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现代指导意义——从洪银兴等《〈资本论〉的现代解析》说起
2007-06-26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
摘 要：在当今，无论是认识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建设现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发表的《资本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资本论》还分析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如社会再生产诸环节间的相互关系、商品生产及其规律和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提出的原理与规律，如果抽去资本主义的特定关系，对社会主义也有意义，如决定积累量的诸因素、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等。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生产等问题时，对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趋势所做的预见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直接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 经济原理；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2-0023-08
洪银兴教授等的《〈资本论〉的现代解析》一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论著。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发表的《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仍将继续。《资本论》以严密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在主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同时，又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和经济规律。在当今，无论是认识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建设现代社会主义，《资本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都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地位和理论力量仍然不容置疑。
关键词：《资本论》； 经济原理；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2-0023-08
洪银兴教授等的《〈资本论〉的现代解析》一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论著。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发表的《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仍将继续。《资本论》以严密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在主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同时，又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和经济规律。在当今，无论是认识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建设现代社会主义，《资本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都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地位和理论力量仍然不容置疑。
一、《资本论》对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指导作用
《资本论》出版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二战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适应新生产力的需要，资本主义在经济关系、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分析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也需要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简单否定其原理与方法。
资本主义经济经历的几百年中，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马克思曾对他所面对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比如，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出现的股份制和工人合作社。他认为股份制是那种以“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内的扬弃。”［1］493这种形式的扬弃，马克思称之为“消极扬弃”，因为它触动不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过应看到股份制在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向劳动者的公有制中的积极意义。在股份制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之所以把股份制看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点”，是因为股份制既然由“私人资本”发展为“社会资本”，既然通过资本集中发展为“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的大公司，比起分散的千千万万个资本主义小企业来，在条件成熟时，更容易转变为劳动者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应是以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所有制。
“私人资本”发展为“社会资本”，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制，已是公有制经济。因为“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间的对立。”［1］497就是说，还没有截断私人财富的根本。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出现的工人合作工厂，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因为在工人合作工厂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被扬弃了。生产资料归工人联合体所有，并用自己的劳动进行增殖。这种从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中产生的合作工厂，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的扬弃。它表明，工人群众可以自己组织没有资本家的合作工厂。只要工人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就可以摆脱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马克思对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与评价。他指出：信用是利润率平均化的中介；可使流通费用减少，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2）流通流通提高了；（3）金币为纸币所代替。另外，信用促进了股份公司的成立。在现代社会经济中，信用的作用更大地提高了。运用马克思关于信用作用的提示，研究加强信用建设推进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运用马克思的观点与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研究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新现象与新特点。例如，在经济运行方面，有一些发达国家将计划调节机制引入市场经济，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改变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自发发展中的无政府状态，缓和经济危机；在劳资关系方面，劳动时间缩短，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改善，社会建立起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吸收工人代表参加公司管理等；在分配关系方面，重视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征收高额遗产税和累进税；在资本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方面，股份制进一步发展，从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跨国公司等；工人合作工厂进一步发展与扩大，农民合作社也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所有这类新现象和新特点，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因而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和所揭示的规律，依然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同时，上述新现象和新特点，都可以归结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包括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的新社会经济因素在不断增长与扩大。而且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是新的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的表现。
