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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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中国:从食人人部落到卡拉OK族

真实中国:从食人人部落到卡拉OK族

作者:(美)约翰•吉登斯 著/陶颐 译

中国中部之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有其双重性,一是毛泽东的继承人、政界元老邓小平在他最后日子里倡导的以城市发展及企业家精神为标志的中国。邓小平就是以这种模式的国家来诱惑中国人民,平息国内外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内外发生的北京大屠杀血案的不满。第二是指更远的内陆,远离沿海的省份以及这些省份内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地区,成百万的中国农民仍然受制于洪涝、干旱以及最近又死灰复燃的官僚腐败这些传统"敌人"。在这里,现代化和改革之影响极不平衡,从而拉大了城市和农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
     这两种中国之间的不同可以用一个“金”字来形容。这种不同是黄金的购买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区别,是霓虹灯闪烁的金店与发掘者昏暗危险的地道之间的不同。当我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唯一所见到的黄金是涂在毛泽东神圣头像光环上的黄金。二十年后,黄金成了处在邓小平经济革命时代中国最宝贵的物品,质地柔软,色泽透黄的24克拉黄金被视为防御通货膨胀的传统壁垒。1992年,国内黄金产量达到181吨,是1990年五倍多,同时也几乎是黄金进口量的两倍。现在仅北京市就有多达400多家珠宝店。1993年,中国政府将黄金的国家采购价提高了将近一倍,以此刺激国内产金量,打击从国外走私黄金的活动。在广州,黄金已经成为美食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广州饭店现在向腰缠万贯的新食客们推出了用24克拉纯金叶片装饰的佳肴,其菜单上列有用黄金叶片点缀的鲍鱼、鱼翅、鳄鱼肉及蛤。即使毫不起眼的豆腐也因为有了黄金的装饰而摇身一变,美其名曰黄金独角兽。
     为了满足城市居民对黄金的狂热,一般淘金热席卷了中国许多边远地区,而就在那些地方,非法的掘金矿吞噬了山体,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92年仅在广州,就有数千人在散布的179个金矿非法采金而被捕。次年在湖南,起源于浏阳附近山区的淘金热更是吸引了成千上万满怀发财梦的淘金者,而由此引发的犯罪引起了当地农民的恐慌。官方商业报《中国金报》(China Gold)报道说“武装抢劫”、斗殴、谋杀以及其他暴力事件此起彼伏,搞得鸡犬不宁。同时,在河南中部山区,由非法掘金导致的山体滑坡使得十名掘金者丧生。(据《中国金报》称,所有无照掘金者都应该从这场悲剧中吸取教训!)。后来的城市黄金贩子们纷纷涌入黄金产地,与当地共产党员相互勾结,低价购进黄金。曾经就流传过活人躲在死人棺材里将黄金偷运出来这样的故事。
     黄金生产出来却无人购买,这就是第二种中国的状况。与大城市、沿海省份和经济特区庞大而且具有吸引力“中国”相比,这第二种中国更加接近现实,可近几年来也很少有人研究。我把它叫做中部中国,这是因为它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政治地位还是文化地位而言都位于中国的“心脏”。中部中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还是伟大的中国文学和绘画艺术的发祥地。同时,它也是军队叛乱的主战场和农民起义的发源地。在中国沿海地区以及发达城市中,社会发展的步伐是如此之快以致过去的一切都显得黯然失色。华中地区也正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速度远逊于前者并且在各个地区还是不平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这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改革政策的试验田。而在这场改革中,笼罩着淡淡的社会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传遍了曾经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国度。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华中地区在地图上仍然是一片空白。
     我极力要去填满的就是这片空白。“北京事件”发生后我很少回去,这不仅是因为那里留给我血淋淋的回忆,而且因为北京与一些需要做出回答的中国方面问题已经毫不相干。相反,我一口气十次访问了华中五个省份,从北到南依次是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海南(广西一直是一个省份,1958年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省或自治区并无很大区别,我倒宁愿继续称它为“省”。而海南以前一直是广东的一部分,1988年才成为独立的省份)。这五个省份加上沿海的广东在共产党上台后的1950年成立了中南区,而在这省发生的变化与广东的巨变相比之下亦毫不逊色。我写的这本书关于每个省份都有一两个主题。尽管省份不尽相同,但这些主题是放在全国的大环境中进行讨论的。在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里,有关各地的不同主题能够继续反映整个国家的走向,尽管形式各有差异。
     我第一个要谈到的是河南省。这是中国农村大跃进的发源地,也是毛泽东最早宣称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好的地方。现在这里集中了大批的无业游民和受剥削的农民,这些人纷纷涌入铁路沿线的城镇寻觅廉价的体力活。他们痛苦挣扎了四年后才开始受到人们的谨慎关注。在河南以及其他的中部省份,成百万农民开始从新旧宗教信仰中寻求解脱,这种现象却很少为中国媒体所提及,而中国媒体所关注的往往是那些敢于公然在官方的教堂和其他场所传教的人,对那些人常常以抨击为主。
     接下来我要谈到的是河流密布的湖北省。在这里,长江中游的发展取决于庞大的三峡工程,而毛泽东早在他的一首很著名的诗中就曾对此进行了肯定。一些勇敢的批评家则继续对三峡水电站所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提出质疑,而他们的评论却只能在国外见诸报端。与此同时,在湖北的省会武汉,成千上万的工人强烈抗议经济改革危及他们的饭碗,但他们的行为却再次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承认。尽管香港的公司继续在武汉推行他们的宏伟发展计划,但是这个城市的基础已是岌岌可危了。
     位于长江以南的湖南不光是毛泽东的出生地,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和政治家,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的地位都远非官方报纸上的那些矫揉造作之词所能描述的。为了获悉更多的情况,我们必须亲自到他们的出生地去,和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去交谈 。再往南就到了广西,这也是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早期党派斗争和杀戮最激烈的地方。受南面比邻的经济活跃的广东以及更南面的香港影响,广西正在悄悄地发生快速变化。但那些曾经尝尽苦头的人却不会与压迫者们达成妥协。与大陆隔着狭窄海峡相望的海南从先前的帝国时代起就被视为避难者的乐园,避难者中包括失宠的政府官员和失意文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们蜂拥而来,与当地的农民并肩劳动,开辟荒山为橡胶种植园。而现在海南又成为来自大陆的无数打工者的梦中乐土,这些人要在海南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广袤的土地上创造自己的财富。但是,他们为此付出的沉重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却是无法估量的,这其中包括由此引发的中国最猛烈的犯罪浪潮和日益猖獗的卖淫活动。在粗略了解了经济发达的广东(尽管它曾是华中地区的一部分,而现在又为中部的发展提供了模式)之后,我提出这样几个问题做为结论: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何种制度正在取代以前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会不会导致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进程中常见的现代与落后,富有与贫穷并存的现象?
