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的理论和实践:
“市场社会主义”是不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代用方案?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译者:沈茹)

1.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经历反映了中国大陆将来、更远一点说是全球化体系的将来走势的主要方面。它们包括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社会内容(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以及政治内涵,表现出既有“积极的”因素(加速增长)也有“消极的”因素(扩大差异)。
这一进程仍然受到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立场的阻碍,在保留社会主义价值这点上,受这立场支配的右派与左派的相当部分一样多、或者更多。在此我要以原教旨主义者的立场这样说。
右派关于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论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大赢得了左派选民——太有名了,以至于在这里的介绍显得过于简单了:(1)“自由”市场运作所决定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提供了唯一可能有效的资源分配;(2)最大可能的对外开放使加快经济增长的节奏成为可能;(3)自身的加速增长最终带来最大程度的社会福利和民主。因为这些论题中没有一个有理论根据或受到现存资本主义历史的肯定,我也不试图讨论这些论题的主旨,即使它们广泛地受到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特别是(在西方大学受过教育的)专业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划分为:“基要主义者”,即最大程度地淡化或取消宏观调控的鼓吹者以及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这一原则的反对者;和“实用主义者”,即保卫国家的积极干预,条件是这些干预在整个长期过程中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性(就像世界银行提出的“友好的市场”)。
尽管很少准确地阐述中国官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但是它与实用主义者的观念很接近。把“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并简单地区分开来的标准显然是保持一个由公共财产所支配的重要部分(国有的和合作的)——根据它的一些提议者,可能也会形成社会的重新分配来减少与市场扩大相关的差异。许多人补充了对保卫中国国家统一的关心,这意味着试图减少地区差异并控制对外关系的公众干预。
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左派的政策批评家加入进来了,他们自己被一种不是批判性严肃地——至少说——检查苏联模式的以及毛去世前中国奉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的教条主义所阻碍。
这种计划以一些主要原则为基础:(1)使国家财产(或类似国家财产、集体所有形式的财产)广泛存在;(2)不许基本单位作出任何形式的决策和管理范围内的资源分配;(3)就像一家单独的企业一样,整个经济的核算实行中央集权化,凡是价格、工资、利息和汇率都由中央主体来确定。这些原则从本质上讲没有一个反应社会主义的要求。当事者要通过从历史延误尽可能快地“赶上去”这一愿望的实现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通过把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并建立工业来再现发达资本主义发明的技术发展模型,以求加速粗放的积累,这样的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管理形式已经不再一定有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当做一个相当合法的理由把优先权给予重工业。
这种形式的中央计划构成一个理所当然的框架来适用于不同的社会领域。计划者试图用这方式达成的总均衡的确是基于在工人中实现尽可能的均等的收入再分配这一目标之上——以及在其他方面,即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工人的平均收入的均衡。但是同样形式的计划化也相当于可以无限推广的让某些方面优先化战略的手段,例如,为了城市工业发展的利益、为了军事支出——还有甚至为了有特权的技术官僚的消费,可以造成农民世界的流血。这就是苏联历史所经历了的。
这个模式的局限性,不管社会内容怎样,在三个层面上还是可以看得出的。
第一, 我们谈论的课题最好是社会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技术模型的复制需要划分成等级的作业组织,还连同要求它的社会生活及消费形式,远不是“中立的”,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手段。最好认识到正在被讨论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这么叫它——它仅仅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长期转变的舞台,携带着资本主义结构的成分以及与这些成分逻辑上不相适合的抱负或野心。社会主义因此是矛盾的,而且也不是和平状态下社会关系的表达。继续存在的阶级斗争通过工人的反抗来证明它自身,这降低了投资于现代化设备通常所能获得的生产率的提高。左派的人们应该明白并支持这些受欢迎的斗争形式,例如认识到那些对抗政府(和党)的合作和劳动组织的独立性,即使政府具有一种权威性的历史资格来“以工人的名义说话”。这是唯一的方式来加深民主化进程、给予它全部的革命影响力、对它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给予支持。另一个选择——通过空洞的声明来强行灌输“准则”,即国家和党就是人民,还有社会主义是一个限定的社会形式,处于和平状态下并且是完善的——这已经丧失了可信度,并且作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建设基础,正在向着“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标准形式演变,就像发生在苏联的那样。
这个模式的第二个局限性涉及到国家/全球的矛盾。资本主义是基于一种特殊形式的价值规律的全球体制,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加深两极分化。对后者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现代革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发生的对社会主义需求的革命,而且不是偶然的),很快引起了问题。如果这只是一个“赶上”或“做些不同的事”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结合这些矛盾多于互补的任务?这里,我们不能忘记长期的前景:如果共产主义成为全球化,它仅仅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体制,因为从长期转变的战略观点来看,不应该抹去资本主义带给我们(但无法完成)的普遍主义的积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选择被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的“自给自足”。共产党员永远不是文化取向者,而且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但是他们总是被迫通过把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有支配权的全球体系孤立开来,而使他们的社会更先进。就这一方面来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不是个错误,因为(等待从体系中心开始的全球化革命的)选择不是完全虚幻的。但是这个决定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在一个“单独的”国家的框架内会发生什么,即使是像苏联和中国那么大的国家,答案也是有限的。退回到自身,即使它是被迫的,也要付出代价。而且一定程度地向世界开放,即使这个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如果您能控制它,也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不得不处理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没有意识到的一对矛盾,由于它无端的肯定,理论和历史相互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最有效的“赶上”方法。
从事实中得出的模型的第三个局限性是中央计划实际上共同围绕着一个单一的目标:粗放型的加速积累。现在通过这种方式所能达到的目标可以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内实现,据说是20年。所以应该知道这只是长期转换第一阶段的问题,而且不是以它所确定的形式。一旦完成,第一阶段会产生两种可能性:继续深入积累,就像先进的资本主义所表现的特征,或者增加不同社会结构的尺度,向社会主义的范畴前进。这个决定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很明显,它是阶级斗争所产生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全面积累初期阶段所发生的情况来决定的。如果社会主义早已失去了它的可信性,就像苏联的情况一样,向资本主义退化,并且与伴随着它的全球体系整合为一体就很难避免。
2.