如果说，马克思把股份制和工人合作工厂看作是转向新社会制度的过渡点，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与新特点，无非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过渡点，并扩大了原有的过渡点罢了。这种过渡点有两重作用：一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缓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二是对资本主义表现出肯定中的否定。所谓肯定，是指通过自我调整与完善，再现其继续发展的活力；所谓否定，是指包括消极扬弃与积极扬弃在内的自我扬弃的新社会经济因素在发展与扩大。这正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变革，上层建筑的作用与职能也会相应发生变化。马克思预见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发展会在一定部门形成垄断。而垄断的形成与发展，要求国家干预经济。一般认为，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认识到，垄断资本的出现，就“要求国家的干预”。［2］496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从理论上分析和认识国家干预的必要与必然趋势，而凯恩斯则是在大危机后的实际生活中从提供政策依据方面提出国家干预的必要。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途径与方式，以往是采用暴力方式，但马克思并没有讲过“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只讲过暴力是助产婆，没有胎儿助产婆也无用。在新的世纪中，向社会主义转变，可能有新的途径与方式。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也不再是完全盲目性和自发性的过程，计划调节进入市场经济运行中。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有容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资本主义内部将会出现更多的和更显然的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因素，使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扩大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余地，从而使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具有了更为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资本论》出版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二战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适应新生产力的需要，资本主义在经济关系、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分析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也需要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简单否定其原理与方法。
资本主义经济经历的几百年中，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马克思曾对他所面对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比如，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出现的股份制和工人合作社。他认为股份制是那种以“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内的扬弃。”［1］493这种形式的扬弃，马克思称之为“消极扬弃”，因为它触动不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过应看到股份制在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向劳动者的公有制中的积极意义。在股份制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之所以把股份制看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点”，是因为股份制既然由“私人资本”发展为“社会资本”，既然通过资本集中发展为“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的大公司，比起分散的千千万万个资本主义小企业来，在条件成熟时，更容易转变为劳动者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应是以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所有制。
“私人资本”发展为“社会资本”，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制，已是公有制经济。因为“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间的对立。”［1］497就是说，还没有截断私人财富的根本。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出现的工人合作工厂，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因为在工人合作工厂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被扬弃了。生产资料归工人联合体所有，并用自己的劳动进行增殖。这种从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中产生的合作工厂，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的扬弃。它表明，工人群众可以自己组织没有资本家的合作工厂。只要工人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就可以摆脱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马克思对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与评价。他指出：信用是利润率平均化的中介；可使流通费用减少，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2）流通流通提高了；（3）金币为纸币所代替。另外，信用促进了股份公司的成立。在现代社会经济中，信用的作用更大地提高了。运用马克思关于信用作用的提示，研究加强信用建设推进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运用马克思的观点与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研究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新现象与新特点。例如，在经济运行方面，有一些发达国家将计划调节机制引入市场经济，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改变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自发发展中的无政府状态，缓和经济危机；在劳资关系方面，劳动时间缩短，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改善，社会建立起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吸收工人代表参加公司管理等；在分配关系方面，重视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征收高额遗产税和累进税；在资本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方面，股份制进一步发展，从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跨国公司等；工人合作工厂进一步发展与扩大，农民合作社也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所有这类新现象和新特点，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因而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和所揭示的规律，依然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同时，上述新现象和新特点，都可以归结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包括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的新社会经济因素在不断增长与扩大。而且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是新的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的表现。
如果说，马克思把股份制和工人合作工厂看作是转向新社会制度的过渡点，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与新特点，无非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过渡点，并扩大了原有的过渡点罢了。这种过渡点有两重作用：一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缓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二是对资本主义表现出肯定中的否定。所谓肯定，是指通过自我调整与完善，再现其继续发展的活力；所谓否定，是指包括消极扬弃与积极扬弃在内的自我扬弃的新社会经济因素在发展与扩大。这正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变革，上层建筑的作用与职能也会相应发生变化。马克思预见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发展会在一定部门形成垄断。而垄断的形成与发展，要求国家干预经济。一般认为，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认识到，垄断资本的出现，就“要求国家的干预”。［2］496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从理论上分析和认识国家干预的必要与必然趋势，而凯恩斯则是在大危机后的实际生活中从提供政策依据方面提出国家干预的必要。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途径与方式，以往是采用暴力方式，但马克思并没有讲过“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只讲过暴力是助产婆，没有胎儿助产婆也无用。在新的世纪中，向社会主义转变，可能有新的途径与方式。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也不再是完全盲目性和自发性的过程，计划调节进入市场经济运行中。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有容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资本主义内部将会出现更多的和更显然的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因素，使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扩大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余地，从而使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具有了更为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二、《资本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理论指导作用
