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和西方

中国和西方

作者:(英)彭定康 著/周力 译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我们以天恩皇恩的旨意,令英王记录我们的指示。
     国王,尽管你国远在大海那边,但你们向往文明,特敬派使节上呈国书,越过重洋来我朝廷叩头,向皇帝生日恭贺,并奉上当地特产,以示诚意。
     我们细读你们的国书,其措词热切,从中可看出你们真诚的谦卑和顺从,可钦可佩,因此我们完全允许……
     ——1793年10月3日乾隆帝(the Emperor Qianlong)致乔治三世(George Ⅲ国王信函的开头。
     叩头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我刚在书房地毯上试了一试。因为这里没有具体叩拜的对象,两头聚精会神,迷惑不已的狗又在旁瞧着,使我加快了速度,因此我可能做得太急了些,但还是花了一分十五秒。我猜想,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身体运动将会更费时,身穿长袍、头戴刺绣顶饰和驼翎,象得宠的中国朝廷官员;或身穿较为简便的天鹅绒上衣、佩戴着钻石徽章和勋章,象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一样——这复杂仪式的步履会缓慢不少。请耐心等我将步骤一步步准确道来,就象给中年人上一堂体操课一样——
     开始时你直直站着,然后跪下,身体前倾,直到额头触及地板;现在抬起上身,重新将头垂下,直到额头再次碰到地毯;然后再重复一遍——之后,站起身,将整个动作再做两遍;也就是说,你站立、曲膝、垂头、将额头碰到地毯三次后,再带着恰当的尊严和敬意再重复两遍。
     1793年,围绕着马戛尔尼勋爵出使矛盾的核心所在就是该仪式。马戛尔尼作为国王乔治三世的堂兄弟、前驻俄大使和马德拉斯(Madras,印度城市)总督,从他那世界末端的野蛮 小国被派往中国 ,力图说服中国对英国开放市场(当时英国是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而且说服他们以野蛮人相互交易的方式与野蛮人进行交易——通过条约和关税、大使和使节。马戛尔尼携带着随从、礼物和英王的信函,但是,他被允许递交吗?如果是,他又如何递交呢?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简单不过的。他的举止理应就象任何诸侯代表一样表示敬意,以符合天命继承者的威严。马戛尔尼的看法则不同,使中国朝廷非常气恼的是,他争辩说,他不应该对外国君主表达比对本国君主更高的敬意和效忠。屈膝和低头,对于汉诺威人(Hanoverian)来说已足够,那么对于满洲人来说也应足够。中国人对此不悦可能稍稍影响到乾隆对国王乔治的语气。但后来,研究与中国打交道的艺术的人应该注意到,乾隆信函的原稿——经翻译圆通处理以免马戛尔尼感到震惊,又由马戛尔尼及同事圆通处理以免英国人士震惊——在皇帝收到来信(其 原稿显然是对此信的回复)的六个多星期之前,已呈他过目。且不论马戛尔尼如何,中国人只可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拒绝了英国的请求。至于叩头,正如我们从皇帝的信中看到的那样,中国人完全做出就象这事确实发生过一样——中国历史平静的表面不能被一个乡下的野蛮人搅乱。
     马戛尔尼在电报、电话、传真发明之前肩负外交使命出游是幸运的,他自己决定自己的举止行为。他决定不要叩头。倘若在今天,他会感到多么困难哟!他将不得不等待伦敦的指示,而指示又是由大臣们将官员们呈上的报告加以考虑后才能决定的。如今这些年代,情形可能不一样(不过我不会用钱打赌),但不久前肯定有一次,某位汉学家可能会写出下文:
     国务大臣将注意到马戛尔尼勋爵在北京遇到的问题。为使他与皇上和高级中国官员的会谈的成功免受损失,我们需要对此作出紧急处理。
     国务大臣清楚,我们能得到皇上的接见,这表明中国的真诚以及他们对英国全球影响日益尊敬。这无疑大大归功于国务大臣与对方的亲自接触、以及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在加强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取得的成功。法国和德国将适度地对这次使命居然取得成功感到悲哀。马戛尔尼的出使将在他们的伤口上抹盐。
     然而,如果无法通过一项令人烦恼的仪式,整个情形就可能变得相当危险。国务大臣会想起,皇上接见时,是期望拜见者在接见开始时叩头的。马戛尔尼勋爵就有关在地毯上磕头九次、而对自己的国王仅需点头一次、至多屈膝一次的这一事件对我们提出了政治敏感性问题。
     我们已尝试过种种策略解决此事,比如,我们已向中国官员指出,在温莎(Windsor),屈膝礼与叩头被认为相当的礼节,假若中国官员报以回访并由国王陛下接见的话,他行屈膝礼——或者,他愿意叩头(假若他相信这在文化上是与屈膝礼相当的话)——我们将完全愉快地接受。遗憾的是,这些陈述至今仍没有使我们得到所期望的答复。
     处于这场破裂的危机之下,我们因此面临一个令人为难的选择:假若马戛尔尼勋爵叩头的话,将务必引起国内不知底细的公众的批评,甚至议会也会提出质疑。我们倒愿意以请求接见时不得拍照的方式将该问题最小化,但根据以往的情形判断,中国人可能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拍下照片并经新华社把此事抖出来,这样一场暴风雨就会在难免。不过我们相信,大臣们会平安度过难关的。
     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不让麦卡内勋爵叩头,潜在的附带结果将会不堪设想。这肯定会使他的整个使命岌岌可危,会使正要开花结果的两国关系夭折,也会遭到英国实业家们的严厉批评。国务大臣也会想到,商务部部长(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希望率代表英国银行、保险等产业多达二百人的代表团早日访华,而且我们仍在设法安排明年首相的访问,此外,我们还有一批从中国来的、由蛮族事务部副部长(the Vice-Minister of Bararian Affairs)率领的高级访问团。据可靠消息透露,此副部长在下一界人民代表大会得到提拔的可能性极大。
     鉴于所有这些因素,一方面我们能看出,拒绝叩头的理由是充足的;另一方面权衡利弊,叩头将会有利得多。我们能向批评者指出,我们寻求的,既不是对抗中国,也不是在原则上投降。在这种情形下,对中国文化敏感性的理解将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更成熟和持续的基础上。
     我们应该让马戛尔尼勋爵叩头的同时,在其它原则问题上应采取坚定态度,比方说,如果谅解备忘录表示事实上是国王陛下叩的头,那对中国要求我们签署该备忘录理应拒绝。我们坚决要让中国人明白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是否有些夸张?也许有点儿,但另一方面,一些人会认为这是一份措词过强的稿子。我想,其他官僚有能力说出类似废话——在美国远远较少,在欧盟的一些高级成员中则远远更多。对于一些人来说,你若让他叩头,他会问:“我只需在地上嗑九次吗?为什么不是十二次、十八次或三十六次呢?”
