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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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中国

共产主义的中国

作者:(美)理查德•L 沃克 著/张望译

1 在中国存在了五年的共产主义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On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在这一篇文章里,他制定了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将要遵循的总路线。五年后的七月一日,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会议的间歇期间返回中国。他已经会见了印度和缅甸的领导人,并将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总理胡志明(Ho Chi-minh)进行为期三天的会谈。拿这两个七月一日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情况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其差别显示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巨大和富有重要性,以至于其影响才刚刚在世界的其它地区显露出来。
     1949年的中国处于分裂和残酷的内战之中。而在1954年,她则处于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有力的统治之中。1949年的中国军事上处于弱势,经济上脆弱不堪,工业产值和粮食产量都达不到战前高点的70%。而今天的中国,其生产能力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并且已经在朝鲜战场上遏制住了联合国军,帮助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去对抗法国人,目前还正以颇具威胁性的姿态在很多远东事务方面对美国人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除此以外,1949年的中国对西方是开放的,一些西方国家还希望在中国的重建中扮演个角色。而现在的中国及其人民则被一层行之有效的铁幕与世界的其它部分隔离开了。
     所有的这些成就都证明了毛、周及其同事的惊人的力量。他们曾成功地阻挠国民政府去做的事情,如今他们却去完成了。他们成功地将统制遍施于600.000.000人的头上,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曾统治过如此众多的人。他们将中国变成了世界的一强,这一强现有的军事力量使许多国家的政府感到不安,尤其是那些东南亚小国的政府。
     另一个对比则显示出了共产党人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1949年,他们正处于他们声望的巅峰——“天命”落在了他们头上。五年后,他们也许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惧怕和讨厌。这些中国人发现他们正被另外一种他们无法控制的独裁牢牢掌握。
     在共产党人行将上台的时候,很多中国人还有外国人觉得他们比乡巴佬强不到哪儿去,很快就会因为无法胜任掌控城市这项工作而无助地从台上掉下去。事实上他们从前的一些行为也的确为这种预测提供了依据。据报一个被派去进行银行账目结算的党员竟要了一杆秤然后开始秤量账本的重量。在汉口一家医院,红色干部们因为不相信“反革命们”,所以撕掉药品上的标签,然后按瓶子的大小和药品的颜色把贮藏室里的药品重新排列了一遍。但是这样的例子不足以成为预测失败的有力证据。
     共产党人学得很快,行动得也很快。他们剥夺了外国资产,驱逐了除来自共产党国家之外的所有外国人。他们进行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他们建立了一个体制,其中包含着一个能彻底控制其人民的机制。到了1954年6月14日,他们对这种控制充满了信心,以至于颁布了一部新宪法并与此同时结束了苏式的基层选举。这一切都是为在同年晚些时候在北京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做准备。
     毛式的体制似乎已经实现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梦想。对外争取权益、对内实现统一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但是要评价共产党人的统治却一定要谨慎,在做出判断之前一定要找到隐藏在北京的对外宣传之后的东西。
     从1949到1954年之间发生的变化至少能够证明中国共产党政府在组织和控制人这上面的能力。毛的体制表明这个体制对中国有一个计划,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证明是可行的。本质上,这个计划是苏联过去的成功经验在中国的运用。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必须向其学习。”
     在把苏联的经验作为模式应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残酷的武力并且显示了无穷的精力。他们一直试图把苏联的二十年在中国浓缩成几年。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这样说:从前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有如此众多的人的生活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大陆中国现在的统治者将其控制延伸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国家的对内权力已经成长为绝对的权力。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短。毛在1940年宣称:“中国革命只能分两步走:1,新民主主义;2,社会主义。我们要指出,第一个阶段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新民主主义”或者“人民民主专政”会是“民主”党派的联合,并且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人民民主联合阵线”(第4页)。人们预测:任何和毛的共产党联合的党派都不会有自主权。而事实更表明:这种“联合”只是伪装而已。但是这种伪装在共产党人向政权进军的过程中是必要的。尽管如此,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观察家们都不会想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联合阵线”在其阶级结构上会发生这么快的变化。中国的私营业主们知道他们最终会完蛋的,不过他们就像那些谨慎的观察家一样,依据毛说过的话认为在社会主义最终把他们消灭之前会有三十至五十年的时间。
     尽管如此,到了1954年,毛的政党已经缩减了第一步并在新民主主义论所设想的过程中插入了最终导致了第二步的内容。共产党政府宣布了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其重心是快速铲除联合阵线中非共产主义的成分。这意味着共产党人觉得他们最初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他们准备好向更加接近苏联体制的目标迈进了。
     毛和他的同事们在彻底征服中国大陆之前于1949年中期制定的任务并不是轻松的。基本上他们有五个目标。第一个是恢复经济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这项任务被毛认为是最首要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他对共产党员们指出: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
     解决经济问题就意味着要遏制当时国内猖獗的通货膨胀。这就得恢复通讯网络、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税收系统、兴修水利设施、发展农业以及国有并控制工业。最后一项任务尤其需要灵活,因为在党的干部们能够接手管理工业这项工作之前,完成这项任务需要“资本家”的合作。但这也正是“联合阵线”的目的。毛对“资本家”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是控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共产党人为自己树立的第二个总目标是把权力集中在党手中。作为第一步,这个体制必须把自己的统治延伸到所有的中国领土。这首先意味着赢得人民的支持。如果有可能,就通过劝说的方式。但是,一旦毛感到他的党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力量,他就不再掩饰他采取严厉手段和实行独裁的打算了。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材于列宁,还包含了斯大林对军队、警察、法庭作用的现实主义的认识。苏联的经验指出:由一个统一的政党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对于有效行使国家权力是必要的。这就需要持续而有力地加强党组织的团结,甚至需要进行整风。集中国家权力还意味着共产党必须解决中国领土上的少数民族问题。这个问题中国的统治者们已经有数百年没有解决了。
     第三个目标来自于第二个目标。这就是清除内部和外部的“敌人”。中国共产党的所有主要发言人都明确指出:他们把统治中国的战争看成是一场严酷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毫不留情的。他们保证一定要彻底消灭国民政府在大陆上的一切残存势力及其支持者。外面的敌人则是“帝国主义”。以前“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权力都将被废除。
     北京对于它的第四个目标也是毫不掩饰的。他们认同斯大林对军事力量的认识,将其看作赢得对外权益的手段。中国共产***方喉舌《人民日报》把他们的目标很清楚地告诉了中国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将成为象苏联那样的世界一流军事强国。”