《资本论》虽然是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动规律的，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著，但它所阐明的某些原理和规律，它的方法论，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与发展，依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1．有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与规律，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有适用性。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在对待这一原理与规律上，既有负面的教训，也有正面的经验。我国曾脱离生产力落后的国情，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过早地超越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改革开放以来，明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诸环节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处理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具有理论与实际意义。在诸环节中，生产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关于这个方面，过去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强调得比较多，但是对于分配、交换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则认识不足，往往只轻描淡写地讲一句“反作用”了结。然而，马克思的有关原理是：“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3］17就是说，其他环节或要素对生产也会起决定作用。所谓“单方面形式”的决定作用，是相对于生产在总体上和多方面形式上的决定作用而言的。比如，消费不能从总体上对其他诸环节及其相互关系起决定作用，但对生产这一方面来说可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3］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明显地体现了消费需要对生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还提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并论述了“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的道理：一方面，“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方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了超常的生产过剩，大量产品积压，不能被用于消费，它们就不是现实的产品，等于没有生产，其实还不如没有这部分生产，因为它浪费了资源。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3］9这一原理也表明，生产应根据社会的消费需要而进行，生产规模与生产结构应与消费需要的规模与结构相一致。同理，交换与分配也会在“单方面形式”上决定生产。市场扩大，交换范围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扩大。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分配，才有私人资本参与生产。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2．关于商品生产及其规律的一般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所揭示的有关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价格运动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和发生作用。
马克思的商品生产及其规律和劳动价值理论，适用于一切商品经济。商品与价值，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我们讲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价值关系会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各方面的经济交往关系都要借助于或通过商品价值关系实现。同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价值关系会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也都要通过商品价值关系来实现。但商品与价值本身是一种中性的范畴与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性质。”［2］363商品、货币、价值，都不具有阶级性，不能与特定性质的社会经济划等号，也不能用商品经济来说明和判断任何生产方式的特点。马克思一再批评詹姆斯·穆勒“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强调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 ［1］133
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深化认识和发展。马克思重视劳动在创造价值和财富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般劳动还是科技劳动与管理劳动、雇佣劳动还是自由劳动，都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视野之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尊重各种劳动，发挥各种劳动的积极性。在当前新的形势下，要特别重视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者的高级复杂劳动。劳动价值论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属性区分，它既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消亡了，劳动不再形成价值。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的商品经济还较落后，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商品的劳动依然会形成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否定。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完全实行以按资分配为核心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中，创立劳动价值论的。通过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阐明生产要素收入的源泉。我国当前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劳动价值论同样可以说明多种分配收入的源泉，不能由按生产要素分配引出“要素价值论”，否定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价值关系时，涉及与劳动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问题，阐述了决定劳动生产力高低的诸因素，包括劳动因素、科技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这些因素既适用于资本主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衡量问题，一般表述为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量的多少或单位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多少。就是说，只拿产量与活劳动相比。然而，如果活劳动减少了，但单位产品中的物化劳动耗费相应增加或更多地增加，成本不降低，甚至提高，这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无实际经济意义。应当注意到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说明：“从社会的角度看，劳动生产率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1］578－579显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表现为活劳动和生产资料（物化劳动）的节约。
我国的经济活动已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国内商品价值会转化为国际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国际价值”的概念和原理。决定国际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各参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国内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较少的国内价值可还原为较多的国际价值，增加收入；反之，国内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较多的国内价值只能被算作较少的国际价值，减少收入。因此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重视与遵循国际价值的原理与规律，力求降低国内成本，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
3．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提出的一些原理与规律，如果抽去其资本主义的特定关系，对社会主义也有意义
马克思研究资本积累问题时，提出了决定积累量的诸因素。其中第一个因素即提高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当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生产中应重视提高剩余产品率，这才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与积累率。第二个因素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仅会提高剩余产品率，而且由于商品价值下降，在消费基金减少、消费资料量增加的情况下，积累基金也可以增加。而且，即使在资本价值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的物质规模也可以扩大。由于生产资料价值的降低，技术含量增加，原有的机器、工具等会由效率更高、更便宜的新的机器、工具所取代。第三个因素是“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增大，可以增加积累。这实际上是讲折旧基金用于扩大生产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来说，马克思所阐述的这些积累因素是同样适用的。
