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特色纪念-《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150周年
200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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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发表于1859年6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多年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它第一次确立了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细胞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这一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经济学论证，其理论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求实与求是相统一、立场与方法相统一以及科学与信仰相统一，这一理论特色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同一切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则区别。
关键词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方法论
关键词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方法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于1859年6月，至今已经整整150年，这150年间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所批判的资本社会也在不断地“更新升级”，众多的理论家们以此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本社会的误诊。然而，150年来的世界历史一再以不同方式证明马克思的伟大。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在形式上的更新并没有改变其本质，马克思的批判所指并没有被超越，“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其实践的针对性和理论的科学性，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资本矛盾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表明，忽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满足于资本在量上的无限扩张及其相应的经济繁荣，必然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其鲜明的理论特色，这种鲜明的理论特色主要表现在求实与求是、立场与方法、科学与信仰的有机统一。
一、求实与求是相统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十五年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其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确立了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细胞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二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商品和货币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近代以来的经济学研究都必须面对这些“事实”。所以，经济学必须求实，经济学研究不能天马行空，玄学化了的经济学不会有任何市场。但是，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求实，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派别表面上都是用事实说话，而它的缺陷在于仅仅停留在事实上，无法实现从求实向求是的飞跃。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透过商品和货币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科学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规律，这一阐述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批判和超越，“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列宁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后者通过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图式就是，“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工人用工作日的一部分来抵偿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则是无报酬地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透过物与物的关系发现人与人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前提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法是实现求实与求是相统一的桥梁。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形成了对辩证法的辩证理解：“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恩格斯认为，在黑格尔去世之后，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了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成了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加之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学派逐渐销声匿迹。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思想界流行实证主义，“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的统治在空谈中结束之后，自然就出现一个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 这种实证主义看似重视现实，但是它常常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往往一筹莫展。所以说，缺乏辩证法的实证主义无法摆脱形而上学、无法实现求实与求是的统一。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大特点是它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历史观，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商品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逻辑起点，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直接相关。但是，马克思决不是抄袭黑格尔，而是一种真正的批判，“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要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是”，还要有具体的理论方法。可以选择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按照历史”的方法，一种是“按照逻辑”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方法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呈现出来的大量事实出发，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这种方法的优点和缺点“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 “按照逻辑”的方法也是从社会历史的事实出发，这个事实是一个逻辑综合，它内在地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之“是”，这个事实就是商品。所以说，“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商品和商品交换的事实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引起了可怕的混乱，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商品和商品交换的事实是剪不断的乱麻。但是，马克思通过商品矛盾的分析发现了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个“是”即规律。
在经济学说史上，大概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不从事实出发，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不想揭示经济规律，但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庸俗”，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停留在眼前的日常事实中，他们无法做到求实与求是的统一。比如，对经济危机的理解，庸俗经济家的解释都是从现象到现象，他们常常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消费不足或需求不足，这种观点总是在经济危机的现象上打转。这种庸俗观点在方法论上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群众的消费不足，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即使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15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仍然是不足的。他们远没有能支配自己的全部年产品来用于消费。因此，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50年来才变得明显，那么，只有具备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能够不是去用生产过剩这种新的现象，而是用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不足这一老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像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而从常数没有发生变化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群众的消费不足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在二战以后，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世界的顽症一度被认为已经被资本世界本身治愈，资本世界已经进入无可替代的时期，历史已终结于资本社会。这样的言论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尽管形式上多种多样，但不变的是它们都不能深入到“是”的层面，缺啥补啥式的治理方法只是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伏笔。列宁曾经指出，“在危机论和崩溃论方面，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透过物与物的关系发现人与人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前提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法是实现求实与求是相统一的桥梁。