在这开始时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中国热烈辩论的对象。听北京的人们说,“中国有右派和左派,就和其他地方一样”,对于熟知在过去社会主义演讲中以及主宰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化单一思考中所必须的一致语气的人来说,这必然是相当令人耳目一新的。
反对资本主义多党制的讨论,要么完全整合到全球体系中去,要么通过国家或社会的计划来控制,这个观点的拥护者宣称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小心谨慎地依赖于事实,而且诚然中国的统计质量要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高。这些辩论并没有限定于学术圈内;它们通常也活跃在政府圈和政治圈内。
在我的观点中,由于对毛时代(1949-1978)分析评估不充分而被搁置在左的一方的讨论,留待以后再说。
但是对涉及到这个阶段即毛时代的一些本质性要点还是有一个普遍的认同。从1952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6.2%(人均3.8%);农业的比率为3.4%,工业9.4%以及服务业4.5%。总的来说,与世界银行认可的一样,上述比率比印度高两倍。同时,不平等减少到最小水平,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一个国家与之相当。
评估结果得出的差异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涉及到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即使农民的平均收入接近全中国范围内城市工人的水平,农村平均收入的差异不仅仅在省与省之间,而且在地区之间或村庄之间,这是明显的地理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第二个差异涉及到毛时期城市和农村的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偏爱城市——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总而言之,其原因可以解释为在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移居的控制,在资本主义世界不存在这样的控制。由于这个控制,中国避免了棚户区的悲剧,取而代之的是农民没有地的悲剧,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外围的普遍现象。无论如何,差距的范围很大程度地依赖于测量它的标准——例如,提供一定服务(教育、健康),无疑城市中比较好,或者农村对自己产品的消费程度。
经济学家通常注重增长率,一种专业的坏习惯。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因为讨论增长率而抹减毛在中国的成就,这些成就仍然是十分可敬的。中国革命恢复了中国人民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被压抑的尊严;重新建立了被军阀和买办阶级破坏的统一;通过贯彻执行平等的政策,使它的统一在社会团结的情况下生根。韩丁很正确地回想到在这方面起到决定性积极作用的激进的土地改革以及随后的集体化。与苏联1930年开始的集体化相对比,中国的这一集体化在大多数方面受到农民的支持。毛为中国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没有这次革命,就无法想象过去20年中显然巨大的成就。且不论这些,毛的时期不是“没有错误”,有时候还犯严重的错误。总之,它也必定会遇到已经实施的战略所产生的限制,而且当它必须被取代时,在没有真正为时代作好准备的情况下,它克服了自身的限制。
单一化思考的自由主义者,毛泽东主义,就像社会主义的所有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偏离。这个演绎的进程是完全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历史的、并且没有科学基础的进程。而且,当然被中国的右派所采用。右派依赖于对“文化大革命罪恶”的抨击,禁止分析毛时期的现实。有些人采用了西方媒体编造的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饥荒”的传说,对此没有现存的证据(或可追踪的人口统计),就像韩丁公正的评述。其他人,显然更温和,而且认为更有技术性、强调、有意夸大毛泽东悲剧中一个或另一个可疑的、或真正错误的方面来否定全部。在提出的这些要点中,以反复的方式再现的是生产体系的扭曲,过多地以重工业为源泉,而且轻视了第三产业,或者公社间的过度野心,这当然是真实的。
毛泽东主义的拥护者拒绝严肃地讨论这些错误,特别是毛时期的局限性,他们对加快中国右派所拥护的解决方案的实施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毛泽东的中国是用两条腿走路的,并没有为重工业的优先性奉献出一切。把不少的注意力优先给了谷物农业,1952年到1978年之间,它的平均产量从1.6亿吨上升到2.8亿吨。这个显著的成绩是通过加强增加农村人口的工作获得的。这些方法用于实践,包括在农村集中并保持国家五分之四的人口,这是非常合理的。由于这些方法,中国实现了食品生产方面的保证,这一点超过第三世界的其他任何国家,并且防止了它的城市转变为棚户区。但是这一体制的确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了顶点,每一个忙碌的农村成人的工作日从1957年的160天增加到1975年的250多天。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中国消除了革命后出现的基础工业贫乏的瓶颈,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使它的发电量从700万度提高到2.56亿度,煤产量从6600万吨到6.18亿吨,还有钢铁产量从100万吨到3200万吨。在第一个阶段优先建设这些基础,使之无愧于工业化的称号是很有必要的。此外,记住显著的成绩在任何情况下也并不一定会排除错误这一点是很有用的。
