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大墙之内——中国见闻录

大墙之内——中国见闻录

作者:(英) 考林•萨布伦 著/梅子满 译

首都
    
     那个短暂的夜晚过后,太阳从一个让人觉得如此遥远陌生的国度的上空升起,使得坐在我边上的那位双手紧抱于胸部的女士,也忍不住将身子往前努去,并且低抑地喊道“噢,噢!”整整三个小时,我们都一直趴在机窗上,伸长脖子往外看,昆仑山和西喜马拉雅山闪烁着皑皑白雪的莹光,然后消逝于骆驼色的群山(mountains)之间,接着群山一头扎进了绵绵的丘陵(hills)之中,而后丘陵也将自己藏在了塔克拉玛干盆地这一陆地最深的稀水区。然后,飞机突然北折,只见天山如刀片般拱出云层,冉冉升起的太阳将它渲染得一片粉红,景致美仑美焕。接着是这些也消逝了,我们正飞行于蒙古和戈壁沙漠的南缘的上空。到目前为止,在这片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度里,我们仍未发现有生命活动的迹象。
     其国家之辽阔,似乎让这位女士感到稍许的震惊。她问道:“你是独自一个人出来旅行吗?”她年轻,且具有传统之美。惟有她那黄污的牙齿,暗示了某种较其衣着更为贫穷的历史。她想不出我会去中国的哪些地方,并且——私底下在猜——为什么要到中国来。
     但我自己也几乎难以回答出为什么。开放的中国无可忍受地撩拔着我的心。这就象在一幢已经住了一辈子的房子里,突然发现了一个新房间一样。五年前,要进入这个国家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今天,几乎整个国家都可以让旅行者自行深入其中。超过250个城市和地区在突然间开放,穿梭其间的火车、轮船和汽车,为你提供了各种消失于这片未开化的土地中的方式。我的计划是几乎随意地走上万把英里,以十字交叉的方式纵横穿越典型的中国(不包括西藏和满洲),沿湄公河深入到毗邻缅甸的部落地区,接着到达东喜玛拉雅,然后顺着长城走至其在遥远的西北的尽头。
     不过对这位女士,我只是带点难为情(因为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够见到其祖国的那么多地方)地回答说:“我想去北京和上海,也许还会去扬子江边看看,然后去广东和……”
     她一成不变地笑着。也许她还在寻思:这个背着个土里土气的帆布色(我曾不小心将它掉到过她的脚上),不随团旅行的老外能对她的国家有什么了解。不过,她本人又知道了些什么呢?
     甚至在孩提时代——一段充满着强烈而善变的想象的时光——,我的中国概念就已充满了矛盾和扭曲。其颜色甚至在那时就已变幻不定,难以捉摸。充溢着飘渺的香味,满是异国情调的奇特礼仪。朝鲜战争期间,我所在的预科学校中,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中国的暴行。“你听说了最近中国人犯下的暴行了吗?”在出奇不意地将别人的胳膊或脖子扭到一边之前,我的同学就会这样问。中国人毕竟是些发育迟缓、肤黄、彼此相像的人民。众多的人口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变得湮然无名。他们不是完全的人类。不过对我而言,他们的风景也已消解为瀑布的雾气和扭着身子的松树——那些卷轴山水画上的香格里拉——,而我心目中的中国人概念,则包含着许多似是而非的,与某种猪尾巴辫子和长袍马褂联在一块的滑稽因素。无论如何,中国都实在太遥不可及了,远得都无法击碎我对它的这些印象。它是――而且依然是——闪烁着迷人光芒的困惑。
     人们关于异国的想像,常充满诸如此类已被深埋于心底的沉积因素,这些因素即使在阅历或常识已将它们冲淡时,也照样会在你心中继续绯徊。现在——我们正飞行于断续相连的戈壁干旱大草原——,我心中另外一层思绪的地层覆盖了起初的中国概念。在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专制制度中,中国人不仅经历了专制统治的巨大恐怖,而且还把自己——上亿的中国人——也打造成为折磨他们自己的工具。整个国家陷于一场空前绝后的恐惧之中。一百万人被杀死;三千多万人遭到残酷的迫害,不知有几百万人被活活饿死。然而,比数字更让人震惊的是那些精致的刑罚手段——光光一个省就有75种不同的折磨人的方法——,我从未敢想像,现在这个国家会不尾随着一个悲惨的问号。
     这位女士正在翻检她的手提包。我们身后的座位上,懒散地坐着群北京商人,他们敞着衬衫的口子,闭着眼睛。一个愚蠢的念头突然紧紧攫住了我:他们每个人都对我隐瞒着某个秘密――某个简单至极却又极富启发意味的秘密。因为那正是外国人对中国着迷之所在。在每时每刻,每一角落,“他们是谁”这个问题都会自心底喷涌而出,搅得我心神不宁。他们为何能如此活着?他们为何如待他们过去的那些事情?还有,他们,这个既诞生了优美的诗篇和精致的中国画,同时也滋生了残忍的民族,是否有稍许的变化?
     十亿不可理喻的人民!
     现在在我们下面的,最后的群山,正往东南方向斜出内蒙古,进入巨大的黄河冲积扇盆地。我从飞机上可以看到高原和平原之间,农业生产的贫脊区和富产区之间的分野,我甚至完全可以用铅笔,在地球经纬仪上垂直地将其标示出来。往西为棕色,往东为绿色。
     再过半小时,我们便将踏上旧时称为北平的北京。也许是这最后的空中时刻有助于将我们从彼此的沉默中解脱出来吧,我开始同这位女士聊起了文化大革命。她困惑地转过脸来问我:“在西方,你们如何看待毛泽东?”
     我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不过不近人情。
     她冷冷地丢回来一句:“没错。他犯了些错误。”
     错误!——他导致了超过一千六百万人民的死亡。有时他对待和谈论人民的方式,就如同他们只是一幅理想的棋盘上被遗弃的棋子。她却说是错误!同俄罗人谈论斯大林的方式如出一辙。我绷着脸说道――我感觉这也许将是我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发泄对中国的怒气了――:“所有那些被他加在你的人民身上的苦难,你如何能忘却?”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我认为他已成了魔鬼。”
     她的表情归于平静,眼睛盯着别处。以前她似乎从未想过这档事。于是她简单地回了一句:“是的。”
     我莫名地感到有些尴尬。不管她的“是的”意指何物,但她的语调——遥远的,仿佛在承认一件完全与无己关的事情——却是我所不能理解。她紧了紧自己的安全带。我说道:“当然这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
     我们西方人!我想,我们西方人看上去一定是稀奇古怪的,带有明显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神气,粗俗的富有和多愁善感。有人告诉过我,中国人发现我们的一双大脚丫子和大鼻子很笨拙,还有,对他们而言我们身上散发着臭味。于是,我不无歉意地问这位女士:“我们身上是不是有臭味?”
     她那白皙得仿佛一下子就会破碎的脸,再次微笑地转向我:“是的,当然。”
     我大受挫折。“很重吗?”
     “当然。无时无刻。”
     我以为她那僵硬的笑容是在掩饰她的尴尬。我最后,我想找个台阶让自己下来:“我臭吗?”
     “没错。”
     话已出口,想收回已为时太晚。“什么感觉?”
     “什么?”
     “什么感觉?我身上发出什么味道?”
     “哦!”她猛地把头埋进双手之间,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味道(smell),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微笑(smile)!”她那银铃般的大笑,让她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无法完整地讲出话来。接下来她说:“只是在夏天会有。西方人比中国人会出汗。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不,你没有……臭味。不,真的……没有……。”
     我们的飞机正准备着陆。
    
     有种非人格的和未结束的东西,弥漫于这整个大都市北京。我老感到自己所置身的,根本不是一座城市,而不过是,一个也许有一天会在那里崛起一座城市的建筑工地。我漫无目的地徘徊于它的街头,寻找那本无存其中的精神内核。穿过它的沥青沙石铺成的条条大路,矗立于你的面前的是,方方正正的住宅楼和苏联风格的公共机构,就像扑克牌的盒子一样了无特征可言。沿它们而植的法国梧桐和银色白杨,在无比辽远的天空下显得黯然失色。我觉得自己如同被置换出了另一个首都。——一个想像的城市,帝国时代的北平,那城墙那寺庙都已轰然远遁。
     沿着静谧的街道,公共汽车蠕动在穿着橄榄绿或蓝色工作服,性别特征不显的人群中。上百万剪着男式发型,被香烟熏黄了牙齿的工人,从拥挤不堪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中上上下下,每个人都做出一幅怪模样。与此同时,那些面有菜色的女孩,用橡皮圈扎着她们的辫子或者马尾发,成群结队地沿着特定的路线骑着车,个个表情严肃。看着一张张经过我面前的脸,我很怀疑自己是否能够逐步地了解他们。他们仿佛暗合着西方的一句格言:不可理解,众皆相类。 人行道在千篇一律绑着带子的帆布鞋和黑布鞋的践踏下,几无噪音。我对着这些“绅士般”的脸微笑着。他们显得很茫然,表情迟顿地对我回以一笑。没人过来与我搭话。
     就连这城市的轮廓也越来越让人模模糊糊地感到陌生。发明了罗盘的中世纪中国人,根据一种复杂的占卜术设计了他们首都的布局。因此,它的那些从皇帝的内宫出来,并一直延伸到帝国最遥远的边陲的笔直街道和大门,无不象征着帝国的势力范围,它们是那样的宽阔和直挺,马可•波罗惊讶得目瞪口呆地写道,“以致任何一条路,你都可以从起点望到尽头,从一扇门望到另一扇门。
     如今,这墙这门已几乎荡然无存,被推倒于“文化大革命”的骚动中,取而代之的是些象烤肉架一样扩宽为六或八车道的大道,几乎没有汽车在上面行驶。北京城的马路犹如不可废除的法律,切过了胡同小巷和大杂院,一个巨大的理念震动着打破了私人生活的安宁和温馨。
     这些道路是这座城市的脸面。然而它们的表情很空洞。没有什么东西,能惊动它们那孤寂的安宁。似乎整座城市,均是由一根根无比巨大却几近失血的动脉构成,正在为地平线之上的一些心脏提供营养支持。几辆有轨电车和俄式出租车铿锵作声地驶过,偶尔也能见到中国造的“上海”或日本大轿车(但从来没有私人的),同时,随处都可以见到遮着窗帘的麦克达斯(Mecredes)和笨拙的“红旗”牌轿车,载看政府官员们穿梭于住宅区和办公楼之间。除此而外,这些道路便让给了五百万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大军。
     然而当我置身于市中心时,我发现了差别。它们体现于一些显而易见的细枝末节之中。——比如穿着裙子,试着涂口红的姑娘、将成麻袋的香蕉搁在人行道上的集贸市场、堆着廉价衣物的临时货摊,还有怒目相向的争论,和不语的温柔;手挽手走路的女人,轻轻地搭在工友肩上的男人之手。较之于十年前的北京,那时它还僵滞于毛革命的清教主义之中,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而现在,这样的变化随处可见。橱窗已经出现,里面陈列着发型,时装和广告等一切表现更为优雅、更自我化、更人道的多样生活的信息。街道两侧的广告牌上,诉求于现代化或计划生活的广告标语,则经常会被诸如“蜂花牌肥皂液”或“皇太后珍珠膏”或“飞天牌炉具”之类的词汇所打断。
     我离开大街,拐进旁边的小街,于是便走进了迷宫般的小巷和大杂院。这些中国话叫做“胡同”的地方,依然是北京充满生气的肌肉筋骨,一旦你置身其中,那么它在你眼中就会收缩为一个枝蔓丛生的村庄。这里所谓的道路,不过是些五颜六色的空墙和门道,散置着些小作坊和饭馆,每条街最终都是衰朽的即兴之作。层叠的屋顶蜷曲于正在腐朽的屋檐之下。世纪与世纪的时光在此彼此支撑。现代的砖墙已然倒塌,封住了古老的门廊,而那包着锡片或露出里面的松木的扇扇古老大门,则依然转动于精雕细琢的石制门框中。脚下,沥青碎石铺就的人行道,亦已远离那属于另一时代的、巨大而破旧的石板路。稀稀落落地,会有三轮车和自行车的丁当声,如流水般震颤着这里的空气。
     偶尔,我在门廊中闲逛时,会发现它的门是半掩着的,于是我就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杂乱地放着些背篓、盆栽灌木、自行车和鸟笼的大杂院。里面住着三、四户人家。透过为烟熏黑的窗户可隐约地看到他们的空荡荡的卧室和厨房。由玻璃和格子木建成的墙,就象纸一般薄。我猜想一阵大风就能将这些“布景道具” 给一骨脑儿吹走。可是在秋天,风极少会留意到它们。相反的情形是,尿臊味和烂鱼味却久久地在闷热的空气地盘旋,难以散去。
     在这样的路之间,居民们也变得超然世外,成了真正的个体。当他们在小杂货店或小工厂聊天或者买东西时,他们比起他们从中出来的房子,显得不可思议的整洁。而且,他们不再千篇一律。我的脑子里,已能将肤色黄黑的南方人从高大的北京人中区别出来,而且我还能辨认出北方女孩那深栗色的头发。人们将自己超然于环境,成为肖像画:一个双颊亮润的野丫头正拿着根已磨损了的绳子在跳绳;一名男子正用手推车推着他妻子去上班;而此时,我旁边的一位老妇人正跛着她的裹脚蹒跚而行――那双脚还不到六英寸长,断骨在靠近脚踝的地方隆成一个想是很疼的大包,她无谓而虚弱地微笑着。
     我在这里也丧失了隐匿自己身份的权利。有时,在逼仄的小巷尽头,街里人就会从报摊里向我射来令人难堪的眼光,将我细细地打量一遍。我曾试图与三个卖旧书的老头搭话,但他们回给我的,却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我看。而当我排进一家牛奶店外的长队时,听我说话的妇女们只是假假地笑着,并用她们的蓝色取奶证掩在嘴巴上。
     我强压下惊惧之心,而怀疑之心却油然而生:难道这些人是永远不可接近的吗?仿佛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婴孩,我开始渴望和他们建立联系,哪怕是呵斥我一两声也行。一般人称他们自己为“老北京”、“老百姓”(一种对他们中最为普通的一百个姓的暗指)。这个离奇古怪的称呼使人陷于无名状态,似乎很可怕。我漫步于洞开着的大门和窗户,这些小巷子内部朝外开着的孔洞前。但迎接我的,只有沉默、虚空和茫然。在东南亚住过些年头的西方人常说,中国人是不可理喻的。我曾经并不相信,但我也许是错了。在英格兰,充满在我偶然的调查行动中的不断高涨的惊奇,甚至会多于我在其中得到的知识。去年,我曾每天花上几个小时学说(而非写)地道的北京话。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常常听不懂大街上,包围我左右的这种方言。在俄国,一旦击穿了俄国人表面的凶巴巴表情,你就会发现自己身处的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大漩涡。但是在中国的此地,我觉得与俄国并非同一世界。这里的人民更难琢磨,更会抑制自己,也更僵化,彻头彻尾地浸染着古人的斯文——浸染得如此之深,短时内实在难以穿透。我感到了一种由恐惧而生的刺痛。我曾设想,我对中国某些方面的印象就如同一幅幅已经印制好的画面,它们能自行连结成清晰的线索,显出真实的色彩。然而,我现在对此不再抱有信心。
     小巷就象溪流消失于大海那样,涌入了天安门广场。在我所到过的城市广场中,没有一个能象它那样,给我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为了方便官方的管理,每块铺地的大石板都刷上了数字,一排大约有五百多块,而整个广场则可能有五十万块。与其称之为广场,毋宁呼之为石场――一个占地一百英亩的空荡荡的,由远处矗立着的建筑物圈起来的石头场。其东侧和西侧(这座通过占卜而建的城市的居民,总是以罗盘来定方向),人民大会堂和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延展于一道实用性的柱廊中,这是《中苏友好协定》期间留下的遗迹。雕刻的红旗和黄星低垂于门顶的三角饰区。它们已成为建筑的恐龙,其体积之庞大,使它流于呆滞。其单调的长字形外观,就如同它们置身其中的这座城市,似乎在期待着某种一致性。
     广场北侧则矗立那个巨大的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此宣告了一个新的中国的诞生。它的入口通往神秘的紫禁城。该门也是过去皇帝通过一个镀金凤凰的嘴向外界发布诏令的地方。大门之内,那永远象征着神圣的黄色重檐依旧在树木中间层层叠叠地闪耀着。可是如今,这门上挂上了毛――这最后的皇帝――的肖像,而帝国的城墙则刷上了共产主义者的口号。
     就是在这个地方,红卫兵的“百万雄师”,曾在狂涛怒海般的红旗和挥舞的小册子中崇拜他,然后冲向各处闹革命。同是在这个地方,十年以后,那些憎恨毛的专制的群众挑畔性地涌进了广场,将花圈堆成了山以纪念周恩来。而后,当花圈在一夜之间被收走的时候,群众爆发了一场后遭残酷镇压的骚乱,进行了愤怒的反击。
     正当我在广场的一个入口处闲逛时,有位面有凄色的男子和我搭上了话。他眼镜后面望着我的眼睛非常近视,我还以为他认错人了。他说英语时,有些犹豫和古怪。
     “对不起,先生。”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想不想做点买卖?”即使是站着,他看上去也仍然具有某种让人感到危险的不协调性。他的双腿似乎正在弯曲。“我想去美国求学。”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套三枚的铜币,一根脏兮兮的绳子穿过中间的钱孔,将它们串在一起。“这些是唐朝的,”他说,“你想买古懂吗?”
     “你怎么得到的?”
     “从河南洛阳来的,”他的脸凑近我,死气的苍白,“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我盯着他。他看上去很虚弱。颧骨突起,脸颊因饥饿深陷成两个月牙形的洞。也许有38岁,不过已经显老了。
     我矜持地说:“我不想买。”我不需要这些东西,而且将它们带出中国是违法的。
     他把脸往我这边凑得更近了,呼吸有些急促。“我要到美国去,那边有种特殊的课程。我需要250美元。我需要……这些钱币可确实是真的。”他可怜兮兮地在指掌间拨弄着它们。“一些农民挖出了这些钱币。他们是我的朋友。”
     “在学校里结识的?”
     “不错,老同学。”
     我现在明白了。他是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离开高中和大学的最后一批青年人中的一位。他们中,一些人被永远地遗弃在了乡下;另外一些回城了,却徘徊于失业与小小的犯罪活动之间。成千上万健壮的年青人,他们是那极度的集体疯狂之体现者,将永久地保留着和另外几代人之间的裂缝,直到他们逝世。
     此人过得已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好多了。他现在是洛阳的一名初级数学教师,而他的同学却早就在犁着那布满岩石的田地了。他依然在追逐他的大学之梦。“10美元3枚。麻烦你了吗?”“但我身上没带美元。”
     一种沮丧的、带点自卫意味的表情爬上他的脸,这表情让我想起了西方的退学者。——可是在中国没人愿意退学。是体制让他退了学。我低头看了一眼他的宽松下垂的裤子,和有些磨损的凉鞋。我身上带了些中国的现钞,但觉得不好意思给他。“也许你会找到一个美国人的。”
     “我碰不到。”
     他自个儿将价钱降到了2美元。我开始有些不相信他了。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也许根本不是一名老师,而仅仅是成千上万非法地离弃乡下,回到城市的“前学生”之一。这些人无法找到工作,又不再年青,只好贩卖假古懂,如此而已。他身上有一种会刺伤人的伪斯文。
     几乎在他微微地弯腰,说道“对不起”,我还没来得及说点什么的时候,他就晃悠着瘦弱的双腿走开了。
    
     我租的房子是外国人所能入住的房子中,典型的最便宜之所。北京已被视为旅游城市,众多林立的宾馆,都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旅行团。为数极少的“游兵散勇”——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澳洲、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的学生背包族——,则不得不挤在其南郊的一个破烂不堪的招待所中。不过,自古相袭的冷漠,依然在我们和中国旅行者之间划出了道道。这里没有一个中国旅行者。事实上,一个外国人完全有可能做到,即使周游中国,也没和中国人挨着坐过。这种隔离的情形,反复地出现于轮船和火车上,因为外国人占据着更加舒适的卧铺和座位;也出现在饭店里,因为他们总是被引到豪华的包间里就餐;甚至在商店里,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上个世纪,西方殖民者设置了这种令人憎恶的区分,但如今中国人似乎通过某种受虐式的习惯性反应,重新将它加到了自己头上。
     事实上,这些“篱笆”源于一种掺杂了其对立面的古老的自尊情结。这个对立面,包括了中国人捍卫其文化独特性的深层心理直觉,也混合着他们自己对宽以待人的自豪, 兼以通过在瞬间得知西方在物质上超过他们时,所产生的那份无时不在的荒谬的恐惧感。然而当这一情结遭遇单个的外国游客,当这位游客徘徊在当地的饭店、茶馆,闯进火车车厢中最穷的人群中时,它就轰然坍塌了,甚至于,看不出有任何表明其存在过的迹像,直到那模糊的记忆再次光临他们的脑海为止。
     甚至在我住的宾馆里,这种情结也正在消失。宾馆的大堂及环绕的门廊,与那已灰飞烟灭的朝廷的景象颇为相像,层层叠叠的蚂蚁在墙上来回穿梭。在我隔壁房间,沸腾的水在水壶中喷着热气,正透过一扇破门急促而响亮地鸣叫不已。此处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很独特的中国味道,在我周游中国时皆和我如影随形,它有可能发散自那段中国人不断发福的年代。
     我的被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无可排遣。态度冷漠的员工——在每个接待处的桌子后面咯咯发笑的两位女孩——拿着工资在给我们这些顾客脸色看。背包族他们互相瞧不起。绝大多数背色族的举动,都全然将北京当成了悉尼或汉堡的郊区,对两者间的差异不是大动肝火就是无动于衷。他们在我房间时的谈话,主题老是围着物价打转,而非谈他们对北京的陌生和兴趣所在。我们和中国人,就如自助旅行团的成员那样形同路人。就连那餐厅也不得不给我们做起了可怜的西餐。
     从外观上看,北京有如村庄般僵滞。没有电话号码薄,也鲜有街区示意图。出租车很少或不情愿移动,而公交车则挤得快要爆炸了。买火车票可能得花去一个早晨的时间。似乎有种合力正在阻止整个北京人的流动。唯一省事的,就是呆在原地不动。
     我租了辆自行车,闪到街上,晃悠于车道上那流动迟缓的自行车洪流中。有些自行车加上了婴儿坐的侧斗或是供老太太坐的后托,有的则干脆改造成了黄包车的模样。不过,绝大部分车的外观都近乎一致。没有车灯,马达亦无齿轮(我骑的那辆连刹车也没有)。这似幻似真,梦一般的洪流让人心醉。所有的人都缓缓地移动着。在十字路口,我们或是和那些一声不吭的捣蛋鬼一起悄悄地从别人身边滑过,或是一起堵住那些迂回绕道者,或是将那些快乐的行人淹没在我们迟缓的丁当声中。
     年轻的妇女身上穿的衣服,羞答答地补着块补丁。牛仔服和草帽已开始时兴。她们裙子之下踩着脚踏板的大腿,不时会露出及膝的长统袜。晶亮的发饰正当流行。
     在清晨或黄昏时分,路上的骑车族会汇成一条受堵的洪流,而外观破旧的公交车则几百辆首尾相衔接成长龙。不过开头几天,这些街道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却依然是行人出奇地少。男人们都随意地蜷缩在草坪或树荫下睡觉,或者四仰八叉地躺在停着的货车上面。在这座清教徒式的城市——故宫——的城墙之下,一位妇人正蹲着将衣服从肩膀处往后撩,先是将婴儿晃到一边的奶子,接着又换到另一边。在她旁边,睡着一名乞丐,黑乎乎的脏手依然拿着个杯子向人乞要施舍,而另一只手则手掌向上,松松地揣着数十张乞讨来的钞票。他们边上的一块布告牌上,正在提醒人们要提防交通事故。上面的图片,是一排放在这个城市的殡仪馆中的尸体,昭示出骑车者的粗心大意,一位骑车的姑娘,正死挺挺地躺在血泊和一堆扭曲的钢铁之中。在她的脸部有一个特写镜头。在我往后退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所有这些警戒,无不体现了事物间一种陌生的联系,即个体对于集体所作的贡献,甚至连死亡也带上了这种联系的烙印。
    