     有关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描述得最好的是阿兰•佩里费特(Alair Peyrefitte)的《文明的冲突》(The Collision of Civilizations)。它并不局限于精彩而详尽地描述这次注定要失败的使命——这“流产的会面”——佩里费特还力图将整个插曲摆在中国和西方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疏远关系的核心位置,并认为乾隆的信是从马可•波罗到邓小平以来中西关系上最重要的文件。它是“文化我向思考”(Cultural autism)的一个例证。这种思考不仅相信中国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也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因此,一个自信其价值理应适用于世界各地的、急躁傲慢的新经济力量的代表在遇到一个如佩里费特所说的“就象弹子一样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的时候,该作出何种举动呢?在佩里费特看来,马戛尔尼的行为产生了在表面上否定中国文明有效性的效果,马戛尔尼的行为将中国人重新推入封闭的圈子里,惹恼了他们,使他们转过身去依赖自己,而西方在工业上、军事上和政治上超过他们之后,其灾难性后果也随之而来,佩里费特最后写:“假如大使用另一种方式提出建议、假如皇上用另一种方式接受的话,中国可能已经“觉醒”了,而世界也无需“震惊”,它的创造性可能早已多样化,它可能早已取得飞速的进步。然而,傲慢无礼与自给自足之间的冲突却剥夺了人类无法估量的财富。也许我们都应为拒绝叩头而失去的地缘战略机会感到惋惜。
     这就直指所有极为常见的、有关我们应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之核心——我们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今后十年关键的问题之一,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相当随意的看法使其意义大大削弱。就我而言,有关不要追在中国后面、不要将政策与常识脱钩、保持缄默和不带偏见等方面有很多话要说。中国既不是将上演的奇迹,也不是(我们必须虔诚的希望,即将爆发的可怕的全球事件,但它拥有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能发挥一些无足轻重的影响——将关系到我们所有人。
     佩里费特的意思是,假若马戛尔尼换一种方式对待皇上、假若他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假若他对中国人的面子、对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作出让步的话,中国很可能早已采取了一条开放扩展的路线。佩里费特的论证极其敏锐,具有学术高度,当然他自己指出,中国对英国请求的答复远远早于有关叩头的争执。迁就中国、在中国人敏感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允许中国改写谈判使用的语言,避免使中国发怒、不断迎合中国所具有的并不非常令人敬畏的力量——这些被认为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法使西方与北京发展任何有意义的战略关系的尝试都化为泡影。或许同样重要的是,这对中国也是不利的,这无疑在鼓励中国认为它能完全依赖自身条件就能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假若那能实现的话,这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而萧条起来。
     我们很难看出,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国,我们如何制定一个稳定的中国政策,薄薄的一层貌似自信的列宁主义(Leninist)领导的外壳掩盖着一个嘈杂、沸腾、动荡的变革社会。自共产党革命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方政府中负责中国政策的人士几乎毫无例外地提供给我们极端的选择——要么软弱,要么强硬;要么参与,要么压制。从一方倒向另一方是毫无意义的。直到七十年代早期,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跟随着美国的领导,对中国采取隔离立场,而这无论如何似乎又是毛泽东和同事们所期望的,当时他们在领导中国度过五十年代革命和饥饿时期、以及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毁灭性的狂热时期,对西方民主国家对他们的看法粗暴地拒之门外。接着,七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中国对苏联都感到紧张不定,两国不得不达成很不自然又疑神疑鬼的一致;制裁后尾随而来的是参与,其例证为理查德•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毛及其代理人周恩来1976年逝世后,邓小平两年之后重新在顶层露面,他于1979年在美国各地游说访问完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八十年代,邓小平开放式的经济改革鼓励与外面的世界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但1989年6月,全世界在电视屏幕上目睹了其政府对北京人民的屠杀,使欧美对中国的政策再次陷入冷冻状态。1992年,克林顿(Cliton)总统以遏制政策而当选,他强烈批评对手乔治•布什(George Bush)迎合北京独裁者们的做法。
     九十年代中斯至今,美国和欧洲建构政治和经济分离的综合战略的尝试使中国人利落地挑出了破洞。我们的外交词汇每年不断变换。前一年的“悉心照料的独裁者”在次年就变成了使“多面关系”具有意义的复杂尝试。我们刚刚把武器出售给台湾、对中国普遍范围的人权侵犯愤慨万分,接着就摆出一副谦卑姿态,甚至剥夺我们自己的公民的自由(比方说,为了避免让来访的中国领导人看到而设法隔离示威者了来迁就中国共产党人的偏见,这两种态度都充斥着一种对中国的不健康的念头,在制定政策上,这种念头起着歪曲作用。这两种未经深思熟虑、但多少受到中国人的极端行为的影响而采取的态度,遭遇到的是中国人一贯采取的、一边在敏感政治问题上拍桌打椅的策略、一边同时提供给我们一个赢得友好态度的前景——这种友好态度将来商业利润,但需我们摆出奴性才能获得。中国官员们一定发现我们对此的回复是预料之中的,这不免有些乏味又没劲。当甚至那位毫无想像能力而埋头苦干的前总理李鹏看穿我们就象读懂一本小红书 一样容易——准确地预料到我们对他自己的盛气凌人的外交政策的反应——我们真该开始问一问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是否正确了。
     主张参与合作的人士包括对形势了解的、好意的,也包括对形势了解的、好意的,也包括那些无知的、怯懦的,他们最具说服力的论点如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在某些方面——如文明的深度和广度、潜在市场和创造力——是最重要的国家;目前,它的政府正竭尽全力将贫穷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到市场资本主义。考虑到中国的规模之大和过去经济的落后,那是异常艰巨的任务,至今,中国领导人将过渡掌握得十分灵活,他们非常害怕失去权力,那就是1989年6月不幸事件发生的原因。没有人能宽恕那件事,但它也不能永远给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定型,至少中国政府没有让国家沦落到一发不可收、并失去经济改革势头的地步,而那一进程正逐渐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们应该帮助改革进行下去,为我们、也为中国人民做一件好事——他们将稳步走向富裕和自由,而且,我们将把产品销入他们巨大的市场,通过平静而非刺耳的外交方式,我们将以最好的方式帮助持不同政见者,并帮助中国建立法治基础。中国从未扩张势力——假如我们了解它的一些敏感边界和海域问题——台湾:南中国海域的勘探权——我们应该能够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起到建设性作用而铺平道路。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须给中国留出一些余地;如果做不到这点,我们只会将中国推回完全依赖自身的境况中去(就象马戛尔尼那样)——这或许是一个偶尔使人不得不掩鼻的政策,但在成人的世界里,这就是生活。当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将中国孤立起来的时候,瞧瞧造成了何等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不能允许长远利益被感情冲动所歪曲破坏,不要让我们发现自己比中国人民自己还要强调他们自由的重要性。我们应该鼓励与中国进行更广泛的接触;他们偶尔发脾气的时候,先数到十再作出反应;寻求使他们接受国际协议约束的方式,给他需要的“面子”以鼓励他们在全球贸易、环境保护问题和地缘战略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是我们都需要的。
     隐藏在这类复杂分析背后的,是一些相当不成熟的情绪化主张,其中最明显的一种观点是:中国提供了无比优越的贸易机会,我们不应为人权问题感情用事以至把一切弄得一团糟。在上一章我提到了这个普遍争论的话题,不必在此重复,只需指出,这一点运用到中国时总是显得极不成熟、极糊涂、极惹人生气。在香港,我曾听到一位欧籍亚裔商人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乱子”,也听到以前从政的英国商人争论到,中国唯一关心公民自由的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大多关在监狱里——至于大多数民众,他说,吃饱肚子是唯一要紧的事。有人说,所有董事会都是不存在伦理道理观念的地方;我对此依旧表示怀疑——那只不过是少数工业界头子极力让人感到那种印象罢了。
     蒙太古(montagu)或凯普莱特(Couplet) 、深蓝和浅蓝——我们发现,站在主张参与的调和派对面的,是主张制裁派。对于后者来说,中国是最后的邪恶帝国、是一个血腥世纪之末对我们一如既往坚持自由的决心的石蕊试验——就美国而言,坚持的是形成自身社会基础的、它也相信是形成它与世界各国关系基础的价值。一个野蛮腐败的列宁集团通过将在政治上持不同主张的人和在宗教信仰寻求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的人们通通关押起来的方式巩固政权。它实行非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已不再是共产党主义社会,倒具备二十世纪初法西斯主义的种种特征:具有强大的军队;党的触须将商业生活的方方面面牢牢缠住(而这个党是由家庭利益相互联系的集团组成,并非一个意识形态的运动组织);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取代了道德热忱;国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利用进入西方市场的便利以及西方技术,增强了经济实力,而且利用这种实力威吓、破坏国际贸易的所有惯例并拿它作交易。它一面强烈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面继续通过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控制贸易、维护关税高墙并拒绝承认产权。它不顾种种协议和一而再、再而三的保证,继续盗窃知识产权。在与美国和大多数贸易伙伴的交易中,它获得了巨大顺差盈余,积累了庞大的储备金,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俄罗斯高性能攻击型喷气式飞机和导弹摧毁弹以使其军队武器现代化。它在原本作为民用的引进技术转为军事生产的问题上撒谎,而我们装作不知道怎么回事。当中国军队将毁灭性的军用武器部件卖给中东的野蛮政权的时候,我们也通常装作没看见。假若中国在亚洲及以远的地区没有显示力量的动机的话,那它为什么还秘密地如此大规模、高速度地增加军事预算呢?我们应当严肃看待1996年军事科学院副司令(Vice-Commandant of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糜振玉(Mi Zhenyu)将军的言论:“至于美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默默地保持报复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掩饰自己的能力并等待时机。”我们已目睹过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武断行为的早期迹象:它的导弹在台湾的民主上空尖利作响;1995年从菲律宾手里抢走米斯奇佛礁(Mischief Reef);1997年入侵越南天然气田。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力量,成为对我们文明良知的公然侮辱,也成为全球市场不公平的竞争者。我们务必停止宠溺中国——如果它表现良好,我们可以将进入我们的市场当作胡萝卜作奖赏;如果表现很差;我们就该用棍棒。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站在台湾一边,在该地区维持我们的军事力量,鼓励亚洲国家维持自己的警惕性,为中国受迫害者站出来说话并在那里为自由而努力,在每个国际论坛上强行要求中国改进自己的行为,不给中国“面子”,直到它改进行为为止——而且这些只是一部分……
