。若以法文翻译德文Bürger，即资产阶级。返回英文中，Burgher却指一个乡下财主，他偏爱贵族特权、卖弄绅士教养。[19]

　　马克思：国家隐喻 上述歧义证实：西洋哲学一路混淆政治人和经济人，因此讲不清国家为何物。希腊神话中有个怪物叫“斯芬克斯”，她下半截狮身、上半截美女，特爱向路人提问：人是什么东西？路人答不出，就被她杀掉。Sphinx就此转义为一只外表迷人、本性凶残的怪兽。

　　对于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恰好“戴着斯芬克斯的假面”。此人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国人的主宰、现代国家象征。马翁引述雨果名言：“并非人人都能变成如此怪物”（N’est pas montre qui veut.），又给他添加一堆头衔，诸如谎言专家、伟大丑角、高明赌棍、麦克白式的篡位者。马翁嘲讽令人难忘，因其指向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它向人诘问：何谓西方国家？

　　欧美左派公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既是政论杰作，亦是一部传世文学经典：其隐喻、反讽与象征手法，几乎无与伦比。德共领袖李卜克内西，称它把“塔西陀的严肃愤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嘲讽、但丁的神圣怒火，完美交织在一起”。美国左派教授萨义德，誉其为批判理论与修辞艺术的结合典范，其现实意义在于：克服交往障碍、揭穿流行谎言、再现革命真理。[20]

　　葛兰西：人头马比喻 为何要借助文学表达政治？《雾月十八》说明原委：西方国家概念“从前是词藻胜于内容，如今是内容胜于词藻”。葛兰西深有同感。他说西方学术远离历史，多为“无用幻想、繁琐抽象”。而为道出真谛，马翁交替使用科学分析与文艺手段，揭示隐秘如下：

　　《论犹太人问题》发现：“政治解放一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成员，即利己、独立的个人，一面又把人变成抽象公民、寓言人或法人”。《雾月十八》称“一切变革都是使这台机器更完备”。《资本论》下结论：从此剩余劳动在特殊形态中被榨取：“科学、自然力、社会劳动，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一道构成主人权利”。

　　你若不懂政治经济学，请看文学比喻：老黑领唱西方政治学“甜美田园诗”。这表明西方国家“虚有其表”，它对市民轮番“采取残酷或人道形式”。有别于残暴原始积累，新制度“将肉体从铁链中解放出来，却给心灵套上枷锁”。从中产生了概念模糊性，即“现在的社会并非坚实结晶体，而是一个善于变化的有机体”。

　　葛兰西出身语言学系。专业兴趣促其写下《语言和常识》、《讪笑与反讽》等文。同马翁一样，他关注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语言，称其为通俗再现，能有效描述“体系中的有机关联”。早在1924年他已确认：“法西斯与民主合作，构成同一现实的两面”。入狱后他日日读马列，视之为革命实践。而马列国家理论多于流亡中写出。[21]

　　此情此境，令葛兰西与导师文思相通，于是挥笔大书：“应当探讨另一问题，它事关国家生活的双重前途。在理论上，它可归结为马基雅维里半人半马怪物的两重性，即人性与兽性两阶段，归结为力量与协议、领导与霸权”。

　　当代反响种种 1969年，以色列学者阿文奈利确认，马翁在国家问题上习惯操作一个隐喻，即：经济为内容，政治为形式。《资本论》作为科学转折，改以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法，将市民社会纳入政治经济学，从此它“沦为残余概念（Residual Concept）”。此说前一半有趣，后一半武断。

　　1970年，法共理论家阿尔都塞发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试以结构主义方法复兴马列，使之适应于西方革命。阿氏机器说与多元决定论，明显援引葛氏“有机国家”说。

　　上述二书，带动欧美左派“返回葛兰西”，并导致一种矫枉过正，即认为葛氏“重新出土”市民社会、发明文化霸权，故而功高盖主，不愧为西马宗师，当受香火供奉。其中一例，便是英国专家罗森堡的《市民社会帝国》。

