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生态社会主义需要马克思

斋藤幸平 著

王鸽 译

作者简介:斋藤幸平（Kohei Saito）1987年出生,柏林洪堡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东京大学研究生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曾任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哲学思想等。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自然和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017)、《人类世的“资本论”》（2020）

本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7辑

福斯特和伯克特在《马克思与地球》中驳斥了第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他们以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中的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笔记为文献基础，历史性考察了波多林斯基事件的前因后果，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热力学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经济学的兼容性。同时，通过考察马克思笔记中的论述，回应了科威尔对马克思的批评，即马克思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仅仅把自然当作人类的工具。最后，他们阐明马克思“新陈代谢”概念的生态内涵，指出马克思的经典方法为理解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最近在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的《马克思与自然》第二版的前言中反思了左翼对马克思生态学态度的重大变化：“今天，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理解正在全世界的大学中进行研究，并激励着全球性的生态行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无疑要归功于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Marx and Nature，1999)和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2000)。然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新的关注并不仅仅源于这些书。相反，正如他们合著的新书《马克思与地球》(Marx and the Earth，2017)所记录的那样，在过去15年里，伯克特和福斯特对所谓的“第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许多批评进行了细致的驳斥，如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和丹纽尔·塔努罗(Danuel Tanuro)。他们的批评多种多样，每种批评都得到了仔细的审视。福斯特和伯克特在书中讨论了“马克思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否定”(引言)；“自然作为人类无机体的工具化”(第一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热力学的忽视”(第二、三、四章)；以及“在再生产计划中贬低自然条件”(第五章)。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他们与马克思有什么不同意见，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也有着深刻的批判。那么，福斯特和伯克特为什么要和他们未来的战友争论呢?此外，《马克思与地球》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乍一看似乎很深奥——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来讨论它们呢?然而，一个耐心的读者很快就会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和所涉问题的重要性。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尽管公开表示赞赏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但他们往往以最强烈的措辞强调马克思生态学的理论缺陷，称其为“重大生态缺陷”、“严重错误”、“缺陷”和“失败”。他们更愿意完全抛弃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物化理论和阶级理论，他们认为这些理论过时、无关紧要，认为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环境破坏的激进批判的一部分毫无意义。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更“经典的方法”影响力日益增长，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一心一意地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理解中的任何“缺陷”以破坏马克思的生态学，无论这个“缺陷”多么微不足道。福斯特和伯克特着手对这些批评进行严格的“反批判”，以便最终解决这些争论，捍卫马克思思想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难预测他们那个时代以来人类和环境所遭遇的一切。然而，许多批评家在这方面的著作显然是无效的。取而代之的是，借鉴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都留重人(Shigeto Tsuru)、伊斯特万·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和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丰富的社会主义和生态传统，这些人在20世纪60、70年代已经为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的理论关联性进行了论证。福斯特和伯克特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的生态学可以使我们得出一种“适用于当今截然不同(但并非毫无关联)的环境问题的方法论”，因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基本逻辑和结构的独特见解。

为了证明马克思的观点与当代生态经济学的“兼容性”，福斯特和伯克特对19世纪的科学论述和争论进行了历史性考察。例如，他们在附录中提供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谢尔盖·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关于“社会主义与物理力量的统一”的开创性文章的意大利语和德语译本，并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波多林斯基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波多林斯基对生态经济学的热力学贡献，而是因为他们完全了解波多林斯基的预设存在问题。波多林斯基建立在“能量还原论”(energy reductionism)基础上的原始唯物主义，对于理解“价值”这个社会范畴几乎毫无用处。换言之，单从热力学的角度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性。根据伯克特和福斯特的说法，即使在热力学中，波多林斯基的计算也存在严重缺陷，忽略了与化肥和煤炭有关的能源投入，实际上忽略了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作为积累太阳能的“浪费者”的角色。相比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浪费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为价值的生态批判开辟了可能性。

此外，福斯特和伯克特还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热切而仔细地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而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忽视热力学等领域的批判，都是基于对文本的武断或肤浅的阅读。尽管恩格斯以其关于自然科学的著作而闻名，但该书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提醒，即马克思同样热衷于研究许多相同的课题。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知识分工，即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继承的分工，并不成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有影响力的是那些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人，限制了辩证法在社会中的应用，排除了他们认为恩格斯被误导的“自然辩证法”计划，试图将马克思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僵化的实证主义和机械主义世界观中拯救出来。他们为这种智力丧失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由于将自然科学排除在马克思的计划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将现代生态危机分析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当代代表人物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讽刺地宣称，生态学是“当代形式的人民鸦片”。与这种倾向相反，福斯特和伯克特的《马克思与地球》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成功地证明了马克思能够阐述他的“劳动力”和“价值”概念，而不会与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发现相矛盾或扭曲。