     利用野蛮人控制野蛮人长期是中国人治国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某些方面渗透到了友好外交和强硬外交之间的整个争论话题,正如罐中的茶叶浸入水中一样。这是OCH们和OFOC们虽然并不总是、但有时是同一回事。OCH即“中国通”,那些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者;OFOC即“中国的老朋友”,是由中国专门挑选出来的,因为通常在他们政治年限的尽头或之后,不论中国任何时候干什么,他们都会百分之百赞成,至少也会为它的所作所为找出一个貌似有理的借口。虽然他们不总是沉浸在真实的专业知识中,但他们绝对沉浸在不用自己掏腰包的公务旅行、正式宴会、国宾馆的公务驻留和大量交换奉承的正式会谈之中,在有些情况下,也沉浸在大量钱财之中。且让我讨论一下这两组角色对形成中国那些野蛮人的观点所引起的一些后果。
     学习中国语言对脑力来说是相当艰难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学习者常常被摆在面前的知识的规模和丰富弄得不知所措,光是中国的规模就让人感到惊叹不已。今天,推销员惊叹潜在客户的数量之大;昨天,传教士为将得到拯救的灵魂之多的一派前景而感到欢欣鼓舞。巨大的规模、悠久的历史,国情的复杂、文化的自足与自信、以及多年来中国成功地将外人的处事方式拒之门外——这一切让一些OCH们和所有的OFOC们眼花缭乱,他们相信中国所希望他们相信的,那就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地方跟它一样,老伙计。”与其它地区相比,它完全不同;别的国家一目了然,它却处于不透明状态,而正是它的独特性和难理解性使它有权得到与任何地区不同的待遇。
     我从未听到有人对任何其它国家的评价的程度与此相等,比方说,苏联共产主义体系是阴暗的——正如所有古往今来的极权体系一样——但从未有人就因为我们不能真正了解其血腥和酒精迷糊的目的而建议采取特别宽容。与日本或印度相比,中国在何种意义上被认为更难以理解呢?一名中国学者读到英国、德国或美国发生的事情时,他能达到何种理解程度呢?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否难以理解呢?既是一种运动又是一种文化形式的板球对于一个美国人或法国人来说,其难于理解性是否反映了其中英国特色的某些独特而令人费解的方面?当我们不时犯规时,这种英国特色是否能保证我们的朋友们对我们表示特殊照顾呢?对于外人来说,中国人的生活很可能是神秘的,由于长年来中国实行的封闭和独裁主义,其神秘度可能更深了。然而,我发现很难相信这种巨大的难于理解性会使中国成为一个孤立的团体或世界。
     专家意见的专制统治和外交官综合症导致更多的问题。中国不让那些触犯友好研究禁忌的人士入境,其小心翼翼的倾向使问题更加严重。许多(虽然不是所有的)专家对中国历史和行为的诠释的慷慨宽容的程度,以及不论中国对事件目前如何解释,这些专家似乎几乎毫不质疑地轻易接受,其频繁程度使人吃惊。冷静看待共产党革命前本世纪频频发生的、以及在此之后发生的罪恶行径时,现代学者除了将那场革命谴责为降临在天资聪慧的人们头上的一场可怕的、更进一步的灾难之外,还能作出其它结论吗?这些人们,除了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没有找到体面的自我统治方式之外,几乎发现了一切。历史经过怎样的任意摆布,使得毛至今还基本没有被人摆在与世间最邪恶的恶徒们——斯大林(Stalin)、希特勒(Hitler)、波尔布特 (Pol Pot)和其他死神——同样的位置,甚至还一直存在着对毛泽东的大众崇拜,人们将这位头戴帽子、身穿蓝色衣服的老变态的瓷像恭置在壁炉架上,把安迪•华赫尔(Andy Warhol)为他用丝网印刷的画像挂在客厅墙上。想像一下在朋友面前炫耀你的希特勒纪念品吧!我可不愿保留包围在“艰苦奋斗、丰衣足食”之中的毛的像片或瓷像。
     杰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是英国国际学院战略研究高级研究员,他对中国和汉学的不同的观点,对主流正统的说法起到了有用的抵制作用。他指出那些专家们在有关中国的政策和战略上是多么频繁地犯错误,他们大多数人对于1950年中国积极参与北韩对南韩的侵袭、对毛在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对毛通过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对1989年邓在北京的的作为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这些诠释和研究的谬误反映了OCH和CFOC头脑中一个相当常见的特点——但必须说明,在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著作中,在最睿智的政治学家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Roderick Mc Farquar)的著作中、或在知识最广博的记者如乔纳森•麦斯基(Jonathan Mirsky)的作品中,这种失误是不明显的。这些OCH和OFOC们不仅如此经常地叫我们相信他们的中国对话者要我们相信的事,还经常叫我们做他们要我们做的事情——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这些辩护士谈论“中央王国”事务时内心深度的谦卑,他们有着主观臆断中国的优越性和西方的耻辱性的倾向。对于至少在十六世纪之前中国文明成就的优越性,我多少还理解,但我们不应让这将我们推得太远。在登上前往香港的航程这之前,我正准备总督宣誓就职演说时就稍稍吃了一惊,我在草稿中提到在香港的“两种伟大而古老的文明共同承担的历史责任”的部分被删掉了,理由是中国文明远远古老于西方文明,中国可能对这此相提并论感到恼火。我保留了原稿的方式。至于西方人的耻辱,如帝国主义扩张、十九世纪瓜分中国的企图、通商口岸(从中国手中强夺的大陆贸易基地)、香港、鸦片等等,这些即使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情有可原的现象以二十世纪的标准来衡量是不可饶恕的。然而,对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人自己大量拥入通商口岸、并且香港在英国的旗帜下成为中国人取得的巨大成功,难道不也是耻辱的一部分吗?在任何国家,一边敲打着民族主义大鼓、一边高尚而纯粹地坚持伦理和客观是很难调和的。
     正是所谓的中国独特性,混淆了人们的理解,严重破坏了政策的制定。被扎一下,我们都会流血。我找不出理由相信在其它国家适用的政治和经济原理不适用于中国。因经济增长造成社会后果,其中有的可能造成政治分裂;贸易自由也会带来政治问题;每个地方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都渴望自由和安全;信息技术扩展的同时也解放思想;人们在生活中需要比物质奖赏的前景更多的东西;腐败产生怨恨,经济崩溃造成社会混乱,强烈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除非得到巧妙地调和,否则也会如此;二氧化碳的排泄威胁着我们所有人的将来;列宁主义已走到了尽头。有关中国,我的观点开端——如果还不是结论的话——是,我们过分执着于中国与其它地区的相异点而忽视了其中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我们误以为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准确的、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仔细观察后才发现那大部分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对待中国,应该象对待任何其他人一样,既不建立在巫术的基础上,也不要以为它需要自己的那一套规则。
     西方政治家们忽视该忠告时无一例外地遇到了麻烦。他们经人说服,去听取那些速成的中国专家的意见,却忘了自己的政治本能——以为这些政治本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完全无用——他们允许自己被中国官员们利用,结果却造成了政治尴尬。试比较副总统艾尔•戈尔(Al Gore)和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1997年早春访华,这是有益我们认识的。副总统是一位体面而聪明的人,具有政治能力,但有人使他相信以政治家的身份访华不够好,而最好以一个老练的外交政策分析家的身份——并最好赶紧。可以预见,结果是灾难性的,它使戈尔先生因给人留下被中国领导人操纵的印象而在国内受到严厉批评。金里奇先生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前往的,他听上去也象个政治家。以《华盛顿邮报》专栏记者吉姆•霍格兰(Jim Hoagland)的话来说,他做到了美国人期望他们的政治家去做的,不但谈论外交政策时侃侃而谈,而且还“把大问题摆正了——美国的原则、历史潮流、当今情绪和持久的美国价值。”虽然全世界的政府和外交家们都被玛格丽特•撒切尔直截了当的方式弄得措手无策,但她有着一些可推崇的美德,其中之一即自始至终做她自己。在香港问题上与她争执不休的老伙计***如今已被扫到外面某个黑暗之处(或许,就他的情形而言,不过是扫到高尔夫场外罢了),她在天***件后几年几次访华,都一直表示出对他情况的问候。“我要他们明白,在我们之中一些人没有关注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处置他。”她说。某次她试图想送给他一件礼物——一条领带和与之相配的手帕。我能想像大使面露难色的样子。撒切尔的姿态正是任何体面人的本能让他们去做的,而专家的忠告只会反对如此得体的大胆之举。
     这将我们引向何方呢?我提倡的公正态度、对我们自己国家在西方的利益——包括个人的和集体的——的程度与乔治•柯南(George Kennan),这位遏制和推翻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拯救民主和自由的首要知识分子工程师相比尚犹不及。虽然柯南没有催促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但他确实认为美国应该保持距离。在他的回忆录涵盖1950年至1963年期间的第二卷里,柯南引用了他于1951年起草的备忘录,他在其中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权表示了一种冷静的态度。“我们与中国的交道越少越好,”他说,“我们既无需贪求中国的恩惠,也无需害怕他们的敌意。”柯南并不把中国当作“一种强大的势力”,它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是有限的。他指出,假如战后苏联有能力选择地区同盟的话,它选择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他在钦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同时,也认为其排外情绪和傲慢态度使美中之间建构任何令人满意的国际关系都是相当艰难的,即使政治对抗得以消除也是如此;中国人的冷酷、缺乏“同情的能力”意味着我们应尊敬中国,但不能对其理想化,也不能寻求亲密关系,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坚持自己的正确和别人的错误这一点对和谐的伙伴关系来说并不是好前奏。柯南既不希望忽视共产主义中国的存在,也不希望阻止其加入联合国,但他反对正式双边外交关系——那只能把美国人质交到中国手里,这些人质将“受到侮辱和嘲笑,以满足中国人在面子和威望上贪得无厌的渴求,”美国人应该不再将自己摆在受中国愚弄的位置上。
     此类强硬的言论也许会招至新华社习惯性的尖锐反驳,说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作为战略性意见,它是很合乎时宜的——柯南和美国真正关心的头号问题在其它地方,即遏制苏联。他对中国人性格的谴责是过于笼统的、不公正的,而且——“没有同情的能力”?——甚至是种族主义的。今天,没有人能做到与中国的交道越少越好这一点,因为那根本行不通。但在我看来,柯南的争辩至少对目前形势起一定的引导作用。我们真的需要经过如此复杂的争论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吗?难道我们必须接受中国领导层的观点、认为“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是北京可给予或拒绝给予的一件商品、而不是我们每个国家与中国双边贸易取得一致或无法一致的结果吗?