     第五个目标则要通过完成土地改革来实现。土地改革的计划曾帮助共产党在农民当中赢得了权力,同时也是其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这个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他们试图改变传统中国社会的思想、习惯和价值体系。他们甚至对中国的家庭直接发动了攻击。他们觉得人们的全部生活都应纳入一条轨道,用来支持党强大、统一、无所不包的哲学信仰。
     除了上面提到过的战争刚刚结束后的情况,共产党人还面临着其他的许多困难。他们是在一个辽阔的国家掌权。中国的领土比美国大六分之一并且被多得多的自然屏障所分割着。只有一小部分人识字。其语言沉重艰涩,即使是学会阅读简单的东西也需要农民花掉他们根本花费不起的时间。另外,过去一个世纪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很多乡下的传统秩序,而突然取得的胜利使党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手来进行乡村一级的行政管理。
     另一方面,共产党还有一些优势,这些优势是那些预测共产党会失败的人没考虑到的。首先就是一个统一的纲领,它教育党员绝不与旧社会妥协。尽管他们口头说说要保留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但他们从不去假装他们会保留旧社会的基本体制。经过三十年的时间他们的理论已经渗透进了中国文学,他们的说教已经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工业中心满洲又获得了三年的经验,所以当胜利在1949年突然来临的时候,他们对在控制城市方面并不完全是幼稚的。在满洲他们掌握了进行宣传的技巧,这些技巧后来证明是无价之宝。他们在国民党政府和英国殖民地香港都有很多成员和追随者。另一个宝贵的资源是中国年轻一代、尤其是学生组织的支持。最后,他们还有苏联的支持和经验。
     让我们详细的检查一下共产党人对中国这第一个五年统治的各个主要方面,看看他们在哪些地方成功了,又在哪些地方失败了,最后找出他们的统治带给中国人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简要地总结一下这重要的五年将会提供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图景。
     根据毛在1950年6月的讲话中列出的时间表,这五年的共产党统治也许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重建”阶段将花上三年的时间。在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政权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造成的创伤已经被修复,中国已经准备好开始其第一个“国内建设”的五年计划,其重点将是建立重工业。虽然这种对开始几年的统治的划分确实有一定意义,但事实证明也会带来一些误导,因为这会模糊北京建设军事和巩固国内权力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目的就是控制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尽管如此,用一些有代表性的词汇来总结这个阶段的那些显著特点是很有价值的。在其后的以年代为序的回顾中,每一年的相关标题即是该年的主旋律。
     1949-1950 接踵而来的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国人民的政府”的主席毛泽东在北京二十万欢天喜地的群众面前宣读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宣称这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声明之前刚刚召开了由662名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至29日,政协会议通过了三项基本法律,作为1954年9月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共产党政府的宪法。这三项法律——《共同纲领》(the Common Program)、《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The Organic Law of the Gene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the Organic Law of the CPPCC)是按照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路线制定的。看起来政协是代表了各个团体和政党——亲国民党的被排除在外——的统一战线组织,实际上它是个共产党控制的组织。
     共产党的领袖们充溢着自信。1949年他们的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大获全胜。中国南部正很快地落入他们手中,他们每到一处似乎都得到了人民的热情和拥护。他们的很多声明都自信地将共产党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和俄国的十月革命相媲美。
     党的领袖们严阵以待。他们开始完成另一项任务:通过用来领导这个大国的法律。到1950年年底,大多数的主要法律法规都已经颁布,这包括:“行政大区政府组织法”(1949年12月16日)、“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工会法”(1950年6月29日)、“婚姻法”(1950年5月1日)。这些主要法律形成了一大本660页的中文书。
     在此期间,共产党在获得接踵而来的胜利的时候又打下了他们对外关系准则的基础。同苏联建交了。苏联在毛宣布建国的第二天就宣布承认了这个国家。第一年同十六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里包括苏联的大多数欧洲卫星国,北韩和越南的共产党政权,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主要是亚洲的一些中立国。另有八个国家表示了他们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意向。
     建立了政府之后,党的领导人们马上设计了他们在外交政策一个重要方面的蓝图:召开大规模的会议,帮助进行广泛的对外宣传。一个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工会大会于11月16日在新首都召开,来自19个国家的114名代表与会;另一个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国际妇女民主联盟”(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亚洲妇女大会”。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外交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毛泽东1949年12月16日对莫斯科的访问。这一访问被延长了。其间充斥着与斯大林冗长的会谈。毛直到1950年3月4日才回到北京。与斯大林这些会谈的内容和达成的协议从未公布过,但世界的其他部分从这之后中俄关系的框架中看到了会谈的结果。有可能就是在这些会谈中决定了共产党在朝鲜的进攻。这些会谈唯一明确的结果是一系列条约和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保证了苏联在共产党中国的未来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到了1950年7月30日,共产党人的乐观似乎已经被证明是有理由的了,因为他们可以宣布他们“解放”了除台湾(福摩萨(Formosa))和西藏之外的全中国(包括海南岛),而且他们在当年的10月7日开始了对西藏的“解放”。他们的土改政策正帮助他们获得对乡村的控制,尽管在当年年底在华中和华南遇到了一些抵制。
     在政权成立一周年纪念日时,周恩来在对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中热情洋溢地宣称: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个政府能在一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他宣布共产党军队自从1946年7至今已消灭敌军8,070,00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统一已经实现;到1950年3月通货膨胀已经被消除;将近90%的铁路已投入运输;这之外还取得了很多伟大的胜利。
     不到一个月后,在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将联合国军向南快速逼退。这场对外战争为加紧国内控制提供了大量的借口。到第二年伊始,政府表示出的态度已经显示一种很大的变化。在一切发生之前已经有了一些迹象。例如,整个1950年上半年外国传教士还对同新政府和平相处持乐观态度,但到了夏天情况就大大地改变了。他们开始被迫害,教众也开始避开他们。《人民日报》在1950年12月26日题名(11页)为《必须迅速纠正“总路线”的偏差》(The deviation of ‘generous policy’must be radically corrected)的社论中指出:过去对法律的认识将被抛弃。社论指出一些干部“在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态度上持有可笑的观点。当反革命分子没能成功地实施计划的时候,他们说其“试图”怎样怎样;因为反革命分子的“自辩”他们就把他们给放了;当罪犯年纪幼小的时候他们就坚定不了他们的决心了。”
     1951.暴力的一年
     直到1951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宣称她在向群众学习,但于1951年新年宣布的建立党的宣传机制的决定则表明从那时开始党将不再掩盖这个事实:她正在充当老师而群众必须向她学习。1950年晚些时候和1951年从中国跑出来的难民告诉人们:在取得看起来深受欢迎的这一连串胜利的时候,比外部观察家所看到的多得多的高压政策出台了。到了1951年,中国所实行的集权主义恐怖已经尽人皆知。
     这些显示了向暴力过渡的种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元”的活动。前者的建立是为了在新赢得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后者则是为了对反革命分子发动党所领导的运动。很显然,党的领导人觉得他们已经把那些一度被保留在其岗位上的前政府成员的工作学会了,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消除一切国民政府的痕迹了。毛政权的最高执行机构政务院2月7日通过了《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the Regulations for the Punishment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并于2月21日对外颁布。按照此条例每天都进行了大量的审判并判几千人死刑。在11月12日于巴黎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T. F. 蒋(F.F.Tsiang)(音译)博士引用共产党方面的消息指出:在过去的十二个月,超过150万中国人被处死。那些没被处死的“反革命分子”被强迫进行“劳动改造”,——这是奴隶劳动的一种比较好听的说法——他们参加了修建铁路、公路、水库的繁重劳动。这些建设工程里最被夸耀的是淮河防洪工程,所有外国来访者都在他们的描述中赞扬了这个工程。