     零星散布在华中地区的是现代化的印迹。在每个省会和大城市都至少有一个西式的商业区,一家新建的宾馆和几片豪华住宅区。此外还有用来吸引外资的新辟开发区,沿线遍布西式加油站的新建高速公路和随处可见的卡拉OK房。而经济和社会变化最显著的是,横贯中部南北轴有了几条东西走向的道路,沿长江而下的那条尤为突出,而长江已成为通往内地的“新高速公路”。
     在该地区大部分地方,与毛泽东时代的气氛非常相近,而这种氛围远非在北京所能感受到的。那里没有关于政治方面的讨论(曾经有的异议早就被压制了),几乎没有文化生活。作为体现文化生活一个方面的报纸,在华中地区仍然保持着老套死板的四版或八版样式,并且报纸上充斥着官方的演说和一些关于经济成功方面的故事。在这褊狭的中部地区,与那些已经下“海”经商并通过自己努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年轻企业家们不同的是,那里还有许多跟他们差不多年龄的青年抱怨自己的工作枯燥无味,抱怨他们没有“跳槽”的希望;还有一些青年则在忍受着失业的煎熬。
     自从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的局部认识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提高,西方各国关心最多的是他们自己。他们担心北京朝廷内部的政治纷争对其有什么影响,担心沿海地区条约约定的港口的经济发展态势如何,而把广阔的中国内地交给一群传教士、植物学家、古物研究家们去探索。在那个交通、通信极为落后的年代里,这些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即使在一个大晴天、适合旅游的日子里,坐上手推车或轿子去中国内地游玩,一天也最多可能只走到10 或15 英里。中国今天的交通相对有了发展提高,建成了如网状的铁路系统,他们连接着除了西藏以外的每一个省或自治区;国家级公路遍布城乡,全国绝大多数乡村都铺筑了马路。尽管如此,与20 世纪后期国际较高标准相比,交通在远离主要干道的地方仍然令人感到不便,很费劲。在远离主干道几十公里的地区,就交通而言,你将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情形。一些地处乡下偏远地区和山区的乡镇村落,它们常常处在省或区的边界线附近,远离省或区中心,这些地区通常都是很少有人知道的,甚至在地图上都没有标明。在远离旅游观光、商业通道的地方,外国人(除了一些回乡探亲的海外华人)的足迹几乎找不到。
     中国,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亚洲超级大国,正不断地向前进步,她对所有的国家都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仍然要集中在目前的大事和中国最近所扮演的角色。自新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40年过去了。如今,似乎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关系比较重大,也最引人注意。那些曾经亲眼目睹和发表过评论的中国人,确切地说都被称为“北京学家”(Pekinologists)。在过去十年里,从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北京这个唯一焦点集中地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中国沿海从北到南整个地区。这里是著名的“黄金海岸”,它们是受改革影响最深、变化最大、也最容易观察来自香港或东京的先进事物的地方。这个地区由旧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速度之快及其表面获得的成功之大,被太多的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一些中国观察家们不加分析地称颂为“中国奇迹”。
     改革所取得的短期成果带来了一大片喝彩声。但没过多久,天***件爆发了。它促使西方各国政府感到有义务对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破坏、践踏表示不满,而在此之前,他们试图不去理会。但是,中国终究是国际舞台上重要的一员并拥有充满诱惑力的巨大市场。起先,在国外舆论中有一种争论:中国应当受到孤立还是得到继续支持?最终在天***件结束五年后,西方各国政府都趋向于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在国际间事务上寻求共识,并且也不理会那些由于中国执意违反人权规定而造成的有可能给中国经济进步带来污点或缺陷的证据。
     天***件刚刚结束,对社会上曾经流行的反对政见有刺激作用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最终被紧缩控制政策所取代,中国经济的前景在这段时期内显得惨淡、凄凉。此时的中国政治上受到抑制、经济上出现衰败。正是由于一些思想陈腐、且在人民群众中已丧失了威望和信任的领导人支配着一切,才日益显现出将会有严重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1980至1990年期间,中国国内气氛紧张、动荡不安。此时,在东德、匈牙利、捷克爆发的成功的反革命运动以及此后不久中欧、东欧、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国家政权急速削弱,似乎从某中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的孤立。
     尽管如此,这些中国外部的变化在不久后变成了有利于中国改善领导权的东西。冷战(the cold war)以及苏美两极争霸局面的结束,对于已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来说,无疑加重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言论的分量。这一点很快就在1990至1991年的海湾危机(the Gulf Crisis)中得到了证实。当时,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想要征得中国的同意,即以联合国的名义向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开战。在安全理事会讨论决定用“一切必要的办法”打击伊拉克的重要时刻,中国严正地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否决票。同时,苏联解体后所出现的政治混乱和经济通货膨胀使中国能够更加明智地做出决策。对中国来说,需要“把经济改革放在政治改革之前”。东欧各国的革命,远非是鼓励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重新积蓄力量去颠覆他们自己的政权,而仅仅使人感受到了沮丧、忧郁。一个学生领导说:“如果罗马尼亚人把齐尔塞斯库都赶下了台,那我们中国肯定是太落后了。”这些国家里的新的冲突,像南斯拉夫的冲突,直接导致了联盟的解体。这些冲突及其后果也使许多中国人担心起来,过激的改造会对本国的统一带来恶果。