     我现在应说实话。这是严肃的坦白,我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吓呆,也没有被中国的权力和威严弄得神志迷糊,总的说来,与糊里糊涂混下去或进行得很顺利的事情相比,我更害怕不对头的事情——如中国的分裂、统治的崩溃——发生在中国。中国处于一个纪元的尾声,马克思和毛泽东主义已失去了生命,被埋葬了,列宁主义下场相同——除了玩世不恭和颓废之外,共产党还能拿出什么呢?一段轶事使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从一名嫁给住在香港的西方人的中国女性那里听说的。她在中国出生长大,父母在革命后放弃了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北部舒适的学术研究工作回了国,坚信他们应该为建设新中国而自豪地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灾难不久就来临了(尽管幻灭感从未完全到来)。他们首先在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中受到攻击,接着在1966年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殃。在两段可怕的时期里,作为从美国回来、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知识分子被视为首要嫌疑对象,父亲的健康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侮辱和恐吓受到摧残。在所有这些年头悲惨艰难的处境中,母亲从未批评过共产主义,也没有哀叹当年自愿放弃加利福尼亚的优越生活而来到这个地狱,然而接下去在她生命的最终几个月里,目睹当今中国的腐败和所推行的严酷的资本主义之后,母亲的心碎了,她为自己使全家经历所有这场苦难仅仅为了在她生命尽头看到在她眼里与军阀和国民党社会毫无两样的社会而感到绝望。当今中国剥去了好政府的道德基础的伪装之后还剩下什么呢?她死去了——一个剥夺了希望的中国爱国者——在她自己的绝望中淹没了。这肯定是对中国共产党不可承受的挑战,它花了四十年攻击并摧毁所有中国文明中令人仰慕的东西,为了死守政权而不得不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如今,它用什么来填补这块空缺呢?它希望资本主义将提高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这样就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假如经济增长一旦受阻,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谁又有权监督执行中国改革规划中下一阶段的极受欢迎的措施呢?
     谁知道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也许我们应该等着一个象苏哈托(Suharto)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一样的社会的出现,一个腐败的、不存在意识形态的、由强大的剥削成性的将军们撑腰的少数家族统治的官僚当政的社会,它容许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并允许一批精明的、通常受过西方教育的专家政治论者(techroerats)在偶尔存在的经济暗礁中掌舵航行。也许我们将看到***主义迟到的春天,即逐步解散政治控制以符合不断增长的经济自由的需要(象***提倡的那样),即对魏京生(Wei Jingsheng)的“第五现代化”(the fifth modernization)的迟到的承认。这不会立即转变为多党民主。试想像一下赵在1989年没有垮台的情形,难道我们真的会相信屠杀学生及支持学生的工人们对维持中国经济改革是必要的吗?为了使中国经济源源不断得到灌溉,所有的血真的非流不可吗?***主义将保持经济改革继续进行,并且,当改革不时带来阵痛和突变时,还给予政府在未来所需时更多的权力。
     中国或许有其它前途。正如其它朝代没落时一样,混乱总是可能的;事实上,其中存在着一种中国式的循环,即独裁重压时期后通常随之而来的是混乱局面——而这,正是我们应该最为担心的,事实上是我们很可能唯一担心的事情,其波及的范围将是全球性的(虽然是可控制的)经济后果。它会向地区安全提出严峻的问题,并将可能掀起中国人向世界各地非法移民的浪潮,因此,种种后果中,混乱是最糟糕的。
     中国发生的其它事情都不大可能造成我们极度不安。今天,中国不仅不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还差得很;在就我们之中任何人都可预言到的未来一段时期内,它不可能达到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档次上,更不用说美国了(那些对亚洲作出预测的人士应该在1997和1998年学点谦卑态度了)。中国世纪末的技术知识的华丽表面薄如蛋壳;在继续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它遇到了种种巨大的问题——社会的,政治的、和(就象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那样)工业的问题;它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但其军火库甚至不够用来威胁消灭台湾;它能在被容忍的程度上在其地区耀武扬威,但目前它还能怎么样呢?比方说,与1979年2月不得不鼻青脸肿地收兵相比,今天它与越南开火交战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吗?从地缘战略上来年,中国能形成什么样的威胁呢?对西方毫无影响(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或许可以体谅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东南亚看问题不大一样,毕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已三次侵犯邻国了——韩国、印度和越南。但是,在其地区之外,目前似乎几乎没有令人担忧的根据。我很怀疑近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友好邦交是否已改变此局势,俄罗斯对武器和能源生意以及平静边界的兴趣不会消除它对中国不明朗的前景和不可捉摸的动机(比方说,对中亚的动机)的怀疑。简言之,中国政府可能仍旧能在必要时吓唬吓唬自己的民众,但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会让我们在夜里吓出一身冷汗。
     西方——美国和欧洲——与中国打交道的兴趣何在?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邻国的兴趣又何在?首先,我们全都想看到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将市场向世界各地的产品开放,加入那些其规定能保证贸易自由公正进行的经济组织,签署并遵循国际协定,并成为全球经济共同体中具有责任感的一员;其次,我们想要看到一个同样具有责任感的中国,在联合国和地区集团中具有建设性作用,在与邻国和台湾打交道时候时受到一定约束,在有关武器扩散和核试验问题上诚恳接受国际规定和标准;再次,我们想看到中国在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的问题上成为一个相应国际公约和协定的签署国,并对其条款加以执行。有关最后一点,为了使读者不对其必要性和相关性产生疑问,且让我简单说明一下。
     道德关注——包括自由民主、废除严刑拷打、废除未经审判而监禁的做法、废除宗教迫害等方面——与外交政策、追求和保护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人们频繁争论的话题。我们只能在格莱斯顿 (Gladstonian)与威尔逊 的理想主义(顺便提一句,格莱斯顿是威尔逊年青时的英雄偶像)和梅特涅 (Mettenich)与索斯伯里 (Salisbury)勋爵的现实政治 之间粗略地作出选择:我们是否应站在卡特(Carter)和基辛格(Kissinger)一边,说着高尚而空洞的话,或者尖刻的常识?梅尔本勋爵 曾指出理想主义的危险,他说:“永远不要试着去做好事,你就不会有麻烦。”索尔兹伯里勋爵也提出过类似的忠告:“到处做正确的事已经够难的,更不用说到处做好事。”
     在实践中,现在很少有人情愿切断一个自由社会的外交政策的理想和行为之间的联系,这么做会越来越困难。如今更多的人们生活在自由社会里,他们设想,只要可能,其他人理应也有权利生活在自由社会。他们目睹了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之间的国际行为不同,然后不很热衷地作出结论,认为当更多的国家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时,他们在床上才能睡得更香。全球通讯——尤其是电视——经常性地激发他们对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的兴趣,比方说,人类野蛮残忍造成的后果。假如保加利亚(Bulgarian)的暴行在BBC全球报道和CNN上直播的话,格莱斯顿对这些暴行的观点一定会获得更大的支持。我们建立了国际组织和协定网络,其假设为世界不仅仅是对本国利益孤立的追求,比方说,我们支持联合国的意义何在?准备在国外采取可能引起争议行动的政治家们无一例外地寻求证明他们希望做的事情合乎行为的道德性、安全性或其它的依据。诉诸联合国的权威和支持并不仅仅是努力鼓动最大数量的支援,也是努力表明更高的善站在自己一边。如果你能巧妙地声明——用索尔斯伯里勋爵的话来说——对别人进行轰炸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有益的话,轰炸起来就容易多了。如今没有任何外交大臣压根儿去争论、至少不会长久争论,他们会说:“别跟我说那些道德废话。”他(她)在展开道德问题细节时,可能会有点谨慎,考虑到任何政府原政策都不会十全十美、并且制定政策时又必须适应各种压力,但是理想主义不大可能被公然扔进垃圾箱,而且,在与小国(而不是大国)打交道时,它还会在显示适如其分的神圣庄严不时地活跃一阵。对着可恶的缅甸晃着手指加以指责比对着中国晃手指不是更容易些吗?