     与惩治反革命运动相联系的一个计划是把宗教置于国家的领导之下。三月份发动了对道教团体的无情打击。基督教传教士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指控。教会医院和孤儿院被指控策划杀害成千的中国孩子。例如,12月2日,两名法国天主教修女在广东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被判处五年监禁,另外三名被驱逐出境,因为他们“蓄意杀害”了广东圣婴孤儿院的2,116名中国婴儿。农村的农民协会和城市的安全部门用持久的恐怖和高压使百姓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政务院的副主席彭真在5月11日的讲话中承认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是大家都没有时间来管这件事。
     暴力部分地掩饰了国家政权的无限延伸。副总理董必武在10月1日报告了头两年取得的进展。他指出:五分之四的重工业都在由国家经营,国家已经实现了对对外贸易的集中控制,国有银行和商业公司“已经成为控制国家的有力工具”,共产党政府的控制已经进入到人民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对外关系上共产党中国也展现了其日益加剧的暴力的一面。一场反美运动和朝鲜战争挂上了钩。美国被指责为象野兽一样凶残,甚至是食人恶魔,已经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最大敌人”。伍修权将军在1950年11月28日对联合国的讲话中表明了中国打算重写中美关系史的想法。他将“美帝国主义”描绘成全世界的敌人。在中国,几乎每一次处决或群众大会都会将反革命分子与美国“特务”联系起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强国被指责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共产党指责西方人强迫中国人学习西方语言,可他们马上又要求人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学习俄文。
     朝鲜战争成了国际事务中最受关注的问题。2月2日联合国宣布中国是朝鲜的入侵者,对中国进行了贸易制裁。从7月8日开始了和谈,但很快人们就看得出共产党方面只是要借此宣传一下并喘一口气而已。尽管在1951年战争已经对中国不利,但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也实现了军队的现代化。
     9月初中国军队进入拉萨,宣布西藏获得“解放”。在对外关系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暴力。在海外的中国人被迫缴纳赎金以防其大陆的亲人被杀或被折磨,这种敲诈在1951年达到了巅峰状态。虽然海外华人所在国家的政府试图阻止华人交赎金,每个月仍有几百万美元流入中国。只是交赎金也是徒劳无益的。
     在对外关系的一个方面确实不存在暴力,那当然就是中俄关系。在这里一切都是和平而井井有条的。已经征集了成百上千万的呼吁“和平”的签名;文化强人郭沫若获得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中国同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贸易1950年占其贸易总额的26%,1951年猛增至61%。东北的产品被越来越多地送往苏联。7月1日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大多数党的精英人物都盛赞了苏联,表示要向苏联学习。
     到这一年的年末,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有力,与此同时党的暴力运动已经在国内造成了令人害怕的气氛,没有人敢进行任何的反抗。现在的任务就是利用这种有利的局面对人民实施有系统的控制了。
     1952.秩序化的一年
     尽管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的数目在这一年有所减少,但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暴力倾向却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系列的整风和运动中,使这些整风和运动在这年的上半年前所未有地剧烈起来。已经臭名昭著的“三反五反运动”把矛头指向了党的队伍、官僚分子,并意图控制私人资本。一场意识形态改造运动令知识界的那些领头羊不停地忏悔和改变立场。除此之外,还有司法和政党改革运动以及持续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
     到1952年年底,党可以宣称他们已经彻底完成了其土地改革计划了。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一场夺去了无数人生命的血腥运动,它使党把权力延伸进了乡村,这是以前的政府都没有做过的。在政权建立的第三个纪念日,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薄一波宣布:“到1952年8月,大约三亿从前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的农民分得了总量为四千七百万公顷的可耕种土地,这些土地从前是属于地主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农村已经被消灭了。”(第15页)事实上这些数字值得怀疑。以前没有进行过全国可耕种土地及其使用情况的调查,薄一波的声明和董必武1951年10月的声明是有出入的。董必武当时说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了75%,九千万农民和佃农分得了一千两百万公顷的土地。毛政权的统计工作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后来这些问题被发现并被承认了。不管怎么说,土地改革是既野蛮又复杂的工作,传到海外的证词和图片都显示了这一点。紧接着这些高压政策,共产党政府颁布了《治安保卫委员会组织管理条例》(the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Security Committees)。这些治安保卫委员会是为帮助控制民众而建立起来的。
     红色政权在其执政的头三年用大量的报告来展示他们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毛非常在乎的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新铁路线开通了,包括从重庆到成都的318英里长的铁路。在年中经济专家们宣称财政预算得到了平衡。总而言之,接踵而来的胜利贯穿了这头三个年头,党的领袖们在10月1日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仪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踌躇满志。
     与此同时,作为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准备,政府进行了改组。由东北行政区的首脑高岗担任领导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建立了,政府各部门也进行了改革以更加接近苏联的模式。11月15日进行了地方省区的划分以使它们更加靠近中央的领导。回过头来看,一切都是在为周恩来在12月24日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准备。这个计划面向实现重工业化并为军事现代化打基础。周还宣布如期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1953年召开。
     在对外关系方面依然遵循从前的轨迹。现在同苏联及其欧洲卫星国的贸易已经占了对外贸易的70%。周恩来于9月去莫斯科进行了几天的谈判,结果是:与1950年达成的协议不同,苏联将继续保持其在亚瑟港和大连的治外法权,但会在该年年底将中国的长春铁路移交给北京政府。对外国人的指控和驱逐还在继续,在经济上施加的压力迫使大多数西方国家放弃了他们在中国的资产。英国政府放弃了超过800,000,000美元的资产,关闭了几家最古老的公司。
     中国对美国的敌意和愤恨随着“细菌战”运动而进一步升级。搞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疏远美国同中立国及亚洲国家的关系并支持苏联在处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立场。在朝鲜同联合国军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显示了其在训练和装备上的显著进步。
     实际上,中国军队表现出的步调一致及纪律方面的进步无非是中国民众被秩序化了的一个反映而已。无怪乎党的领导人们认为他们已经准备好按苏联的模式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了。
     1953.回落的一年
     1953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先前的乐观主义消散了。这是个多事之秋:斯大林去世,洪水,饥荒,台风,霜冻,瘟疫以及其他前所未有的可怕天灾。到了10月,粮食是如此短缺以至于政府削减了对饥荒的救济,告诉百姓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一些观察家估计有一千万人在这一年的年中濒临饿死的边缘。统治者们发动了一场节约、艰苦朴素、削减开支的运动,并将其与另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结合起来。在后面的这场运动中黄逸峰(Huang Yi-feng)被清洗掉了。这位党的高级官员的案子被拿来作了典型。尽管前一年加紧了控制,但仍有很清楚的迹象表明消极抵抗是存在的,于是在7月开始了“五个太多”运动,反对太多的会议、太多的任务、太多的组织,反对重复的邮件、官方文件和形式。