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形成了对辩证法的辩证理解：“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恩格斯认为，在黑格尔去世之后，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了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成了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加之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学派逐渐销声匿迹。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思想界流行实证主义，“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的统治在空谈中结束之后，自然就出现一个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 这种实证主义看似重视现实，但是它常常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往往一筹莫展。所以说，缺乏辩证法的实证主义无法摆脱形而上学、无法实现求实与求是的统一。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大特点是它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历史观，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商品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逻辑起点，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直接相关。但是，马克思决不是抄袭黑格尔，而是一种真正的批判，“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要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是”，还要有具体的理论方法。可以选择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按照历史”的方法，一种是“按照逻辑”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方法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呈现出来的大量事实出发，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这种方法的优点和缺点“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 “按照逻辑”的方法也是从社会历史的事实出发，这个事实是一个逻辑综合，它内在地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之“是”，这个事实就是商品。所以说，“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商品和商品交换的事实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引起了可怕的混乱，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商品和商品交换的事实是剪不断的乱麻。但是，马克思通过商品矛盾的分析发现了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个“是”即规律。
在经济学说史上，大概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不从事实出发，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不想揭示经济规律，但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庸俗”，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停留在眼前的日常事实中，他们无法做到求实与求是的统一。比如，对经济危机的理解，庸俗经济家的解释都是从现象到现象，他们常常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消费不足或需求不足，这种观点总是在经济危机的现象上打转。这种庸俗观点在方法论上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群众的消费不足，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即使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15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仍然是不足的。他们远没有能支配自己的全部年产品来用于消费。因此，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50年来才变得明显，那么，只有具备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能够不是去用生产过剩这种新的现象，而是用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不足这一老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像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而从常数没有发生变化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群众的消费不足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在二战以后，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世界的顽症一度被认为已经被资本世界本身治愈，资本世界已经进入无可替代的时期，历史已终结于资本社会。这样的言论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尽管形式上多种多样，但不变的是它们都不能深入到“是”的层面，缺啥补啥式的治理方法只是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伏笔。列宁曾经指出，“在危机论和崩溃论方面，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二、立场与方法相统一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是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立场是很明确的，这一立场融入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方法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立场和方法的统一，在立场问题他从未回避过、从未暧昧过。在众多的经济学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宣称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是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的，他们大多认为自己是为全人类而进行客观的研究，也就是说不存在立场问题。所以，价值中立是许多经济学家的口号。实际上，真正的价值中立在经济学研究中几乎是不存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很鲜明，就是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辩护。这一立场寓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之中，它是马克思所有科学理论的灵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的立场同唯物辩证法是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社会的辩证解剖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就《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写作风格而言，它是抽象的，采用这种抽象形式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这本批判资本的书能够在资本世界存活下去；另一个原因是理论阐述本身的需要，没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高度，就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矛盾分析方法的运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和历史性，批驳的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性与永恒性的论调。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首先表现为人及相互关系的物化，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一阐述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抛弃了人本主义伦理方法，马克思直接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内核，揭示基本逻辑与历史的发展过程。但是，在立场上马克思没有改变，马克思坚持为工人阶级辩护的立场从未改变过。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问题。对商品、货币的矛盾分析过程实际上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它的颠倒性。马克思认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在商品上这种神秘化还是很简单的。大家多少总感觉到，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人们与他们相互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关系。在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中，这种简单的外貌就消失了。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 随着货币的出现，社会生产关系完全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物，这些个人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殊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像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同时，马克思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阐述劳动力的价值问题，但是对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作用的阐述已经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而这个主体不是居统治地位的阶级，而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这本身就是一个颠倒。科学阐发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这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立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同自由主义的原则区别。