     因此,我不相信如今的实际政治会闹得沸沸扬扬,不论怎样,它有那么重要吗?这里边存在着种种愚蠢的极端做法,那是没人愿意提倡的。外交政策和十字军东征之间、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g Albright)和比利•格雷姆(Billy Graham)之间的行为是有区别的,不过采取偏重道德的行为通常符合任何地区自由(或非自由)社会的长远利益。种族隔离是邪恶的,全世界都反对;自由社会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措施改变了南非的面貌;种族隔离消失了,民主在非洲各地得到弘扬。不论短期内的困难多大,其结果是南非长期稳定的更大可能性。我们与希特勒战斗,既因为他威胁到其它国家的自由和利益,也因为他的邪恶;我们反对苏联的暴政,既因为中欧、东欧发生的事情骇人听闻——至少,,我们出于道德的对抗增强了我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
     假若我们对苏联的监狱或中国的劳改营里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的话,假若我们对萦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洪森苏基 (Aung San Suu Kyi)、曼德拉(Mandela)或魏京生的遭遇不屑一顾的话,就等于承认我们在道德上存在着明显缺陷、承认我们在道德敏感性上的迟钝。而且我们也将在更加危险的世界里寻求活路——那些以不容异说的方式对待自己民众的社会、那些拥有荒谬可笑的法律的政府是糟糕的、具有潜在威胁的邻居。我们要求其他人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之中,他们不再惧怕被专横逮捕和严刑拷打,能够自由地言论、自由崇拜自己的神灵——我要求所有这些,因为在这个造物主创造的无比美好而神秘的世界里,这些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理应得到的,也是具有理所当然的权力去期望的;同时,也因为这是我个人和国家所关切的事情。自由社会才能成为最为的邻居。
     因此,生活在中国的超过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人权与我相关、与生活在中国之外的我们相关、也与中国人自身相关。我有必要展示中国压迫自己人民的种种玷污中国共产主义的令人恐怖的事吗?专横逮捕、严刑拷打、集体屠杀、地区压迫、罪犯器官移植、宗教迫害、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压制、消除政党界限、用持不同政见者作交易、那些悲惨绝望人们居住的可怕的劳动营——这些指控中,也许有些是可否认的;也许,某些方面已得到改善,但谁知道究竟呢?一些枝节问题不论如何调整,也无法改变对男男女女丑恶的虐待这一主干现象,这是中国理应的耻辱、也是我们其他人理应感到的耻辱的原因,因为对于事情原发性,我们所做的、所想的、所说的都少而又少。持不同政见者吴哈利(Harry Wu)在埋葬一名死在劳动营的朋友时,表达了内心的沉痛和愤怒:
     这里,人的生命毫无价值,我痛苦地想,其重要性不比弹在风中的烟灰大多少。但假若一个人的生命毫无价值的话,那么,形成该生命的社会也毫无价值,倘若人们与尘土无异,那么社会也是一文不值,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权力;倘若社会不再继续存在,那么我会抵制它。
     (《凄风苦雨》Bitter Winds)那把我们其他人留在哪里呢?
     最低纲领派(Minimalism)的倡导者极少在对待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人权记录时会说:“它与我们毫不相干。”总的说来,他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应希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我们的选择很有限。然而行动的范围并不象一致争论的那样有限。最低纲领派提出三个理由:首先,他们说,中国人不象我们其他人一样关心政治和公民自由(这一点我在前面也提到过)。这种种族主义观点甚至在最肤浅的中国现代史研究面前都显得空洞,哪里还有更多的政治斗争呢?哪里还能爆发出对公民自由更大的愤怒呢?其次,他们争辩道,与公然抗议相比,“平静外交”获得的效果会更好;再次,他们提出,如果大家对那些因信仰而被关在监狱的人们大惊小怪的话,他们的处境会更糟,因为中国人死要“面子”,当局将绝不采取任何看上去是对外界压力让步的改良措施。
     1998年1月,我请魏京生——这位很可能是中国最著名、发表言论最多的持不同政见者——谈论后两种观点。那时,他被关押了近十八年之后,来到国外已有几个星期,关押期间还有段小插曲,他被用来为中国争办2000年奥运会作一名棋子,结果是不成功的。也许我们不应受外表、个性和品格的影响,但这一点很难做到。魏热情而优雅、机智谦虚,但他同时又倔强而执着。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想要为它争取到最好的,这就是他为什么抵制那里腐败的现代列宁主义。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我没有听到对把他关押起来的那些中国领导人的任何谩骂或人身批评,也没有任何自艾自怜的话,经历了他所遭受的一切之后,怎么还可能达到如此境界?他最接近尖刻的时候是我提出最低纲领派上述两种观点的时候。当然谁也不愿提倡喇叭筒,不过喊一喊话还是有用的,这与中国内外情形有关。魏指出,中国领导层对人民宣扬说民主和所谓的自由主义是骗人的,那是西方人常挂在边的,在现实中那不过是一个方便的门面,背后的实际操纵者是有钱有权之人,因此,当欧美资本主义贵族们猛敲桌子时,那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就只能听命,而且——在中国的问题上——在有关人权方面闭嘴。西方对中国自由采取的“圈套主义”(Trappism)手段,其结果是阉割了中国自由问题本身。魏也指出,就他自己而言,他自己在监狱的待遇和条件与外界有关他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抗议程度直接相关,外界的喧闹声越大,他受到的待遇就越好;当长城之外似乎无人在乎的时候,他的待遇就恶化。因此,下次当一名西方领导人告诉你他清楚什么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最为有利,即在有关他们问题上闭嘴(或仅仅与一名不大重要的中国官员交谈时轻声细语地提起他们),这时你也许能记得持不同政见者们是怎么想的。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的确确有承受一方的经历——如果不一定是优势的话——他们承受的是动机良好的外人以为是最为有效的策略的后果。
     因此我们在与中国打交道之中有着明确的国家利益,这包括一个日将没落的共产党对待自己人民的方式。我们如何追求这些利益呢?我绝对肯定,目前我们犯着一个可怕的错误,把这些利益弄得混淆不清,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我们所犯的更大的错误是让中国把它们弄混了,使局面更加乱成一团,加剧了我们的失败——这里的“我们”首先指世界领导者(或者如中国宣传所称的“霸权主义者”)美国,中国最为关注的是与美国的关系,既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因为美国市场的规模。