     很显然,在控制这个方面仍然有一些疏忽应该被纠正,但党正在重新评价目前的局势,于是在这方面暂时停了一下。5月7日,五年计划中的一些项目被削减了34%之多。9月中旬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从莫斯科归来,苏联打算提供的经济援助是有限的,于是五年计划再度被削减。不过,党的干部们还在用功学习苏联经济建设时期的有关资料,尤其是《苏联共产党(布)史》的9-12章。
     作为应付衰退和加紧控制计划的一部分,这年夏秋几乎所有主要的共产党群众组织都在首都召开了大会。大多数的章程被改成了支持党实行更紧密的中央集权和更直接的领导。5月2至11日召开了全国总工会会议;6月23至7月2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数不胜数的其他团体也都开会探讨在经济建设这个迫切的任务面前他们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民政工作会议于10月22至11月13日悄无声息地举行,会议决议要求民政部门加强对群众的管理。
     还有其他一些加强对人民的控制的努力。公安部发布的一个法规里面包含了任命人民监督员的有关条款。这就把对公民私人生活的监视提到了国家政策的高度。作为加强经济的中央控制的一部分,海关部门被置于对外贸易部的管理之下。
     毛政府的其他主要措施还在继续进行。到1953年初,15,048英里的铁路投入了运营,另有480英里计划在年终之前开放。水库和公路(包括一条通往西藏的军用公路)的建设仍在继续,大量的人力资源被投入其中。经济的回落对军队没产生影响。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军事现代化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人们估计中国至少有五百万人的武装力量,这里面包括了秘密警察。
     这一年党被迫暂停了三个主要项目,它们的完工日期被推迟了。3月1日毛发表声明号召进行全国选举,选举计划在9月之前结束。相关法令将这些选举与4月3日的全国人口普查联系起来。但是选举的日期被向后一推再推。甚至连毛泽东和他的老战友们都直到12月8日才抽出空来投上他们的一票。选举条例本身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手段来组织对人民的控制和主导公民的行为。同苏联一样,选举结果是事先就定好了的,然后再进行提名。另一个被耽搁的项目是对婚姻法好处的宣传。这项法律直接打击了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这项运动开始是被斯大林的去世给打断了,稍后继续进行的时候又被大打折扣,因为老百姓的抵制日益增长。这一年还有一个项目被耽搁了,这就是紧跟在土地改革之后的集体化运动。3月停止了对农民施加压力赶他们进入集体式单位的行动。党的干部因在迫使农民集体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盲目性和冒险主义而受到了批评。
     尽管国内饥荒严重、问题多多,政权还是继续向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出口食品以换回武器装备。尽管依赖苏联的军事支持,7月27日的朝鲜停战协定仍然给宣传机关一贯宣传的已经击退了西方列强的说法注入了活力。政府发言人认为这个协定无疑是胜利的标志。不过这种自满是短暂的。超过74%的被释中国战俘拒绝回到他们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家人身边,这给了政府一个非常突然的打击。战俘们的选择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人民对一连串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国内舆论马上被引向了印度支那,宣传了中国对胡志明及其反法“帝国主义”的事业的支持。在北京与朝鲜进行了谈判并于11月23日签署了中朝条约。该条约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只愿意看到朝鲜在一个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统一;毛的政府要长期在朝鲜的国内政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回落的一年,毛的政府继续加强对外国人的驱逐,同时遣返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被滞留在中国的25,000名日本人。年底之前中国开始从东北大批驱逐白俄罗斯人。除了无处不在的苏联专家,中国境内几乎没有外国人了。
     中国的回落时期并非象1月1日公布的五年计划里雄心勃勃地设想的那么光辉灿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麻烦实际上反映了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不稳定局势。斯大林是被毛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朋友”的人。这一年有一些小小的波动和不确定,有一些度日的艰难,还有一些对控制人民方面缺漏的补拾。但是到了第二年开始的时候,党已经下了决心要沿着斯大林的道路奋勇前进。
     1954.下决心的一年
     1954年新年来到的时候,全党的积极分子都在花大力气学习广泛宣传中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总路线”。报纸号召在乡村和城市进行更多的教育,艰苦朴素更加艰苦,粮食定额迅速出台。没到年中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新民主主义阶段要结束了。党在各个领域进行直接的领导。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和决定预示着私营工商业和联合阵线到头了,希望毛泽东主义具有某些特殊性的幻想被打破了。
     第一个公布的重要决定是共产党(而不是政府)决定实行土地集体化。尽管赫鲁晓夫1953年9月在莫斯科承认:从生产的眼光来看,苏联的集体化是一种失败,中国的同志们却下决心用这种方法来确保对农民的控制。
     在新的一年公布的第二个重大决定是进行整党以恢复团结并清除各种离心的势头。刘少奇在2月6至10日的中央第四次全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了这个决定。这次会议由于毛的缺席由他主持。在讲话中他暗示将废除行政大区,因为他谈到了党内的一些分裂、帮派以及一些高级领导人把自己管辖的部门或地区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或者独立王国。那些拒不改正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6月19日政府委员会下令取消现有的地方行政管理,并将省的数量从30减少到26个。省份成为直接归北京中央政府管辖的单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控制的地域是被分隔开的,其结果就是出现了自治的势头。这第三个重大决定则截断了这种势头。
     中国人进行了地方选举,在春天的某个时候进行了人口普查。不过结果直到那次废除行政区划的政务院会议上才公布。选举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宣布:中国的人口(包括所估计的台湾人口7,000,000和海外人口12,327,532)截至1953年6月30日午夜和7月1日凌晨达到601,912,371。随后马上进行了必要的对土地(和粮食)与人口比例的重新估计。这个数字使党先前公布的很多统计结果变得让人怀疑,并表明党将要对其计划进行严肃的重新考虑。该数字确认了很多年前J. L. 巴克(J.L.Barker)对中国人口的估计。党的主要意识形态日报在三月的一期中已经为党的干部们接受这个巨大的数字作心理准备了,从这份报纸的内容上看得出选举委员会是在数字出来三个半月后才将之公布于众的。这种延迟公布可以作很多解释,其中一个是政府可能在等一个机会,好利用这个数字加强其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力量。
     地方选举的完成意味着党正努力召开在1953年被推迟了的人民代表大会。9月15日该大会在北京召开了。在此之前,党在6月14日公布了新宪法的草案。这部宪法的颁布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象1954年的其他决定一样,它标志着以往效仿苏联模式的努力达到了顶点。虽然该宪法没有象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那样规定进行直接选举,很多文字还是从苏联宪法里一点不变地移植过来的。早先中国与苏联的欧洲卫星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别被其中的一段消除了。这一段将新民主主义与人民民主主义划了等号。人大在9月20日通过了这部宪法暗示着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实际上被抛弃了。尽管新宪法规定了其他党派的存在甚至人大上还选出了一些随声附和的非党分子,共产党却是唯一拥有能提出候选人的基层组织的政党。
     在这一年,一方面党做出了这些决定来推进从1949年政体向社会主义政体的过渡,另一方面党在经济领域里也大刀阔斧地行动了起来。3月一日公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the Order for Planned Food Buying and Supply)(22页)和一部《关于粮食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a Temporary Ordinance on the Management of Food Markets)。这些规定将所有的粮食资源国有化。3月23日财经工作委员会决定扩大购买八种主要工业用农作物。相关的努力包括将该行业的私营企业转变成共产党人发明的暂时的公私合营企业。
     这一年国际上的大事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非同一般的表现、他6月28日与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宣言(一个非同一般的国际宣传)、他在加深美英关系龃龉上取得的成功、还有7月20日达成的印度支那停火协议。印度支那停火协议保证了共产党人彻底控制北越并使其有机会在短短几年内将统治延伸到整个法属印度支那。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总理在与其可恨的敌人美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在1954年,毛1949年所设想的目标很多都已实现,党做出了关键性的决定,要不计代价地沿着斯大林的道路前进。当然,台湾尚未“解放”,但中国已经成为可能拥有着世界第二大常备军的军事大国。
