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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浅论 

《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浅论  


铃木将久


探讨亚洲问题的论述(亚洲讨论),中国大陆可说是寥寥无几。这仿佛是与思想上依然在“脱亚入欧”的日本知识界遥相呼应似的。但是,寥寥无几并不意味着亚洲讨论无价值,近年来对中国思想界有冲击力的几篇论文无疑已经出现。贺照田的《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乍见似乎并非正面讨论亚洲问题,但不妨说,这是一篇反思中国思想界现状中亚洲讨论位置的文章。他叩问了中国的亚洲讨论之所以如此之少的思想语境,并思考了亚洲讨论产生冲击力的思想条件。

  首先我想确认的,是贺照田将亚洲讨论作为重要的参照系这一点。他就自己编辑的《学术思想评论》如是说:“《学术思想评论》转向亚洲资源,试图捕捉的是那些我们亦曾经历过但没能将之问题化,而其他亚洲知识分子却将其问题化的部分。接触这种资源,在我是一种既有思想感觉、自我状态被敲击、被撕开般的震动。”(《在困惑中博求 在不安中承担》,贺照田著《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所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111页)。对他来说,亚洲思想是冲击力的源泉,藉此可以获得契机,重新叩问尚未被意识到的中国现实问题。也就是说它与自我的主体变化是相连的。

  作一补充的话,《学术思想评论》实际上译介了许多亚洲国家的论文。比如,现在策划中的,有以《后冷战时期日本的思想课题》为题的特集。这一特集准备集中翻译、介绍日本知识界重审“冷战思维”的论文。同时,以《后冷战时期韩国的思想课题》为题的特集也在策划之中,以探讨比较东亚冷战体验的某种视角。贺照田重视亚洲讨论,将之作为触动自我主体的某种参照系。在现实的层面上他则通过出版活动付诸行动。《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也许应该在他此类活动中予以解读。

  《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就“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花费了一定的篇幅。为何在论述亚洲讨论的位置时必须思考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实践呢?以下我将沿着《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的叙述内容,从几个侧面去整理这一问题。

  在此应先予以确认的一个前提,是贺照田所说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思考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将晚清以来以现代国家建设为目标的中国革命运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降毛泽东主导的社会主义化运动,视为一个连贯性的历史阶段。所以,它既非政治史意义上的历史划分,甚至连文化史意义上的历史划分都不是。虽然他的文章没有明示,我认为他所提示的问题,是如何从现在的视点把握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但是,重视现在的视点,绝非意味着以现在的价值基准将历史描述成一个叙事体系。他的问题在于如何去理解以当下的感觉不易捕捉的过往历史的空白。换言之,将近代中国的经验作为一个总体去认识,同时又不将之作为“历史”划进括号里,试图以现在的叙述,去促进隐而不见的近代经验与当下感觉之间的相互循环。毋须庸言,这一态度与重新叩问尚未被充分自觉的现实问题是相连的,也就是说是在谋求某种主体改观的契机。

  但是,我认为,他并非只是基于这一层面的类似性而将中国革命与亚洲讨论并置。之所以在论述亚洲讨论位置时思考中国革命,以笔者之见,也许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去进行整理。

  第一是中国国内的思想语境问题。他所说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时代,是中国有着亚洲连带感的时代,亦是这一连带感带来了成果的时代。比如说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今天看来虽然有一定的问题,但却是中国少有的从正面讨论亚洲联合问题的文章。还有毛泽东的非结盟运动也孕育了亚洲的合作感。在近年的中国大陆,试图从毛泽东时代的经验中提炼出亚洲讨论的宝贵努力也开始出现。但是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还是毛泽东的非结盟运动,将之作为现在的亚洲讨论进行提炼,却必须面对许多的困难。

  将中国近代萌发的亚洲联合感提炼成现在的亚洲讨论,贺照田就所面临的困难试图从他的立场作了回答。将其结论要而言之,即是说改革开放形势下的中国思想界并未能充分理解、叙述中国近代的经验。现在中国思想界所掌握的理论和叙述模式,几乎都是将中国近代经验的空白割裂开来。或者似可说他们自身对问题存在于何处,缺乏明确的自觉。假如在这样情况之下谈论亚洲,便必须于不明之中努力求索。所以,他认为现在中国大陆的亚洲讨论不得不是摸索性的叙述,它与方向明确、理路清晰的叙述迥然有异。

  依照贺照田的认识所浮现的问题,比如说有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问题点。在此似可以他曾提及的“人道主义”为例展开思考。论及“人道主义”的效果,大概可以列举出如下的事例:中国思想界从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锁国中摆脱出来,从而可以直接接触现代欧美的最新思潮;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解释中解放出来,自由地进行思考;更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获得了理论框架,去反省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非人道行为,等等。所以,在当时的语境之下,“人道主义”的流行有着巨大的冲击力。但是,贺照田却认为,生搬硬套欧美的理论,将之用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否定,必然给后世留下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对西方理论的崇拜以及以善恶论将中国历史予以二分进行叙述的问题。

  中国思想界无疑在一九八九年有了巨大的变化。之后,人们渐渐开始反省八十年代全面西化的框架。尽管如此,贺照田却认为西方理论的绝对至上地位以及将中国历史单纯化的叙述基本上没有变化。在他看来,这样的现状遮盖了中国的亚洲讨论,也正因为如此,他期待着以亚洲讨论为突破现状打开一个缺口。