当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实证化、数量化、玄学化的趋势，是立场暧昧化的必然结果。当然，这里的暧昧只是表面现象，当代经济学无不同资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资本是当代经济学的衣食父母，而一切劳动阶级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这一观念虽不新鲜，但根深蒂固。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首先表现为人及相互关系的物化，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一阐述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抛弃了人本主义伦理方法，马克思直接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内核，揭示基本逻辑与历史的发展过程。但是，在立场上马克思没有改变，马克思坚持为工人阶级辩护的立场从未改变过。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问题。对商品、货币的矛盾分析过程实际上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它的颠倒性。马克思认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在商品上这种神秘化还是很简单的。大家多少总感觉到，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人们与他们相互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关系。在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中，这种简单的外貌就消失了。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 随着货币的出现，社会生产关系完全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物，这些个人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殊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像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同时，马克思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阐述劳动力的价值问题，但是对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作用的阐述已经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而这个主体不是居统治地位的阶级，而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这本身就是一个颠倒。科学阐发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这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立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同自由主义的原则区别。
当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实证化、数量化、玄学化的趋势，是立场暧昧化的必然结果。当然，这里的暧昧只是表面现象，当代经济学无不同资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资本是当代经济学的衣食父母，而一切劳动阶级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这一观念虽不新鲜，但根深蒂固。
三、科学与信仰相统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它正确地阐述了价值规律以及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马克思的这一研究同他的理论信仰是相统一的，他认为对价值规律的揭示就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内部联系的秘密，“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 马克思认为他的经济学理论与庸俗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说，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信仰以盲目为前提，而马克思的理论信仰则以科学为基础。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基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使命就是科学揭示资本社会矛盾所隐藏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为无产阶级确立自己的信仰奠定科学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科学与信仰的统一。
在十九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学研究上，这个时期也是马克思在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中处处彰显着科学与信仰的力量，他在1853年指出，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科学与信仰的双重力量。
科学阐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无产阶级确立信仰的需要，这种阐述本身也是马克思自己的信仰，是马克思克服一切艰难的精神支柱，科学与信仰的力量统一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之中。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中能有两个重大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就马克思的实际生活而言很难说是幸福的，在讲求实际的人看来，他的科学和信仰都成了他获得生活幸福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实际的人”，马克思在一封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信中指出，“那末，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 在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之后，马克思在1859年1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所以我又不得不请你在星期一以前寄点钱来（邮局在托登楠大院路的拐角上）。如果你能寄来两英镑，那就好了，因为我把几笔小额债务的付款日期推迟到星期一，到期绝不能再拖了。你也理解，恰好在现在，正当你把开在弗莱里格拉特名下的期票的款项刚刚付清或正要付款的时候，我又来逼你，我是多么难受呵。但这是万不得已。看下星期——因为我在继续写稿以前，先给自己放一星期假——我能不能找个弄钱的门路。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同自己研究的对象有最好的关系。” 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会和绝大多数学者一样同他所处的时代和谐相处，也会同自己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保持最好的关系。但是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会为了世俗的利益而放弃对科学的执着、对信仰的追求。如果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缺少点什么的话，那就是科学与信仰的双重匮乏，缺乏最起码的理论良心。我们且看看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对理论良心的理解，他在1858年5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图书馆还没有，这些东西总是在出版了几个月以后才会到那里。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该把这本书看一遍。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但使我们吃惊的是，书价竟达九先令六便士，比我们整个‘军费’金库所存还要多。因此我很希望你能把这笔钱用邮局汇票寄给我。也许这本书对我说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马克思穷得连一本书都买不起，但是他有理论良心，他拥有科学和信仰，不象有的人“穷得只剩下钱”。
在十九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学研究上，这个时期也是马克思在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中处处彰显着科学与信仰的力量，他在1853年指出，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科学与信仰的双重力量。
科学阐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无产阶级确立信仰的需要，这种阐述本身也是马克思自己的信仰，是马克思克服一切艰难的精神支柱，科学与信仰的力量统一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之中。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中能有两个重大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就马克思的实际生活而言很难说是幸福的，在讲求实际的人看来，他的科学和信仰都成了他获得生活幸福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实际的人”，马克思在一封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信中指出，“那末，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 在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之后，马克思在1859年1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所以我又不得不请你在星期一以前寄点钱来（邮局在托登楠大院路的拐角上）。如果你能寄来两英镑，那就好了，因为我把几笔小额债务的付款日期推迟到星期一，到期绝不能再拖了。你也理解，恰好在现在，正当你把开在弗莱里格拉特名下的期票的款项刚刚付清或正要付款的时候，我又来逼你，我是多么难受呵。但这是万不得已。看下星期——因为我在继续写稿以前，先给自己放一星期假——我能不能找个弄钱的门路。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同自己研究的对象有最好的关系。” 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会和绝大多数学者一样同他所处的时代和谐相处，也会同自己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保持最好的关系。但是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会为了世俗的利益而放弃对科学的执着、对信仰的追求。如果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缺少点什么的话，那就是科学与信仰的双重匮乏，缺乏最起码的理论良心。我们且看看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对理论良心的理解，他在1858年5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图书馆还没有，这些东西总是在出版了几个月以后才会到那里。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该把这本书看一遍。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但使我们吃惊的是，书价竟达九先令六便士，比我们整个‘军费’金库所存还要多。因此我很希望你能把这笔钱用邮局汇票寄给我。也许这本书对我说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马克思穷得连一本书都买不起，但是他有理论良心，他拥有科学和信仰，不象有的人“穷得只剩下钱”。
文章来源：《江海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