     中国复苏的经济所带来的巨大诱惑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声誉日盛。1992年末,邓小平击败了他最强劲的对手美国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被英国《金融时代》(the Financial Times)周刊评为“1992年度世界风云人物”。邓小平入选的重要依据是他的假说,即到1992年,他所培养起来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将会繁荣、兴旺,变得不可逆转。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有着明显的缺陷,它的稳定性也令人担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正在成为一支在政治上、经济上、商业上重要的力量,世界将会日益关注她,对她的进步做出评估。中国经济上的新飞跃在使其自身受到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使她称为汹涌的东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今东亚则是一个人均收入几近四倍于过去25年里人均收入的地方。中国南方经济的突飞猛进正日益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的新焦点。同时,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在研究着人们较熟悉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以及新加入的东南亚三“新贵”(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西方经济业已接受了利用亚洲的廉价劳动力运输货物的必然性。甚至最初的东亚领头羊日本,也感觉到了来自新的“亚洲奇迹”(Asian miracle)的威胁。
     中国被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和地域性杂志在封面消息上称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朱镕基是邓小平倡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拥护者,他在一次大会上许下的诺言使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观点、看法受到了激励,看到了希望。他说:“对中国来说,要发展经济,唯一的途径就是要加快市场机制的建设。”在他这番话后,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领域中的第四级。还有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报告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表面统计资料其实掩盖了实际数字,之间误差竟达四倍以上。另有一份报告则用与其它方法迥异的计算方法算出,中国在199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2万亿,而不是什么少于5000亿。这些计算结果就把中国置于与日本经济相差无几的地位上!(中国政府否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结果,这并不等于否认中国有这样的实力,而是因为这些计算结果将表明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话,她就会失去在国际上低息贷款的权利)
     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开始步入正轨。不久,令人关心的是这种发展可能难以控制。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邓小平的开创下已经开始了。1999年中期,朱镕基被指派去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政策。但是,由于商业和信用贷款制度而引发的大量投资工程的浪费实际上难以控制。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存在过多的建筑投资项目,而在中部地区的农业投资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却很少。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强省就公开宣布他们已经做得很好,可以减少一些限制了。英国《泰晤士报》评价中国为下一个超级强国,许多中国人都在暗自窃笑。 但同时也警告说中国的地方主义势力正持续不断地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北京政府必须处理好不平等的问题和社会动乱问题。
     然而,中国市场的发展是必然的。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华盛顿政府一直在寻求通过不同手段支持他们所拥护的亲台湾政权的反动分子以抑制中国政府。1972年,当尼克松总统为了孤立当时的苏联而与中国进行政治对话时,他的政策已经改变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市场已和美国密不可分了。当蒋介石政府被击败后,美国已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中国的政策,建立一个具有不同目标的与中国更有力合作的新组织。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中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商品消费市场,合作内容已经涉及到小麦生产、飞行机械和石油工业,向中国出售喷气式发动机、探险设备以及全部包括鞋子、玩具和其它一些以中国为基地的消费产品。中美双方争论不休的是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美国以人权问题指责中国,并列出了成千上万的政治案例,指责中国每年不经过审判就拘留许多中国普通百姓并且普遍使用惩戒性 、折磨性刑罚。这些难道不是使用暴力吗?在1994年6月,也就是北京动乱的五年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最终因为人权问题两次改变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美国从国际商务机器公司到一般的发动机制造公司都准备立足中国市场,更加积极地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也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市场观察员确认了中国是消费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收入的地理性差异是肯定的,但这不是重要问题。他们建议撇下中部和农村地区,在沿海发达地区定上指标。那里将会是兴旺繁荣的都市地带。麦克格罗•希尔(DRI McCraw-Hill)宣布的报告表明:
     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差异要求更灵活的市场策略,应该从地理形式上把它分割开来,尤其是大都市地带和与其相对的农村地带。这两个区域在经济实力上有巨大的差别。以上海为例,中国最富有的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是国民平均收入的四倍,只相当于泰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只有少数中国人能够追求高档进口商品,但只占很少比例的成千上万的人已经慢慢富裕起来了。现在中国有大约3400万城镇居民排在城市收入前10%。到了2003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4100万。当然贫困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国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将缩小。当高速发展从沿海地区扩展到中部地区的时候,今天处于二流水平的大城市应该是非常好的消费市场。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别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现代中国地理学家开始把中国地图分成相等的两块,这是在1935年由社会地理学家胡焕东(Hu Huanyong)第一次提出的。他的目地就是要将只有少数人居住的辽阔内陆地区与中部以及沿海地区区分开来。胡环东画了一条 覆盖3500平方公里的线,从与俄罗斯相接的北方边疆的黑河(Hei he)到云南省的腾冲(Tengchong)(以后又扩大到缅甸(Burmese)边境的瑞丽(Ruili)),我们可以称作西部或中华帝国时代与山区和沙漠接壤的广大内陆地区占有57%的中国陆地面积,但却只有5.9%的人口。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过去与现在都居住着强大时曾经征服过中原的少数民族。黑河瑞丽线的另一边恰恰相反,它包括了几乎所有中国肥沃的农业耕地和众多的河流水网,占据了中国大陆的43%,这里居住着总人口的94%。这就是我们可能称作的东方古国,因为它包括了所有在过去200至300年中汉族文明传播到的地区。当然,与中国西部的高山和荒芜的高原相比,中国东部80%地区在海平面的1000英尺以下,近一半地区在500英尺以下。因而在从喜马拉雅山(Himalayas)到中国海域的地理阶梯上大体占据了第三级而且是最低的一阶的这个东部,可以被二等分为中部地区和中国沿海地区。