投入到基础工业领域的努力无疑走得太快。证据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每个单元中,能源消耗为2.90,钢铁为127,而在美国则分别为1.05和45。与此同时,因为重工业仅仅提供有限的职业岗位,这种扭曲的情况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以及它向城市工业的转移。保守地说,这种扭曲是由于对苏联模式教条般的参考造成的,早就受到毛自己的批判,他在这些论题上提出了“十大主要关系”(1956),而且恢复了轻工业。非常不幸,事实是这些批判没有被整个党和国家机构所理解。这一扭曲使得在服务业领域的努力也是不足的。
1978年,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水平仍然是十分低的(210亿美元),这不是中国主动决策的结果,但至少一部分是被帝国主义强加的孤立主义战略造成的结果,后来被苏联打破。这些扭曲的事实妨碍了轻工业起用——有争议的——具有相对优势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力。
1952年到1978年之间,实行这些战略所付出的代价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相比,最终消费的增长十分平淡,每年仅为2.2%。使用另一种方法,就会像巴拉夫斯在喧闹的酒会上想象的那样,制造的某一种资本货物分配投入到其他资本货物的生产中去,把它们再延伸投入到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中去。这样的资源浪费表明历史限制性已经提出问题即在中央计划模式中什么样的选择是有用的和被允许的。
3.
无论如何,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计划体制和与之相关的选择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开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很有必要的。因此,这不是一个要知道是否有必要像以前那样“维持这一体制”或废弃它的问题,而是要知道改革被认为是一条加速发展的道路,而且同时深化——而不是淡化——它潜在的社会主义内涵。
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的进程和方向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个阶段,中国没有跌入现在看来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具有破坏性影响的“休克疗法”的陷阱。中国的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法案,选择了“从一块踏脚石跳到另一块的方式过河”。即使这样,在河流对面等待中国的事物属于什么性质还有待争论。这个领域的讨论和实践关系到微观和宏观经济的管理以及计划的社会和政治内涵。
改革停留在打破体制的千篇一律或清一色的原则上,后者国家整个经济所奉行的体制,由唯一的所有者(国家)管理,就好像这是一家单独的企业。因为这样,中央计划排除了市场关系,但是只是在外表上,因为最终消费的商品毕竟仍然服从需求的制约。事实是劳动力市场受到管制和国家确保就业并不能消除劳动力服从生产组织的需要这一市场特征。这就是在生产者还没有成为从各个方面组织生产、进行决策的主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规章只是在一个福利国家的框架下,比西方资本主义所实施的更激进形式的规章。
在作为选择打破这一体制时,政府实际上把经济体制更接近地带向一个真正的市场体制。前提是每一个基本单位的自治——企业或企业团体——不论这个单位是国家所有、还是某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包括那些由自己的员工在自己管理的情况下建立的企业)、或者私有资本家。
中央计划体制的统一性的特征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内涵,因为每个个体都被列入一个固定的组织结构(行政部门、城市企业、农村公社),他们对被列入在加以管理(或控制,如果你愿意的话)和分配(工作的地点和类型以及责任)。以中国的情况,这一体制实际上是以城市和农村的两元性为基础的。当然,由于劳动力从农村转入城市受到强行控制和限制,重工业受到的重视优势不包括自行增加工作岗位名额。
这样一个体制可以证明是在一定程度上真正有效的,一方面,在建设一个坚固的工业基地上有着真正的优势,而且另一方面,在通过增加劳动力来增加农业产量上有着真实的可能性。但是当工业体制必须满足一个相当大容量以及多样化的最终需求的那一刻起,而且当农业生产只能通过增加除了劳动力以外的设施使用和引进才能增长时,才有必要释放剩余劳动力,肯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统一。
这一肯定——对个人流动性加以控制的废除——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肯定,后者限制了对工作和收入的保障,现在仅依赖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以及对充分就业目标给予的优先程度。中国工人已经明白了新形势带给他们的不确定性。他们意识到这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但是他们知道从现在起,他们将要争取获得他们所关注的社会权力(首先是他们的劳动权)。在这方面,中国不是完全处于资本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下:工人保留着他们革命的记忆,知道怎样保卫他们自己,就像他们每年实现的成千上万的行动和罢工所证明的那样。
按市场原理实行微观经济管理涉及到20世纪90年代期间逐步推行的一整套规定。企业涉及到的是雇佣、解雇(尽管要一定条件的查实)、商谈工资、产品定价等问题的自由。另一方面,当企业以向金融机构贷取资金取代国家预算给予无代价的自由拨款时,于是便面临着金融约束。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改革已经开始了,作出了让农村家庭对他们自己负责的决定,而且随后解散了人民公社(1978—1984),然后把市场规则延伸到微观经济的资源分配——通过中介环节的货物、资本货物以及金融资源的流动(1984-1991)——而且最终是宏观经济环境的改革,根据利润征税取代了直接抵扣。
改革——被理解为对市场关系的肯定,取代了附属于中央计划的各种市场关系,这一直在构思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执行——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无疑防止了经济体制效率的退化。从我们丢弃自由主义教条的那一刻起,有着采取这样的改革和那样的改革的种种可能性,其可供选择的范围一直是敞开着的。