　　该书称：发达国家等于国家+市场。葛氏带头揭露这一复合体的迷惑性，即：资产阶级仰仗“法律保护下的平等交换”攫取利润。以美国为例，它不仅引领经济全球化，还利用其文化、科技与军事霸权，支配国际政治。此一先进统治形态，号称民主、实为帝国。罗氏概念中，市民社会源出马克思，帝国来自列宁。可见葛兰西所论，实同马列一脉相承，何来功高盖主？

　　霸权历史研究 “返回葛兰西”还导致一项争议，即葛氏霸权论出自何处？哈佛教授约瑟夫•奈称：“霸权是俄罗斯、中国领导人使用的责骂词。在美国这等软实力超强国家，这个词不常用。它可代表美国优势，但不表示支配与控制。”我在哈佛念书时，听过奈教授的课，至今对其战略高见心存敬佩。诚如其言，今日霸权理论，先进发达莫过于美国。[22]

　　然而老师久居霸权之巅，未免有些疏漏。其实西方霸权一词，来自希腊文Hegemon。它指一个手指火炬的光明使者，引领众人步入神殿、宣誓加盟。中国历史上，王道说与称霸术发韧于孟、荀二子。经《战国策》、《韩非子》提炼，早于公元前200年前后，在秦始皇手中应用自如了。

　　与之对应，欧洲人的霸权观念萌发于古希腊城邦混战、成熟于拿破仑挑起的19世纪欧洲争霸。提醒大家两条：

　　[1]英德法文中，霸权作Hegemony、Hegemonie、Hégémonie，马翁本人习惯使用后两种，因其霸权研究多围绕拿破仑三世发动意大利战争，并与奥、俄争抢欧洲霸权。

　　[2]霸权概念20世纪初传入俄国，普列汉诺夫封社民党为改良派盟主，列宁要求俄共与农民结盟，巩固“革命霸主”地位。葛兰西《札记》遗言：“当从霸权理论及其实践中，寻找伊里奇的伟大贡献”。据此，有人指他受列宁影响。

　　续写马恩命题 然而葛氏紧随马恩，早将目光投向1859年连环争霸：在国际层面，波拿巴为当欧洲霸主，发兵支持意国独立，并许诺教皇出任意大利统一后的联邦元首。而在意大利诸王国与罗马教廷之间，另一轮合纵连横随之展开：保守派、改良派、解放派各出奇招。

　　在此战国背景下，马恩双双讴歌意大利自由之战：前者亲自翻译《马志尼宣言》，后者分析战况，赞赏加里波第的军事才能。[23]二老从全欧战略高度，为意国写下“民族传记”。葛兰西热血沸腾，遂续写《意大利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霸权》，与马恩唱和道：

　　[1]意国内部关系与国际关系纵横交错。其中，欧洲列强均势，构成意大利统一前提。而意国民族独立，亦同法国革命相关。
　　[2]作为民族解放盟主，意大利行动党狭隘软弱，急于同教皇妥协。
　　[3]解放派领袖马志尼，在党内孤立无援，痛失与南方农民联盟之机。加里波第骁勇善战，却因依附皮蒙特国王，终为人利用。
　　[4]由于缺少坚强领导，以卡福尔为首的改良派广纳精英、扩大联盟，建立起与大地主、天主教会的联合统治。

　　葛兰西：直面帝国 葛兰西考量历史之际，国际政治已如列宁所见，趋于帝国主义争霸。对于列宁此论，欧美自由派一向心存忌惮。可在葛氏看来，列宁将马恩战略从传统国家范畴，一举前推至帝国主义。其历史意义，不单突出帝国主义争霸之疯狂，更向国际共运提示一项反霸任务。

　　早年拉萨尔曾以“国家守夜者”说，鼓吹强力统治。马恩痛斥这等欧洲国家是“寄生赘瘤”，是“资本对劳动作战的武器”。面对帝国主义争霸，列宁称“强化的资本国家已成军事怪物”。墨索里尼夺权后，竟公然叫嚣“国家即卡宾枪手”。

　　鉴于这一系列畸变，葛兰西断言：“世界大战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资产阶级霸权”。于是他援引马克思完整社会（Integriert Staat）说，将国家定义修订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披上了甲胄的霸权”。