     中国中部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区。东部靠南的中央地带,大致像一个鸡蛋形状。向北是位于河北省周围的曾经是东北满洲工业区的北京市和天津市,向东是经济繁荣的中国沿海各省,向西是接壤中国西部的贫困高原的几个省,向西毗邻的是为陆地所包围的四川,人口超过1亿,相当于一个分离的国家。
     我所提过的中国东部五省,有81. 2万平方公里,仅占中国东部陆地面积的20%,人口只占了东部的22%。1993年,这里的总人口为2. 599亿,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人口之合,或等于前苏联的总人口。这个地区呈现出了一个比中国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更有利的人口统计剖面图。除了海南省外,其它省都表现出了一个相当高的年人口增长量(至少17‰ ),高于全国平均值(14. 7‰)。在1982年到1990年期间,除了湖北省外,其它省25岁以下人口平均年龄都比平均中间年龄要低。14岁以下人口湖南省占28%,广西自治区则超过35%。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18人, 低于作为重要都市结集地的中国 东部的平均密度,是世界人口平均密度的9倍。
     在这些省份,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值平均数目,包括能源、农业、工业产品、商品零售额以及相关经济增长指数,只是稍微低于国家的平均值。由于一些富裕河谷和大城镇的相对繁荣,一些山区和其他贫困地区的贫困指数在表面上被掩盖了,就像是为陆地所包围的湖南受其繁荣的邻居广东影响一般。中国沿海和中部的差异是明显的,这种差异能够被普遍感受到。湖南人回忆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与广东有联系的人能够帮助他们补充食物的不足。现在至少有230万外出在广东工作的湖南人往家乡汇款。1985年时,广东农民的收入已经比湖南农民的收入高出25%了,到1990年时,差距几近两倍。
     如何处理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地方与中央政府当局之间的差异,这已经成为横贯中国历史直至今日的关键问题。自从1949年他们寻求如何解决由于地区分化而引起的这一难题起,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政策。落后地区难道注定要受到优先待遇来“追赶”先进地区吗?最发达地区应该受到鼓励“先富起来”吗?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消灭贫富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别?是否需要激励某些地区发展利益丰厚的高效产业来提高整体经济水平?或者通过鼓励专业化和互相依赖的综合性计划来避免这一严酷的选择进而发展每个地区的“优势”?中国是否应该实现经济“自信”来避免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从而重新审视20世纪60年代帮助落后地区的政策?或许中国应该尝试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中去,以将其相对优势发挥到极致来避免被人抛在后面,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让发达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唱主角的政策。
     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贸易,导致了《马关条约》(Treaty Ports)的签定。该条约涉及中国沿海地区以及中国早期工业的生长。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沿海中国一直在蓬勃发展,与其同时,国内各省份正因为20年代的战争而备受破坏。30年代日本的侵略强制实现了内陆和沿海的变换。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陆建立了他们的战时基地。日本战败后,沿海城市在由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建立起来的新经济基础之上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他们的优势。但是,1949年之后,共产党人在保持沿海产业的同时,试图将天平向内地倾斜。“一五”(1953~1957)计划中的主要中枢工业项目都设在非沿海省份,部分原因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充满敌意,沿海地区难以防御,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投资的过分集中。但是,经济资产的重新分配对于内陆地区的倾斜也可以看作是政治上的一种需要。这种战略性、社会性兼备,以内地工业的多样化为目的的观点在“大跃进”(1958~1961)时期过早地实行了。
     伴随着本地工业化的推进,寻求“自我效率”成了中国各个地区的期望。这些小规模努力中的许多都随着“大跃进”而付诸东流,但是这种战略性观点因为6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美国关系的疏远乃至隔离而更加强化了。这导致了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在中国腹地纵深地带称作“三线”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秘密投资。这一地区覆盖了中国腹地的西南边境、四川省和西北直至新疆的一部分。在这一段时期内,2/3的工业投资投入到了一个仅有40%中国人口的地区。地区的摇摆直到毛泽东的逝世和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才慢慢地摆回到了沿海地区。这一摆动受到了思想认识转变的影响,人们曾经争论不休,但最终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只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发展全国的经济。地方“自我效率”的探索将会为这一目标而转移注意力和精力并且导致了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那些经济上有优势的地区将被允许“先富起来”。