这种超越社会—自然二元论的关键概念是“新陈代谢”(Stoffwechsel)。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以有意识和目的论的方式积极地作用于自然，戏剧性地改变和破坏自然。同时，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不能任意地操纵外在的感官世界。相反，他们深深地依赖于他们的环境。这种对自然的依赖表现在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有限性上，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地质、气候和生物因素影响的无数方式上——作者通过人与自然之间不断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过程将其称为“共同进化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始于承认人与自然的这种超越历史的“统一”是一种基本的物质条件。

就其本身而言，新陈代谢的概念很难给人启示。但马克思更进一步，旨在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历史特殊性。这就是为什么福斯特和伯克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人与客观生产条件的“分离”，即与自然的异化。马克思没有陷入新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的观点，而是追问资本主义历史上独特的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组织方式如何导致生活物质条件的“裂痕”。当然，没有自然的支持，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甚至它的贪婪增长也受到可用资源的物质限制。然而，资本不断追求自我增殖，这意味着它不能充分考虑历史积累的能源和资源的可持续性，如土壤肥力和化石燃料。因此，上述“裂痕”表现为伴随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张的环境危机。

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与地球》已经为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准备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后者最近提出，“新陈代谢断裂”预设了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粗糙的“笛卡尔式鸿沟”。然而，这种二元论实际上与新陈代谢的概念格格不入，而相反的方法，片面强调社会与自然的统一，忽略了马克思的重要见解，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劳动与自然的异化。劳动的社会形式是马克思批判性研究的核心，如果像摩尔那样，把劳动仅仅视为他所说的促成资本主义扩张的“四大廉价品”之一，就会忽略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这一基本点。

《马克思与地球》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辩护。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出版进一步充实了本书的思想。马克思的许多笔记，直到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才得以公布，记录了他对自然科学最新进展的仔细研究。两个具体的例子表明了MEGA与《马克思与地球》的相关性。

首先，福斯特和伯克特回应了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的批评，即马克思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仅仅把自然当作人类的工具。作者认为，正如雅各布·伯姆(Jakob Böhme)所指出的那样，科威尔对自然价值的审美直觉的退缩不仅是对唯心主义的退缩，而且他在这方面对马克思的批评也被马克思笔记中记录的论述果断地驳倒了。在他流亡伦敦的几十年中，马克思目睹了英国畜牧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他读过法语和德语的书，这些书论证了英国农业的优越性。然而，他对这些读物的评论更多的是对人类活动的批判和对动物的同情。在回答莱昂斯·德·拉维涅(Léonce de Lavergne)对英国种植者罗伯特·贝克威尔(Robert Bakewell)提出的“遴选制度”的热情报道时，马克思评论道：“以早熟、体弱多病、缺骨、肥肉发育等为特征。这些都是人造产品。真恶心!”马克思还阅读了拉维涅的德文译者威廉·哈姆(wilhelm Hamm)的著作，他对英国的农业也有同样的赞誉。马克思的评论再次表现了对动物健康的同情。马克思谴责“马厩喂养”是一种“牢房制度”，并自问自答：

在这些监狱里，动物出生后一直待在那里，直到被杀死。问题是，这种制度与养殖制度相联系，它以不正常的方式使动物成长，使它们变成单纯的肉和大量的脂肪——而早先(1848年以前)动物通过尽可能地待在自由空气中保持活力——最终是否会导致生命力的严重衰退?

对于那些希望谴责马克思是一个天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技术发展的辩护者的人来说，这些言论会让他们感到惊讶。相反，他的笔记记录了他对资本主义“掠夺”式发展的真实反应，这种批判几乎不会将非人类排除在外。

福斯特和伯克特还参考了约瑟夫·比特·朱克斯(Joseph Beete Jukes)1878年的《地质学学生手册》(Student’s Manual of Geology)。看看马克思从朱克斯的书中大量摘录的内容，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对生态问题的兴趣持续扩大。在研究气候变化对物种的影响时，他注意到自然受到人类作用发生巨大变化，“物种的灭绝仍在继续(人类本身是最活跃的灭绝者)”。这仅仅是两个例子，而马克思一生中大约有两百本笔记，其中许多无疑包含着对“马克思生态学”的更多文本支撑。

无论如何，福斯特和伯克特是恢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传统的“第二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最佳代表。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在《马克思与地球》和早期著作中的细致分析启发了许多学者和活动家，如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斯特凡诺·隆戈(Stefano Longo)、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德尔·韦斯顿(Del Weston)和理查德·约克(Richard York)。由此，一场“第三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运动正在兴起。《马克思与地球》不仅是一个“反批判”，而且积极地表明，马克思的经典方法为理解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