　　意大利学者马斯泰罗内说：“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形象，心里却牢记马翁思考。研究者忘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还谈到经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24]

　　我补充两点：[1]葛氏身陷监狱，目睹德意日法西斯加紧结盟，便在《札记》中频繁论及“反动历史联盟”，此即帝国主义争霸。[2]遵循列宁教导，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带头倡议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由于苏共延误战机，他曾多有责备。入狱后，他仍不忘以密信督促意共执行之。[25]

　　文化霸权与阵地战

　　列宁《国家与革命》称：“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特殊强力组织。”

　　西方学界震撼之余，竟屡屡误判葛兰西与列宁不同。理由是：前者重视国家暴力机器，后者倾向争夺文化领导权。在我看来，这里头既有误解，也不乏蓄意贬低。

　　误解原因：霸权一词两义，贬褒兼备。希腊文中，它是团结众人的光明向导，因而也可译为领导权。马基雅维里说：君主须同时“效法狮子与狐狸”，即一手持剑，拥有强大常备军，另一手摇动橄榄枝，延揽民心、广结盟友。[26]

　　面对王权，中国孟荀二子各执一端，说王说霸，反倒显出霸权软硬合一。荀子高足韩非，识破其中机关，遂助秦王成就霸业。《韩非子》谓：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又云：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这才算把霸权说透了。[27]

　　列宁：革命霸权 贬低举动，则出于自由派对政治权威的抗拒。对此恩格斯批评道：“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概念。先生们见过革命没有？那可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列宁说得更权威：“仅仅战胜资产阶级是不够的，这只是事情的一半，还要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又说：“上万旧军官经过改造，已同红军融为一体。”

　　自由派吃准列宁偏重国家镇压，却无视他强调国家教育。请看列宁对国民教育的划时代批示：[1]在野蛮沙皇俄国，“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农民的粗野和受压迫，因而不可避免”。[2]“民主共和国宪法应当保证：对未满16岁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普及、义务之综合教育，并由国家向全体学生提供膳食、服装、教材和文具”。

　　列宁还提醒读书人：“国家问题是个最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学者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原因在于收买，即西方列强“拿出几十亿利润，提高都市文化，设立文教机构，为工联领袖创造千百种好差事。这便是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身居国家机枢，手握革命霸权，列宁的话一字千钧。葛兰西《札记》从不明写列宁姓氏及书名，但他同敌人一样明白：列宁思想好生了得！它可是掌权后的马恩：其威势如山，其韬略似海。

　 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 葛兰西从中辨出：霸权既指政治权威，也指文化领导。“资产阶级利用分权制，造成国家统一假象，并以立宪会议、定期选举国家元首等，对人民要求予以虚妄满足”。

　　这套虚伪方式提醒他：绝不能单从“国家惩罚者”角度看问题，因为“法律只代表国家积极活动之消极惩处的一面。必须把国家看成是教育者”。根据唯物辩证法，他双向论证西方国家的控制（Domination）与领导（Leadership）方式：[1]强力统治与惩罚。[2]道德与精神领导。

　　或者说，当政权脆弱时，国家利用暴力机器，实施强硬镇压。当民众接受统治阶级世界观后，转而采取一种柔性控管：其关键在于“取得人民同意”。此处，葛兰西提议扩大法律概念：“将那些与法律无关、本属于市民社会的日常活动包括进来”。理由是：市民社会原来没有制裁概念，也不讲绝对义务，但“在文化习俗、思想行为、道德观念方面，它却能产生集体影响，造成客观效果”。

　　可能是由于见不到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28]葛氏文化霸权说多受列宁影响，尤其是他在莫斯科读到的指示：[1]“无论在政治停滞时期、或狂风暴雨的革命时期，扩大对群众影响这项工作始终是必要的”。[2]“斗争有两方面，一面粉碎资产阶级制度残余，一面重新教育群众”。[3]但“文化任务不可能像政治和军事那样迅速解决”。