     在“七五”计划(the Seventh Five-Year Plan)(1986~1990)中,中国沿海首次获得总投资中固定资产超过一半的分额,而华中(包括西北的绝大部分)只获得了不到1/3,西部地区仅获得1/6。这一计划仍然需要艰难地面对沿海、中部、西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以及在它们中间建立特殊的联系这一难题。不管怎样,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和其它特权的“经济特区”、被称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的沿海港口开放城市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些城市当时曾被认为是通向内陆的过滤器。这一战略直接导致了1988年的经济“过热”(Over-heating),导致了大规模的抗议及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导致了“北京事件”。
     沿海地区经济的腾飞是在经历了不到两年的经济萧条后重新开始了。1992年,邓小平开始了他那著名的“南巡”(Southern Expedition),去视察广东的深圳。在那里,他热情赞扬了深圳的成就,并且鼓励事实上的半资本家向那一地区靠拢,提出了包括对外国投资的税收大优惠等政策,这些在全中国得以广为传播。市场力量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不应该贴上“资本家”的标签。社会主义已被重新定义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政策都要为了发展生产力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理论上讲,现在所有地区都已可以公平、自由地“先富起来”。诸如深圳这些已经拥有巨大优势的地区此时已经感到害怕,害怕他们的优势会被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那些地区以更大的魅力吸引过去。在90年代中期,高科技的发展和高消费的社会新贵在内地已经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那些“二等城市”——大多是华中地区的省会。
     尽管沿海和内地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异(和西部差异更大),但最重要的现象却是各地的工资差别逐年增大和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压力的增长。在更加偏远落后的地区,新政策则更像是在鼓励腐败和制定不切实际的发展计划。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极显著地刺激了腐败和地方官员挪用公款。到了1993至1994年,这种政策便导致了第二轮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使许多城镇居民及更多的农村居民实际收入下降。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报道,中国城乡差距从1985年开始呈现逐年拉大的趋势,到了1993年其差距变得更大、速度更快。从1985年至1992年,城乡收入比率从1.72:1拉大到2.33:1;教育方面差距也在拉大,农村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率是城市的3倍多。
     中国的中部需要开发,可是我们应当从哪里下手,又如何进行呢?早在80年代,我就被关于中国要在内地修建一条纵贯南北,与大家熟悉的京广线平行的铁路的报道所吸引。在60到70年代,这条铁路的建设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也许它今天仍然是个秘密。成千上万的旅客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条线路,而且大多数经过这段铁路的中国人对于它的全长和战略意义亦是一无所知。我决定从这条铁路入手,来研究中国的中部地区。
     据说已经竣工的第二条南北主干线经过河南、湖北、湖南和广西四省,终点是面对海南岛的广东省。它蜿蜒于沿海省份与西部之间的两千多公里的河流、山川和平原地区;穿越了始于黄河流域靠近中国青铜时**古遗址和神圣嵩山的中原地区;它随着向南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汉族文化和力量,跨越长江,穿过中部山地到达南部沿海。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汉文化仍在继续传播。这条铁路将改变中部和南部山区人民的乡村生活,沟通公路交通不甚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条第二主干线开放了中部地区,又为早在30年代建成、运输繁忙的京广线提供了一个替代物,而且它用两段较长的新铁路线将原有的铁路线连接了起来。第一段是焦宜铁路,从河南北部的焦作到长江岸边的湖北城市宜城;第二段是宜柳铁路,自湖南南部宜城至广西的柳州。它北面连接了焦太线,另一条正在施工的由焦作至山西省省会太原的铁路;它南面连接了柳湛线,始于广西柳州、终点位于海南岛对面的广东沿海城市湛江的铁路。从太原至湛江整个铁路线长约2500千米,其中2/3是焦作经由宜城至柳州。
     在中国被超级大国孤立或受到美苏导弹威胁时,这条第二主干线将起到作为替代路线的重要战略作用。这条铁路成了“文革”期间的大工程,仅长江以北的焦宜段就动用了大约110万民工。河南省出动了50万,以军事化形式组织,由河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领导。在河南历史上值得炫耀一番的是,他们从1969年9月开始,仅用了短短的8个月时间便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清理和铁轨的铺设工作。但据官方铁路历史更加真实的记载,他们的正常运营准备工作又花了五年时间。
     这条主干线的南段,经过了湖南省的山区,因而需要更加有经验的施工人员及设备。此段中不少于396个隧道,隧道总长几乎是全程的五分之一。在某些无法达到的地方,只好交替使用隧道与大桥才能到达开阔地,那山间村落和悬崖峭壁的美景只能在瞬间一瞥中得以欣赏。从1970年8月起,焦宜铁路历时八年终于完工。
     1979年,这条铁路宣告竣工。但是,除了使用者是谁外,诸多问题都成了不解之谜。这条路的直线段被用来运行北京或上海的特快,因为他们要西行入川。尽管这条铁路有其官方名称,但是没有直通南北的列车。如果有人要想体验一下这条路线,那么他要走3天半的时间,途中还要换至少四次车,而北京至广州乘快车仅需36小时。更有甚者,这条线上的火车经常在途中误点几小时,迟到半天更是家常便饭。
     正当修建第二条主干线的初衷被人遗忘的时候,人们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一条连接南北方的新铁路线,它将被铺在紧邻京广线的东面。计划于1995年开通运行的京九铁路全长2500千米。从北京出发,途径天津站和华东、华南六省。它也将开发一些落后的地区,特别是湖北东部和江西南部。但是,其主要目的却是为中国北方和南方两个快速增长的地区提供一条高速铁路线。它应该以第三条主干线而闻名全国,因为它取代了第二条主干线的地位,后者不再是一条直通线。这本书上的地图说明了这条铁路线在中国是找不到的。所以,它就是我们在这儿探索的第二条主干线。
     穿梭在这条铁路线上的火车,没有装饰着印花棉布窗帘和蓝色灯罩台灯的头等卧铺车,这里只有二等的、木制的或皮革制的硬卧和硬座车。食品和卫生的标准也远远低于那些主要的专线车,而且还有严重的安全问题。在离毛泽东老家不远的湖南的旅途中,在一个朦胧的黄昏,车窗外悠闲地走着一群回家的水牛。突然,我隔壁房间的窗玻璃被一块大石头击得粉碎。保安说:“大概是一群不良少年干的,我想火车上不会有强盗的。他们知道车上不会有很多值得偷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去阻止并且进行调查。同年,湖南警方开展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公路、铁路犯罪。有200多人被判处死刑或终生监禁,900多人被判入狱5至12年。