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对于说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工农业差别及绝对地租等问题，具有理论前提的意义。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在某些方面，或轻或重地也会在我国出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市场经济中，会出现结构性矛盾，就业的难度增大。我国近些年来出现的失业、下岗人员增多，是实行市场经济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考虑到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而劳动密集型则有机构成低，就业岗位多，我国需要处理好产业结构升级中不同类型产业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高低不同的企业，利润率高低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引起资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理论界把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看作是资本主义范畴与关系。在当前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在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的作用下，也应形成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如果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先进行业利润率低，而有机构成低生产技术落后的行业反而利润率高，就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利于科技进步和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的理论，分析了加速资本循环与周转的经济意义。我国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也需要加快资金周转。而加速周转的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二篇中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比如，缩短产品经历的劳动时间、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减少原材料的储备，缩短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的差距等。生产时间一般会超过劳动时间，如农作物的生产时间多于劳动时间，葡萄酒在窖中发酵，劳动过程中断但仍处于生产过程，制造厂的劳动材料需经化学作用或自然力作用时间，不属于劳动时间。“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要“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4］141缩短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间，可以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流通时间的长短，制约着生产资本执行职能规模的缩小或扩大。加速资金周转可节省生产费用与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包含着社会化再生产的一些一般原理。诸如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及其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原理；还有社会再生产中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原理等。这些原理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而且更要自觉地遵守与发展这些原理。关于外延与内涵的再生产原理，我国经济学界经常引用和应用。但存在着不完整、不准确的理解情况。马克思曾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论及外延或内涵的扩大问题。一是从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的论述：“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4］192有的学者只把这段话的特定说明作为外延与内涵扩大的界定，把场所的扩大与效率的提高截然分开，似乎有生产场所的扩大，就没有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反之，有效率的提高，就没有场所的扩大。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不是这样。我国的上海宝钢建设，高速公路的日益扩大，既有场所的扩大，又有效率的提高。因为这不属于折旧基金的利用，而是追加投资用于新建企业与工程。
马克思还从剩余价值用作追加资本的另一个角度论述外延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问题：“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在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4］256添设新工厂“是外延扩大”，但并不妨碍它利用最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是投资形式上的外延扩大，经营方式上的外延与内涵并举。这里把追加投资用于原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视为内涵扩大，但可以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只增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规模扩大了，但没有效率的提高；二是进行技术改造与革新，增添先进机器设备，提高效率。不要把外延同粗放经营等同，把内涵同集约经营等同。
马克思关于商品经营资本、生息资本、利息率、信用和虚拟资本、银行资本、汇兑率、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建筑地段地租等方面的经济理论与思想，撇开其资本主义关系，其中的许多原理也适用于考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的相关经济。
4．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生产等问题时，对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趋势所做的预见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社会主义具有直接意义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著，但他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散见于其多种著作中。《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论述，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历史阶段：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划分或设想是一种科学预见，已经为社会历史所证实。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显然指的是过渡到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可见，无论哪一种经济成分，在它还能容纳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是不应灭亡的，人为地去消灭它，会自食苦果，最终还得恢复和发展它。我国对待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了这一真理。
马克思设想和预见到社会主义的一些经济和社会特征。马克思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中，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要以生产力和物质条件的发展为“现实基础”。［1］679马克思在论述由社会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要条件时，提及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可见，马克思强调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不是仅仅从人文的角度去考虑，而且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联系在一起的。再比如，社会主义的要求和任务之一，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们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是很明确并作过突出论述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说：在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5］222这里，把迅速发展生产力作为必要条件，把共同富裕作为目的。
搞社会主义不能离开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归劳动群众所有的公有制。《资本论》中提出生产资料共同占有，重新建立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很重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所有制问题，并把所有制看作是一定社会制度的基础，主张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马克思在《土地国有化》一文中，明确提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他指出，生产资料的公有，将彻底消灭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并最终消灭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行公有制才能消灭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一些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完全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但不能忽视国有制的作用，也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制功能来界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制功能。社会主义的国有制经济，是保证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全社会利益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说：“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体利益。”［6］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十分必要，它对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和多种形式的私有制经济，起一种引导、导向和领导的作用。
马克思还论述了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运行按需要进行计划调节，增强计划性与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与自发性等问题，还特别论述：“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5］120这表明，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共同生产中，合理地进行劳动资源（包括活劳动与物化劳动）配置，节约劳动时间，是比以往社会更为重要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节约和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休闲时间，有利于人们从事自己所需要的各种活动，有利于各个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但这首先要以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为条件。