     我是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的缆车上,遇到陈的。我们很偶然地坐在了同一张椅子上被升到了半空,因此我们之间没理由不亲近起来。斑纹状的缆绳轻轻地往下滑去,同时在我们面前,香山山顶升起于一片薄雾之中。
     在这个公园里,人们都干些什么。我问道(终于露了一手我那口硬生生的北京话)。
     没干什么,他回答说,然后又加了一句:“这是个拉上女朋友一起来的地方。也许他们会亲吻。”
     他转过脸来,一张孩子气的脸!他的年纪也许在20——40岁之间。其眼镜之上的眉头神经质地上下抽搐。整个人看上去带点让人琢磨不透的顽皮。他说,结婚之前,他就是带着他的女朋友步行到这里的。“你看到那下面的鸟了吗?”――他手指树林间一片闪着阳光的绿色。——“那些是喜鹊。它们意味着会给你带来好运。”
     “真的吗?”
     他挤出一丝微笑。“我也不知道。”
     从我们身边往下降的椅子上,数对夫妻如肖像般坐着,一动也不动。一位年青姑娘紧紧地挽着她男人的手臂,她男人则嗑着葵瓜籽,四下张望,又是咳嗽又是吐痰。两位外地老人从我们身边飞过去,拼命往下瞧,紧张地笑个不停。另一对夫妻则如脱缰般直直地往上窜。他的手紧紧地交叉在一起,而她则紧紧地抓着小包和雨伞,对他抱以清纯的一笑。她的另一面脸颊上赫然地长着块胎记。山上面很响亮地传来《蓝色多瑙河》的轻快旋律。
     与此同时,我也试图将陈的生活拼凑个大概。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我们的话题似乎非常无涉于我们自身。他仿佛是在对着山讲话,我预感一到山顶,他就会走得离我远远的。他是文革时的下放知青,现已经回城并当上了省府机关的一名职员。“但我的许多朋友,他们比我更有才华,却永远无可挽救地给耗掉了”,他说道:“他们在乡下整整呆了七年。而今,他们不过是工厂的工人。”
     我们的缆车低低地滑过地面,紫色的牵牛花和勿忘我在我们的脚下闪过。陈一直将双手压在他那头细密而脏乱的头发上。“好在那些日子已经过去。最好是将它们忘掉。”
     他所表现出来的孩子气,似乎仅仅薄薄地覆盖于他那永久冻土般坚硬冰冷的感情之上。甚至他的笑容,也非真性的流露。他和他的太太及儿子,挤在一个房间里生活。并且和另三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和上百号人合使一部电话。他就在办公室里洗澡。记下他的生活习惯不仅源出于必需。对他而言,更为舒适的渴求依然难以实现,似乎文革已经残忍而强制地实施了一种天然的苦行主义,个人愿望的存在本身就十分危险。不过我相信他雄心勃勃。这些强抑下去的愿望断断续续地爆发在谈话中,表现出来。在那样的时刻,他的眉毛会急促而自虐般地抽搐着,但从中,让人觉不出丝毫的滑稽意味来。
     “我们中国人是个内向的民族。我们不会表露什么。”他双手抱胸。“外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那样做。”
     “你觉得那样做让人讨厌吗?”
     “有时候会。和老外在一块工作的中国人聊起老外来总是说他们很狂傲——,对不起。外国人在这里并非真的令人生厌。不过,有时候人们看到这些人在中国享有特权,他们就会认为这是我们的国家,凭什么外国人要享受更优越的待遇?”他讨厌那专为旅游者和华侨华裔开放的特别宾馆和“友谊商场”,还有那可以买到特供商品的兑换券。“那并不表明我自己就需要这些东西。我不需要。我进过那些友谊商场,我啥也不想买。那些东西不对我的胃口。”他把手飞快地往外推了一下,以此表明他拒绝那些花花绿绿的奢侈品。“我更喜欢实用的东西。实用就行。那不是更好吗?”他的声音忽然提得很高,而且变得很急促。“我认为所有特权和区分在未来几年内,都将清除殆尽。我们会看到这……这……终结的。”他的牙齿咧了出来——,“这不平等的制度。”他顿了顿,在某个危险的东西边上踉跄而行,或许仅是失态而已。
     我开始不自在起来:“也许当我们更为相像时……”
     “我们已经很相像了。我们的青年人日益玩世不恭。他们只想让自己过得好一些。大部分标语已经从街上撤掉。党的工作已经从政治转向了经济。”
     “你是党员?”
     “没错,我为此感到自豪。”他忽然笑了起来。“我们当中,存在着某种完然忘却理想的危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党的原因。”山顶上的薄雾已然退去。我们也快要到了。“你说你是个作家,对吗?因此,将这点写上:我们国家需要党。务必记着……”
    
     这条有着一个奇怪的名字——王府井,“王子府第的井”——的街,露出了斑驳的灰泥和砖块。它的名字表明,这个现在成为北京的购物中心的地方,曾经是皇宫的一条主干道。而街周围的巷子,如“猪市街”、“灯市街”,则让人想起了那久远的,已经改变或消失了的商业气息。
     如今王府井热闹非凡,却风格黯淡,超市和外国商店栉比鳞次。“第一百货商店”的玩具柜上,堆着些裹着粉红色或蓝色皮毛的玩偶,和大量表情呆滞的大熊猫之类的玩具。唯一的军事玩具,是几辆坦克和几枝锡制步枪。在由玩具公交车、货车组成的小方阵中,没有轿车。一群小男孩正用无望,然而恋恋不舍的眼光盯着一只“声控电子甲壳虫”,——这东西得花掉他们父母正常月工资的一半。
     在东风市场的化妆品商店,妇女们将几支唇膏和染睫油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唇膏时兴的是大红大紫这两种极端而简单的颜色。她们没有敢去碰它们。女顾客们只买爽身粉和雪花膏,同时在难以抗拒的沉默中,看营业员演示染睫油的用法。
     在电器经营部,一大堆男的正盯着两台老是停停放放的电视机。被压得吱嘎作响的货架上放满了中国产的盒式录音机,功放及遥控器。许多顾客都是乡下来的农民,他们小心翼翼地购买所要的电器。一位老人最后用姆指点出了一迭50元面值的钞票,买了台价值相当于普通工人6个多月工资的黑白电视机。站柜台的小姑娘板着脸给它扎上了绳子,但老人在拎着它蹒跚离去之前,又从腰里解下了根绳子把它捆了一通。
     由此附近,我进入了北京的核掩蔽工程。它开挖于1969年担心苏联入侵期间,工期持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在每座中国大城市的地表下面,地球都被挖得犹如烂了的乳酪,千疮百孔。我站在一家毫不起眼的服装店中,然后按了一下电钮后,柜台后贴了瓷砖的地板便悄然滑开了,我顺着楼梯下到了一条充满异臭的走廊,被氖光灯和间或出现的枝形吊灯微微地照亮着。在“阿里巴巴”的沉默中,钢门在轻击按钮时滑回原处。再往前,一道由两扇虚设的门构成的地板往下翻落,下面便是由钢板做成的楼阶。我顺着楼阶下到了一个黑成一团、如兔笼般的地方。墙上的湿气闪着微光,水管沿着过道蠕动。空气骤然变冷。
     我走进了一个大厅。那里,有位导游正在做讲解。她不时地会提及一幅靠墙而立的荧光地图。她介绍说,整个城市下面都布满了隧道。在遭遇核打击时,城里的900万居民都能象躲在诺亚方舟里一样迅速躲到地下,而且还可以支撑五天。现在这部分,她说是供地面街道上的所有商店使用的,其中包括2000名店员和估约1万名的游客。它由店主们自行挖掘而成,整个过程未使用机械。里面装有空调,安有发电厂,打有水井。上面有90个不同的秘密入口通往这座迷宫,一家商店一个。她估计只需六分钟时间,就能清空整条大街的所有人。另外还有七个入口,可由这里通到更大的掩体,那里,人们可以从十英里长的市中心迅速躲到地下通道中,或者到达地下铁道,将他们运往十五英里以外的西山。
     这些靠着大量人力硬造出来的奇迹,大约将不断地震撼我,直至让我神经麻木,不再觉得不可思议。在中国历史上,随处可见这种奇迹。那挨着紫禁城和夏宫(颐和园)的巨大湖泊,是由人力一点点地挖出来的;那作为北京最高点的200英尺高的煤山,是由无数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堆起来的。那北京和杭州之间,长达1100英里的大运河是由550万劳力,历时七个世纪才挖掘而成的;那中国第一位皇帝的陵墓,则征募了700,000名工匠和奴隶,从其统治的开始一直干到了他的统治结束;还有那长城……
     我回过神,带着莫名的、不断在心中滋长的沮丧,瞧着这位女导游。放射性尘埃保护体的上端走廊,离地面只有11尺深。只要一颗原子弹,就可以让这座迷宫成为横尸遍地的坟场,残忍得让人不敢多想。
     “可是我们有密不透风的大门,可以隔绝放射性空埃和放射光。”她争辩道,“这些墙都是抗震的。”她的虔诚的辩解中有一种农民般的纯朴。“我们的口号是‘预防灾害的发生’……”
     她也许说得没错。我不清楚。我倒是宽慰地听说,自1979年以来,这石头造出来的“丛林”就已经被改作他用了。现在它里面,有饭店、医院、图书馆、电影院,和上百家宾馆及一家溜冰场;同时地面上的商店也使用它的成千上万个房间,作为仓库和车间。
     我问导游:“你们现在还担心核侵袭吗?”
     她迟疑了一会,然后神情庄重地回答道:“不。”
    
     我感觉,在这座城市的表面之下的某个地方,肯定还存在着一种气息生动的人生,而我却错过了。那个傍晚,我留意到了一扇门,从中进进出出的男人都拿着盥洗袋,头发贴在脑门上——一个公共浴室。被拒斥的感觉,驱使我走了进去。我觉得,这条纹式的浴衣,也许有助于拆除精神上的藩篱。毕竟,人在赤身裸体状态下很难正经得起来。
     我进入排着木床的大堂。床的颜色有如学校的床的浅黄色和淡绿色。隔起来的小间的味道也和学校别无二致。这小间,狭得就象块厚一点的木板,每间都有一个上了锁的壁橱。我察觉到,从无数的床铺上有无数双蒙着毛巾、水雾朦胧的眼睛在追随我。周围的人或是直起身子,或是搓着身子,或是换个姿势盯着我。惊诧的窃窃私语声响成一片。
     我找了个小间,脱下衣服。现在整个澡堂的人都在盯着我看了。包着毛巾的脑袋挤成一团,伸出墙板一个劲地往我这边瞧过来。我对面坐着的是个老头。他那松松垮垮的胸脯和腹部,往下垂成了三条又油又滑的褶皱。他本来是伸出手要去拿一大杯茶的,但看到我后,伸出的手便僵在半空了,同时他的表情也一下子僵在了脸上,只是盯着我看。这个外国人的身子是真的吗——白白的,多毛的(相对而言)带着纹印的躯体?
     我排进了一队拖着脚缓慢移动的浴者之列,手上抓了块毛巾,进入了澡堂。在这间贴着白瓷的大厅里,百来名男子正在淋浴器下搓着肥皂,或是象吸毒鬼那样泡在水汽腾腾的浴池中。每个人都赤身裸体,看上去就像一群小男孩。他们没有西方人那种或是粗大或是松驰的肌肉,也没俄国人那样胖。他们的皮肤没有褶皱,毫无瑕疵。他们无毛的胸脯和狭狭的双肩,几乎像宝石般光滑。他们四肢纤细,轮廓未分。许多人看上去都有些营养不良。
     这个简陋的浴室由三个连在一起的水池组成,它们能够慢慢地自行加温,而且一个比一个热。我犹豫地滑进了最冷的那个,直到把自己淹得只现出一个小小的、亮得有些闪眼的脑袋为止,我希望自己悄无声息地呆在他们中间。然而,水池周围的一溜脑袋却全转过来看着我,幽幽的脸上眼睛睁得无比之大。我们如对虾一般搁在浴池周缘,软软地坐在水中的搁板上。
     空气中水气氤氲,没多久就让人处于一种放纵的懒散之中。我歪斜着脑袋,无思无想地瞧着镶嵌着玻璃的天花板。双脚肆无忌惮地往上跷着。时间停滞。一切都模糊成幻影。而其他的人,他们那眨巴的眼睛也慢成了迟钝的一开一合,他们的交谈亦减为朦胧的睡语。
     我看着水池外面的人。有些人蹲在贴瓷的水池边,以一种奇特然而十分精致的方式往他们的胳肢窝或私处抹肥皂,似乎想洗出其中那极小的跳蚤。而有些人则正站在水龙头下擦洗身子。间或突然地聊上几句,或者用大块的黑色浮石,刮洗他们的双脚。在他们之中,站着几个如鹳鸟般瘦弱的老头。薄如刀片的肩膀突兀显眼,有如饿了已久的跋涉之人。他们以一种可怕的、让人生痛的小心翼翼拖着脚走到浴池边上,下到水中,其状有若进了他们自己的坟墓。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鼓起勇气,滑到那个和我所在的浴池连在一块的浴池。那个池子比我现在这个更深也更热。当我滑进去的时候,我感到水正灼热地烫着我的皮肤。我只能全身一抖一抖地躺在瓷砖上。水汽象皮球一般氤氲于我左右,又一群脑袋转向了我。他们窃窃私语,但他们的双唇却张成了天使般的微笑。他们全都兴奋不已。这里的一切——甚至包括惊讶——都渐渐地变得象是在做梦。
     然后慢慢地,慢慢地,他们全都笑嘻嘻地聚在了我周围。其中一人突然开口说话:“欢迎你。很高兴你能走入我们的浴室。”
     “我愿与你们一起洗个澡。”
     每个人的嘴巴都大张着。露出牙齿,挂着同样的微笑。这些脑袋均微微有些晃动。所有的人,均沿着池缘排成了一溜,还有对我个人的欢迎。我立刻意识到,一个欢迎我的委员会即将选举产生,佳酿正在制造,吐司亦已在准备之中。我想跟他们随意相处的念头,变得非常奇怪可笑。
     我伸过一只脚去,进入那个最热的池子,那个热让人受不了的,被隔成三个浴池大小的盆子的池子。我想缩回去,然而浮动的人头正在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一点一点地,我将自己滑进了一座液体的地狱,立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在我旁边,一个老头在漫不经心地游泳。他看了我一眼,随即不敢相信地眯上了眼睛。然后我们都不可理喻地对视着对方。透过水汽,他的姿势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在长江中游泳的照片。我的眼睛已为水汽所模糊,或许还有些生疼。他的脑袋距我不到两英尺,但很快他就幻化成一种以太般的状貌,有如疵牙裂嘴的傻笑。除了溅出的水声和汩汩的水流声,我耳际边什么声音也没有。在水池外面,四肢伸展地仰着另外一个老头,他的脚趾紧紧地钩住浴池的边缘,其状犹如一位临盆的女人。
     我不知道自己孤伶伶地在那里面躺了多久,反正最后我头晕得实在不行了,便爬了出来。脖子以下全都烧成了木莓般的粉红色。我象只刚孵化出来的某种动物那样,一身天然精致地踩着步子。脚下的瓷砖渐渐冷了下来。门边,两名穿着套靴的男按摩师正在用扎在毛巾中的木块,给人搓洗胸脯和腋窝。脏东西象细流一样顺着身子往下流,前端凝成又厚又黑的水块。我踮着脚尖走过他们,然后走了出来。
     穿衣室犹如陈尸所。神乏气顿的浴者了无生气地躺在床单之下,蒙着头,双腿软软地耷拉在外面。有些人已经入睡,而有些则处在似睡非睡之间。时不时地爆发出一阵或清或浊的咳嗽,宣告了他们短暂的复活。于是,闲聊之声出现了,茶杯欢快地响起了丁当的声音。在中国的公共场合,交流往往是以争论式大吵大嚷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众口一调的嘟哝传入耳朵,听起来就象是某种托辞。有一小群人昏昏欲睡地聚在铅制的痰盂周围。烟灰与痰混合在一起,将之变成一个烤烟色的小水池。另外一些人则在使唤服务员将放着大剪刀的金属托盘拿过来,然后埋头勤快地削起了脚底磨厚了的死皮,扔在地上。
     我一离开,立刻便空出了两张床。我留意到,那个神情严肃,头发水淋淋的人在对我暗示欢迎之意。我随即跟着他走了出去。当我们走过另一扇门时,一群年青的妇女正突然从中疾步而出,然后在大厅的镜子前梳着她们那头长长的乌发。
     “在西方”,这人用英语说道,同时把一张忧郁的脸转向我,“几乎每幢房子都有浴室,是不是?你们已经不需要这样的地方了。”
     我搞不懂他是怎么知道的。——在中国,关于西方的知识是那样的贫乏!
     “我在你们国家呆了三个月,”他说道。
     我们走进一间饭馆。点的汤圆不大一会儿就上来了,在桌上堆成油腻腻的一堆。当我问起他在英伦都干了些什么的时候,他想了许久。邓明 整个儿(甚至他那支着的双肩),都深深地陷于费劲的沉思之中。在我的提问与他的回答间,横着一段巨大的停顿。
     最后他回答说:“我在学电脑。你知道,在我们国家,技术还只是个婴儿!——他把手作杯状覆于一个汤圆之上——“一个极其幼稚的婴儿。”
     思考良久之后,他的语调并无多大变化,因此即使下面的话已讲完许久,他的神色之间亦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幽默或遗憾。“我们得模仿你们的技术。不过在其他事情上——人事,组织——,我们得保留我们自己的。西方的制度在这里并不完全适用。它们不符合我们的观念。”他的神色间,带着些难以探究的困惑。“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这也就是打在我们的整个未来上的一个问号。我们不可能只是找人借些钻头,却把它们装在线锯上来用。不能这样。”
     “你试过吗?”
     “当然。比如,我刚从英国回来那阵子,我就试着在中国移植西方的管理思想。但我们的人民掌握不了。我试过很多……,但……”
     他的思想和语言的机器,在这里戛然打住。他气呼呼地抓起并撕开一个汤圆。
     我问道:“什么东西出错了?”
     又是一段无可测度的停顿。然后他应道:“生活与我们的想法大异其旨。一切都在变慢。”
     “为什么?”
     “人。”
     当然指的是官僚,这中国永久的祸根。这依然是一个老年人的国家。邓明最多才30岁。可是在他沉思的审慎中,乍一见绝难将他视为某种变革或什么的先驱者。不过我猜测自己正困惑于迟钝与愚蠢之间的区别。
     我问道:“英国有让你留恋的东西吗?”
     他过了许久才回答,我差点以为他没听见。他的脸上现出沉浸于美好回忆的表情。“当然有,牛奶派送。”
     “什么?”
     “牛-奶-派-送。我觉得那棒极了。早上起床就有牛奶放在门阶上,真是美妙之事!”他的声音快了起来,渐有生气。“还有出租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打到的士。妙极!”
     “还有吗?”
     “那还用说。彬彬有礼。秩序井然。每个人都对你很有礼貌,然而我们的官员却很粗鲁。”他的声音有点涩。“大多数百姓都憎恨他们。他们傲慢无礼,懒惰不堪。营业员、售票员、国家干部,无一不是如此……”
     我插话道:“我不知道如何能让这种现象不再继续。”我只能设想通过几代人的文化改造,或者通过产生另外的历史。
     但邓明却不紧不慢(对他而言)地说道:“我们将通过……那在西方怎么叫来着?……物质激励。就是这种方式。如果老板需要对业绩负责,那么他就要保证他的员工勤奋工作。此即治病之道。”他的手指喜不自禁地抓上了第三只汤圆。刹那间,他似乎成了一位玩世不恭的中国人,赞同那出于一己之私而操纵人的做法。
     我的视线越过桌子,停在他那长着细密胡须的脸上。毕竟,他也许真的是那种新生之中国的预言者。――此新生的中国将从毛的理想主义的梦魇中杀将而出,走进一个更加务实、觉醒的世界。甚至就在他说这番话时,他的政府亦已在计划进一步放松它对工业的控制,同时促进竞争。
     “这样的日子正在来临,”他说道,“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你知不知道我们‘铁饭碗’这个词表达的意思?它意味着你有一份象我一样旱涝保收的薪水。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和我一样。这种状况毫无希望可言。有时我连着几天坐在桌子前都无所事事。”
     我说:“但很多西方人将中国人设想成工蚁。”
     “工蚁?那是什么玩意儿?”
     “蚂蚁。你知道,蚂蚁的工作只有一件,就是干活。”
     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由于惊讶,声音高了不少。“哈哈哈!不,不……不……”――我默坐良久,笑声才停了下来——“……工蚁……不……哈哈哈……我们绝大多数都坐着无事可干。……不过,这种懒惰正在改变。人们将被迫为他们的工资负起责任来。许多人正富起来。”
     我戏说道:“中国和英国正相像起来……资本主义。”
     一层严霜立即凝在了他的双眼之间,并往上渗去。“可是你们英国犯过错。”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错会指是什么呢?不负责任的政府?剥削工人阶级?私有企业一统天下?“是吗?”
     然而他的回答让人惊讶不已。“国有化。这种方式毫无成效,于事无济。你们的铁路及其他部门,均应该实行私有化。”
     我直视着他。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正在聆听一个古老中国的声音――在中国千年流淌着的声音中,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不过是其中的一声叹息而已。我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抱怨和拘谨:“可是你的国家并不适应现代经济世界。如若你们吸收了,你们将同时要承受西方的干涉……压制和……诸如此类。”
     他略带微笑地望着我。突然间,我(我认为在我们两个中间)似乎比他更年轻,更顽皮,更像个共产主义者。我脱口而出:“你们将释放各种各样的力量。个人需要和欲望。工业的无休止劳作,犯罪。你还记不记得英国?”
     “噢,当然记得。”一丝稍纵即逝的微笑――牛奶派送带来的快乐――爬过他的脸上。“可是犯罪在这里并非是工业主义所致。它源自于无趣,就如同你一样。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只有瞎逛。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不计其数。我认识一个家庭,家里的六位年青人早已习惯于在警察局进进出出了。他们无事可做。但现在我们的政策正在改变,他们已经获得了营业执照,开始贩卖西瓜。而且干得很好,逐渐富裕。许多人都在做着类似的事。他们批发进各式各样的物品——衣服,食品,甚至书籍,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卖出去获利。因此,他们现在满脑袋想的都是钱。一切都在改变。”
     我已觉察到了这一点。你能感觉到整个城市的商业气氛都在激增。城市的某些地方似乎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自由市场,人行道和火车站月台上随处可见兜售牙刷、酸苹果、香蕉什么的小贩。——何处是它的终点?
     邓明陷入了沉思,我则在一边喋喋不休。他的国家是否能够吸收西方的体制却又不出现西方的多元、腐败和自由?
     然而他只是象蛇一样耐心地将头摇过来又晃过去,然后说道:“我们必须找到我们自己的路子。”
     但历史并未表明,每个中国人对西方的弊端皆具有免疫能力,我争辩道。看到国家的贫乏,没人会对西化持怨恨之心,当然他得付出代价。
     邓明回击说:“但我们中国人并非如你所想,我们习惯于奉献。”他郁闷地沉思了片刻。“有些事情会让你们觉得可怕,但对我们而言,成千上万的人均是如此。例如,我们无法像你们那样自由流动,或是拥有很多小孩,我们会由于工作而夫妻分居两地。”他的脸上现出某种让人愉悦的表情,那是一种持久的安祥。
     我问道:“你呢?”
     “我妻子在上海附近的一个政府机关工作。我们已经有六个月未见面了。”
     我健忘而愚蠢地冒出一句:“你就不能换换工作?”
     “在中国你不可能换工作。你得沿着既定的道路一直走下去。”
     “你有小孩吗?”
     “一个。只准生一个。他与我岳父母住在一块,不过很快就要入托了。”
     “入托?”我想起了我自己在预备学校时的苦恼(伯克沙里的荒野,到现在仍让我直犯恶心)。
     我问道:“多大了?”
     “两岁。”
     “才两岁?”
     “够大的了,”邓明回道。
     “他假期怎么过?”
     “他没有假期。我们有时会在周末去看他。倘若我们能教会他明辨事理,就行了。”
     “是嘛?”
     “是的。”他撕起了另一个汤圆。“那就是生活。”
     “确实。”我的声音听起来比他还悲哀。许多事情在中国都是“生活。”
    