首先,一个市场体制不会体现出任何形式的排他性或对私营企业的统治态势。事实上,微观经济管理恰恰是以资本家合理性为原则的,决不会产生一个像所谓的“纯经济”理论所提出的“最理想的资源分配方式”,但是代替它的是与系统化的社会不平等相关的大量损耗和扭曲。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即便财产的支配形式是公共的。所以,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战略需要对市场关系进行强有力的调节控制。我们需要强化始终保持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处理发展计划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为国家和社会确定的目标服务——例如,充分就业、缩小社会和地区的不平等、在全球体系中增强国家自治。这意味着选择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与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相混淆的中央计划形式。
“中央计划”(苏联类型)和“市场自由”(根据自由的教条解除管制的市场)之间从一开始就明显出现了对立,这里不包含为同当代中国那样的导致最有效率、对社会最进步的选项。这一选项,其特征是以公共和合作形式的企业为主导,依靠市场关系以及一个为它们打下框架的中央计划,为向社会主义的长期转变铺设了一个新的舞台。对我来说,把它称作“市场社会主义”看来不是不能接受的,但条件是上面提到的三个特征应该联合起来,使社会主义的形式足够坚固,所有社会和国家进步的内容不是空洞的。
因此,中国在过去20年进程中的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这些要求,能够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4.
在毛泽东主义的30年里(1950到1980),中国早已创下了一个异常增长率的记录——平均每年6.2%——根据世界银行的记录,那是印度或第三世界地区任何一个大国的两倍。此外,这个世纪最后20年的成绩看来更加突出: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8%。在整个历史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大的地区能够超过。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没有前面阶段建设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就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而在毛泽东时期,把优先权给予一个固定的长期基地的建设,新的经济政策着重强调了通过前面的努力所立即取得的消费增进。但是在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强调是无法无限期地持续的,因为中国又一次处在需要进一步扩大它基础工业的阶段里。
如果不看中国一直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新的中国战略与印度的在结构上很接近(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为借口给予轻工业和服务业优先权)。
1980—1993年,年增长率
中国 印度
国内生产总值 9.6 5.2
农业 5.3 3.0
工业 11.5 6.2
服务业 11.1 6.4
基于和印度同样的原则,中国的优势不是因为所选择战略的结构,而正好是因为在前面的毛泽东时期,在中国所建设的基地比印度的优越这一事实。如果中国现在因此必须遵循这一相同的战略,它的增长率接着就会衰弱到接近印度的水平。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战略还在讨论中,以廉价的劳动力作为相对优势,不论用什么方式将发展最大化或最优化,就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欠考虑的市场叫卖中展现出来的一样。相反,这一战略是一条日益加大的浪费挥霍的源泉,并加深社会和地区的不平衡,长期下来会降低它的效率。
服务业在过去的20年里强有力的增长无疑弥补了毛泽东时期在这个领域明显的滞后。但是它最终带来了资本主义特有的挥霍形式,自由主义教条完全保持缄默的形式。
有利于市场逻辑的选项并没有自动地提到私有化,即使它真正在鼓励着私有化。国家的财产份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就是以这种方式从1978年的56%降低到1996年的41%,集体财产份额从43%下降到35%,而在毛泽东时期不存在的私有财产现在已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24%。1996年,国家雇佣了1.12亿城市工人,集体企业3千万,而私有领域也达到了3千万。
最严重的方面无疑是在社会收入分配中不平衡的加剧,以及——更有争议的是——城市/农村的关系以及产品和收入的地区分配。这些负面的演变是加速增长和根据市场进行机制改革带来的难以避免的结果的一部分。通过与同等水平的社会和经济的中央计划形式面临的挑战相比,已经很大程度地减少了负面影响——但是自从政府满足于不充分关联的宏观经济政策,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在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以及新兴私有资本高度集中的城市地区,新的不平等的主要形式与一个新“中产阶级”的建立有关,这个阶级由靠薪水收入的专业人士和小型企业主组成。还有一些“新富”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富有——特别是与国家相关连的商业人士(大多数是中国国外的华侨)、集体经济和“合资企业”里的外国资本。是不是也有“新穷”的人?无懈可击的行政隔离限制使农村人民远离了城市劳动力市场,而且公社的解散使“过剩的”农村人口自由地向城市流动。此外,公共的都市经济部门转变为随时可能失业的情况,这就加剧了毛泽东时期鲜为人知的失业率。现在,失业和经济无保障打击着七分之一的城市劳动人口。从改革开始到1997年年底,公共部门的下岗工人数量达到了一千三百万,他们中间只有一半的工人找到了新的工作,大多数人(当然不是全部)打算去一个非正式的领域工作,或者被扩充规模的私营企业所雇佣。