《资本论》虽然是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动规律的，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著，但它所阐明的某些原理和规律，它的方法论，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与发展，依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1．有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与规律，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有适用性。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在对待这一原理与规律上，既有负面的教训，也有正面的经验。我国曾脱离生产力落后的国情，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过早地超越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改革开放以来，明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诸环节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处理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具有理论与实际意义。在诸环节中，生产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关于这个方面，过去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强调得比较多，但是对于分配、交换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则认识不足，往往只轻描淡写地讲一句“反作用”了结。然而，马克思的有关原理是：“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3］17就是说，其他环节或要素对生产也会起决定作用。所谓“单方面形式”的决定作用，是相对于生产在总体上和多方面形式上的决定作用而言的。比如，消费不能从总体上对其他诸环节及其相互关系起决定作用，但对生产这一方面来说可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3］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明显地体现了消费需要对生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还提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并论述了“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的道理：一方面，“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方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了超常的生产过剩，大量产品积压，不能被用于消费，它们就不是现实的产品，等于没有生产，其实还不如没有这部分生产，因为它浪费了资源。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3］9这一原理也表明，生产应根据社会的消费需要而进行，生产规模与生产结构应与消费需要的规模与结构相一致。同理，交换与分配也会在“单方面形式”上决定生产。市场扩大，交换范围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扩大。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分配，才有私人资本参与生产。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2．关于商品生产及其规律的一般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所揭示的有关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价格运动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和发生作用。
马克思的商品生产及其规律和劳动价值理论，适用于一切商品经济。商品与价值，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我们讲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价值关系会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各方面的经济交往关系都要借助于或通过商品价值关系实现。同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价值关系会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也都要通过商品价值关系来实现。但商品与价值本身是一种中性的范畴与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性质。”［2］363商品、货币、价值，都不具有阶级性，不能与特定性质的社会经济划等号，也不能用商品经济来说明和判断任何生产方式的特点。马克思一再批评詹姆斯·穆勒“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强调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 ［1］133
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深化认识和发展。马克思重视劳动在创造价值和财富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般劳动还是科技劳动与管理劳动、雇佣劳动还是自由劳动，都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视野之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尊重各种劳动，发挥各种劳动的积极性。在当前新的形势下，要特别重视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者的高级复杂劳动。劳动价值论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属性区分，它既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消亡了，劳动不再形成价值。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的商品经济还较落后，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商品的劳动依然会形成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否定。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完全实行以按资分配为核心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中，创立劳动价值论的。通过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阐明生产要素收入的源泉。我国当前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劳动价值论同样可以说明多种分配收入的源泉，不能由按生产要素分配引出“要素价值论”，否定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价值关系时，涉及与劳动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问题，阐述了决定劳动生产力高低的诸因素，包括劳动因素、科技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这些因素既适用于资本主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衡量问题，一般表述为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量的多少或单位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多少。就是说，只拿产量与活劳动相比。然而，如果活劳动减少了，但单位产品中的物化劳动耗费相应增加或更多地增加，成本不降低，甚至提高，这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无实际经济意义。应当注意到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说明：“从社会的角度看，劳动生产率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1］578－579显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表现为活劳动和生产资料（物化劳动）的节约。
我国的经济活动已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国内商品价值会转化为国际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国际价值”的概念和原理。决定国际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各参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国内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较少的国内价值可还原为较多的国际价值，增加收入；反之，国内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较多的国内价值只能被算作较少的国际价值，减少收入。因此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重视与遵循国际价值的原理与规律，力求降低国内成本，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
3．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提出的一些原理与规律，如果抽去其资本主义的特定关系，对社会主义也有意义
马克思研究资本积累问题时，提出了决定积累量的诸因素。其中第一个因素即提高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当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生产中应重视提高剩余产品率，这才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与积累率。第二个因素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仅会提高剩余产品率，而且由于商品价值下降，在消费基金减少、消费资料量增加的情况下，积累基金也可以增加。而且，即使在资本价值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的物质规模也可以扩大。由于生产资料价值的降低，技术含量增加，原有的机器、工具等会由效率更高、更便宜的新的机器、工具所取代。第三个因素是“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增大，可以增加积累。这实际上是讲折旧基金用于扩大生产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来说，马克思所阐述的这些积累因素是同样适用的。