　　阵地战：或统一战线 葛兰西由此判定：统治集团仰仗其世界观对于市民社会的强势影响。既如此，市民社会文化认同，就凸显为一个载舟覆舟的新战场：“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团、工会、学校这样一些私人组织行使的国家领导权”。

　　援引马列战略，葛氏因地制宜、变通如下：[1]将主攻目标从国家政权转向市民社会，[2]将斗争策略从运动战改为阵地战。理由是：恩格斯已明言，“旧式武装起义，及1848年前发挥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已大大过时”。葛兰西按：“现代政治技术自1848年之后已有根本改变。这是因为出现了议会制度。”

　　面对法西斯暴政，他审时度势，决定避其锋芒，进占市民社会，拼抢文化霸权。这方面，1898年法国知识界营救德雷福斯的成功案例，表明文化阵地战大有可为。而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交替使用运动战、阵地战、地下战。所以，意共应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战法，如机动游击战：它虽弱小，却能以顽强不屈的少数，对抗组织良好的多数”。

　　马翁《雾月十八》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理当“是一种合唱，否则在农民国度中，它难免变成孤鸿哀鸣”。列宁逝世前指示：俄共要在政治上“通过自愿协议，吸引其他民族建立共同国家”。而在文教方面，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非无产阶层的影响”。

　　据此，葛氏阵地战，就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为争夺文化霸权而展开的长久拉锯战。他清楚：统一战线内部意见纷纭。所以党和工人阶级务必：[1]对市民社会加强教育，以便潜移默化，让新常识战胜旧常识；[2]尊重各加盟集团的地位与利益，并对其做出必要让步，以便在磋商基础上，达成统战协议。总之，文化霸权需要谈判，舍此便没有领导权。

　　欧美学界评价 围绕葛氏新说，欧美评论如潮。提醒大家：后者受当代语境支配，容易偏离葛氏本意，即：为调整战法，他将霸权概念从国际关系、国家政治，一路延伸至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如是，西方国家不但拥有强力机器，还囊括了市民社会的教会、工会、学校、私人企业、民间社团。

　　我以为，葛氏如此突出市民社会及其文化内涵，其初衷仍旧是为意共奠定社会基础、提供战略纵深。不料后人各持所需，发挥N种议论如下：

　　美国政治专栏作家西蒙肯定说：葛氏揭露西方民主霸权，即说服市民社会接受统治集团的文化价值。关键在同意（Consent），但同意并非无争议，它须配合强制手段，成为民众认可的常识。“资产阶级利用同意维持政权”。

　　英国左派批评家威廉斯，改从文艺心理学入手，做出精彩分析曰：文化霸权并非僵硬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普通人的现实感、一套活生生的意义价值体系。作为积淀在民众心中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它具有强大支配力。他又说文化霸权“酷似婚姻”：由于当下婚姻不重感情、只讲利益，日益成为一种战略依存关系，所以“现代社会变革有赖于一种新利益联盟”。[29]

　　美国教授鲍格斯质疑：葛氏承认阵地战“须以言论自由为前提”，但二战前欧洲左派惨遭镇压，战后工人不复革命，西马理论岂不陷入历史困境？英国学者吉特林辩称：葛氏将革命成功引入文教领域；他反对经济决定论，不再依靠经济危机夺取胜利，而要发起一场文化革命。

　　身为新左派学生领袖，小吉推崇文化革命情有可原。偏又有新一代左派发表异议：葛兰西关心工农联盟，可一旦进入后殖民语境，他所说的属下阶级（Subaltern Classes），就从市民和农民转移至游民、移民、同性恋、少数族裔等边缘人群。美国女教授斯皮瓦克指出：属下不能说话。譬如印度贱民史，就只能被人代述，而代述反映一种话语霸权。[30]

　　关于人和知识分子 葛兰西《札记》从“人”的问题开始，经由国家与革命，最后返回知识分子。本文结束前，我试对其首尾概念提示如下：

　　人是哲学第一问题，但西洋哲学一向空谈抽象之人。葛兰西追问：“何谓现实中人？人怎样成为造就自己的锻工？”马克思视人为：[1]自然个体，[2]他人，[3]社会关系总和。葛兰西赞曰，马翁答案最令人满意，因为它在历史中寻求人的本质：人从原始蛮荒走来，在劳动生产中形成社团、阶级与政党，进而交织起“国家与世界政治体系”。结论：马翁人学“既积极改变世界，又改变人人在其中的关系总和之人”。