     这头一个五年中,在实现这些巨大变化的手段方面,中国的红色战士们可以效仿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的经验。确实,中国的情况还是有其特殊的一面,很多手段也是任何一个专制主义国家都会使用的典型手段,但总的来说,中国的统治模式与苏联特别相似。这样说也许并不夸张:在世人的眼中这种模式与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品种的斯大林主义密切相连。愈演愈烈的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宪法的种类、选举的方式、集体化、思想控制与自我批判、奴隶劳动、铁幕,还有用来强制实现工业化和军事化的五年计划、劳动模范、生产竞赛。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和苏联模式一样的。我们必须仔细审视这些手段才能了解共产党统治对中国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评估共产主义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以及继续实行斯大林主义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对这些手段有个了解才行。
    
     2中国是怎样被统治的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省略)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7月
    
     共产党中国实行的是集权主义的独裁制度。尽管北京政权的宣传经常是天花乱坠,毛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打算隐瞒这个事实。不过他们也确实坚持说所有的中国“人民”(这个定义很模糊)都是这个专政的一部分;那些不在“人民”定义之列的人则是专政对象(也就是说:不属于“人民”的人不享有权力)。形势对那些将被列为“人民”的人(这样的人在渐渐减少)有利。正像毛在上面的引文中指出的,武力的现实主义作用被充分认识到了。实际上,在像中国这么大这么被分隔的国家,是任何想维护其权力的政权都必须把“强化国家机器”当作生死攸关的大事去做。
     我们不能忽视当今中国的暴力使用和暴力威胁。共产主义中国是个苏联式的警察国家,在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法案后面作支撑的是动用军事和警察力量的能力。在后面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大多数党的领导人都是军事家,惯于发号施令和使用赤裸裸的暴力来解决问题。他们以这种方式组织和管理国家,这样一切才能完全符合他们的意愿,那些可能会反对他们的领导人物才会兢兢业业为党工作,才能建立一套尽可能把一切都包括进去的检查和监视系统。另一方面,他们继续通过宣传和“教育”努力赢得人民的主动支持。
     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构架很有意义,但前提是要了解真正的统治者是以怎样的态度来使用和控制这个政府的。政府构架为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和“民主”的外表,但却通常与重大决定的做出没什么关系。
     红色中国的真正统治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其政治局以及几个1945年第七次党代会后才来到前台的人物(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那次党代会选出的)。这些今日的统治者几十年来在一起搞武装革命,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而凝聚力主要来自他们对其领袖毛泽东的尊崇。
     毛被推崇为国际共产主义的伟大理论家之一,他还显示了一种能够将最高领导权一手独揽的非凡能力。自从他在1932-34这个时期成为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之后,党就再也没出现过象苏联共产党出现过的那种分裂。毛既有权又受人尊敬,人民倾向于把他和政权的严厉措施区分开来,对他始终怀着深深的敬爱。
     在这开始的五年里,毛的那些组成了政治局的亲密战友是:刘少奇,党的严苛的理论家和纪律工作者;朱德,老战士,党的军队领袖;周恩来,全才的国际关系专家;彭真,组织工作的领导者;陈云,经济问题的权威人士;高岗,前任东北区领导(现在可能已不是政治局委员了);还有两位老同志:董必武和林祖涵。这些人及其同事们共七十二人就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他们显示出了超人的精力和力量。虽然经历了长期的挣扎和绝望,他们并没有象他们过去的对手那样疲倦和没精打采。在纪律、团结和方向上,中央反映出他们接受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做法,就是“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这些就是端坐在中国政治结构最高层的人物。他们处在每一个主要的领导岗位上。所有的核心政策都是由他们决定并交给行政部门或军队来执行。例如,这些领导人在1954年将新宪法草案交付人大通过;这些人起草了《土地改革法》(the Agrarian Reform Law);这些人颁布了《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决议》(the Decision on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图表从略)
     在核心决策机构下面是包括了党在内的五个相对独立的指挥系统,所有这些链条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层层领导的组织。它们是:正规的政府组织、党、军队、公众媒体、还有群众组织。在执行领导集体制定的政策的时候,这些相对独立的指挥系统往往彼此呼应,这样就有一个统一的程序从上至下地进行,直到最基层,在那里由基层的控制组织来协调和监控一切活动。这样的一个结构是既完整又坚固的。第六个指挥系统也许存在于秘密警察和安全部门之中,但因为这些机关在名义上隶属于正式的政府-军队-党的构架,在这里就不把它们独立看待了。
     党的最高领导通过控制这五个指挥系统中的关键部门来控制这些链条。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政权存在的这五年里,毛泽东在担任数不胜数的其他职位的同时,更担任着党的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及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而刘少奇同时担任着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共有六位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之一)、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中苏友协主席、党的主要宣传家,以及很多象国家选举委员会、宪法起草委员会这样的部门和组织的领导人。我们还可以举其他几个小一些但同样很重要的例子来说明党的高层领导的这种状况。邓子恢同时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务院的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区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那儿他集党政军高级职务于一身,同时还是群众组织的一位领导)。还有胡乔木,他既是党中央舆论喉舌《人民日报》的主编、中宣部副部长,又是政府出版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中苏友协主席团成员。
     从最上层直到最下层的这种身兼数职保证了党的一个主要目标能够继续得以实现,这个目标就是:面对国内外人士表现出党在所有问题上的坚如磐石的团结一致。迄今为止,任何反对意见和竞争都被隐藏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这种组织控制的方式也意味着中央委员会能够时刻把握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状况并能够控制以新民主主义名义建立的那些统一战线组织。
     1949年9月21-29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政府行政构架,毛的政府起初就是在这个构架下运行。全国选举结束以及1954年9月15日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政协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政协当然是个统一战线组织,包括来自“民主”党派和诸如工会、文化团体这样的大规模组织的代表,共有662人。很明显,控制权在党的手里。政协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的时候简称“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任委员会首脑。真正的行政权就在这个委员会。委员会还包括了少数非党成员,如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和郭沫若(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执行机构是由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务院。政务院之下是由三个委员会管辖的很多部。这三个委员会是:政法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还有各种各样的团体——如侨办、民族工作委员会、人民管理委员会——也隶属于政务院。和政务院平行的单位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担任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在1954年行政大区被废除前,“行政大区管理委员会”是下一级的行政单位,在向下是省和特别市,其下是专区,然后是县,然后是区,最后是乡。1954年9月20日在北京通过的宪法简化了这一复杂的设置。省和特别市直接归中央政府领导,其下的行政单位按其权力的大小依次是县和乡。其他的行政单位都被取消了。政务院1954年6月19日的会议把省的数目(包括台湾)从30个削减到26个。全国有超过2,000个县和大约214,000个选区(主要是乡)。