     乘火车和其他一些远离城市的交通工具旅行,需要耐心和耐力。买火车票意味着要排队站上好几个小时,而且常常需要武警去维持队伍秩序。买到的车票常常只是允许你上火车,但并不一定有座位,而且火车有可能晚点半天,没有任何解释,人们只有在那偏僻的乡村车站等待。车厢的地板打扫得很马虎,而且很快就会丢满了水果皮、花生壳、烟蒂之类,灰尘到处都是。洗手间污秽不堪,而且没有水。相比之下,在长途公共汽车上找到座位很容易,但旅途却颠簸不平、喧闹不堪。车内充满了烟味,极端枯燥。你旁边的座位上可能是一篮子小鸡,甚至是一头肥母猪。路边经常可以见到撞坏、烧坏的汽车残骸。那景象令人感到不安。几乎每周媒体都会报道又有一辆公共汽车冲出了山路或陷入了激流中,且有多人遇难。
     以上就是在中国探险的见闻。在漫长的火车旅途中,当火车横穿某一省份、跨过一些不知名的大河、在偏僻的河谷中爬上爬下、在群山中披荆斩棘却仍旧找不到出路时,你就会领会到中国广袤的内地的轮廓。同车的旅伴谈论着他们自己的事,思索着中国的未来。他们都很坦诚,对于国家大事他们完全可以不去思考。顺着一张不知名的地图,乘坐公共汽车旅行是一种小范围的探险。你会发现在迅速致富的地区和长期贫困的地区之间,以及新兴工业在农村留下的创伤和保存完好的古典优雅的山水风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悬殊。对于所有这些,精明的旅行者自备了大量的水和食物,也练出了耐性。不论乘汽车还是火车,大多数越野旅行的平均速度都不超过30千米/小时。而这就是我们从北到南所经过的路线。它和我们在华中地区从河南到海南的路程一样。
     广东“经验”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广东是开路先锋和领导潮流者,这个南方省会城市所取得的显著进步以及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活力吸引了国内外的注意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中部,谈论了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始谈论中国一些“先进”、外界认为发达的地方,尤其是广东省。
     南方中部5省某些地区已经研究过了。20世纪80年代,广东的财富迅速增长,远远把中部地区抛在后面。现在,广东省位于外资、个人收入、娱乐基础建设数据表的第一位。然而,广东省的腐败和犯罪也是居高不下。紧随广东省之后的是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国家曾掀起了农业学陕西山区大寨、工业学大西北的大庆油田的运动。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广东成了以深圳经济特区为核心的典型,而中国其它地区所要学习的这个先进典型的特点又是什么呢?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所欣赏的南方企业精神。他说,“尤其是深圳,照耀着开放的道路,大胆实验”。邓小平回忆起八年前他参观深圳时,它还只是一个小城镇,给人留下印象的是大池塘、泥泞的道路和破旧的村庄;而现在却迥然不同了,只要拥有土地的人都可以把土地变成黄金,购买房屋和私家车。深圳新辟道路两旁林立着工厂、科学管理型特区及大理石门面的别墅小区。自行车、手推车在这些新路上荡然无存,那些为农村建筑工人所建的盖着草席房顶的小木棚也荡然无存。
     在深圳国际贸易中心的旋转餐厅上,邓小平带着孩子般的热情鸟瞰着宽阔的林荫大道、高耸入云的建筑。他还参观了锦绣中华的一些景点,观看了公园中的布达拉宫、微型长城及其它省市的名胜古迹。他乘坐一辆高尔夫马车在公园周围行驶时,被外国游人拍摄了下来。这就很自然地暴露了他的动态。北京太保守,对新经济改革的不信任,邓小平在理论上已经退休,所以他的话除非经北京领导同意是不能在报纸上发表的。
     在参观深圳时,他说这才是真正的进步。犯了错误没有关系,改革和对外开放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我们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们将会一事无成。他敦促中国其它各省市加快步伐。
     广东省想在20年内追赶上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南韩,台湾,香港)。
     不过,广东省如果加快发展步伐,将会在更短的时间内赶上他们。上海是一个有能力、有实力快速增长的城市,如果每个城市都努力在追赶,四个经济特区、长江三角洲,甚至整个国家都会不同,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加快改革步伐。
     邓小平精心安排的南巡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与他在毛泽东去世前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运用各种方式把中国从落后的国家变成发达的国家。他们在思想中引入了新的观点,也就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同时减弱计划经济的作用。邓小平认为,把一切市场经济都当作资本主义、一切计划经济都当作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计划,那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利用市场呢?第二,自“北京事件”之后,邓就阐明了他的战略,转移公众对政治改革的怒气和压力,通过创造获取真正的经济利益和机会。“为什么自1989年6月4日以来我国保持稳定的局面?”他问,“这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第三个目标是确保中国保持不落后于亚洲其它经济国家的快速发展。的确,我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
     80年代早期,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处在改革的边缘时,广东省就早已处于领先地位。自1989年到1993年,香港制造商已在该省建立了3万企业,雇佣了30万劳力者,绝大多部分打工妹或外来劳动者在组装那些香港生产好的半产品。广东的成功引起了北京的忌妒,为此,北京对广东省政府试图获取更多的外贸自主权并且希望截留部分财政税收的努力大加阻挠。邓小平的访问给广东带来了一个发展的生机。朱森林(Zhu Sen lin)很快宣称,邓小平赞同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广东有了“先富起来”的通行证,其它省也可以自由地学习广东经验。就这样,邓小平在前十年使一个典型合法化。广东经验,尤其是省内的经济特区早已吸引全中国各类有志之士,也吸引了大量投资。从历史上来看,广东历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和技术的门户,它是18世纪以及更早时期吸引西方贸易者的港口。另外,因为它远离北京,如果需要,它可以作为例外而不受“闭门锁国”的政策约束。在近些年,香港的快速发展使得广东比其它地区更容易获得商业企业管理以及技术的新思想和技术。20世纪70年代晚期,邓小平开始引进经济改革,因此,广州可以作为领头羊,正如口号所说,“领先一步”。
     广东经验的核心是由某种程度的地区自治政策所支持的出口为导向的策略,从而逐步发展到广东得到特许保留更多的外汇收入并且投资决策不受北京的干扰。
     在价格改革试验方面,广东又比中国其它地区领先了一步,价格改革意味着减少津贴价格上升。广东实行政企分开,允许建立外国银行,允许在前景广阔的大型基础企业如电信、交通建设中进行投资。广东无论对于时间、生活方式以及性生活都更加随意。广东的犯罪上升势头强健,而其他犯罪往往与黑社会的复兴有关。
     《新月刊》(Newsweek)在报导邓小平南巡的问题时说,“广东依旧是中国的一个省,还是已经变成香港殖民地?每天一队队载着部件或半成口的卡车从边境穿过,供应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时珠江三角洲90%的家庭都有冰箱、能收到香港节目的电视机,还有洗衣机。广州工厂80%的外资来自香港投资。北京方面的投资只有3%。1980年以来,香港在广州的投资额已超过160亿美元。50多万农民已成为工厂工人,还有200万农民加入了服务和分配部门,他们的平均收入在400至500人民币之间,是湖南的5倍。许多内陆的农民,尤其是来自广西、四川、湖南的农民,处于雇佣阶梯的最低层。他们劳作于农场中或蓬勃发展的建筑业中,干着最差、最脏的工作,更多的土地则被混凝土覆盖了。