农村地区不平等的急剧扩大有着不同的原因。大力扩大城市对谷类(蔬菜、水果和肉)外食品的需求已经明显使位于最好地理位置的地区受益,更加突出了其他地区的相对贫穷。农村工业化的扩展在1980年真正地快速开始。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拥有正式资格的各种类型的农村工业。有一些是完全私有的,但大多数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的”,它们的资产依赖于各种地方组织。不过,合法外表后的社会现实一直是不明确的,重要人士没有公开承认的私人利益模糊不清。农村企业的巨大扩展已经并一直保持相当的不平衡,富裕的地区有更大的可能性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地为它们的建立提供经费。
在毛泽东时期,农村地区不平衡的唯一原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以及土地的质量;因此,这个不平衡与地区的不平衡几乎相同。在公社内部——富裕的或贫穷的——保留着非常强烈的等同性,在实践中分配给每个小组成员的“工分”是相等的。一旦将责任下放到家庭,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直到现在,公共权威部门对农民家庭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以及一个农业土地市场缺乏)的监察意在避免最糟糕的可能性——那就是,所有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严重的两极化。但是在农村家庭中一个新的不平衡根源显然已经存在于投入(存款、设备、肥料等)途径中,这要受到许多不公平的限制。贫穷,总是相对的,而且显然与任何可能严格的概念都不一致,始终已经存在于中国的农村地区。但是毛时期在公社和国家政策上的平等使中国传统的极端不幸,特别是饥荒的结束成为可能。关于毛时期假设的“饥荒”的演讲和作品是以一个不真实的宣传为基础的,没有确定的事实依据,就像韩丁正确写道的那样。但是现在存在贫穷的农村家庭,特别是在相对的概念上。这种贫穷——是新的农村迁离的原因——比以前经历过的更糟,因为它发生在可以看到的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收入低下造成贫穷的时期,少数人更加如此肯定。最好是游遍中国的农村地区——就像我已经不时地这么做了——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但是我必须特别指出,我在中国能够观察的地方无处不具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共性:可怜的大规模贫穷。
不平衡的第二个根源在于城市/农村的关系。从现在的工作中得出,在后毛泽东时期的早期阶段,讨论中的比重(总是有利于城市的)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只是后来,这一趋势被扭转了。根据事实可以把这一现象解释为,由农村开始、但在后来被城市现代化所取代的改革抹杀了农村人民获得的暂时的优势。这似乎是非常可信的。
无论如何,如果不平衡的增长带来了问题,那就在于它的范围以及它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条件引起了贫穷问题。革命过后中国的情形就是资本主义第三世界:可怜的贫穷支配着城市和农村地区。毛泽东主义减少了这种到1978年在城市地区变得不容忽视的贫穷,并缩减到极少数的农村人民,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的省市。根据许多不比他们西方同僚缺少能力或独立性的研究者在中国的投票,从不容忽视的1978年到1997年,农村的贫穷已经减少到了约5千万人,现在有三千二百万的城市居民被贫穷影响着(同一来源)。这些数据是似乎可信的,来自上面所说的内容。但是他们隐瞒了农村地区新的贫穷的来源,而且这也出现在城市地区。因此,世界银行提出、并且某些中国学者为了他们自己而从事“特别工程”,与以这为基础的“与贫穷作斗争”的提议相反,对我来说,在缺乏一个直接脱离贫穷并给它长处以优先权的宏观政策(中央计划)的情况下,我几乎不相信这些方法的功效。
对一个像中国大陆的国家来说,地区不平衡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匆忙的决定对确定这些发展的机制以及因此可能提出的正确措施的效能没有好处。根据普遍的观点,这些不平衡在过去20年里已经加剧了,是出于沿海省市的利益,这些省市在现代已经更有系统地与全球资本主义整合为一体。
事实指出,国家东部和西部农村地区的差距在1988到1995年之间已经加强了。
农村人均收入(1988年,单位:元)
1988 1995
东部 891 3,150
西部 551 1,292
出于城市的需要,由于农业产量的增加,国家东部地区的农村收入较快增长不是不可能的。在农村小型工商活动带来的收入双重增长方面,有利于这一增长的同样理由是:大量的农村企业是城市工业的承包者。
其他原始资料肯定了这一判断而且确认不平衡的加剧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由于这个缘故,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与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之间的比率从1978年的1.2上升到1994年的1.7。
毛时期的中央计划证明在地区不平衡的问题上只取得了一些相对的功效——但是在随后的阶段,市场力度的自由化加重了这些不平衡的幅度。只能通过以给予国内市场优先权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的形式来对抗这一趋势,而且让各个省市在发展中采用相互补足的方式。选择给予国外市场优先权这一选项,从体制上受到国家东部地区的欢迎,而且提出的补救政策对减缓占统治地位的效用过于畏手畏脚。在毛泽东时期和后毛泽东时期的发展概念中,我们必须再一次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关系问题。
这里提到的不平衡问题的分析只涉及到大量的城市和农村下层社会和阶级,以及围绕他们的社会阶层。没有提到关于统治阶级的特权,如果他们不把这些特权用于宏观经济的条款上,所有的这些特权就较少地拥有重要和明确的政治效果。
5.