　　1931年葛兰西病重。为了斩断他同外界联系、剥夺其思想能力，敌人将他易地关押、特别监管、限定他每两周通信一次。密闭与孤独环境，令葛兰西记忆衰退、语言迟钝。为了挽救其生命，朋友斯拉法建议他集中精力，思考他在《论南方问题》中展开、未及完成的知识分子研究。此一建议当即奏效。

　　至1935年保外就医前，葛氏以惊人意志，写下一批重要手稿。其价值之高、内涵之丰，被专家称作“20世纪知识分子问题最大之贡献”。[31]摘要如下：

　　[1]意大利历史图谱上，知识分子源自教士。他们长期把持文化特权，与贵族分享统治。二者并存，构成封建制度的“有机关联”。所有欧洲国家中，“在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脱节”。其中有克罗奇这样的自由思想家，也有曼佐尼这样的经典小说家。他们站在贵族立场，代表精英文化。其陋习是蔑视民众、自命清高、感伤怀旧、忽悠道德。
　　[2]传统偏见限定知识分子于“哲人国王”范畴，却一直无视“现代社会大规模造就知识分子”。如今知识分子被纳入标准化培训、专业化生产。这与欧洲经济发展相一致，与知识分配及信息流通相适应，而且服从其文教科技、行政管理之需。特征是智力与体力交融、技工与艺术家趋同。如今“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一切人都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
　　[3]后者即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衡量标准是他“同主要社会集团的关系密切程度”。如是，专家型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即可成为“全社会的中介、上层建筑活动家、统治集团的管家”。所有社会集团都产生其知识阶层。同理，无产阶级也要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并非都是职业革命家，但须介入市民社会、促进文化变革。

　　葛兰西濒死之际，一度希望通过灵魂净化，完成他和工人阶级“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请注意：净化（Katharsis）一词，出自亚里士多德悲剧论，即：悲剧能提升民众道德，令其摆脱杂乱私欲。灵魂说来自柏拉图的首篇对话《斐多篇》：它记载苏格拉底服刑那天，在雅典监狱里同朋友聊天，主题是灵魂与真理。面对哀伤众人，苏老爷子哈哈笑道：哲学家“抛开肉体、专心求真，那可是最美好之思想境界”。所以哲学家不畏死，死反能提升他的灵魂。[32]

　　葛兰西欣赏老苏视死如归，却不喜他超然、高贵的精英腔调。这便引出他最后的问题：何谓哲学家？葛兰西答曰：“真正的哲学家正是、而且必须是个政治家。”又说：一个共产党人，“如能联合其他致力于改造的人，他的力量即可骤然增加许多倍”。

　　葛氏知识分子定义，及其为之战斗的一生，明显有别于其他欧美知识左派，也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一类精英学者。欲知后者如何，请看“西马英雄传”之三：“本雅明：西马之救赎”。