     后来,我见识了这种托儿所:几间混凝土的宿舍和教室,稀稀落落地围在一块柏油地周围。尽管我去的时候正值假期,但这个托儿所里仍满是小孩。他们衣服颜色极为鲜艳亮丽,——裤子上则贴着时髦的“米老鼠”图案。女孩的头发上扎着许多细薄的丝带。他们在钢制的斜道和旋转木马上玩耍。几个小孩或是打成一团或是抱成一堆,不过都显得有点无精打采。吃午饭时,他们都坐在一张干净的长桌前的长椅上,有人将羔羊肉和米饭从一个大桶中舀进他们的锡碗中。他们则在一起窃窃私语。
     我被领进一间教室,学生们都坐在小木椅上。地板未作装修,就是泥地。然而墙上倒贴着小孩子们自己画的猴子和熊猫。前面,一位老师奏响了声音细弱的簧风琴,打着节拍,而小孩子则跟着合唱开去。他们的歌声恍若机器鸟的声音,轻松活泼,却无生命气息。
     一阵沉默后,他们均起劲地朝我喊道:“Hello——欢迎!你——好!”
     当我表示感谢时,他们则用尖锐刺耳的合声回应道:“不-用-谢!”
     或许是因为他们眼神流露的那教条般的笑意,他们的脸看上去充满了焦灼和忧郁。他们被教着去以一种近乎完美的合声颂唱那些伤心的、游离于肉体感觉之外的欢迎或再见的歌词。
     我问他们在干什么。
     在老师给了些暗示之后,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在吃——午饭。”
     我问:“你们喜不喜欢吃?”
     老师大声问道:“味道好不好?”孩子们则以高出三倍的声音回答道:“好!”——除了一位正惊讶地瞧着我大得出奇的大脚丫子的小女孩,大家都众口一辞。
     也许身处这群孩子中间我却感到孤寂,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但我真的无法知晓他们的感受。他们那伪饰了的面容,脆弱,如面具,时或显得美丽。他们那黑黑的眉毛如精致的双翅弧弯在前额。他们已经吸收了被中国人视为好孩子的那些行为仪式。在操场上,他们双脚并拢地上下跳动,忸怩地拍着手,或是笨拙地装成害羞状伸开双手。戴着眼镜的老师站在一边,象母亲那样看护着他们,赐赠或收持着所有的爱。
     半小时后,孩子们被安顿在宿舍午休。每个房间,都首尾相衔地放着三十张漆成蓝色的小床。每张床上均叠着一床被子,一块毛巾,还有一个据老师说是填塞着大麦壳的枕头,以防孩子睡姿不当。孩子们旋开床沿的小门,很敏捷地爬了上去。老师们则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住地监视着他们。哪怕最细微的不标准动作也能招来断续的呵斥和指点手戳。一个小女孩未能将毛巾正确地盖到枕头上去。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将他的夹克叠错了。慌忙改正了。一、两分钟后,一切归于平静。于是老师就走开了。
     我等了一会儿,想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不多一会儿,几张小脸带着不服气的神情直勾勾地凝视着床沿。有人冒出一阵咯咯的傻笑。然后又彻底地静了下来。他们的腿翘在铺盖上。大约有一、两分钟,他们从大麦壳的枕头上直直地往上看,然后合上了眼睛。
     在我离开之前,另一个班的孩子——七、八岁——被拉到了操场,说是要表演节目给我看。我给安排在他们前面的一张凳子上就坐,享用绿茶,而他们,则被抹上厚厚的胭脂,穿上传统服装,自觉地排成一队等待演出。于是,当音乐从头顶的扬声器中爆裂而出时,他们踩着就像音乐盒发出的沙哑的华尔兹音乐那样,跳起了舞。他们在沥青地面上轻快地将身子扭成弧状,希离古怪地转动着头、手和修饰着金属丝的袖子。他们如纯洁无瑕的瓷器。在圆帽或丝带之下,他们那抹了胭脂的脸蛋绽放着一成不变的微笑。他们表演的是一种独特的、程式化的宫廷舞蹈、模仿摘花和骑马。他们那穿着靴子的脚踢着步子,将沥青场环成一圈。甚至在模仿战争时,他们那古古怪怪的脸上,也依然印着笑容。只有一次,一个穿着蓝色蒙古族长袍的小男孩茫然于我的出现,竟忘了踩步子。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盯着我看——那长着大耳朵的脸上,表情十分迷醉——,然后就自顾自地跳起了步态舞,让其他人方寸大乱。
     当我离开时,这些可爱的小舞者都跟在我后面,涌向院门,不停地挥手。也许,这种自发的再见是不可能标准的——老师正在后面催促着他们回去——,但最后他们还是一齐冲到了街上,依然在不停地挥手。——一种受过训练的火焰的颜色与他们灰色的房子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场面给人印象深刻、鲜活,而且有些可怕。
    
     公园里的每种动物看上去都昏昏欲睡。一群方唇的犀牛象战舰一样被摔在尘土中。三只熊猫躺在太阳下的铁椅上,毛皮毫无光泽,双臂叠在脸上。参观者试图逗引动物活动起来,但面有怒色的大猩猩只是顾自继续大嚼青草;而大熊猫则呵欠连连,仿佛现实在栅栏前戛然止步,扬子鳄那深褐色的眼睛却茫然无神。
     最能激起人们兴趣的是水族馆。在黑乎乎的走廊两边,悬着一些照亮了的板,人群挤成一堆,看那表情发呆的天堂鱼,或是瞧那身上有银色斜纹的鱼在水箱中游戈。
     我想见识一些中国的特有物种:白唇的鹿,野生的藏驴和金丝猴。我看到,白唇鹿正粗鲁地转动耳朵,拍打眼睛外的小昆虫。它们那白色的双唇,使它们具有一种如画般的安详,似乎还隐隐地带着笑意。而金丝猴则似乎是遁世者。一名男士和他们的小女儿站在笼子边朝它大喊,希翼它能从小木屋中出来。但无济于事。我们的声音夹杂着喜剧般的恳求——先是君子,然后是骗子,最后是暴徒,然而它还是朝木屋转过身去,因此我们只见到了一个忧郁的黑纹背影和一双郁郁不乐的耳朵。
     这位男子很幽默地表示了失望。他说他在北方省份的野外,花了数年时间也未能亲眼见到一只猴子。——而现在他在这里,和猴子声息相闻,可它却不肯赏个脸。
     他和周遭的人群之间,存在某种无声的区别,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尽管我从未刻意地加以区分)。在中国人里头,他算高的,甚至都到了瘦细难看的地步。
     我曾听说,北方有绿毛的无尾猿,看上去就象覆盖着一层地衣。他难道没见过么?
     “我根本什么野生动物都记不得了。”他的手拉着女儿的手,似乎要走,但还是靠回笼子了。周遭没人,只有我们。“山西那边农民剥光了所有的树皮,他们非常之穷。凡是能动的东西,他们都杀来吃掉。他们甚至连建房子的木头都没有。”他的嘴唇一张一合,似乎正在品赏某种苦涩之物,他那语速极快的表达很快就显得非常自然,其话中的说服成分不过是一暂时的让步。他突然问了一句:“你干嘛说北京话?你是教师?”
     “不是。我只是……感兴趣。”我窘迫地意识到,猴子在我们身后的木屋里上下翻腾。这人微笑了。
     “出山西,西北的日子就更艰难了,”他继续说道,“你根本无法想像。才那么一丁点粮食和油。还有令人生畏的寒冬。我记得,我曾见过,祖宗的灵位都被当作木料给重新砌到墙里去了。那时拜祖之俗已遭禁止。——所以那里的人才会将它们视作木料象砖一样地给砌进墙去。”
     “那祖先是不是真的就遭遗忘了?”
     “哦,未必。就算他们已不在祭坛之上,他们也会留在农民的记忆里。”——他用指尖敲打着前额。——“只要有新政策出台,他们就会重新加以恢复。我指的当然不是那些旧灵位,它们早已给烧掉或扔掉。而是说农民会做新的。你知道,一切皆在他们的脑子里,须臾不曾离开。”
     我问道:“你是从西北过来的吗?”不过,我猜想他已经不在那里。那么,他为什么会去那里?他有三十几岁,属于中国最失落的一代的那个年龄段:17,000,000名年青人被下放到了农村。
     “不是。”
     我脱口而出:“那你离开多久了。我指的是在那……期间。”我很小心地流露出对那个名称的憎恶——“文化大革命。”
     “七年了。文化大革命时我很年青。我本应默默忍受。”两句之间,他那城里人的虚饰,已从脸上褪去,脸部肌肉变得拘谨生硬。他前气不搭后语地说道:“我看你对我们的历史很感兴趣。”然后毫无个性地转到我的问题——及他的经历——上。“下放那会儿,我十六岁。在一户农民的两间土房里,我和另外一个如我一般的红卫兵住在一起。我们俩占去一间,而那农民和妻子及四个孩子则挤在另一间里。一张砖砌的大炕(他们都睡在上面)占去了那间房的一半。那就是那里的一切。再加上个猪圈和一点放夜草的小阁楼。那就是我们的境况。”他以一种略带戏剧色彩的语调讲述着。“当然,农民并不欢迎我们。我们不过是几张吃饭的嘴。我们对干农活一窍一通。有几个年头,这户人家都到了饥荒边缘。家里的男当家就思量着卖掉一个女儿——就是病怏怏的那个。我们村里有很多女孩就这样,被当作廉价的媳妇给卖了。一个农民能通过那样方式,也许只花1,000元而非2,000元就可以买个新娘。这些女孩年纪轻轻就给卖掉了。”
     我低头打量着他的女儿。她的脸纯洁天真。她正在扎头带。“有多小?”
     “我记不清了。我好像记得,一个是11岁,另一个才5岁。”她们被送到离家很远的小村子,他说这些童养媳在那里值200磅。这要比尚在襁褓就给杀死好多了。“我听说在其他村子里有女婴被杀死。那相当普遍。农民将她们扔到水里,溺死了事。”他背到后面的手做了个将婴儿扔到池塘里的动作:他的动作逐渐生涩,充满了做作的反感。“你知道,他们连想都不想,只是扔进去了事。他们会说:‘是个女娃,一点用处都没有!’女孩不是传宗接代的后代,你知道。他们不把女孩视为后代,只有男孩才能接续香火。”
     他顿了下来,仿佛在这件事上,有某种令人不快的逻辑。他的小女儿的手依然握在他手中,但她从后面瞧着我们,等着猴子出现。
     “其他村子的人怎么谈论这种事情?”我问道。
     “他们或许都不会作声。他们很理解。毕竟,都是农民。他们不会加以谴责的。只有让干部听到了,男当家才会入狱。”
     “那女人呢?”
     “女人也许没事。男人则被判服更长的刑期。男人五年——女人一年!也许如此,我不清楚。”他突然往上望去,一如刚醒之人。几个人在我们附近走动。“你对中国动物有兴趣?我带你去看扭角羚……”
     他的微笑再次将他放松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快乐的、故作文质彬彬的人。我们从容地迈着步子离开那里,沿一条斜坡到了另一排围墙。也许半是出于无意识,他选了一个游人罕至的所在。他的女儿跪在前面去找扭角羚(无论它是何物),我则试探性地向他询问有关红卫兵的一些事情。1966这个年头,即红卫兵无所畏惧的年份,依然带着一缕天真的遗憾触动着我。我记起了毛泽东的信念:中国人是张白纸,上面可以谱写创造与革命不息的诗篇。
     但是,人们的行动,证明与他的信念大相径庭。1966-1968年间,中国陷于一场可怕的集体疯狂之中。人人自危。干部、医生、老师、科学家——所有这些职业和艺术的精英人士——都遭受了残忍的羞辱,精致的折磨,流放,甚至毒打致死。在中国人特有的“斗争法庭”上,受害人屈服于数百名工人几天或者几个星期,遭受生理和心理上侮辱式的无情折磨。他的每句话都被视为言行不一,他的历史被驳斥得条条缕缕,体无完肤,他的意志遭受摧残,直到有一天他呻吟着“认罪”为止。对外国的畏惧心理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盛行一时。文化生活被委弃于地,如同垃圾。他们身上的多样性和人生妙处均成了犯罪。就连宠物猫和宠物狗也惨遭屠杀——这使得鼠害为患一时。观赏树木和花圃也被连根拔掉。集邮、下棋,养金鱼――无一不是犯罪之举。
     这名男士觉得,那时的他已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依然很清楚地记得那个年代的一切。那时,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毛主席说的话都是正确的,神赐的。我们的头脑空空如也。也许,我们已经疯了。我们根本无所思想。”他盯着空空的笼子。“现在看来,那简直就是场噩梦。”
     我什么反应也没有,因为我对这些实在不是很能理解。他深深地困惑于他的过去。一旦当局默许暴力,他心中竟无力量去阻止自己的举动。我意识到,那种行为模式在中国历史中自古相传。它是一种突发的失控野性,摧毁了一切约束,在中国历史山循环往复地出现。
     那他当时都干了些什么呢?
     当他谈及这一点时,紧张又爬回他的声音中。不过,这并未让他缄默不语,似乎反倒是在迫使他开口说话——在一种纯由回忆,由重新进入他现在视为历史的时光,所引发的紧张中,他成为喃喃自语的“梦游者”,如同换了个人。
     “当我们中有几个人攻击我们的老师时,我那时还在上高中。那些起而攻之的人,皆是些作业挨过老师批评的同学,出于报复心理才那么做的。当然其他同学也加了进去,不过我没有。他们让他饿着,不给他食物与水;然后给他扣上个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斗争’他,直到他忏悔认罪为止。”这些事很具侮辱性,它打破一个人的想像,并且重新制造他的思想——或者,产生幻觉。“不过他没死。他被强制着打扫了几年学校厕所。为了让他看上去滑稽可笑,面目狰狞,他的头发给剃成了十字形。”他以同样的声调补充了一句:“他现在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我有时会去拜访他。”
     “人们相信他们自己所做的忏悔吗?”我对答案毫无思想。
     “不,不很经常,不会。这是件古老、复杂的事情。也许一些学者会认为他们的思想有错误。但大多数人仅仅只是接受批判,然后屈服。”他的身子往前倾了一下,双手同情地在脸前合成杯状,仿佛要从中啜饮点什么似的。然后他目光里满是哀求地向上望去——活脱脱一幅无助地求助的图画。“你知道,忏悔是我们的传统。你得将你的真实感受强压下去。”他的手指缠在脖子上,仿佛在吞咽痛苦,一直要吞到心灵最深处方止。他使整个条理不清的忏悔,看起来就象是一个颠倒过来的字谜,立即变得世故起来。——当我看着他时,我困惑于这种想法,即他的聊天这一活生生的卡莱巴 形式是否和古代的戏剧符号同属一种程式。
     “这就是扭角羚。”我们到了一处标有 Budoras Taxicolour字样的栅栏边,它就站在里面。“我相信它是中国特有的,”他说道。它长着一个古怪的马头,看上去真的象是一些古老的独特物种中的一种,也许只有中国才有。一簇蒙蒙细雨般的毛从它的下巴垂了下来;它的头上顶着一双短而无用的角,象小铁砧一样生在两耳之间。小女孩试图拿糖喂它。
     这名男士对此视若罔闻。“我从来没有跟老师说起这些事情。他也从来没问过我。这很困难。”
     我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能跟我谈起这些?我作为一名外国人,还有我身上的外国规则和价值观念,对他来说也许并不重要的呀。
     接着,这名男士又显出了极度紧张的样子。“那年,我们在街上打了几个人。如果我们头头说‘他是反动分子!揍他!’,我们就上去揍他。”他的嘴唇在牙齿上蠕动,他举起绞在一起的双手,作了个拿着棍子往下劈的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问——这个人或那个人何以是坏蛋。人们说揍他,你就去揍他。事情如此简单。甚至都不是个人行为。”他带着奇怪的恐惧重新经历了过去,甚至并无一丁点感到自己犯了罪的痕迹出现。在他的眼睛里,你可以看到,他所指责的,不过是那条被别人——有罪的人——拿去点燃炸弹的木条。我想起了一位考古学家说过的“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s)和“羞感文化”(shame cultures):“罪感文化”以罪感的内在化为特征,而无论什么地方,“羞感文化”均只强调外部的社会价值,一旦这些价值丧失,一切将陷于混乱之中。毫无疑问,这些价值在下一年会截然不同。但人仍将是一样的人,甚至对他自己来说都不可思议。
     我发现,要直视他的目光很难。我将视线停在这奇形怪状的 Budonas Taxicolon 身上。它的样子绝对滑稽可笑。他继续说道:“有一次我们发现,一名搬运工人在读一本描写爱情的小说。不是色情的那种,只是一个私人化的故事。但这当然是颓废之举。我们想也没想就揍了他一顿,并把书给烧了。然后,他死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不知怎的,我对他的没有破洞的、熨得平平整整的裤子着了迷。一旦剥去他身上的那些社会禁忌之甲,他的内里的自我就会象婴儿一样呈现出来:缺乏意识。我悲哀地担心:那就是中国,抑或只是他一个人?大约也许,这也不再是他了吧。无论如何,孟子所谓人皆共有的自省之心在哪里呢?
     “我们只是其他人的工具,”他说道,“我们都是小孩。我们一无所知。”他的脸只是一幅骨架和一张紧绷着的皮。
     过了一会儿,他拉着女儿走开了,我边走边看着扭角羚吃草。
    
