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齐泽克: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

有这么一种现象,不知中国有没有,那就是,欧洲有一种“哭丧妇”的职业,就是从事这些职业的妇女被死者亲人雇佣到现场去哭丧。哭丧原本是亲友们的事情,然而这时他们却可以处理诸如分遗产等更“重要”的事宜。我们今天的理论分析,不仅要处理很多复杂的现象,而且还要处理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的、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我们说的那个“哭丧”,这本来是非常个人化,非常私人化的事情,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这时,哭丧的妇女被雇佣到丧者家去哭,而真正的亲人则可以去做别的其他事情。我这里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西藏的佛教中有一种叫“转经轮”的东西,代之以用手去转动“转经轮”,现在信徒们让风来代替他们去转这个“转经轮”。当风在为信徒们转动“转经轮”时,尽管他们脑子里可能想着的是一些黄色段子、裸体女郎等,但仍却是“客观地”在祈祷。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参与到全球化中很是明显,这两天我在中国观察到,美国很多的电影电视在中国都有盗版。大家一定注意到,如《六人行》这样的美剧中,都会预先配有一些笑声。人们一般认为这些“罐装笑声”的作用,是用来激发观众的笑声,而实质上,这种笑声恰恰是代你笑:当你回到家,打开电视,也许并不觉得这电视剧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但看完电视、听完那些笑声后,仿佛你自己也笑过一样。

  生活中常常有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现象,比如恋爱,现在的恋爱往往是他人代替我们恋爱,其他人代我作某事;再比如伐木,现在伐木都是机器来代我来做的;再如有人想报复他的敌人,他到我面前挑拨离间,我便冲去攻击他的敌人,这时,他对他的敌人的报复是通过我来完成的……而在另一面,人们便可以采取一种“伪主动性”的姿态。这种“伪主动性”,就是去积极“行动”,来保证什么事情都不变化,还是举一个生活的例子,如果在一个朋友圈里发生有某个尴尬事情,而责任主要在我,那么在朋友聚会时,我就会变的很主动,不停地说话,去讲一些黄色笑话,或乱七八糟的事情,从而使别人忘记去提那一尴尬事情。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二十年前,我去看精神分析师,我一刻不停地说话,从而使我的精神分析师没有机会提出真正使我尴尬的问题。这便是“伪主动性”,即“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断地行动,以使得真正的行动不会发生。

  二

  再一步考察,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暴力能使社会产生改变。然而,其实社会上是存在很多暴力的,但这些暴力,恰恰是使得社会去保持原状,使得什么都不会被改变。这便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一个缺陷。
  这是意识形态的例子,还有一个与性有关的例子,比如看色情片,色情片的一大功能就是手淫,通常情况是人们边看边手淫,而现在的状况已不完全是这样,色情片的功能恰恰是它代替你快乐。因此,我不建议你们看,看多了会阻障性功能。
  刚说到色情片时,听到大家在笑,我们还是继续说色情片,一般人们认为,色情片给人们呈现一个自由的领域:其他电影一到性爱镜头便开始遮遮掩掩、转换镜头,但色情片却是性爱的完全呈现,什么都可以看到。但它的代价是,剧情的缺失。以前老式的色情片,还有一些故事情节,现在的色情片则是根本没有什么情节。色情片其实不是一个解放性、颠覆性的文化产品,而是保守主义的文化产品,你看到全部性交过程,但里面肯定没有故事情节,如今一些法国导演尝试拍一些“严肃的色情片”,这类色情片既有故事,又可以看到其他全部的表现,但我们看到,这类色情片在市场上彻底惨遭失败。