     美国政策致命地聚焦于有关中国是否应该享受所谓的“最惠国待遇”(这里的“最惠国”实际上不过等于“正常”而已)的每年举行的辩论会上。每年春季和夏季,美国政策集中并取决于有关中国是否继续享受与其它同等地位的国家(即非世界贸易组织国)一样的条件进入美国市场这个问题上。所有问题——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人权记录、盗窃知识产权到武器扩散——统统下了锅。我明白其中的缘由、也尊重那些寻求哪怕是任何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方法的人士的动机,问题就在于这并不奏效,它反而歪曲了政策,阻碍了人们目光清醒地去制定一项长期一致的战略,而这又恰恰对中国有利。
     每年我们目睹同样的仪式:春季,政府把笨重的火箭——MFN 地对热气导弹——推出掩体,将它安置在国会山庄上 。这可是一件强大的武器,来自全世界的参观者围观欣赏,惊叹其毁灭性的威力。我们被告知,今年它也许真地就要发射出去了,中国人最好排好对、穿上袜子,因为国会这次有意点燃引线了。游说者在游说(他们因此得到的回报也相当丰厚),政治家们在提供简短发言,政府建议要谨慎从事,国务院和自由贸易伙伴告诉中国人今年也不同了,投票似乎更紧张,那强大的武器可能会真的发射出去。而中国人压根儿就不信,他们宣布可能买几架波音,要么——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的话——就从欧洲买几架空中客车。他们从西方国家购买粮食,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美国,考虑开一张可能购买的美国产品购物单(这些产品反正是他们需要的,也是打算购买的),与此同时,虚张声势一旦退位,精明实际的谨慎心理又占据上风,假若今年发射火箭的话,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呢?它会落在哪里?也许会落在西雅图(Seattle),或者蒙大拿(Montana)?结果呢?于是火箭在最后一次怀旧的仰慕中,最后被擦洗一遍,又推回了掩体,在层层隐蔽下度过另一个冬季。就中国而言,这是每年一度的哑剧表演,“是的,我会的。”——“不,你不会的。”“他们不会。”
     事实上,将贸易与其它问题分开存在着几点正当的理由。道德一点是原则性的,贸易应该是自由贸易,只有在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才能当作武器,并且只能用在行之有效的地方。贸易禁运或贸易限制通常不会产生满意的效果。南非可能是这种惯例的少数例外之一,甚至那里的例证也掺杂不清的;有一些地区——如古巴——贸易禁运甚至可能延长了独裁统治的寿命。第二点,也是对于眼前目标更主要的是,将贸易和其它利益混为一谈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尽全力去遵循议事日程。或许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多方面的”,但对我来说,每一方面本身是怎样就是怎样。
     这意味着以强硬的态度并带着更多一点常识来对待经济和贸易问题本身。在贸易问题上,我们应该与中国坚定地谈判,就象与任何人谈判一样,不应对中国违背规则作特别让步。如果中国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里好消息,但这是中国人的责任,他们自己应该提出来,并为达到世贸组织的要求而努力,而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应该为中国而委曲规则,而应该是中国为成为其中一员而在关税、国家借贷、产权等方面作出必要的变革之后,我们才能谈正事。我们应该抛弃对中国市场的马可•波罗式的迷恋。将来某一天,中国市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是目前宣传的那样的几分之一。就目前而言,这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不大重要,而且我们不应想尽千方百计使我们的公司打入其中(有些公司可能赚钱,有些肯定不会赚),而应创造所有公司都能公平投资和贸易的条件。如果我们能抛弃所有关于中国市场对西方如何重要的词汇,抛弃有关认为更大贸易和未来政治自由之间既然存在着决定性联系、那我们就可以忽视目前政治压迫的每一个实例这一念头,那将是极为有益的。这些观点之中,第一种太言过其实,而且中国人相信,有关贸易导致自由的言论不过是西方人将人权放在一起的方式罢了,且让商人们凭着自己对风险和机会的估计在中国从商吧!高级贸易访问的延期、新方案的投入和其它所有的都将是巨大的额外奖赏。如果中国需要我们的货物,他们会买的;他们当然需要我们的投资,也需要进入我们的市场。我们自己的贸易问题与日增长,中国签署的意向书不断增加,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剩余飞涨,谁跟谁开玩笑?
     其次,我们也应该以其本身的方式追求其它利益——从武器扩散到人权问题;我们应该在国际论坛上提出我们的决议,进行游说,争取支持;我们应该敦促中国签署有关人权和其它问题的国际协议和行为准则;在起草法律和培训法官方面,我们应该为中国提供帮助——如果中国政府需要的话;我们在持不同政见者和西藏问题上就该大惊小怪,并对中国的恼怒之状不与理睬;当中国抱怨美国或欧洲领导人会见其黑名单上的人,或说了一些伤害其敏感性的话时,我们就应该采取任何人无礼时应该采取的行为,让它明白这与中国毫不相干,我们生活在自由社会里,根本没有义务在其无法接受的问题上颤颤兢兢,如履薄冰;如果“面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此重要,除非他们给我们面子,否则我们就拒绝给与他们。重要访问、二十一响礼炮、红地毯、外交恭维——所有这些在世界上有其适当的位置,但我们应谨慎为之定量。简而言之,我们应该与中国正常地交往。
     在最密切观察的人士看来,目标与策略的混淆不清使理想主义者丧失了有效的策略,使参与派策略家们又丧失了理想,也许其最糟糕的一面即它使中国人能够如此有效地将贸易和政治相结合,以致他们在每一次外交回合和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获胜。中国政府相信,只要它甩一甩鞭子,这儿吓唬堵塞的秩序,那儿从对手手中购买一点东西,撤回友好愿望、撤销友好关系直到另行通知——这样的话,我们都会乖乖听命。而且,总的说来我们确实很听话,尤其是欧洲人,有时候,我们非得拧一下自己才记得到底谁最需要谁。中国政府需要我们的投资,需要进入我们的市场。没有我们的钱,我们不买中国货的话,共产主义阵营的未来就会岌岌可危。我们为它转动轮子,因此我们害怕失去的是什么呢?一个代表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总出口的1.7%的市场。就英国来说,我们出口的0.4%销住中国,对其它富裕国家的出口数字是:德国1.4%、法国0.8%、美国1.9%,英国销往比利时和卢森堡(Luxembourg)的出口量是销往中国的9倍多,是销往澳大利亚的近3倍。美国对这些国家出口量与对中国的出口量几乎相等。难道英国的外交政策随着比利时的民谣跳舞吗?难道美国政策在澳洲土著乐器中舞蹈吗?