     甚至迄自十三世纪,当忽必烈大汗在紫禁城这个地方建起宫殿时,帝制中国的统治,就几乎无间断地来自这曾经牢不可破的大墙之内。在十五世纪初期,20万人劳作了十余年光景,才把这个圣所建成了今天的形制——一个锁在两英里长的护城河,及城墙中的巨大的正方形朝廷和宫殿。
     即使今天,它也依然与世界上的其他宫殿绝不相类。穿透重重宫墙和泥夯的大门,我象钻地洞一样,沿着150英尺长的宫门,走进了如同铺了石板的草地一样的宫院。环绕它的座座上了漆的木制大殿看上去轻盈欲飞。所有的颜色均非俗常。朱红的大门和柱廊已黯淡为庞贝红或色泽尽失的紫色。橘黄色的穹顶中,叠着瓦片的屋顶层层升起。
     大理石的高台之上,火焰般的颜色只剩下了闪眼的灰白色。这些石头闪着金属样的光芒。雕琢过的栏杆纤巧简洁:没有油漆来打扰它们。往上,有长长的,雕着图案的斜坡通往每座大殿,——皇帝的八抬大轿就在这里起驾,在大理石的石板上,挤挤挨挨地刻着几条龙,乱成一团。
     我沿着皇宫大道往前走,大殿和围墙连在一起,越来越紧凑,也越来越具私人气息。这些建筑的平衡和对称,这些神秘屋顶的层层叠叠的轮廓,散发着一种为凡俗所没有的静谧和祥和。它们的对称和重复,昭示了某种不容更易的秩序。整个宫殿都像是一座相互对称、相互映衬的迷宫。没什么可惊奇的,除了,这整体的静谧祥和与不可思义的同一性。
     我沿着大理石石阶,上了三层高台,到了太和殿。该殿之后,便是中和殿,再后面,则是保和殿。这些名字揭示了古人的一种担忧,即对一种精确平衡的控制。这里,是个无性别的世界。沿着始自御座的中央子午线,皇帝的神圣之光辐射到其统治之疆。宇宙的平衡握于其手。正如玉皇大帝居住在宇宙中心一颗名为紫宸的星宿上,因此他在尘世中的对应物也要受到紫禁城的统治,皇帝的手上连系着天与人。
     在某些日子——冬至,新年或者皇帝的生日,宫里都会举行一种神秘的喊叫仪式。黎明之前,当装满了油的水缸被置于太和殿时,满族的禁卫军和蒙族的旗手就会身着绯红的锻子排成数列,集合在殿下。他们穿着佩有饰物的战服,或蹲着,或骑马,插着翎饰,拿着三角锦旗和仪仗用的矛,如同一支由许多棋手组成的军队。王子们则沿着石阶依次排列,同时宫廷之下,文东武西,各站着十八名官员——在他们之间,则是九品公卿。这些公卿的帽圈的颜色,做工考究的腰带及朝服上的纹章——文官为禽,武官为兽——表明了他们在一个森严的,充满猜疑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他们长袍上的华丽衣扣由水晶或水牛角做成,上面镶着蓝宝石或金子。就纹章而言,武官的独角兽相当于阁僚的满洲鹤;狮子在熊之上,金雉在鸳鸯之上。每种被纹章的动物皆各归其位,被固定在闪闪发光的丝织品上,然后穿在晃着孔雀羽毛的特定官帽之下。
     最后,传令官的声音会传布四方:“万岁驾到,万岁驾到!”于是所有人都按指定的队列和顺序——大学士,军机大臣,朝廷贵人——走到刻在旗石上各自的编号处,朝着空荡荡的御座顿首叩头。然后太监齐声颂起了无人间气息的颂辞。伴着钟罄的击打之声,在铜锣和钗钹合奏的嘈杂声中,这颂歌高高低低,抑扬顿挫。接着,从一间内堂之中,皇帝的黄色辇椅终于出现了,所有的人都跪拜在地,低首看地,而口中则发出祝皇帝长寿的话:“万岁!万岁!万万岁!”——几个世纪以后,同样的声音被用于欢迎毛泽东的出现。
     当匍伏的大臣们抬起头时,他们看见放着龙椅的大殿大门洞开,穿着各式纹章的衣服的侍卫——掌旗手,拿着日月方天戟的官员和握着绣有皇帝的翻腾在云海中的五爪龙旗的旗官——环侍其周。现在,在又高又远的殿顶之上,在侍卫团团包围中,若隐若现于烟雾袅袅的地方,皇帝彻底安祥地端坐于龙椅之上,全身上下一片金黄。
     当音乐再度响起时,整个朝廷的人都行起了跪拜大礼。有几名欧洲人目睹了这一仪式——双膝曲成九十度,前额触到了地上——,但他们并未象描绘永恒的神圣的芭蕾舞那样,来描绘这种奴颜婢膝的奴隶之举。每位蜷缩在丝绸衣服之中的官员,都好像在一种奇怪地混合了高贵与谦卑的状态中,随着音乐节奏而唯唯诺诺。而龙椅——它位于中央子午线上——上的皇帝则面南而坐,双手搁在膝上。绘着蟠龙的柱子和屏风闪闪发亮,环绕其四周。不过,他,“天子”,依然保持一动也不动,甚至连眼皮也没眨一下,就维持了世界的和谐。
     如今,凝视大殿,给人的是却困惑。我感到自己正在舞台背景后面偷窥。皇帝的龙椅依然在高台之上,神圣的装饰品和象征着长生不死的龟鹤铜雕像依然挤在它的旁边。但已经布满尘垢,颜色褪去。在其上方大约一百英尺,平板的天花板隐约可见灰暗的绿色和金黄色。龙椅靠背上刻着的那条呲牙裂嘴的龙,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可怖,毋宁说是可叹。它们缠着柱子的桔黄或银色身子已然黯淡,渐至于模糊难辨,而它们的头也仅凭那怒张的眼睛才能辨识。一层尘垢似乎覆盖了一切。东一处,西一处,上了漆的羊皮纸正剥离于柱子,上面的龙已经由于受潮而腐烂。
     外面,中国的游客正怀着如我一般的震惊心情在各处宫殿走动,不过,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触动着他们。因为,这些宫院,不过是他们生活的传统院落的巨大复制品罢了。就连每座殿边上蹲着的铜狮子狗也不过是他们家里的小福狗(the little Dogs of Fo)——雌的和雄的灶神,现在尚可在一些旧式家庭的大门入口处见到——的翻版。只不过,作为宫殿的保护者,他们的面目要更为狰狞一些罢了。他们的如河水般的髦毛,从圆睁的眼睛和如丝般的眉毛处往后掠去,嘴巴打呵欠般地露出尖尖的犬牙。雄狮像正在玩耍的捣蛋小猫那样拍着个球,而在喂奶的雌狮的爪子下,她的幼狮正翻着背,无望地蠕动。
     当我爬上高台,然后又下来时,我开始觉得很茫然,恍如这些做工精致的系列面孔掩住了一张特殊的面孔,它躲着不肯见我。——最后终于到了内宫。这里的间间房子,曾经久久地徘徊着七千名太监的蹑手蹑脚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的闲聊声,还有妃子们的呵欠声。我穿过蜂巢般的纪念厅、储存间、档案馆,剧院(为了将神吹往上天,整个地是台卷扬机)、假山和昏暗的祭坛——在这里,那位最后的、真正具有游牧血统的皇帝曾经主持黄教的仪式。接着,我周围的这些建筑的名称变得更加夸张。我出了坤安宫,穿过乾清门,进了太极殿和 体元殿。扬声器正在警告人们不要乱丢杂物,并且劈啪作响地放着音乐。我离开了养心殿,未能找到宝华殿及永寿宫。然后道路便逶迤进了种着银杏的古代宫院,宫殿在这里遽然缩为这些小小的,供皇帝日常起居用的房子。因为铺了黑色大理石,房间很暗;窗子是用朱色纸糊成的。屋内摆设也缩为和凡人相宜的尺寸。这些嵌在黑色木框中的窗玻璃,这些奢华的装饰和灯笼——统统都因为一家内部的磕磕绊绊和小把戏而成了“布置道具”(mise-en-scene)。这里,帝王家庭小为一群孱弱的男人和几个专横的女人,天子亦过上了凡人的生活。
    
     紫禁城东北,一桥隔出了两个湖。除了成对的警卫,没人在那边闲荡。北面的湖上,游船挨挨挤挤,几座凉亭掩映在树林中。一座藏式的神殿矗立在近旁的半岛上。神殿下面的凉亭中,挤满了买小饰物和互相拍照留念的游客。
     但靠近桥的地方,情形就不同了。一排木桩竖在那里,不让那些破旧的游船靠近。桥的弧洞已给封死。生活仿佛在这里打住了脚。桥那边,湖水平平地滑入孤寂之中,几角别墅的飞檐在依依的杨柳中依稀可见。所有的那一切,都被砌进坚不可破的围墙之内,它的几个大门都布满了警卫。偶或有汽车进去或出来。
     这就是中南海,今日中国的紫禁城,中国的统治者们就生活在其中。这里,国务院和共产党设有最高机构,他们的领导人占住了湖畔的别墅。不过,从低垂的屋檐和湖水的鳞鳞波光中,什么也看不出来,它们缄默不语。当我从桥上凝视着这棕绿色的湖水时,我的视线正好触着了无数长着大眼睛的灰色鲤鱼的目光,它们的嘴在无声地翕合。
     在充满生气的北海北,唯一的鱼就是快乐的老头在售的金鱼。这种曾经游戈于中国江河中的金鱼,经细致的人工选种后,它们的眼睛就滑稽地突了出来,而身子上的鳍则成了扇形,如同薄纱织就的袖子,新娘礼服后拖着的裙裾。
     入湖的门票还不到一便士。其他地方可以不去。
    
     当西方舞蹈在二战后传入中国时,它只在戴爱莲 周围少数几个人的小圈子里流行。戴爱莲是一位特立尼加(Trinideid的海外华人,当她的祖国发生内战时,她回国投身于革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立了中国的芭蕾舞团。
     我是在美国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她的,不过在她住的地方——一排排象冻土一样立在那里的五层单元楼——,我差点找不到她。这些房子的阳台上都晃着成串的洋葱,挂着装着鸣鸟的笼子,挤挤地放着许多种着蕨类植物的坛坛罐罐,仿佛它们的主人仍在追忆当年胡同里的大杂院生活。在楼与楼之间的空地点,老头们坐在长椅上,做了奶奶的老太太们则在阳光下推着竹制的童车。
     她大约只有五英尺高,由于年纪大了,消瘦了许多。但是她的有一双大眼睛的心形脸庞,她的别着的乌发,和自然流露出的安祥之态,都显示出她是芭蕾这一无国界社区中的一员。她如今住在一套水泥地面的套房里,过着一种俭仆而舒适的生活。在她的起居兼卧室的房间里,一溜地挂着一些,与她如今的生活迥然相异的另一世界的照片——努里耶夫(Nureye)、周恩来和麦而勒•帕克(Merle Park)。
     她创建的芭蕾舞团几乎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共有180名演员。但是,文化大革命刀劈斧砍地打碎了它发展的连续性。当她谈及这一点时,眼睛里仍然流露出了畏惧之色。“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这毒辣的女人很善于伪装自己——她从前是演员——,她把一些荒谬的限制强行加来到我们头上。她觉得有些芭蕾舞动作,例如越步,是资本主义的,因此她头脑简单地取消了这些动作!”她的笑声中仍然夹杂着对之感到匪夷所思的颤音。“实际上,我觉得她有点疯了。”
     她的音调稍稍有些变化,记忆的力量冲决而出。“我们创立的全部剧目被删成两个革命的芭蕾舞剧目——‘红色娘子军’(The Red Detachment of Women)和‘白毛女’(The White-haired Girl)。我的整个舞团——舞蹈的和行政的——陷于一片混乱。”
     那天下午,我见识了其中一个剧目的部分片断。在一个年久失修的剧院里,伴着录音带而非交响乐的音乐,她的团员为我作了表演。黑暗的观众席某处,有一些毛主义者为此大声喝彩。戴爱莲也对这喝彩大感意外。“但我相信它并非出于礼貌,不可能,我不这样认为。他们喝彩,一定只是因为他们已很久没看到那出芭蕾舞剧了。当然她们跳得很好,” ——她的脸温柔了下面——“因为在我不在的那些年头,这出戏我的芭蕾舞演员不知演了多少回。”
     “你不在?”要让人说出那些年头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受了多少苦,实在很困难。但戴爱莲看上去很结实,甚至可称为神采奕奕。
     “江青恨死我了。文化大革命期,我就给逼着去清洗厕所,擦镜子,缝舞鞋。我必须连着干上十天活,然后才允许睡上十二个小时,接着又是十天……他们妄图置我于死地。”她的手捧着脸。“但我活了下来,又给下放到农村干了四年的活。起初我是在地里做农民,接下来又喂起了猪。那是最坏的光景。我的手因为要伸到猪食里量温度,烂了起来,又发烧。有一次,我的脉搏都把不到了,医生认为我已经玩完了。我还是活转了过来,当时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这事听上去很奇怪,但我从不抱着大惊小怪的态度加以怀疑。
     她的声音冷了下来。似乎即使在现在,也没有任何事,可以与过去一样重要。然后她开始发笑。“其实,我很喜欢猪。它们很聪明,事实上,它们比起……好多了……”。她半抬着手。我发现,她的手是如此纤细和光滑:依然是舞蹈演员的手。“那之后,有阵子我身体十分虚弱,我打算自杀。我唯一记挂在心的,是我的养女,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当我身体复元后,便又给派到田里干农活。我和另外一名妇女睡在一间壁橱大小的房间里,因为我们都会打鼾。我不是很经常,可是我肯定消瘦了下去。我们彼此都不睡。”她清脆的笑声滑过并消除了这可笑的难堪之事。“就在那时,我身体变得很虚。由于抗战时露宿于野外,加之在菜地干活时,他们不让我直一下腰子,所以我的背很不好。我佝偻着几乎成了个跛子,必须拄着拐杖走路。于是我再次想到了自杀。我甚至已经想好了如何自杀的办法。”
     她停了下来,留下了一个“如何”的悬念。然后补充说:“但我不能告诉你。那是我的秘密,只有在我需要时,我才会将其公开。”
     我没法笑话她。哪怕是一丝微笑也不应该。
     “最后,”她接着说,“因为想起了我的演员们,我才没死成。我觉得她们需要我。”因此,所有活下去的意志全在于想到一个目标,在于发现死亡的替代物。最后她回到城里。“于是便到了1976年,我们的灾难之年。先是周恩来逝世。然后是朱德大元帅逝世。接着又发生了那场将整个唐山毁于一旦的大地震。就连北京城也有房子倒塌。我的电灯晃得很厉害,都打到天花板了。”她抬头看了一眼破裂的灯罩。“再下来,毛泽东逝世,整个国家疲惫不堪。我相信如果那时苏联入侵的话,后果……”
     但也就是这一年,见证了四人帮的失败,和国家的理性缓慢回苏的曙光。“我的演员早就四分五散了,甚至直到我回到团里,她们才给人记起来,”她回忆道,“那不是她们的过错。她们是被人引上歧途的。不过,团员中有些搞行政的人做了些坏事,他们现在几乎全部死光了。”
     要想完全倒出这背后隐藏着多少痛苦,那是不可能的。许多在文革中活了下来的人,依然与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工作在一起,整个民族都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遗忘和猜疑的“地狱”中。我问道:“你怎么做到回到这里工作的?”
     “哦,因为我的团员!”她说,“她们个个都很棒!我了解她们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我培养她们,训练她们,还在颁奖大会上亲手给她们颁过证书。对于那些制造过麻烦的人,我会告诉他们:‘不管过去如何,我都会一视同仁地对待你们,但你们永远不要让我看到,你们打压其他人!’当然,我们的连续性已经给打破了。我们的脚功很差,许多规则也几乎想不起来了。”她突然站了起来:“我给你看样东西。”她把我带到一小间建在院子前面的,排着一排镜子的工作室里。“我想退休后,在这里教些舞蹈演员——那些有天赋的人。”
     我们看到,有两个人正并排站在镜子前。她个子很小,却很结实,他则显得有些细长难看。我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中国人要想做到自我突出,很难。我们通常克制自己。有时我想,我该把这些镜子都放到一起。它们能使舞蹈者产生自我意识,由此,他们只需改变一下他们的肩姿或脚背,而无需通过调整内心情感,就能产生全新的感觉。”她凝视着她的脚。“她们或是根本没将情感表现出来,或者就是演得过火了,就如同在放纵地表演某种在他们心中肆虐的东西。”
     那一刻,这问题听起来似乎是中国人身上存在的一个深层次问题。
     “当然一切都在好转,在乡下有无数的观众在等着我们。我们一年到头都在各个省巡回演出,我都能想像出反响之热烈的程度。当女英雄‘白毛女’渐渐陷于绝望之中时,台下的老太太们就会颤颤巍巍地从人群中走出来,放好板凳,让她坐下。她们会抢着喊道:‘坐这儿,坐这儿,闺女儿。’她们没错,对她们来说那很正常。她们不过是无法弄清楚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分别而已。有几次,当剧中演反面角色的芭蕾舞演员在街上给人认出来的,他们还挨了呵责,不得不狼狈地跑到某处躲起来。”
     她很高兴。她正在把芭蕾舞设想为一种美的力量,就仿佛它曾经是一种暂时的革命力量一般。现在,“红色娘子军”中挥舞着手枪的芭蕾女演员,已在这种舞蹈的经典样式中黯然消退。在这里,广告、饼干罐和巧克力盒上——戴着王冠或者一身素衣的女公主的熟悉形象重新出现,它是关于优美概念之挥之不去的形象。
    
     一个造就了中国的过去和灾难的人物,就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巨大陵墓中。一星期总有几次,会有一支长长的,如蛇般扭来扭去的“朝圣者”队伍,四人一排,挤满天安门广场边上的过道里,在花岗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绕行,然后突然静了下来,到达毛的陵墓。他们穿着过时的绿色或蓝色衣服,绝大部分来自全国各个省份。人数有几千人之多。
     尽管毛死后,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革命的诗篇依然萦绕在他的陵墓周围。陵墓后面两侧,安放着象征着革命和丰收的如波涛起伏般的士兵,和正在收割的农妇的巨大雕刻。小红书依然高举在手。不过,即使在此,传统也依然如顽疾般表现了出来。120英尺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孔子纪念碑无比相象,陵墓的高台与皇宫里的高台没什么两样,黄色的屋檐与紫禁城里的橘黄色飞檐并无二致。
     当这些“朝圣者”在低短的柱廊中慢慢地往前走时,他们的脚步不知不觉就慢了下来,并且小心翼翼地摘下了帽子。当我们进入真正的陵墓时,我无从知道,面对他们的已死的神灵和迫害者,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交谈时声音压得很低,似乎有某种死亡之钥在压迫着他们。我试着偷听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我听到的唯一东西,却是有关小孩和车票的事。
     我们进入一个大厅,毛的巨幅雕像正在鲜花丛中凝视着我们。我们的双脚在猩红色的地毯上上下交替。两名别着刺刀,皮鞋锃亮的武警一动不动地立于两侧。我们算是真正进了陵墓。
     整个陵墓很通风,也很宽敞,平顶的天花板上,有惨白的灯发出亮光。陵墓内,有电扇在送着风。中央,用绳子圈成一圈,水晶棺看上去很小,而且和临时摆设差不多。它一点也没有红场上,那幽暗恐怖的列宁墓给人的那种折磨人的气氛,而只是静静地躺着。人流分成两段,不得停下脚步。我们在那里仅仅呆了大约半分钟。
     这具不朽的躯体僵直地躺着。在棺罩之下,轮廓不甚分明,只露出了头部。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如同在观赏一件曾经属于人的任何东西。这张下巴叠成两折的脸,有一种惨白的、如象牙般的光泽。他双眼紧闭,头发从高高的前额梳往后面,细密并且几乎是灰白色的。他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宽阔高突的双颊,和鼻子周围及上嘴唇边上的那一丝灰色。它象征着一堆悬而不决的谜。那些被身着便衣的保卫催促着走的人群,也毫无表情。这整个令人不快的“朝圣”仪式似乎是做作之举,仿佛如今的这具尸体仅和历史的灾难联系在一起。中国已经从中摆脱出来。我告诫自己:这个人制造了浩劫,并且改变了人类的四分之一人口。然后当我走进,并走出那个令人敬畏的地方时,我如同穿越了虚空。他整个地看起来,要比我想象的渺小得多。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奇怪。
上海
     这是座残忍之城,其历史丝毫无助于让现在的它显得更加柔媚。它的传统肤浅地根植于欧洲和其自身的贪婪人性中,属于不讲悲悯的商业传统。如今,它依然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和最大的城市。它向居民支付最高的薪金,也让他们承受最昂贵的生活费用。如果说,统治和圈画了北京的,是那一条条空荡荡的大道,那么,上海则被淹没于茫茫人海之中。透过雾气很浓的黄昏,人海构成了一道移动的风景。他们并排沿着人行道往前赶路。他们挤破每条大街,每个广场,象洪水般淹没商场,如暴雨般倾泻于外滩,密密麻麻地挤在条条小巷中。汽车只能一个劲地鸣笛,蠕动着穿过由人肉组成的“浓雾”,而后面则立即为汹涛的人群合上。在地球上没有哪座城市,加尔各答(Calcutta)或者开罗(Cairo),能够如此这般地昭示出生命压倒一切的意义。低矮的南京路上,每天都涌动着上百万人。我想,这,也许就是“群众”一词的意义所在。它根本不是复数(masses)的,而是单数的。它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来来往往。它的容貌酷肖。它拥有一个身份和一种意志。
     上海曾经是“东方的北极星”――一座肮脏的,迷人的无根之城。它现在似乎依然在靠着吮吸,那些在美国和法国统治时期迁入的、雄心勃勃的农民的血肉过活。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不仅仅属于这座城市的12,000,000居民,而且也属于那些来自偏远郊县的工人,下放到农村又偷偷回城的失业者;属于多如蚂蚁的、来自农村的粗俗和结实的男人,和如鳄鱼一般在人海中茫然四顾的游客。
     人群逍遥地闲逛、徘徊。如果说在北方,中国人是惊愕地望着你的话,那么上海人的眼中则闪着投机主义的光芒,他们会捏捏我的衣服,看看我的衬衫是什么料子做的,会神色自若地对我的腕表(数字的?瑞士的还是日本的?)、皮带和鞋子品头论足。我已经渡过长江进入了南方地区:这里的人肤色更黑,身材更瘦却也更有活力。上海人操一口语速很快,丝丝作响的方言。街道似乎就是他们的牌屋。
     当然这个习惯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上海郊区,散布着许多三角形房子和围墙围着的欧式花园。穹顶的窗户俯视着胡同里波纹一样的屋顶,或者消失在殖民主义的意味已无可寻觅的大街中,——那里,钢制的阳台茂盛成一个挂着成串的洗净鲱鱼的丛林。曲折其间的小巷子,也许会与一条通往有着坍塌了的豪宅的宽阔大路相连。我半眯着眼睛,恍若置身于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大城市,到处是刚盖不久的摩天大楼。不过不多一会儿,沿着这条小路拐个弯,这座城市便会重新变得逼仄狭窄,人声鼎沸,或是挤满了货车和三轮人力车,或是一头扎进喧嚣吵闹的作坊。迪肯森(Dickensin)制衣间的门半掩着,妇女们正为了那份微薄的薪水,整日埋头于得得作响的缝纫机旁。接着,这些小巷子会一分为二,成为交通拥挤,空间逼仄的小弄堂。在其中,吵闹声逐渐稀疏成一两声拔打算盘的声音,和自行车铃的丁当声。于是在这里,居民们脱离了人海,成为一张一张的半身晕映像片——男人们正在灰尘中与静如雕像的对手下象棋;某处,两个老太太举着一些破旧的帆布,激动地朝对方低声嚷嚷。
     在外滩附近,这座城市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充满商业气息的过去,仿佛这最后50年根本就未存在过一样。橱窗出现了。街上满是照相馆和美发厅。曾经和毛泽东思想相抵牾的广告板上,正在发布白猫洗衣粉,金莲鞋油和珍珠膏(能最有效地使肌肤保持柔嫩光滑)的广告。金发碧眼白肤的广告女郎,或抚弄着参味可口可乐,或赶时髦地用标明是西方最新出产的产品,轻抚其白色肌肤。皮肤微黑的长发男子或是摆着个地摊,卖些衣服和许多华丽而俗气的小饰品;或是穿着牛仔服,手上拿着根未点上的香烟,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不时地,就会把脸凑到我面前,低声地问我要不要做些在中国是违法的外汇交易,然后便消失了。
     一位蓄着胡须,已经有些显老的小贩子蹲在路灯下,而他的同伴则站在一车衬衫旁边,对着顾客大声吆喝。这人的夹克一直敞到了腰部。他那张黝黑的,带些凶相的脸证实了我的感觉——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局外人:我是因为走马观花,他是因为不幸与苦难。“我37岁,”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年,失去了教育,失去了一切。我原本完全可以不用站在这种地方的。”
     “不过你在赚钱吧?”
     “没错。看看这些人――我们一个月可以赚9,000多块。”9,000多块人民币相当于2,000英磅。
     “货从哪里来?”
     “我们从批发商那边进货。那不是问题。每个人都会知道有人……”
     他们两个人,看上去都非常可怜。然而他们的车子旁边挤满了人,他们正在找钱。他开口说道:“你一定要找准货。时尚很重要,好赚钱。”
     时尚:我极少会想起这个概念。甚至这座城市中,那些主宰着现代时尚的平民百姓,其穿衣法则,似乎也仅仅是服从于方便和习俗。尽管女人们扔掉了那些让人看着就觉得压抑的夹克和裤子,换上了饰边的衣服和短袜,但那仅仅使人觉得,她们似乎正在从事一场令人愉悦的制服改革。当然,这仅仅是一位西方人的幻觉。这人说,宽领衬衫今年正当流行。今年还流行在敞开的外套领子里,露出里面的高领内衣。他还问我,是否注意到了那不声不响地套在女式凉鞋中的长统袜?
     街前面的花安美发厅 外面,一位女孩正在一小堆人群面前,气愤之极地哭个不停。她狠命地扯着头发,似乎想把它们连根拔起。“我只想将头发稍微理一下,烫一烫,……可大家都看看!”她转着头,让大家看那头抖抖的卷发。“我看上去就象……象……那些……”她胡乱地使劲扯着头上的卷发。间或,会出来一位理发师,站在店门口为自己辩护;但人们站在她这一边。我旁边的女孩,嗑嗑巴巴地替我将他们的话翻译成北京话。不久,人就多起来了,有上百人之多。年青人都异口同声地抨击这个美发厅,愤怒的女人们则在一边喝采以示支持。最后经理出来了。
     一名男士喊道:“看看你们做的好事!”“人家不愿意这样,你们得把她的头发重新拉直。”
     这位女孩,这出悲剧的女主角,拿出块法兰绒手帕拭了一下溪流般的眼泪。
     “你懂什么?”经理回嘴骂道,“你懂美容吗?”
     但人群寸步不让。他们开始有些发怒。
     “只需一、两天,头发自然就直了!”经理叫道,“和没烫前一模一样!”
     女孩抽泣道:“我不想等到那时……”
     最后,她哭着,扯着散乱的头发,给大伙儿推进了美容厅,经理不得不作出让步。可是人群依然不肯散去,他们透过窗户继续怒目而视,直到看见女孩安稳地坐在了美发师的椅子上才罢休。
     我朝着那个唯一可能收留我的宾馆——外滩边上一座维多利亚式的破旧房子——逛去。如今它沾自身历史的光,而得以生存。它的那些色泽已经暗淡了的豪华房间,依然在承办中产阶级的婚礼。时不时地,它的门口就会走出一队戴着手套,披着粉红色面纱的新娘队伍。但一走到楼上,它给我的便是一种置身于寄宿学校的感觉。走廊两侧,漆成棕色的护壁板已经磨损,凹凸不平。我的第六感不禁希望在角落看到堆得满满的破烂。而当我打开房间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那瀑布般的球鞋印。然而事实上,这个宾馆里住满了西方的背包族和思念香港的新加坡华人。这些人脾气糟透了。旅途的辛苦,使得这些背包族们极为好斗。在要求什么服务时,他们学到的、那几个仅有的北京方言词便会吆喝而出。中国人讨厌他们。
     那个晚上,老鼠在床上跑动发出的沙沙声,让我一夜未眠。当我在黑暗中摸索进洗浴间时,一名神色慌张的高大男子正在无声地搭一条挂着T恤和丫形汗衫的洗衣绳,——它垂过我的脚背,消失于碎在墙中的门框上。外面,传来收录机播放出的音乐声。我推开薄纱窗帘,往下面看,发现那里竟然是当地文化馆的院子。亮着金黄色的灯光。在院子中央,一群忸忸怩怩的男女正随着《窗里的小狗值几何》(How Much is That Doggie in the Window)的旋律跳着方形舞。这一古怪的场面因为女歌手甜腻腻的歌声(这孩子气的柔和颤音,因为要迎合大家而得到了加强),和摇摇摆摆跳着舞的男女们,互相握着对方的手却从不互相对望的样子,而得到了加强。他们与其说是在跳舞,毋宁说是在从事一项严肃的魔术。
     歌声吱吱呀呀地结束了。想起某些中国烹饪的调料,这种对小狗价钱的询问听起来有种让人感到悲哀的烹调味。我关上窗,回到床上睡觉。
    