     内陆三角洲的东莞从事与香港的出口加工贸易,从而转化了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其他农村地区常有的人口流失现象。该地区有两个优势,它位于深圳至广州的主干道旁,靠近香港,而且它的许多先民已移居到香港,他们在那里生衍繁育已达60万人。东莞的一半投资来源于这些移民。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莞33个城镇几乎都建立了简单的工场。村镇道路已经修好,当地农民,尤其是心灵手巧的年青人,都进入了工厂。乡村广场上一道鲜明的风景就是一群群来自邻近乡镇或更远地区的外来人口。他们蹲坐在地上,等待着就业机会。勤劳的农民变成工人或小工厂主、农场主,他们的土地被租分了,应该说“分配”,因为从法律上讲土地仍属于集体。当地领导把土地分配作商业用途,自己则作为管理者为那些与他们交易的香港老板工作。每天约有700辆卡车装着零件和成品驶过边境。到1987年,在120万城镇人口中,约有15万多人在出口加工工厂中工作,在前8年东莞取得近4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对廉价劳动的需求仍在增长,到1989年为止,东莞有30万外来劳动力。
     东莞已拥有城市规模以及现代化都市氛围。它是中国第一个装配了光纤电缆系统的乡镇。当北京或上海市民们正在排队打公用电话时,东莞的农民们就可以与外界打直拨电话与外界直接联系。东莞已成为城镇乡村企业的模范,给北京和国外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就有香港总督戴维•威尔逊(David Wilson)。他认为香港资金和东莞劳动力的有机结合会给该地区将来发展带来令人鼓舞的景象。一篇热情赞扬关于珠江三角洲的《人民日报》文章报导说,第一次来东莞参观的人都禁不住赞叹“真像到了国外。”该文章情有独衷地赞扬东莞,并且引用该市党委书记(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ity Party Committee)的话预计到本世纪末东莞将成为东方的洛杉矶,他的同仁、副市长袁庚早就这样说过。袁庚利用公众资金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公司。该公司又到东莞来投资,这样就免去了5年的税,并获得其它特权。他还是洛杉矶一家拥有500个客房宾馆的合伙商。这宗交易的法律依据也许是让人产生疑惑,但是,坚持与人合伙拥有经营者认为,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和人民。
     东莞还是农村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标兵。它是广东省第一批城市之一,地位次于广东省会广州,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毒品和犯罪问题。1991年5月,那里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工厂火灾,而这仅仅是见诸于报端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管理措施严重滞后的新建工厂中的一例。大火在雨衣厂蔓延,造成60人死亡,70人受伤。安全出口被成堆的产品封堵住,受害者难以逃生,而这只不过是中国南方血汗工厂中令人太熟悉的一幕。
     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广东省政府承认工业事故已严重失控。1992年,全省死亡率增长了一倍,有1300人死于工厂事故中。官方党刊报导说,令人尤其警醒的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死亡率急剧上升,以邓小平开放政策为骄傲的深圳市有着最高的记录,年死亡人数为257,与1991年相比死亡率上升170%。深圳有可能要经历更可怕更痛苦的一年:1993年4月,黄岗(Huang gang)郊县一个采石场工人居住的房屋倒塌,造成11人死亡;6月,一个临时工宿舍在暴雨中轰然倒塌,造成17人死亡,20人受伤;8月,清水河(Qingshuihe)工业综合企业发生化学品爆炸事故,火势蔓延到隔壁储存可燃性货物的仓库,引起一系列爆炸,一点儿也不亚于巨能炸弹。爆炸声在香港都可以清晰可辨,造成至少15人死亡、200人受伤。最初的爆炸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储存危险物品的仓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通过武力才获得包括一个木材堆放和储藏场所在内的仓库附近的土地的。最后,11月,一家玩具厂的一场大火又烧死80人,广东广播作了栩栩如生的报导。
     我们在半夜赶到出事现场,只看到了三层楼房的混凝土框架。事故现场散发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这座大楼有三扇门,朝北的两扇门早已被工厂的管理者给封死了。每层楼原来有20扇大窗户,可管理者早已用结实的铁丝网把它们封上了。结果昨天大火开始燃烧起来时,人们根本无法从窗口逃离。慌乱中,他们都涌到通往出口的路上,由于楼梯充满着浓烟和烈火,许多人陷于大火之中窒息而死。受害者中只有一名女性,据说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四川,一年内深圳还有更惹人注目的灾难(香港比其他内陆地区更容易监视到)。
     当年12月,在福建省福州海岸发生了又一起事故,使得北京做出了反应。在一家由台湾建立的工厂里,纺织工人们还在震耳欲聋的生产线旁工作时,一场大火突然发生。他们的工友在梦中烧死。这是一个年轻女孩因偷窃被解雇后为报复而放的火。但是,这也不能成为工厂过份拥挤、缺乏安全措施的借口。
     《人民日报》呼吁:为什么悲剧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8个月内全中国有11600工人死于工业事故。但是,仅外商管理的工厂里的事故受到了重视。一些外国投资者忽视国际准则,忽视我国安全法则,利欲熏心做出一些违法不道德的事情,这就足以使我们感到愤怒。《经济日报》深感悲痛,通常中国工商协会代表他们的权利。一些对外国投资者的批评得以证实,但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披露却是有选择性的,对这样那样的违法行视而不见的当地官员也是同样应该受到谴责。中国人开办的一些工厂工作条件也一样很差。
     据估计,至少600万中国工人在13万家三资企业公司工作。邓小平1992年提出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这就促使各地之间展开剧烈竞争来吸引外资,省市县甚至农村政府都可以提供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而以前仅有经济特区和一些大城市有这种特权。邓小平南巡后的几个月里,引起了几乎人人皆知的“开发区热”。
     至1992年9月,全国范围内成立了近2000个开发区,占地15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普通国家的面积。这些开发区往往占用的是垦地,当地政府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然后用围墙或栅栏围上,而在绝大数情况下这些土地并未使用。《经济日报》报怨道:政府部门颁布一个红头文件,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建立一个开发区成工业区很容易。真正的房地产巨头也会把土地当成一种股票,对土地价格进行炒作。但是,如果工厂和商人并不把钱用于真正的建设,那么开发则仅仅是一个梦。人们可以策划开发区,修好围墙,但在真正意义上并没有什么行动。