在过去的20年里,“市场”一直是一个包罗万象术语。另外一个术语就是“开放”。关于开放的问题——那就是,一些国家或其他国家(就像中国碰巧遇到一样)参与国际劳动力的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其他所有方面(借助于国外资本、技术进口、全球经济管理机构的成员身份),而且不能采用具有极度争论性的术语——开放或关闭!——这是成功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拥护者们试图阻止的辩论。一个使任何关于真正选择的严肃讨论都变得不可能的可靠方法是置身于一种固定化的程式之中。
这个问题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一个可以从数量上衡量的“开放程度”的问题,例如,根据对外贸易的数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从这个观点来看,直到1980年为止,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参与是数量微小的。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一个强制性的封锁——很大程度地解释了这一点,但是一个内部决策在一开始也并不是没有一些意识在内的。当国家完全地集中于巨大的政治和社会(积极的)改革、指出革命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我们面临着在本质上一直保持由帝国主义统治的、而且因此是敌对的全球体制的关系,理解了额外困难的程度,于是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实力地退出。
不过,有必要懂得怎样处理这些关系以及怎样能够从中获益。要加速发展,要在一定程度上“赶上”,就有必要借鉴更多的先进技术(我们不打算重新发明车轮),而且我们必须通过出口得到回报。我们眼下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提供的是受益于劳动力密集这一“相对优势”的产品。但是有必要懂得,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易中,我们正在被剥削,而且我们还接受了这一现状——暂时的——由于缺乏其他的选择。因此,最初是计划将进口需求最小化并获得可能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然后从中减少出口的种类和数量。必要出口的最小化——而且不是可能的最大限度——并不是不重要的。还有,比起1980年的数量来说,它无疑已经变得非常突出。在早期,改革提出与这一挑战相适应的计划,而且出于这个目的,给予能够作出最快回应的潜在的出口工业以一定的优先权并不是荒谬的。
当这一选择的成功引起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战略的先后安排次序发生逆转时,危险就产生了。这一战略提出,对外贸易的数量目标要服从计划的需要,内部要加强社会团结、因此提高自身在外的最大自主能力。自由主义教条所提议的恰恰相反,它提出,通过使国家“受益”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一相对优势,把优先权用于扩大这方面活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劳动力的分工。第一个选项是以“断掉关系”为特征的,它意味着拒绝服从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所支配的非自给自足的逻辑;第二个选项是出于全球体制整合的需求,在现实中总是处于被动的一种修整(尽管这是以“积极介入”为特征的)。
所有普通的经济学家总是推崇第二种解决方法,而且他们将会继续这么做。他们的争论也总是一样的,而且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什么区别。这些争论中没有一条有任何的科学基础,因为它们都起源于一个错误推理的假设(即未受管理的市场所决定的价格产生最理想的增长)。因此,这一“理论”除了在结论中发现它的假定前提是一个逻辑谬误外、什么都不是。真正存在的资本主义历史中,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对这一假象体制的“理论”结果作出肯定: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种以讨论中的调整和相对优势为基础的“赶上”政策的成功。相反,这是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中心和外围之间过度剥削的从属间的一种两极分化。
更进一步走向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由“自由主义化”的拥护者根据资金流动自由和放弃汇率管理所提出的。这里,我并没有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中看到比历史教条中更多的不同自由主义标准类型。这一类讲话的记录时间是1997年东南亚和韩国的危机期间。这一危机并没有迫使中国自由主义者来精确地表达他们的基本选项,因为他们继续支持将优先权给予“出口导向”工业。国外财政资本实施其战略的责任即从这次危机获得巨大利益被完全抹去了。这一责任完全没有再提的必要了。
且不论他们所有内在的弱点,新的自由主义提议起源于两个论点。
第一个是“韩国实例”,而第二个是台湾实例。这里真正提到的是中国人熟悉的两个国家,而且第二个接近它们的心脏,与他们共同处在严肃的“追赶”道路上,看上去也很不错,而且选择了“开放”战略,已经很有能力爬上国际劳动力分工的地位。这些“成功”的特殊理由、以及韩国经济的弱点(包括地缘政治学原因)都不能在本文中讨论,现在服从于全力执行美国正在试图强加的一个重新买办战略。
就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身份这一问题为例,中国政府已经同意了。申请的章程要让这一机构的创始条约对国际贸易施加影响,这会给中国的农业带来灾难、会迫使中国在食品生产上断绝自主关系、这已经要以这么多努力为代价、会以“过高的成本”为借口分解它的基础工业、还会使国家断送在技术领域肯定自己的任何机会。人们很可能认为他们能够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逃避这些章程。有关这个想法,我没有听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其他的,在西雅图之后,世界贸易组织本身也处于危机中。为什么匆忙地加入一个没有活力的机构?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它留在这个机构外就不会有相当广泛的协商余地了吗?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几乎没有被讨论过——至少公开地讨论。加入世贸组织的不幸对手已经把他们自己限制在防卫先前存在的贸易体制中了,这已经被证明会在改革的形势下提供更多腐败机会。
在同类情况下开展着关于外汇管理的政策选择的讨论。对过去做法的拥护者除了提出保持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的固定汇率外,不会提议其他任何东西,从而减轻自由主义者的活动难度,他们能够对盯住一种或几种主要货币来确定汇率的做法的优缺点作出常规的论述,出于完全的“灵活性”(用好的理由作判定,例如不切实际……至少我们能这么说),并在没有明确观点的情况下最终提出一个经验主义的论点。
有一点是肯定的:自由地向市场开放这一选择使中国社会和国家变得易受攻击,减弱了它们的能力来面对真正挑战,就像美国和它年轻的三角(欧洲和日本)伙伴的霸权主义战略所表现的,它们公然的目标是尽一切办法防止——战争和国家的分解,包括中国变为一个强国和真正的竞争者。围绕西藏的有计划的声援运动以及对台独支持者重新恢复援助是同一钱币的另一面。
6.