     早上,这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海关,让我心底升腾起了一丝令人惊诧的怀乡之情。外滩高大的银行大楼和贸易大厦,就矗立在黄浦江畔,黄浦江在此北流入中国海。那嘀嗒作响的报时钟和科林斯式(Corinthian)或陶立克式(Doric)的外观装修奇特,插着旗杆的大楼,依然回响着它们在二、三十年代的自信。它们已经有整整两代人的时间未加清洗了。大楼的石头隐然呈现出了钢铁的灰色,显得死气沉沉。如今,他们有些许“寂寞无人知”的味道。贴着盥洗室瓷砖,如爱德华七世式(Edwardian)的建筑恐龙,或厚重的摩天大楼——一度是美国之外最高的大楼——随处可见,显得非常突兀。
     当我走在两旁植有樟树的平坦的林荫大道时,心里突然涌出了一阵祖辈留给我们的犯罪感。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英国用武力强行租借了这片土地,从事贸易和移民,一年后,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尾随而至,仿效英国的做法。一时间,一个巨大的国际性殖民地——一个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国际大都会——崛起于黄浦江畔。上海成为享有“亚洲的妓女”(The Whore of Asia)之称的城市:一个制造出饥不裹腹的苦力,百万富翁,娼妓和罪犯的地方。这里,既有成百上千的人一夜暴富,也有成千上万的人露宿于冬日的街头。海外投资、廉价的劳动力、鸦片和敲诈勒索喂肥了它,使得它迅速繁荣起来,同时也滋生了一种污浊的世故。它是一幅行走在荒诞边缘,浓缩人生的讽刺画,一如其热爱并加以展示的好莱坞电影。一边的景象是那些穿着绸衣的黑社会老大,他们身家数百万,在保镖的贴身护卫下,坐在由老式汽车(Old mobiles )组成的车队中,在大街上呼啸而过;另一边的景象是,工厂里如潮水般涌动着的童工,成群结队沿街乞讨的叫化子,和每日从大海这个穷人的天然坟场中冲刷上来的尸体。而此时,兴高采烈的外国人正流连于赛马场,俱乐部,窑子和教堂之间,几乎与这个他们亲手酿成的下层世界完全隔绝。
     因此,毫不奇怪,这个地方也成了共产主义的滋生地。共产党联合了极易激愤的半西式的知识分子和穷得一塌糊涂的无产阶级。1921年,它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次会议的会址如今已被修复,里面依然放着长条椅和茶杯,仿佛那13名代表随时都可能回来。后来,这座城市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和最后的堡垒,不过,竟然大出意料之外地,没有出现反对逮捕“四人帮”的有预谋的骚乱。
     我怀着忏悔之情徘徊于外滩一带。如是想之后,我感觉自己在这些脏兮兮的庞然大物上窥见了一丝没落衰亡的迹象。它们不仅缺乏英联邦的孟买(Bombay)和仰光(Rangoon)建筑的雄伟,而且其外观用作装饰的埃及字母、束棒(它老是让人以为是个不好的符号)及粗短的小柱,也显示出了新古典主义的最后挣扎的迹象。而它们的内部,则五脏六腑俱已患了不治之症。大理石地面和平顶的天花板已经破裂褪色,威严傲慢的大理石亦已脏得不象样子了。
     当然,没有哪座大楼可以保持原样不变。我看到,Jardine, Matheson 大厦已成了一座国营纺织厂;原来的香港和上海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外面,穿着橡皮底帆布鞋的卫兵取代了原先的英国狮子,——它如今是共产党在这座城市的党部所在地。海关大楼顶部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大钟正在奏响“东方红”;在上海俱乐部,那110英尺的曾是世界最长的酒吧里,正在为那些坐在铝椅上的狂喝滥饮的无产者提供酒水。然而,在Cathay Hotel——科沃德爵士(Noel Coward)就是在这里开始剧本《私生活》(Private Lives)的创作的——的一个门厅里,那纤尘不染的玻璃天花板,连同那充满艺术气息的立灯和栏杆,依然散发出它们的迷人魅力。在如今依然在执拗地工作的家俱上,刻着“Gibbons of London and Wolverhampton”字样的铜牌宛然可识。旧式的奥梯斯(Otis)电梯还在颤悠悠地工作,上面挤满了人;在霉迹斑斑的角落里,依然铺着传统的猩红色地毯。晚上,它的夜总会里,爵士乐队演奏的是格列恩•米勒(Glenn Miller)的《在思绪中》(In the Moods),而穿着黑色西服的男士和发型时髦、头戴圆帽的小姐则或是呷着青岛啤酒,或是随着《我现不知道谁在吻她》的旋律有板有眼地跳起了华尔兹。此时,在23层大楼的下面,这个已通过忏悔获救的“亚洲妓女”为了省电,正灯火阑珊。
     翌日早上,当我漫步于黄浦江畔时,我仿佛置身于一个错乱了世纪的地方,或者,一个全民族都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黄浦江面上,由驳船组成的水上商队穿梭如织。驳船两侧挂着轮胎,船尾堆着肮脏的雨蓬,在小山般堆起来的竹席或菠菜下面,船员们一边咳嗽,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地瞎聊。有时,驳船会在古老的花园桥下拐个弯,驶进位于上海北郊的苏州河。但更为经常的是,在开阔的黄浦江面上,它们会象密西西比河上的汽艇那样,游戈于大大小小的拖船和五层高的游船之间。随处可见三万吨级的海轮缓缓地驶入它的深水锚港,而一旁则相安无事地停泊着似乎是属于另一时代的平底帆船,犹如进了另一个时代一般。
     我掏出一个硬币,进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河滨公园,它曾经不让华人与狗入内。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园丁问我的国藉。当我说是英国藉时,他咧开嘴微笑着说了声“欢迎”——这句话曾经应该是我们对他说的。另有一年纪稍大的老头,正仔细地用手指着,在念公园告示碑上铭刻着的那段不甚精确的历史。上面写着:“解放前,这个公园无声地见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统治之下对中国的蹂躏,……为了增加侮辱以伤害中国人,帝国主义者于1885年在此门挂了一块木牌,上书: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老头转过身来,看到了我(口里发出怪声),难堪地呆立良久,他想表示什么,但未果,只是一个劲地嗫嚅不已。他的笔掉在了地上。一些人类学家认为,笑是对于意外的紧张反应,这老头现在是笑得整个身子都抖了起来。他的嘴唇不停地抖动,我感觉,他是想对我说声“早上好”——,然而最终只发出了马嘶般的声音,磕磕绊绊地进了公园。
    
     我有时设想,人是在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才出生的,我老感觉吴教授永远是65岁这个年纪。他有些老态,身体发胖,长了小脓疮的脸上,有一双流露出忧伤而悲悯的目光的眼睛。他的头发洒粉般地覆盖在他那脏兮兮的脑袋上,似乎并没有和下面焦黄色的头发粘在一块。正是这个背负着思想和悲伤的脑袋,给了我最深的印象。
     他的生活曾经有过艰难的改变。当日本人入侵香港时,他那时正在那里学外科。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那天,“我透过窗户,看到一架架飞机正往下丢来密如雨点的炸弹。我记得,我当时感觉那炸弹就象老鼠屎一样。我开始还以为是英国佬在搞演习。然后我就看到火光冲天了。于是,我父母就让我哥和我往不同的方向避难去——他们以为,若我们之中有一个给炸死了,他们起码还能保住另一个。所以,我哥选择了往内陆我们的陪都重庆方向跑,而我则跑往上海。”
     他手脚端正地坐在我旅馆的椅子上。在战争面前,他看上去太圆滑,太象侏儒了。
     “”1949年内战结束时,”他接着说,“我和妻子去了美国。”尽管他操的是纽约口音,但他发起“American”(美国)这个词时仍有些涩。“虽然我在那里已生活了十年之久,但我仍然无法苟同那里的生活方式。我想我是受传统浸染太深了。美国医院对待穷人的态度让我无法容忍。纽约的警察呢,则在我们的鼻子底下,对那些乞丐和游民拳打脚踢。我对此也无法忍受。我们中国人从来不会那样做,至少在我的经历中没碰到过。还有犯罪……年青人的行为举止……”他不愿细谈这些事情,他已经老了。“因此我和我妻子都觉得在那个地方再也生活不下去了,我们犹豫着该何去何从。然后我们就想: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回去为人民服务。”——标语口号自然而然就从他嘴里冒出来了,不过带了点曼哈顿(Manhattan)的腔儿。诸如此类的煽动人心的词汇,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一部分。如同醋酸或者良好的举止,他们将之咀嚼吸收为自己的东西。“我们作出决定后,一切事情都迎刃而解。我认为,我一直在盘算有一天回到中国。我离开时的中国,药品奇缺,因此我选择学习外科。因为它无需药物,……需要的不过是一把手术刀和你自己的技术。”
     他的脸渐渐沉入黑暗,他的声音因为事情的不可思议而低沉了起来。“但奇怪的是,美国竟然也跟踪我到了这里。”他摇摇头,接着说:“它正在我们的年青人身上体现出来。城市的这些年青人…… 我相信他们才是文革的真正受害者,尽管他们并未经历过那场浩劫。你会看到,他们正生活于文革后遗症中,他们毫无理想。”他的头都快低到放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了。“他们只考虑自己。他们没有生产任何东西,只知道凭个人的力量去做生意,卖点这个那个的。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比那些领工资的人更能来钱。所以,他们把教育贬得一无是处——受教育对他们做生意毫无帮助。”这番话是一篇古老的叹词:儒家就曾把商人列为社会的最底层。“真的,美国即将降临这里。我可以在空气中感觉到这一点……”他抬头看了一眼,用那双柔和然而忧郁的眼睛。他脸色有些苍白,不过此迹象转瞬即逝。“你在傍晚的时候有没有留意我们的年青人?今年有些年青人勾臂搭背,搂搂抱抱,四处走动。”他有些不可理解地说。“这种举止非常让人反感。但凡有教养的人家,都绝不会允许自家孩子这么做。那都是些就连美国人也视为犯忌的事情……”
     我觉得很奇怪,尽管出于讨厌,但他怎么偏偏就从他对美国的记忆中拣出这些东西来说呢?他继续说到:“我不知道我们会走向何方,也不知道如何去阻止这些腐朽事物发生。不管如何,我们必须采用西方的技术,而拒绝西方文化。”
     “这肯定是教育的事情,”吴如是说。
     我突然为他感到悲哀起来。他的俯在桌上的脑袋倾刻间变得如瓷器般易碎,如他所召唤的儒家那个教育的幽灵那般脆弱。
     他眼皮也没抬一下,就已经知道了我的不赞同。“也许这就象药品”,他说道,“如果将人们彻底地置于西方的不良习气中,人们就会产生抗体。”
     “或者整个地病倒。”我半开玩笑地说道。因为我不想见到他那低着头的脸上因此有所反应。
    
     在青年宫——一幢四角形的狭长多层房子——里面,那些年青人所做的事中,没有比喝可口可乐和狼吞虎咽地大嚼饼干更为不健康的举止了。唯一的海报上写着:“参与、发展、和平”。沿着弹球游戏的长廊,一群年青人正在日本电脑上玩“捍卫者”或“海怪”的游戏,一家商店正在出售写着:“Andy’s Pub”或“Personalised Cardfree Transportation Honda”字样的文化衫。而在另一件文化衫上,则注明:“注意:这款是专为那些翻新出奇的年青冒险者设计的。新款的设计均来自于欧洲的最新时尚。”在地下一层的溜冰场里,碰碰车的呜呜汽笛声正响个不停。我知道,这些开车的人当中,没有谁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汽车——在中国,私家轿车尚不足百辆——,他们象小孩子那样开着车,做着梦。
     相对于过去,这幢楼如今有种单调的清纯。其在三十年代的前身——“大世界”——,粗俗,欢乐和性充斥于这整幢六层大楼中。从第一层的豪赌到最高一层在鞭炮声中在十字交叉的绷索上作表演的走钢丝者。按摩椅、掏耳器、冰淇淋冷饮室、魔术师,挤挤攘攘的人群,针灸师,西洋景,“橡皮物”和离婚者拥塞于这幢大楼的各层之间,如同一层层腻味的天堂。在这里,歌女的高领旗袍下面那纯洁而撩人情欲的挑逗意味,随楼层往上而越来越明显,旗袍的开衩,在第一层还只到大腿根部,但随着楼层的升高,不知不觉就到了腰部,甚至露出了乳罩,到了楼顶阳台这乐土的最高层时,她们的旗袍已经开衩到腋下。
     如今,要找到“大世界”已绝非易事。它孤零零地立在一个建筑工地边上,看样子已遭废弃。看门的老头正在打瞌睡,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发觉自己正走在一条由于脚手架挡着而有些昏暗的走廊内。远远望去,曲曲折折的楼梯盘旋而上,和高高竖着的柱子一道,形成了一个令人眩晕的落差。当我走上屋顶的平台时,我看到上面堆满了瓦砾。这个地方如今成了一个空壳。我的脚印弯弯曲曲,深深地陷在马赛克地板上的厚厚灰尘中,我根本无需仔细辨认,即可循着脚步回到刚才进来的地方。我向门卫询问这里在干什么。
     “它正在重建,”他回答道,“为你们。”
     “为我?”这种想法让人有点恶心。
     “为游客。这里要建一个豪华宾馆。”
     我已越来越适应这些变化了。后来,我发现原先的赛马场如今成了一家公共图书馆,桌子边坐满了试图“充电”的年青人。犹太人俱乐部则成了这座城市的音乐学院,其房间一仍其旧地摆着设有鞍褥的皮革椅子,温和柔美。就连这所学院的副校长,也修饰得神采焕然。
     他侃侃而谈,“我们这里的第一批音乐教师都是白俄人和犹太人。他们在五十年代中期都走光了,但他们的遗泽依然还在。我们是中国两所最好的音乐院校之一。西洋音乐在上海已有很长的传统。”
     不过,文化大革命就象断头台一样,猛然地中断了它的发展。整整十年,音乐声都杳无可闻。“我是钢琴师,但他们不让我上课。钢琴被视为只有资产阶级和资本家才用的东西。”他说完每句话,都要慌乱地瞧我一眼,似乎在期待我做出某种我也不得而知的反应。我只好回视他一眼。“老一辈的教师受到了非人的对待。他们被孤零零地关进房子或锁进厕所。各系的主任大部分均在十年中死去,有些是自杀。他们无法忍受那种精神折磨。……”他的不露声色的神色,说这些话时的从容,让人对这番话有些摸不着头脑。
     “那学生呢?”
     “音乐家庭的小孩有时会偷偷地练习。但如果给邻居听到了,那可是会要命的。我们的声乐学生只能唱点革命京剧,即便如此,他们也只能读数字音标而不是西方的五线谱。京剧的发音技巧也截然有别于美声。它发音混乱。”又一次,那种奇怪而无表情的一瞥。
     “你们因此失去了整整一代音乐家。”
     “没错。”
     我们走出房间,在校园里散步。阳光下,他的神闲气定的神色给我的感觉是一张面具。他的头发开始掉落,有些斑白。“我们的低年级学生很棒,”他说,“但高年级学生却彻底地给文革误掉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我们正再次从国际竞争中获益,但要恢复元气,起码得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流连于假山之间,经过了戴眼镜的学院创始人的半身塑像。我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份积沉已久的不适,又再次涌了上来。音乐,事实上应当是所有艺术中,最少政治意味的门类。那么,这里的红卫兵都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的学生,很普通的学生。”
     “他们残忍吗?还是只是让人畏惧而已?”
     良久他才回答。我感到,就如前些日子的某些时候一样,我触到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他回答道:“有些人出于忏悔或不赞成,行动有所收敛;但大多数人,跟那个似乎包藏着政治野心的最恶劣的派别呆在一起。”
     “有多少人参加?”
     “哦……”我感觉,他看着我的眼睛似乎是在求我不要逼迫他开口。
     “有百分之五十?”
     他显得很痛苦:“恐怕还不止这个数。也许有百分之八十……九十。”路上,三五成群地走着些稚气未脱的姑娘,年青的男士则刚满脸汗水地打完网球。他们都很恭敬地同他打招呼。我们似乎正在谈论一件千万年以前所发生的久远之事。“我们希望那种事永远不再发生。”他显得有些挑剔,失望。“永远不要。”
    
     在郊区的一条街上转悠了老半天,我一眼便瞥见了林立的高楼后面的那个教堂的圣坛。于是我窥探性地走进一座院子,里面是一幢爬满常青藤的牧师住宅。院子里的花看上去也仿佛是英国式的。我循着教堂的中殿往里走,黑木的靠背长椅和朦朦胧胧的玻璃,渲染出了一种圣餐般的忧郁气氛,因此我没有看到教堂内的牧师站在那里,直到他在我身边忽地站了起来――他的样子宛如一个骨瘦如柴之人的幻影。
     “冒昧打扰,还请见谅,”我忐忑不安地说道,“房子里空荡荡的。”
     “你应该在礼拜日早上过来!”他尖着嗓子叫道,“我们有1,200名会众,把这整个教堂都塞满了,有的不得不到小教堂,甚至办公室去!”他的手朝中殿挥了挥:“由于管风琴在六十年代给砸掉了,现在我们使用簧风琴,然后将声音经麦克风扩音到整座教堂。”
     文化大革命,它所造成的裂缝延伸于历史的每一角落。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也生活于它的瓦砾般的碎片中——离异的家庭,变得残忍的心灵,一整个乱糟糟无法看到的分裂。这老人坐在我旁边的长椅上,高度似乎并无甚变化。“那架管风琴是美国产的,不过由于年代已久,现在根本找不到它的备用件。”他温柔地说道:“你知道是谁砸坏它的吗?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学生们。你能理解他们的行径吗?”他扶了扶眼镜,似乎它有助于解开疑团。“反正我想不出。我也没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砸掉教堂的小提琴。”他发“小提琴”这个音时用的是美语――“violion”。于是,这个富有诗意的词,顿时就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他们怎么能够砸烂小提琴呢?”
     我不知道在那时,他都遭遇了什么。他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明亮而脆弱。我发现自己正在对着他微笑。肯定是被他那基督徒的优雅举止给吸引了,我想,尽管我多么希望那种风度是他身上的某种中国人天生就有的气质。我碰碰他的肩膀,仿佛它随时都有可能碎裂。他看上去是有如一个脆弱文明之博物馆。
     “教堂给关了,我们都给赶了出来。红卫兵让我们不要吭声。那很容易。无所事事那太简单了。我给他们扔进了一家工厂去造汽车,用一把小榔头敲了三年的铁钉,从无间断。”他的青筋暴露的手捏成拳头虚张声势地挥了一下。“一刻也不得闲。但我怎么也干不好这份工作。我周围的工人都非常和蔼,可我就是学不会。至于教堂,则成了那些革命京剧的排练厅。”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望着圣坛那边那个在无声的管风琴下,侵夺了圣礼圣事之存在的临时舞台。“我不能理解的是,”他打破了沉默,“在那些年青人的内心,竟然没有任何的力量,告诉他们正在做错事……”
     他也许道出了我心里要说的话。故而令人惊讶地,我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想那是群氓心理在作崇”,我听见自己在说,“他们是如此地唯唯诺诺于权威……父母,师长……并且,当时的环境也成了那些更为残忍的人自由发泄的绝佳机会。”
     “没错,”他有些没把握地说道,“我想也是。”
     我喜欢他对自己无力理解这一切的坦率。我自认为自己也实在理解不了。
     “文革结束后,我呆过的那个汽车制造厂的一些工人,出于好奇来到了教堂。开头他们只是觉得它是个奇怪的地方,但后来他们的兴趣就上来了。他们开始参加我们的圣诗班。去年,他们中有三个人在我们这里受了洗——两个成年人和一位小男孩。”
     “我祝愿他们不要再如你那般受苦。”
     他的双手激动地做了个否定的姿势。“不会了,那个年代已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我敢打保票。你已经看到我们这里的年青人了,他们和过去是多么不同?你有没有察觉到?”
     “是的,”我答道:“勾肩搭背。”
     “你该知道,我们是多么传统的一批人,”他继续说道,“但就在我们这些人的家庭里,变化也在发生。年青人开始自己去思考。这是件好事……好事。尽管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却依然还记得我祖父的样子。他活着的时候,我都畏惧得不敢拿正眼去瞧他。”他的手往下一击,一个长着胡子的官员便宛然在眼前出现——至少在他的记忆里,他祖父十分高大。“我父亲也是,当他要我去读书时,我吓得浑身瑟瑟发抖。可是现在都发生了什么?当我的孙子们来看我时,他们干什么?他们会怕吗?”他轻声地笑了起来,“绝对不会。他们来了之后,一边拍着我的脑袋一边叫道:“你的头发都掉光了,爷爷!你都快变成个蛋了!”他的快乐在笑声中延伸着,“我喜欢他们。”
     我们悠闲地沿中殿下来往回走。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不断地重复道:“因此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薄暮,正草草地降临于英国式的花朵上和牧师住宅的窗子上。他把我送出教堂院子的门外,突然说了一句:“愿主保佑我们。”
    