     在最底层的权力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或象现在人们所称呼的“人大”。这些单位与苏联的相似,都选出了“人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的执行机构。实际上从这一层一直向上,提名的制度和候选人的提出都是事先为有利于共产党而安排好的。这一级的政府机关受再上一级的领导,直到最高层。正如内政部长谢觉哉1951年所精炼总结的:地方人代会(或人大)的作用就是“传达命令、汇报结果和指挥落实。”
     在很多方面,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指挥系统要比正式的行政机构更有权力更重要。当然在名义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服从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由于很多地方是先由人民解放军进行军管的,所以实际上军队还保持着一些优势。1949年建立的行政大区划实际上只是这种优势的反映而已。确实,共产主义中国早先的一些行政上的安排都是在内战时期渐渐成型的。例如,平原(Ping-yuan)是1949年新建的一个省份,1952年底被取消了。它实际上就是从前的一个独立的游击队根据地。
     1954年6月取消行政大区划分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共产党人在集权和实施控制上有充分的能力。1952年11月15日政府决定削弱行政大区的权力,而在此之前这六个行政区的执行机构一直是被称作该行政区的人民政府的。这些人民政府有他们自己的部并在很多方面独立于中央的管辖。1952年11月以后这些区的地方政府就称为委员会了。这些区的高层领导人都是那些领导共产党军队打败国民政府的军事家们。好几个行政区的管辖范围都和党的战争机器野战军的范围重合。因此,废除这些行政区是将中央政府的权力重心从军人转向经济领导人的必要一步,同时也是用来根除古来有之的区域或地方自治的苗头。这些跨省行政区里最重要的就是东北区(满洲)。这里的苏联专家最多,很多后来应用于全国其他地方的政策就是先在这里试行的。
     在政权建立的头五年,军事指挥系统在推行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各单位支援了土地改革、监督大型建设工程的施工、并继续在一些遥远地区——如西藏、新疆、西康——的政府里发挥主要作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新宪法里称作国防委员会)领导着一个从上至下直到民兵组织的系统。这些民兵组织几乎在全国每一个乡村都建立了起来,其指挥员同时也是当地公安队伍的首长。党的目标是把现有的民兵组织壮大到五百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中国另外还有五百万人的正规军)。
     政权成功地实现了共产党军队的现代化,并把它发展成当今世界最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之一。这五百万军队中的大部分拥有现代化的武器。他们不仅驻守在乡村提醒老百姓党拥有着巨大的力量,同时还参与他们所驻地方的宣传和领导工作。军队的党员还构成了共产党内的第二大党员团体。
     第三个指挥系统从上至下遍布于全国,这就是共产党。在每一个工厂、政府部门或乡村都有一个包括至少三人的党支部。党的组织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党强调纪律、服从和自觉。其实它才是今日中国最基本的权力所在。个人对党的忠诚是高于一切的。因为身兼数职可以将政府、军队、党这三个指挥系统融为一体,所以就避免了很多指挥渠道不畅通的情况。在大多数的权力台阶上,往往是三种最高权力集于一个人身上。
     根据刘少奇在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2月6-10日),中国共产党现有党员6,500,000人。和苏联一样,10%的党员是女性。从党夺取了政权以来,党的高层就力图使党更接近共产主义理论的要求,也就是使它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通过整党和运动,农村党员所占的比重到1951年从90%降到了80%,但农民还是占了多数。这使党的领袖们感到头疼。很多农民党员不守纪律、恣意枉为、还滥用手中的权力。
     在实行秩序化的1952年有很多运动,其中之一是“三反”。在该运动时期党试图重新组织其在乡村的180,000个支部。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是党的青年才俊之一,他在1953年2月透露:重组的进程很缓慢,只有少数农村支部被涉及。在这些被涉及的支部中有10%的人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而被开除了。
     就象其他讲究纪律的组织一样,中国共产党是等级森严的。等级越高权力就越大越广泛。这就会导致滥用职权,甚至偶尔会弄得士气低落。防治这种现象发生的办法是苏联人研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坚持这一做法的。党引用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的话来强调党内从下至上进行批评的必要性。但当下一级的党员们对其上级的纪律手段都有很充分认识的时候,发动从下至上的批评就难了。尽管如此,党在这最初的五年还是通过一连串的改革、措施、运动保持了一定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锐气和奉献精神。
     在党的最高层,除了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外还有一个由毛担任主席的书记处。中央委员会有五个部门:刘少奇领导的组织部,李维汉领导的统战部,陆定一领导的宣传部(34页),李克农领导的社会事务部,还有一个办公室。社会事务部是个可怕的秘密警察组织,其行动鲜为人知。其名字很少见诸党现在的舆论工具,但其网络却与党的网络同在并渗透到整个武装力量中。党的组织系统与政府的行政系统是并行的,在省、县一级称为局或分局,在乡一级党的分支与乡政府合为一处。
     第四个用来对中国进行政治控制的指挥系统存在于大众传媒中。在这里党的指挥更加明显。一切的报纸、广播、电影、连环画、还有其他的工具都是从党的宣传部那里接受指示的。党和政府在国内外任何事务上的正式态度都通过首都的《人民日报》上公诸于众,其社论在广播上播出(有时会有删减)并由新华社对外发布。新华社(及其分社)就象苏联的塔斯社一样是官方通讯社,也是唯一被认可可以对国内外发布新闻的通讯渠道。
     1951年1月1日党决定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宣传网络,要做到每一百个群众至少要由一个有说服力的官方代言人。两年后的1953年1月,已经有3,790,000位宣传骨干被组织了起来。地方的宣传干事们从《人民日报》或广播里接收官方的政策,召开大会向群众宣传,而且还不时参考一下相关手册好向农民解释为什么他要贡献再多一点的粮食、向工人解释为什么他要加班加点、或者给小贩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放弃他们这种资本主义经营。这些手册——例如《时事手册》(发行量超过700,000)、《宣传干事手册》、《宣传干事画册》等等——内容详细、方法得当。甚至连环画也成了宣传机器的一个重要部分。
     党的领导人把宣传看作是一门高尚的工作,并把宣传融入教育之中。他们尽力塑造着一个新的中国社会。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坚持认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医生和画家的工作也不能例外。所以他们相信宣传应该是无处不在的。宣传工作者的职务高低取决于工作的成绩,而他们也经常为更好的取信于人民而开展工作竞赛。
     党的一项指示说:“记者只是更高级的鼓动家,因此也就是宣传队伍里的领导人物。”党还教育宣传工作者:一切新闻都必须是政治性的,他们的责任就是使群众们对高层领导的决议开展热烈的讨论。
     任何偏离宣传部所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做法都会很快引起警觉。党的意识形态刊物《学习》常常告诫党的高级鼓动家们在工作中应避免什么样的错误。例如在回顾庆祝建党三十周年期间的宣传工作时,《学习》对不少宣传工作提出了批评。编辑们指出:
     “报纸杂志使用毛主席的画像和照片都要经过严格的挑选。7月2日西北的《大众报》登载了刘光(音译)画的《毛主席在陕北自卫战中》。这幅画很拙劣。正如一位读者在半个月后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信中所说的:‘最让人气愤的是作者给毛主席画了一张冷淡而忧郁的面孔,一个不成比例的身材,人歪歪斜斜好象要摔倒,还无助地盯着灰暗的天空。’要严格禁止给毛同志画这种粗糙的肖像。
     ‘对党的领导人的宣传是必要的’,但这种宣传要实事求是并且富有思想性和教育性,而绝不能虚假、粗俗、草率和马虎。”(第36页)
     第五个指挥系统是把党的领袖与被统治的民众连接起来的众多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作为宣传者来加强对政府和政策的支持。一切都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这些组织一般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这也意味着下级部门毫不犹豫并异口同声地去支持上边来的决定。
     几个每一个社会团体都有一个适合它的群众组织。这当然也是党用来监督纷繁的社会活动的有效手段。不过这些社会活动在非共产主义国家是不会被认为有政治意义的。这些组织也可以用来消耗群众的精力和时间,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注意力投向指定范围以外的事情,对共产党政权也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了。可以说今日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个群众组织。
     当1953年的国内问题令党的领袖们陷入沉思的时候,每个主要的群众组织也都召开了大会。这些组织改进了其章程,好让中央能顺利地加紧控制,也是为了强调其成员的应承担的义务和应负起的责任(而不是权利和利益什么的)。这一连串的大会也是为了强调这些组织的共同宗旨并加强彼此间的协作。为了让读者对这些组织拥有成员的惊人数目有个了解,这里不妨列举其中的几个。