     开发区成立礼仪上矗立的弓形标志上写着“XX县技术开发区”,这已成为国道上常见的一道风景。当地政府用他们的预算资金成立开发区办公室,农民们则抱怨:“许多钱花在了宴会或对深圳的调查研究考察学习上”。官员们也能把银行资金和政府投资挪用到开发区上,使农民对改善土地的贷款更加艰难。河南一省城乡就有14个开发区,一年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旨在制裁那些未经授权的开发区,更加严格地审查其它开发区的计划。但是,由于开发区与省政府关系良好,逃避惩罚并非难事。
     严格地说,被出售的并非土地而是土地使用权。除了建造私人住宅,在中国土地最终所有权仍属于政府。这样,土地市场虽然得以形成,但土地仍掌握在社会主义者手里。因此,在绝大多数交易时当地官员要参予其中,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1987年,第一场工地拍卖会在深圳举行。至1992年,人们“骄傲”地宣布,4000多房地产公司成立。一股新的房地产热席卷了除西藏外的整个中国。从理论上来说,成立房地产公司的目的是为当地政府募集资金,使闲置土地产生效益。资金确实募集到了,但却没有使用到社会公益项目上。许多土地开发使用之后,仅用于建设豪华商业建筑或香港风格的奢侈住房。尽管它们反映了投资市场的需求,但中国媒体也为那些数据感到困惑不已。以海南为例,从1992年月1月到6月,土地价格上涨了两倍,让人惊叹不已。香港附近的豪华住房市场很快饱和,香港各报刊全版刊登彩色广告,宣传海南的别墅,强调那里的欧式建筑及其精美装饰,还有喷泉和风景如画的花园。与香港房价相比,那里低廉的房价反而使人觉得不可靠,让人缺乏安全感。当地黑社会从香港走私豪华小汽车时,房地产业也迅速得以发展。
     在中国,广东人收入最高。深圳经济特区人的收入又位于广东省之首,经济特区工矿企业里的工人收入几乎是珠江三角洲其它地区人的3倍。但是,广东省的犯罪率也是全中国最高的。国家统计局1991年调查显示,在公共治安最差排行榜上,广州名列第一,其次是浙江、辽宁、广西和北京;而深圳是广东省犯罪率最高的,详细数据令人心寒。1992年,谋杀、强奸、暴力抢劫案件共发生700例,比上一年上升了37%。70%的罪犯并没有受到严惩,罪犯平均犯罪年龄仅为二十八岁,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另外,还有腐败和受贿案件100例。深圳人犯罪率是全省平均犯罪率的5倍。
     广东也是毒品走私影响最大的地区。1949年,中国毒品走私被彻底消除。但是,中国开放后,毒品走私活动又出现在边境地区。尤其是鸦片,在广东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1939年,饮差大臣林则徐曾要求广州的英国商人交出他们的鸦片,否则不许他们在广东省进行贸易活动。后来,2万多箱鸦片与盐、石灰一同被倒入水中,在入海口被焚毁。(林则徐是第一个对海神写信道歉的人,后者提醒他说,海水将要受到污染。)1949年以后,鸦片第一次在广州的郊区公开焚毁。现已查明的瘾君子从1991年5000人上升到1992年8000人。广东省东莞县内多处加工厂被捣毁,一些毒品走私犯被判处死刑。深圳已有几十个瘾君子自己走进了戒毒所(即康复中心)。
     广东尽管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着贫困的乡村。广东省几乎有70%地区是山区,这些边远山区没有道路可以到达。建筑业的发展使一些建筑商和包工头富裕了起来。山区的青年人成了深圳和三角洲地区其它城镇外来劳动者的生力军。尽管经济改革提高了落后地区的收入,但是这种发展提高是极不平衡的。在新的工业大气候下,山区城镇在吸引投资方面有更多的困难。而60年代在那建造的一些工厂也已纷纷倒闭。为了发展教育和其他公共设施,他们不得不卯吃寅粮。
     1987年,扶贫工程出台(部分外国也为此出了力)。道路、通讯及电力工程于是开始修建,新农业技术和绿化工程也有了贷款。至1992年,重点扶贫人口已从600万人减少到400万,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25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粮食生产连续三年(1991-1993)减产,而农业耕地因被当作建筑用地,耕地面积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据两年后的报导说,由于土地迅速减少、人口迅速增加,农村的不稳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不仅仅存在于最贫穷落后的地区,而且广东省整体农业的发展速度也正在减慢,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广东省的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步伐,吸引着中国新闻界的注意,并且不断激发起现有的中产阶级的报负。现代化的标志是购物大厦、豪华公寓小区以及私家车以及摩天大楼。1994年国庆节,官方刊物《北京周报》对发达城市的空中轮廓变化表示欣慰,颇为自豪地表示:“从现在起到2001年,摩天大厦在整个东亚,尤其是中国的主要大城市,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20世纪将要结束时,翻开新的一页,世界最高的建筑群将会出现在中国………”
     现代中国特区的那些富人可以在中国第一批出没于摩天大厦的商业社团中寻找庇护,这些新兴的百万富翁们的生活方式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挥到极致。《中国商业报》承认“一些人通过最大程度的不正当手段而致富”,但它很快又补充说“这些人的事业心是第一流的,他们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股新兴力量。”它承认在深圳经济特区一夜暴富的可能性。不过,倒不是每个人都盲目崇拜这种冒险家精神。许多毛泽东时代的信仰依然存在,尤其是在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当中以及受沿海地区消费观念影响较小的广大内陆地区情况尤其如此。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的手段应当由其能否奏效而不是姓社或姓资来判断的理论也受到了挑战。一股新保守主义的思潮正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形成,这些人得到了那些反对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支持。而这种新保守主义提醒人们不能放任市场自由的运作。在中国,这场争论要远比在许多发达国家逊色。在那些国家,社会和环境因为无序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现在遭到了更为严厉的抨击。越来越多的质疑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在苏联和东欧所造成的乱哄哄的局面也给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呈现出对其未来发展天真的狂热与焦躁不安的疑惑并存的混乱局面。作为好奇的旁观者,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这种梦想能否给所有的中国人而不是仅仅一小部分人带来繁荣?一个价值观已经被迅速颠倒的社会如何才能保持领导人所希望看到的稳定局面?中国能不能借前车之鉴,防止一些正在困扰西方国家的严重问题再度出现?如果不搞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些愿望能不能实现?在结束中国中部之行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这个大国究竟在走向何方.
     ( Real China: From Cannibalism to Karaoke,
     by John Gittings, Simon & Schuster Lit, 1996,P1-21,250-263, 陶颐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