     在工艺美术学校内,当地的艺术家正在将他们对于繁复事物的创造天赋,一古脑儿地倾泻于翡翠和象牙的雕刻、丝绸的刺绣、墨砚和纸的切割、沙木扇的制作、漆艺及陶艺等工艺中。在小竹片上雕出一只蝴蝶需费时两周才能完成。在一薄薄的象牙片上,微雕上肉眼几乎看不到的传统诗歌,也是件费时弥久的工作。我没有问,他们为了刻出针尖般大小的罗兰(Ronald)像和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像花了多少日子。一位正在从事工艺品制作的妇女告诉我,她的眼睛因为从事那种工作,变得非常老练,视力比任何放大镜都要好。
     我左顾右盼地进了一位画家的画室。我在想,他的那张画着蓝眼睛的猫的水墨彩画,他的那只啃着竹的嫩枝,在地上翻滚的大熊猫是否就诞生在这里?他是否画过一只真实存在的猫,——一只他所熟悉的,长着一双无法解释的蓝眼睛的猫?
     画家四下打量了一下他的狭窄的工作间,说道“我只在这里作画”,并随手递给我一本介绍他自己的小册子,上面说他“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句话似乎是中国人特有的套话:一种表示谦虚的姿态。他不说自己是传统的。过去——祖宗的阴影——实在拖得太长了。他裂开嘴笑了一下。西方人为了找到一种新的绘画语言而痴迷于传统的做法,或许已经让他觉得很荒唐。
     他们对于传统的这种看法——这是一位海外华人告诉我的——,已经大大削弱了这最近四百年来的艺术家的创作才华,使得他们陷于只能模仿或综合其他艺术家的境地。因而,他们的作品是绘画的绘画,而非是生命的绘画。那天,我去中国画院参观的时候,它正在筹办一个现代艺术家的永久展览——一律的云雾缭绕的山峰,一律的传统形态的小鸟在竹子中间掠过,一律熟悉的小公鸡和松树。我心情沉重地从一个展厅转到另一个展厅。它就好比是所有的西方流派都在准备从事乔托(Giotto),或列奥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ic)的绘画风格的创作。
     一位教师向我出示了其素描作品。画的是停泊在河里的舰板船,河岸上停着些卡车。但是在成画时,卡车便理所当然地消失了,而且,那色泽鲜明的小船也了无痕迹地隐入了云雾中。“这是明朝的画风,”他介绍说。
     该学院的校长,一个着灰色西服,穿着皮鞋的矮胖男人,在学生中自命不凡地踱着为郭沫若所痛恨的方步。据他介绍,这所学校的教师一年有三天的短途考察机会,但学生则不享有该项特权。“他们得呆在学校里,从其他画作中学习绘画技巧。”
     我正冒冒失失地走入一个我无法理解的领域,许多风格上的微细变化,我无法把握。观看展览的唯一外国人,是一名法国技师,也正如我一般一头雾水般地在瞎转。他在上海教授计算机技术。他说,他的学生掌握起细节来真是神速,令人瞠目结舌,但稍微大一点的抽象结构就会让他们犯浑。
     这种现象常让西方人感到不可理喻。中国人总是在形而下的、常识性事情中表现得很杰出。而形而上的探求,在他们的历史中几乎没有成功过。那么,难道他们那些辉煌的发明,仅是反复试验或者实际经验的产物,而非是理论抽象的结果?我答不上来。不过,我知道,中国人在推广自己的发明时,似乎缺乏西方人那种作解释的激情。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它是中国人在探找长生不老药时的一项歪打正着的发明)的发现,不过是他们悠久文明中,那卷长长的发明花名册上,最为伟大的成就。瓷器、丝绸、机械钟、字典和百科全书,地图的坐标方格和门锁,煤的使用和深挖技术,轮桨船、索拉桥(早在七世纪就已经出现)、地震仪(比波斯人早了四百年),雨和雪的测量仪,扬谷器、风筝和手推车,等等,均是这长长的花名册的一部分。中国的船只在世界上最早使用船尾的舵和中空的防水船舱,而欧洲在1,000年之后才知道这些技术。他们在纪元前就发明了机械操作的浑天仪,记录了太阳黑子的活动和哈雷彗星的轨迹,而且还记下了总数超过11,000颗的恒星和行星。在13世纪,他们发明了赤道仪,并且早于哥白尼(Copernicus)一个世纪就已经在猜测地球是圆的。
     但谁又能确切地知道,这表明了哪一种种智力和想像的精确使用?或者知道,它为什么会消亡?也许,它并没有消亡。也许,这位法国人所遇到的中国人在细节上的杰出天赋,正是这种至高的实践发明活动得以诞生的真正原因。
     “你如何预测中国人的发展?”我问他,“他们会不会成为日本人的将来?”
     他立即答道:“毫无疑问,当然是这样。”
    
     我看着一块用以警诫百姓的警察局布告板。上面展出了一些正在受审的年青人的照片,下方则是受害人和作案工具的照片。他们大多数是杀人犯和偷盗犯。
     “除了最后那个,”我边上一对老夫妇说道,“其他人的判决还没下来。”
     我们瞧着那位戴着手铐,站在警察中间的英俊小伙子的照片。他企图谋杀其女朋友。在拍照时,她背对着相机,将她那样毁容了的脸藏在了一头如瀑布般一泻而下的秀发中。下面摆着一把剃刀及标明其长度的照片。
     “他将会有什么下场?”我问道。
     老夫妇异口同声地回答道:“他就要被执行了。”而且以手做枪状顶在了他们自己的后脑勺上。他们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对于罪犯的判决似乎有些轻率随意。当我参观市监狱——我在数星期前拿到的批准——时,我发现那里关押着许多杀人犯,而强奸犯和贪污犯则通常很快被执行死刑。
     这所监狱建于本世纪初,由英国人建成。之后为日本人所使用,日本人之后到现在,则一直为这些国家主义者所使用。我隐隐约约地觉得我应该为它负责——它是殖民主义的另一处遗留物。我心里有些希望我不曾来过这里。铁门的铿锵声和依次的合上声,似乎把我带到了冥界的入口,——开合声和铿锵的关门声再次在我身后响起。这里关押着4,000名男犯与女犯。他们的刑期从一年到两年不等。透过方格的水泥栅栏和焊着横杠的窗户,很小的牢房和工厂隐约可见。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可是这个沥青铺成的“峡谷”依然很热。
     我瞥了一眼穿绿衣的囚犯,他们正在沙黄色制服的狱警带领下,在院子里做操。他们看上去很机械,而且彼此都很相像,就如中国人梦寐以求的那幅样子一样。至多只是眨眨眼睛。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他们看起来更使人觉得遥远。在遥远的尽头是一道陡峭的,上面布满尖头玻璃的高墙。
     环着中间那幢房子的钢制圆柱,幅射出去一条条摆着工作椅的走廊。墙上贴着一些工作效率的统计数字和喜庆的图画。在其下,成堆的棉花和尼龙布中间,数百名男犯正坐在铁椅上。小小的线锥在钢柱上哼哼唧唧地旋转着。囚犯们或缝,或剪,或熨。这工作看来十分地讲究。他们在制作衬衣和裤子,并且将贴着无意间泄露了它们的产地的商标“劳动”(Laodong),“Labour”(劳动)出口到国外。他们头顶的墙上,到处悬挂着上书“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的红色字幅。他们每月可得到1英磅。
     我和监狱长——一位块头很大,讲话慢条斯理的人,一起在这些桌子后面转悠。我感到自己就象一位偷看下流场面的卑鄙之徒。就因为在这里,我不但多少丧失了外面世界中关于正义的分界所在,而且还无法去触摸这些囚犯的苦行世界。我不过是走马观花,在界上转了一圈而已。他们自顾自在干活,就象没我这个人一样。但他们冷淡的外表,他们蕴含着一切心声的沉默不语,就是他们对我的致意。就在我们离开他们的那一刻,一阵交谈声在身后遽然响起。
     在另外的房间内,一些男囚在雕刻紧紧地躺在树林和鲜花中的工艺鸭。然后,连同已雕好的龙、孔雀和熊猫——这些恐怕他们连见都没见过的动物,一起交给其他男囚去上漆。要想看到他们的目光很难。我将目光移到下面,打量着桌子、装饰品和他们的手。当我瞥见他们的脸庞时,他们的脸上并无一丝残忍或哪怕是狡猾的神色。有些,甚至看起来还非常具有书呆子气和学究味。这让人很疑惑。我知道他们都曾是暴徒、盗贼或杀人犯,但他们和走在大街上的人群似乎并没什么两样。甚至他们那粘着四个数字的蓝色棉囚服,也毫无特殊之处。
     我问监狱长,他们是否有一种能辨别出他们身份的符号或其他什么的?
     “没有,”他答道,“什么都没有。他们看上去和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一样。”
     一些工房挨着狱室。这些狱室几乎没有窗户,里面放着有铁门的碗柜,空着一块8英尺长,5英尺宽的地方——晚上囚犯们就在此处铺上竹席睡觉,旁边放着一个夜用的尿桶。在另一个院子里,300多名姑娘和妇女正在缝制裤子。她们趴在老式的缝纫机上。剪得短短的头发几乎看不出她们的性别。有几个人会在我们走过后,偷偷地抬起头并且窃窃私语地聊上两句,或者自顾自地微笑一下。但是,她们似乎精神萎靡,怀有梦想却失去了活力,仿佛她们只有通过不予理睬的方式,才能忍受外面世界的存在。
     我问监狱长,她们为什么不象男囚们那样做些艺术性的活。
     “她们对那种事情毫无兴趣。”他回答说。
     所有楼梯边和工房里的标语,都带着布道般的、对宣传和改造的确信——“回头是岸”、“认罪是唯一的出路”、“不要担心过去所犯罪行——还是担心未来吧。”监狱在这里不仅仅意味着惩罚,而且还意味着教育。囚犯们除了一天八小时的工作外,还要在四个挂着写有“学习使人摆脱愚昧,促进文明,提升道德”的横幅的教室里,接受教育。
     “其他的标语,针对的是狱警,”监狱长介绍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一条,‘通过努力工作,你能化石为钢,造就新人’?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我们能够让它发挥效用。违法者在这里都得到了改造。”
     他看上去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但我对此将信将疑。
     “我们有三百名狱官在重新教育囚犯,”他说道,“教育的重点,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并且回到正常人的思维。”我心在想:呆在这里的犯人可能很幸运。中国的绝大多数监狱的条件都糟透了。
     我们在一块用粉笔写着已出狱犯人信息的黑板前,停了下来。监狱长替我将上面的内容翻译了一遍。其中一则是,一个出狱回家的犯人在充满感情地描绘其离开后的见闻。望着汽车窗外,他写道,他看到自他入狱以来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进步,由此他深深地为自己妨碍了国家的美好发展而感到罪孽深重。另一则信息则来自一名三个月前被释放的犯人。他因为谋杀了患慢性病的妻子而服了十一年的刑期。不过他现在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月薪有80元(大约16英磅)。没人因为他的过去而鄙视他,他自称,工厂的福利很好,他感觉受到了鼓舞,决心为了人民的利益更加努力地工作。
     我听着这些就象在听钟声,某种机械的,了无生气的东西——即使它可能真的确有其事。谁能知道,在经过监狱对他们在心理上的无情轰炸后,这些感谢信是否是真实情感的流露?也许就连它们的作者也不知道。
     监狱长沉默了下来,似乎是在期待我做出某种反应。我换了个话题,问他有关犯人逃跑的事情。
     “没人逃跑。教育减少了犯人想逃跑的愿望。”
     政治犯怎么样?
     “我们这里关押着一小撮——不超过十个,我估计——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台湾人。大多数政治犯关押在其他地方。”之后,他又补充了一个有关惯犯的非同寻常的,无可证实的统计数字。据他称,在美国,大约有50%的犯人会因再次犯罪而且被捕;在东京,这个数字几乎高达70%。但是这里,他说,这个百数字仅为3%。这个体制很有效。犯人们都得到了改造。这完全有可能。
     是的。在这个社会里,这何止有可能(Possible),简直就是大概如此( Probable)了,我想。令人恐惧的印象。
     我的参观路线的最后一段,是一个临时画廊,里面陈列着犯人们的绘画作品。我们在它们面前走走停停,我感觉很累:湿气这么重,可头上的风扇却照样一动也不动。不过在可以预料到的卷轴画,和笨劣地模仿西洋画的油画中,有一、两张帆布画虽然看上去有些传统,但还是显出了一定的灵气。我不知道,是谁画了这么一幅浪漫然而时髦的绘画——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正在将马让给年青士兵——?还有,又是谁作了这张周恩来肖像——显示出了郁郁沉思的、凝视远方的政治家风度,平常然而却非常敏感。
     “他是这里的一位年青犯人,”他看上去很得意,“他只有十九岁。”
     “他为什么给关到这里来?”
     “因为绑架小女孩。绑架了不少人。给判了个无期徒刑。”
     “我可以和他谈谈吗?”
     监狱长一幅很吃惊的样子,然而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
     五分钟后,2489号就站在了我们面前,他眨了一会儿眼睛,好像刚从黑暗里出来一样,——一张面有悲容的脸。他很矮,身体瘦削。他的双颊和后缩的下巴还长着粉红色的青春痘。他的眼神在我们之间闪烁不定。
     我问他,他的绘画怎么学得这么好?
     “他是在这里才学会的”,监狱长连忙替他作答道。
     现在,我们周围团团围着狱警和翻译。这男孩回答问题,声音很柔而且只有简短的单音节词——“是”,“不”。他的嘴唇很奇怪地突了起来,门牙豁了。没错,他喜欢绘画。当然,他从未见过周恩来。他是根据照片画的。他设想周是一个和蔼而气质高贵的人。
     慢慢地,在他的狡猾和迷惑下面,一丝微弱的自豪冲动拱了出来。
     我怀疑他是否接受过精神治疗,但狱警们被这个想法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说,监狱有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官员教育犯人。犯人的思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纠正。
     监狱长说:“我们没有患精神病的犯人。”
     因此他就得在这里呆上一辈子?
     是的。一辈子。
     我回过头看看2489号,模糊地怀疑,为什么他的牙齿豁了?他的眼神依然烦躁地在我们之间游来游去。他想笑一下。
     我问他,对未来的希望是什么?
     想画更多的画,他回答道。我望着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而不可理喻的感觉——几乎可以肯定地断言——,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回到外面的世界,那是一旦一个人犯罪就连最远的亲戚也感到遭了玷污的世界,是一个属于犯了罪的孩子的世界!而在这里,在这座由高墙围起来的保护壳内,他又将自己变成了孩子,无需负什么责任,做出什么选择:一切都被净化得干干净净。
    
     杂技团的巡回演出是在一个用柱子支撑着的圆形剧场,而非在系着铃铛的阴湿帐篷中进行的。当灯光昏下来的时候,乐队便在垂着灯笼和华丽装饰的楼厅中奏起了音乐。紫外线的灯光打在观众席中的白衬衣上,并将之变幻成一幅垂直立着的棋盘。
     对比于单调乏味的日常世界,杂技演员爆发出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如仙如幻般的魔力。舞蹈者边舞边旋转着一根杆子,并使杆顶放着的盘子转起来。口技演员的表演,让身在剧院的人们听到了美好的夜莺声。跳板演员、小丑、美艳绝尘的柔体杂技演员——他们似乎都属于来自另一星球的荧光部落中的人。堆着厚厚的胭脂的双颊和日戏偶像般的露齿微笑,将他们孤立在一种祸福相依的技巧中。在这个圈子外面,简直很难想像他们的存在。
     但其间,有两次打破了这种魔力。一次是,一只熊猫——一只可怜的,瘦骨嶙峋的家伙——表演骑着自行车从一条斜道滑下来,然后吃放在桌上的苹果布丁的动作。所有的动作,都须随一个跛脚的男子击打出的节奏进行。这是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场面。在爬到一个高台上得到一枚仿制的奥运会奖章之后,这只令人迷惑的生物闭上了眼睛以抵制人们的视线——而观众却认为它这是在害羞,并由此发出了一阵乱吼——,它的脸无精打采地抽动了两下。还有一次是,一名杂技演员表演翻跟斗没有成功。过了一会儿,我只见到了她的肩膀和弯着的头使她显得很疼,然后她便忍不住地在羞愧中跑进了垂着幕布的门中去了。
     不过我最后记住的,是一位在一排保持平衡的桌子上,表演爬升杂技的姑娘。每张桌子都放在一根长杆上递给她,一直要抵到天花板为止。然后她用头和单手倒立在桌子顶端,接着又在完美的平衡技巧中弯曲躯体,直到将身体弯成两折为止。她微笑着,伸出另一只手从她身后的黑暗中扯出了一支塑料玫瑰。
    
     一阵轻微的胃疼让我不得不去找药店,然而我找到的这一家却大出乎我的意料。在它的橱窗里,一只剥制的鹿标本正沮丧地往后瞧着自己的尾巴,下面是交待原委的文字。“鹿尾精华”我用英语读着盒上的说明,“滋补口服液。能驱除风邪、促进发育、有助于抗衰老,及病后体虚、肝炎、贫血及胃溃疡等情况下的精神和体力上的能量代谢……。”在它旁边,一尊寿星像正蹲在一瓶瓶蛇酒和蜥蜴制成的治哮喘的药片中间。
     我经常会留意此类的药店,但从来没有进去过。柜台上现出一个宽阔的前额,他正在调制中药。我放轻脚步在货架边转来转去。鹿茸的碎片象西红柿薄片那样放在盘子里,数百张头还在的蜥蜴皮两张两张地给扎成了深紫色的小束。一张发霉的拉丁文说明让所有的成份和适用症都变得非常晦涩难懂。Guttae Olei Jecoris Piscis: Pro Infantibus,我猜肯定是上学的孩子常用的鱼肝油,但“适用于Euroliathis, 包括 Nephroliathis, Eurotholiasis, Cystoliathis,等等”指的是什么呢?晒干的人参扭曲在小柜子里,看上去就象古代的爆竹。柜子里还放着珍珠粉(用于滋阴和安神)和其他的一些谜一般的瓶子,我刚读完“适用于青年男女”,马上便有一大串的拉丁字母紧跟其后。
     “您要点什么?”药剂师挑着眉头问道。他显得脸色苍白,书生气十足。
     我痛得全身发抖。我的胃疼似乎立刻就暴露在这间巫术味十足的药店中,引起了他的注意。我没法将我的症状翻译成拉丁文。
     他急急忙忙地跑开去,喜形于色地拿回来一个袋子。上面写着:“蛙油:适用于肠道不适。”
     “但青蛙……”
     没等我说完,他就连忙问我,你以前用过蛙油?还是你需要其他的东西?也许你有些骨髓不足?还是……他因为我的沉默而紧张地兴奋了起来。他的脑袋在不同的柜台后上上下下。你有没有轻微的咳嗽?蜥蜴正好对症。他唾沫飞溅,表演般地拍打着他的胸脯,然后做了个将蜥蜴吞下去的动作,随即又闭上眼睛以示症状减轻。或者,来点治盗汗的真菌怎么样?他在柜台上摆满了瓶子和袋子。我失望地碰了它们一下。你真需要什么?虎骨?治疗高血压的长寿膏?
     包治百病的药,似乎是人参御制膏。使用说明上介绍说,它可以医治从心悸到阳萎,从秃顶到厌食等诸多症状。它可以化痰活血、祛风邪、增强性欲,预防中风。它所到之处,面瘫和偏瘫立解,口吃症得到消除,四肢抽搐症不再发生。
     但上面没提它适用于胃疼。
     我拿起一瓶牛鞭油,一本正经地问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那……哦那……”这人的头奇怪地晃了起来。他开始结结巴巴。“那适用于……已婚男人。”——他抖抖地伸出手要了回去。——“……用于挺举不坚的时候。”
     他尴尬地劝我买一瓶蛇酒。作为补偿,我买了一些蛙油逃了出来,计划着等下将它们赠给我遇个的第一位表现兴奋的人。
    