[1]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启蒙思想家，著有《君主论》，Il Principe（1513），潘汉典中译本，三联书店，1985；《战争艺术》，L’Arte della guerra (1520), Henry Neville 英译本，The Art of War, El Paso Norte Press, 2005。
[2]见 Edith Hamilton 主编，《柏拉图对话集》英译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475。由于现实中找不到德才兼备的贤王，柏拉图在其晚年著述中，转而重视法律和秩序。
[3]参见伯林（Isaiah Berlin）论文《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载《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格雷西亚（Sebastian de Grazia）《地狱中的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 in Hell，伦敦：凡蒂奇，1994；及斯金纳(Quentin Skinner)《马基雅维里导论》，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16。
[4]中国思想史上，王霸说始于孟荀二子。孟子游说各国，扬王贬霸。《公孙丑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子《强国篇》称：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王霸篇》又道：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孟荀二说，经由韩非与董仲舒折冲，便有后来的王霸杂用、儒表法里。
[5]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 1843-1904)，罗马大学教授。参阅《历史唯物主义观念集》（1896），Charles Kerr 英译本，Essays on 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纽约，2005。克罗奇（Benedetto Croce，1886-1952），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其美学思想影响英国考林伍德、美国杜威。1920年他任教育部长。二战后为自由党主席。
[6]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工程师，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实际偏向普鲁东和巴枯宁，即以无政府政治暴力，再造神话秩序。参阅索雷尔，《有关暴力的思考》（1895），Jeremy Jennings 英译本，Reflections on Violence，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7]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原社会党《前进报》总编，后被开除。1919年他成立法西斯战斗团，又叫黑衫党。法西斯（Fasces）一词，拉丁文指古罗马权杖。受其启发，希特勒组建了褐衫党。参阅德国专家施坦赫尔（Zeev Sternhell），《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诞生》，David Maisel 英译本，The Birth of Fascist Ideolog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
[8]隆哥（Luigi Longo, 1900-1980），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64年继陶里亚蒂任意共总书记。西班牙内战他率三千意共党员参战，出任国际纵队司令官，失败后被捕。1943年奉命组织游击队，任加里波第旅旅长、反法西斯联军副总指挥。1944年意共武装达40万人枪，并在米兰处死墨索里尼。参阅陆人中译本，《意大利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
[9]见厄尔班（Joan Urban），《莫斯科与意大利共产党》，Moscow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另见葛氏1923年6月文《意共应同共产国际保持何种关系》：“俄国同志制定的统一战线，未能在任何一国具体化。显然有些工作在国际范围内未能贯彻。领导软弱，无法胜任”。此文载《葛兰西1921-1926年政治著作选》英译本，1978。
[10]由于手稿庞大、辨认困难，以及陶里亚蒂的个人取舍，编校工作缓慢。1951年意大利出齐四卷《狱中札记》。1959年苏联出版三卷《葛兰西选集》。分别参阅葆煦中文节译本《狱中札记》，及Quintin Hoare 根据意大利文转译的英文本《狱中札记选》，伦敦，1971。
[11]见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叶至中译本，三联书店，1963：2-6。
[12]见美国学者佩奇（Stanley Page），《列宁与世界革命》，Lenin and World Revolution，纽约，1971：32；及意大利学者梅罗蒂（Umberto Melotti），《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英译本，Marx and The Third World，纽约：麦克米兰，1977。
[13]波迪加（Amadeo Bordiga，1889-1970），早年加入社会党，1921年成为意共负责人。1921年被捕，出狱后拒不担任领导，1930年被开除出党，后加入托派。
[14]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879-1940），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被开除出党、驱逐出境。1938年在巴黎组织第四国际，1940年死于墨西哥城。参阅其《不断革命》（1930），紫金中译本，三联书店，1966；以及斯大林，《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联书店，1964，附录托氏《十月的教训》。
[15]见美国专家科恩与阿雷托（Jean Cohen & Andrew Arato）合著，《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84。请注意：国外相关著作繁杂，建议参阅美国教授埃伦伯格（John Ehrenberge），《市民社会：概念批评史》，Civil Society: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an Idea，纽约大学出版社，1999；俄布利（Don Eberly）编，《市民社会基本读本》，The Essential Civil Society Reader，纽约，2000。
[16]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英格兰贫寒文人，受富兰克林资助，1774年移民北美，参加独立革命，并发表《常识》。这本小册子发行50万册，家喻户晓，并影响杰佛逊与《独立宣言》起草。参阅马清槐中译本，《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