     毫无疑问,纪律严明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属最重要的群众组织之一。刘少奇称之为“党的后备军”。该组织在1953年6月23-28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修改了其章程以加强同共产党的纽带并使自身更接近团的苏联榜样——共青团。同共青团一样,其大门向所有十四至二十五岁的男女青年敞开。团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其他的高级官员必须是党员。团有自己的出版物,上面刊登着优秀的文章来讨论青年的工作和这种工作与党的工作之间的联系。根据《人民日报》1954年5月5日的报道,该组织拥有12,000,000成员。他们分散在超过470,000个基层部门和支部里。任何一个街道、学校、乡村、工厂或其他地方,只要有三个以上的团员就会有一个支部。正如其苏联榜样一样,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组织了另外一个小一些的团体:少年先锋队。这是为九到十四岁之间的、显示了领导才能的小孩子搞起来的组织。截止到1953年5月,少年先锋队已经拥有队员8,000,000人。《中国少年先锋队报》是为这个组织出版的报纸,其内容和媒体的主旋律保持一致。《人民日报》在评价这份报纸的时候写道: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这份报纸将正面与反面人物作了对比,从而激发了少年儿童鲜明的爱与憎。孩子们热爱中国人民志愿军,热爱朝鲜人民及其队伍,憎恨美帝国主义。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影响着孩子们的思想感情。罗盛教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朝鲜儿童以及志愿军如何在前线艰苦朴素的故事深刻地影响了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第37页)
     党用“五个爱”来激励青年团与少先队的成员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一位印度观察家提醒我们:这里没提到爱自己的父母。
     这些青年组织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将那些很早就表现出了领导才能的年轻人吸收进来,发挥他们的热情与忠诚。最后的结果就是:没过几年这些年轻人就发现他们对党的事业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其利益与党的前途已经息息相关,他们变得在精神上非常需要党的支持。随着他们的长大,他们也越来越需要纪律的约束。无怪乎1953年新选出的团的领导人***如此强调党对年轻一代的关心:“同志们,现代中国的青年运动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中国的青年运动特别关心。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把青年看作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力量。”(第38页)
     他继续指出:“过去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对团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然后他为青年团布置了任务:“组织全体青年劳动者进行劳动竞赛,” “动员青年农民在爱国增产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青年服从学校纪律,完成教学计划,” “在团员和全中国的青年中间推进向苏联学习的运动。”(第39页)***同时强调了联合阵线工作的必要,还指出其他的青年组织要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来领导。这包括了拥有18,000,000成员(截止到1953年初)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全国联合会(青年团是该联合会中的一个组织)以及拥有3,290,000成员(截止到1953年初)的全国学生联合会。
     另一个重要的群众组织是刘少奇于1949年10月5日组织建立的中苏友好协会。根据政权的统计数字,该协会号称截止到1954年2月已拥有58,000,000名成员、1,830个委员会、213,150个支部。该协会是传播亲苏宣传的重要媒介,它协助赴苏留学、推广俄语教育、组织座谈和文化交流、定期出版发行文学和理论作品。到1953年末,该协会已发行了74种刊物。正如K. C. 曹(音译)博士指出的,“中苏友协203名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就象是共产党中国的名人辞典。”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数字和协会那些热情洋溢的说法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例如,共产党军队的所有成员都会被自动吸纳为该友协的成员——尽管如此,该友协作为强化国家间联盟的宣传机构大概可谓是前无古人的。
     第三个至关重要的群众组织是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该联合会象其他的组织一样,也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建的,拥有超过76,000,000名女性成员(截止到第二次全国大会,1953年4月15-23日)。联合会的宗旨是将中国妇女从长期的苦难中解放出来——妇女们在最近的几十年已经被唤醒——并通过提高她们的地位并向她们宣传平等来获得妇女的支持。这种平等在一般情况下指的就是参与共产党中国的各种跃进、运动和担负其他各种义务的平等。也许没有什么能象新华社1953年4月17日发自全国妇女大会的新闻那样能如此清晰地说明推进妇女运动所要做的工作:
     “今天全体大会的14名发言人充分表明了中国妇女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所作的贡献。(省略)孙小楚(音译)今年23岁,是我国第一个女铁路调度员。她向与会者讲述了她是如何从连接工干起、后来成为模范调度员的。她的讲话深深吸引了与会者。工作上的障碍不仅仅有来自男工人们的嘲笑,连她的母亲也反对她做一名连接工。这位生气勃勃的高个子姑娘告诉听众,‘当一名连接工,你要追赶上行进的火车上,还要从跑着的车上跳下来。这时火车最慢的速度也和北京大街上汽车的速度一样快。但是我还是学会了。’就这样,她成了一名模范的连接工。(省略)
     她还讲述了党是如何在她遇到困难时帮助她的。她说她工作上的进步和这种帮助是密不可分的。”(第40页)
     把妇女们组织起来的一个目的是要他们离开家庭、投身到生产和国防建设中去。这些努力没有取得完全成功。正如《人民日报》在1954年所承认的:农村的妇女们对针对她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最有抵触情绪。一位资深观察家指出:对新《婚姻法》和两性平等的宣传很明显地失败了。
     党内的另一个意义重大的群众组织是全国总工会。据报道,截止到1954年5月,该组织拥有工会会员11,000,000名。总工会于1953年5月2-11日举行了第七次大会,与会的813名代表通过了新章程。该工会由一个24人的主席团和一个8人的书记处领导。其活动是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在工人中间组织劳动竞赛和斯达汉诺夫运动、选出劳动标兵、并试图加强劳动纪律。该组织告诉工人们他们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无疑,一部分工人觉得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们又被告知他们有责任加强劳动纪律、不计较个人得失、还要艰苦朴素。总工会的部分活动可以从如下这封信中反映出来。这封信是1953年圣诞节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写给毛同志的:
     “亲爱的毛主席:我们知道重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还有七号鼓风炉的投产只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在我们前面还有更艰巨的任务。我们坚决遵循您的教导,认真向苏联学习,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政治觉悟,为成功实现鞍山的一五计划和国家的一五计划而奋斗。
     我们向您保证:为实现总路线制订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我们愿意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我们将用取得更大的生产建设成绩来响应您的号召。”(第41页)
     政权组织的另外一个群众团体是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工商联成立于1953年10月23日至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大会。其宗旨是把剩下的私有经济置于党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并为将其最终消灭做准备。大会领导人毫不掩饰他们的目的,直接要求少数仍然独立的工商业领导人接受“国家的总路线”。
     共产主义中国的群众组织为数众多。几乎每一个找得到的社会利益群体都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学术界、艺术界、演员、作家、还有各种宗教团体。虽然在很多情况里这些组织名义上的领导人是非党人士,但实际上党的中央委员们才是大权在握的领导者。这些群众组织按照中央的指示为中国的各项运动和计划提供统一有序的支持。例如,在红色中国一个接一个的检阅或游行中,这些组织比着进行最出色的表演或组织最整齐的队列。
     “合作社”和“农民协会”是另外两个群众大规模参与的组织。1953年9月,以官方统计为依据,合作社号称有会员141,000,000人。实际上这些合作社是国有的垄断组织,农民们在是否加入问题上没什么选择。农民协会据说拥有相等甚至更多的会员。
     共产党政权还把自己的工作人员和干部按照各自的作用分别组织起来,为的是更加卓有成效地控制人民。定期召开的会议或代表大会不断地向外界暴露一些不足或工作中的困难。除了用一长串的鼓吹成绩的讲话来装点门面外,还一定会有一个措辞严厉的批评性讲话。例如在1954年3月17日至4月10于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政府负责人披露全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县及其以上的行政区成立了检察院。