  三

  我们不再讲色情片,还是回到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在人类学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某个古代原始部落认为自己是从某一动物发源而来。但是如果要真的去问这些原始部落的成员,你们真的是从鱼到人吗,他们会毫不思索地回答你,当然不是,我们不是傻瓜,认为自己是从鱼变化出来。这个说法,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祖先这样认为。我们看到,他们自己不相信,但却需要别人去代替他们相信。
  另一个是关于基督教的例子。如果我们去问今天的基督徒,是否真的相信两千年有那么个人,跑来跑去做出那么些事情来,答案多数是否定性的。但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仍被信仰?人们的相信,很多乃是为了不让儿女们失望。换言之,为了他人而继续假装相信下去。另一边,孩子也不相信,但同样他们也不想让父母失望,他们也想继续拿到每年的圣诞礼物……于是,一个系统便可以这样不断地运转下去,即使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个系统,在其中,每个人都相信另一人在相信着那些无聊的原始故事,即使这“另一人”根本不存在。
  正因此,假设有人真的相信这些原始故事,这样的人在今天就被称作“野蛮人”,或“原教旨主义者”。美国学术界当今的一个最大的潮流便是“文化研究”。而尽管常常被错误地归入其中,我恰恰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者,什么是“文化”?“文化”便是:当一个信仰不再真正被相信的时候,它便成了“文化”。人们不再相信,但一边同样还在实践着那些东西,以尊重“文化遗产”的名义。我有一个朋友是犹太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毛主义者,即一个无神论者。他一次吃饭时点“毛家肉”,我说你是犹太人不能吃的,他说这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文化的一部分。

  四

  这儿还有一个人类学的故事。有人类学家远足去考察某一原始部落。在考察之前,人类学家就听说这个部落里的人会跳很怪异的舞蹈,戴着骇人的面具。人类学家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需要的那些蒙昧的的东西。但当他们到了这部落时,同行的人中有人会一点点翻译,部落的人也通过翻译知道了人类学家想要看的东西。于是,第二天晚上,人类学家便看到了该部落的人们真的跳着很怪异的舞蹈,戴着骇人的面具。而这正是他们所要看到的东西,于是他们回来后写了大量论文,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有这么一个怪异的部落戴着那样的面具,跳着那样的舞蹈。若干年后,另一批人类学家也去了,这次,他们至少学会了当地语言,他们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故事。事实是:部落的人们知道远来的客人的想法后,他们连夜照着那些说法而编造出来,跳出来给他们看。所以,可以说,这些怪异的舞蹈恰恰是被发明出来的,是基于礼貌的原因而被发明出来的。原来的那些人类学家想要看到各种不同的东西,他们看到的,便正是他们自己欲望的投射,而不是真正的本真的东西。
  今天很多人对人类学或许都会感到生疏。那么再让我举一个电影的例子。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他的电影大致可分为两类范畴:一类是历史题材的电影,诸如武士题材;另一类则是现代背景的电影,电影里面的人物都西装革履的。前一类在西方很是流行,后一类则相反,在日本很是流行。《罗生门》的影响正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电影在日本本土很是失败,然而在西方却很受欢迎,这跟原始部落的编排出舞蹈给西方人看是一个道理。
  这便涉及到身份认同的问题。他者想要看到这个样子,你便照着这个样子去做。希腊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忘记了自身伟大的传统,但人家说,你们可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后裔啊,那么,希腊人就认同他们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后裔。还有印度,19世纪晚期印度社会发生了变化,然而,推动印度社会向“民族-国家”变化的并不是印度的传统主义者,而是那些从牛津等大学留学回来的一批自由主义者,这些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的认同,都恰恰是肇因于一个外部的注视。阿根廷人也是,人家说你阿根廷人是浪漫的民族,他们也就认为自己是浪漫的民族……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已足够坚强,能够冲破这一恶性循环。

  五

  今天,似乎弥漫的是这么一种犬儒者:他们的为人处世非常随便,认为人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似乎一切都与我没关。而我看到的却是相反的一面,表面上是犬儒姿态,什么都不信,其实是最相信的。就如我们斯洛文尼亚人,他们往往会说:爱国?有什么好爱国的!似乎一无所谓的样子;但是一旦有外国人那样说,他们立时就会跳起来。所以,他们的无所谓是虚假的,表面上不信,实际上却是非常相信的。所以,犬儒背后有很多东西。
  这就引出商品拜物教的问题。我们还是从一个笑话开始吧。有一个人一直认为他自己是一颗谷粒,会被鸡吃掉,并为之惊惧,于是他到精神病院去求医问病。精神分析师反复对他灌输说,你是一个人,不会被鸡吃的,最后宣布他已被治愈,可以出院了。然而,在他出院的几分钟后,他忽然又跑回来了。医师问他为什么又回来,他说,医院门口有只鸡。医生说,“你不已经知道自己是人,鸡吃不了你?”那个人回答道:“我是知道我是人,但是那只鸡并不知道我是人……”