     哦,但潜在的市场呢?比顿(Beeton)夫人对那些想炖兔肉的人的忠告听上去很合适:“首先逮着兔子再说。”就象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除某些特殊情形之外)一个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的好坏似乎与其总体的贸易表现有着小小的宝贵关系,假如我们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如此颤颤兢兢、小心翼翼的话,那么这种关系就会荡然无存。
     为了制定有关中国的一致政策——既不太软也不太硬,而是常识性的——我们应采取一致行动。欧洲必须下决心不被挑出来用来与美国对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应准备采取同样的行动。目前,西方国家为了卑微地获得微不足道的——如果不是毫无价值的——商业恩惠,一个接一个地准备廉卑地放弃明智的态度和原则。法国和德国在一名中国领导人访问时对那些寻求示威的人们的权利加以控制,那么他们实际上得到了什么特殊恩惠呢?正如我们所见,答案通常是一只经过仔细伪装的柠檬 。要是有回报,也许卑怯胆小的态度还能让人理解,但若是一味地卑怯,却没有反手一击两击,没有任何真正的回报,那就显得象一种可怜巴巴、漫无目的地追求自己国家利益或保护自尊的方式了。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各国所要做的,是对中国说上一次——一次并且一同说——“停止使用经济和贸易威胁吧!你们没资格这么做,这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如果你们要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那么我们就不希望再听到任何威胁的话或政治上赢得恩惠的许诺”。倘若这种话说上一次,也许在以后必要时偶尔重复一遍,我们就都有可能开始与中国发展一种更为文明的关系。GT或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的一份声明将很可能一劳永逸地做到这一点。
     当我们考虑最近在中国问题上的举动时,欧洲对一个共同的全球外交政策的主张尤其令人悲哀地显得空洞。说句公道话,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Parliament)一直很明智,态度坚定;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表现也良好。当1993年中国与查顿贸易公司 (Jardine’s)断绝关系,并威胁限制与英国公司的贸易时,负责此事的欧洲专员里昂•布里丹勋爵(Sir Leor Brittan)前往北京,告诉中国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可其他欧洲政治家们却并不如此乐意帮一把。毫无疑问,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公司可能捞取的油水的前景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呢!甚至英国出口处于稳步上升时期(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时也是如此。
     但是,最令人感到屈辱的事情、欧洲雄辩与事实之间的鸿沟最令人尴尬的体现出现在1997年就有关中国人权记录提出日内瓦决议的时候以及第二年。每年,中国对此如此大惊小怪,花如此气力四处游说要挫败它。以致很难让人相信这不是一种具有一定影响的手段。最近的游说大多是针对欧洲的,也有针对其它地区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伽拉斯•伊文斯(Garath Evans)1995年离任后,澳大利亚不久就退出了支持日内瓦决议的行列,并争辩说,他们能通过和平对话在人权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也许他们愿意给魏京生打个电话吧!)接着,加拿大也退出。据可靠消息,在北京,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艾克斯华绥(Llogd Axworthy)被李鹏告知,假如加拿大继续支持决议的话,中国将剥夺加拿大公司发电站工程的机会。说实话,艾克斯华绥先生非常愤慨。当他将此事报告给几位内阁同事们时,他们也表示气愤。但由于首相克雷蒂安(Chretien)先生站在对立面,因此决议与艾克斯华绥的意愿背道而驰,李鹏赢得了每场、每局、每盘的胜利。接着,加拿大也选择了和平对话。法国和德国早已受到唆使,每次欧洲会议中这一议项出现时,他们都建议通过对话解决并往后缓一缓。他们挥舞着中国对签署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盟约的许诺(这种许诺尚需批准生效呢!),争论道,假若我们的行为里都带着一点理解,政治权利必定会得到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附和着。这样欧盟致命地分裂了。最终,尽管中国警告说这会象“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丹麦还是在1997年春提出议案,荷兰表示强烈支持,英国和其它国家(包括美国)给予默许。接着发生了什么呢?丹麦是个小国,中国找到了再好不过的机会,按谚语所说的来个“杀鸡儆猴”,丹麦的几项合同被撤销,丹麦和荷兰受到一番训斥,被打入冷宫。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永久性成员用经济制裁来对付另一个联合国永久性成员的做法,就因为后者无隙可击地、正当地利用联合国机器来号召人们关注中国有如此狱般的人权记录。谁有任何举动吗?没有。尤其是欧盟成员国有任何举动吗?他们把头别过去,谁也不敢吱声,人人噤若寒蝉。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欧洲各国政府认为他们在世界上能行使任何集体权力、而他们甚至连这种恫吓都承受不了?阻止这种恐吓,无需英雄气概,只需一丁点决心,起草一份坚定的公报即可。在这种情形下根本无需重大的牺牲。
     1998年欧洲更进一步,或者,正如《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所称,“往后退了一步”。欧洲外交大臣们对中国上一年的举动的回报是,他们干脆认输,宣布“鉴于欧洲与中国人权对话的第一批令人鼓舞的结果,他们既不提出也不发起1998年日内瓦决议。”情人眼里倒出了“令人鼓舞”这种现象 。欧洲联盟驻北京代表思迪弥翁•威尔金逊(Endymion Wilkinson)赞扬中国近年来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出“一致努力”“令人受到极大鼓舞。”欧盟外国事务理事会主席、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将释放魏京生看作对话的结果,而魏京生本人却委婉地否认了这种说法。中国被告知,现在是他们来展示对话比对抗是更好途径的时候了,如果没有任何改进,欧洲会怎样怎样。好吧,准确地说,欧洲也许会让恩迪弥翁•威尔金逊先生告诉中国,他不象以前那样受到鼓舞了,或者更可能的情形是,我们会从希腊神话中的思底弥翁 或济慈(Keats)的诗中得到指点,干脆继续睡下去好了。过一政策变革的时机真不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里,中国逮捕了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一定是受到了极大鼓舞了),而变革与此事正巧发生在同一星期,也就刚发生在纽约那些正在提供被处决的中国犯人器官的预定服务的中国官员被逮捕之前,这一周也是伦敦开始实施智囊团拟定的新外交政策的时候,其目标之一是明确帮助工党将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
     欧洲的新政策(美国不久也照办)制定的理由可以在中国退位的外交部长钱其琛于1998年3月的声明中找到。他说,中国现在将考虑签署国际政治和公民权公约。帽子已抛向了空中表示祝贺,但这可能为时过早。签署公约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只有签署认可后,才能约束政府条款,也才能使其它联合国成员检查一个国家遵守公约的记录。现在是欧洲和美国一个机会,表示我们对这些道德问题真正地感兴趣,而不仅仅当它们当作字谜游戏。我们能对中国领导人说:“你们提出签署公约,我们感到鼓舞,希望你们尽快做到这一点,并尽快认可生效。如果你们这么做了,我们毫无必要再提议日内瓦决议,因为人权委员会(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将会亲自检查你们的记录;但你们若拖延时间,那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些话会不会太过激?至少它将表明英国政府及其欧盟伙伴们对人权真正关切,表明我们不会被中国虚假的许诺欺骗。当有人问马哈特玛•甘地(Mahatma Gandi)如何看待西方文明时,据说他回答道,那将是一个好主意。当我听到英国和欧洲外交大臣们谈及他们致力于道德外交政策时,我自己也有同感。
     “欧洲在亚洲有什么重要性吗?”人们常常问我,“欧洲在亚洲能有什么重要性吗?”我倒认为如此。但为什么亚洲应该严肃地不时听取欧洲政府以及华盛顿政府的想法呢?谁有勇气有能力坚持什么吗?不幸的是,欧洲过于经常地用一只廉价口哨在世界各地吹起“欢乐颂”了。我们寻求些安慰,只要运气不太差,欧盟将继续对缅甸能不时地说一些强硬和有原则性的话,那会保持士气。
     该松懈的地方松懈,该坚持的地方坚持,不用棍棒,不靠诱骗,不用奉承谄媚,在总体正常的范围内,问题将仍旧是与中国官员就商业合同和政治协议方面谈判具体问题。在这一方面,有大量可借鉴的建议——美国人路西安•派(Lucian Pye)精彩著作著作(我已提到过),以及迪克•所罗门(Dick Solomor,《中国政治谈判行为》(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ng Behaviour ,1985年芝加哥兰德(Rand)出版)、小仓一雄(Ogura Kazuo,《中国季刊》(the Chinese Quarterly),1979年)和其它几本书里提到的相当有用的见解。明智的指导并不缺乏,但似乎大多数被视而水不见、尤其在最高层。没有读过派先生的书的公司总裁(或大臣)就不应该前往中国——如果111页太长,至少也要读完概要,正如派所说,原则性的问题实际上出自高层。且让我概括出四条直截了当的基本规则,然后再提出一些策略性的建议。基本规则是:(a)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让总裁先生开局;(b)不能让在总的原则上无明显恶意的初期协议压制或决定结果的产生;(c)不要让你自己受到日历的限制;(d)不要留下任何松散或棱模两可之处,以免日后被利用来引起争论。
     且让我们从总裁开始(或者从大臣开始,例子稍加变动即可)。X公司的老板在商业报刊上读到几篇有关中国市场的文章。“那边发生着许多事儿呢,”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参与?我想过去看看。”访问定了下来,中间人安排他会见了几名高级官员——也许一位副总理(副总理多得很)或者一位副部长(副部长有好几十个),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还有大型的宴会,一切非常友好,人人相处得很融洽,彼此交换了对对方的敬仰,并同意X公司和Y部能够、也应该一起做大量生意。这是自然的协同作用。“这些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他们确确实实需要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我不明白为什么人家说他们与我们不同。我们在大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现在只要处理细节上的问题了。”总裁作出指示,上了飞机,他已经营造了气氛。气氛不错,其余的是平稳的航行了。
     现在,从中层执行官的角度来听听这个故事——他负责实质性的谈判工作。派的书是在与商人们的会谈为基础上写成的。他引用了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一位:
     总裁和董事会主席从北京回国后立即成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权威。从此以后,他们以为自己对与中国人如何做生意了如指掌,在世界所有其它地区的问题上,他们听从在此领域的专业人士的建议,但在中国的问题上却非如此。当我汇报谈判出现的问题,我察觉到他们对我很不耐烦。他们对中国人倒不这样。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人在某些条件上是何等固执。他们的记忆里满是与中国人愉快会面的情景,当时所有谈论的都是将来合作是如何如何美好的话题。我试图把问题汇报给总部,他们首先的反应总是,肯定是我造成了这些难题,我没有学会如何与中国人建立良好关系是我的过错。而事实上我处处不得不向后退缩,以免惹中国人生气。我必须将我这边的记录完整地保留下来,否则就会被纽约批评一顿,或被中国人批评一顿,或被两者同时批评一顿。毕竟我没法请老板插手、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他倒是会重新回来进行访问,但只有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使百分之百亏本赔钱的情形更糟的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设想,以为见到了高层领导、他又微笑着批评了提议项目,整个事情就会顺利进行。但是这位领导的话说不定在这个领域里并不能算数,或者可能过于谨慎,不愿将他的政治权力用于他自己可能无法保证或控制的方案之中。与一份合同上的签字相比,与江泽民、朱镕基、李鹏或其他高层领导人的半小时会谈多少次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多少次这样的会谈到头来结果是一无所获呢?