[17]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Nicolaus 英译本，Grundrisse，企鹅出版社，1973：83。欧美学界承认，马翁此信是市民社会起源之重大发现：它将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城邦国家，称为“不受政治与宗教限制的经济自治体”，其繁荣发展促使原始积累合法化，并开启一次政经分离进程。详见阿文奈利，《马克思社会与政治思想》，1969：155。
[18]我国学者俞可平指出，《资本论》交替使用市民社会与经济基础，这说明马克思并未将它当成一个废弃概念。而简化模式将“全部物质关系总和”削减为基础，将政治关系缩略为上层建筑，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复杂互动就此不复存在。见俞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4），63。
[19]详见美国教授戈德纳（Alvin Gouldner）《两种马克思主义》，The Two Marxisms，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355-73。
[20]分别见拉法格与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杨启磷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3：107；萨义德（Edward Said）《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45。
[21]马克思1849年流亡伦敦。为总结法国革命失败教训，他写下《法兰西阶级斗争》与《雾月十八》，后者首次提出“砸碎”国家机器。可他无钱出版。魏德迈从美国来信，称一陌生移民工人捐出40美元，终令《雾月》1852年在纽约面世。详见格姆科夫《马克思传》，易廷镇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5-186。1916年底，流亡苏黎世的列宁，则在一个贫苦鞋匠家里，逐页爬梳《雾月》及马恩相关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国家与革命》。详见凯尔任采夫《列宁传》，金铣中译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86-192。
[22]美国现代国际战略始于基辛格。1954年他在哈佛得奖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中，援引19世纪维也纳体系，称国际体系以稳定为目标、有赖于普遍合法性，即由主宰国提出一项共同协议，令各大国接受均势安排。此即古典霸权论最精彩的现代诠释。
[23]据我考证，《马恩全集》第13卷辑录1859年法奥战争相关文稿二十余篇，其中反复出现霸权、称霸、霸主等词。苏共中央第二版说明，亦将马恩分析归结为“揭露拿破仑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危险的反革命势力，其目的是在欧洲取得霸权”。
[24]见马斯泰罗内(Salvo Mastellone)《葛兰西狱中札记：一项未完成的政治思索》，Gramsci: una riflessione politica incompituta，徐力源中译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14。
[25]见《葛兰西狱中书信》，Rosengarten英译本，1993。在其催促下，1934年隆哥代表意共与社会党秘密签订《反法西斯统战行动公约》。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季米特洛夫正式宣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纲领。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中承认：“我党在十八年中被迫处于地下。党的领袖葛兰西被残酷囚禁十一年致死，多数老干部长期坐牢或流亡。在欧洲，我党被迫最先同法西斯暴政进行斗争。但我们当年的工作有许多弱点，例如我们很晚才懂得在法西斯工会中开展工作。”详见陆人中译本，《意大利共产党简史》，1953。
[26]参阅方塔纳（Benedetto Fontana）《霸权与权力：葛兰西与马基雅维里》，Hegemony and Power :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msci and Machiavelli，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
[27]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年），荀子学生之一，早年向韩王进强国策，未果，乃作《孤愤》。秦王嬴政读后大喜，遂发兵攻韩。非使秦，为其谋霸业。同学李斯妒其才，谗言构陷，逼非自杀。司马迁评语：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即以法术为手段，营造威势。
[28]1846年马恩合作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迫于出版审查、极度贫困，这部专论一直未能出版。马翁自嘲说，只好将它“留给老鼠牙齿去批判”。1932年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在《马恩全集》第三卷刊发此书。但1931年葛兰西病情恶化、监管严密，已难阅读写作了。
[29]分别见西蒙（Roger Simon）《葛兰西政治思想导论》，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An Introuction，伦敦，1991：23；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27。
[30]依序见鲍格斯（Carl Boggs）《两种革命：葛兰西与西马困境》，The Two Revolutions: Gramsci and the Dilemmas of Western Marxism，伦敦，1985；吉特林（Todd Gitlin）《六十年代》，The Sixties，伦敦，1993：516；及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属下能说话吗？》，载罗钢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57。
[31]《论南方问题》写于葛兰西1926年被捕前。它总结意共失败原因：即南方农村落后势力与北方资本联盟，合力打压工人运动，而南方知识分子作用复杂。此文载《葛兰西1921-1926年政治著作选》，Hoare编英译本，1978。专家对葛氏知识分子论的高度评价，详见美国女学者贺拉勃（Renate Holub）《葛兰西：超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Antonio Gramsci: Beyond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纽约：卢特立奇，1994：152-170。
[32]见柏拉图《斐多篇》，Williamson主编，The Phaedo of Plato，伦敦：麦克米兰，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