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对于说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工农业差别及绝对地租等问题，具有理论前提的意义。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在某些方面，或轻或重地也会在我国出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市场经济中，会出现结构性矛盾，就业的难度增大。我国近些年来出现的失业、下岗人员增多，是实行市场经济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考虑到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而劳动密集型则有机构成低，就业岗位多，我国需要处理好产业结构升级中不同类型产业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高低不同的企业，利润率高低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引起资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理论界把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看作是资本主义范畴与关系。在当前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在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的作用下，也应形成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如果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先进行业利润率低，而有机构成低生产技术落后的行业反而利润率高，就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利于科技进步和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的理论，分析了加速资本循环与周转的经济意义。我国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也需要加快资金周转。而加速周转的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二篇中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比如，缩短产品经历的劳动时间、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减少原材料的储备，缩短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的差距等。生产时间一般会超过劳动时间，如农作物的生产时间多于劳动时间，葡萄酒在窖中发酵，劳动过程中断但仍处于生产过程，制造厂的劳动材料需经化学作用或自然力作用时间，不属于劳动时间。“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要“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4］141缩短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间，可以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流通时间的长短，制约着生产资本执行职能规模的缩小或扩大。加速资金周转可节省生产费用与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包含着社会化再生产的一些一般原理。诸如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及其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原理；还有社会再生产中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原理等。这些原理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而且更要自觉地遵守与发展这些原理。关于外延与内涵的再生产原理，我国经济学界经常引用和应用。但存在着不完整、不准确的理解情况。马克思曾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论及外延或内涵的扩大问题。一是从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的论述：“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4］192有的学者只把这段话的特定说明作为外延与内涵扩大的界定，把场所的扩大与效率的提高截然分开，似乎有生产场所的扩大，就没有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反之，有效率的提高，就没有场所的扩大。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不是这样。我国的上海宝钢建设，高速公路的日益扩大，既有场所的扩大，又有效率的提高。因为这不属于折旧基金的利用，而是追加投资用于新建企业与工程。
马克思还从剩余价值用作追加资本的另一个角度论述外延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问题：“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在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4］256添设新工厂“是外延扩大”，但并不妨碍它利用最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是投资形式上的外延扩大，经营方式上的外延与内涵并举。这里把追加投资用于原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视为内涵扩大，但可以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只增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规模扩大了，但没有效率的提高；二是进行技术改造与革新，增添先进机器设备，提高效率。不要把外延同粗放经营等同，把内涵同集约经营等同。
马克思关于商品经营资本、生息资本、利息率、信用和虚拟资本、银行资本、汇兑率、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建筑地段地租等方面的经济理论与思想，撇开其资本主义关系，其中的许多原理也适用于考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的相关经济。
4．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生产等问题时，对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趋势所做的预见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社会主义具有直接意义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著，但他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散见于其多种著作中。《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论述，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历史阶段：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划分或设想是一种科学预见，已经为社会历史所证实。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显然指的是过渡到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可见，无论哪一种经济成分，在它还能容纳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是不应灭亡的，人为地去消灭它，会自食苦果，最终还得恢复和发展它。我国对待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了这一真理。
马克思设想和预见到社会主义的一些经济和社会特征。马克思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中，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要以生产力和物质条件的发展为“现实基础”。［1］679马克思在论述由社会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要条件时，提及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可见，马克思强调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不是仅仅从人文的角度去考虑，而且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联系在一起的。再比如，社会主义的要求和任务之一，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们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是很明确并作过突出论述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说：在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5］222这里，把迅速发展生产力作为必要条件，把共同富裕作为目的。
搞社会主义不能离开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归劳动群众所有的公有制。《资本论》中提出生产资料共同占有，重新建立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很重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所有制问题，并把所有制看作是一定社会制度的基础，主张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马克思在《土地国有化》一文中，明确提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他指出，生产资料的公有，将彻底消灭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并最终消灭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行公有制才能消灭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一些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完全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但不能忽视国有制的作用，也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制功能来界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制功能。社会主义的国有制经济，是保证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全社会利益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说：“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体利益。”［6］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十分必要，它对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和多种形式的私有制经济，起一种引导、导向和领导的作用。