尽管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进程是良好的,但还是远远没有完成,因为在一个没有限制的(不是次要的或口头的)资本主义的选项和被理解为向共产主义长期转变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社会主义”的选项之间,它仍然没有作出选择。
最近创办金融机构来管理因市场关系扩张而释放的现金流动,还有财政体制的改革以来,用公司利润税来取代预算分配,一旦市场准则被承认,这些都是必要的。到现在为止,国家实施财政和金融政策的结果无论如何还不坏。中国已经避免了东部国家因严重赤字而实行的震荡疗法、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大规模外债等灾难。
关于国有工业部门的将来,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即使是原则方面的。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完整的。一旦这方面改革得到稳定,意在恢复重工业的带动作用、消除瓶颈、促进技术革新的改革任务——简而言之,回应效率需求这一任务——还得往前进行。
总得来说,对这些问题没有理论的答复。新自由主义演讲中提到的对公共财产的普遍谴责是一个没有科学基础的纯粹宣传;它依赖于这一观点——一个错误的推理假设——即私有化的东西生来就是更“有效的”。
当从很远的距离看国有部门时,才能看到它遭遇着“普遍的麻烦”。就正规财务而言,整体上还没有陷入赤字。一些领域的赤字或其他领域的盈余形成的真正原因是当前的成本结构,以及一些使财务比较变得困难的其他因素(例如,就业安全或有利的贷款利率)。即使不是所有的情况,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业设备都来自于淘汰的技术,它没有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接近这些工厂或对它们进行彻底的革新。扰乱效率和竞争力、将第一原则减退到第二,都没有普遍的科学价值。因此很有必要具体地、一件接着一件地检查这个领域提出的问题。而且按照与国家从事的长期转变阶段的要求相一致的解决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不会冒昧地认为我处在一个说得过多的位置上。无论如何,中国人是对的,在这方面,不要太匆忙。
还很少展开关于私有领域的将来的辩论,如对它们要开放多少、通过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其扩展的调控的性质、还有可能的谨慎的计划形式、给予它对外开放权力的程度。
作为一个好的实践者,有关权力部门在中国只允许向私有企业的率先者开放一席之地——这在国家当前的发展阶段显得敏感。这种开放所包含的是各种东西的混合,包括不少来自国外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意义上的东西,在更长的时间里传递着或多或少的严重危险。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地方主动性,说地轻一点,其中与当地名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晰的;中国人的资本对外(包括台湾)也具有主动性,这些人的政治权力至今还受到限制;还有国外资本的主动性不同程度地被“合资企业”的规则控制着。但是还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哲学仔细考虑过政府、中国民族、劳动阶级和这些私有利益在更长时间里的关系。这个方面的辩论必须避免日常实用主义的牵制。关于国家政治权力组织的问题、劳动阶级组织的自主问题、建立反强权的问题都不能脱离有关经济生活机构的问题。
7.