     但我去的地方,是一家光线很暗的医疗机构。我拉上了吴教授护送我去这座城市的精神病医院,——它是近三十年前,受美国的影响而创办的。现在它每年接治近五千名病人,雇了包括两百名心理医生在内的一千四百名医护人员。——上海茫茫人海之一滴:不过,是一大滴而已。
     精神病科的主任医生和一名年轻的医生,同我一起坐在一张几乎空无一物的桌子旁,房间里几乎没什么家俱。“你须知道,和我们这里的人相处非常困难。”主任说道,“在西方,你们习惯于说出你们的问题。你会说,‘我有这种性功能障碍,或者和我的家人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将一切都憋在心里不说出来。”他将一根手指伸到喉咙内,似乎给他自己的毛病噎住了。“我们诊治的病人,大多受教育程度很低。他们不习惯于自我诊测,也无法说出自己心中想的是什么——我指的并不是那类复杂的事情。”
     “并且他们在他们的家人面前感到很羞愧,”年轻医生插嘴道,“事实上,是在每个人面前——工友、朋友,还有我们。他们会将一切都咽回去。”
     “那么你们能做些什么?”
     主任答道:“很难。我们没法给病人施行自由联想术和催眠术。实际上我们已经放弃这两项技术了。我也无法实施精神分析法。”我怀疑自己听漏了。“甚至是在群体治疗法中,”他继续道,“病人也照样一言不发。治疗师不得不从病人中,挑一个口齿伶俐的,让他大讲特讲他的毛病,希翼借此能把其他人也拉进来……”
     因此对他们而言,要在小孩和父母之间建立那份至关重要的关系,几乎是不可企及的,他们受到了太多传统禁忌的监视。儒家的为人之道训诫说,人须靠外部世界的种种限制才能调教好自己,而不是通过驱除内心世界的紧张。他们的整个传统都抵制这后一种方法。
     我们穿过数间干净的,家俱很少的病房——里面关着几乎没有自制力的病人或企图自杀的病人——,到了女病区。当我们打开门走进治疗室时,大约三十张茫然的脸齐刷刷地转向我们,一阵热烈的掌声骤然响起,她们在等我们。她们穿着皱巴巴的紫红色夹衣和宽松的睡裤——睡裤用红线在左脚缝着这家机构的名称。这些病人不仅象那些慢性精神病患者那样疯了,而且也是精神崩溃的受害者。她们正在为一家化妆品公司装瓶子,并且在缝制一种多色的玩具娃娃。房间给照得很亮。窗子上的栅栏和窗玻璃一样令人生厌。一只收音机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但她们的脸看上去毫无表情,由于失眠,眼圈发黑或是眯成一条缝。仅有几个人会转过来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我是干什么的。一名头发下端烫了发的妇女老是用指尖碰碰我的胳膊,似乎不敢确定我是否真的在那里。
     我们走进一间为迎接春节,天花板上挂了饰带的房间。三张椅子已经摆在那里等我们。一名主管护士放起了一盒流行音乐,而一名病人则从角落里站了出来。她的病服已换成了裙子和运动服,她的头发系于一脸喜色的脸后。门口挤满了从走廊上凑过来的妇女。
     “她要跳舞给你看。”主任说道。
     女孩走到病人中间空着的地方。她的双臂和手掌很妩媚地向外扭着。然后,她表演了一个奇特而草率地混合了芭蕾和迪斯科的独舞。她的舞蹈充满了刺目的,身不由己的自信。她快速地旋转,摆动。她的芭蕾舞动作表明她似乎从小就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她浑身散发出一股狂躁的生气。她在炫耀。这就是她的风景。她的目光带着难以抑制的洋洋得意,与我们的眼神相遇。
     “她是名躁狂抑郁症患者”,医生在一旁介绍道。
     病人们带着干枯的神色从门口往里张望。她们面有菜色,头发萎黄脏乱。她们似乎是在带着沉默的无望期待,穿越其文化和痛苦的双重分离,望着她的“西方梦幻”。虽然自始自终,这位女孩跳出了她所理解的有关美国的平庸见解,但她的运动节奏却是在她的疾病的脆弱控制下产生的。当她停了下来,我鼓起掌时,她的望着我和医生的眼神充满了喜悦和生气。她似乎在说:“我很好。我已经恢复了,是不是?我就要好了。”她的那些病人观众则在门口无精打采地笑着。医生和我都鼓起了掌,而她则独自一个人站在挂着饰带的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我似乎是唯一发现她很孤独的人。
     这之后,每个病区都有人为我跳舞、唱歌。只有在男病区,我们走得很快,仿佛他们的羞辱比女病人更甚,或者,更让医生厌烦。他们大多数都本能地聚成一堆,坐在桌子边,一声不吭,或是看着那几个打台球的人或在装订包装盒。
     他们的治疗手段类于西方:早晚服药,同样的职业治疗。甚至他们的患病名目也和西方相差无几;73%的人得的是精神分裂症,其他人则是器质性问题和精神抑郁症。只有癔病患者的比例低于欧洲——只有1%,而颠痫症患者的比例则比欧洲要高。但就我所知,无论是差别还是相似,都更多地存在于诊断中,而非事实就是如此。
     在最后一个病区,我们重新受到了恭敬的掌声欢迎。有大约六十名妇女坐在放着橙汁,和几个盛着炒西瓜籽的浅碟的桌子边。一名脸色忧郁的男子拿着一把小提琴,已从其他病区过来等在那里了。他表情局促地坐在桌子旁,望着我。当他开始演奏时,一名身体高大,闷闷不乐的妇女走到房间中央,叉开穿着睡裤的双腿,唱起了歌。她唱的是一首充满乡愁和异国情调的日本民歌《北国风光》,而另一名妇女则在一旁伴舞——她面无表情,动作机械。“她是位妄想狂患者”,主任介绍说。
     她的出神的眼睛,盯着我们脑后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某物,或者根本什么也没有。小提琴声时高时低。有时它整个儿地顿了下来,这时唯一的声响就是看演出病人的嗑瓜籽声。舞蹈者会僵在那里,这时我便会期待她看着我们,或者环顾四周。但她没有,她似乎是要确定我们的存在,并且继续用那双可怕的空洞洞的眼睛,看着我们后面。甚至在所有的声音和动作都已经结束,她仍是如此。我仪式般地轻轻拍着她,心里感到很难过。
     很容易就可以设想出,这家医院何以会成为乐土的原因。即便病人们无法结结巴巴地向分析师倾吐出他们的精神创伤,他们依然可以生活在这个临时的,无压力的真空环境中。就象在西方一样,他们大多数人将在三个月之内回到外面的世界中。在那里,据医生说,他们自己的家人发现要让他们恢原最为困难。有些已出院的病人会作为出院病人自动回来接受专业治疗。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重新消失于上海这片茫茫人潮的芜蔓之地中。
     直到医生把我送到门口,我才一古脑儿地把心中的疑问都倒了出来。这些人身上承受的独特压力,会不会产生和西方不同的精神失常症患者的比率?好像不会。那些人是不是和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接收进来的病人,在症状上有些不同?没什么两样,主任回答道。小孩子有没有饱受家长式统治之苦?抑或,这种结构化的家庭生活会更有安全感?没人会知道。
     离开之前,我看到在一条走廊的拐角处挂着一幅男病人画的风景画。令我惊讶的是,医生竟然将其仅是视为简单的娱乐活动敷衍了过去。然而,正是他们的这一做法,极其强烈地揭示出了,他们的病人艺术家无法用言词表达的内容。透过画面上传统的布局形式,一种可怕的不平衡正在打碎传统的审美习惯。他们的风景充满了亮丽的俗艳色调,或者整个地化为碎片。
     有一幅绘画作品特别引人注目。它表现了一位着头饰的半裸妇女或神的肖像。在她伸出的手掌中,跪着一个小男人。他的黑发如枝般簇起来,他的眼神乞求地望着她。但她闭着眼睛,无动于衷。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想到,她控制着他。
     广州
    
     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它是最为浮华,也最为传统的一座城市。相对于上海的崛起之突然,及其较之于传统的不自然,广州则依然扎根于一种悠久的商业历史中。南中国海的便捷交通滋养了它,使它比北方的城市更为温和文雅,也更为见博识广。其散居于东南亚,乃至美洲与欧洲的移民,给它带回了如洪水般汪洋肆意的货物与希望。这里一直是滋生革命的沃土。本世纪20年代,在孙逸仙的领导下,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都是在这里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它的世故的明智和敏锐,兼之远离政治首都,都促使它滋长出了一种迥异于其它城市的优越感。
     这座城市往南斜向逶迤曲折的珠江之畔。在杂然相陈的老式建筑,和与周围环境极不相称的水泥丛林中,耸立着高高的拱顶,而道路就在其中穿梭而行。如果从种种以花园命名的大厦的阳台上往下俯视,则会产生摇摇欲坠之感,每个屋顶都如嫩芽般地长满了天线,斜斜地指向香港。大街上,日本牌子的本田和雅马哈型低座小摩托、德森牌出租车及丰田牌微型面包车,串成长线,疾驰而过。深黄色的珠江温柔地流过条条大街,宛若一条液体之街。江面上,傲慢专横的拖船拉着由五至六条驳船——船上堆着的沙子,都快把船舷压到水面以下了——组成的船队顺流而下,带着一丝破败的壮观,驳进了淤塞得很厉害的海湾。而沿江的榕树下,头发蓬乱的青年正在叫卖手镯和袖珍计算器;四处闲逛的倒卖外汇者,正使唤他们的孩子,作为他们干那违法勾当的特使。
     在广州,街道越窄,也就越古老。沿主干道一溜排着的低矮住房,常常被永无变化的小巷子打破其连续性,分裂成碎片。居民的住宅都集中于针尖般细窄的小路的两侧,小路上铺着长而亮的石板,两辆自行车刚好能并肩骑过去。住宅的门上都钉着上了锁的,永远是空的信箱。漏水的檐沟正滴嗒作响地往下滴水,窗檐的狭长木框上长着不知名的蕨类植物。有时候透过窗户,往房子里瞧上一眼,我会将那摆着花瓶、热水瓶、收音机、闹钟、电视机,挂着电灯泡的狭窄起居室,误认为是一个小小的商店。屋里的人咧着嘴笑着,喊着,但他们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喜欢发含糊的元音。每个句子的结尾都带着个节奏轻快,颇为顺耳的升调an音。院门上贴着全副武装的传统门神,在每扇窗子里,我都可以看到檀香在高处闪着红光,就像是有人正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吸烟一样,——在火光闪烁处,或是如来佛正端坐于壁龛之内的宝座上,或是在菩萨周围供奉着许多苹果。
     因为兴奋,我变得彻夜难眠。这片新奇而诱人的人类栖息之地,这种我无法理解的语言,都让我重新忆起了那已经开始淡忘的感觉——,即我仍身处在一片依然在排斥我的文明之中。
     我闪进一座与北方完全不同的寄宿幼儿园。在广州这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冬季来临的地方,教室里很通风,墙壁漆得很亮。孩子们对老师的劝阻置若罔闻,团团追在我后面。她们的衣服如彩虹般五彩缤纷,头发上活泼地扎着丝带。她们个个看上去都很快乐。没人会自个儿一个人在玩。我看到的最小的一组,是四个在一张凳子上打牌的四岁小男孩,他们神色庄重,表情专注。而其他人则随着老师的簧风琴声,一边做着些滑稽的动作,一边唱着歌,或是模仿别人的歌声。
     幼儿园附近,是一座也许整个儿都是仿之于法国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在塔的底座,刻着“耶路撒冷”和“罗马”两个字,——但“耶路撒冷”四个字已由于时光的堂吉诃德式的做法,而磨灭不清了。它在1868年落成之时,这座如今已光秃秃的庞然大物,曾经因为安上了一尘不染的法国玻璃而显得特别的柔美——但现在这种风格已荡然无存。教堂内,几位年老的妇女正跪在扇形的拱顶,石制的吊灯架及十四幅耶稣受难像之下,慢慢地捻动着她们发紫的指尖上挂着的念珠。其他的礼拜者已经走光了,只把他们的体温留给了跪垫和靠背长椅上放着的书。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搬动着电扇,准备将其移至“安全之处”。很快,教堂便又恢复了它惯常的景象,让人产生些许的迷惑与不解。我带着一丝思乡之情,坐了下来。望着这寂寥的教堂中殿,隐隐地,有种悲哀向我袭来,我仿佛置身于某个历史遗迹中。我脚间的跪垫上,织着我看不懂的中国字。
     然而在我身边,人慢慢地多了起来。他们约有一百多人,稀稀落落地坐在椅子上。圣坛上的枝状大烛台,闪烁着灌木丛般的彩灯,弥撒在无声地进行着。祈祷者发出的祷告或颂歌,无一能逃过圣坛上领弥撒的神父的耳朵。不过人们似乎都知道仪式中某个动作的时间——跪拜与在自己胸前划十字的时间,和领受施了酒礼的耶和华的时刻。此时教堂内,声音最嘹亮的,就是拱顶之上那几只吱吱喳喳的麻雀。
     一名牧师在忏悔门内聆听两名忏悔者的忏悔。门下面,他们穿着白袜子的双脚,无精打采地叩击着地面,而门上面长了寿斑的前额,则一前一后地晃来晃去。其中那个女的,当她忏悔时,她的孩子却心不在焉地站在她后;另一人是位年青男士,他在门的另一侧嗫嚅不已。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羞耻在烦扰着他们的心灵。当铃声突然响起的时候,牧师站了起来,这时我看见了一张似乎亲历了所有罪衍,并且由于年老而显得空洞的脸。
     我随做完弥撒的人群走进阳光之中,随意地拣了条路,穿过了这些巷子。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人比北方人要矮小,我注意到这里的老人——男的几乎全是矮子,而老太婆则干瘦干瘦,头发稀疏。有一名行乞的女子坐在桥上,前面摊了张告示——一则遭男人遗弃的传说——,身边躺着一名发育未全的小孩。小孩全身赤裸,身上是无光泽的粉红色,有如被剥了皮一般,一只大腿弯在了后面,而小腿则因为畸形碰到了私处,让人不忍正视。有一堆人围着她俩,没人说话。孩子前面的碗里,盛满了妇女和中年人丢进去的钞票。许多年青人仅仅是凑过去瞧了一眼,便走开了。
     我来到珠江边,江面上缓缓地游弋着驳船及各种脏东西,江水绕小岛分成两股。这里,过去曾是英法的租界,如今则矗立着陶立克式的银行大楼及别墅,高大而精致,却让人觉得有些奇形怪状。而在林荫大道两边,则沉睡着众多的花园。我信步走进了怀特•斯万(White Swan)宾馆。此类宾馆——广告上称是“为今日的商王”准备的——在每一个有外国专家的地方都比比皆是。它们是广州的城中之城。在这些城中,中国风格的装饰(门厅里贴瓷的门道,及绘有腾龙图案的屏风),不过是城外的这个民族一种把戏般的遗迹。在充满商业气息的广州,其豪华装修之不合时宜,莫过于那环状的可升降式高级电梯了。在怀特•斯万宾馆的大堂内,有一道25英尺高的瀑布,从一座装饰性寺庙下面飞流而下,然后跌进游弋着金鱼的水池。宾馆的连环拱廊中,正在售卖貂皮大衣。一个装修漂亮的伊丽莎白•阿当式(Elizabeth Arden)沙龙在开放之中。在日式餐厅里,你可能会花上相当于一名中国职员一个月的薪水的钱,却依然填不饱肚子。
     然而在华侨宾馆内,却充满了一种很现实的紧迫感。在它的门厅里,移居海外的广东人正用满把满把的,可以购买进口商品的兑换券,迎接他们的大陆侄儿。穿着衬衫,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老移民,则威风地晃悠着身子,周围满是卑恭的笑脸和塑料凉鞋的踢蹋声。而此时在宾馆附近的一个车站里,从香港过来的卡车,正如流水般地卸下东芝牌电冰箱、日立牌电视机及菲力浦盒式录音机。
     这座城市的半数家庭有海外关系,流水般的火车、飞机和每日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渡船,都会受到充满了贪婪的期待的迎接。他们那被大包小包拖累得精疲力尽的海外亲友,从升降梯上往下推着、拉着他们的箱子,口袋里塞满了兑换券,手上拎着赫然写有香港时装店,及九龙(Kowloon)食品店的塑料袋。他们的化了妆,烫了发的妻子,像个球一样跟在后面,用小车推着他们的索尼和日立。他们的孩子则穿着夏装,拿着日本造的Yasaki牌健身器,无精打采地跟在后面。码头也是喧嚣连天。起重机正在将装在大网中的贵重物品放到岸上,一个高音喇叭播放着《卡门》(Carmen),轮船的舷梯上冒出了一队大腹便便,四下寻找自己亲人的华侨。而他们的亲戚则在栏杆后大声喊叫着。当他们的海外亲友扛着大包小包出现时,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象吉祥物般往前推去。欢迎仪式很正式,但让人很不舒服。婴儿被礼节性性地抱来抱去。物品被一件一件地从疲惫的海外亲友的手上和肩上卸下来,而他们的大陆亲友则满怀希望地紧紧地抓住它们。码头外面,一队红色出租车正等候着将他们送到目的地。年长的海外亲人,摆弄着一个看似十分贵重的皮质手提箱,很体面地坐在了司机边上的位置,其他人则挤在后面,欣欣然地去赴接风宴。
     我带着自找的闷气,望着他们。我猜想,我正在无意识地强迫他们,去迁就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这个清教主义式的概念,或者说,某种田园诗一般的纯朴,但他们粗鲁地拒绝了我的想像。他们无意于以自己的痛苦,去成就我心中的浪漫主义梦想。他们想要的,是那些电视机。
    
     我突然想起了裤兜里李云(Li Yun)(音译)的名片,并且内疚地碰到了它。根据上面的地址,我走进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而且爬到了一幢水泥大厦的九层,在那里,我发现他的房门给一个老式电梯大门关了起来。不过我知道他肯定会在,因为整幢大楼都似乎在抖动,对我表示欢迎:“你走的时候,请叫醒我。”当他打开门,叫道:“汤普(Tompon)先生”,我才回过神来,心里想着他可千万别问我有关工程的问题。
     “你来了!”他不停地说到,“你到了!”然后他咧开嘴的微笑便黯淡下来了。“你来了——可他们都出去了!”
     他和他哥哥一家共用这套房子。他带我参观了他家的四个房间,以此凑合着作为我未见着他哥哥一家的替代。在广州,这套房子算得上是相当不错了。它有自己的厨房,一个乱糟糟地摆满了杂志和磁带的客厅,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幅的伦巴舞画片。
     李拿出了除夕吃剩下的饼干。我们一边品尝,一边重新规划我的中国内地之行。他建议的路线,明显是为他自己合身定做的。他那份税务局的工作,对他的旅行没什么妨碍。他已请好了三、四天的假,他说。我们将参观南海岸一带的风景名胜。但为什么你想去内地的韶山?他问道。
     “毛泽东出生在那里。”
     “但那个地方是垃圾!”他急切地说道,“没人还会想去那些地方。而且,也没有去那里的火车。即使有,也不在那里停,而只是直直地开过去。”这一点,我知道他纯粹是在瞎扯,他不过是不想去韶山(Shaoshan)罢了。“我可以带你参观广州。然后再一起去汕头(Shantou)!那是个好地方,就在海边。”
     我疑惑不解地望着他:“你喜欢游泳?”
     “游泳?我不会游泳。”他发“游泳(Swimming)”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海柯力斯(Herculean)味道。“不过那里水货很多。你可以买到比街上卖的便宜很多的东西。渔民经常在公海上,和新加坡来的轮船用丝绸换影碟机。他们用一种小包来装它们。
     “可我还是想去内地。”
     “但你得带些礼物回家。难道汤普太太不喜欢日本产的影碟机?”
     “是啊……”
     “那你的小女儿呢?”
     一丝身份认同的危机开始在我心底生长。我想像我的小女儿带点悲凄的神情,绞尽脑汁地确认她的喜好所在。最后我认定,她想要的是中国的礼物,而非日本造的东西。“中国的?”他语气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轻微的鄙视,将他心中外国货优越于本国货的成见暴露无遗。“可是你要去内地的什么地方呢?那些地方没什么可看的。”他抽出他的照册,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照片上的寺庙和圆锥状的山峰。“而且那些地方也没什么东西好买的。”在每张照片的前面,都站着李云,一身时髦的牛仔服打扮。那是李云在黄山,李云在北京,李云在桂林,李云在杭州。他彬彬有礼的站姿一成不变,他的人像总是感光过度,成为一个泛白的圆柱体,在浮着眼镜的地方,有一张像猫头鹰一样的脸。“那就是我,”他老是如此这般地向我介绍道。而他身后的风景却几乎难以辨认。
     一点一点地,当我顽固地坚持我的内地之行时,他的走私梦萎谢了。在叹息声中,他半是哀求的愿望——想在旅行计划中增加上海一站,也逐渐消失了。然后,相册换成了集邮册。他就象一个向我出示玩具的小孩。他的所有邮品都是中国的,不过在短短的十年间,那些革命芭蕾女演员和拖拉机画面,就渐渐变成了大熊猫、传统小说中的场面、金丝猴,及表现四个现代化的画面。
     他仔细地挑挑拣拣了老半天,然后才将几张邮票抽了出来;先是一只大熊猫,接着是一幅湖边的风景,然后是一只猴子……
     “你要干什么?”
     “我想把它们送给你的女儿。”
     我感到一阵羞愧。“她不集邮。”
     “可是她会喜欢这些邮票的。”他最后抽出了一张熊猫。然后在手掌上将它们叠成一叠。“拿着。”
     当我将它们装入口袋时,我感到自己的脸在变红。我的感谢话说得有些蠢。——中国人说感谢的话很简洁,说多了会被人误以为是在敷衍了事。——“我会送你些英国邮票。”我换了个话题。你的生活如何?我问道,女朋友怎么样?
     “我年纪还小,现在不准备找女朋友!”他的嘴巴开开合合,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我只有23岁!”
     他的表情严肃了起来。他如今依然生活在昔日的在校好友和同事间的哥们义气中间。从情感上说,他似乎只有15岁。我在饭店里见过这类生活在喧嚣的青春期中的男孩。
     “我会在26岁那年结婚,”他坦白道,“每个人如今都在26岁那年结婚。”
    
     汤普先生的身份危机持续了好几天。这部分是由于,李云预订了一家对他而言相当豪华的宾馆,而且还在第二天晚上,懒洋洋地泡在了十三楼的餐厅,这些举动证实了他的令人尊敬的结婚设想。不过在中国,所谓豪华,通常是黯淡的,汤普先生我住的宾馆就十分地中国化。宾馆内的用水,似乎是直接从那条叫错了名的珠江中抽上来的;而盥洗室,则似乎是专为矮个子的人设计的。餐厅内,当我还没觉得很饿的时候,就已经来晚了。我本来已经点了糖醋猪肉,果汁蒸鸭、蛋炒饭和蘑菇牡蛎汤。广州是中国的食都,但我的胃并不领情。
     我进了宾馆的咖啡厅,那里肉很小块,做工也很一般。和我同桌的,有三名普通职员,一名皮肤黝黑的制革工人和一位衬衫上写着“星期一”字样的漂亮妇女。他们说,尽管按照正常工资,这种地方他们消费不起,但他们还是会经常来这里。他们喝一种装在小玻璃杯中的混合了白兰地和橙汁的调制饮料。由于我这个老外的关系,他们才用他们向来加以鄙视的普通话聊天。“你该学学广东话,”一名职员说道,“那样你会感到有趣得多。北方人没有想像力。你肯定知道北方人那种笨嘴笨舌地说着话,同时盯着自己的脚瞧个不停的样子。”
     “要不然,他们就只是瞧着他们前面一米以内的地方,”另一位接上话说道。他把手放在太阳穴上,然后象公牛角一样往外伸着。“他们实际上啥也没看。”
     “而且北京城里都是共产主义者,”“星期一”插了一句。她的语气听起来,就象是北京养了一大批寄生虫一样,“党员,你知道。”
     制革工人往他的杯子里加了点白兰地。“那不是他们的缺点,”他说道,“糟糕的是气候。那里的气候实在太可怕了。”
     他们的谈话方式就象安达卢西亚人(Andalusion)在谈论马德里(Madarid)一般。他们将北方描绘成一个什么都缺的地方,一个官僚主义的苦行盛行的荒芜之地。“广州和北京处在截然相反的两极上,你知道,”有人说道。“它们是中国两个唯一真正发生了变化的城市——但北京是越变越糟。你去过北京吗?”
     是的,但我不准备再去。我要去内地,去韶山………
     “湖南省!毛主席的家乡!”他们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毛泽东思想!”他们嘲弄地将口里橙色的白兰地又吐回杯中,然后带着嘲讽的神色静了下来。“只有北京人才想着它,你知道。而在这里,我们想我们自己的思想。”
    