马克思还论述了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运行按需要进行计划调节，增强计划性与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与自发性等问题，还特别论述：“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5］120这表明，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共同生产中，合理地进行劳动资源（包括活劳动与物化劳动）配置，节约劳动时间，是比以往社会更为重要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节约和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休闲时间，有利于人们从事自己所需要的各种活动，有利于各个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但这首先要以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为条件。
三、结语
《资本论》所提供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它的某些原理，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当作凝固不变的教条。但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会尊重《资本论》的学术地位和生命力。对待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要有两方面并重的态度。一方面，要继承、坚持与运用，因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它不是宗教教义，而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它的经济学说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和揭示经济规律的方法。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和分析国内外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实际经济情况，而不拘泥于他在一定情况下所做的个别论断和具体结论。马克思自己就讲，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定未来，我不主张我们树立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不能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洪银兴教授等人的新著《〈资本论〉的现代解析》，立足马克思经济原理，又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地挖掘和研究。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对我国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洪银兴教授不仅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资本论》，而且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西方经济学，同时还一直关注并思索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经济改革。在这样的知识结构和时代背景下，对《资本论》进行现代解析显然是会卓有成效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而且要联系当今社会经济实践来发展，要与时俱进。坚持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不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是，如果脱离现实而一味地从本本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同样不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资本论〉的现代解析》正是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该书是专门挖掘马克思建设新社会理论和思想的著作，书中所揭示的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和思想在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是没有提及的。该书的结构与内容，不仅考虑到《资本论》本身的逻辑体系，而且考虑到现时代的实际、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现实的理论需要和现代经济学发展的特征。我相信，读者会对这本源于实践又与《资本论》逻辑紧密联系的著作备感新颖和兴趣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6－417.
《资本论》所提供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它的某些原理，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当作凝固不变的教条。但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会尊重《资本论》的学术地位和生命力。对待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要有两方面并重的态度。一方面，要继承、坚持与运用，因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它不是宗教教义，而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它的经济学说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和揭示经济规律的方法。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和分析国内外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实际经济情况，而不拘泥于他在一定情况下所做的个别论断和具体结论。马克思自己就讲，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定未来，我不主张我们树立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不能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洪银兴教授等人的新著《〈资本论〉的现代解析》，立足马克思经济原理，又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地挖掘和研究。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对我国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洪银兴教授不仅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资本论》，而且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西方经济学，同时还一直关注并思索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经济改革。在这样的知识结构和时代背景下，对《资本论》进行现代解析显然是会卓有成效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而且要联系当今社会经济实践来发展，要与时俱进。坚持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不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是，如果脱离现实而一味地从本本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同样不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资本论〉的现代解析》正是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该书是专门挖掘马克思建设新社会理论和思想的著作，书中所揭示的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和思想在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是没有提及的。该书的结构与内容，不仅考虑到《资本论》本身的逻辑体系，而且考虑到现时代的实际、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现实的理论需要和现代经济学发展的特征。我相信，读者会对这本源于实践又与《资本论》逻辑紧密联系的著作备感新颖和兴趣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6－417.
The Guidance of The Capital in Modern Society
——A Discourse of A Modern Paraphrase of The Capital by Hong Yinxing，et al.
WEI Xinghua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Marx' The Capital, published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still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 for us to better know the capitalism or to construct the socialism. Marx studied the issues of capitalismtosocialism transition, and analyzed such general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rules as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step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its law and labour theory of value, which are really universal in all forms of society. Put forth by Marx in The Capital, these principles and rules, though originally being of capitalism, are also applicable in socialism. Most importantly, the forecast of trend about the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ception of future socialism have direct impact o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Capital; economic principles; capitalism; socialism
Key words: The Capital; economic principles; capitalism; socialism
(责任编辑 江静)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