  第二是海外知识分子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海外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现代与中国交流的西方知识分子。日本与韩国的知识界当然也包含在内。贺照田认为,海外知识分子只是寄以同情、接受中国人的言论,这并不够。为了谈及他这一发言所具有的意义,姑且离开贺照田本人的文章,从日本思想界应如何理解的角度,稍作整理。

  从历史的角度看的话,西方知识分子与中国直接接触基本上不可能。为所谓的“竹帘”所隔。为了获得中国信息,人们只能试图从政府正式发表文章的字里行间阅读背后的意思,或者从香港传来的真假难辨的消息中进行遴选,再或者采访逃离中国的人,等等,渠道有限。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日本所谓的中国观察、美国所谓的地域研究等领域应运而生,以把握冷战敌方的中国现状。在这样的时期,同情中国实非易事,遑论忠实地接受中国人的言论了。但是,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美国的地域研究,我们竟然意外地发现其中也有正确的观察。虽然有因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但不知是否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紧张感,反而可以发现其中有着某种认真地面对他者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有了直接与中国知识分子交流的渠道。至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是频密,通过因特网获得的信息更是目不暇接。但是,问题在于信息量的增加是否真地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以日本为例,近年讨论中国的文章和著作激增。书店里,关于中国的著述摆满书架。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与量的增加相反,内容却单调得令人咂舌。这边厢论断中国是如何落后,那边厢却豪言今后是中国的世纪,就像钟摆摆向两端似的。可以说,因接触频率的增加而获得的信息反而被硬套在冷战既有的逻辑中。结果许多言论只是再次强化了冷战逻辑。

  所以,不能不说,许多西方知识分子,至少是现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并未能充分理解、叙述中国现状。即使同情中国,即使接受了中国人的说法,也毕竟只是没有紧张感的既有逻辑的重复而已。将贺照田的发言展开来考虑的话,包含日本知识界在内的西方知识界所必需的,是理解不流于一己解释的中国信息,从中感受到某种震撼般的冲击,并以此为契机叩问自己尚未能意识到的现实问题,以谋求一种主体的变化。具备他所说的亚洲讨论意义的中国研究,难道不正是我们所应该摸索的吗?

  本来,打破既有框架的新的思考的必要性,也许并不仅仅限于亚洲讨论。“宏大叙述”被认为业已崩溃的现在,可以说所有的领域都在谋求一种替代冷战意识形态的新的解释框架。在这个意义上,贺照田发言的所达及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亚洲讨论,也包含了日本在内的海外思想界的基本样态。正因为贺照田所说意义上的亚洲讨论有可能成为重组海外思想界基本样态的契机,我坚信其必要性。

  至此我简述了中国的国内语境以及包含日本在内的海外思想界的问题。最后,我想谈一谈两者相重叠的问题。与全球化相配套,在思想界,中国国内的问题机制和全球化的问题机制构成了相互参照的关系。但是,这绝非意味着中国问题被一元化地整合在全球化的问题中。倒不如说,因为互相参照,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最明白的例子,是贺氏曾论及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关于这一论证,已经有许多包含他的论文在内的许多论文(见氏著《贫乏的论争 难预期的后果》、《中国当代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前揭氏著所收)。这里只简单提出问题点。两派的基本主张都承接了对全球化问题的关心。“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确立自由公正的市场体系,才是医治中国的处方,“新左派”则主张在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现状问题上有必要对弱者予以适当的关怀。两派都依据了西方思想资源。这本身可以说明确地显示了面对全球化时的中国现状。这一论争出现在中国力争加入WTO、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加大改革步伐的时期,这决非偶然。可以认为,这是一次追问全球化格局中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次论争。

  但是,贺氏认为,原封不动接受西方思想资源,意味着难于在西方思想逻辑中消解的中国经验将被舍割,结果对中国现状的有效性变得有限。其焦点之一是历史认识的问题,亦即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被认识的问题。“自由主义派”强烈批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视之为中国的桎梏;而“新左派”则在整体上对朝现代国家建设迈进的中国现代性持批判态度。对制约现代中国的问题,两派似可说都把握了一端。但是,“自由主义派”的观点未能看到社会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连续性,反之,“新左派”的主张则未能应对残存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亡灵。也就是说,两派都未能有效地论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

  贺照田所提示的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中,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对西方世界来说被隔绝的他者经验——因而也是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无法完全处理的历史认识的问题——已经作为焦点出现了。为了与这一历史的空白向面对,作为突破口,我们期待着与主体变化契机相连的亚洲讨论,这一亚洲讨论与某些将亚洲的信息硬套在既有逻辑之中的文章是迥然有异的。

  以上我在整理贺照田理路的同时,讨论了中国大陆亚洲讨论的困难以及亚洲讨论本身的思想可能性。最后,我留意到他的论述也是可以比较自然地转换在日本的语境中的。虽然日本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但是日本思想界也有类似的现实课题:崇拜西方理论的问题,基于善恶二分法的历史认识的问题,更有在全球化时代西方理论无法完全说明的历史空白已经作为焦点浮现的问题。贺照田的文章因为彻底贴近中国的语境,反而触及了东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否可以从他的文章获得某种震动呢?难道这不是在考验日本思想界的思想感受性吗?

  (本文原刊《台湾社会研究》第六十六期[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