     大臣访问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你必须非常谨慎才不会为这类访问付出代价,比方说,这边的政策妥协;那边预先提防的沉默或拒绝给予会见机会(“大臣先生,既然您希望尽早获得访问北京的批准,这个星期也许不是会见魏的最恰当时机。”);并且,除了声称气氛日趋融洽、关系日益密切——且不管这些是什么意思——之外,别的少说为妙。在香港交接的准备阶段,好几周里,一周几天、一天几个小时都耗在如何详尽地安排英国新首相和外交大臣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谈判上。我想,布莱尔(Blair)和库克先生在几番周折、来回穿梭之后,对会晤性质相当缺乏实质内容可能感到奇怪,但至少这些会见可被称作双方关系日益融洽的表现。从我的经验来看,事后有一半的可能大臣先生肯定会懊悔为中国之行做了如此多的计划和细密的安排。这种情形无一例外是付出得极多、得到的极少,而且大臣们一直有被冷落的可能,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偶然的。不论如何,庆祝彻底胜利通常是可以依靠电报的。
     其它基本规则可以较快地讨论一下。假如你在谈判时使自己处于时间压力之下的话,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人会利用它来对付你。如果谈判时间过长、与协议带来的利益相比根本不值;或者假如你感到在一个指定日期内必须解决问题的话,你最好把它忘掉。如中国迫切需要,他们会与你做生意的。必要时要有勇气打点行装回国;但如果你手上有时间,眼前的事又值得一做的话,那么耐心点,让猎物自己上门。不论何种情形,你都不应让中国人清楚你真正的时间压力是什么,你应努力说服他们最后期限可能是不存在的。当同样的问题在谈判桌上翻来覆去、没完没了的时候,你应该不时安慰自己,应该意识到其他人也不得不忍受类似的苦恼。一名女修道院的天主教牧师曾将聆听修女们的忏悔比作被一群鸭子活活啄死。这对修女们来说很不公平,不过,倒是对一些中国式的谈判的出色描述。
     不论是商业谈判,还是政治谈判,开始时中国人会极力让你同意一些表面看上去不关痛痒的基本原则。你要非常仔细地瞧一瞧!它们很可能是用来引出某种结果、造成某种结局的,至少,它们在谈判时将被用来对付你,这时你会被指责远离了它们的精神——一个企图让你感到难堪的、不得不躲避的、毫无意义的概念。
     最后,不论何种情形,不要容许最终协议上有任何模棱两可或不明确之处。它们很可能被利用来重新谈判或从最符合你们中国对话者的利益的角度来重新诠释协议内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协议谈判完成时、宣布谈判成功之后的、对协议术语的有创造性的摆弄。在烟雾缭绕的谈判室和喜气洋洋、畅饮香槟的新闻发布会之间,那古怪的、额外的条款可能会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你不得不作好准备、弃杯而走。在通常的情况下,你会发现那只是“试一试”而已。
     在那些基本指导的范围内,我还想指出,明智的做法是不让所有的谈判在北京举行,那样你看上去象在求人家。在自己的地盘上谈判有些有利条件。西方谈判者在中国会感到难受和孤立。要尽量在你自己的地盘上玩游戏,开始要强硬,不要露出任何温和立场或妥协迹象,因为这会被当作软弱的表现。中国人会等你主动摆出第一条——和接下来的——提议。你应该给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先出手。舒尔兹(George Shultz)在这方面是能手。他作好准备,在会谈中一直采取坚定的守势,直至他的对手出牌。你永远不能认错,不能道歉,不能失礼,不能鲁莽,应该一直、一直钉在道德高地的位置上。如果你不这样做,你能百分之百肯定中国会这么做,然后你会发现每次会谈中你都在艰难地爬坡攻垒。你若不管实际情形如何,显出一副很轻松自在的模样,那也会有帮助;如果你的掩饰能力象中国人一样高明(毫无疑问,他们会掩饰的),他们可能会相信你的。
     在香港,与中国人谈判的最优秀的英国人之一是名年轻人,他人思维复杂深邃,处理无聊、乏味、夸夸其谈的局面的能力令人惊奇万分,他脸上压根儿没有一丝不耐烦或恼怒之状(我总想,中国人一定觉得他深不可测、不可思议)。他过去常常说他与对手好似打游击战。这一点意在大度地说明中国和大多数西方谈判者之间的区别。中国的体制意味着他们的谈判者根本没有质疑命令的余地,负责谈判的人不懂谈判背后的总体战略,只有一条命令,那就是去进攻、寸步不让,并以明显的胜利凯旋而归。相比之下,大多西方谈判者——商业和政治的——都亲自参与了政策制定,经受过训练,懂得如何去努力说服另一方,让其明白自己的观点,懂得如何去寻求妥协和解决途径。这些文化和政治的差别在香港问题上自然地充分凸现出来。我们处理的是中国在民族主义和政治两方面最敏感、最困难的一些问题。目睹中国对于诸如自由、开放、多样性和多元性——这些正决定着他们与其它地区和世界的关系——的反应有着启示意义,也令人有点担忧。
     这种体制使他们被迫象游击队一样行动并不意味着所有中国的谈判者都不值得信赖、死硬固执、令人讨厌。我冒昧认为,讨人喜欢的人在地球表面随意分布的比例或多或少是相等的,不讨人喜欢的人也是如此。因为目前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中国政体已经出现裂缝、正在变革,所以我怀疑这将愈加明显,尽管央央大国有足够的部分可能延续下去意味着与中国谈判永远都不大可能轻松。不过,去问一问一名英国人,他与法国人谈判的情形如何;或反过来问问法国人,他与英国人的谈判情形;或者去问问美国人与欧洲人谈判是否那么轻松吧。我们一直趋于相信,不管是全球化,还是历史已走向尽头,还是将来会发生其它什么事,我们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同胞都被赋予了人家不具备的、天生的正直诚实而坦率的品德。国家将在我们心中、也将在地图册里长存。
     当我回顾这些论点,我想知道、我提倡的方式中,是否可怜地缺乏老练、是否过多地充斥着反共的热忱,是否有一些固有的对中国的偏见和仇视呢?甚至提出这些问题时,我又意识到,这些问题完全自然而然地适用于讨论与其它国家关系的观念和价值判断,但在任何有关中国的讨论中简直不适用。但是为什么只有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做中国政府叫我们做的、甚至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里还要掩盖我们清楚的中国的行为(如武器扩散)、并且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己做出政治冒险举动而要求我们自己推选的领导人去冒政治危险、才算得上富有经验的看法呢?为什么在政治行为和商业利润之间设想种种联系才是精明老到、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证实的依据?为什么对中国人权记录感到愤慨并希望一吐为快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可宽恕的呢?为什么悲叹过去的记录和当今共产党领导人的压迫是反对中国人民的行为呢?我的观点针对他们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针对中国人民。我怀疑,在OCH和OFOC眼里,我最严重、最大的罪过是我认为他们应当采取别的方式来为他们的中国策略辩护。他们认为中国与众不同,的确象声称的那般独特;因而必须按中国自己的规则行事。他们的头脑里满是中国,而他们的念头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感到鼓舞,以为自己能摆脱暴政专制制度的下场。就我自己而言,我并不希望富裕的民主国家遏制中国,但我也不相信我们应该——不论是含蓄地还是直率地——宽恕它政府过去的记录和当今的行为。我很乐意让中国进行历史的转变,并在此过程中发现经济和政治相互交错、相互影响这一在每个国家大多类似的现象。我将为我的中国朋友祝福,祝愿它成功——它最终很可能会的,那就是使魏先生和无数象他一样的人们不断前行、度过一个又一个凄凉黑暗的日日夜夜的——对中国自由未来的信念。我希望他们是对的——并且,我坚定地祝福着——我也相信他们是对的。
    
     (EAST AND WEST: CHINA,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
     BY CHRISTOPHER PATTEN,TIMES BOOKS,
     RANDOM HOUSE,1998,PP244-278, 周力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