     这个民族对美食的偏好,在广州达到了滥吃狂饮的顶峰。一到晚上,那骑楼下面的人行道,便成了一幅“食客们”大嚼蛇肉,或四处寻觅食府的浮士绘。在他们之上,霓虹灯明明灭灭,而音像店里传出来的流行音乐的轰鸣声,及他们的欢闹声席卷了所有的小吃店。
     大酒店在多层的,宝塔般的大楼里层层升高,成为燃烧着欢欣与贪欲的宫殿。一尊三位一体的雕刻的神像,被置于接待大厅;而灯笼和光滑的柱子,则在如倒垂的莲花般的枝形吊灯下幽幽地闪光。在下面几层,食客们一般是十个,十二个或十六个一桌——通常都是男的。他们的桌上摆满了供他们共用的碟子——海瓜子、银耳、蕃茄酱煮板栗、豆腐、鲍鱼汤、大只的对虾、加糖马铃薯,等等。他们的食欲大得让人难以忍受。每道菜上来,都会引起一圈饥不择食般的、直楞楞的目光,和专注的惊叫声。每个人,都快乐地分享着口福之欲得到满足的狂喜。就餐者像猪一样快乐地打着饱嗝,咂着嘴巴。骨头宛若夏日的暴雨纷纷落下。面条在一片欢喜之至的咕嘟咕嘟的吞咽声中,被一扫而空。饭碗要一直送到鼓鼓地塞满了食物的嘴巴边上,等待筷子在碗中快速地转动着,将饭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饭店老板在每一边都叠了一大叠碗碟,供顾客自由取用。有人转动桌子中央摆满了盘碟的旋转桌台,而其他食客则伸出筷子,这儿夹一块加糖胡桃,那儿来一片莲藕。
     尽管餐桌上的脸张张都显得文质彬彬,在汗气腾腾中咧开嘴笑着,但桌子下的双腿却兴奋地晃个不停,整场宴会皆是如此。小腿快速地上上下下,脚指叩击地面,将他们内中的狂喜暴露得一览无遗。双膝不安地搅动着过道——它的颤抖和莫名其妙的紧张,多少破坏了桌面上的狂欢气氛。
     从最底层往上,到楼上的包厢,更为奢侈的酒宴也在进行着。挂着深红色灯笼的门道,把人带进一个个贴着亮闪闪的金色墙纸,摆着上了漆的竹具的“人造洞穴”中,象牙筷子在格子状的隔墙后面劈啪作响,大卸八块地瓜分着蒸全龟,或写有“喜”字的糖果布丁。一对正在求婚的小夫妻被晾在一边。由于远离了那些喧闹的人群,他们看上去很失落。女孩子戴着假珍珠项链,显得坐立不安。她似乎还不能确定她所扮演的角色,对着男孩摆出了一张无援而沮丧的脸,和两片微微张开的嘴唇。而男孩则在一边滔滔地讲个不停。性的意味,折磨着他俩之间的气氛。
     但附近的婚礼,依然在吵吵闹闹的祝酒令和演讲中进行着。婚宴中人声鼎沸。霓虹灯下赴宴者洋相尽出:新娘身着令人恶心的粉红色礼服,男傧相们象展狗会的获胜者一样打着攻瑰花结。整个婚宴到处杯盘狼藉。涂着鲜红嘴唇的女侍者们四处穿梭,狂欢的人们开始归于平静。他们只喝一种桃色的果酒及茅台,不再进食和闲谈。肩挤着肩,肩碰着肩。香烟在仪式性的喋喋不休中在人们手中传递,敬烟、被拒绝直至最终接受。男人们翘着二郎腿,兴高采烈地听着每一个笑话。女人们互相拧着对方的脸或是充满柔情地搂着朋友的腰。没人去碰异性一下。
    
     在这类多层的酒楼中,有一家还特别推出了蛇宴。我看到,它们都是活的,被成堆地置于玻璃橱窗内,一位美食家正在挑选他的晚餐,最后食欲大增地点了一条黄绿色的水蛇。那条水蛇沙沙作响地缩成一团,露出个小脑袋冷冷地盯着他。其他的蛇在长条状灯的后面,如同破电线一般地晃来晃去。
     餐厅的菜谱上列着米虾填蛇,眼镜蛇饼和猫蛇肉汤。我旁边的那一桌点了份蛇胆酒。一群服务员提着圆篓过来了,然后圆篓中抓出了几条三英尺长的蛇。服务员的双脚娴熟地踩住蛇的头部和尾巴,在蛇胆一侧切开蛇腹。从每一个切口内,一个黑色的,充满着胆汁的小球给拉了出来,而蛇则被重新扔回篓子,它们还活着,还能长出新的蛇胆来。此时,桌子边上坐着的那些人正亲热地交谈着什么。接着,等这些剧苦的胆汁,在盛着烧酒的管形瓶中溶解掉时,一双双迫不及待的手便一把抓住瓶子,然后在一片喧闹的杯觚交错中,一饮而尽。
     在广州城的美食中,凡是可食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对待其周围环境时的冷酷无情。每种动物的每个部分——猪肚、山猫的乳房,整只的竹鼠及蝾螈——皆被视为美品送进嘴里。即使是印度母牛和穆斯林的猪,在广州也不会因为禁忌而幸免于难。这是间接受到中国人那极贪乏的厨房的逼使,而产生出来的发明。大多数中国人一年才消费14镑肉,只要将这一水平稍稍抬高一点,许多动物就可以幸免于难。
     在吵闹的、无产者一般匮乏的野味馆内,我向女服务员询问有没有我能吃的东西。但她从菜单上,像念咒一样无动于衷地报出了几样菜:清蒸猫肉、虾末炖珍珠猪(整只),豆酱油葱干辣椒炒狗肉、猫肉浓汤,橄榄仁炒小狗肉泥(“这是一种鱼”,她介绍说),蘑菇炖蟒蛇……
     如果我点清蒸山鳖,她说,那就得等上一个小时。而我要的熊掌,对不起,已经卖完了。
     我踌躇不定。似乎一下子就成了素食主义者。我犹豫了很久才点了份蟒肉汤,然后偷偷地瞟了瞟旁边几张桌上的大菜,希望能见到几样没有蛇的菜。但我看到,就餐者只顾埋头喝着炖汤,汤上面不甚清楚地浮着些带花斑的肉片。我们周围的窗子上挂着美丽的动物画面:鹿和猫都挂着项链。
     服务员想帮我参考一下。“来点沙锅木炭炉现煮的狗肉如何?”
     我绝望地拒绝了:“太贵了。”
     “那来份炖野猫吧?”
     “哦……”我一眼就瞥见边上阳台上蹲着一只家猫。
     服务员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不是这种。”
     她试着做些解释。那和真正的猫毫无关系,她说。她写下了它的汉字,但我一个也不认识。最后,怀着但愿那只是一个无毒之物的滑稽名字的期望,我听见我自己说道:“请来份炖野猫吧。”
     不过上来的蟒蛇汤本身便可当饭来吃。它盛在一个巨蟒般的大碗中,在棕色的汤下面,沉淀着一些象是白色的小鸡肉的东西。味道尝起来很像鱼。肉上面较黑的斑点似乎是皮。我不断地为自己寻找借口,吃蟒蛇肉(尽管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总比吃(我曾经常吃的)羔羊肉好受多了吧。
     在我桌底下,那只家猫正局促不安地扭着身子。它看上去很瘦,不过也有被人吃掉的危险。实际上,我老有这样一个印象:在这里,几乎每种动物都处于被吃的危险之中。当有人往我手上递了块温热的法兰绒毛巾时,我差点就把它当菜送到嘴巴里去了。我不知道,在这里还有什么东西是有营养的?蚊子?窗帘?——我忽然想到,如果自己从四楼的楼梯井掉下去,又会怎么样呢……
     当我的炖野猫上来时,那只猫在我的桌子下安静了下来。我掀起盖子,里面有红褐色的蘑菇和难以辨识的鲜肉。汤上面控诉般地浮着两根很脆的肋骨。我带着如释重负般的心情,先吃起了蘑菇,但它们照样弥漫着那黑乎乎的,不知为何物的肉的浓烈味道。肉里面满是脆而松的骨头。我不知道我那隐隐泛起的恶心感,是由于肉太腻,还是由于我自己头脑里胡思乱想所致。有好几次,我的筷子都碰到了那圆圆的,如微型擀面杖一般卷起来的肉片,那很像腿。我偷偷地将碗塞给了桌下的猫,也算作是一种抑郁而可悲的自救吧。
     “你不喜欢吃野猫肉?”女服务员看着我的碗,一脸的失望。
     “我已经很饱了。”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剔着齿缝间的蟒蛇肉。但她似乎理解了我的怯懦之所在,弯腰递给了我一幅这不知为何物的“野猫”的画片。画面上的生灵看起来就象是爱德华•考尔(Edward Lear)的五行打油诗的图解:一个非常悲伤的、长着四条腿的椭圆体,一张脸满是苦恼或者悲哀的神色。但这张画来得太迟了:我已经吃了它。后来我将她写的汉字给一位会讲英语的广东人看时,他将之译成“象猫”(elephant-cat)或者“狸猫”(cat-fox),然后摇摇头,一脸的迷茫。
     在我桌下,这家猫的同类已被吃得只剩下一滩油油的汤了。
    
    
     “经历了的苦难?所有经历了的苦难?”这位出版商带着厌恶地瞥了一眼他膝盖上的书。“没有。从文革中,并得出什么东西来。既没有产生伟大的小说,也没有产生天才的作家。”这个他自己得出的结论,多少让他感到有些悲伤。他把书递给我。“都是些平庸之作。如此而已。”
     “但里面总该有点什么吧?”我愚蠢地愕然了起来。那破灭的理想主义,那被迫的下放,那破碎了的职业和雄心——难道,经历了这些的那一代人竟然没有记录下任何真正的证词?“如果这要发生在欧洲……”
     “但中国不是欧洲。”他粗鲁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们年青一代的教育水平,还没有高到那样的地步。”
     “但也不可能只是那样……他们可是有数百万人之多啊!”
     “是啊,不可能只是那样。”
     他自己也在试图理解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然而他显得老态龙钟,而且精力不济。在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后面,长着一层霜冻般的灰白头发。当他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来回走动时,他的脚在过大的鞋里面踢嗒作响,仿佛它们也已经皱成了一团。他的生活近乎贫穷。在他走进厨房时,我发现他的客厅里的东西真是少得可怜,在上了黑漆的搁板和桌子上面,放着所有的家当:两把塞了口的茶壶、一帧当代的卷画、一个老式的半导体收音机、一些书、三个陶瓷盘子,还有一只时钟。
     他对中国小说的悲观,我原先以为,那不过是因为他是老人,不太适应新鲜事物的缘故。但后来当我读到那些小说的英译本后,我才理解了他。它们寡淡无味、思想单一;不是逃避情感生活,就是一味沉溺于感伤;顽固的道德说教口吻,使它们显得呆板而且生气不足。
     “你知道,在我们国家禁忌实在太多,”他娓娓道来,“我们不习惯于你们西方的分析思维方式。我们不会去解析自己及相互间的关系……”他拿起他正在读的小说,格雷汉姆•格林(Graham Green)的《逃亡之路》(Ways of Escape),用指尖压着它。我发现,他的手那样纤细光滑,保养很好,就象女人的手一样。“对我们来说,小说依然是教育的工具。一切——政治的和道德的——都已经事先设定好了。我们没有争论。”
     “不过还是有某种异样的东西正在开始,对不对?”最近我读到了一份报纸,它上面警告说,年青的小说家正变得如此西化和内省,以致都快成为失落的一代了。他们的偶像,显然是詹姆斯•乔依斯(James Joyce)、亨利•伯尔(Heinrich Boll)和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没错,是有某种东西正在发生,”他赞同道,“年青的一代已经经历了一切。他们试图更深层地体验他们自己,然而……还有一些东西并没有运转起来。”
     后来,当我走进一家大型书店时,我看到里面挤满年青人,他们正如饥似渴地流连于,这由单调的纸封面的书籍构成的森林。他们接踵比肩地站在外国文学译著和中国小说这一书架前,将它围了好几层,手上拿的书都快凑到脑袋上去了。在单独放着英文版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Dracula and Greenmantle》的书架前,也挤挤地站满了人。只有山岭般放着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的政治类书架前,空无一人。——这一架的营业员正在阅读一本体育杂志。
     我在书店里踯躅着,希望能碰上个好问的学生。不过忸忸怩怩地侧到我边上来的是名年青妇女,手上抱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她说话的声音如同中国的新闻播音员那样甜美圆润。她说她喜欢象索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等作家创作的西方现代小说。“而且我们将狄更斯视为一名社会意识作家。海明威(Hemingway)亦是如此。还有,奥威尔(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也已经翻译过来了。”
     “什么?”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的领导人认为它写的是苏联。”
     “哈。”
     她腼腆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作家,”我本不想说出我的职业的,但她提问时的纯洁让我不得不说出来。
     “噢!”她立即崇拜地瞪大了眼睛。“我曾经也想成为一名作家的!在我上大学那会儿,这种想法非常令人兴奋。”她凝视着我,带着几分小女孩的羞涩和难为情。不过她现在是一名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她补充道。
     “秘书?”她看上去很年青。
     “不是。我听说过你们西方的那种秘书。但我们这里几乎没有那样的。你不可能给中国人的身份归类。”
     当然。整个秘书阶层,在这儿都不存在。这里,那些每小时数千字的打字员,不过是专业化的机器。大多数官员都使用写字速度一般的助手。“这类助手与你们所谓的秘书判然有别,”这位女孩介绍道,“他们大多数在最后都会接替上司的工作。而且通常都是男的。”
     “难道是男人干得更出色吗?”
     她很平静地答道:“是的。”
     我等待她往下说。
     她继续说道:“为了进机关,女孩子至少需要比男的优秀百分之五。”一丝怨恨的火花在她脸上一闪而过。“尽管男的和女的拿同样的工资,但男的往往能得到较高的职位。”
     我看到,就连在建筑工地和火车站运煤的人群中,也是女的干粗活,而由男的开卡车。
     “男的更重要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现在一些丈夫还照样殴打妻子。”她尴尬地翻着《安娜•卡列尼娜》。“也许女人在哪里都没好日子过的。”
    
    
     黄昏,一位老头推着她妻子穿过中央公园,在她身下,是一片小灌木林。两人都一样地满头银发,一样地双颊深陷。柔柔地,带着无限的耐心,他帮她从轮椅上下来。有五分钟,她的手紧紧地抓着一堵石墙,眺望着一片柿子林。就在这堵墙上,还坐着几个小男孩和一名外国人。然后,又是柔柔地,老头把轮椅推向她,而她则发着某种介乎呻吟与感叹之间的声音。他推着她,慢慢地,走了。
    
     在公园大门附近,我瞧见从出租车中出来两名女孩。由于施了胭脂和口红,她们看上去很俗艳。一个穿着深红色的牛仔裤和茄克,她的同伴则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一直敞到大腿中部的衬衫。在单调乏味的人群之中,她们亮丽得有如耀眼的灯塔。我早就听说过在广州,“路边的野鸡”已再次出现,但从未象现在这样公然地想起了她们。即使是身处喧闹的打架现场中间——她们所乘的出租车哼哼唧唧地经过了一伙愤怒的流氓——,她们也依然保持着不知羞耻的洋洋自得。有六、七个男人不怀好意地跟着她们。其中一个上前拧了一把高个子女孩的鼻子。但她们视若罔闻。她们推开这群人,搔手弄姿地站在了一家电影院门口,立即,便有其他的男人围了上去。几分钟后,穿牛仔的女孩跟着她的顾客离开了,而她的同伴,则孤零零地穿着她的粉红色衬衫独自徘徊。
     我走进公园,很偶然地发现了一位说书人。似乎是那些老人和农民首先凭直觉发现了黑暗角落中的他,因为他前面的凳子上,坐着的都是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农民。他们都穿着晒褪色了的蓝色和灰色衣服——在两百人中,看不到其他颜色的衣服。他们的黑乎乎的脚指,搭在前面的凳子上。他们的脑袋如同硬木制成的钮扣。他们的脸上,凡是没有骨头向外撑着的地方,都因为年老和辛劳深深地凹了下去。男人的双颊和脖子上都霜一样地冻着短髭,短髭下面,碎片般地垂着几根枯黄的胡须。
     昏黄灯光下,站在空桌后面的说书人也许已是另一阶层中的人。他穿着西服,扎着领带,显得衣冠楚楚,却有些扎人的眼。大约两个小时,他都在无停顿地讲述着他的故事,没有照着书本在念。他有种旧时音乐厅中的喜剧演员所独有的女人气。他的头发光洁整齐地梳在脑后。然而他的嘴里发出的声音,却夹杂着众多广东人的腔调,这些腔调分属身份不同的人,它们互相排斥,极不和谐,似乎流畅不起来。它在顿涩与高昂中,从一次声门紧张,走向另一次声门紧张。只有他的手势是流畅的。
     在昏暗的光线下,他的观众均目不转睛,眉飞色舞地望着他。偶尔地,他们互相也会笑上两声。但在情节紧张的高潮,他们却一动不动。他们的肩会在磨损的棉料茄克中耸起来,脸上的眉毛和皱纹紧锁成十字。他们的掌声并不伴随着欢呼声,而是伴随着情不自禁的喧哗和动作。散场时,他们起身,不约而同得就象一个人,然后一声不吭地消失于茫茫夜色中。而说书人也叨着根香烟,走掉了。
     我追上了他。他几乎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而我又听不懂广东话,所幸他的手姿很流畅,我据此还能理解他的意思。他最初是一名中国古笛演奏手,中年时开始讲这些传统故事。当然文化大革命禁止讲唱这些故事,但它们已深深烙在了他的脑子里,于是文革后他便几乎原原本本地干起了老本行。我原本以为他大约55岁左右——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头发仍然乌黑一片。但他说,他已经70岁了。只有分手时,我握着他的手,才感到这手是如此地虚弱——在我的手里,它脆弱冰凉,象一块骨头。
     附近的一个舞台上,一场戏剧比赛已在激烈的角逐和高声的喧闹中,进行了近三个小时。在温煦的天宇下,它的观众——农民和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正坐在摆得乱七八糟的凳子上伸长脖子往前看,中间还有一些女人,穿着黑裤子、黑袜子、黑拖鞋,有着坚果形的脸蛋。她们时不时就会爆发出一阵喧哗的笑声。没有耳环、没有项链,也无胸针或项饰修饰着她们。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阵充满生气的紧张就会包围她们;当剧情平淡下来时,她们就会交头接耳,并且剔着牙齿。
     但舞台上的世界,用闪耀的光芒将自己隔绝于生活之外。女演员摇头晃脑,戴着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头饰,她们的嘴唇在惨白的脸上显得格外地猩红。男演员则穿着绘有腾龙的丝绸古装,极可笑地戴着饰有狐尾和雉尾的羽饰。有时,由于穿着四英寸厚的鞋子,他们看上去不过是些脚步踉踉跄跄的闪光者。演员们要产生雄壮的新高度,只能通过更为华丽的缎纹,还有更繁饰的吊灯或珍珠项饰才能实现。
     今晚的剧目由刀马旦主演。这是个如亚马逊(Amazons)女战士一样的形象,她似乎盘旋于中国人的想像中。一切都是仪式化的,独立的。角色身上的长袍和头饰立即就能反映出所演角色的官衔和性格。红色的脸谱表示勇敢,蓝色的则表示专横或者凶残。水袖的舒缓或激烈,髭须的上翘和髯口的分叉,及二十类不同的大笑和微笑,一切都成为无可更易的符码。整场戏下来,支持观众看下去的,与其说是纯粹的幻想,毋宁说是某些古老的,护符般的代码。一名负旗的武士就是一支大军。挥舞的蓝色绸缎则是一片海洋。乐队就坐在舞台的两翼,小提琴声、琵琶声、洋琴声和铜锣声,热热闹闹响成一片。而即将死去或不再上场的角色,则毫无顾忌坐在一边。
     几个世纪以来,此类的戏剧都是大众智慧得以展现的渠道。它们上演在寺院和市场上,还有煤油灯的微弱灯光下,——那使演员身上的服装显得自然。在它们的对白——那是过去在支撑现在的巨大滋养之一部分——中依然可见祖先的习语。坐在那个灯光明明灭灭的剧院——我旁边是位老太太,她剥落花生时常把壳丢到我的膝上——里,大约一个小时我都在努力让自己相信:根本就没有东西已经改变了。
     我信步走进一家食品市场,眼前所见让人不禁顿生呕意。在它的遮着的过道下面,开头几个摊位摆着根茎和香料粉,充满刺激性的味道。成麻袋的药用树皮,象柴火一样堆在一边,空气里弥漫着麝香的味道。然而当我凑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其中有几堆竟然是脱水了的蛇——卷曲起来的骨架和斑驳的蛇皮——,有些小一点的蛇则干得象木棍一样僵直。我还在不经意中瞧见了一幅猴子的骨架及四只熊掌。几只玻璃纸袋内鼓鼓地装满了脱水过的海马,而几张巨蟒皮则被象亚麻布一样折了起来。
     接着我走进了一处象外国的宠物商店的地方——不过这里它实则是一个屠宰场。从它的那些层叠着的笼子里,传来了数百只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成猫,和幼猫的凄厉的呜咽声,它们不是黄白相间地挤作一团,就是被主人用鲜艳的绳子系在了笼顶。顾客们一次便买走好几只,对他们来说,肉实在太稀罕了。它们被塞进麻袋,麻袋被系上口,过称然后提走。
     我知道,我的反应充满了伪善的意味。当我走过挤成一堆的鹌鹑和山雉时,我竟然毫无感觉。但当我看见鸫时,我觉得很难过,而当我看见那暗淡无望的哺乳动物的“死牢”时,我简直愤怒了起来。我在其中看见的唯一的一群狗,已经给杀死并且剥了皮。有六、七只浣熊正躺在一边,把头埋在它们的四肢中,其中一只还在无助地给它的后代喂乳。另一只笼子里坐着一只猴子——在他们看来,猴脑味美无比——,抓着笼子的栏杆;还有一只笼子里坐着的是只豪猪,它的刺已基本上给拔掉了。当我经过一只躺在一板条箱上的鹿时,它的为报纸覆盖着的脑袋抬了一下,报纸下的鼻息依然在悸动不已。
     接着是出售猫头鹰的地方。它们被关在一排脏兮兮的笼子里。其中包括两只漂亮的鵰鸮,一群鸺鹠及一些我不知其名的,身上有灰斑的食肉动物。最后,摊主边上的一只笼子里,还关着一只谷鹰。根据它腿上的白毛和心形的脸,可以判定是北欧种。它的头和乳白色的胸脯,粘着斑斑点点的脏物。它的样子是那样的柔美,我忍不住想抚摸它一把。在它的形状古怪的脸上,它的眼睛充满敌意地闪动着光芒。它很漂亮。
     这位男性摊主也许知道,外国人是不会在这个市场上购买任何东西的,所以他回答我的提问显得很不耐烦。他说,他将这些动物卖出去毫无困难。(有些农民相信将一只鹰整个地——羽毛和一切——吃下去,可以治疗癫痫症),然后他就看到我在点钱。于是他抓住一只鹰的翅膀,掐了一下它的胸脯,然后把手猛地往嘴里一放,说道:“那部分最好吃。”
     因为它的美丽与凶残——也许它捕食野猫不过是一项不得不做的苦行之道——,我花了相当于4英磅的钱买下了它。不过我旋即怀疑自己,是不是更应选择买一只猫,或者一只浣熊?不过即使我选择了它们,它们的命运也大抵只能是被再次捕获,然后吃掉。而鹰却是掠夺成性的,有可能幸免于难。摊主绑好它的脚后,我将之放在一个厚纸袋中提走了。我决定养着它,直到我跑到乡下为止。我在宾馆的衣橱上面,给它安了个家,喂给它肉吃。它在上面整夜地来来回回拖着脚步,鼾鸣不已。
    
     (BEHIND THE WALL,BY COLIN THUBRON,PENGUIN BOOKS,1988,
     PP1-37,138-161,176-192。梅子满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