我们从改革得出的平衡表是暂时的;工作的方向——还没有完成——毕竟仍然是开放的。
一些改革是不可缺少的。中央计划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全部形式,只是长期转变最初阶段的形式。这是一个非常积极、不能忽视的阶段,但是一旦我们从中取得了期望的结果,它就必须被取代。毛泽东主义的拥护者不明白这一点(文化大革命本身,在其他领域使用计划的中央管理模式并没有用),而且就这样为“改革者”留下了一块开阔的战场,他们中最好的情况是困惑的,最糟的要恢复资本主义。
在这里,我采用了与改革中的那些体制诽谤者有所不同的态度,他们表现得好象体制就要完成——正是资本主义的恢复。同时,我的态度与那些左派的体制诽谤者也不同,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改革早已建立了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是权力机构官员的口号。
这时候进行的改革的“积极”方面就没有必要提起了:包括不同尺度的加速增长。此外,直到现在还有效地控制着这一增长(我强调了这一时间限度)以至于限制了消极的方面(国家内部的不平衡以及国际水平上处于的弱势)。
这些结果是通过注重实效的每天选择,即一旦出现问题就立即纠正而获得的。然而,也有一些年里“热过”,表现为加速市场部门的扩展,随后是短暂的“冷却”(通过提高利率和基本投入目标——其中之一,能源的价格而获得)。这样的注重实效不能取代计划以及严肃的计划改革。此外,它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秘密 “谈判”来寻找产生个人收入的情况,总是与这种情况相联系的——在中国或其他地方——是官员的腐败。
通过这种没有原则的实用主义方式,这一体制将日渐向一个纯粹、简单的资本主义演变的危险不是纯理论的。它早已呈现出了主要的危险。没有可信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他们早已被剥夺了所有社会进步所需的进行斗争的方法,所以向这个方向的移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国内的自由现状以及来自外部的压力积极地致力推动向这个方向发展。“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在所有真正的方面是空洞的,而且这一体制将会简单地成为资本主义的体制,即使保留了财产的公共所有(而且我怀疑它会存在于这些情况下)。
即使中央计划阶段的逻辑实际上是以一系列的曲解(低利率、汇率低估、低名义工资、能源、原材料和基本食品的价格补贴)为基础的,采用相反的市场原则(积极、真实利率、灵活汇率和信贷市场、劳动市场和工作无保障的整合、市场调控的普遍弱化和新区域里的土地商品化)不能纠正先前阶段所必须的扭曲,取而代之的是,它在新的阶段创造了新的——并且消极的——扭曲。这些市场规则本身不会产生像自由主义者假装的理论所说那样的“适宜的条件”。他们带来了一种损耗,而且这种损耗在中国的情况下是罪恶的,会毁灭所有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这两方面不可分离)的希望。如果需要以沉没在大规模衰退(说得好一点是停滞)中现代经济小岛为代价的“竞争力”,它不等同于效率。相反,它在整体上是与对体制效率的需求相对立的。
现在,这些损耗的领域早就可以看到。就像韩丁所指出的,农业生产的部分加速增长已经造成了长期的损害,它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土地资本,可总是受到短期理性观点的支配——这是不允许的。
中国已经达到了社会和人类发展的高水平指标(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标准)。而且它建立的社会服务“私有化”——或者甚至是“市场合理化”——就像健康或教育,是他们退化的保证。国家的团结需要一个优质的公共学校体系,公民的创造者。革新的能力不是市场“竞争”自发的产物;相反,竞争以一种挥霍和畸形的方式毁灭了这种能力。革新的能力是教育和社会支持的产物;美国自己就很大程度地依赖于与市场标准无关的军事开支。
我是一个认为所有人性的选择是“社会主义或原始”的人,资本主义不能提供人类满意的前景,正在耗尽它进步的历史作用。而且潜在的生产力水平允许一个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我不会就我们离开这一层次的差距试图作出一个预测,因为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并且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一个水晶球。但是在我们星球上的任何国家不管是中国、布基纳法索或美国都没有那一种人道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战略,能够在一个全球社会主义的社会工程这一长期前景以外考虑和发现任何一种新的东西。这种全球社会主义,根据社会主义者的理解,是一个人类已经变得(相对)主宰了他们的命运的、从资本主义固有的市场疏远中解放出来的,是能够革新并发明适当的形式来管理社会的各个层次、将它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尺度一体化的社会。这个创造性的乌托邦的想像方面能够用来代替资本雇用的一些规则——也就是剥削等等。不然的话,资本主义的积累将越来越多地维护它破坏性的内容、破坏想的本质、以及使任何国家的“追赶”计划变得不可能的两极分化。
我采用这个观点来断定,在假设的长期转换的一个积极阶段,能够建成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工程。
历史资产阶级的“国家”工程总是以一些允许控制劳动力市场、自然资源的国内市场、资金流动和技术获取的重大原则为基础。以成为全球体制中心的国家间的历史资本主义关系为基础,就可能控制这些因素,这样的控制不能以同样的形式在周边再生。历史是不允许模仿的。它强迫我们把相对“赶上”所必须的措施与开始发展一个取代它的逻辑结合起来。就像毛在他的时期所说的,不要“仅仅是更快地做同一件事”,而是“做其他方面的事”。
在21世纪的开始阶段,有关中国舞台所需的强有力的市场调控的表述,中央计划在这里发现了它的一席之地。这一计划取代了所有常规的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宏观政策的种类目录。它能够把简单的竞争同社会和国家的功效区分开来。它能够实施一些措施,这些措施不排除社会收入的重新分配、在地区和部门内财政工具的重新分配、以及真正地控制国外关系。如果这是人们的希望的话,让人们把它称作他们想要的“市场社会主义”。那不是问题。
真正的本质问题是这个中央计划是否在真正经历劳动阶级的热情时才有效。因此,它涉及到一个真正的民主化、对组成这些阶级(工人联盟、农村合作)的不同部门的机构自主原则的认可、对他们利益的某一部分存在分歧的认知、以及准许合作伙伴间集体谈判所需要的政治手段。所有的这些远远超过了主导性的西方意识形态(由于市场独裁使多党的政治体制无效)所提出的“低强度民主”、或者对沉浸于所谓的国民社会框架中的自由的欠考虑的称赞,而是由后现代主义者开始推动并由第三世界国家的民粹党和中国拿了过来。不幸地是,这些基本问题在我所熟悉的中国人的辩论中被很大程度地排除着,但是它们已经被提出来了——我知道——被毛泽东主义最好的继承人们提出。