  我们常被告知商品有着某种神秘力量。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似乎是在指出:商品并不具备那些神秘的力量,它只是社会关系的对象和中介。然而,即使人们理解了这一点,却并没有实际作用。因为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信念跑到社会上时,我们跟那个怕被鸡吃掉的人一样,又马上跑回来,“我是知道了商品并不神秘,但商品本身不知道啊,它似乎还正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在运作着”。所以,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论点,并不是上课就能弄得懂,真正问题在外部现实中的社会实践。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实质上正是把马克思本人简单化了。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这么一个论述,大家都可能读到,但并不定都注意到,其意是说,商品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第一眼看上去,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非常琐碎的东西,看似司空见惯,然而,实质上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神学的神秘。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并不是简单普通的事物,而是有着神学的微妙与精细。在今天,你去问一问白领阶层什么是商品。他们并不会告诉你商品很多神秘,相反,不神秘的很(钱无非就是纸头而已,通过这些纸头,你可以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东西,等等)。然而,当他们跑到股票市场进行交易时,却又开始把商品当作神秘的东西。所以,他们便在实践领域,便恰恰是在实践着商品拜物教。问题在于,表面上看商品很简单,但实际遇上的时候,却又会认为它们很复杂。就和如在西方社会,我们一提到警察,就可能形成这么一个刻板印象,人们都会认为99%的警察是腐败的,这看法可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当你被人揍了一顿,或身陷困厄之中,你便会想到找他们,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你这个行动却暗示了,你还是相信警察的。所以表象与现实在哲学往往是对立的。
  最后,你们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我希望大家对我的发言也是三七开。

  六

  Q:你如何看待当代包括您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A:这个问题所追问的,乃是左翼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矛盾。我们不妨先来看马克思本人。其实马克思本人对待工人的态度是非常傲慢的,他提到工人时,常常用到一些脏词,诸如笨蛋、蠢物、动物等,他本人也过着非常资产阶级的生活……这是左翼知识分子理论同其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其实,个人生活是不能按理论来生活的,诸如,今天我来这做讲座,这个讲座是有报酬的,我如果说我批判资本主义,我不要报酬,这不恰恰正是一个极度虚伪的姿态?我拒绝这种姿态。我不要这钱,这些钱就可能会最后落到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手中。
  我尽管也被称为是“负有盛名”的理论家,作为持批判姿态的左翼知识分子,我常常并不如你们所想象的那样生活奢侈,要风是风。我生活中,实际上处于一个被知识分子围攻的地位,他们说我的学术分析不正宗,一会是黄色笑话,一会是一些小故事,其实没什么东西。所以,我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有权有势的人。杰姆逊则是,他有权有钱,过得非常奢华生活,也非常有权,如果他要推荐一个人去干某份工作,那是十拿九稳的事情,而如果要我推荐,却往往会适得其反,本来这个人还有拥有这份工作的一线希望,我这一推荐,他的工作反倒会没任何希望。(笑)

  Q:请问,在你讲座开始时,你谈到自我肖像与他者眼中的肖像之间的关系,在讲座之末,你又谈到了主观形式上的幻象与客观形式上的幻象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A: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简单地回答您:这两者并没有某种辩证的关系,但还是有关系的。举例来说,在斯大林社会里,很残酷,既清洗,又镇压,然而,他们不遗余力地维持一个团结幸福的表象,即使每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假象。问题在于,既然每人都知道,那么,他们在坚持这个表象,是在做给谁看呢?在拉康主义中,这个“谁”就是the big Other(大他者)。正是对大他者,我们努力保持作为幻象的表象。他们不是做给自己看,而是给大他者看,这不仅适用于斯大林社会,还可以适用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假设有一个五、六人组成的朋友群体,假设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但大家都没有公开提起。然后这个群体就仍继续下去,大家都装着一个表象。倘若,其中有个人吃饭时不小心地把这件事说了出来,一下子,大家都极度尴尬,甚至这个群体也因此而走向解体。然而,实质上大家都只是“知道”了自己早已知道的事情,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变化呢?那么,用拉康主义的术语来说的,就是大他者知道了。大家努力维持的那个表象,就是做给“他”看,一旦他知道了,那么这个表象(该朋友群体仍亲密无间的表象)就彻底崩溃了。
若要再进一步回答您的问题,我就不得不使用更多拉康主义的术语,如小他者、大他者、对象a等等,那么。我就在这里停住。

(吴冠军 口译,陈占彪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