     1953年10月22日至11月13日召开了民政工作会议,内政部的代表们被要求赶快把群众动员起来。很明显农村的形式不太妙。这次会议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有一个由苏联专家鲁尼夫(Runev)做的报告。这个报告介绍了在基层单位建设国家政权方面“苏联的先进经验”。反感与抵制在与日俱增,殚精竭虑的实施控制仍无法满足彻底控制地方的要求。会议新闻发布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城市、工厂和煤矿建立国家政权并不意味着要放松农村国家政权的建设。农村的国家政权面对的是耕种着100,000,000块农田的数不胜数的小农经济。这些个体的小农经济如果不对其组织和引导,必然会不约而同地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第43页)于是毛的政权继续作各种指示要求强化某些地区的基层控制。另一方面,在这头五年里成绩也是显著的,党也知道将来要做些什么。每一天各种指挥系统都在基层加强着协作以提高工作效率。
     在党的权力机关已经得到完善的那些地区,在这五个指挥系统组成的金字塔最下面,“可怕的奥威尔主义(Orwellian)式的国家透过一切盯着你。” 武力、监督、窥探、宣传拧成一股绳,把国家变成了托洛茨基(Trotsky)所描述的可怕的苏联体系:“一部前所未闻的强制机器。”如果要了解整个这个政治构架的意义,就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个构架在其统治的乡村或城市与那些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
     在个人这一层面上,强制是很明显的。政权很快接受了毛关于加强军队、警察、法庭的训诫。人民解放军驻扎在几乎每一个县,和公安部合作组织民兵队伍。除了民兵,还有公安部队。公安部队负责监督监狱、改造机关和强制性的劳动营。他们以军队的方式编制起来,在高层直接归军队指挥。象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样,这些安全部队的任务包括保护边境和国内通讯网络。在一些小村镇,则有独立于大城市那种常备公安部队的公安警察,他们的权威也一样不容置疑。除了这些,还有党的社会事务部领导的秘密的公共安全人员。这样的“特工人员”已渗透进了所有的政府部门、军队和群众组织。
     所有这些警察组织与一个法庭系统以及“用来保护政权及推行政策的”法律互相配合来发挥作用。正式的法院系统分为三级:县级、省级、国家级,但它们根本满足不了审判的需要。普通中国人可能面对的是“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关系道“国家机器安全”的案子则由政治领导人精心安排一个群众大会来进行果断的处理。这些群众审判没什么专业的法律味道,但正如《人民日报》所辩驳的:“有些人认为只有专业的司法工作者才能进行审判,别的人干不了。这个观点实在是大谬不然。人民国家的法律是人民手中用来惩治各种顽抗分子的武器,而绝不是少数脱离群众的人操纵的复杂深奥的东西。”(第44页)这一点上其实是共产党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的基本区别之一。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头五年里中国没有系统的法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第十七章废除了民国政府时期的所有法律和条例。共产党中国的法庭以之为审判依据的四个主要条例没有任何关于被告人权力的规定。人民法庭和人民法院都有权宣判死刑。实际上按照1951年2月21日通过的惩治反革命分子的有关法律,95%的这类案子的被告都要判死刑或无期徒刑。不仅如此,这部法律使这种严厉的惩罚可以施加在普通公民所犯的任何罪行上。唯一需要的司法解释就是群众一瞬间的情绪。这种情绪往往是由鼓动家门煽动起来的。
     几乎每个中国公民都曾被强制要求去观看或参加这些和土地改革或镇压反革命分子有关的群众公审。他知道要是他的行为让政权不悦他会有什么下场。他也知道他的行为时刻处于监督和监视之下。他必须要向他所属的组织说明白他的任何行动。是农民就向农民协会报告,是城市居民就向街道主任报告。他不能随便搬家,晚上过了某个时刻就不能外出,不能未经户口所在地公安局的批准就跑到规定的区域外游玩。
     1952年8月10日公安部召开会议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系统,为进一步监视人民的个人生活提供了手段。这些委员会基本上“在城市以机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为单位,在农村以乡为单位。”委员会由三到十一名成员组成,成员要“历史清白,工作勤恳、善于联系群众,对保安工作充满热情。”换句话说就是要忠诚于党。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督其管区内每个人的行为,将任何有损政权利益的事向上汇报。不用说,这些委员会是秘密行动的。
     1953-54年的选举兼人口普查是另一个监督、控制老百姓的手段。党制订的有关条例规定任何要参加投票的公民都要先经过审查,可靠的才发给证书授予投票权。以下四种人属于不可靠的人:1,尚未改造的地主(尽管党在1952年宣告他们已被彻底消灭了);2,反革命分子;3,被剥夺公民权的人;4,精神不正常的人。人口普查和选举结合起来就为细细检查每个家庭以决定其成员是否可靠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同选举运动相结合,人民特别法庭被建立起来以惩治那些被揪出来的不可靠分子。党还可以利用这次普查兼选举提供的机会考察干部,对那些偏离了路线的干部给与严厉的组织处理。
     虽然严格的审查查出了超过9,000,000人的不可靠分子,选举体制还是在基层进行了举手表决,在高层则是由党从每个部门提出一名候选人。按照惯常的“人民民主”的风格,选举人可以表明“是”或“否”。邓子恢公布了选举和人口普查的相关数字。数字表明:278,000,000名公民进行了投票,2,570,000名经过特殊培训的干部对选举进行了监督。关于中国的人口数目,他提供了如下的数字:
    
     直接普查人口数 573,876,670
     估计未参选的少数民族人数 8,708,169
     台湾 7,000,000
     海外侨民 12,327,532
    
     合计 601,912,371
    
     中央集权部门要控制如此众多的人口就需要对担任重要行政工作的人进行监督。 除了用秘密警察渗透整个行政机关外,政权还建立了一套深深扎根于旧中国政治体系的系统:检查机关。党以群众为基础,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建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并在各级都任命了人民监察员。所谓监察工作就是鼓励来自群众的“批评”,限制政权中某些关键工作人员的行动。一位细心的观察家指出:这个系统并不总是好用的。监察部门并没有足够的权力,人们常常并不看重他们的想法。再说,除了有特殊的需要,大家不愿意暴露党的缺点。不过,人民监察员机制还是为群众和党的低级别干部互相监视提供了一个手段。例如,如果一个乡村干部没有处分一个有“反国家利益”行为的老年人,这个老年人的敌人就可以向人民监察员告状说这个干部玩忽职守,而人民监察员就会向党的上级机关反映该干部的行为。
     除了基层地区实行这些监察和监视,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党的干部们在各行各业召开定期的讨论会。十到二十个人组成讨论小组,经常进行共产主义理论和时事的学习。他们总结自己的工作,看看对支持政府的运动都做了什么。在各式各样的人们搞的这些小讨论会上,党的干部可以更进一步的检查大家的可靠性。农村或城市的老百姓很了解各种强制措施,因此也就很主动地选择了热情洋溢;对政府政策的漠不关心会被看作是不合作的。
     帮助在基层进行控制的是宣传和组织网络。党在基层拥有宣传骨干、报纸杂志、有线广播、电影、幻灯片和歌舞团。一个重要的控制方式是地方的新闻只能是地方化的,只有少数中央严格监督的出版物才能全国或国外发行。妇女儿童和地方领导人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寻找更有利于说服群众服从党的意志的手段。地方的百姓陷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控制之网,每天充耳都是难以理解的政治术语。这些术语对他们来说是神秘的,对党员来说则是获得提升的手段。
     1951年7月21日的《宣传手册》教给了宣传工作者一种振奋热情和组织农村群众的好方法:
     “在出席了全县宣传工作代表会议后,宣传工作者吴奇海(Wu Chi-hai)(音译)制订了关于如何在同泰县(Tung-tai)(音译)响应抗美援朝指挥部七一号召的工作计划。如下是他的想法:
     1. 我保证利用晚上的时间,让小徐拉二胡吸引群众,我唱唱说说,这样就可以把抗美援朝指挥部的三大号召让大伙都知道。
     2. 我可以把十四个家庭组成两个管理小组,帮助大家起草一份《爱国公约》。我自己家也包括在内。从7月30日到8月30日,我将从我给大家修灶挣的钱中拿出10,000块——分两次,一次5,000块——奉献出去。我也要劝群众提高产量,做出奉献。
     3. 至于照顾军属的事,我打算定期去他们家慰问,监督小组帮他们干活。我还要检查他们家地里的收成。这些收成要靠大家来完成。
     4. 我将多学习、多调查、多宣传。我要去农校和读报小组去学习,要订《时事宣传手册》,建立宣传板报。一定不能用空话来搞宣传工作。
     5. 回去后,我要宣传公家棉仓里棉花的出售和保存工作,提高群众的爱国主义认识,引导那些手里有棉花的人在7月10日前把棉花卖了。我要宣传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保证把我们组的民兵组织起来,三天训练一次,在村里站两个岗。”(第48页)
     很明显吴干事从县城开会回乡后充满了热情。他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共产党的控制模式:说服与高压相结合,并且要组织起来、进行监督和检查、加强、再加强。奥威尔小说中大哥用的科学小仪器这里没有,但大多数其他的手法这里都用上了。
     在这个政治控制构架中最岌岌可危的当数底层的党员和活跃分子——干部们。虽然他们在农村和小的城市团体里有些权力,但他们总是面对着来自党的领导层的纪律措施。反正党的领导们总是对的。因此,要是政府的措施遇到强烈的反对,责任总安在底层干部的头上。要么是他们太鲁莽了(这是“极左”或“冒险主义”的特点),要么是他们在工作中行动得不够迅速(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或“资产阶级立场”的表现)。如果可怜的干部们问用什么样的速度才合适,回答很简单:用“适当”的速度前进。这个“适当”的速度指的是“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为数众多的低级别干部们的日子往往就是这么不好过,可整个的统治体系依赖正是这些人。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BY RICHARD L WAL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P1-49。张望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